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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歷史作用是什麼

發布時間:2022-03-05 17:09:13

Ⅰ 草原文化的戰略地位和歷史作用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創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遠的歷史、獨特的內涵、廣泛的影響力,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整個中華文化的形成、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草原文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匯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一樣,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位於呼和浩特東郊的大窯石器製造場,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70萬年。在鄂爾多斯市薩拉烏蘇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距今約5萬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階段。在呼倫貝爾市扎賚諾爾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舊石器晚期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這些說明,北方草原地區確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在北方草原上更為豐富。對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使人們逐步認識到,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走在中華文明進程的前列。在距今約8000年的赤峰市興隆窪聚落遺址中,發現有大型石鋤、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說明興隆窪先民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這比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開始栽培農作物早了近千年。這里出土的我國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稱作「中華老祖母」。在赤峰市發現的距今5000年的石圍牆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與鄭州西山夯築土城址為同一時代的遺址,都是迄今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城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經在創制人類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經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畫在陶罐上。經學者對20世紀80年代初出土於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釋讀,認為這是對遠古時代一次流星或隕石雨的紀錄。可見,這里的原始文字較之與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元號更加進步。考古工作者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祭壇、女神廟、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築、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群以及成組的玉質禮器,則反映了早期人類祖先崇拜、等級社會的狀況。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紅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會跨入「古國」階段,早期城邦制國家誕生了。而在1000年後,中原地區才相繼跨入「古國」階段。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紅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處於「先走一步」的前導地位。

追尋北方草原新石器時代先民們的足跡不難發現,中華民族許多文化傳承的源頭也都可以追溯到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石塊擺塑龍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陽及湖北黃龍考古遺址中發現的擺塑龍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雕刻精美的玉龍,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早雕刻的玉龍,被稱為「中華第一龍」。20世紀80年代後,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玉龍陸續出土。這說明北方草原是龍的故鄉,是龍崇拜觀念的發祥地。伴隨著玉龍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學者們對紅山文化的重新審視,認為紅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於它的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構築了中華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趙寶溝文化遺址距今約6800年。2004年,在這里發現了一件鳳鳥造型的紅陶杯,有學者將其稱為「中華第一鳳」。從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華鳳文化的濫觴。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讀,還「找到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原始記錄」。因為紅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鳥族,他們與後來的商文化有著密切關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話可以通過小河沿文字的記載得以冰釋。

在中原地區進入青銅器時代之前,北方草原並不晚於中原地區開始使用青銅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現的青銅器,屬於青銅器時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個標志。在鄂爾多斯市以及鄰近地區發現的大口二期、朱開溝等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有以動物紋樣為主體圖案的飾牌、游牧生產生活用具、銅短劍、銅戈、銅鏃等,顯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除了發掘出為數眾多、工藝精緻、造型美觀的青銅器外,還發現有古代銅礦煉爐遺址。北方草原青銅器文化特色濃郁,是商周至戰國時代北方游牧民族創造的重要文化財富。

綜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華大地上人類活動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擴展了中華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華文明的開端推向了更為久遠的歷史,無疑是中華文化最早的源頭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還以其豐富又獨具特色的內容、不間斷的歷史發展,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既在許多方面與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新石器時代,黃河文化以粟作農業為經濟基礎,長江文化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兩者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而草原文化多以農業兼漁獵業為特色。進入青銅器時代後,草原文化逐漸轉向以游牧業為經濟基礎。由此,在古代中國,形成了三大類型的經濟文化區,即北方草原游牧經濟文化區,秦嶺、淮河以北的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秦嶺、淮河以南的水田農業經濟文化區。三大經濟文化區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造成的,同時也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結果。草原文化在經歷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元、滿清、現當代幾個高峰期的發展以及與中原文化的長期碰撞交流、融合後,今天已經演變成為蒙古族文化為典型代表的、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文化體系。這個體系已經融入中華文化的大體系之中,使中華文化成為一個包容工業、農耕、游牧、漁獵等生產方式在內的多元一體的文化體系。

受自然環境、氣候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在古代歷史上北方草原先後興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經濟為主業。在游牧經濟中,草原生態環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組成相互依存、和諧發展的共同體。游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不同在於,游牧經濟的基本生產資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經常在草原上移動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強調有規律地游遷。而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需要興修水利和精耕細作,因此農業民族強調安土重遷。在我國歷史上,中原地區的農業與北方草原的游牧業長期接觸共存,經常發生矛盾沖突,又相互依存和補充。正是在這兩種經濟類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漢族形成了不可割斷的經濟聯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個別情況下這種經濟文化的交流聯系,甚至採取政治、戰爭的手段得以延續。就是在這種交流聯系的過程中,歷史上北方諸多民族不斷參與中華文化的構建與發展,在中華文化中的歷史作用不斷凸顯出來,並且在經濟文化的交流聯系當中,碰撞出、創造出中華文化發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區進入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以後,在中原地區建立統一農業區政權的同時,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繼建立了統一游牧區的政權。自戰國時代到秦漢時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統一北方草原的強大政權。西晉以後,居於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內地遷移並建立政權,我國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在東晉時期,鮮卑族逐漸壯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權。五代之際,契丹族統一北方,建立了遼政權。此後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遼、北宋政權,建立了金朝。在元、清兩朝,蒙古族、滿族不僅統一了北方草原地區,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長城風外的疆域空前廣闊的統一政權,鞏固了統一多民族的國家,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這些北方民族政權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或雄踞於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別是當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沒落的時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華文化,重新煥發中華文化的生機活力,使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續和發展,充分顯示了草原文化的進取開拓、奮發有為的風貌。

游牧經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物質、精神、制度層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內容。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創造了豪放壯美、雄渾飄逸、豐富多姿、熠熠生輝的燦爛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獵、游牧為內容的岩畫,展示著早期草原民族的歷史風貌。以蒙古族的《江格爾》為代表的眾多英雄史詩和歷史文學巨著《蒙古秘史》等歷史文獻,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清代雍和宮的建築形式和建築格調匯聚了滿、蒙、藏、漢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藝術為一體的雍和宮「三絕」,更是馳名中外。蒙古族科學家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圖是草原文化在數學、天文學方面取得新進展的重要標志。滿族文學大師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學巨著,流傳至今,蜚聲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學家尹湛納希創作的《一層樓》等多部長篇小說,推動了草原文學的發展。游牧民族創造的有利於保護自然生態的游牧經濟文化,蘊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進步理念。還有以「長生天」為核心的哲學觀念,縱橫馳騁的軍事戰略和藝術,星羅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記錄表現不同民族語言的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幾種文字,蘊涵著豪放氣勢、委婉情懷的音樂歌舞藝術等等,都無可置疑地說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中華文化豐富、博大內涵的創造與貢獻,也是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獨樹一幟、自成一元的特質所在。

總之,從構成草原文化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來看,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是中華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性作用

中華文化是中華各民族智慧的結晶。在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草原文化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這種作用是持久的、廣泛的,也是深遠的·

草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歷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力排眾議,學習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騎射,主動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廣泛影響。西漢前期,由於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匈奴之間通過「關市」貿易開展物資和人員的交流,出現了「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來,各民族文化和風氣上的互學互染,形成了「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的氣象。唐代更是「胡風勁吹」,在以長安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達官貴人、普通百姓趨之若騖,呈現出「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的盛況。唐代以後,契丹、女真先後入主中原。金朝統治區域較之遼朝南移,表現出北方民族對中原內地文化的影響漸次高漲。在金代,金主完顏亮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於此。

蒙元時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推動下,草原文化的對外影響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蒙古汗國的建立,從整體上開通了我國與歐亞各國間的聯系,北方民族、中原內地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同時也加快了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匯聚互融進程。

在滿族建立的清朝時期,草原文化在多領域得到長足發展。滿族的許多文化被內地各民族所接受,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鮮活力。鴉片戰爭以後,北方草原各民族與全國人民一道,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列強入侵,為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和文化傳統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我國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團結友愛,在繼承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奮斗,建設著空前繁榮、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歷史譜寫著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對此後中原民族的服飾演變、軍事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北朝時期鮮卑等北方民族組織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為中國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的開鑿,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藝術瑰寶。北魏末期,
「六鎮起義」引起六鎮邊地的鮮卑人及鮮卑化的漢人進入中原地區,致使鮮卑語言、風俗在東魏、北齊成為時尚。北方漢語受到鮮卑語影響,時人稱北方方音「北雜夷虜」。傳入中原的樂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篳篥、橫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傳唱千餘年,流傳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

在對中原文化持久、廣泛的作用過程中,草原文化不斷為中華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在因素。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一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總有一種向南發展的傾向。遼以前,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對中原的頻頻滲透,逐步進入;從遼開始,這種傾向則主要表現為發動征服戰爭,入主中原。產生這種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北方草原民族對於物質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來,中原朝廷到末期廣泛彌漫的腐敗萎靡之風所導致的朝廷積弱、不堪一擊,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裝南下。歷史清楚地表明,遼、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過摧枯拉朽、橫掃萎靡之風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屢屢入主中原,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發展一次次注入新鮮血液。誠如陳寅恪所說,包括草原文化在內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局」。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伴隨著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武力征服而來的,是草原民族與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內地文化的匯聚。這種大規模的融合和匯聚每進行一次,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強,它所產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進一步增強;正是這樣一次次的大規模融合、匯聚,加速推動著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日益壯大,中華文化長盛不衰,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此。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Ⅱ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意義

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並對該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世界觀、價值觀、心理特徵、現實態度等諸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蒙古族傳統文化作為草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而優秀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內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讓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獨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說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討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與作用,對於振奮民族精神、發揚民族傳統、堅持科學發展,開創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新局面,促進自治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意義重大。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與基本精神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十分豐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以順從「長生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為特徵的自然生態理念,二是以充滿原動力的多樣的貿易需求和靈活的謀生方式為特徵的經濟貿易理念,三是以講真話、講信用、誠實守信為特徵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並蓄為特徵的政治生態理念。聯系當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這些獨具特色的核心理念,無不體現出蒙古族傳統文化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與蒙古族傳統文化核心理念關系密切乃至很難嚴格區分的,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來,區內外專家學者對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論述,筆者最贊同的是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吳團英研究員將其總結歸納為「開拓進取精神」、「英雄樂觀精神」、「自由開放精神」和「崇信重義精神」。當然,除了這四種精神,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務實實用精神」。蒙古族傳統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傑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無疑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維系的紐帶,生存發展的動力,自立於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開拓進取精神
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傳》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這種精神的經典表述。蒙古族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自己的傳統典籍中沒有這種經典表述,但同樣具有這種偉大的精神稟賦並令人信服地將這種精神書寫在自己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千年風雲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學者譽為「全球一體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為弘揚開拓進取精神,利用國家政權形式開通中西方之間的交流與聯系,把幾乎整個東亞、中亞、西亞和東歐聯合在一起的結果。
(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英雄樂觀精神
崇尚英雄,倡導英雄樂觀精神,這一點,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體現的尤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樂觀精神,把效法英雄當作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很多史書中描寫的「貴壯尚勇」、「重兵死、恥病終」就是這種價值觀的寫照。但是,蒙古族對英雄的理解,並沒有單純停留在對「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對人的智慧也同樣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贊揚。因此,蒙古民族不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傳統和習慣。聖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萬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體體現。長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對酷熱嚴寒的抵禦能力和忍耐力極為強勁,對創傷、失敗等厄運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衛故土的戰爭中不怕犧牲,視獻出自己的生命為光榮等,同樣體現了英雄樂觀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樂觀精神,體現在自信自強、不怕困難、不畏強暴、知難而進的高貴品格上,體現在英雄個體的價值與群體社會責任的統一上。因此不難看出,蒙古族傳統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輩出的文化;英雄樂觀精神是蒙古族傳統文化最具意義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自由開放精神
嚮往自由,追求開放,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徵,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萬式,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開放的環境,這種人們在空間上的自由行動為其內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過程中自由開放的因子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深熔鑄於其民族性格之中,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各個萬面。就生態美學角度而言,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藝術化的生存狀態,是蒙古族傳統文化自由開放精神最閃光最具個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態理念的美學價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開始懂得自然對於人類的意義,也更加明白人作為自然的承擔者和自由自覺的特有的存在,應該而且必須承擔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任,將綠色還給大地,將清潔還給空氣,將藍色還給天空和海洋,也最終將幸福完整的人類生存還給人,從而營造出一種綠色的、和諧的、詩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崇信重義精神
誠實和守信都是一種做人的品質,是人類最難得的文化資源,也是人類最可貴的文化資本。蒙古族作為草原文化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他們極力推崇以誠立命、以誠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價值,視內誠於心、外信於人為最大光榮,視輕諾寡信、背信棄義為最大恥辱。他們之所以對欺詐性的交換行為和非法謀利行為極其蔑視,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戰爭的經常性決定的,最終也必然熔鑄在他們的世界觀、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說,誠信精神構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徵。

(五)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務實實用精神
對於古代蒙古人來說,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動盪的社會現實,直面人生是他們最基本的人生信條,這樣就使他們養成了反對玄想空談、崇尚腳踏實地的精神,不論是在宗教信仰、民間文學中,還是在倫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務實實用的態度和精神同樣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堅強、耐勞、算計的能力和本領,把他們與自己最推崇的騎射並列加以肯定,並要求子孫學習商人的獲利精神。他們唯物地認為,商人的本領和能力並不是天生的,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教育、訓練、培養和實踐得來的,任何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這些本領和能力。為了確保各國之間商業貿易的順利進行,各路商道暢通無阻,各國使節和商人的個人安全和貨物不被搶劫,蒙古人都要給予各國使節和商人以特殊的保護和優惠政策。可以說,這種務實實用精神在蒙古族傳統文化諸領域里都有顯著的表現,其直接的結果是:務實的生活態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夠極好地適應自然環境,從而為自己的生存選擇了一種最為恰當的方式;務實的信仰態度使得他們為自己找到了雖原始粗糙但最為實際的精神寄託;務實的價值觀念使得他們能從自己的現實環境和實際需要出發,為自己在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中找到了最適合的位置;務實的政治態度使得他們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為適合的政治選擇。我們用生態美學的理論考察這種務實實用精神,就會使我們得到當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於建立更加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綠色生活方式」;關鍵之處,在於確立「四種觀念」,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觀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開發觀念;落腳點和歸宿,在於人們視自然界為朋友,更加節制和簡化自己的物質生活,善待自身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進而改善人們當下的非美狀態,建立起一種符合生態規律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等多重審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
要考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首先應該對民族性格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們知道,民族性格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在定義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學者中,有的以文化為基礎進行研究,有的則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他們對於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義,反映了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視角。他們的論述雖然見仁見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會文化與民族性格的相互關系的探討,這一研究視角無疑是很有眼光的。因為民族性格的基礎是該民族群體的典型人格,它的主體承擔者是眾多民族成員。他們通過社會化,將文化模式內化為心理過程和心理尺度,最後養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這一過程的實質即個體對該民族文化模式的認同和內化。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認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數成年成員共同的思維方式、人生態度、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心理特徵等多種要素和多種層次組合而成的有機整體,它通過該民族眾多個體成員的性格特點得以凸現。由於社會文化對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該民族特定的文化類型。我們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就是以此為理論依據,並從中得到富有啟發意義的參考。
蒙古族傳統文化內容非常豐富,既包括物質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還包括精神文化。籠統地考察其與蒙古民族性格的關系,顯然非筆者個人學識所能及,本文所論僅限於狹義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這一主線展開。當然,文化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各個層面又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蒙古族傳統文化是特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的產物,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各個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我們在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時,又不能僅僅局限於精神文化的范圍,從思想到思想完全脫離社會的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須將各個歷史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等各種具體條件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認識二者的內在聯系。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於蒙古民族性格的內在機制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通過獨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統影響,這些方式能夠較有效地激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喚起人們的道德需要,增強人們的道德信念,加速著人們對其核心價值的認同和內化。這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於蒙古民族性格的內在機制。具體方式有如下幾種:
一是以事為誡。「以事為誡」即通過史事、寓言故事等具體事例來闡發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以達到勸誡世人的目的。在阿闌豁阿「五箭訓子」的傳說中,我們看到這位母親用生動形象的比喻教育兒子們,一定要精誠團結、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在亂世中站穩腳跟,發展壯大起來,否則就會被擊垮、消滅。這種由事到理、以事論理、以事為誡的方法,直接影響教育了廣大的草原蒙古人,在當時那種部落紛爭、動盪不安的社會中是十分實用而有益的。
二是以言為訓。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草原蒙古人還以大量的格言、諺語來教育子孫保持和發揚諸如誠實守信等內容的道德傳統:「獲得別人信任靠忠誠,改正自己錯誤憑真誠」;「人好在於誠實,馬好在於善使」;「碰大雪也別違諾言,遇大雨也別誤時間」……從文獻資料的內容來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鑰匙》等反映出來的也都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道德原則和處事法則,並沒有空洞的說教和虛無飄渺的想法。這些閃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廣為流傳,成為草原文化優秀道德傳統的有力說明
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統治者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良好行為為人們樹立標桿典範,通過身教來體現和傳達道德要求,從而將道德理想和價值標准具體化。遍過崇高的道德行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獲得道德啟示,激發起道德情感,心悅誠服地、潛移默化地將教育者所倡導的道德要求納入自己的品質結構之中。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身教重於言教,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等史實都證明,統治者本身的道德狀況對民眾的行為和社會風俗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開創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也由此說明了統治者自身進行道德修養和踐履道德規范的重要性,而這的確有助於人們對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認同。
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從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規律中體悟為人處事之道,並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順從「長生天」意願,尊稱草原為「大命」,認為人和動物都是「小命」,嚴禁破壞草原和水源。他們利用牛糞做燃料;採用游牧和輪牧的方式進行生產;禁捕幼小的鳥獸魚蟲和懷孕母獸;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長期毀林開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貴的葯材也不得挖光,否則將被定為無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樹造林、治理荒灘等行為則被尊為善舉。這就能夠更為有效地激發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從而有助於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道德教化的實施,促使本民族成員對於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認同和接受。長期以來,正是草原蒙古人的這些樸素觀念,有力地保護了當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資源得以恢復再生和不斷利用,最終維持了大型畜牧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評判人與自然關系好壞的尺度,通過人的活動影響自然,以達到人與自然間的轉換,這就涉及到美學范疇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問題了。可以說,草原蒙古人對待自然和對待世界的審美而非純功利的態度,給日益物質化、功利化的當今世界帶來了一陣清新之風

Ⅲ 草原文化的精神是什麼

開放、誠信、包容、進取
草原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開拓進取、英雄樂觀、自由開放、崇信重義的民族精神和崇尚自然、愛護自然、自由平等、互助友愛的價值理念和行為准則,尤其是其開放包容、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社會和諧統一、人與自我和諧一致的價值理念,是草原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經濟建設和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力量源泉和精神動力。作為傳統文化的優秀和精髓部分,它曾在草原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過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Ⅳ 「大草原文化」以什麼為主要內容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個草原民族從黑海周圍接受了兩河流域的冶銅技術,分成兩路向東西兩面傳播,西路沿多瑙河而上,後來成為公元前7世紀時著名的「大草原文化」,主要是以各種小型銅制動物為主要內容的「動物美術」。

Ⅳ 簡述草原文化生活的特色

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徵是生態性和包容性。草原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當中,主要通過畜牧業以及狩獵等生產來獲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質資料。狩獵是由人與動物構成的生產方式,獵民只有長期能捕獲到獵物才能持續進行狩獵活動。獵民在狩獵當中對獵物適度捕殺,從不亂捕亂殺,還經常為維護生物鏈的長期存在而放生,這是按照自然規律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從而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當草原民族以畜牧業為主業之後,人、自然、牲畜三者就構成了游牧生活的生產方式。當人在生產當中遇到牲畜與牧場之間的矛盾時,牧場物植物難以供應牲畜的需求。這時草原民族就用轉場的方式到水草豐厚的地方生活,逐步形成了游牧與輪牧的放牧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草原的生態環境,提高了牧業經濟的效益。

Ⅵ 草原文化對中國文化有何作用和影響

融入新的血液,讓華夏民族保持民族一次次浴火重生,但每次入侵都對中華文明造成嚴重破壞,同時又和中華文明相互融合,還讓大量文化向南方轉移,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南遷,就是由於北方民族入侵造成的,第一次在晉朝,第二次宋朝,第三次在明朝,民國就不算了,都向南方帶去了大量的文化,同時和北方民族的融合也不斷發生,促進了文明的發展與轉變,具體的看看歷史吧。

Ⅶ 什麼是草原文化,草原文化的含義是什麼

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區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草原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其中價值體系是其核心內容。

Ⅷ 草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為何它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呢

中國社會科學網:「草原文化」一直是內蒙古社科院研究的重點議題,「中國·內蒙古草原文化主題論壇」也是以草原文化為研究內容,議題多元、形式靈活、機制開放的重要學術論壇。

金海:所謂草原文化是指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區的族群共同創造的、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地域文化。它包括草原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等,其中價值體系是其核心和靈魂。

而中、南部的兩大類型文化,說到底本質上均屬農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組成中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華文化之中只有黃河文化、長江文化,或者只有農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沒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將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華文化建構史。

Ⅸ 什麼是草原文化

什麼是草原文化

包海山

在廣義上,草原文化就是在草原上形成的文化以及有關草原的文化。一般認為,草原是指由草本植物組成的自然生態系統。在草原一詞中的「原」字,有高原、平原、原野以及遼闊之意,也有指草為「原生植被」之意。草原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客觀存在的一種自然資源。世界上所有植被中最廣的就是草原。草原面積僅次於森林面積,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24%。草原生態系統是由草原地區生物(植物、動物、微生物)和草原地區非生物環境構成的,具有進行物質循環與能量轉換的基本功能。應該說,草原文化,是針對一種自然生態系統而言的文化,它與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一樣,是以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為主要特徵的一種地域文化。在中國,草原是「最大的自然生態系統」,因此,在以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為主要特徵的文化中,草原文化是比長江文化、黃河文化地域分布更廣闊、生態功能更全面的文化。

人是創造、發展和享受文化的主體。在長江流域、黃河流域和草原地區,哪裡首先有了人,哪裡就首先創造了文化。姜戎在其藝術表現與歷史知識融為一體的作品《狼圖騰》中認為:「遼闊美麗的草原,不僅是華夏民族的祖地,也是全人類的祖地和搖籃。草原是人類直立起來『走向』全球的出發地。草原大地是人類最古老的始祖母。」如果真的如此,那麼草原文化就是人類文化之源。畢竟,最容易使人的自身自然與宇宙自然形成同構同序的共振感應、使人的靈氣與自然靈性形成相互流動和諧交融的地方,即天然形成人傑地靈的地方,就是遼闊無際的大草原。在中國,作為長江黃河源區的青藏高原腹地,也是高寒草原系統;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而母親河的源頭在草原。

文化有很多種類,是因為劃分文化的視角和標准不同。草原文化、長江文化、黃河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特徵的地域文化,而狩獵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產生活方式為主要特徵的行為文化或者說經營文化。相對來說,自然生態系統是永恆的,而生產生活方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草原是基地,草原文化是基礎;狩獵、游牧、農耕、現代農牧業、現代工商業、高科技新興產業等是經營行為,形成了草原上的狩獵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現代農牧業文化、現代工商業文化、高科技新興產業文化等。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傳統的狩獵文化、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代農牧業文化、現代工商業文化、高科技新興產業文化等。

作為中國「最大的自然生態系統」,草原上有植物、動物、微生物等生物自然資源;也有煤炭、礦產、天然氣、風能、太陽能等非生物自然資源,其中煤炭、礦產、天然氣等是不可再生資源,風能、太陽能等是可再生資源。在草原上,人們曾經濫殺亂捕、濫砍亂耕,使很多動物和植物減少了、退化了、滅絕了;現在如果無節制地開採煤炭、礦產、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也會使這些不可再生資源枯竭、消失。我們應該清楚,人類生存需要自然資源,而只有合理利用才能使人類必需的自然資源本身長久存在。可以預見,隨著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的能力不斷提高,以高科技為支撐的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資源的新興產業文化,將會譜寫草原文化的新篇章。說到底,草原文化是遵循自然規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是能夠充分轉化和體現自然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天然的巨大使用價值的文化。

——選自正在編撰的《鄂爾多斯學概論》

Ⅹ 如何理解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幾年來,草原文化研究在我國學術界異軍突起,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十分需要進一步挖掘和闡述草原文化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建構草原文化的觀念與范疇體系。提出和探討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就是這種有益的探索,就是草原文化研究深化的標志之一。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草原文化的核心觀念在價值取向上的集中體現,是對草原文化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的本質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發展及對外擴大影響的內在動力。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作為一種認識形態,是草原民族對自然、社會及其發展基本態度的集中體現,是民族性與區域性認同的統一、歷史與現實認同的統一,在草原文化體系中居於統領的地位,體現了草原文化地域、民族和時代的特色。草原文化在長期積淀中,孕育出許多富有生命力的觀念和思想,諸如開拓進取、包容並蓄、自由開放、崇信重義、英雄樂觀、天人相諧等,形成獨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觀念體系。最近,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烏蘭在我區第五屆草原文化研討會暨第三屆紅山文化國際高峰論壇的講話中,提出並闡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為「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這樣三句話。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個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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