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漢文化之鄉在哪裡

A. 楚漢文化的歷史遺跡

戲馬台位於徐州市中心區戶部山崗上，是歷史文化名城徐州現存最早的古跡之一。公元前206 年，蓋世英雄項羽滅秦後自立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徐州），於城南的南山上，構築叢台，以觀戲馬、演武和閱兵等，故名戲馬台。歷史上它與蘇州園林、南京六朝石刻並列為江蘇三寶。歷史上各個朝代在戲馬台場地上營建了不少建築物，諸如台頭、三義廟、名宦詞、聚奎書院、聳翠山房和碑亭等。隨著歲月的流逝，時移世變，昔日的建築物已湮沒殆盡。現經整修，戲馬台以巍巍壯觀，重光溢彩的面貌，迎接海內外遊客。
如今戲馬古台結構嚴謹，布局勻稱，錯落有致，沉雄莊重。前區為兩組宏偉的仿古皇家建築群，以豐富的資料展示西楚霸王悲壯的一生，包括雄風殿、巨鹿大戰、霸王別姬、鴻門宴、定都彭城等展室。東側高台基上，置有銅鑄巨鼎一座，上鐫「霸業雄風」。鼎呈長方形，雙耳四足重6.5噸，高2.25米，長1.91米，寬1.51米。鼎腹鑄有歌頌項羽歷史功績的《 戲馬台鼎銘》銘文一篇。一道琉璃瓦檐赭牆，連接東面兩處古樸典雅的四合院。東院稱「楚室生春」院，由穿廊、雄風殿和東西配殿組成。殿前立有西楚矚王項羽的石雕像，高2.85 米，頂盔貫甲，足踏 岩石，迎風雨立。雄風殿為「楚室生春」院正殿，殿前卷棚抱廈 的兩根蟠龍柱，系珍貴文物，是戲馬台建築群中留存的古老構件之一，雕工粗獷，造型生動。雄風殿後壁上嵌有一組「西楚春秋」壁畫，長14米，高1.3米，再現了項羽英勇悲壯的一生。西院稱「秋風戲馬」院。戲馬堂是該院的主殿，堂周環以迴廊，24根丹柱繞堂排立，四壁為雕花窗欞。堂中屏風為「秋風戲 馬」圖；反映當年項羽在虞姬陪侍下，觀看士卒馳馬操練的場景。東配殿的壁畫，由144 塊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和長方形磚坯雕刻燒制而成，長9米，高2米。項庄舞劍畫面，描述了當年鴻門宴的緊張氣氛。西配殿為一大型壁畫，勾勒了兵敗垓下後霸王訣別愛姬的離愁場景。
後區依山就勢，設計為百米長廊，長廊以古來詠台詩詞，當今書法大家筆跡勒石鑲壁，既能陶冶遊人性情，又使人在游覽中受到教益。景區內遍植名木異卉，更有霸業雄風鼎、重九台、烏雅槽、系馬樁、項王武庫、人傑鬼雄石等諸景點綴其間，使戲馬台景區疏密有致，蔚為大觀。開放以來登台攬勝的遊客絡繹不絕，它已成為國內項羽遺蹤旅遊網路上的一顆熠熠生輝的明珠，也是楚漢文化中傑出的代表。 龜山漢墓位於中國江蘇徐州市九里山經濟開發區境內的龜山西麓，為西漢第六代楚王襄王劉注（即位於公元前128年－－前116年）的夫妻合葬墓。龜山漢墓葬開口處於龜山西麓，呈喇叭形狀，為兩座並列相通的夫妻合葬墓，墓由兩條墓道兩條甬道以及十五間墓室組成，由人工開鑿而成。漢墓分為南北二個甬道，長度分別為56米，二甬道長度差僅為11.90厘米，二甬道之間的距離19米，共有15個墓室，墓道和墓室總面積達到700多平方米，容積達2600多立方米。兩甬道均由26塊塞石分上下兩層堵塞，每層13塊，每塊塞石重達6－7噸。
南甬道整整56米長的甬道，精度居然達到了1/16000。南北二條的甬道平行向里開鑿，二甬道距中軸線的偏差僅有5毫米，精度達1/10000。二甬道的夾角為20秒，誤差僅為1/16000。通道地平面內高外低，內外高低相差527毫米，呈1/1000的坡度。現在還不知道當時是如何打出精度這么高的甬通，也是迄今世界上打鑿精度最高的通道，二甬通中的墓室有洞口相通。
南甬道為楚王襄王劉注墓，北甬道為其夫人墓，兩墓均為橫穴崖洞式。墓葬開口處於龜山西麓，呈喇叭形狀，由兩條墓道兩條甬道以及十五間墓室組成，由人工開鑿而成。墓室十五間，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總面積達700餘平方米，容積達到2600多立方全靠手工開鑿。此墓工程浩大，氣勢雄偉，實為世界罕見，中華一絕。
龜山漢墓是徐州已發掘的十幾座漢代王侯陵墓中規模最大、建築最為精美的一座。漢墓工程規模巨大，設計精美巧妙，技術含量非常高，有些方面甚至就連現代科學也無法做到。整個漢墓雕鑿細致入微，氣勢雄偉，既有著漢王朝的雄渾厚重，又有著楚文化的浪漫恣肆，是漢朝工匠們智慧與心血的結晶，也是楚漢文化融合的產物。

B. 請問楚漢文化是在歷史上的什麼時期

楚文化，也是先秦時代一種歷史悠久的區域文化，在其早期，還是一種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從時間上說，是隨著南方的諸侯大國——楚國的發展而成 熟起來的。從空間上說，又是隨著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而向廣大的地區擴散的。像秦文化一樣，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它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濃。

楚文化的誕生和大發展是在江漢地區，這里屬於長江中游。春秋時期，楚國曾有志北進，但遇到將它視為蠻夷的北方強國晉、齊的有力遏制。楚國因而改以東進與南拓作為戰略目標。 到戰國初年，楚國向東擴展的勢頭很猛，基本佔有了長江下游地區，其北界已接近黃河，東部屬於吳越文化區的吳、越故地已歸其所有。同一時期，其南界也達到或越過了南嶺。

然而，楚國又遭到來自西方大國秦國的嚴重威脅。到楚懷王(前328—前299)的後期 ，楚國在秦國的外交欺詐和軍事進犯中，丟失了西北邊境的土地。後來，形勢益發惡化，楚 國的都城郢(今湖北荊州市)也失守了。在戰國後期，楚國的西界一再東移，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也發生了楚文化重心的東移。這一變動從歷史記載中很容易看出來。一方面，楚國的都城先由郢遷到陳(今河南淮陽)，再 遷鉅陽(一說在今安徽阜陽北，或說距陳不遠)，又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國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與此同時，楚於前[44]1年滅莒，前306年滅越，前256年滅魯，勢力推 進到東部沿海地區。楚國的貴族黃歇(春申君)的采邑位於大海之濱的江東，楚國的東境到達徐泗鄒魯一線，這里的居民都開始自稱為楚人了。後來，西漢初年，劉邦改封齊王韓信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齊王韓信習楚風俗」�[6]，韓信，是淮陰(今江蘇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國都於下邳(治所在今江蘇睢寧西北)，可見，早在戰國後期，所謂 「楚」的地域概念，重點已不是江漢一帶，而是瀕臨大海的江淮之間了。

綜觀戰國後期天下大勢的發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兩個東進，前者是秦軍東向的凌厲的軍事攻勢，後者是楚文化的東漸，其影響從長江中游擴大到東部沿海地區 。僅僅數十年時間，東部近海的鄒魯吳越一線，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從此以後，以「楚」 的標志冠於這一帶的一切，似乎並沒有遭致當地居民的嚴重反感和強烈抵抗。

秦漢之間最顯赫的人物項羽、劉邦，都表現了鮮明的楚文化色彩。對於項羽來說，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項燕是楚國名將，因而對故國念念不忘；而劉邦所居的徐泗地區，原本離在江 漢平原的楚國中心地甚遠，但到戰國中後期，楚國的勢力已達鄒魯境內，這一帶很快「楚化 」。劉邦好楚聲、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辭，可以稱得上一個楚文化迷。 據載，「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7]。由此可見，徐、泗一帶在語言上也受到楚語的影響，而原非 「楚人」的劉邦，對此十分欣然，並熱心加以推廣。

楚漢之間，民間多樂楚聲。對此，魯迅認為：「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勢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8]以此來解釋楚文化 的高揚，固合情理，但又必須看到，楚文化在東部濱海地區的長期浸染，早已取得顯著的效果，乃是「楚聲」大張更深層次的原因。反秦斗爭初起之地是在「楚」，陳勝定國號為「楚 」並以「張楚」作為政治綱領。秦二世也稱陳勝等是「楚戍卒」�[9]。項羽 自稱「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幟依然是「楚」。劉邦繼承陳勝等所開創的事業，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項羽之封。雖然他後來打敗了項羽，但他並不以「楚」為諱。

西漢就是在這樣的濃厚的楚文化的氛圍中建立的。漢初文化上的特色，確實是楚文化基本特點的表現。漢初政治上的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黃」是依託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盡管漢初楚聲是如此高昂，但是，漢文化並不等於楚文化。漢文化不是對任何一種文化的全盤因襲和簡單模寫，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納和揚棄後的更新和創造，其中包括對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繼承和改造。西漢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時，對於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對秦文化也並不是完全棄置，同樣也是既有繼承，也有改造。筆者贊同袁仲一先生的觀點：「兼 並山東六國、建立統一的王朝後，秦文化傳布到全國，成為後來輝煌的漢文化的基礎」�[10]。雖然秦朝存在的時間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曇花一現，但秦朝文 化是長期積力蓄能而成，它有著內容上驚人的擴充和創新，故它並不因為存在時間短促而一閃即逝，相反，它有相當一部分內容轉移到漢文化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成分，這是一種文 化的借殼存身。

漢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漢文化是全新的綜合性的新文化並非直接來源於單一的文化，而是繼承多種文化而形成的。無論較之秦文化還是楚文化， 它都更為開放，更具兼融性，內容更為豐富，氣魄更為宏大。

漢朝和秦朝一樣，也曾是一個充滿開拓精神和恢弘氣魄的政權，漢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這些特質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無論是秦文化，還是漢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徵，在於它們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對於它們來說，政治文化又都是諸文化要素中高於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這兩種文化有著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統。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的、統治到社會基層、嚴格約束到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政治統治。這就 是後人經常所說的「秦制」。而漢朝，基本沿襲了這一整套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這種政治上的繼承。

「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有變更」� [12]。這就是說，西漢制度對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襲的一面是主要的。漢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還是稱皇帝，百官制度大體未變，政府的運行機制並無大異，皇帝、百官的行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漢武帝劉徹的心理、行事與 秦始皇作比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漢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異。

其二，秦文化求實重實的質朴風格，漢文化也大體繼承下來了。秦大建宮室苑囿，漢也基本如此。漢高祖剛剛取得政權，形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劉邦本人還在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關中的相國蕭何，就在長安建了宏麗的未央宮，其規模連身為皇帝的劉邦也覺得過分。但蕭何對此的解釋是：「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宜，非壯麗無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潛在表現。漢武帝時，也大治宮室苑囿，其規模已不亞於秦始皇時。武帝為他所寵愛的年輕將領霍去病所修的墳墓「像祁連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風渾厚朴實，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異效(長生等)，濃厚的迷信色彩，雖無發達的宗教，卻有宗教式的狂熱，這也是與秦文化、漢文化相似的。漢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許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動作而言，是更接近於秦人之為的。

如果把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察的重點放在政治文化特別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認為，應當確信這樣一個基本結論：「漢文化的主體乃秦文化」，並且，「從這種意義上講，秦文化的的確確是近兩千年中國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漢文化與秦文化還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論點，並非意味著就要得出「漢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結論。漢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與秦文化相較，漢文化更具有開放性，更善於吸納，也更有兼容的氣量和能力。例如，漢文化就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豐富的政治文化營養，無論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還是在朝政禮儀方 面，漢文化都比秦文化從齊魯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東西。較之秦文化，漢文化在浪漫氣質上加強了，在這方面顯然是受楚文化的影響更大。漢文化在尚實的同時，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認識水平上，較之秦文化有了顯著提高。這是文化隨時代進步的表現，這種提高和進步了的文化，也更適合時代的需要。

西漢時期，許多有識之士曾一再對秦政進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可貴的思想資料，這就是著名的「過秦」。「過秦」是一場深刻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礎上對政治的創造性的 探索。「過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對秦文化的反復審思。在反思中，人們認識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討予以補正的措施。

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來說，漢文化表現出比秦文化更強的應變力和適應性。賈誼已經清晰地意識到，秦政之失在於「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15]，也就是 說，任何統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須切合實際，適應具體的時勢，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變。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說是「過秦」思想的衍生。漢武帝到晚 年也終於認識到「與民更始」的重要。兩漢有作為的統治者都是注意經常調整政策，順勢而為的。從統治思想來說，漢初按照黃老思想，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寬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時期轉為內行興作、外事開拓的「有為」之治，到昭、宣時期又轉變過來。總的說來，漢代統治者在掌握張弛節奏方面，已遠勝過他們的前輩，因而能使社會矛盾不至於過於激烈。這也是西漢、東漢都能維持較長時期統治和穩定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漢文化的多樣性，較之秦文化要明顯得多，它在這方面的優點也就可以較充分地表現出來。這個所謂的「霸王道雜」的漢家制度，也就是雜取不同學派的政治文化治國理天下，這個所 謂的「雜」，就是對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統治思想，廣為吸納，分別主次優劣，取其精華，兼容並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漢初與秦代最顯著的不同是實行郡國並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開過爭辯，其實，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無論是主張分封的淳於越，還是主張 行單一郡縣制的李斯，都是帶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於李斯，主導的一面是對的、好的，但從六國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權，跨度不能不說是太大了。這樣一個「進步」是當時的歷史所 承受不了的。從秦政權滅亡的結果來看，事實上，採取這一制度的負面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漢朝就不是這樣，郡國並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區，由同性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區(開始還存在過一些異姓諸侯王，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滅了) 。誠然，這樣做也有很多的問題，而且日後逐漸嚴重起來，但郡國並行，兩種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補而又互制，而且總體而言又有較大的迂迴餘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西漢初年的郡

國並行制是適合的，有其存在的歷史理由，不能因為其後來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個層次上，漢文化都善於兼並收蓄，因而有利於創新和發展，以文學為例，漢代文學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和創造力。像賈誼，其政論文有秦文化的氣魄，而其賦作則從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營養。正因為多源吸取，思想活躍，靈感大增，漢代文學的繁榮是秦代無法比擬的。

就政治和社會生活而言，漢代也遠較秦代開放，更加活躍，更加富於生機。漢政權成功地溝通了社會上層和下層的聯系，最高統治者也和生活於社會底層的文人學士有對話的機會，從 而能有效地把後者吸收到統治集團中來。從漢代社會精神風貌來說，也更顯得豪邁灑脫。總的說來，漢代社會生活雖仍有如秦代那樣的制約，但畢竟多了一些彈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樣過分地僵硬。

不過，成熟期的漢文化，也有較秦文化退步之處。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16]，以及在鹽鐵會議上表達出來的賢良、文學這類 儒生的聲音，反映出背離秦文化的功利主義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東漢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餘而「武」「力」過弱。自漢武帝以後，大漢的發展有明顯的轉弱趨勢。

據說，北宋蘇軾官翰林學士時，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 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來概括柳永、 蘇軾詞作的不同風格。那麼，我們能不能舉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漢文化不同風格的事物來呢?這當然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妨試試。或許，最能代表秦文化總體風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傳，後因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而使之重現於世人面前)和「以吏為師」構成的法制文化體系，秦始皇巡遊天下過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辭，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風格的自然是楚國的青銅器和漆器，是老莊哲學和楚辭，是楚國極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飛)，蜚將沖天」的氣勢 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漢文化總體風格的，或許可以說是：漢賦，漢武帝時形成的用人選材制度，「天人感應」學說籠罩下的政治，《史記》及集中體現 於其中的「究天人之際」的探索精神，鹽鐵會議上的辯論(其主要情況反映在《鹽鐵論》一書中)，以「孝」為基礎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舉，或致貽方家哂笑，但筆者姑妄為之， 是否得當，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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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劍雄：《移民與秦文化》一文中已詳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種不同的含義：秦人文化、秦國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文化論叢 》第3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7—72頁。

[2]《史記》《正義》釋「依古以來」為「依古以來典法行之」。

[3](清)惲敬：《三代因革論》，《大雲山房文稿》，卷1。

[4]《史記·魏世家》。

[5]《史記·六國年表》序。

[6]《史記·高祖本紀》。

[7]《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風俗通義》。

[8]《漢文學史綱》，《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頁。

[9]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10]袁仲一：《從考古資料看秦文化的發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第1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11]筆者注意到黃留珠先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說：「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見《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研究室編，《秦文化論叢》 第二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9—90頁。

�[12]《史記·禮書》。

�[13]《史記·高祖本紀》。

�[14]黃留珠：《秦文化概說》，《秦文化論叢》第1輯，第94頁。

�[15]《過秦論》，《史記·秦始皇本紀》引。

�[16]《漢書·董仲舒傳》。

C. 楚漢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號文化，既是人類物質文化創造的結晶，又是人類精神文化創造的載體。在楚漢文化中，符號文化主要體現在圖形、色彩、紋飾、文字方面。
首先，圖形。圖形在符號文化中源於圖騰崇拜。東夷部族崇拜蛇圖騰，後演變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圖形。屈原在《楚辭.天問》中說：「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漢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說：「伏羲鱗身，女媧蛇軀」，以後漢畫像石中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圖形屢見不鮮。當黃帝打敗蚩尤後，蚩尤部族的一部分歸黃帝。蛇與黃帝部族雷電圖騰融合，由簡化到復雜，龍圖騰產生。從漢朝以後，龍就成為漢族的圖騰符號。楚國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後裔。古人認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傳說日中有三足烏，後逐漸演變成鳳，郭沫若先生認為鳳是火中生的，因而作《鳳凰涅盤》。楚漢文化融合後，「龍鳳」圖形出現。因而「龍鳳」成為漢文化中吉祥圖形，實為徐州地區楚漢文化交融的產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現先是道教崇尚，後為社會認可的「四神」「四靈」圖形符號，即南朱雀，北玄武，東青龍，西白虎。楚漢文化符號中圖形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當、漢畫像石、玉器，有繪畫如帛畫、漆畫，有鑄造如各種青銅器等。
其次，色彩。色彩是符號文化的表現載體。從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數以千計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絳、金黃、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紅色為主要色彩，所以，劉邦本楚人，自稱「赤帝子」建立漢朝後以紅色為主要色彩。從徐州漢墓出土漆器多為朱、絳、青三色。尤其是朱、青兩色又代表「南」和「東」兩個方位，再到「龍」「鳳」兩圖形都體現了楚漢文化，這決不是巧合。
再次，紋飾。在器物上裝飾花紋的總稱，也稱紋樣，楚漢文化中符號文化一般分為單獨紋樣、隅飾紋樣（即角隅紋樣）、邊飾紋樣、散點紋樣、連續紋樣（包括二方連續、四方連續）等。紋飾的主要形式有鳳鳥紋、龍紋、雲紋、幾何紋、花瓣紋、菱形紋、變形龍鳳紋、獸面紋、蟠螭紋等等。楚漢符號文化中紋飾體現的器物主要有青銅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罍」等；兵器「戈」、「鉞」、「劍」；食器「鼎」、「豆」、「盂」；樂器「鍾」；還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銅鏡、帶勾等，尤其是銅鏡。楚銅礦豐富冶銅、鑄銅業非常發達，青銅器製造非常精美。特別是銅鏡，僅長沙楚墓中出土銅鏡達500餘塊，楚漢文化融合後鑄銅業向徐州轉移。據不完全統計，徐州地區漢墓出土銅鏡已近一千塊。主要是兩漢時期。楚漢銅鏡其紋飾有驚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紋、蟠虺紋、草葉紋、連弧紋、夔鳳紋、四神紋、禽獸紋。漆器，如生活用具幾、案、盒。葬器，棺槨。樂器有琴、瑟等。紋飾多為龍鳳紋、雲紋、幾何紋、變形鳳紋等。
最後，文字。中國文字始發甲骨文。「漢字」的出現卻是楚漢以後，字在秦時為篆書，晉衛恆在《四體書勢》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胥隸）佐書，曰隸書」。程邈加以整理為隸書，漢時才成為通行文字，漢隸漢字。除楚漢文化融合的產物「龍」、「鳳」。姓氏中如「熊」、「羋」姓。「周成王之時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26原本楚國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區尚有「熊」姓、「羋」姓「楚」姓、「荊」姓，當然，徐州地區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見之，可見楚漢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元號留下的痕跡。

D. 有誰知道楚漢文化的

楚漢文化與地域經濟的發展關系

人類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形成的物質的、精神的各種生產能力，以及所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和總和，統被人們劃歸「文化」之范疇進行研究和探討。近年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活動和歷史評估，成為學術界、理論界探討的熱門話題。在交叉科學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系列文化學科，如生態文化、飲食文化、地域文化、經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但無論是廣義或狹義上的文化活動，無不與經濟基礎、經濟活動等社會基本因素密切相關。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①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都是在文化和經濟這兩大前提下協調發展，共同進步。一定的文化形態，是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和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同時又會對當時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作用，如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影響經濟基礎的道理一樣，文化——即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東西，同樣對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鑄就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靈魂，凝聚成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在這不同的自然環境和不同的社會背景條件下，人們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創造物質財富，促進人類進步的同時，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形成了至今猶存的獨特的社會文化生活風貌，創造了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楚漢文化亦然如些，且已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的主導文化。

一、楚漢文化的形成

中華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它是由多種地域文化融匯而成的一種綜合性文化。在它的內涵中融匯有三種主體文化：一是以黃帝、炎帝為代表的華夏文化；二是以太昊、少昊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三是以伏羲、女媧為代表的楚文化。從徐州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可知，她正是這三種文化交流融匯的結合點，從而成為漢文化的發祥地。一種地域文化的形成，一般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響，即地理位置、歷史演革以及二者相結合所形成的歷史區位。
徐州地處東海之濱，岱南淮北，黃河、濟水洞穿全境，是人之初東夷部落的聚居地。由於東夷部族的南遷，在江漢之地蜷縮於山林與平原之間，長期與「三苗」土著人雜處。至周成王時，鬻熊之重孫熊繹始受封於楚蠻之地，「楚」這個正式的國名兼族名始載於史冊，進而成為春秋一霸。按其擴張遷徙國都之先後，稱為荊楚、陳楚、吳楚；按其所處方位，分為南楚、東楚、西楚等，從而正式稱之為「楚人」。辟在荊山、篳路藍縷的生存環境和社會地位，成就了楚人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長達八百多年的立國歷史中，他不僅改寫了古中國的政治地理，而且以卓越的奮斗精神改寫了古華廈的文化地理，其文明成就燦然於天地之間。徐州，正是楚人的起源與歸宿。
楚文化，因楚人、楚國而得名，是形成於周代的一種地域文化。她初成於江漢地區的苗蠻之地，是糅合了東方文化之末流和荊蠻文化之餘緒的一種低等文化。在楚人那裡，一切都是嶄新的創造，就興的楚文化成了一種高視點的、積極的社會文化形態。楚人放眼天下、勵精圖治的精神，形成了外求諸人而博採眾長，內求於己而獨創一格的視野；形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開放性文化和包容精神。在這樣一種一派長川的文化創造中，楚人高昂著一種挑戰的文化精神，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和審美情趣，把自己的風格和氣派發揮的淋漓盡至，把楚文化的血色大旗挺立於華夏文化之前列，進而影響到華夏諸邦。「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就是楚文化對北方齊魯文化的挑戰和示威，是充滿民族文化精神的宣言和昭示。
劉邦、項羽都是楚人，都是在楚風、楚習、楚文化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唱楚歌、喜楚舞、戴楚冠、尚楚俗，以楚文化為母本，演繹成包容八方的大漢文化，達到了文化上統一、思想上統一、體制上統一、行為上統一的至高境界，奠定了大漢王朝四百餘年的渾厚基礎。在楚文化向漢文化的過渡過程中，漢高祖劉邦起到了扭轉乾坤的決定性作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身為泗水亭長的劉邦奉命押送民夫赴驪山服役，當走至豐縣城西的大澤中時，民夫多有逃逸。他見離沛城短短幾十里的路程便有人逃跑，若到驪山一路千里迢迢，屆時能剩幾人？按秦律，他將獲殺頭之罪。於是，也乾脆將役徒全部放走，自己則帶著十餘個自願追隨者，遁入芒碭山中躲禍避難，並招聚人馬伺機起事造反。劉邦順應歷史潮流揭竿起義後，經過三年滅秦、五年挫項的艱苦鬥爭，終於建立了新的統治王朝，坐上了一統天下的霸主之位。「一劍西提與楚爭，風雲慘談五年兵；四海歸來成家日，猶自悲歌氣未平。」②劉邦在醒悟了「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③的道理後，則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④在楚文化的基礎上，逐步演變成范圍更廣、水平更高、作用更大、影響更深的華夏一統文化——漢文化。從此，中國真正進入到炎黃同尊、龍鳳呈祥的嶄新時代，進入到經濟騰飛、社會進步的穩固時期。

二、徐州經濟的區域優勢

「徐州自古列九州，龍爭虎鬥幾千秋。」這是人們形容徐州的歷史悠久、自古為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的形象說法。在最早詳細記載徐州地理位置和區域經濟優勢的《尚書·禹貢》一書中描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賦惟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蟲賓 珠暨魚，厥筐玄纖縞。浮於淮泗，達於河」。這段文字記述了徐州所處的地理位置及豐厚的物產資源。這時的徐州其范圍西自濟水，東至大海；北抵泰山，南達淮水，包括了當今黃淮經濟區的蘇北、淮北、魯南、豫東大部分區域。其間就其資源而言，蘊藏有豐厚的煤礦、鐵礦、鹽礦、銅礦等地下物產；有遼闊的黃河、淮河、運河、濟水、沂水、泗水、南四湖等水資源，有京滬、京杭、京九、京福、隴海、歐亞大陸橋等五省通衢的水、陸、空立體交通主幹線；有重工、輕工、化工、電力等結構齊全的工業基礎；有農林牧副漁齊頭並進、貿工農種養加一體化的農業產業結構，因而成為全國著名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為一體的中心地區。在這樣一個經濟優勢條件下，直接決定了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工業發展水平和文化進步程度的基本前提。
徐州依託交通地理、軍事地理、政治和文化地理獨特的區位優勢，創造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良好優勢，創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發展史。秦末漢初之際，中國歷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徐州人就起到了關鍵作用。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等一批徐州人以淮海大地特有的民族精神和自持先進的本土文化，改寫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推動了社會前進的步伐。以楚風楚韻兼容黃河、長江系列的多元文化，以博大寬容、廣納賢良的人才思想，以及不屈不撓、勇猛頑強的拼搏精神，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漢代文化，實現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悲壯誓言，為中華民族和人類世界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印記。
然而，在北宋之後由於黃河奪泗侵淮，屢屢水患，改變了徐州的自然面貌，農耕條件日趨惡化。宋遼以下直至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給徐州人帶來一次次的滅頂之災，「兵家必爭」的自豪感成了歷史悲劇的永嘆調，徐淮大地由全國沿海經濟鏈中最富饒的一環變成了最為貧瘠的一環。徐州人飽經了兵燹水患之苦，承受了超常的歷史磨難，經濟、文化受到了長期的沖擊，從而攀援於歷史的低谷。然而，有著先民傳統美德的徐州人，以不屈不撓的意志，勤勞朴實的精神，敢想敢乾的勇氣，勤於思考的睿智，更以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堅韌不拔，奮力拚搏，用鮮血、汗水和生命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鑄就了一座座永載史冊的歷史豐碑，譜寫了一曲曲壯懷激越的正氣之歌，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勇力潮頭，正在創造更加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奏響新的時代強音。

三、發展徐州文化產業的積極作用

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建立「小康社會」，實現人民安居樂業，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最為熟悉、熱切盼望的一個概念，也是每個當政者所要致力實現的基本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而推動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的全面發展。這個目標的內涵很豐富，它既包括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包括經濟運行體制的完善；既著眼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著眼於促進人的素質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既涉及到物質文明的發展，也涉及到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發展；既強調社會的和諧與全面進步，也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因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體現在於人的知識水平的提高、思想境界的提高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也就是整個文化事業綜合水平的提高。
徐州地區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前以陳述，東夷部落的復興、楚漢文化的形成、兩漢文化的發祥之地以及現代文明所造就的各種文化藝術形式，都為徐州文化事業的發展積聚了豐富多彩的開發資源。如何開發利用現有的文化資源，讓歷史文化為現代化建設服務，是我們研究楚漢文化、開發楚漢文化、利用楚漢文化，為促進徐州地區經濟發展，提高徐州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品位的根本目的。經濟是文化的基礎，文化是經濟的反映，文化事業和人文精神的發展提高，是促進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快速發展的根本動力。人們常說：「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事實上，文化活動是改變人們精神面貌的有效載體，只有良好的精神風貌，才有可能產生強大的生產力和創造力，才能使經濟和社會進步。因此，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發展文化產業，才能更好地實現「兩個率先」和「爭做蘇北領頭羊」的戰略目標。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這就充分肯定了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意義，能不能正確地處理好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是我們能不能發展先進文化、建立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
總之，徐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沒有象其他城市那樣，把兩漢文化資源、風景名勝資源、地產資源、民俗資源、民間文藝資源綜合開發成旅遊資源和第三產業，是使徐州名城不名、悠久不優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和探討楚漢文化與發展徐州地域經濟是相輔相成的，其間有著密切的連帶關系，是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有責任為之努力且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頁；
②唐·李鳳《高祖故宅》，詳見白光華《歷代詩人詠豐縣》第1頁，1993年；
③《史記·陸賈列傳》；
④《史記·太史公自序》；
⑤《史記·項羽本記》。

E. 楚漢文化的介紹

楚漢文化，在秦漢之際，淮海地區上承炎黃文化優良傳統，秉持本土文化的純厚優勢，融合先秦黃河、長江兩大文化體系，在斗爭與發展中成長、成熟起來，是兩漢文化的先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鮮明的特徵，有深刻的內涵，有久遠的影響。

F. 楚漢文化發源地是哪裡

你好，據我所知，楚漢文化的發源地位於，江浙安徽一帶，尤其是杭州、徐州等地。

G. 楚漢及三國文化遺跡分布在哪些地區

分布在徐州、合肥、漢中、荊州、壽春、洛陽等地方，這些地方楚漢及三國遺址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