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共有幾次大的文化沖突和融合,分別都對中國文化起
1、先秦諸子百家文化——百家爭鳴時代——奠定了中國古文化哲學思想的最早根基.
2、秦漢文化——法家與儒家文化融匯時期——確定了以儒家文化為正統的基礎——初步形成漢文化.
3、兩晉南北朝文化——佛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匯時期——中外文化包容結合——形成了中華文化的體系.
4、元明清文化——名族大融合時代——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形成大一統的漢文化體系,
5、三民主義——封建思想的破滅——舊思想體系與資本主義思想碰撞——民主時代的開始.
6、新民主主義革命——近代世界思想體系的變革——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碰撞——新中國的崛起.
7、文化大革命——文化思想的衰落時代——個人崇拜與民主的碰撞——中國經濟發展的倒退.
8、改革開放——體制與經濟的探索——價值觀與社會結構的碰撞——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
9、新文化體系的建立——待續.
⑵ 中國歷史上三次重要的中外文化融合
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紀開始的印度佛教思想的引入。
從永明求法一直到玄奘西域,歷時八百年,終於把佛教這一異地文化移植到中國大地上,創造了中國的佛教宗派,形成了中國化的禪宗文化,中國化的佛教講忠孝,修行簡便。
中國化的佛教又以其新的思想面貌由鑒真東渡傳到日本,然後傳向東南亞各國,進而傳到更廣的世界各地,使佛教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這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第二次是文藝復興以後的西學東漸,西方傳教士到中國設道布教。
利瑪竇1582年來華,作為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和對自然的思維方式,與中國正在醞釀的思想啟蒙和學風巨變一拍即合,在中國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
以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對封建傳統文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徹底批判。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以自己如火的熱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為中國人接納、吸收人類進步文化鋪就了平坦的大道。
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各種西方思潮潮湧入中國,以致五四以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百家爭鳴。最後,先進的中國人經過思考、辯駁、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
(2)多少種文化相融合擴展閱讀:
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凡是主動就會贏得機會,被動就失去發展的機會,唐朝主動地大量的吸收外來文化,融合中國國內各族文化,從而贏得了大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榮昌盛的國家。
五四以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贏得了新生。
⑶ 迄今為止,中國共有幾次外來文化和中國文化相互交融的過程
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狄人進入中原,建立了中山國,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第二次是二晉南北朝五胡十六國時期,隨著鮮卑、羯、羌等外族入侵,中原文化被動地融合外來文化。第三次是隋唐時期,隋唐開放大度,主動吸納外來文化,創造了強大的唐文化。第四次是元朝,伴隨著蒙古人的征服,中國文化被動地融合蒙古文化。第五次是清取代明,這一次應該算是漢文化吞噬了滿族文化,不能算是融合。
⑷ 文化融合的例子
回族的出現,佛教的傳入和深入,北魏孝文帝醉心於漢文化,還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封建化
⑸ 你知道哪些反映文化交融的事例。(除茶馬古道外)
文化融合(Cultural Integration )是指民族文化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以其傳統文化為基礎,根據需要吸收、消化外來文化,促進自身發展的過程。文化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民族文化既不能全盤外化,也不能排斥外來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原則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漢唐時對西域和東南亞文化的吸收。近百年來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
文化融合的過程:
①接觸。兩種文化由傳播而發生接觸,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
②撞擊和篩選。每種文化都具有頑強地表現自己和排斥他種文化的特性,兩種文化接觸後必然發生撞擊。在撞擊過程中進行社會選擇,即選優汰劣。
③整合。以原來的兩個文化體系中選取的文化元素,經過調適整合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文化體系,如現代美國文化就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結果。
不同的民族有著自己區別於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價值尺度、道德規范和情感趣向。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相應的創造才能的總和。文化包括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是指文化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部分,因此也稱之為硬文化。相對來說,精神文化就是軟文化,而軟文化則是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西方硬文化的差異一目瞭然,但處於深層結構的軟文化的差異則須進一步辯證分析。中西方軟文化的不同決定硬文化的差異,而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也正在於此——即作為文化的深層結構的軟文化的差異
例子;兩岸文創業一起打造世界級品牌,是兩岸永續和平的關鍵性議題,也是為中華文化復興盡份心力,只有兩岸文化融合了,人心才能融合。
以漢語為來源的英語詞語是漢英兩種語言接觸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隨著中華民族與英語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頻繁,來自漢語的英語詞語及表達方式將會越來越多。
在創新體制機制方面,需要通過人事管理體制改革和學校管理機制創新,逐步打破學校之間的界限,搭建起教育共同體、學區和教育集團內部的資源共享平台、教師交流平台、學生互通平台,實現學校之間的管理融合、教育教學融合、文化融合、教師融合和學生融合,使名校的輻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⑹ 文化融合的中國歷史上的文化融合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受到特別的影響。其突出表現則是玄學的興起、佛教的輸入、道教的勃興及波斯、希臘文化的羼入。在從魏至隋的三百六十餘年間,以及在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替興滅過程中,上述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的結果,使這一時期儒學的發展及孔子的形象和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趨於復雜化。同時,也是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主要時期 。 (1)制定官吏俸祿制,整頓吏治
北魏官吏舊無俸祿,中央官吏按等級得到戰爭中獲得的財物和勞動人口,地方官只要上交一定數量的租稅和絹帛等實物,就可以任意搜刮百姓,結果吏治黑暗,貪污成風,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直接威脅到北魏政權的穩定。為澄清吏治,鞏固統治,484年,實行俸祿制。詔書說:「故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魏書·高祖紀》)俸祿制就是由國家徵收統一的租調,籌集祿銀,按級別高低發給官吏,不許官吏自籌。同時將班行俸祿與嚴懲貪贓緊密地聯系起來,規定了在「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的嚴厲懲治措施。孝文帝實行的俸祿制,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整頓吏治、懲辦貪污,使北魏吏治狀況開始明顯好轉,為北魏政權進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個比較有利的政治局面,成為推動北魏王朝走向興盛的重要因素。史書曾稱頌孝文帝時代「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魏書·良吏傳序》)是符合當時實際情形的。
(2)推行均田制
北方自西晉後期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以來兵戈不息,百姓流亡,以致「千里無煙」,土地大量拋荒,政府控制著大量的無主荒地,這就使得均田制的推行成為可能。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發展農業生產,增加國家賦稅收入,485年,馮太後、孝文帝採納大臣李安世的建議,頒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即按一定的標准將國家控制的土地平均分給農民耕種,土地不得買賣。不種則由政府收回。同時,鼓勵開墾荒地,發展生產。均田制的推行影響深遠:首先一定程度上使無地農民獲得了無主的荒地,農民有了安居樂業的可能,生產積極性提高,同時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從而積極推動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並未觸動封建地主利益,一方面有利於國家徵收賦稅和徭役,另一方面促進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從根本上鞏固了北魏的統治;再次是均田制的推行極大地推動了北方內遷各族改變原先落後的游牧生活而向封建農民的轉化,推動了這一時期北方民族大融合高潮的出現;還有,均田制對後代田制也有很大影響,先後為北齊、北周、隋、唐所沿用,施行時間長達三百多年。這一制度的選擇、推行為中國封建鼎盛時期的出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3)設立三長制
為配合均田制的推行,強化對地方的控制,486年,朝廷採納大臣李沖的建議,實行三長制。規定: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選擇本鄉「強謹」的人充當。三長制是北魏基層行政組織。其職責是檢查戶口,徵收賦稅,征發兵役和徭役,推行均田制。三長制的推行一是健全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體制,保證了國家對人民有效地控制,二是有利於推行均田制。
(4)推行新的租調制
在實行三長制的同時,頒布與均田制相適應的新的租調制。規定一對夫婦每年向政府繳納粟二石,帛或布一匹。這一制度使農民負擔大為減輕,許多受庇於豪強的農民也紛紛轉向政府,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這些改革措施以發展生產,緩和矛盾,鞏固政權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這些制度彼此影響,互相作用,有力促進了北魏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鞏固了北魏的政權,為孝文帝後期推行更深層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490年,馮太後病逝,孝文帝親政,北魏改革進入新階段,為繼續推進改革,孝文帝首先確定遷都洛陽。
北魏建都平城,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需要。首先,在政治上,平城是鮮卑貴族元老集中的地方,保守勢力強大,民族隔閡相當深,而為了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迫切需要漢族地主的合作,所以在舊都平城,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會遇到重重阻力;其次,在經濟上,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風雪,風沙常起,當時有人作《悲平城》詩說:「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流行的歌謠也這樣唱道:「紇於山頭(今山西大同市東)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惡劣的氣候環境,難以適應經濟的發展,而且又無水陸漕運,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況下,糧食供給經常出現困難;再次是軍事上,與北邊的柔然相比鄰,時受騷擾,很不安全;還有從地理位置看,平城偏北的位置更不利於北魏對整個中原地區的統治,基於以上認識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為保證遷都順利進行,孝文帝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以「南伐」之名行遷都之實。495年,北魏正式將都城遷到洛陽。
著遷都的進行,大批鮮卑人源源不斷地湧入內地,北魏政府又面臨著許多新問題:鮮卑人的習俗是編發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衣夾領小袖,多數人不會說漢語,這些都不符合中原的習俗;且新遷之民初來洛陽,居無一椽之室,食無擔石之儲,不擅農業,人心戀舊。如不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嚴重地阻礙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不利於北魏政權的鞏固。在王肅、李沖、李彪、高閭等漢族士人的支持下,遷洛之後,孝文帝立即著手改革鮮卑舊俗,全面推行漢化。主要措施有:
易服裝。495年十二月二日,下詔禁止士民穿胡服,規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族人一律改穿漢人服裝。孝文帝自己帶頭穿戴漢族服裝,並在會見群臣時,「班賜冠服」。建議教師利用教材中《北魏掌衡武士》和《北魏文官俑》兩幅圖片,讓學生對比指出鮮卑族服裝款式有何變化,這種變化有何意義?使學生從鮮卑族服裝變化的感性認識出發,進而形成對孝文帝「易服裝」改革措施有力推動了鮮卑族向中原農耕文明的轉化和發展意義的理性認識。
講漢話。孝文帝宣布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要求朝臣「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六月,正式發布詔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下令官員上朝時要講漢話,但30歲以上的官員一時難改,可仍講鮮卑話,暫不處罰;30歲以下官員必須嚴格執行法令,否則要降職。
改漢姓。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令改鮮卑復姓為單音漢姓。他在詔令中說:「自代郡遷到洛陽的諸功臣舊族,姓或重復,都要更改。」於是,當時,他帶頭將拓跋氏改為元氏,因為北人稱土為拓、稱後為跋,魏主認為他們祖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就姓了拓跋。而土是黃色的,它是萬物之元,所以改姓為元。其餘鮮卑姓氏也改為漢姓。改姓以後,鮮卑族姓氏與漢姓完全相同。他還參照漢族門閥制度的做法,來確定鮮卑族的門第高低,並按照門第高低來選拔人才,任命官吏
通婚姻。為使鮮、漢兩族進一步融合,孝文帝還大力提倡鮮卑人與漢人通婚。他帶頭納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陝西李沖等漢族大士族的女兒以充後宮,並親自為六個弟弟聘室,六個王妃中,除次弟之妻出於鮮卑貴族外,其餘都是中原的著名漢族大士族。通過這種聯姻把兩族統治者的利益和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以鞏固統治。建議教師引導學生對比漢代「和親」政策,進一步加深理解這一改革措施對加強民族聯系,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融合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並進而認識「政治聯姻」是處理民族關系和政治矛盾的一種重要策略。
改籍貫。孝文帝發布詔令,規定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後要葬在河南,不得還葬平城。於是,從代郡遷到洛陽的鮮卑人開始經營起小塊土地,築起數間房屋,逐漸成為中原地區的個體農民。自從魏孝文帝建都洛陽起,先後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陽北郊邙山一帶,即有魏孝文帝的長陵,魏宣武帝的景陵,魏孝明帝的定陵,魏孝庄帝的靜陵。
孝文帝崇尚中國文化,實行漢化,禁胡服、胡語,改變度量衡,推廣教育,改變姓氏並禁止歸葬,提高了鮮卑人的文化水準。是西北地區各民族陸續進入中原後民族融合的一次總匯,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曾經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導致中國在清朝初期就開始衰退。然而,讓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卻是每個中國兒女的最高願望。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匯讓中國重新走向希望,也讓國人看到了希望。在融合與交匯的過程中,各種先進的技術、科技、文化都得到了融合與交匯,一些先進的東西得到了很好的引進並在全國內迅速發展起來,從而讓中國文化得到了更全面、更快速、更完善的發展。這些發展推動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讓我們堅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是個快要成為一個發達國家。
⑺ 中國傳統文化是什麼文化的融合
是多民族文化融合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中漢族占總人口的90%以上,其他55個少數民族合計1億多人。就人口說,少數民族不到全國人口的10%。在50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境內各民族分分合合,有斗爭,有融合。
一、中國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概況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變化、發展都與民族融合緊密相關,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這些融合使許多一度活躍於歷史舞台的民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漢代的匈奴,三國的烏桓、南北朝的鮮卑、隋唐的吐谷渾、遼宋的契丹和黨項等等。還有些民族雖然現在還存在,但除了血統的差異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麼民族特點,例如滿族、土家族、壯族等等。當滿族最初入關,定鼎中原之時,強烈的民族界限觀念,曾因留發易服這樣的文化習俗差異而發生大規模流血屠殺,但經過300年之後,漢滿在文化上已再難找到什麼差異。
任何一個國家,總是希望各民族放下根基性的民族感情聯系,而團結在國家群體的公民聯系之中,但事實上,政治群體的感情很難取代民族感情。俄國與東歐共產世界解體後的局勢變化,即為最好的見證。經過半個世紀以上強調無產階級感情,但是在共產政權解體後,這兒又回到以民族為單位的政治對立之中。
二、民族感情的源來
究竟什麼是「民族」?這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民族戰爭與族群沖突在今日世界各角落時時都在進行之中,也時時造成大量的人群傷亡、家庭離散。
對各民族溯源的追究不是區分民族的根本,民族是以文化來區別的。倘若各民族間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點,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那麼民族的界限就很難打破。經濟、文化的互動才是消除民族隔膜的根本方法。只有在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趨同,才能使得人們的心理素質走向一致,民族的認同感才能產生。這種文化上的融合的極至到最後就是民族融合,其實中國一些國學大師並不是漢族人,他們往往比漢族人還漢族。
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或群體以不同的社會群體成員身份,參與社會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但在遭受挫折後,許多人則經常回到「族群」中尋求慰藉。這是因為,在每個人的人性深處,埋藏著我們對最原始人群感情(同胞手足之情)的信賴與渴求。現實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及人們追求個人或群體利益之動機,仍是產生民族認同的根本原因。無論如何,由商周時期華夏邊緣的形成,至秦漢間華夏邊緣的擴張,及至於歷史上非華夏人群成為華夏或華夏成為非華夏的過程中,我們都可以見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系及其變遷,是華夏邊緣形成、擴大與變遷的主要背景。
三、中國出現中華民族提法的原因
20世紀初民國肇造之時,在全球性國族主義概念風行下,已無模糊的邊疆。在一個「邊疆」爭奪的時代,過去模糊的「邊疆」,在資源爭奪中逐漸被各個民族與國家之邊界所取代。在20世紀上半葉,許多法國、英國調查者紛紛中國西南邊疆,日本調查者也走入滿、蒙,並宣稱日本大和民族與這些北亞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關聯。面對著西方與日本學者在中國周邊地區「學術調查研究」中所隱藏的政治與資源野心,當日本人提出「滿、蒙在中國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之論時,傅斯年等歷史學者乃急促寫成並出版《東北史綱》一書,辯證「滿洲」乃中國之「東北」,自古以來一直為中國的一部分。
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及其邊緣之資源利益的刺激下,合傳統華夏與其邊緣人群為一族的國族藍圖逐漸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形成。因華夏邊緣人群一直被華夏認為與自身有長久的血統、文化與歷史關聯,因此他們都被劃入中國而包容於一新的「中華民族」之中。從此,許多華夏邊緣人群由「四裔蠻夷」成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與今為「漢族」的華夏共同構成中華民族。以建立共享資源的新國族,來解決華夏邊緣形成以來整體地區經濟失衡而導致的沖突、暴力與紛擾。
在此時代背景下,接受「國族主義」與相關「民族」概念洗禮的晚清民初中國知識分子,憂心西方列強勢力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擴張,極力呼籲民族團結及喚醒國魂。在此國族藍圖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重新描述了中國的歷史觀。「中華民族」這個稱謂就歷史性的出現了。
四、中國現在的民族政策概況
本著以「統一」國內所有民族為一體為目的而造出一個「中華民族」這樣沒有血緣文化基礎的概念,如果缺乏足夠的文化認同。「中華民族」這個詞將逐漸成為空洞化,虛無化的政治詞彙和口號。在人類歷史上血與火的戰斗中,單一民族國家被證明更能適應全面競爭需要。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集合體,為了避免「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口號,在向單一民族國家的方向發展奮斗中,應該如何走呢?
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當局宣布民族問題「已經解決」,「蘇聯人民」成為新的共同體名稱,蘇聯「已經成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與合作的榜樣和典範」。但實際上,蘇聯對民族矛盾的鎮壓加深了民族關系危機,造成雙方互相指責,甚至《俄羅斯文學報》等報刊發出了要求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分家的呼聲。失誤的民族政策,成為蘇聯解體的一個關鍵因素。
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科西嘉人、布列塔尼人和巴黎人是決不會互認為是屬於同一民族的,前兩者甚至不講法語。但在大革命中,他們之間的差異性被其它最高原則所覆蓋:「人民」、「愛國」、「平等」等等。全國實施整齊劃一的教育、不再按語言和風俗劃分為不同集團,在這種舉國團結一致的激情中,一個 「法蘭西民族」無中生有地變成了事實。同樣,融合了各色人等的美國,也靠「自由、民主」,把各社會階層組織在一個「美利堅民族」之下。要將一個多民族的集合體鍛造成一個民族,就需要「平等、自由」等超民族的價值觀。在當今社會,不可能再通過暴力的方法來進行民族融合,只有通過這些超民族的價值觀,才能為各民族的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基礎,促進民族融合。
社會主義中國的建立,為了改善民族關系,消除民族分離傾向,在經濟、醫療、教育,甚至在法律上都給予少數民族優惠,人們為了追求較好的社會存在,使得原先曾往「漢化」方向擺盪的少數民族,如今許多人都樂於承認或爭取得到少數民族身份。
中央1984年第5號文件提出的:「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這是我國的民族刑事政策,即大家常說的「兩少一寬」政策。
這項政策,第一從制度上為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獲得優惠提供了法律依據。按照「兩少一寬」政策的基本精神,從寬包括司法上的從寬和立法上的從寬。包括刑事訴訟程序上從寬,定罪上從寬,量刑上從寬和刑罰執行上從寬。對於"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來說,這無疑是優惠,甚至成了免死金牌。第二從執行上為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應當「少捕少殺」、「在處理上一般要從寬」。按照「兩少一寬」政策的基本精神,對於少數民族中犯罪分子的處理,同罪行和認罪態度最相類似的漢族中犯罪分子的處理相比較,一般要適當從寬,並要堅持少捕少殺。
「兩少一寬」刑事政策出台及適用20年,對漢族來說毋庸置疑是不公平的,為了顧全大局,可以在社會福利、教育、醫療上對少數民族給予照顧、支持是應該的。但是在刑法上也分三六九等,這種「中國特色」的刑事政策是否違反法律最核心的公平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精神又如何解釋?漢族作為一個主體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在法律上處於平等地位,對我們夢想的「中華民族」是無益的,同樣律法的寬大也不利於少數民族移風易俗。
五、構造新民族
歷史從來就沒有標準的教科書,民族問題長期令人爭論,主要是因為影響我們思考此問題的潛在「偏見」,不但存在於所有的「資料」之中,也常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即使是研究「民族」的學者也難以避免。為了各民族能平等相處,共享我國的資源分配,有一個雙贏的發展,形成一個新的共同體「中華民族」,是國家最好的利益之所在。但是凡事也不能強求,如果無視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強求一個新的「中華民族」反而會造成社會的動盪。
但願我國能早日處理好歷史背後的資源情境、社會認同與個人情感,促進民族的和諧發展,消除民族之間的差異與爭論。希望各民族能得到平等的地位,期待「中華民族」的真正出現!
⑻ 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的例子
上海外灘建築群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融合的典型例子。
上海外灘建築群位於上海市區黃浦江濱外灘一帶,遍布著一幢幢不同國家風格的西式建築群,故有「世界建築博覽會」之稱。
上海外灘建築群包括古典主義風格的亞細亞大樓(1915年),英國古典式的上海總會大樓(1911年)、歐洲古典折中主義的海關大樓(1925年),仿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匯中飯店大樓(1906年),裝飾上採用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中國銀行大樓(1937年),百老匯大廈(1934年)等。
(8)多少種文化相融合擴展閱讀:
上海外灘建築群特色
外灘的精華就在於這些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的外灘建築群。有人說「外灘的故事就是上海的故事。」外灘那一座座鋼筋水泥的樓宇,不正講述著舊上海灘如夢般繁華的往事。
北起蘇州河口的外白渡橋,南至金東路,全長約1500米。著名的中國銀行大樓、和平飯店、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大樓再現了昔日「遠東華爾街」的風采,這些建築雖不是出自同一位設計師,也並非建於同一時期,然而它們的建築色調卻基本統一,整體輪廓線處理驚人的協調。
被譽為「外灘第一樓」,建成於1906年,原名麥克波恩大樓。其高8層,建築面積11984平方米,佔地1739平方米。大樓外觀具有折中主義風格。立面為橫三段、豎三段式。底段與上段均為巴洛克式造型,中段為現代主義建築風格。大樓氣派雄偉,簡潔中不乏堂皇之氣。
⑼ 為什麼說中世紀文學是歐洲多種文明的融合
歐洲中世紀文學是西方文學史中重要的現象之一。除社會政治經濟原因外.它是當時多種文明和文化相碰撞融合的產物。這種融合集中體現在諸種蠻族文化自身融合和與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融合上,也體現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交融上。正是在這些多種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過程中,這一文學體現出了承繼著歷史文化精髓的獨特的中世紀人文精神、吐納包容的新質宗教體系和文學內容形式的多樣性構成三大特徵,從而開創了人類文學藝術的新階段。
⑽ 中國發展史上,有哪幾次文化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過程
封建社會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
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東漢地方官吏紛紛招募軍隊,擴充勢力,許多豪強地主武裝也依附他們。這樣,東漢末年出現了許多割據一方的軍事集團。
曹操和袁紹兩個集團在北方勢力最為強大。曹操注意招收和提拔人材,並募民屯田,發展農業生產,因而力量日益強大,200年在官渡擊敗袁紹後,基本上統一了北方。
208年,江東的孫權和荊州的劉備在赤壁合力擊敗南下的曹軍之後,孫權在長 江中下游的地位得到鞏固;劉備乘勢占據了湖北和湖南的大部份地區,又進佔四川;曹操的勢力局限在黃河流域,這奠定了後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基礎。
263年,魏滅蜀。265年,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280年,西晉滅吳,統一了全國。
西晉建立不久,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八王之亂」。戰亂使勞動人民紛紛破產,淪為流民。關中等地區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西晉因此衰弱。301年,流民首領李特在綿竹發動起義,有力地打擊了西晉的反動統治。匈奴貴族劉淵乘機起兵反晉,316年,匈奴兵攻佔了長安,滅了西晉。
西晉滅亡後,晉初皇族司馬睿在建康建立偏安南方的東晉王朝:在北方,幾個少數民族相繼建立了十幾個國家,被稱為「十六國」。東晉之後,南方歷宋、齊、梁、陳四朝,統稱為南朝。與此同時,鮮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後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再分別演變為北齊與北周,統稱為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豪強地主勢力進一步發展。自曹魏頒布九品中正制後,豪強地主壟斷政權,形成勢力強大的門閥士族集團。東晉政權是依靠士族的支持建立起來的,因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維護士族的利益。士族大地主封山占水,建立田莊,失掉土地的農民則淪為佃客。佃客實際上就是農奴。從東漢以來一直發展著的大地主田莊,這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它是士族大地主集團的經濟基礎。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各族人民的起義,沉重地打擊了門閥士族的統治,使之逐漸走向沒落。
這一時期,社會經濟雖然不斷遭到戰亂的破壞和影響,但仍然繼續得到發展。三國時,魏、蜀、吳在各自的統治區域內都比較注意發展農業生產。
這一時期,遷居內地的各少數民族,在漢族封建經濟文化的影響下,較快地完成了封建化過程。各族人民通過長期的反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斗爭,加速了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