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論述題，中原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
一、用多元視角審視嶺南文化
二、中國缺乏地域文化的平等觀
三、「雜交」：嶺南文化的生成
四、中原文化對嶺南文化的三重影響
從文化存在的角度，說嶺南文化的本根在於古代百越族文化大概是沒問題的，而從文化貢獻角度，我們則又可以看到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本質上是同根同源的。
大致說來，秦漢之交河北真定人趙佗一度割據嶺南立國，稱南越武帝，定都番禺（今廣州），是百越原生態文化與中原文化兼容交匯的一個繁榮時期。到兩晉南北朝，嶺南地區迎來一次中原移民高潮，帶來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進一步融合、發展。
唐代張九齡開辟南嶺驛道，嶺南嶺北建立陸上交通，交流日趨頻繁，文化融合更加深入和廣泛。在此之前，嶺南文化的發展基本上還是被動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到了唐代，嶺南人的獨特創造開始反過來對中原文化的發展作出影響和貢獻，其標志就是惠能確立的佛教南派禪宗。
到了兩宋時期，中原地區再向嶺南大規模移民，以南嶺腳下的珠璣巷為據點，再廣泛遷入嶺南各地。由此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基本完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有機構成的嶺南文化基本成形。
到了明代，終於出現了為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貢獻的「白沙學派」（又稱「江門學派」），嶺南江門人陳獻章（陳白沙）創立的「心學」，上承程朱理學，下啟陸（九淵）王（陽明）心學，成為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朝末年又有中原向嶺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自此嶺南和中原各地成為一體，嶺南地區人才輩出，文化創造不斷，難分嶺南嶺北。
中原文化對嶺南文化的決定性影響，這一歷史大概涉及三個方面。
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如秦漢之交趙佗的南越國、五代十國時的南漢劉氏王朝。這些偏安嶺南的小王朝，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從中原引入的成套的典章制度與政治文化，而南越的趙氏與南漢的劉氏都是中原人。
第二個因素是貶官文化，許多聲名顯赫的文人士大夫被貶斥、流放到嶺南地區，他們一方面帶來成熟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其全國性影響，將嶺南地區的風物人情介紹到全國各地。
這些貶官，就廣東來說，最著名的莫過韓愈與蘇軾。韓愈在潮州當了八個月刺史，潮州境內的一江一山從此名為韓江、韓山，所以後人說他「贏得江山盡姓韓」。
貶官文化對於潮州的影響如此深入，以至於據說在潮州話中包含有一種「文人讀書音」，就是當時被貶到當地的文官清晨讀書時候的語調與節奏。
而蘇東坡的「不辭長做嶺南人」的名句，更使人們對嶺南有了新的認識。
第三方面因素，是流亡王朝政治，具體的說就是南宋抗元與南明抗清的流亡政權。
當時南宋與南明將皇家政治「搬遷」到嶺南地區來了，既帶來成熟的典章制度與禮儀、文化，也帶來大量的文官與士卒，對嶺南人特別是嶺南上流社會的影響之深入，如春風化雨。
這三種因素，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原向嶺南地區的移民，就形成了嶺南文化的本質與主體部分。
從嶺南文化形成的歷史可以看出它的幾個特點。
一是內涵豐富，就是前面說到的「雜交」，既有土著的原生態文化，更有正統的中原文化，也有各種駁雜的異域文化。
二是個性鮮明，與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嶺南文化的個性顯然是相對突出的，這是因為其土著文化非常獨特，同時又因為大量吸收、融合了異域文化，所以看上去顯得與中原正統文化大不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決定的部分，也發生了較大的流變，所以說嶺南文化個性鮮明，而共性之中也包含著個性。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因為它是「雜交」生成的，所以生命力很頑強，適應性很廣泛。
這些都是我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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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原文化的特點以及歷史原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從表層看,她是一種地域文化,從深層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源和主幹,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佔有突出地位。中國中原文化璀璨瑰麗,其中,體現在河南的部分更為突出。中國中原文化的璀璨瑰麗,集中體現在河南的部分。
中原文化源遠流長,它的形成及發展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並且,在發展的過程中,吸取周邊文化精髓,形成了豐富多樣,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在中原文化發展過程中,由於人類遷徙,戰爭,經濟交流等活動因素的頻繁影響,導致了中原文化不斷與異地文化交流融合,從而形成了相對不甚明顯的文化特徵。但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源和主幹,它的歷史特徵又是不可磨滅的！
㈢ 分析河南博物院近年來「出圈」原因、提出促進中原文化創新性發展的建議
摘要 原因，在多元文化盛行的今天，傳統文化依然有旺盛的需求，傳統與創新的融合，才使得這兩個節目如此「出圈」。
㈣ 中原文化對中原經濟的崛起有什麼作用
弘揚中原大文化，增強文化軟實力積極推進具有中原特質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打造昂揚向上的中原人文精神，大力促進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源轉化，全面提高人的素質，為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三十六）提升中原文化影響力。挖...
中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中原」是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區以及河南周圍的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陝西省東部及山東省西部各一部分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這里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是華夏民族的搖籃。狹義的「中原」專指河南。通常所說的「中原」是指狹義的「中原」，即代指河南。因為河南不僅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祖居之地，而且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
五帝時代是中原文明因素起源到中原文明社會形成的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仰韶文化中晚期、龍山文化時期。
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因素起源、積累，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發展水平相同，處於並行發展的時期。此時，中原佔有地理上的中心地位，尚未取得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龍山文化時期，初級文明逐漸形成，綜合實力明顯增強，中原文明中心地位開始明朗。
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發展到二里頭文化，中原地區的文明因素在這一時段有一種疾速增長的趨勢，這與周邊地區的同期文化形成明顯的反差。曾經輝煌一時的馬家浜--良渚文化，到馬橋文化時已經是強駑之末。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岳石文化時也給人以衰落之感。仰韶文化時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等，都曾擴展到中原的豫東和豫南。進入龍山文化時期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河南商丘、周口、許昌、鄭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東，或融合於當地，完全被河南龍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強勢擴張的歷史真實。中原文化在不斷汲取周邊文明因素的基礎上，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已經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並以夏王朝的建立為標志，確立了中華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為例，可以做為一個新時代標志的青銅冶煉術，在龍山時代逐漸普及。中原地區發現多處青銅冶煉遺存，登封王城崗出土的青銅規殘片，陶寺遺址(山西襄汾縣東北部)的銅鈴等，代表著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最高水平。隨後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大量青銅兵器、禮器的出土，顯示了中原文明的風采。
中原仰韶文化時期僅發現一座鄭州西山古城。而龍山時代的古城僅河南一地，已發現了安陽後崗、淮陽平糧台、登封王城崗、郾城郝家台、輝縣孟庄、新密古城寨等6處。今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同時代城址的發現。龍山時代大批城堡出現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劇變，是戰爭、掠奪、權貴、財富集中。一個邦國林立的初級文明社會在中原大地已經出現。
從新鄭縣裴李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龜甲刻符，仰韶(澠池縣)文化的刻劃符號，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陝西長安花樓子的陶文與骨刻文字，它們和後世的甲骨文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二里頭遺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無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縣東下馮村發現了年代相當於夏朝的城堡遺址，城堡規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遺址、人工溝、陶窯、水井、窖穴、墓葬等，並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時還有一些銅器。類似東下馮城堡的建築遺跡，在北起臨汾、南至黃河、東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處之多。這些發現，與《禹貢》記載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說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包括晉南的汾、澮、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穎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近年來，襄汾陶寺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有助於早期夏文化的確認和突破。陶寺文化遺存百餘處，包括了城址、居住遺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禮器樂器、青銅器。
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徵：一是出土了一批壺、瓶、盆、盤、豆等彩繪陶器，其中的彩繪蟠龍陶盤，被認為是集合中原諸部落圖騰而成的華夏中心區域的徽標；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繪木器，有案、幾、俎、匣、盤、斗、豆、鼓等多種器物，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的一些社會狀況；三是出土一批農具，幾座水井，說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打井技術，居住處所從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動范圍更加擴大；四是遺存物中銅器與文字的發現。墓中出土一件含銅量近98％的銅鈴形器，證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冶金技術。
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壺，陶器的壁上有毛筆朱書文字，結構與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毛筆朱書文字；五是在陶寺千餘處墓葬中，反映出明顯的等級或階級的差別，五座級別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黿鼓、特磬類的禮樂器，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同類樂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時中原大地的禮樂制度、階級差別、國家形態已經萌生或正在形成，標志著山西晉南地區放射出華夏文明時代到來的燦爛光芒。
現在我們說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實中原指河南也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國長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所以，這個中原就是以河南為代表的廣大中部地區了。
㈤ 如何看待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的特質決定了中原文化對於歷史進程的推動，對於中華文明的形成，對於民族精神的傳承，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都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認識作用。
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縮影，反映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折射著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
透過中原文化可以從總體上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原發展，並從中總結出社會前進的有益借鑒。
與此同時，中原文化的先賢們發現並闡發的許多精闢思想，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意義。
例如格物致知、有無相生等樸素精闢的思想，仍是我們今天認識事物、認識世界、認識自然和社會的重要方法與途徑。
又如，老子「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就是對許許多多規律性社會現象的高度概括，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引領作用。
長期以來，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領著東方文明的進程。
近古以來，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遠播西方文明而綻放出瑰麗的文化魅力。
《馬可波羅游記》對當時和諧的東方國度的贊譽，至今還為人們稱道。
中原文化在精神層面建構的文化理想，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
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氣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貴德的理性氣質，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懷，中庸辯證的思維理路，在環境惡化、能源危機、人為災難頻繁發生的今天，不僅是引領人類社會發展建設的美好理想，而且對於我們今天進行道德建設、人格完善，對於整個民族素質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都仍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
推動作用。
中原文化產生的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周朝的「封邦建國」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榮，從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慶歷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動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的遞進。
從殷商王朝對商業經濟方式的自覺選擇，到以宋朝交子、匯票等為標志的商業革命，都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極大發展，實現了
㈥ 中原文化形成的歷史因素 在線等急！！！！謝了
中原地區吸收周邊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開始，這個趨勢到公元前2500年以後變得愈發明顯。從考古資料可以看出，中原地區的文化面貌一反單純的樣態，混合進來大量外來文化因素，變得復雜而豐富起來。這些外來文化因素如下：
第一，中原文化新出現的陶器種類不下十幾種之多，如鼎、豆、單把杯、高柄杯、觚、鬲、yǎn＠①、hé＠②、guī＠③、jiǎ④和彩繪陶器等。其中有的與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有關，有的是受大汶口文化影響，還有的可以追溯到長城地帶的北方。另如前述，快輪制陶和閉窯燒制陶器技術的發明也顯然在用鼎文化區中先行了一步。
第二，石器製作技術有了飛躍性發展，其中不少是來自東、南方的因素。例如，石鏃的鏃體從扁平到立體的變化，至今在中原地區沒有發現其中間環節，而長江流域的文化中，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此外尚不清楚玉器是怎麼傳入中原的，但良渚文化中的琮、璧、璜之類既然見於西北邊陲的陝西神木遺存和齊家文化中，我們便有理由認為，當時的中原也會有這類東西，何況堯伐三苗的一個主要口實就是「苗民弗用靈」。
第三，中原地區出現連間區建築是在仰韶文化晚期，首見於大河村遺址，但鄂北豫南在仰韶文化廟底溝期便已流行這種建築了。我還推測，這種建築樣式可能與長江流域的干欄式建築有關。
第四，在中原地區，目前僅在山西陶寺龍山文化遺址見到厚葬的習俗，以及用隨葬品和葬具、墓葬規模、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等來表現被葬者的身份、地位。而在屈家嶺文化、崧澤晚期至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廳期和紅山文化這一連串的周邊文化里，它們已經很明確地存在著了。其中，對中原文化影響最大的當首推大汶口文化。
第五，在周緣文化中發現的刻劃字元，極有可能對日後中原文字系統的形成起過重大作用。龍和其他動物造型，以及琮、璧之類玉器所體現的精神信仰，也直接或間接地為中原文化及其後續者所繼承。
伴隨文化面貌的復雜和繁榮，中原地區形成了一個可以從考古學角度與其他地區分別開的文化實體——中原龍山文化。而且，在和周圍文化的折沖中，中原龍山文化的實力不斷增強，漸得優勢，這一點可以從中原龍山文化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反映出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時已經衰亡。曾經被石家河文化占據的豫南地區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勢力范圍；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後期也走向衰敗，城址上卻出現了以瓮棺墓地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東面的龍山文化依然強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現了一個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類型——造律台類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發生在中央地區的變化也波及到外層。在江浙地區，在良渚文化衰落的同時，浙南山地卻出現了良渚風格的較大規模墓地，墓地中還發現類似閩中曇石山文化的拍印紋陶器。耐人尋味的是，類似曇石山文化的遺存在粵東地區有廣泛分布，甚而達到珠江三角洲口岸，而處於這個范圍內的廣東海豐發現了良渚式玉琮。在另外一個方向，粵北出現了石峽文化。從各方面來看，石峽文化在粵北都是一支外來文化，與它面貌最接近的是贛江平原的樊城堆文化。我以為，與其把它們視為兩個考古學文化，不如看作一個文化的兩個地方類型更恰當一些。而在石峽遺址中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如果將曇石山和樊城堆兩個文化向嶺南的擴張聯系起來，進而把這一現象置於更大的背景環境中，我們不難看出，它與整個文化格局的變化存在著有機的聯系。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廣泛吸收周鄰文化的基礎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來因素分出層次的話，越是來自遠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離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是顯赫。前者如玉器、象牙器、寶貝等，一進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層社會的專用品；後者最典型的例子莫如鼎，這種原產於東方的陶器濫觴於中原地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並成為龍山時代中原居民最主要的炊器，而同時，在它的原產地山東和長江流域，鼎卻趨向末路，它反而被中原地區保存下來。到了二里頭文化，鼎在諸器中越來越凸顯出來。《左傳》宣公三年記：「昔夏之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史記·孝武本紀》也說：「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指的就是這件事。在二里崗文化中，一方面，鼎作為大眾炊器的功能幾乎完全被鬲所替代，另一方面卻成為青銅器中最主要的種類。其實，標示社會成員等級地位的禮器，其絕大部分並非中原土產。關於這一點，李濟早在60年代初就指出，殷墟青銅器的形制皆脫胎於陶器，而它們「絕非重復當時陶器的形制。它們顯然是主要位於沿海地區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品」（註：李濟《再論中國的若幹人類學問題》，1962年；《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1968年。以上兩篇皆見《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可見，中原的上層統治者對於遠方的和傳統的東西持有尊重態度，並把它們看成上層建築的重要部分。
這種「禮失而求諸中國」的現象意味著，文化交流不僅僅在技術、貿易等經濟層面上展開，它更主要是在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統治權術的層次上進行的。
這一點也似乎有助於說明，中原文化強盛起來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極一時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謂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輻輳之地。在史前文明的叢體里，它是物流、情報、信息網路的中心。這個地理位置方便當地人廣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敗經驗，體會出同異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終至後來居上。張光直認為，商代城市主要是出於政治原因建設起來的（註：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經聯出版社（台灣），1983年。）。我們可以把這個認識再引申得遠一點，那就是，中原文化的強大主要依賴於政治、經驗的成熟，而並不是因為它在經濟實力上佔有多麼大的優勢。反之，前一個時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於處在這個網路的邊緣，信息來源狹隘，從而導致了它們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會運作方向的偏斜，最終在和中原文化的對峙中漸落下風，有的甚至還沒來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對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
因此，中原作為一個文化實體凸顯出來，不僅為以後三代文明准備好了地域舞台，還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多重空間結構。在這個格局大勢中，中原兼收並蓄各方好的東西，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來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外圍群體的認同。所以，中原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與日俱增，輻射四方，這在人們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國」的觀念等），也決定了中國歷史上政治、軍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為的基本方策。而這個貫徹了幾千年的持續而有力的歷史趨勢，便肇始於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間。
㈦ 中原文化是通過哪些方式來影響湖湘文化的生成與發展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學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在思想學術層面，中原的儒學是湖湘文化的來源，嶽麓書院講堂所懸的「道南正脈」匾額，顯示著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學正統。從社會心理層面，如湖湘的民風民俗，心理特徵等，則主要源於本土文化傳統。這兩種特色鮮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組合，導致一種獨特的區域文化形成。
繼先秦、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後，兩宋時期興起了理學文化思潮。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思潮，理學的主要特點在於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綜合。它以復興儒學為旗幟，要求重新解釋儒學經典，力圖使儒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振興。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綜合了佛、道兩家的宇宙哲學和思辯方法，將其補充到儒家學說中去，將儒學發展為一種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體系。由於理學能夠振興儒學，發展儒學，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需要，故很快成為了一種站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直至延續到晚清時期。 魏晉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國文化主體的中原文化本來產生於北方，自東晉以後到兩宋之時，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而文化也隨之南移。特別是由於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斷地騷憂，出現了兩晉的永嘉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宋代的靖康之亂，致使中原地區戰火不絕，這迫使中原人士紛紛南下。於是，向來居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開始下降，而南方在經濟、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兩宋之時，南方的經濟、文化十分發達，已經超過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亂以後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從事文化教育活動，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為文化最發達的地方，產生了許多著名的學派、建立了許多著名的書院。
兩宋時期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的學術現象，即儒學演變為一個個具有地方特色、歷史傳承的地域學派，這便是所謂的"儒學地域化"。兩漢時期儒學亦很鼎盛，但興盛的契機是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儒學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根本上來說，漢代儒學是一種統一的儒學。宋代復興儒學的思潮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術文化思潮，它不是通過中央或地方官學，主要是通過地方的書院來開展學術研究與傳播。一批批立志於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識體系的新儒家學者集聚於各個地域的不同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時期，有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兄弟的洛學；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閩學、胡氏父子及張栻的湘學、陸九淵的象山學等等。
理學思潮的興起，標志著一種更具有綜合性的新儒學的文化形態出現，又由於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學地域化，必然使這種以儒家為核心、綜合釋道的文化形態在南方繁衍、發展。最終，中國文化的這三重重要演進促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地方學術形態-----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並在日後大放光彩。
㈧ 關於中原文化
在古代中原與中國、中州是同意語。如《禮記·王制》就記載說：「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太平御覽》記載：「王者受命創始，立都建國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太平御覽》卷一五六）身處南方之地的楚君就曾自己聲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 （《史記·楚世家》）由於中原適中的地理位置，讓人意識到「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得中原者得天下，成為歷代政治家、軍事家的信條。古人劃分天下曾將中國分為九州，何謂九州？古籍所記，各不一致。《禹貢》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爾雅》九州是：冀、幽、兗、營、徐、揚、荊、豫、雍。《周禮》九州即：冀、幽、並、兗、青、揚、荊、豫、雍。《呂氏春秋》九州為：豫、冀、兗、青、徐、揚、荊、雍、幽。考之舊說，《禹貢》九州說乃是根據黃帝割地布九州之說。（見孔疏）《漢書·地理志》亦明白記載說：「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關於豫州的方位，《禹貢》雲：「荊、河惟豫州。」荊即荊山，北至黃河。《呂氏春秋》雲：「河、漢之間為豫州。」河指黃河；漢指漢水。高誘註：『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間'。」 《爾雅》：「河南曰豫州。」由此可見，豫處河、漢之間，乃中原之地，九州之腹心。
中原以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自古視為帝王州。早在五帝之時都是活動在中原這塊土地上。如黃帝都有熊在新鄭，顓頊都帝丘在濮陽，堯都平陽在臨汾，舜都蒲坂在運城地區，為締造中華文明建立了豐功偉績。逮至夏商周三代，如夏都陽城、陽翟、斟鄩、原、老丘，商都亳、隞、相等，均在河南境內。周王朝建都在豐、鎬，地望在廣義的大中原內，但周滅商後，武王便提出要把政治中心轉移到中原。《史記·封禪書》雲：「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岳各如其方。」這是說河洛地近中嶽，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於斯。不僅三代之君都中原，而且自西漢至北宋正統王朝建都也全在中原，所以說中原地區一直為帝王都，是幾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逸周書·度邑解》記載：周武王伐紂滅商後，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我北望過於有岳，丕願瞻過於河，宛瞻於伊洛，無遠天室。」天室就是中嶽嵩山。為什麼要在中嶽附近營建帝都？《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這里文意很清楚，營洛邑遷九鼎，主要是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遠近皆宜。《尚書·康誥》中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周洛，四方民大和會。」孔注說：「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周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悅而集會。」《康誥》還說：「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孔注說：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疏》里也說：「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周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因此說河洛地區不僅是「四方入貢送里均」，而且也是四方之民的政治中心。
中原除了位置居中之外，還有它優越的地理形勢。清人顧租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說：「自天下而言，河南為適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許州又適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無潰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鄧，實包淮、漢之防，許亦形勝之區矣。豈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稱地利乎。」（顧租禹《讀史方輿紀要》，卷 47 ，河南 2 ）又說：「河南閫域中夏，道里輻輳。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雲：『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秦氏觀曰：『長安四塞之國，利於守；開封四通五觀之郊，利於戰；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而不得洛陽，則雍、梁無以為重，故自號為天下之咽喉。'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梁之沃饒，表裡河山，提封萬井。河北三郡，是以指揮燕、趙。南陽、汝寧，是以控扼秦楚。歸德，足以鞭弭齊、魯，遮蔽東南。中天而立，以經營四方，此其選也。」（同上注）讀此，可以知道作為中原地區的河南的地理重要性了。
中原居九州之腹心，中天而立。地勢西高東低，關山險厄，勢利形便。東據芒碭之險峻，西依連綿之秦嶺，南亘蜿蜒之大別，北依太行之巍峨，巍巍嵩岳，屹踞中立，奔騰澎湃的黃河浩浩盪盪橫貫期間。名山大川，交相輝映；平原沃野，人民殷富。《管子·乘馬篇》有言：「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山川水土是定都者首先要考慮的因素。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農的民族，任何一個朝代都不能不考慮農業經濟的發展。正是基於此種原因，中國絕大多數政治家、軍事家都看中中原，逐鹿中原，建都定鼎於中原，決定中原在中國歷史上的中心地位，其實是中原得天獨厚的中天而立的優越的地理形勢。
關於中原文化的特點，不少學者曾作過不同的探討。本文根據自己的理解談一點粗淺看法，以抒己見。
（一）創造性。中原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中原人民在歷史長河中就發揮出了偉大的創造能力。他們依據自己的生存方式，創造了獨特的文化。《易經》記載有這樣一段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易經·系辭下》傳第二章）在中原地區靈寶黃帝鑄鼎原，發現了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時期建築面積達 500 多平方米具有宮室性質的大房子，四周有迴廊，的確是上棟下宇。其他同時期的房子，都是木骨泥牆牆倒屋不塌的地面建築。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夯築技術、出現了原始水泥和人造輕骨料等建築材料。仰韶時期的房屋建築為中國五千年民族建築風格打下了基礎。大概在一百多萬年以前，或者還要更早時期，人類祖先已在中原繁衍生息了，那時的人們沒有固定住處，冬居穴窟、夏棲橧巢，群居生活，為了生存，與自然抗爭，跟野獸格鬥。不知經過多少萬年，他們終於把堅硬的石頭琢磨成粗獷的石器。如石斧、石矛、石刀之類的工具，用來狩獵、宰割肉食，甚至征戰。早期人們不知用火，茹毛飲血，飢則求食，飽則棄余，不媒不娉。神農之世，教民耕而陶，始有農業，人們能夠蒸煮熟食。相傳到了黃帝時代，《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集解》曰「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引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在中原地區的確考古發現了粟類和稻穀。原始人赤身裸體，夏披樹葉，冬穿獸皮，到黃帝、堯、舜時期人們學會紡織有了衣服穿，與他們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中發現了麻織品和絲織品的衣服原料，這與黃帝正妃嫘祖教民養蠶繅絲可能要有一定關系。中國天文歷法發現很早，《史記·歷書》中說：「蓋黃帝考定星歷。」《索引》引《世本》及《律歷志》均說：黃帝的天文官容成子著《調歷》。《路史·疏仡記·黃帝》中說：黃帝「設靈台，立五官以敘五事，命諛區占星，計苞受規；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隸首定數，伶倫造律，大橈正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命大容作承雲之樂，大卷著之椌楬……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巫彭、桐君處方。」這段話說天文、歷法、數律、甲子、音樂以及作書、作史、醫葯等都是在黃帝時代發明創造。特別是「容成作蓋天」一句，正與濮陽仰韶文化 45 號墓「蓋天說」形狀相符合。《韓非·五蠹》、《呂氏春秋·君守》等都提到「倉頡作書」，作書即造字。《世本》說：「沮誦、倉頡作書」。宋衷注說：「倉頡，黃帝臣。」《世本》還說：「史皇作圖」，宋衷註：「史皇，黃帝臣也，圖為畫物象也。」張澍粹注引《易卦通驗》說：「軒轅子苗龍，為畫之祖。」上述諸多發明創造，後代文人都把它歸到黃帝身上，黃帝是中原地區的盟主，黃帝族團一直是中原的領袖，他開創了中原文化創新的先河。除此之外，在考古發現中證實，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中都發現了象形文字或符號文字，到了商代的甲骨文形成為比較成熟的中國文字。中國的青銅器最早出現在仰韶文化中，到了商周時發展為高度的青銅文明。鐵器的出現，最早也是在中原地區。銅與鐵的出現都是劃時代的發明創造。以上只是簡單舉一些例子，足以說明中原文化具有強大的創新特點。人類需要創新，不創新就沒有生命力。「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禮記·大學》）這里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維新，都是告誡人們不要保守，要創新，要進步。中原人民一向重視創新，中原文化具有明顯的創造性特色。
（二）延續性。中原文化如果從河南裴李崗文化算起，已綿延 8000 年之久。它從一開始就踏著強健的步伐走來，中間雖經歷了時盛時衰的曲折過程，但始終沒有中斷。從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龍山文化以至三代的夏、商、周文化，以及秦漢及其以後，各朝代文化始終延續發展。即使鮮卑族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王朝、蒙古族的大元帝國在中原建立政權，不僅沒有使中原文化中斷，反而使他們自身受到漢化。在優勝劣汰的自然原則支配下，使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自覺接受中原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只有中原文化始終自成體系，向來不曾被異化、被中斷。這一點，在中國所有地域文化中恐怕是最為突出的。再以龍山文化為例，與中原龍山文化時代大體相同的考古學文化有：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等。這三個地區的古文化，從發掘資料的實際情況看，它的水平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三個地區的古文化最後有的徹底中斷，有的走向低谷。如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它的繼承者是岳石文化，其文化水平明顯地衰退；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是我國東南地區最燦爛的一支文化，但是它的歸宿不知所終，成為學術界不能理解的謎團。石家河文化最後融入中原龍山文化之內。在中原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出現了堯舜聯邦王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王朝。以上這些情況就有力地說明中原文化它呈現出來的極強的生命延續性特點。
（三）兼容性。中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都有吸收外來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的優良傳統。中原文化之所以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其中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在於它善於自我繼承並不斷吸納其外來文化，從不拒絕外來文化，並善於將外來先進文化與本身固有傳統融合起來，使之更加輝煌燦爛。如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在黃河流域實際上是多種文化並存，通過戰爭、通婚、聯盟，使各族團之間不斷融合。如在中原地區是以黃帝族團為主體的早期華夏族，當時有萬諸侯，圖騰信仰也是不同，最後黃帝的龍圖騰形成了主體。聞一多《神話與詩·伏羲考》中說：「這個大蛇為圖騰的團族，兼並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知道的龍了。」傳說中龍的出現就是兼容的典型例證。黃帝族團雖然以龍圖騰為主，但是在族團內仍容有許多其他圖騰信仰。如電、星、風、雲、雕、鶡、鷹、鳶、大鴻、熊、羆、貅、虎、狼、豹、豸、犬、馬等 21 個圖騰族。（見許順湛《中原遠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黃帝戰勝蚩尤後，並沒有驅逐或殺絕，而是採取了兼容的態度，他把蚩尤族的領袖吸收到政權的領導層內，如《管子·五行》說：「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管天時）。」蚩尤是黃帝的敵人，能夠任為六相之首，發揮他的長處，的確難能可貴。黃帝族的兼容性為華夏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歷經堯舜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體格局的華夏族形成，在華夏族的基礎上，於漢代之後形成了漢族，它繼承了兼容的優秀傳統，使漢族如滾雪球一樣不斷強大，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反映在考古學文化上，如仰韶文化的分布縱橫數千里，西達甘青，東到魯西，北至內蒙古，南到江漢地區，都有仰韶文化的出現，但是海岱的大汶口文化、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也發展到中原地區，中原文化兼容了其他地區文化的精華，使它增加了活力，最後發展為獨樹一幟的河南龍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進入秦漢以後，中原文化吸收外域文化的能力更強，使中原文化光芒四射，從來沒有被外來文化所干擾。正如孟子所說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章》）中原文化在其成長發展過程中以其恢弘的氣度、開闊的胸襟、不斷從周邊地區文化中吸取營養，博採眾長，融會貫通促進自身發展。這是中原文化又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
中原文化雖屬地域文化，但它不同於一般區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居於正統主流地位。
（一）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和核心
在五帝時代邦國林立，神州大地出現了許多地區性的文明。如江漢地區文明、太湖地區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區文明以及中原文明。中華文明的源頭在中原地區。許順湛先生在《再論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文章中，把這個問題已經說的很清楚。他提出：農業生產社會化、手工業專門化、腦力勞動階層化、部落酋邦化、禮制規范化五條標准，與中原文化都能夠對應，黃帝族團活動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區。關於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會形成的標志，國內外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標准，匯總起來有：文字、會對自然物進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階級和國家、禮儀建築、宮殿廟宇、巨型建築、青銅等。這些標准或稱之為要素，與黃帝時代的中原地區文化相對應，基本上都很吻合。即使退一步說，把中華文明源頭認定在堯舜時代，與它對應的考古學文化是中原龍山文化，近來文明探源工程確定了四個要點，即山西臨汾的陶寺遺址、河南鄭州市轄區的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遺址、新寨古城遺址。這就是說從考古學角度來看，學術界也把中華文明的源頭鎖定在中原大地。
國家文明多在國都中體現的比較突出。五帝時代屬於邦國文明，夏商周三代屬於王國文明，秦漢以後屬於帝國文明。這些文明就是中華文明不同歷史階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全過程。但是中華文明不僅它的源頭出現在中原地區，而且從它幾千年發展史來看，其核心地區也在中原文化圈內。前邊已經作了介紹，從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漢以後，其邦國、王國、帝國的國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區。如《史記·封禪書》 : 雲：「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岳各如其方。」《正義》引《世本》和《帝王世紀》，不僅具體的介紹了夏禹、商湯、盤庚之居在河洛間，而且指明「周文、武都豐鎬，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間。《國語·周語》記載：「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岐山在關中，丕山在滎陽，崇山即中嶽嵩山。進入封建帝國時代，其國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陽、開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7 頁）。國都是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國家的國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區別於其他地區文化的最大特點，它不僅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義上講，它也是中華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
關於史前中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許順湛先生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一書中對氏族部落時期，即裴李崗文化時期歸納為八大貢獻：第一，發明了耒耜，使農業跨入鋤耕農業新的歷史階段；第二，發明了地下糧倉；第三，發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築；第四，發明了編制和紡織技術；第五，發明了燒陶窯；第六，發明了糧食加工工具；第七，發明了樂器；第八，發明了符號文字。從部落聯盟到酋邦出現，即仰韶文化時期，中原文化對人類社會文明做出了十大貢獻：第一，發明了犁耕農業，為古代文明奠定了經濟基礎；第二，制陶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率先走向專業；第三，冶鑄青銅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會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馴化奠定了幾千「六畜「的基礎；第五，建築科學的發展奠定了民族建築風格的基礎模式；第六，衣著裝飾是社會文明的風貌；第七，繪畫藝術的發明，為社會文明穿上華麗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現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劑；第九，度量衡是人們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活動的標准；第十，天文、律歷、易學的出現是古代文明中科學技術的高峰。酋邦聯盟到世襲王朝，即中原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時期，對社會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貢獻：第一，農耕技術進一步發展；第二，建築技術的新成就，出現夯築、高台建築、石灰、土坯等；第三，製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輪；提高了效率和質量；第四，青銅技術大有提高，並發明了鑲嵌工藝；第五，發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藝飛速發展；第七，文字的發展和樂器的新發明；第八，出現了絲織品；第九，發明了水井；第十，發明了釀酒技術。（見許順湛《黃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學文化的反映，其實與史書記載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圖」、「洛書」、《易經》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的哲學思想，「陰陽對立統一的宇宙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維理念，一向被學術界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活水源頭。文字萌芽於五帝時代，到商代在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國漢字的鼻祖。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書一脈相承，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對中國的漢字進行了規范。天象歷法出現在五帝時代，到夏商周大有發展，進入秦漢以後更加成熟，以張衡為代表的科學家首先在東漢國都營建了靈台，這是有遺跡作證的中國最早的天文台。中國最早的鑄銅技術和冶鐵術的發明，對社會發展起到劃時代的作用。漢代的球墨鑄鐵技術早於西方國家一千多年。漢代的疊鑄技術、造紙技術、水利機械、製造技術，以及後代活字印刷技術等，都是首先出現在中原。東漢在國都興建太學，是國家的最高學府，學生最多時能達到三萬多人，歷經曹魏、西晉給全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輝煌的一頁。先秦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學派，影響後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雜諸家，他們活動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區。儒家創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魯，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問禮，向李耳求教，周遊列國十四年，足跡遍布中原。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東周王朝為柱下史，在靈寶函谷關寫下《道德經》五千言經典。墨家的鼻祖墨翟，毛澤東稱他為平民聖人，他的老家在魯山。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釋源是洛陽白馬寺，禪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有影響的漢學、玄學以及北宋的理學都是在中原發跡。
典章制度形成於中原。關於典章制度，在早期實際上就是禮樂制度，或稱禮儀制度，它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美國有一位學者說：「制度通常包括一套習慣和傳統，一系列法規和准則，以及物質的延伸，如建築、懲罰手段、溝通和訓誡機構。由於認識社會的人，這些成分有些大概從很早的時代開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態的制度看來是新石器時代的一項成就。」（美·伯恩斯、拉爾夫合編《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版）這里所說的制度就是中國史書上說的禮制。禮儀制度是中國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現。在國家出現後的 ，它是宗法等級秩序、政治體系和全面的倫理道德規范。禮制是古代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法則，是人們言行的標准，國家賴以生存，社會賴以安定。《周禮》、《儀禮》、《禮記》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制，以民為極。」（《周禮·天官家宰第一》）其實這「三禮」便是當時的典章制度。早在堯舜時期，《史記·五帝本記》記載的很清楚，如說：『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群神。」「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烖國，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夏商周直至秦漢以後的典章制度，即禮制不斷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說，反映高度文明的禮制，都是在中原地區歷代國都中制定的。
參考資料：http://www2.zztc.com.cn/zywhyjs/zhongyan.htm
㈨ 在促進中原文化的發展中你能夠做些什麼
促進中原文化的發展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傳統，推陳出新又應該面向世界博採眾長，促進中央文化的發展。
㈩ 現在中原文化對世界有哪些影響
千百年來，一直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著海內外華人，把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指南針導致了航海技術革命，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新技術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周朝的「封邦建國」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榮。透過中原文化可以從總體上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原發展。歷史發展反復證明，中華民族無論怎樣一波三折，為近代文明的到來准備了必要的條件。中原文化就如一台功能強大的引擎，從不同的方面不斷把中華歷史甚至世界歷史的車輪推向前行。中原文化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後羿射日、嫦娥奔月，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領著東方文明的進程。新技術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實現了文字載體的新突破，北宋畢的活字印刷迎來了鉛與火的新時代，開創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成熟於宋代的火葯、智慧成果的傳承功能。就是說中原文化具有對中華民族共同精神的維系，中庸辯證的思維理路、有無相生等樸素精闢的思想，仍是我們今天認識事物，報效國家、熱戀故土等熾熱情懷成為全球華人的民族意識和價值追求。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文化。近古以來，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遠播西方文明而綻放出瑰麗的文化魅力。從殷商王朝對商業經濟方式的自覺選擇。與此同時，中原文化的先賢們發現並闡發的許多精闢思想、愛國統一始終是她倡導的主題、認識世界、認識自然和社會的重要方法與途徑。又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