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湖湘文化怎麼樣

㈠ 杜甫江閣的湖湘文化

一、杜甫文化給湖湘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個先唐，我國廣大南方地區經濟文化一直處於非常落後的狀態。秦漢時期南方地區剛剛納入中原版圖，地域文學還談不上大的發展。漢末唐初長達四百餘年的動亂又大大減緩了這一地區地域文學的發展進程。湖南在當時的落後程度更是令人吃驚，張偉然《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據《隋書.地理志》所載戶口統計，大業五載（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萬。貞觀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萬。即使發展到百餘年後的天寶元年（742），戶口也近九十五萬。近二十一萬平方公里省境內僅有三十至九十餘萬人，足以顯示開發程度之低，經濟文化水平只落後。《唐會要》卷六二、卷八六載，荊、益、黔中、閩中、嶺南州縣都屬於奴隸買賣區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余。說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歲貢京師供人取悅。洪、潭等州僧寺內也多奴婢。這些事例側面反映出唐時期湘中地區的風俗愚頑、未被教化可見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統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期，南方地區經濟文化才獲得較大的發展，南方文學才開始自具面目，並與北方文學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徑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員來往。唐朝通過命官、銓選、貶謫、科舉、置幕等手段來加強對南方的統治，保持與南方的密切聯系。同時，北方文人們的南來北訪也是北方文化南輸，南方廣大落後地區受容先進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學的動態歷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而且帶來了北方文壇風氣。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題壁，唱和，寄曾，這一系列活動給湖南地域文學帶來的生氣。湘文化也正是在這個社會大背景下繼承楚文化而逐步開始發展起來的。
在這樣一個歷史大前提下，杜甫，作為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給後世的詩篇和遺跡，無疑對湖南地域文學與北方文學的交融，甚至對其地域文學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歷三年（768）杜甫游嶽麓山道林寺有《嶽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方丈涉海費時節，懸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與宋之問的《晚泊湘江》及後來作幕潭府的沈傳師，斐懷古詩並稱「四絕」，中唐以來人們十分珍視，作四絕亭一貯之，以詩板高懸寺內，四絕詩、亭成為潭州一勝跡，韋蟾詩稱：「沈裴筆力斗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可見後人之無限仰慕。四絕亭周圍的景緻極美，文人詩興因此更高，齊己《懷道林寺道友》雲：「四絕唐千萬木秋，碧參差影壓湘流。閑思宋杜題詩板，翌日憑欄道業休.」像這樣寫成的詩頗多，以至後來成集，《新唐書.義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湖湘文化中憑弔文學的發展
杜甫仙逝湘江後有杜甫墓，杜工部詩才蓋代，名懸日月，受後人景仰，並有不少憑吊詩為後人傳頌：
扁舟下荊楚間，競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題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
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
——宋政和五年 鳳檯子 王得臣 彥輔《麈史》
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過杜工部墳》
歷代文人墨士對杜甫的憑吊不枚勝舉，這些文學創作無疑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湘文化的發展。
三、杜甫的「史詩」給湖南的歷史學考察留下了一筆財富
杜甫的詩向有「詩史」之稱，他在湖南的創作也毫不例外的發揮了這一功能。
譬如杜甫寫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後，離開長沙，逆水來衡州投奔韋之晉，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韋之晉已調任潭州刺史，兩人恰於途中錯過。杜甫再匆匆趕回長沙，韋之晉卻不幸在日前暴卒，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暫棲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時暫住在江邊的閣樓之上。生活沒著落，他只能靠奉賦贈詩取得一點接濟度日，這種「飢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艱難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悶。但就在這樣的困境中，杜甫也沒有僅僅悲傷自己的身世際遇，而是更心憂天下，情系蒼生。他寫人民的疾苦，「萬姓瘡痍台，群凶嗜欲肥」；寫吐蕃侵於外，藩鎮驕與內，「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寫戰爭的殘酷，「喪亂死多門，鳴呼淚如霰」；寫與死於戰亂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棲身洗濯，「入舟雖苦熱，垢膩可灌溉。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這些詩，真切地描述了那個動亂時代的社會狀貌，為長沙留下了一頁長沙詩史。杜甫在湖南留連了一年多，留下詩作近百首。這些詩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後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時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涼漂泊生活的寫照，表現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關心天下安危與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詩篇生動地描述了當時長沙地區的風物人情，使人讀來倍感親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憂國愛民情懷與杜甫文化不謀而合，相得益彰
都說湖南人最明顯的特質是霸蠻，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蠻的特質分開三層來理解，這也使得到千古以來無數歷史事實明證的。這三個層次分別是：
作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變文化特質的原始層，就是它的帶有原始野性的「蠻」。這種「蠻」的特質的內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蘭」的自然環境；包括「被薛荔帶女羅」的服飾；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風民俗，包括「蓽路藍縷」（《楚世家》）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
「蠻」的文化物質的第二個層面是強烈的鄉土意識和懷鄉戀鄉情結。但是，這種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內的楚人身上表現特別強烈，特別突出。《離騷》說：「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項羽和劉邦都是楚人，他們在勝利之後，都想要回歸故鄉。這些，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鄉土意識，難解的懷鄉、戀鄉情結。
「蠻」文化特質的第三個層面便是愛國主義精神。國家、鄉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愛家、愛鄉與愛國不是一回事，它們有范圍、層次的區別。只有愛國主義才是一種最崇高最廣大的愛，屬於最高層次。我們同樣可以說，愛國主義在楚人身上表現最為強烈，最為執著。蠻，也就是執著。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諺中，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變，這種執著。屈原更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在他的不朽之作《離騷》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開第一層面意思姑且不論，杜甫所有湖湘傳世詩篇中絕大部分體現出了我們湖湘人的那種強烈的懷鄉戀鄉情結以及憂民愛國的情懷，姑且不說這是兩種文化融合的結果，至少也未二者的進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湖湘人的憂國愛民更多地體現為入世，敢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採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憫人了。
五、杜甫江閣文物展示館
杜甫江閣一樓，展示了豐富的歷代文物，包括歷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畫，歷代瓷器，青銅器等，為湖南文化的尋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明。
杜甫江閣珍藏的《御批資治通鑒》《史記》等各類文化古籍一千餘卷，清代湖南著名書法家黃自元、何紹基、何維朴、姚鼐、廖樹蘅等人真跡百餘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閣珍藏的北宋定窯精品葵口碗，磁州窯虎紋枕，磁州窯黑釉剔花梅瓶，龍泉窯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類官窯，成為湖南文物古玩類的領頭羊。
另外，杜甫江閣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觀音，也是極為罕見的文物。
經過中國藝術家協會考察，中國藝術家協會收藏委員會正式落戶長沙杜甫江閣，現已正式進入籌建階段。
註：參考資料---華夏收藏網關於中國古玩城排名中，長沙杜甫江閣排名前十位。

㈡ 汨羅在湖南什麼位置

汨羅屬於湖南省岳陽市。

㈢ 水育人傑 靈動瀟湘——淺談湖湘水文化

劉璐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類生命之源、水文化與城市交通關系很大，人類文明起源於水，人與水緊密相連、相輔相成，人順應了水勢，獲得生命的基本條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靈了人性，承載了人的思想、藝術和精神，構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瀟湘是湘江與瀟水的並稱。多借指今湖南地區。我們將隸屬於長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資、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來的文化稱瀟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瀟湘文化是自春秋時期長江中游最早發展的楚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唐朝詩人杜甫《去蜀》詩雲：「五載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游？」宋朝詩人陸游用「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的詩句來稱贊瀟湘地區人傑地靈、如詩如畫的美景。

瀟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為岳陽、武昌、長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謂水文化，即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的關於如何認識水、治理水、利用水、愛護水、欣賞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在歷史的長河中，瀟湘文化結合當地不同的經濟人文、風俗民情形成不同類型的水文化。瀟湘地區是一片文化藝術的熱土，自古以來文風鼎盛，人文薈萃。有古代戰國時期汨羅河投江殉國的士大夫屈原，更有當代揮斥方遒的建國領袖毛澤東；有「唯楚有才，於斯為盛」、湘江畔嶽麓山下千古文化流傳的嶽麓書院，更有讓范公感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中國四大名樓之一岳陽樓……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觀篇

（一）瀟湘八景

瀟湘八景之說，起於唐宋之際。其最早的記載，見於北宋沈括《夢溪筆談》。所謂「八景」，即「瀟湘夜雨、平沙落雁、煙寺晚鍾、山市晴嵐、江天暮雪、遠浦歸帆、洞庭秋月、漁村夕照」，分布於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長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緻。

在歷代文學家、書畫家的藝術浸染中，在漫漫歷史長河的積淀中，瀟湘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區域，而更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無數的瀟湘畫卷均可謂「畫中有詩」，而浩繁的瀟湘詩作也同樣「詩中有畫」。先人的詩句觸發了後人的丹青靈感，古人的畫作熏陶著今人的詩情文心。對於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藝術家來說，「瀟湘八景」已成為他們表達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託。而詩畫合一、物我交融的「瀟湘八景」也不再是具體的八道風景，更是一種內涵豐富的藝術符號，一個能夠喚起人們無盡審美感動的觸媒，一個可以引發人們無數玄思妙想的契機。

八種景緻就如同歲月沖刷之下淘瀝出來的八粒金砂，凝聚著古往今來無數藝術家的心血與靈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東京大學教授芳賀徹將中國古人對八景的選定過程稱為「風景的洗練」過程，指出「『瀟湘八景』作為畫題具有詩的觀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夠跨越時代和文化的變動而生存下來」。

如今有些部門為了發展旅遊業，將八景指定為回雁峰、清涼寺、昭山等景點，以吸引人們「到此一游」。這無疑違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長了經濟對藝術的沖擊。實際上，正因為「瀟湘八景」的八個命題本身缺少確指性和限定性，才為藝術家的自由想像准備了廣闊的空間，也為他們的多種詮釋提供了充足的餘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

洞庭湖地區吸納沅、湘、資、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條於其上，自古以來即為肥沃的低窪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陽風土記》中引《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為九江之門。」《戰國策》雲：「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讀史方輿紀要》說其「橫亘七八百里」，程恩澤《國策地名考》（引《巴陵舊志》）說其「橫亘七百餘里」，諸說皆志其大。時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說。

洞庭湖吞吐壯盛之貌與橫無津涯之勢，亦波撼著歷代文章題詠。該地區遠古湖湘先民擁有卓絕智慧並創造了燦爛的水文化。對於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莊子，這片地區簡直就是啟發其哲學智慧的源頭：「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洞庭湖地區許許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鳥獸等物產，成為人們體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載體。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啟動了國內南北文化交流擴散。而洞庭湖畔，最為著名的便是岳陽樓了。位於湖南省岳陽市的岳陽樓，前瞰洞庭，背枕金鶚，遙對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萬里長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譽，與江西南昌的滕王閣、湖北武漢的黃鶴樓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北宋范仲淹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更使岳陽樓著稱於世。除了范公登岳陽樓游覽洞庭湖抒「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懷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將洞庭湖波瀾壯闊描繪得淋漓盡致（《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杜甫「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感嘆「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劉長卿亦是愁，「樓前歸客怨秋夢，湖上美人疑夜歌。」「終期一艇載樵去，來往片帆愁白波。」（《岳陽樓》）；李白則「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從而「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詩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態（《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澤東——橘子洲頭詠嘆調

生在芙蓉國湘江流域的毛澤東，他的童年到青年時代是喝湘江水度過的，綠水青山培養了他的藝術天性、悟性和靈性，春看細雨，夏品濤洪，秋展滿江，冬賞冰雪。水，成了毛澤東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澤東詩詞中描述的水很廣泛，從江河海水寫到霧雪冰凌。詠江有「萬里長江橫渡」、「漫江碧透」、「龜蛇鎖大江」；詠河有「大河上下，頓失滔滔」；詠海有「飲茶粵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顛連直接東溟」；詠湖有「洞庭波涌連天雪」；詠雨有「紅雨隨心翻作浪」；詠雪有「萬里霜天紅爛漫」；詠雪有「長空雁叫霜晨月」；詠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懸崖百丈冰」，等等。他是當之無愧的寫水的傑出人物、詠水詩詞的巨匠。

位於湘江長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個四面環水的大型自然內河沙洲，宛如綵帶，風貌獨特。此地四季風光各異，春來，明光瀲灧，沙鷗點點，芳草萋萋；夏日，濃蔭蔽日，楊柳依依，河風習習；秋至，清香一片，紅橘滿枝，層林盡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風戲雪，別有韻致。1925年的寒秋時節，毛澤東從廣東回到湖南，重遊橘子洲，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沁園春·長沙》，橘子洲更是聲名大噪。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澤東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豪情曾經給我們這一代人以極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時代，就讀於湖南第一師范時，常會同學友到洲頭搏浪擊水，議論國事。他揮就膾炙人口的詩篇，在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抒發了濟世救民的豪情壯志。

作為一個浪漫主義者，毛澤東不但愛國愛家鄉愛人民，同時他的宏大氣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1961年他曾經寫道：「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朝雲薜荔村。」「西南雲氣來衡岳，日夜江聲下洞庭」，並感嘆這種境界為妙哉，妙哉！體現了他對瀟湘大地的垂愛。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詩中寫道：「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澤東的筆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傾醉，不由在橘子洲頭詠嘆自己的曠世情懷。

（二）沈從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現代作家中，特別擅長於書寫江水美景的最傑出的代表便是沈從文先生。沈從文是從湘西大山裡走出的作家，離開家鄉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條清澈見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樣明凈清純輕靈活潑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樣心地善良淳樸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擁有那樣美麗的風光：清瑩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亂的碎石；微風吹過竹林，發出沙沙的輕響；乳白色的霧靄靦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飄浮……景緻柔美而寧靜，遠離都市的喧囂與浮華，有一種出塵而卓然的清麗，似林泉深處悠然飄出的牧歌。《邊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卻不是如水樣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純凈。

沈從文善於寫「水」，善於表現「水」，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隨處可見，他筆下的水是有靈性的，「水」作為其文學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滲透著作者孤獨情結的生命體驗，並從中可探尋瀟湘文化在湘西這片土地上對沈從文影響的傳承性，有著超現實的價值意義和審美取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湘西水域獨到的「水文化」給他的創作帶來了不可小視的影響。

正因為如此多的文人騷客有這樣的理想情懷，心胸氣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筆墨渲染，其就有了審美的意味、有了思想與靈魂，自然之水便成為了審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結語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區作為水鄉澤國、魚米之鄉，河湖密布，水域發達，千百年來人們與水建立起了不同尋常的關系，人文地理也因水發源，社會經濟因水而興。湖湘水文化作為我國區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瀟湘人民長期與水共生共榮中的一部歷史畫卷，是勞動與智慧的結晶，同時也是開拓創新、勇於拼搏治水精神的體現，也是瀟湘作為文化之邦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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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嗎為什麼

每當人們在談到湖湘文化時，總是會聯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屬於楚文化系統，或者僅僅只是楚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其實這是一種由似是而非的觀點所產生的誤解。要搞清發生這種誤解的原因，首先必須了解「荊楚」一名及「荊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荊楚僅僅只是一個地域概念。「楚」當然指的是位於湖北的楚國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荊」指荊山(關於商周時期的荊山究竟在什麼地方，有多種說法，分別位於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認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發源地之荊山)，即楚族部落首領熊繹受封於西周之後所最早開辟的聚居地。這里的「荊」「楚」合一，便成為與楚民族或楚國密切相關的「荊楚」，此為狹義的荊楚地域概念。「荊」又指「荊州」，《尚書·禹貢》載：「荊及衡陽惟荊州。」《爾雅·釋地》稱：「漢南曰荊州。」《周禮·職方》載：「正南曰荊州。」這里的「荊」也指荊山;「衡」指衡山，《漢書·地理志》認為即指位於今湖南的衡山。荊州指的是從湖北荊山至湖南衡山這塊廣闊的地域。故漢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荊州時，就一度將荊州的治所設在位於荊山與衡山之間的漢壽縣(今湖南常德市東北)。正如在本章第二節介紹湖湘行政歷史地理變遷情況時所指出的，在遠古至先秦時期，湖湘地區還被視之為蠻荒之地，居住著各種「蠻」族，既沒有形成方國，也沒有建置具體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沒有對這一地域進行命名。由於在「荊州」地域內，荊山附近的楚人(楚國)是當時文明程度發展最高的民族並建立了方國，他們的勢力又一度進入湖湘，故往往又將廣大的荊州地域稱之為「荊楚」，此即廣義的荊楚地域概念。產生於廣義荊楚地域上的文化，當然被稱之為「荊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於在先秦時期湖湘地區從屬於廣義之「荊楚」地域這一歷史事實，然後又將廣義之「荊楚」混淆於狹義之「荊楚」，進而等同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國」或者是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國)文化」即是「荊楚文化」，當然也就是、或者代表著先秦時期「湖湘文化」的錯誤結論。

實際上，商周乃至先秦時期，在荊楚這一廣袤遼闊的地域中，生活著許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族源和社會發展歷史的方國，她們都有著自己的歷史文明和文化特質;所謂「荊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這一廣袤地域范圍內的所有民族文化的總構成，怎麼能以點掩面地將在短短的數百年時間內由一個弱小的部族和方國發展起來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對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進行完全的掩蓋!這種錯誤觀點或模糊印象，無疑妨礙著我們正確地認識湖湘文化並進而明確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歷史地位。

支持這種錯誤觀點的另一主要史實是：在先秦時期，湖湘部分地區曾經一度被納入楚國的版圖，以及曾經有一些楚人進入並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區。關於楚人進入湖湘地區以及楚國統治湖湘部分地區的情況，在前面已經談到。這里看看楚國究竟對湖湘部分地域進行了多長時間的有效統治。

如前所述，戰國時期，楚國的軍事勢力一度「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而進入湖湘地區，並在納入其版圖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縣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國的黔中郡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史籍中關於楚國建置黔中郡的時間記載不詳，但似應與吳起相楚後對湖湘地區的征伐有關，即應該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後。然而，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國就「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將白起攻取楚國的郢都(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紀南城)，並向東攻至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帶;楚國被迫遷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後來，在秦軍進一步的逼壓下，楚國又先後遷都於鉅陽(一說位於今安徽阜陽北，一說距陳不遠)和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長江下游地區，從此再沒有能夠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為了緩解面臨亡國危機卻仍然在醉生夢死的楚國王侯貴族們的思鄉之情，楚國將歷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為「郢」。至此，楚國其實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滅亡只是遲早之事了。秦則在所攻佔的原楚國疆域內設置南郡，以楚國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於沅湘流域之楚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國之淪亡、「哀故都之日遠」、「生民之多艱」(《哀郢》)而約於此年投汨羅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見，至此時，楚國與湖湘大地之間已經被秦國基本上隔離，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了。隨後相隔只有一年的時間，正如在前文中已經談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國又命蜀守張若由蜀(今四川)出發征伐楚國，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國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國的黔中郡基礎上改置的，包括有現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川東、鄂西、黔東和廣西、廣東的部分地區，中心地區位於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縣。根據這些史實，楚國對湖湘部分地區的有效統治僅僅只有百餘年時間。

楚國曾經將湖湘部分地區納入其版圖，只能表明楚國的軍事或文化曾經影響到這些地方，但要據此認定湖湘之地已經完全被楚文化所覆蓋，則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須知，受到影響與被同化，是完全兩個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華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包括馬克思主義都是來自於西方。但是，中國人始終堅守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誰能夠說中華文明就已經被西化了呢?台灣被日本侵佔五十餘年，在日佔期間，日本人有意識地在台灣進行了強迫日化，不論是在日佔期間還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回歸祖國，台灣同胞的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都是炎黃子孫，台灣地域文化始終都保持了純正的中華文明的傳統特質，能夠說因為台灣一度被日本所侵佔，就成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說者，其實是對基本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無知，是對文化理論、性質及特徵的無知。更何況，先秦時期的楚民族，自身還只是一個正在發育成長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國看來，他們也只是南方的蠻族之一，其本身還不斷接受著中原各地區、各民族、各諸侯國文化的影響，他們是否有能力並且自覺地對被其佔領的周邊部族或民族進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懷疑的。

遠在殷商時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經有了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有了早就遷徙進來的部族群或民族，有著自身的社會文明和物質文明，這些都可以從考古發掘的大量殷商時期的青銅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來，而此時楚人還尚未來到湖北的荊山、更不要說進入湖湘。春秋時期，生活在湖湘地區的土著住民，雖然不斷受到楚國軍事力量的打擊和楚文化的影響，但仍然以獨特燦爛的本土文化卓立於世。戰國中期，湖湘地區雖曾一度被並入楚國的版圖百餘年，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百餘年畢竟為時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這一短暫的時間內就被僅僅占據著一些中心城鎮及交通線的楚民族所同化，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移風易俗需要一個漫長的、復雜的歷史過程，不要說全國，僅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數民族，自漢唐以降被納入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內和中央集權專制的統治下，並經歷了宋代的「開梅山」、清代的「改土歸流」等多次同化，至今還保持著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證。

正由於在楚人和楚文化的進入和影響下，湖湘地域文化還保持著自身的特質，當戰國時期的楚國屈原(前339?～前278?)從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體在沅湘流域，而這還是所謂受楚文化影響時間最長最深的地域)之後，他所面對的乃至在其筆下流淌出來的湖湘地域文化，才會展現出如此奇異瑰麗的景色，並使他產生出如此多的創作靈感。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種以前從未接觸過的幾乎全新的異質地域文化，這種地域文化保留著更為原始、更脫離「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靈魂、拷問靈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這種異質文化氛圍下的屈原才會獲得一種全新的感受，從而導致其精神的超越和靈魂的升華。完全可以說，沒有奇異瑰麗、獨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沒有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歷史上的屈原;而這也恰恰證明了，遠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以湖北為中心的楚文化的異質文化，即作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們應該正本清源，還湖湘文化以本來面目，確立湖湘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