⑴ 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嗎為什麼
每當人們在談到湖湘文化時，總是會聯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屬於楚文化系統，或者僅僅只是楚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實這是一種由似是而非的觀點所產生的誤解。要搞清發生這種誤解的原因，首先必須了解「荊楚」一名及「荊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荊楚僅僅只是一個地域概念。「楚」當然指的是位於湖北的楚國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荊」指荊山(關於商周時期的荊山究竟在什麼地方，有多種說法，分別位於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認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發源地之荊山)，即楚族部落首領熊繹受封於西周之後所最早開辟的聚居地。這里的「荊」「楚」合一，便成為與楚民族或楚國密切相關的「荊楚」，此為狹義的荊楚地域概念。「荊」又指「荊州」，《尚書·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爾雅·釋地》稱：「漢南曰荊州。」《周禮·職方》載：「正南曰荊州。」這里的「荊」也指荊山;「衡」指衡山，《漢書·地理志》認為即指位於今湖南的衡山。荊州指的是從湖北荊山至湖南衡山這塊廣闊的地域。故漢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荊州時，就一度將荊州的治所設在位於荊山與衡山之間的漢壽縣(今湖南常德市東北)。正如在本章第二節介紹湖湘行政歷史地理變遷情況時所指出的，在遠古至先秦時期，湖湘地區還被視之為蠻荒之地，居住著各種「蠻」族，既沒有形成方國，也沒有建置具體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沒有對這一地域進行命名。由於在「荊州」地域內，荊山附近的楚人(楚國)是當時文明程度發展最高的民族並建立了方國，他們的勢力又一度進入湖湘，故往往又將廣大的荊州地域稱之為「荊楚」，此即廣義的荊楚地域概念。產生於廣義荊楚地域上的文化，當然被稱之為「荊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於在先秦時期湖湘地區從屬於廣義之「荊楚」地域這一歷史事實，然後又將廣義之「荊楚」混淆於狹義之「荊楚」，進而等同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國」或者是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國)文化」即是「荊楚文化」，當然也就是、或者代表著先秦時期「湖湘文化」的錯誤結論。
實際上，商周乃至先秦時期，在荊楚這一廣袤遼闊的地域中，生活著許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族源和社會發展歷史的方國，她們都有著自己的歷史文明和文化特質;所謂「荊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這一廣袤地域范圍內的所有民族文化的總構成，怎麼能以點掩面地將在短短的數百年時間內由一個弱小的部族和方國發展起來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對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進行完全的掩蓋!這種錯誤觀點或模糊印象，無疑妨礙著我們正確地認識湖湘文化並進而明確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歷史地位。
支持這種錯誤觀點的另一主要史實是：在先秦時期，湖湘部分地區曾經一度被納入楚國的版圖，以及曾經有一些楚人進入並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區。關於楚人進入湖湘地區以及楚國統治湖湘部分地區的情況，在前面已經談到。這里看看楚國究竟對湖湘部分地域進行了多長時間的有效統治。
如前所述，戰國時期，楚國的軍事勢力一度「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而進入湖湘地區，並在納入其版圖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縣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國的黔中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史籍中關於楚國建置黔中郡的時間記載不詳，但似應與吳起相楚後對湖湘地區的征伐有關，即應該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後。然而，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國就「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將白起攻取楚國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紀南城)，並向東攻至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帶;楚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後來，在秦軍進一步的逼壓下，楚國又先後遷都於鉅陽(一說位於今安徽阜陽北，一說距陳不遠)和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長江下游地區，從此再沒有能夠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為了緩解面臨亡國危機卻仍然在醉生夢死的楚國王侯貴族們的思鄉之情，楚國將歷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為「郢」。至此，楚國其實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滅亡只是遲早之事了。秦則在所攻佔的原楚國疆域內設置南郡，以楚國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於沅湘流域之楚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國之淪亡、「哀故都之日遠」、「生民之多艱」(《哀郢》)而約於此年投汨羅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見，至此時，楚國與湖湘大地之間已經被秦國基本上隔離，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了。隨後相隔只有一年的時間，正如在前文中已經談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國又命蜀守張若由蜀(今四川)出發征伐楚國，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國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國的黔中郡基礎上改置的，包括有現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川東、鄂西、黔東和廣西、廣東的部分地區，中心地區位於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縣。根據這些史實，楚國對湖湘部分地區的有效統治僅僅只有百餘年時間。
楚國曾經將湖湘部分地區納入其版圖，只能表明楚國的軍事或文化曾經影響到這些地方，但要據此認定湖湘之地已經完全被楚文化所覆蓋，則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須知，受到影響與被同化，是完全兩個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華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是來自於西方。但是，中國人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誰能夠說中華文明就已經被西化了呢?台灣被日本侵佔五十餘年，在日佔期間，日本人有意識地在台灣進行了強迫日化，不論是在日佔期間還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歸祖國，台灣同胞的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都是炎黃子孫，台灣地域文化始終都保持了純正的中華文明的傳統特質，能夠說因為台灣一度被日本所侵佔，就成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說者，其實是對基本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無知，是對文化理論、性質及特徵的無知。更何況，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身還只是一個正在發育成長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國看來，他們也只是南方的蠻族之一，其本身還不斷接受著中原各地區、各民族、各諸侯國文化的影響，他們是否有能力並且自覺地對被其佔領的周邊部族或民族進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懷疑的。
遠在殷商時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經有了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有了早就遷徙進來的部族群或民族，有著自身的社會文明和物質文明，這些都可以從考古發掘的大量殷商時期的青銅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來，而此時楚人還尚未來到湖北的荊山、更不要說進入湖湘。春秋時期，生活在湖湘地區的土著住民，雖然不斷受到楚國軍事力量的打擊和楚文化的影響，但仍然以獨特燦爛的本土文化卓立於世。戰國中期，湖湘地區雖曾一度被並入楚國的版圖百餘年，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百餘年畢竟為時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這一短暫的時間內就被僅僅占據著一些中心城鎮及交通線的楚民族所同化，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移風易俗需要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不要說全國，僅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數民族，自漢唐以降被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內和中央集權專制的統治下，並經歷了宋代的「開梅山」、清代的「改土歸流」等多次同化，至今還保持著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證。
正由於在楚人和楚文化的進入和影響下，湖湘地域文化還保持著自身的特質，當戰國時期的楚國屈原(前339?～前278?)從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體在沅湘流域，而這還是所謂受楚文化影響時間最長最深的地域)之後，他所面對的乃至在其筆下流淌出來的湖湘地域文化，才會展現出如此奇異瑰麗的景色，並使他產生出如此多的創作靈感。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種以前從未接觸過的幾乎全新的異質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保留著更為原始、更脫離「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靈魂、拷問靈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這種異質文化氛圍下的屈原才會獲得一種全新的感受，從而導致其精神的超越和靈魂的升華。完全可以說，沒有奇異瑰麗、獨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沒有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歷史上的屈原;而這也恰恰證明了，遠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文化的異質文化，即作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們應該正本清源，還湖湘文化以本來面目，確立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