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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的師爺文化是哪個村的

發布時間:2022-05-17 08:38:06

❶ 因為哪三個原因,才導致明朝時期的紹興盛產師爺

有人說「中國古代的浙江紹興地區盛產師爺」,其實這句話只能說是一半正確,一半錯誤吧。


紹興地區盛產師爺的說法,應該只是適用於中國古代的明清時期,伴隨著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文化中心便也隨之南移,而浙江紹興,正是南方文化之重地,故盛產文人師爺實有緣由。


清代之前的紹興被稱為越州,直至清代才改為紹興縣。《祁彪佳集》中記載:「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在我看來,正是因為紹興地區的古來環境閉塞,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對當地士人才子予以影響,他們大都清高自傲,雖地處東南,但他們卻從不甘為工、商、農、賈,仕途才是他們內心中最為崇尚的。


但是畢竟古代能夠步入仕途、成為高官的文人還是少數,因故剩餘的文人只得爭相應聘師爺這份文職工作了。

❷ 清朝的紹興師爺為何如此出名,「無紹不成衙」是什麼意思

歷史上並不是律師這么簡單,師爺就相當於現代的官員聘請高級顧問。因為官員需要對刑法當地的文版、讀物、事物一些瑣碎的事情有了解,能獲取這些信息來源的只有「師爺」。清朝的紹興「師爺」出名是因為地方文化有關!


無紹不成衙,這裡面其實是一段完整的話:「無紹不成衙,無湘不成軍。」意思就是說沒有一個衙門裡面沒有紹興師爺,沒有一個兵營裡面沒有湖南士兵。

❸ 江蘇浙江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文秘師爺

師爺,這絕對是紹興的名特產品。盡管現在已經銷聲匿跡,但仍留下許多動聽的故事和一宗獨特的「師爺文化」。

師爺,又稱幕賓、幕友、幕客,到清朝才有師爺的稱謂。他非官非吏,無品無位,只是受聘於幕主官員的佐治人員。雙方是賓主相待,師爺稱幕主為「東翁」,幕主則尊稱師爺為「老夫子」。表面上很客氣,骨子裡不過是僱傭關系,充其量也只是官員聘用的私人顧問或私人秘書。幕賓(師爺)肇始於明,興盛於清,衰落於清末。古代將帥出征打仗,住無常所,設幕為府,通稱「幕府」,以後就成為各級軍政官署的代稱。軍政大員常常個人聘請一些文人,幫辦各類事務,這些人便稱作幕僚、幕賓、幕友。明嘉靖年間,有浙東第一才子之譽的紹興徐渭(字文長)就應聘為浙江總督胡宗憲的幕賓,後來被紹興老鄉視作師爺的「老祖宗」。這文長公不僅文才出眾而且懂得軍事韜略,胡宗憲能在進剿倭寇時取得重大勝利,擒徐海、誘王直,文長公出了許多金點子,是功不可滅的。但是,在當時師爺只能說是應運而生,還未形成一種社會現象,更未出現師爺群體,只有到了清朝,師爺才「交運」而旺,人多勢盛,成了氣候。

師爺文化群體里,人數最多,名聲最響的是「紹興師爺」。所謂「無紹不成衙」,絕非偶然。乾嘉時期紹興名幕龔萼在他所著的《雪鴻軒尺牘》里說:「吾鄉之業於斯者不啻萬家」。這萬家是虛誇,但師爺人數多是肯定的。我們對「紹興」的概念要弄清楚:作為縣名,紹興縣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才出現的,當時是把山陰、會稽兩個縣合並而定的名,因此過去一般都把山陰和會稽兩縣的人叫做紹興人,因為兩縣縣治都設在紹興城內。但當時有個紹興府,下屬8縣,即山陰、會稽、蕭山、諸暨、嵊縣、新昌、上虞、餘姚。這紹屬八邑都有不少人當師爺,不過最集中的還是在山陰和會稽。那末,為什麼紹興出師爺多呢?這跟紹興特定的文化、經濟條件和歷史、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紹興歷來是文化之邦,讀書郎特別多,但能當上官的比例畢竟很低。退而求其次,還是當幕友,既與讀書相近,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按徐文長的說法是「處於不顯不隱之間」,而且還有再當官的希望。所以當師爺對紹興落第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趨之若鶩。紹興人還有個特點,就是處世精明,辦事審慎,善於言辭,工於心計,是智囊人物的理想人選,易得幕主的歡心和信任。紹興這地方還有個地少人多,人口密度與耕地比例失調的局限性。清代山陰縣2個人只有1畝田,即使是豐年也只有半年口糧。離鄉背井,另謀出路,紹興人是習以為常的。文人走文路,當師爺是一條很好的路。這種客觀條件,加上同鄉戚誼,相互提攜,紹興師爺多而精,是很自然的事了。一種文化總是依附於一定地域的,師爺文化就是依附於紹興的,這也正是師爺文化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一大原因。

❹ 試述紹興師爺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

做官靠鄉誼,當幕友(師爺)、書吏(胥吏、書辦)也少不了鄉誼,一些地區的幕友、書吏還以鄉誼為紐帶結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幫。如淮軍幕府中雖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鴻章曾說:「吾廬英俊,多從游者。」從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錢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紹興、湖州兩地人,兩地幕友各成一幫,各樹黨援,各自為本幫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門中的幕友系何幫之人,則何幫中人得館較易。

清代官場有諺語雲:「無紹不成衙。」說的是清代衙門中多紹興籍的幕友和書吏。紹興籍(指紹興府,下轄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八縣)的幕友即著名的「紹興師爺」(註:稱「紹興師爺」者並非皆紹興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紹興籍人為多,故常以「紹興師爺」作為師爺的泛稱),數量極多。紹興籍師爺龔萼在《雪鴻軒尺牘》中說:「吾鄉之業於斯(作幕)者不啻(chì)萬家。」他們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門中,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師爺幫」,彼此互通聲氣,互為黨援,並排擠其他鄉籍的師爺。《文明小史》曾說到紹興師爺在衙門中的情況:「原來那紹興府人有一種世襲的產業,叫做作幕。什麼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門,無論大小,總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錢谷老夫子,……說也奇怪,那刑錢老夫子,沒有一個不是紹興人,因此他們結成個幫,要不是紹興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紹興籍師爺,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師爺周省三是紹興府會稽縣人,幕學專著《佐治葯言》的作者汪龍庄是紹興府蕭山人,《雪鴻軒尺牘》的作者龔萼是紹興城裡塔山下人,另一部師爺名著《秋水軒尺牘》的作者許思湄是紹興府新昌人。《文明小史》里寫的師爺余豪是會稽人,《如此官場》里的師爺宋錦詩也是會稽人,《歧路燈》寫了兩個師爺——荀葯階與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陰人。

「無紹不成衙」不僅表現為紹興師爺遍布各地衙門,也表現為很多地方的衙門中書吏多紹興人,紹興籍大名士李慈銘在日記中寫到這種情況:「吏皆四方遊民無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紹興府人。在京師許多衙門中,書吏之職幾乎被紹興人壟斷。夏仁虎引《舊京瑣記》雲:都中書吏,「原貫以浙紹為多」。金安清《水窗春囈》說:「六部胥人皆紹興籍。」有一首竹枝詞也反映了六部書吏多紹興人的情況:「部辦班分未入流,紹興善為一身謀。得錢賣缺居奇貨,門下還將貼寫收。」意謂中央各部的書吏分幾種班,都是未入流,紹興籍的書吏最善謀劃,並善於弄錢。這里特別提到書吏的紹興籍貫。清代京師書吏多紹興人這種情況,是由明代沿續下來的,即源於明萬曆年間朱賡輔政。清乾嘉時人昭槤在《嘯亭續錄》中談到這種情況的源流:「各部署書吏,盡用紹興人,事由朱賡執政,莫不由彼濫觴,以至於今,未能已也。」朱賡是紹興府山陰人,他利用職權引用了很多紹興籍書吏。這些書吏互相牽引,互為黨援,形成了「書吏紹興幫」,或曰「紹興籍胥幫」。

幕友和書吏所以多紹興人,與紹興人文化素養高、苛細精幹、善治案牘等特點有關,這些特點皆適宜作幕為胥。紹興人所以不遠千里入都為胥,又與紹興人不戀鄉土的鄉風和當地人多地少的經濟狀況有關。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說到明代的情況雲:「紹興、金華二郡,人多壯游在外。如山陰、會稽、餘姚,生齒繁多,本處室廬田土,半不足供。其儇(xuān)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舊況。

❺ 「無紹不成衙」:為什麼紹興盛產師爺

我是「非本色」,這個問題算是問對了。

「師爺」也稱幕友、幕賓、幕客,是人們對於作幕之人的一種舊稱。當時師爺盡管是政府部門的輔助人員,但基本沒有官銜職稱,也沒有編制的。一般由幕主私下聘請,屬僱傭關系。幕主尊師爺為賓、友,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源於周官幕人的師爺,到明代開始萌芽成為一種特殊的幕業形態,而活躍於有清一代,上自總督,下至州縣,都聘請師爺輔助政府事務。清朝徐珂《清稗類鈔》中雲:「蓋仆從之於官,稱老爺;於幕友稱師爺。刑名、錢谷二席均得此稱。」

紹興著名的師爺汪輝祖,自幼父亡,貧困潦倒,《病榻夢痕錄》雲:「勵節食,貧紡織,晝、夜不少休息」,「往往炊煙不繼,至單衣御凍。」後來其岳父松江府金山縣知縣王坦仁,聘請他為師爺。《學治續說》雲:「仕而進,經也;不獲己而思退,權也。」此後汪輝祖一邊作幕一邊科考,最終官至七品縣令。做著師爺一職,退則無生計之虞,進則仍有科舉成功的希望。

總之,隨著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紹興的士為了生存,選擇了入幕。這一選擇適應了官僚政治的「置幕佐官」與「增幕制吏」的要求,從而產生清代獨特的地緣性行政幕友群體--「紹興師爺」。

寫了這么多,飄過的也給個苦力贊唄。



❻ 紹興師爺的成因分析

紹興師爺作為一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作為清代各級官吏處理政務公事、行使管理職能的智囊和代辦,橫空出世,橫行天下,既是中國幕僚制度演變發展的結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環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會背景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種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文風熾盛,人才輩出。紹興古稱「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畢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紹興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騰飛。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眾。漢時馬臻築湖,使紹興風調雨順,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貴士」。晉室南遷,士人平民紛紛相隨,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漢族南遷和多民族融合,紹興因以「俗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風由此煥然,經濟益加興旺,出現了「今之會稽,昔之關中」的繁榮景象。隋唐時期,越窯越紙名聞天下,絲綢茶葉異軍突起,山水風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紛至沓來,「俗好吟詠而多風騷之才」,人文由是更加興盛。兩宋時期及至元明,文風更為燦然,形成了「好學篤志,尊師擇友,弦誦之聲,比屋相聞」的動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戶,恥不以詩書訓其子。」正是這種一脈相承的文風,使紹興成為了名人輩出的「名士鄉」。以文武進士為例,今之紹興市境之內,就多達2238名,其中的文科進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紹興師爺正是在這種熾盛文風的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無疑是紹興成千上萬「名士」的優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艱辛。紹興歷史上堪稱「魚米之鄉」,但由於「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期間中原漢民的三次大南遷,人口不斷增加,人地矛盾不斷加劇。宋時,「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常時」,大大地加重了紹興耕地的承受負擔。根據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紀末,紹興府平原的開發就已經達到了極限。」晚明時紹興人祁彪佳說:「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畝之粟,雖甚豐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販,方可卒歲。」到了清代,紹興的人口密度竟達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國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顯得更加突出起來,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資耕種者,幾無一隙之存」。窮則思變,在這樣一種困難的情況下,人們為了生計,便將視野轉向了耕種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業、商業、借貸救貧等辦法,動起了揚己之長、外出謀生、為人作幕等腦筋。
三是科舉難就,功名誘人。崇尚讀書、追求功名,是紹興的傳統社會風尚;通過讀書,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紹興人的奮斗目標。逮及清代,這一風尚和目標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城中子弟成童就傳舉業射策。約十家坐一塾師,四隅內外攻制,舉業者雲集別業,子弟發未蓄,便能開筆成文,輒采芹藻,或再試。童子不利即棄文就武,習韜鈐弓矢」,從而出現了「中式虎圍者每科多至十餘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據統計,從順治元年(1644)到宣統三年(1911),紹興「中舉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從順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紹興府的舉人數達656人,佔全省總數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進士數也多達505名」,「居全國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這些數字的背後,至少說明了幾個問題。第一,競爭激烈,一個紹興人要考中進士、舉人,比起其他地方來,要困難得多。第二,勵志效應,如此眾多的人中進士、舉人,刺激了更多的人們去苦讀書。第三,官職有限,不少中進士、舉人者不得不做「後備幹部」,先為人作幕,再等待機遇。第四,另闢蹊徑,更大量的讀書人因過不了科舉這座「獨木橋」,而另闢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經商。
四是親緣認同,形成「聲氣」。紹興人特別講求包括鄉緣、血緣、師緣在內的親緣關系,它們大量地被記錄在師爺們的書牘當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師爺許葭村的229篇《秋水軒尺牘》與龔萼的186篇《雪鴻軒尺牘》。鄉緣除了老鄉之間的互相提攜推薦之外,很重要的,是還有遍布各地的紹興會館。這些會館不少具有「准師爺之鄉」的性質,有的還舉辦專門培養師爺的幕學訓練班。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兒女聯姻等血緣關系,自然是師爺群體中最重要、最親密、最有用的一種親緣關系了。這種「彼此各通聲氣,招呼便利」的親緣關系,是紹興師爺群體形成、興起、發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時勢需要,應運而生。第一,滿族在准備入關、入主中原、統一國家的過程中,認識到了依靠漢族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就為漢族幕僚群體的出現提供了國家政策上的可能。第二,清朝實行「科舉為利祿之途」,「得之則榮,失之則辱」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舉制和頻發的文字獄,致使整個社會思想保守、萬馬齊喑。在這種情況下,科舉優勝者雖被委以重任,但不善處理各種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沒有死讀書、了解社情多、處事能力強的幕僚。第三,西方文化的東漸、西方列強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當中。為了應付這種復雜局面,客觀上促使各級官吏招攬更多的幕僚人才,為己所用。時勢需要英雄,時勢造就英雄。正是在這樣一種獨特的時代背景下,紹興師爺應時對景、應天順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❼ 紹興師爺的含義

紹興師爺指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於紹興籍人較多,故稱,後引申為謀士的代稱,有時含貶義。「紹興師爺」稱除了指紹興籍師爺以外,又經輾轉流傳,成為一般師爺的統稱,相當於現在的顧問或者是律師。

紹興師爺的含義

師爺,是明清時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聘請的幫助自己處理刑名、錢谷、文牘等事務的無官職的佐理人員,師爺靠專門知識和才能輔佐主官,稱為佐治或佐幕。

關於「紹興師爺」這個詞裡面的「紹興」,是指清代的紹興府,清代的紹興府包括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個縣,位於杭州灣南岸。

紹興師爺是明清時期封建官制與紹興人文背景相結合的產物,這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肇始於明,盛行於清,沒落於辛亥革命前後,活躍了三四百年。

❽ 紹興師爺的介紹

師爺,是明清時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官吏(主官)聘請的幫助自己處理刑名、錢谷、文牘等事務的無官職的佐理人員。師爺靠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法律)、錢糧會計(財會)、文書案牘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和才能輔佐主官,稱為作幕、佐治或佐幕。 「紹興師爺」稱除了指紹興籍師爺以外,又經輾轉流傳,成為一般師爺的統稱。相當於現在的顧問或者是律師。職業而已,不能說是反面人物還是正面人物。

❾ 紹興師爺的來歷

你好很高興為你回答這個問題;

紹興師爺 : shào xīnɡ shī yé ,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於紹興籍人較多,故稱。後引申為謀士的代稱,有時含貶義。
背景介紹
關於「紹興師爺」這個詞裡面的「紹興」,是指清代的紹興府。清代的紹興府包括山陰 紹興師爺博物館
、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八個縣,位於杭州灣南岸。全地區以會稽山為中心,兩翼為浦陽江和曹娥江,山水秀麗,乃古越國腹心之地。自東晉開始,這里即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所謂「師爺」,是對古代官府衙門中幕僚的俗稱。古代將帥出征,治無場所,以幕為府,故稱幕府。在幕府中辦事的那些類似今秘書、參謀等文職佐理人員,就叫幕僚或幕友。他們是一些受過專門訓練,在法律、財會、文秘等方面具有專門知識和一技之長的讀書人,被各級地方長官聘請為某一方面的私人顧問,不帶官職而參與政務。官員稱幕友為「西賓」「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稱官員為「東翁」「東家」,平時幕友與官員可以平禮相見。
紹興師爺是明清時期封建官制與紹興人文背景相結合的產物。這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肇始於明,盛行於清,沒落於辛亥革命前後,自始至終,在我國封建統治機構中活躍了三四百年,聲名揚及國內外,成為中國封建官衙幕僚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與各級地方行政官吏、紳士、商人等群體,共同操縱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諸多層 面,成為封建專制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作用顯著。 紹興具有培養與造就師爺特有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經濟、文化條件。從此業者,大抵為家道中落、無緣取仕之士。一般師爺至少須攻讀3年「幕學」,並須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計謀的機心與撰擬官方文字的功底。師爺雖非幕府職官,但各級軍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約,多 有左右首腦之力。? 師爺,為舊時官署幕友的尊稱。古代將帥帶兵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故稱「幕府」。以後相沿成習,幕府即成為各級軍政官署代稱,甚至其軍政大員本身亦稱幕府。同時,軍政大員所延攬幫辦各類事務的文人學士,也就獲得幕僚、幕賓、幕友等相應稱謂;民間,自清朝起,一概稱此類幕僚為「師爺」。師爺在幕府中為幕主或出謀劃策,參與機要;或起草文告,代擬奏疏;或處理案卷,裁行批復;或奉命出使,聯絡官場。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師爺無官銜職稱,僅受聘於幕主而並非行政委任。幕主稱師爺為「老夫子」、「西賓」,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彼此雖以賓主相待,實系僱傭關系。 紹興人入幕為僚由來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學律作幕,並聞名於世。當時京中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王士性《廣志繹》)。「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顧炎武《日知錄》)。嘉靖年間被譽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為典型的紹興師爺。《明史》載:「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掌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 」為進剿倭寇,徐渭常為胡宗憲出謀獻策。《明史》雲:「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足見他就幕5年,政績卓著,堪稱紹興師爺的早期代表人物。 紹興師爺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順治、康熙之時,才真正成為一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所謂「無紹不成衙」即是這一狀況的真實反映。沈文奎可謂當時紹興師爺的代表。沈文奎,會稽人,23歲時隻身北上游學。天聰三年(1629)冬,被後金八旗兵俘於遵化城,旋即遷徙沈陽,入選文館,開始為清軍入關獻謀設策,漸為皇太極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極召見沈文奎等,賜以肉食,面詢對明言和等朝政大計。沈提出一系列針對性策略,多被採納且付諸實行,紹興師爺由此嶄露頭角。 紹興師爺的崛起,當然並非憑借個別紹籍師爺的功績名望,而是反映了當時封建統治階層出於政治目的網羅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從事師爺職業的紹興人士的整體素質。紹興向為文化之邦,紹興人處世精明,治事審慎,工於心計,善於言辭,具有作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師爺為業者多系紹興人,誠如龔未齋在《雪鴻軒尺牘》中所雲:「吾鄉之業斯者,不啻萬家。」 縱觀紹興師爺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發展軌跡,大致有兩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現在雍正、乾隆時期:這一時期,清朝統治者從鞏固封建政權、平定邊疆叛亂以及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利用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措施,從而為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政事、進入各級衙門創造了條件。而紹興師爺也乘當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機,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紛紛投身官府,並得到各級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鄔思道為這一時期師爺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和官場經驗,不僅贏得幕主田文鏡的寵幸,且為雍正帝所看重,從而成為紹興師爺公認的祖師爺。 《清代野史》載,鄔思道,字王露,紹興人。他自幼好讀,但科舉不第,遂「習法家言,人稱之為鄔先生」。他先以游幕為生,寓居河南開封,為河南巡撫田文鏡「羅而致之幕下」。一日,「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為名督撫耶,抑僅為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為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為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為?曰:『吾將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學士,然其「恃功不法,驕恣日盛」,因此雍正繼帝位後,極想翦除而苦於「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結果雍正帝借刀殺人,「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不久,雍正帝獲悉鄔思道在田文鏡幕中,常在田文鏡的請安折上硃批「朕安,鄔先生安否」?這就使以鄔斯道為代表的紹興師爺身價百倍,為各地督撫所矚目。及田文鏡卒後,「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並由此引得各地督撫爭相聘用紹興師爺,他們希冀藉助紹興師爺的才能機智,獲取仕途上的進展,從而為紹興師爺的廣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機,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外通商,西方文化東漸,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各級行政官吏必須廣泛辟用幕僚方能適新應變,這就為紹興師爺的進一步壯大提供新的機遇。尤其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地方實權派,為擴充自身勢力,以遂一己之圖,趁機招兵買馬,網羅謀士,如此,便為紹興師爺投入封疆大吏帳下,創造了又一個機會,從而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二次高潮。 是時,紹興師爺以處事靈活、練達、圓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會稽縣秋桐豫(又名秋墅,號稱「秋青天」)為東三省總督的師爺,會稽縣章士傑(字桂岩)為曾國荃的師爺,會稽縣馬家鼎(字調生、號梅卿)為張之洞的師爺,山陰縣程塤(字蔭棠、又字伯雅)為左宗棠的師爺。更有山陰縣婁春藩(字淑生)先後為李鴻章、王文韶、榮祿、袁世凱、楊士驤、端方、陳夔龍的師爺,一生備受禮遇,任李鴻章師爺時,凡摺奏、刑錢、河工、鹽務等要公,均非婁不辦,足見其權位之高。紹興師爺擅於深謀遠慮,以其聰明才智,效忠幕主,不僅鞏固壯大幕主的地位權勢,也為削弱中央集權統治、形成地方軍閥割據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紹興師爺的勢力發展至於鼎盛,為中央和各級行政官吏所矚目與重視。 清末,紹興師爺逐漸衰微以至沒落。 其時,以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變法」,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並實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緒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間,清朝政府整頓官僚政制,相繼裁撤了河東河道總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以及湖北、雲南、廣東等地的巡撫衙門,削減了一些重疊和虛設機構,各省也相應裁撤了不少衙門與人員。各級官吏的裁減,迫使大量紹興師爺離開官場另謀出路,他們的活動和影響因之弱化。 同時,由於清朝政府廢八股、停科舉、興學校、獎游學等,使辦學堂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宣統三年(1911),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達5萬多所,有學生100多萬名。光緒三十二年(1906),僅留日學生達8000多人。國內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以及各地留洋學生,構成了一個新的知識群體。他們用在國外或新式學堂中學到的知識武裝自己,逐漸取得政治舞台上的優勢,從而極大地沖擊並削弱了紹興師爺在清朝政壇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圍中,清朝政府號召各地司法獨立,在北京設立大理院,各省設立高等廳,各府、縣設立地方廳,審理訟事由法院專事司職,同時,起用歸國留學生和各地法政學堂、法政速成班、養成所的畢業生,充實各級衙門,並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紹興師爺的傳統審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專門人才取代刑名師爺,從根本上動搖了紹興師爺壟斷司法審判的基礎。而且,由於此類法政學堂、速成班、養成所除專授法律專業知識外,還兼修經濟、財政、會計、統計等學科,這類畢業生便得以其所學之博而廣泛滲入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使紹興師爺師徒相授的錢谷秘訣逐漸歸於淘汰。隨著紹興師爺刑名、錢谷兩大優勢的漸次喪失,其群體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響也就由衰微而趨沒落。

❿ 徽州朝奉和紹興師爺都有著什麼來歷,它們有什麼異同

“紹興師爺”這個稱呼就如我們現金對電視中“師爺”一稱的理解一樣,是指舊時官府的幕僚。而“紹興師爺”之所以冠以“紹興”二字,會因為舊時很多學識、機敏過人的師爺都是來自於紹興,所以後來就有很多人用“紹興師爺”來稱贊學識過人,有能力的師爺。這個稱呼也因為古裝電視劇而被世人所熟知。

而另一個說法則是明朝朱元璋執政的時候,因為政策的扶持,徽商逐漸崛起。很多徽州商人不僅是富甲一方的富豪,而且還與官府關系緊密,甚至能某個一官半職。所以他們也不滿足於老闆掌櫃的稱呼,而要別人稱呼他們為“朝奉”。久而久之,大家就開始稱呼這些徽州商人為“徽州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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