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月庄後李文化的石斧多少錢

㈠ 誰能具體介紹濟南市張馬屯—大辛庄遺址

大辛庄遺址 商代中晚期遺址。位於山東省濟南市東北約 4公里處。面積約10萬余平方米。1955年起，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單位曾多次調查和試掘。遺址延續時間較長，對探討山東地區商文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遺址的商代文化堆積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的達4米。試掘中沒有發現居住遺跡。遺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銅器。陶器的器形有鬲、□、豆、簋、罐、盆等，見有硬陶、原始瓷器和白陶的殘片。石器有斧、錛、刀、鐮。骨器有笄和鏃。此外發現有卜骨和卜甲，卜骨有鑽、灼而無鑿，也不見刻辭。銅器只發現有鏃、針和鋸等小件器物。1970年曾發現一批青銅器，有 □、觚、□和2件銅戈，可能是墓葬的隨葬品，年代相當於殷墟早期。公元前２１世紀—公元前１６世紀，當夏朝人以河南西部為中心確立統治范圍時，遠在山東的東夷人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土著文化——「岳石文化」。公元前１６世紀，商人滅夏，在中原地區立定腳跟後不斷向東擴張，將山東境內的「岳石文化」漸次同化和取代，最終完成「邦畿千里」的版圖。這一段歷史是如何發生的？在考古人員對大辛庄遺址的歷次調查、發掘和研究中，通向遠古的時光隧道逐漸打開了縫隙……
發現——
打開通向遠古的時光隧道大辛庄遺址考古日前結束為時２個月的田野發掘，被挖成一個個探方的考古現場開始回填。盡管戴著遮陽帽，考古隊領隊、山大考古系教授方輝和他的考古隊員們一個個還是曬得臉色黝黑。
「這次大辛庄遺址發掘出較大規模、成組的墓葬群，共清理出商代早期至晚期墓葬２３座，幾乎每個墓葬中都有兵器，應當是一個家族或軍旅的墓葬群，其中一墓葬有殉人現象。發現窖穴、灰坑２００多處，有字卜甲８片，青銅器３０餘件，其中有觚、鼎、爵等禮器和戈、劍等兵器。發現的生產工具多為石斧、石鐮，骨針、骨錐、蚌鏟等。」站在探方隔樑上的方輝對記者介紹說。
而此前的近７０年中，大辛庄遺址早已是「寶貝迭現」。
１９３５年，濟南東郊大辛庄農民在村東蠍子溝挖土時偶得一批青銅器。齊魯大學英籍教師林仰山獲悉此情後於次年冬天趕到現場進行調查，正巧看到溝邊挖開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陶器、銅器後，林仰山還買到一殘碎銅觚的上口。５年後，他又戲劇性地從朋友那裡得到了銅觚的下部。
１９６０年，山東大學歷史系教師劉敦願與剛參加工作的蔡鳳書步行來大辛庄調查。蔡鳳書一眼看出蠍子溝溝壁上掛著的一個完整灰褐色陶盆是商代器物，兩人興奮不已。這件現存山大博物館的陶盆是該校在大辛庄採集到的首件完整器物。
除無數次的調查外，建國後從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４年，考古工作者對大辛庄遺址的試掘、探查也已是六進六齣，試掘面積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時任考古隊領隊的山東大學教授徐基說：「當時共發現房址６座，灰坑２００餘個，甲骨約４００片，復原完整陶器１００餘件，找到一處商人族墓地，清理出１５座墓葬。其中５號墓出土了成套禮器（鼎、觚、爵等），為以往多次發現的青銅器找到了源頭。」揭秘——
從碎片中拼接歷史的原形考古不是簡單的「挖寶」，其真正價值在於從古人的遺跡遺物里，解讀未知的古代，從文明的碎片中拼接歷史的原形。
從大辛庄遺址發現之初，學者們便在猜測，商文化是大辛庄的本土文化還是外來文化？如果是後者，那麼商文化是何時介入大辛庄的？
１９７３年，蔡鳳書匯集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的大辛庄歷次調查材料，第一次提出「它包含了早商至商末周初的東西」。通過１９８４年的考古發掘，徐基得出結論，商文化在大辛庄的存在時間段是商代早期晚段至商代晚期，最早出現時間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剛剛收尾的２００３年大辛庄遺址發掘再次證明，所發現商文化沒有早於這一時間段的。
「《竹書紀年》有商王中丁征蘭夷（東夷部落）的記載，大辛庄商文化的外來可能與此事件有關。至於大辛庄的有些東西似乎比中丁征蘭夷時期要早，也可能始自商王太戊時期，文獻有『太戊復興』的記載，他在位時勢力可能到達大辛庄。」徐基說。
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侵入」和同化需要一個過程，這在大辛庄遺址的發掘中證據確鑿。如大辛庄所發現陶器中，除灰陶外，素麵紅褐陶占很大比例。專家認為，灰陶為典型商文化遺存，普遍流行於中原商文化中，素麵紅褐陶則為夷人土著文化的典型遺存。
１９８４年的發掘中，大辛庄出土的一隻小巧骨匕上端刻著「五」字元號，字體似武丁時期。而今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大辛庄遺址先後發現數片龜甲，其中８片刻有文字。據方輝介紹，可辨認出的共２５字，加上那些腐蝕較厲害或只剩下殘筆的字跡，共有３４字。此前的百餘年中，甲骨文一直是河南安陽殷墟的「專利」。
「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具有界標性質。」專程趕來的「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說。他認為，只有占卜活動發展到高峰時期，才會出現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辭，一般王侯貴族占卜才會用卜辭來記錄。所以，甲骨卜辭的發現證明大辛庄遺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區域，應是商王朝在東方的一處中心性的聚落，蓋為一處方國都邑。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考古發掘匯報表中，徐基就曾推斷，大辛庄可能存在一個與商文化有密切聯系的方國。
「除甲骨文外，在大辛庄出土的青銅爵上還首次發現了族徽，雖然在現代漢字中沒有找到對應的字體，但它的發現是一個重要信息，是研究大辛庄商人部落的一個重要佐證。」方輝透露說。
蔡鳳書介紹說，目前在山東省發現商代遺址或有商代文化遺存的地點３００多處，但是經過正式發掘的只有十處左右，除了濟南市大辛庄之外，還有如滕州市前掌大、泗水縣天齊廟、濟寧市潘廟等，這些商代文化遺址大部分在魯西地區。這說明，在商代末期濟南附近地區不僅已經納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國版圖，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區中，東夷人那種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繼續存在。思索——
大辛庄還有多少謎團在解開一個又一個謎團的同時，大辛庄遺址帶給學者們的思考亦接踵而來。
思索之一：甲骨文內容是什麼，還有可能再次出土嗎？
方輝說，初步可以判定，其內容是對某位「母」的祭祀。即要不要對「母」進行祭祀，如需要，將採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祭祀。
對此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其內容是祭祀時要不要用女來作犧牲的意思。
「按道理，既然有人已經開始用甲骨文，這么大一片遺址下應該還藏有甲骨文。但已出土的甲骨文距地表僅４０厘米，如此淺的地層，不少在漢代取土時就被破壞了。建國後，大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里還進行過深挖土的耕種活動。所以，今後發掘中甲骨文能否再次出土仍是個謎。」方輝說。
思索之二：如果大辛庄是商代的方國，為何沒有發現「城」？
學術界一般將城、銅器和文字作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三要素。在青銅器、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大辛庄遺址中「城」的隱而不現自然引起人們的猜疑。如果大辛庄確是商代的方國，為何沒有發現「城址」？
在此次考古發掘後期，大辛庄遺址Ｔ０４０１、Ｔ０４０２號探方發現一段神秘夯土層，當時考古人員懷疑這就是大辛庄方國的城牆遺址。但從解剖結果看，這段夯土層的寬度僅有五六米，也與當時城牆寬度在十米以上的標准有一定差距。方輝最後判定，它可能是當時的一處大型的建築基址。
１９８４年和今年對大辛庄遺址的發掘面積分別是８００多平方米和６００多平方米，相對於３０多萬平方米的大辛庄遺址總面積，充其量只發掘了其中的１／２００。因此在未來的考古發掘中，「城」得以發現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思索之三：甲骨文中出現的地名「樂」和「濼」指的是大辛庄嗎？近年來，在考證文化歷史名城濟南的源頭時，有學者提出，甲骨文中多次出現的「樂」、「濼」指的就是濟南，其具體位置在濼水之源趵突泉附近。對此，大辛庄遺址發掘的兩任領隊徐基和方輝進一步指出，「樂」、「濼」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
方輝說，「濼」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個地名，我認為其位置在廣義上的濟南一帶，應是商王駐扎的地方，且是商人與夷人打仗經常路過的地點，這個地方在一定區域內具一定規模。大辛庄北距濼河（小清河）僅３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這里有可能就是「濼」的中心區域。
徐基指出，趵突泉一帶地勢低窪，不適合商代大型聚落點的建立。展望——
累贅還是資源，大辛庄何去何從？ 藝術大師羅丹說，「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而對考古工作來說，不是缺少證據，而是缺少發現。
繼１９８４年山東大學、省考古所、濟南市考古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確定大辛庄商代遺址范圍是３０萬平方米之後，今年聯合考古隊在大辛莊周邊進行踏查又有意外驚喜。在大辛庄以東約４０平方公里范圍內進行大規模踏查時，考古隊員新發現上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後李文化下到漢代的５０多處遺址，其中，有七八處商代遺址，雖然規模較小，但包含物很豐富。
談及大辛庄遺址及周邊遺址的保護和考古，方輝認為，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緊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新石器遺址的洪家樓、甸柳庄、葛家莊一帶，現在均被樓群所覆蓋。伴隨著城市化腳步的逼近，今後如何保護大辛庄這片彌足珍貴的古文化遺址將很快變成一個形勢嚴峻的問題。對此，方輝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護並非是完全沖突的，文化遺跡完全可作為一種文化資源來利用。利用好了就是保護，否則會讓地方上覺得遺址是個累贅。大辛庄遺址完全可以建一個商文化遺址主題公園，提供休閑場所的同時還能發揮文化教育功能。
「大辛庄是山東境內最早的、最大的、最豐富的、最重要的、特徵最鮮明的、出土甲骨文最早的商代遺址。」這是徐基對大辛庄遺址最新歸納出的「六個之最」。他說，與中原地區商文化相比，大辛庄類型存在鮮明的「個性」，諸如陶器中紅陶較多且少見壺、觚、爵等日用陶器、水井於相鄰邊挖角窩、墓葬普遍設腰坑，殉狗普遍和卜骨不用鑿等，均為中原商文化所少見。濟南作為一個都會城市其歷史可上溯到距今約３５００年商代前期晚段，作為見證這一歷史的大辛庄遺址，建遺址博物館意義重大。
據悉，除商代遺址外，大辛庄還發現了龍山文化、西周、東周和漢四個時期的堆積。如此重要的遺址堪稱蘊含濟南乃至山東古文化的「數據寶庫」，讓我們一起來關注它的未來吧！

㈡ 中國的歷史文物有哪些

1、直裾素紗襌衣（「襌」音dān，常被誤寫做「禪」），西漢織綉，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1972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收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該衣長128厘米，通袖長195厘米，袖口寬29厘米，腰寬48厘米，下擺寬49厘米。

2、新石器時代陶鷹鼎為新石器時代後期仰韶文化陶器，於1957年出土於陝西省華縣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現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新石器時代陶鷹鼎高35.8厘米、口徑23.3厘米、最大腹徑32厘米，採用佇足站立的雄鷹造型，鼎口設置於背部與兩翼之間，將鼎形器物特徵與鷹的動物美感巧妙地融為一體。

3、北朝紅地雲珠日天錦，古代經錦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花色和地色的織物組織完全相同，都是雙層結構的復式平紋或復式斜紋，稱為平紋經錦或斜紋經錦，依靠織物縱向彩條經線的顏色來顯現花紋，是一種典型的「彩條經錦」。

平紋經錦是我國傳統的織錦。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紋經錦，隋或初唐時期的斜紋經錦，盛唐時期的斜紋緯錦、織金錦等。平紋經錦到了唐代數量已明顯下降，大量出現的是隋代前後興起的斜紋經錦。

4、青花釉里紅瓷倉，元代樓閣式瓷倉，在倉後兩柱間有正楷直書墓誌，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記載死者為「故景德鎮長薌書院山長凌穎之孫女」，死於後至元戊寅（即後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安葬於南山。

這件樓閣式瓷倉，造型別致，雖然是隨葬冥器，仍不失為珍貴的工藝品。青花釉里紅瓷器，甚為罕見，作為樓閣式瓷倉，並且有明確紀年，迄今僅為孤例。1974年江西省景德鎮出土，現藏於江西省博物院。

5、竹林七賢磚印模畫，南朝。長244厘米，寬88厘米，由300多塊古墓磚組成，出土時分東西兩塊，一塊為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另一塊為向秀、劉伶、阮咸、榮啟期四人。

榮啟期是早於「七賢」許多年的春秋時期人物，由於榮啟期的性格和「七賢」極為相似，又被時人譽為「高士」，所以，磚畫中安排榮啟期和「七賢」在一起，除了繪畫構圖上對稱的需要外，榮啟期更有為「七賢」之楷模的寓意。

這幅磚畫純熟地發揮了線條的表現能力，人物造型簡練而傳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撫琴嘯歌，或頷首傾聽，性格特徵鮮明，人物之間以樹木相隔，完美地體現了對稱美學。

㈢ 龍山文化遺址的遺址特點

龍山文化泛指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類文化遺存，是銅石並用時代文化，因首次發現於山東省濟南市章丘龍山街道辦事處（原山東省濟南市歷城縣龍山鎮）而得名，距今約4000-4600年。分布於黃河中下游的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
龍山文化除陶器外，還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他們以農業為主而兼營狩獵、打魚、蓄養牲畜。
大汶口文化出現的快輪制陶技術在這一時期得到普遍採用，磨光黑陶數量更多，質量更精，燒出了薄如蛋殼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國制陶史上的鼎峰時期。尚義縣現存大量龍山文化遺址，曾經出土過大量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 最早的山東人——沂源人從泰沂山脈遷徙到平原,擇水而居,巨野河和武原河流域也許是原始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從山上到山下,是人類邁出的頗具關鍵性的一步,有了這一步,才會有以後的篳路藍縷、「式辟四方」,才有了今天我們稱之為華夏文明的黎明期——龍山文化。

□文/片翟伯成「兩河流域」產生了華夏文明的黎明期龍山文化發源於巨野河和武原河流域。巨野河,西支發源於歷城區西營鎮拔槊泉,東支發源於章丘市曹范鎮北曹范村西的巨野河,又名巨合水。據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經巨合故城西。」東西兩支在龍山鎮北匯集流入現杜張水庫後,經歷城鴨旺口入小清河。全長約46.8公里,河床寬50米。此河兩岸遺址甚多,城子崖便是各支流匯入巨野河的第一個河邊台地遺址。武原河又名武原水,在巨野河東部,據《水經注》記載:「武原水北經譚城東,又北經東平陵縣故城西。」歷史上有名的巨合城和譚國故城就在兩河之間。1930到1931年,考古界對龍山鎮城子崖遺址進行了發掘。上層為東周時期的文化遺存,下層首次發現了一種以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徵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最初稱為「黑陶文化」,後以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現在專稱為「山東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續是岳石文化,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年代約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遺址出土的黑陶主要有杯、碗、豆、盤、盆、罐、瓮、鼎、等日用器皿,其中以帶扳杯、三足盤、高柄豆、鳥首足鼎、白衣黃陶袋足、肥袋足最富有代表性,還有漆黑光亮、做工極其精緻、薄如蛋殼的陶器,稱之「蛋殼陶」,其製作技術高超絕倫,是陶器中上佳之品。此外,在遺址周圍還發現一處平面為長方形的版築夯土圍牆遺跡,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牆基厚度達10米,考古發掘者認為這可能是當時的城牆基址。發生在「兩河流域」的一次著名戰役「兩河流域」是海岱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為「濟左走廊」之鎖要,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漢高祖劉邦拜韓信為相,領兵攻齊,路過龍山。韓信意欲出奇兵打齊國一個措手不及,故不從城內穿過,在龍山北1公里許的巨野、武原兩水交匯處架起一座石橋,大軍往東直撲臨淄,大敗齊軍。以後,這座橋也為當地百姓提供了很多方便,為了紀念韓信,當地百姓稱此橋為「韓信橋」。歷史上著名的「耿弇討張步之戰」也發生在兩河流域。《水經注》記載:「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張步,字文公,琅邪人,為當地豪強,聚眾數千人,自封為五威大將軍,據齊地。後受命劉永,自封定漢公,未成。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武帝派建威大將軍耿弇起兵討張步,張步聞之,派大將費邑守濟南(即東平陵),派費敢守巨里(即龍山巨合城),又分兵屯祝阿,並在長清及泰山西側置數十營以待耿弇。因巨里西臨巨野河,耿弇即派兵砍伐樹木,揚言要填平巨野河。幾天後,巨里有降者,告之費邑要發兵救巨里。聞之大悅,急令攻下巨里後,自引精兵於巨合城外高岡上大戰費邑,將邑斬之。這是東漢時發生在兩河流域的一次著名戰役。尋覓古河畔的紅襖軍營寨巨合河邊問李全,妙真營寨尚依然。三分輕重歸誰是,槍號梨花二十年。這是晚清著名詩人王象春在《齊音》中的一首詠唱妙真寨的詩。詩人憑吊遺蹤,遙想當年馳騁疆場二十餘年的女英雄,在欽仰之中蘊含著惋惜和遺憾。「巨野河邊問李全,妙真營寨尚依然」,詩人說出了在巨野河邊,金代末年農民起義軍——紅襖軍的女英雄楊妙真曾在此結寨駐兵,後人稱之為妙真寨。金末,蒙古人南下,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蒙古軍再度南下,在山東、河北等地大肆擄掠。金朝統治者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無力抵禦蒙古軍南下,依然對境內人民橫征暴斂。為反抗金朝的統治,在山東、河北一帶爆發了大規模的紅襖軍起義。當時,山東紅襖軍共有三支軍隊:魯東的楊安兒、魯南的劉二祖、魯中的李全。當時的章丘,在李全的勢力范圍內。楊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紅襖軍著名首領楊安兒之妹,善使槍,自稱「梨花槍天下無敵手」,與李全部會合後,遂與李全結為夫婦,成了李全的得力助手,勢力也空前壯大,漸漸控制了整個山東,並順利說降了金朝山東元帥張林,接收了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等二府十二州。李全割據一方,很重視在章丘的營建,他在金興定二年與楊妙真進駐章丘,在今之龍山(巨野河畔)、水寨(城子村)、相公庄皆有兵寨,而最著名的,當數章丘相公庄北會仙山上梨花槍山寨壁壘,至今遺跡猶存。清康熙年間章丘梭庄進士李縉明有《嘯園自記》考其遺址曰:「長白山之麓……會仙峰,孤峰壁立,為李全寨,二十年梨花槍壁壘尚屹然也……。」李全離開章丘後,又縱橫天下十餘年。金正大八年,因內亂兵敗李全被殺。楊妙真北渡淮水,與養子李璮返回山東老家,繼任益都行省,居數年而死。李璮,襲父職治益都行省,專制山東三十年。後投蒙,又叛蒙,不久被俘處死。 2014年7月13日，考古人員日前在河北省尚義縣的石井鄉四台蒙古營發現4000年前龍山文化時期的古墓葬，挖掘出遺骸一具。
其中陪葬物品有夾砂黑陶片21片、石斧一把、石鏟一把、石磨輪兩個及頸項佩戴飾品。考古人員認定此處為4000年前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
此墓葬出土的夾砂黑陶、打磨石器、骨器等隨葬物品，對研究龍山文化以及當時葬俗生活習俗有著重要意義。
其他主要山東龍山文化遺址
編號 名 稱 地 點 方 位 范 圍
1 崔碾遺址 邊河鄉崔碾村南 100×80米
2 石家毛托遺址 辛店街道辦事處石家毛托村北 100×80米
3 於家店遺址 辛店街道辦事處於家店村北 200×300米
4 王家莊遺址 稷下街道辦事處王家莊村西 不清
5 蔡王莊遺址 敬仲鎮蔡王莊村東 不清
6 河溝遺址 敬仲鎮河溝村西南 350×200米
7 朱家莊遺址 敬仲鎮朱家莊村東北100米 100×50米
8 大馬岱遺址 皇城鎮大馬岱村西南 1000×800米
9 韓家六端遺址 皇城鎮韓家六端 不清
10 崖付遺址 皇城鎮崖付庄西北 150×100米
11 金召遺址 召口鄉金召村南磚廠 300×300米
12 三中院內遺址 臨淄三中院內 不清
13 葛家遺址 齊都鎮葛家莊東200米 100×70米
14 蘇家遺址 齊都鎮蘇家廟村東 200×200米
15 小杜家遺址 稷下街道辦事處小杜家莊北300米 800×150米
16 石廟孝陵遺址 齊陵鎮石廟孝陵 100×100米
17 趙王莊遺址 齊都鎮趙王莊西 不清

㈣ 中國文化起源的代表性遺址有哪些

代表有
河姆渡遺址（浙江餘姚）是1973年發現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重要的村落遺址，距今已有7000餘年歷史。經兩次大規模考古發掘，共出土各類生產工具、生活工具、建築構件等文物7000餘件。人們在這里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木結構水井、最早的編織技術、最早的船漿……河姆渡遺址所展示的燦爛的原始文化，有力地證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發祥地。1979年，這一結論被寫進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中。

紅山文化：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最具代表性古文化，位於赤峰市區東北隅的紅山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分布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聖地。

其他的有

西侯度遺址

位於芮城縣中瑤鄉西侯度村，為目前中國境內已知的最古老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大約180萬年。經發掘出土的動物化石有巨河狸、鯉、山西軸鹿、粗面軸鹿、粗壯麗牛、山西披毛犀、三門馬、古中國野牛、晉南麋鹿、步氏羚羊、李氏野豬、納瑪象等。石器出土數量不多，主要以石英岩為原料，類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狀器。另外在文化層中還出土有若干燒骨，這是目前中國最早的人類用火證據。石器和有切割痕跡的鹿角以及燒骨的發現，證明遠在180萬年前，這里就有人類活動。遺址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匼河遺址
位於芮城縣風陵渡匼河村一帶，北至永濟市獨頭村北澗，南至芮城縣澗口南溝，長達13．5公里范圍內的17個地點組成的匼河遺址舊石器地點群，是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時代早期匼河文化的代表遺址，地質時代為距今約60萬年的更新世早期。1957年，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現。1960一1980年，先後5次發掘，出土的動物化石主要有腫骨鹿、披毛犀、扁角鹿、對麗蚌、德氏水牛、二門馬、野豬、師氏劍齒象、東方劍齒象、納瑪象、三趾馬等。文化遺物以石製品為代表，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等，主要原料為石英岩。石器數量較少，類型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狀器、小尖狀器和石球。遺址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南海峪洞穴遺址
位於垣曲縣毛家灣鎮店頭村南海峪溝口東側山腰，是目前山西省唯一舊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1957年發現，1958年發掘。遺址由相鄰的三個地點組成，洞穴產自震旦紀砂質石灰岩區，遺物和化石出自黃褐色的角礫岩中。第一地點含有動物化石，第二地點發現石製品和用火遺跡，第三地點動物化石和石製品皆有。該遺址與北京猿人晚期文化很相象，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東下馮遺址
位於夏縣城北15公里東下馮村東北的青龍河南、北兩岸台地上，系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的典型遺址，其絕對年代經放射性碳素斷代，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3900年。遺址面積約25萬平方米。1959年春考古調查時發現，1974年進行發掘。遺址西部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遺存，東、南部有商代早期的二里岡文化的城牆和圓形建築基址，北部有東周時期遺存。遺址可分六期，其中一至四期屬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遺跡有灰坑、房屋、墓葬、水井、溝槽、陶窯等。遺物有石、骨、銅、陶等不同質地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兵器、樂器等。青銅箭頭、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當時已進入青銅器時代。

東下馮遺址的發掘，對於探索夏文化問題，促進夏代歷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西陰遺址
位於夏縣尉郭鄉西陰村東北土嶺上，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民國15年(1926)發現並發掘，共出土60箱陶、石、骨器等遺物，其中有半個蠶繭化石。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大肆盜掘西陰文物達數卡車之多。1959—196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再次調查，其面積為500x600米，遺物包含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的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發掘並出土了大批文物。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荊村遺址
位於萬榮縣萬泉鄉荊村西北500米，為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遺址范圍東西300米，南北300米，文化層厚2米。民國20年(1931)，山西省立圖書館、北平女子師范學院研究所和美國弗里爾藝術館合作發掘過該遺址。在出土的谷類炭化物中有黍和高梁兩種，暴露有窯址、灰坑。採集有紅陶、灰陶、彩陶、夾砂陶片。遺址保存較完整，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此外，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有：位於夏縣埝掌鎮崔家河村北的崔家河遺址、位於絳縣橫水鎮周家莊村東的周家莊遺址、位於新絳縣澤掌鎮光村西北的光村遺址、位於新絳縣橫橋鎮西尉村南的西尉遺址、位於新絳縣萬安鄉馬庄村南的馬庄遺址、位於聞喜縣陽隅鄉回坑村西的回坑遺址、位於永濟市蒲州鎮石庄村北的石庄遺址、位於荷城縣大王鄉金盛庄村西的金盛庄遺址、位於荷城縣嶺底鄉坡頭村的坡頭遺址、位於平陸縣西侯鄉趙家滑村的趙家滑遺址等。

古動物化石遺址

土橋溝化石遺址
位於垣曲縣古城鎮寨里村土橋溝。民國15年(1926)瑞典古生物學家安特生發現。東西10--14公里，南北14—16公里，發掘出土有甲殼類、淡水軟體動物、黃河猴等8種動物化石，距今約5000萬年，是國際人類進化及始新統地層的最早資料。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擔山石化石遺址位於垣曲縣毛家灣鎮擔山石村南龍骨山的山腰，1957年發現。面積50平方米，屬更新世晚期。出土有石英石片、三門馬牙齒、鹿牙等化石。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獨頭化石遺址
位於永濟市首陽鄉獨頭村後澗河南北溝一帶。1953、197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察，認定為共事匼河文化遺址范圍。出土化石有象牙、野牛、獼猴、羚羊角等化石及大量石核、石斧、石刀、刮削器等。

七里坡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杜馬鄉七里坡村東南800米崖嘴頭下。1958年11月發現，採集有麂化石。

五龍廟溝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杜馬鄉大澗北村西側200米處。南北長3000米，東西寬150米，溝西岸斷層的河湖相沉積的沙層和礫石層中，堆積層厚2—6米，出土有黃河象、三門馬等哺乳動物化石。屬中更新世時期。

小東延化石遺址
位於平陸縣東延村小東延溝。南北長2000米，東西寬150米。溝兩岸崖腰的河湖相沉積的沙層和礫石層中出土有黃河象、二門馬、鹿、羚羊等哺乳動物化石，沉積層厚2—6米。屬中更新世時期。

古城遺址

商城遺址
位於垣曲縣古城鎮南關外的毫清河與黃河間的高台上。1984年發現，1985年發掘。城內面積約12萬平方米。中北方的城牆保存在地上，長330米，寬5—12米，殘存高3—5米，夯層夯窩極為清晰，其它三面城牆均保留在地下。城東南為居民區，文化層較厚，有灰坑、窖穴等遺址；中部偏東有一組夯土建築基址，可能是宮殿區。文化遺物主要為陶器，有高、大口尊、盆、罐、豆等，銅器有鼎、斝、爵等，此外還有卜骨。據地層和出土物判斷，最晚不會晚於商代二里岡文化的上層，為一座較為完整的商代方國小城，是研究商前期歷史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毫城商城遺址
位於垣曲縣城東南25公里上、下毫城村之間的第二台地，1989年發掘。城址邊長300米，正方形。夯土層中有早期陶片，西南角有龍山灰坑與較多漢墓。出土有雙環素麵扁壺、高和仰韶彩陶片及許多漢代瓦片。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查認為，該遺址對研究商、周及其之前文化具有重要價值。遺址現存元致和元年(1328)所立「殷商烈祖成湯聖王居毫故事片都」石碑。

禹王城遺址
位於夏縣禹王鄉的禹王村、廟後辛庄、郭里村一帶，因傳說夏禹曾在此居住過，故俗稱「禹王城」。據考證，禹王城即春秋戰國時的魏國國都安邑城，也是秦、漢及晉時的河東郡治所。遺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廟四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廟在小城的東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大城如梯形，總面積13平方公里。四面城牆皆版築夯打而成，北牆和西牆保存較好，除北牆外，其餘城牆都不直。東牆殘長1530米，西牆長約4980米，南牆長3565米，北牆長2100米，外側有護城壕。城北部有戰國時代的灰坑和灰層，城中部偏東的廟後辛庄以北，發現一處戰國中晚期的手工業作坊。中城方形，總面積6平方公里，其西、南兩城牆分別是大城的西牆和南牆的一部分，北牆長1522米，東牆現存長960米，城內遺物豐富，堆積層厚2米左右，有戰國時代遺存，但主要是漢代遺存。從出土遺物分析，中城稍晚於大城。小城總面積754000平方米，形狀是缺去東南角的長方形。西牆和北牆分別長930米、850米，城牆現存寬1。4米。19卯年秋試發掘，出土遺物有大罐、盆、甑、小釜、碗等容器陶范，印有陰文「東三」的鏟范、鏵范、車轡范、六角承范、圓形承范、花紋范等。瓦分板瓦和筒瓦，瓦當多為雲紋圓瓦當，此外還有五銖錢、半兩錢、鐵渣等。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古魏城遺址
位於芮城縣城北2．5公里，南北城牆在地面可見。古城東起柴澗村、鐵家莊，西至後龍泉村、城南溝村，北至永樂宮北0.5公里，南至永樂宮門前，呈方形，周長4500米。殘留於地面之上的城牆高出地面l—7米，城址寬度一般在13—15米之間。城牆版築而成，古城東南、西北、東北三個城角保存較好，城外側都有月牙狀的夯土台。城內出土有東周時期的南、豆、罐、瓦等遺物，在城西柴澗村有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墓葬群，出土過數批青銅器。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玉壁城遺址
位於稷山縣城西南5公里處白家莊村西。其東、西、北三面皆為深溝巨壑，地勢險要。玉壁城建於西魏大統四年(538)，系西魏抵禦東魏侵襲的前沿重鎮。玉壁城早已廢圯，夷為平疇，唯西、南兩面尚有夯土殘垣斷壁。城的北面和西面，各有一個平頂土丘，與城相連，昔日均為城堡，現在北堡暗道尚存。城東溝里半坡地方，有一地道直通玉壁城下，道內寬約0．8—1米，高約1．2—1．8米，為東魏高歡攻城時所鑿。對研究北朝史和古代戰爭史具有重要意義。

㈤ 新石器時代到紅山文化的穿空石斧最高拍賣多少錢

歷屆拍賣最高成交價260萬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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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後李文化遺址的遺址區別

「後李文化遺址」和真正意義上的「後李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李文化在後李文化遺址上，但是後李文化遺址上又不僅僅有後李文化，還有其他時代的文化，後李文化只是其中最早的文化遺存。 該遺址最突出的特點是文化層次多而豐富，文化堆積厚達2至5米，由上到下共分12層，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遺存、兩周（西周、東周）文化遺存和晚期文化遺存三大階段。從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物到清代的器皿，首尾跨越了8000年，這些人類生活的痕跡和佐證物，在歲月之手的點化和指揮下，被層層疊壓在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這在全國考古發掘中是罕見的，不僅證實了臨淄文明的久遠，同時昭示了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厚和連續。再說一下後李文化：被考古界正式命名的「後李文化」，是後李文化遺址上最特殊、最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分為後李一期文化和後李二期文化，發掘中不但出土了房址、灰坑、灰溝、墓葬、陶窯等遺跡，還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等遺物。
在2008年，淄河治理工程中，技術人員在後李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一柄石斧。 後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該時期的陶器，一期文化的陶器都是夾沙陶，陶胎的質地與當時地層土的成分極為相似，只有極個別摻蚌殼和摻雲母的現象，說明當時製作陶器是就地取材；陶器的燒成火候較底，個別遇水即潰；陶色有紅褐陶、紅陶、灰褐陶和黑陶，紅褐陶最多；陶器的紋飾簡單，大部分僅見於器物的口部，種類有花邊紋、附加泥條堆紋和少量繩紋；陶器的種類單調，主要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底器極少；器形有釜、缽、盆、罐、碗、盂、小口壺、實心陶支腳等。這一時期，既沒有三足器，也沒有彩陶和彩繪陶，陶器中的深腹圜底釜為後李一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總數約佔全部陶器的80%，比較獨特，這與山東及其周邊地區已發掘的其他考古文化截然不同，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層次。後李二期文化是後李一期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她與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如都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器類都以鼎、缽、小口雙耳罐為基礎。同時與北辛文化又有較為明顯的差別，被認為是屬於北辛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在後李文化遺址被發掘和確認以後的兩年內，考古學者又在魯北和魯西北地區相繼發現了10多處同類遺址，對其中的幾處遺址進行試掘獲取的資料，進一步印證了後李文化遺址發掘所證實的成果。由於後李文化遺址本身具有的獨特面貌和其群體分布的特徵，完全具備了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基本條件，所以，為區別於其他考古文化，文物專家將其稱之為「後李文化」，承載這種古老文化的厚土就是後李文化遺址。這是山東淄博地區唯一一處以本市內的地點命名的考古文化，為臨淄這座在戰國時代就聞名世界的故都又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內涵。

㈦ 我有一個新石器石斧不知道能值多少錢

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價格一般在一百萬以上。

㈧ 論述北方地區新石器文化序列及其特點

山東海岱新石器文化

距今8500年前的後李文化：是山東地區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因1988年—1990年發現於臨淄區齊陵街道後李官村西北而得名。後李文化時期，磨製石器達到較高的水平；環壕聚落已經存在，房子多為半地穴建築；個人私有財產貧乏。陶器以夾砂陶為主；陶色多為紅、褐；主要為圜底器；器形主要是筒形深腹圓底釜。

北辛文化（距今約7300年）：1978—1979年最早發現於滕州市官橋鎮北辛村北、薛河旁的高地處。這一時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農耕工具已配套齊全，進入了鋤耕階段；紡織業開始出現；制陶業發展，出現了使用單彩的「紅頂碗」，為彩陶的淵源；家庭飼養業開始出現，已開始養豬。

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500年）：因1959年發掘的泰安大汶口遺址而得名。特別是它的中、晚期，在總體的成熟程度上，已經超過了中原仰韶文化。這一時期，手工業已脫離農業而獨立發展：制陶業相當繁盛，中期開始使用輪制技術，有了少量的輪制小件器物；晚期已使用快輪生產大件陶器。制石、制玉業較發達。中期以後出現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錛；還出現了精緻的玉鏟，並有更多的玉、石串飾。 在文化方面，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變形和青春期拔齒（一般拔除一對上頜側門齒）、用龜甲占卜、死者隨葬家豬和獐牙的習俗，創造了極似後來甲骨文、金文構造的陶文，為迄今所知最早的漢字萌芽形態；還建造了成批的大規模聚落中心，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在社會形態方面，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貧墓、富墓形成強烈的對照，這表明當時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私有制在逐漸形成；男女合葬墓增多，表明對偶婚已經出現，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龍山文化（距今約4500年）：因1928年發現於濟南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遺址而得名。由於龍山文化中的黑陶很有特色，故曾稱為黑陶文化。這一時期，農業和畜牧業較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木耒、骨鏟、石鐮和蚌鐮出現，人們已開始飼養雞和馬；快輪制陶技術得到普遍採用，磨光黑陶數量多，質量精。特別是薄如蛋殼、表面光亮如漆的「蛋殼陶」，更為中國古代制陶史上的巔峰之作；冶銅技術開始出現，已經能冶煉黃銅；建築上，出現了夯築的長方形土台，四周有漫坡散水，說明商周時期盛行的夯土建築在這時就已出現了；城址開始大量出現。近年山東境內發現了十幾座，其中七座密集分布，形成了一個城址群。這一時期，東夷人就已經進入階級社會，並出現了國家，標志著文明社會的開始。

岳石文化（距今約4000年）：因最早發現於平度大澤山鎮東岳石村前、淄陽河北岸的台地而得命名。石器以磨製為主，半月形雙孔石刀、亞字形石斧和長方形扁薄單面刃石鏟等尤具特色；骨器數量較多，其骨針磨製之精細，幾可與今日鋼針媲美；陶器質料以夾砂紅褐陶為主，泥制灰陶和黑陶較少。製法有手制和輪制兩種。紋飾主要有附加堆紋和刻劃紋，還有少量彩繪。陶器中還有一定數量的紡輪和網墜等工具，其中網墜的數量較多，型式也復雜。古樸典雅、厚重適用是陶器的主要風格；冶銅業發達，已出現青銅小刀、錐和箭鏃，是山東地區最早的青銅器。

㈨ 黃河三角洲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從後李文化到相當於北辛文化的遺存……

簡單說，文化就是文明。

中國黃河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因發現於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東省及江蘇省淮北地區。包括北辛文化和龍山文化。主要分布區是山東、蘇北、皖北和豫東的汶河、泗河、沂河、淄河、淮河下游的廣大地區。是本區新石器時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文化。已發掘的典型遺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州崗上、曲阜西夏侯、鄒城野店、兗州王因、邳縣劉林、大墩子、諸城呈子、日照東海峪和膠州三里河等遺址。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約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續時間約2000年左右。根據地層疊壓關系和遺物特徵，可以區分為早、中、晚3期。有泥質、加砂陶，早期以紅陶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並出現白陶、蛋殼陶。手制為主，晚期發展為輪制陶器，燒成溫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單耳杯、觚形杯、高領罐、背水壺等。許多陶器表面膜光，紋飾有劃紋、弦紋、籃紋、圓圈紋、三角印紋、鏤孔等。彩陶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紅、黑、白三種，紋樣有圈點、幾何、花葉等。
大汶口文化於1959年首次發現，進行發掘，考定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考古學界即將大汶口遺址及其相類同的文化遺存命名為大汶口文化。其後，於1974、1977、1978年，又先後進行多次發掘。遺址內涵豐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壺、罐、缽、盤、杯等器皿，分彩陶、紅陶、白陶、灰陶、黑陶幾種，特別是彩陶器皿，花紋精細勻稱，幾何形圖案規整。生產工具有磨製精緻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磨製骨器，而骨針磨製之精細，幾可與今針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為主，有普遍隨葬獐牙的風習，有的還隨葬豬頭、豬骨以象徵財富。
大汶口文化的發現，為山東地區的龍山文化找到了淵源，也為研究黃淮流域及山東、江浙沿海地區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
北辛文化 北辛文化遺址
北辛文化作為一種新的文化被認識，開始於1978年至1979年對山東滕縣北辛遺址的發掘。它是黃河下游一種原始社會較早期的文化遺址，根據北辛遺址發掘的碳—14測定為距今7300一6300年，它的發現與確立不僅解決了大汶口文化的淵源問題，而且對我國原始社會早期的國原始社會早期的農業、手工業及漁獵生產等方面的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和線索。 表現在北辛文化中的農業特徵，一是粟粒碳化顆粒的發現，二是大量磨製生產工具的出土。在一些窖穴的底部，發現了粟類作物的顆粒，這些碳化了的粟顆粒，是目前我國北方發現較早的農作物之一，這說明了農業生產是他們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也是定居生活賴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粟是耐旱作物，從地理環境、土質和氣候方面觀察，北辛文化所處的地帶是非常有利於古代人類的居住和古老的農業生產的。因為這一地區的降水量集中於夏季，不及南方年降水量平均，所以，北辛文化的居民很自然的選擇具有耐旱早熟之特點的粟作為主要農作物。它的發現不僅證實了我國有發達的原始農業，同時還證實我國是世界上農業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發現的農業生產工具，石制的有斧、鏟、刀；鹿角制的鋤等。斧多為打制，主要的平面呈梯形或長方形，是開墾荒地砍伐樹木的工具。鏟，體形扁薄，平面有呈長方形的，梯形和舌形的，有呈圃角方形的，有呈橫長方形的，有的在其刃部遺留有使用痕跡，通體磨光，是翻土播種的工具。石刀，分打制和磨製兩種，打制的大多利用石片加工製成，略呈長方形；磨製的有略呈長方形的，半月形的，可能作為一種收割工具。鹿角鋤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處，把短枝的一側磨成斜面刃，長枝的一側為柄部。另外，還有的截取鹿角的一段，將上部進行修整，可安柄。這種鹿角鋤，可能為種植時開溝播種或挖坑點種用，也可以作為中耕鬆土之用。石磨盤、石磨棒和石磨餅為配套器物，是一套糧食加工工具。磨盤的形狀有方形的，有近似鞋底形下有矮足的，經過磨製而成，有的盤面因經長期使用作弧形下凹。這些工具都是在原始生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這樣就為原始農業的較快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北辛文化的陶器以夾砂黃褐陶和泥質紅陶為主，有少量黑陶。夾砂陶火候較低，陶胎較厚；泥質陶火候較高，質地細膩。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尚處在原始階段，出土的器皿種類單調，造形簡單，主要有鼎、釜、罐、缽、壺等。這些陶器均為當時人們的生活用具。 編織、縫紉和制骨等手工業也有了初步發展，在出土的兩件殘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有規整的席紋。磨製精細的骨針和陶紡輪的出現，使利用野生纖維和動物毛絨紡線編織，縫制穿著成為可能。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北辛人們已由身披獸皮、腰圍樹葉的時代進入了穿衣階段。北辛文化的人們除對農業生產勞動外，狩獵、捕撈和採集仍是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遺址中出土的骨鏃、鹿角矛形器、彈丸、骨魚鏢、陶網墜、骨梭，以及數量相當多的獸骨、魚骨和貝殼，經鑒定，有豬、牛、梅花鹿、獐、四不象、貉、獾、雞、龜、青魚、麗蚌、中國田螺等種類。這些動物除豬已經是人工馴養外，其餘皆為野生動物，都反映了這一事實。綜上所述，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時代，自然氣候和地理環境都與現在有著很大的差異，我們的祖先在那樣的條件下。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用粗笨的生產工具發展生產，過著較穩定的定居生活，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北辛遺址發現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於1991年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辛文化遺址位於棗庄市北部，是一處七千餘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村落遺址。
北辛文化遺址位於官橋鎮薛河故道的北辛村，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是古代先民從事生產活動的理想的區域。
196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成文物普查隊來滕縣考查，發現了北辛遺址。1978年秋、1979年春對北辛遺址進行了兩次歷時85天的發掘。發掘面積2583平方米，獲得十分豐碩的成果，發掘中獲得的含碳標本經同位素C14測定，其年代距今7300年，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母系氏族社會趨向繁榮的發展階段。
北辛時期的經濟以農業為主，遺址出土了配套齊全的農耕工具和粟類顆粒。從翻地的石鏟、鹿角鋤、播種用的尖狀角器，到收割用的蚌鐮，脫粒用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對研究當時的農業生產狀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從出土的陶器來看，其工藝較為原始，陶質有夾沙陶和泥質陶兩種，紋飾有附加堆紋、劃紋、指甲印紋等等，手工業在北辛時期也出現了萌芽。遺址中還發現了家豬型的頭骨，刷新了我國的養豬史。由於北辛文物獨特的文化面貌，因而被命名為「北辛文化」。1982年向全世界公布並編入歷史教科書。
北辛遺址的發掘與「北辛文化」的命名，是海岱文化區，新石器時代的一次重要發現，是山東大汶口文化發展的源頭，她將山東的始前考古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後李文化
[編輯本段]簡介
後李文化因首次發掘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後李文化遺址而得名。該文化分布范圍主要在泰沂山系北側的山前地帶。經過正式發掘的遺址主要有臨淄後李、濰坊前埠下、張店彭家莊、章丘小荊山、西河、鄒平孫家、西南村、長清月庄等。經碳十四測定，其年代大約距今8500——7500年之間，前後延續約一千多年時間。
遺跡主要有房址、壕溝、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平面多圓角方型或長方形，面積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餘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經過燒烤，多發現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長方形土坑豎穴，排列比較整齊，個別挖墓室，均未見葬具。死者頭向多朝東，有的向北。葬式多單人仰身直肢葬。多無隨葬品，少數放置蚌殼，個別見有陶支腳。墓室一般長2米左右，寬在0.6—0.8米之間。陶器以紅褐陶為主，紅、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製作工藝為泥條盤築，器表多素麵，器形以圜底器為主，僅發現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類主要有釜、罐、壺、盂、盆、缽、碗、形器、杯、盤、器蓋和支腳等。
岳石文化 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平度市大澤山鎮東岳石村東南。1959年發現。遺址南北長約70米，東西寬約200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由於東岳石遺址中出土的遺物有獨特的造型和風格，故被考古界稱為"岳石文化"，並進一步證實它是東夷族所創造的一種古老文化，為研究龍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位於大澤山東岳石村附近，1959年修淄陽水庫時，在岸邊發現該遺址。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出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經考證為東夷族創造的一種古老文化。

㈩ 濟南南山區柳埠鎮外石村西周石斧的文化遺跡

摘要 為配合濟青高速鐵路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歷城區文物局聯合組隊，於2016 年5 月下旬至7 月初，對濟南歷城區院後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