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是如何體現博大精深的

㈠ 草原文化精神是什麼

以蒙古族的那達慕為管窺點,透視草原文化的精神內涵:從那達慕的主要活動內容看,草原文化內涵著濃厚的尚"勇"、尚"力"的英雄精神;從那達慕主要活動的參加者看,草原文化內涵著不分等級尊卑、自強堅毅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從那達慕的起源意義上看,草原文化內涵著人對自然原始崇拜的宗教精神;從那達慕的現實意義來看,草原文化內涵著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精神。

㈡ 如何理解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近幾年來，草原文化研究在我國學術界異軍突起，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隨著研究的深入，十分需要進一步挖掘和闡述草原文化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建構草原文化的觀念與范疇體系。提出和探討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就是這種有益的探索，就是草原文化研究深化的標志之一。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草原文化的核心觀念在價值取向上的集中體現，是對草原文化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的本質概括，是草原文化形成、發展及對外擴大影響的內在動力。草原文化核心理念作為一種認識形態，是草原民族對自然、社會及其發展基本態度的集中體現，是民族性與區域性認同的統一、歷史與現實認同的統一，在草原文化體系中居於統領的地位，體現了草原文化地域、民族和時代的特色。草原文化在長期積淀中，孕育出許多富有生命力的觀念和思想，諸如開拓進取、包容並蓄、自由開放、崇信重義、英雄樂觀、天人相諧等，形成獨具特色的草原文化觀念體系。最近，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烏蘭在我區第五屆草原文化研討會暨第三屆紅山文化國際高峰論壇的講話中，提出並闡述了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概括為「崇尚自然、踐行開放、恪守信義」這樣三句話。這是草原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個新的成果。

㈢ 論述草原文化的特質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創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遠的歷史、獨特的內涵、廣泛的影響力，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整個中華文化的形成、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草原文化同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交相輝映、匯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發現的人類早期文化一樣，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位於呼和浩特東郊的大窯石器製造場，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70萬年。在鄂爾多斯市薩拉烏蘇文化遺址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距今約5萬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階段。在呼倫貝爾市扎賚諾爾發現的人類化石屬於舊石器晚期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發現的山頂洞人一樣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這些說明，北方草原地區確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在北方草原上更為豐富。對這些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使人們逐步認識到，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走在中華文明進程的前列。在距今約8000年的赤峰市興隆窪聚落遺址中，發現有大型石鋤、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遺址，它說明興隆窪先民們已經開始栽培農作物，這比新石器時代中期黃河流域開始栽培農作物早了近千年。這里出土的我國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稱作「中華老祖母」。在赤峰市發現的距今5000年的石圍牆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與鄭州西山夯築土城址為同一時代的遺址，都是迄今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城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跨入文明門檻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經在創制人類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經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畫在陶罐上。經學者對20世紀80年代初出土於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釋讀，認為這是對遠古時代一次流星或隕石雨的紀錄。可見，這里的原始文字較之與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元號更加進步。考古工作者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祭壇、女神廟、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築、特點鮮明的積石冢群以及成組的玉質禮器，則反映了早期人類祖先崇拜、等級社會的狀況。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紅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會跨入「古國」階段，早期城邦制國家誕生了。而在1000年後，中原地區才相繼跨入「古國」階段。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紅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國其他區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處於「先走一步」的前導地位。

追尋北方草原新石器時代先民們的足跡不難發現，中華民族許多文化傳承的源頭也都可以追溯到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石塊擺塑龍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陽及湖北黃龍考古遺址中發現的擺塑龍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雕刻精美的玉龍，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早雕刻的玉龍，被稱為「中華第一龍」。20世紀80年代後，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玉龍陸續出土。這說明北方草原是龍的故鄉，是龍崇拜觀念的發祥地。伴隨著玉龍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學者們對紅山文化的重新審視，認為紅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於它的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構築了中華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趙寶溝文化遺址距今約6800年。2004年，在這里發現了一件鳳鳥造型的紅陶杯，有學者將其稱為「中華第一鳳」。從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華鳳文化的濫觴。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讀，還「找到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原始記錄」。因為紅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鳥族，他們與後來的商文化有著密切關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話可以通過小河沿文字的記載得以冰釋。

在中原地區進入青銅器時代之前，北方草原並不晚於中原地區開始使用青銅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發現的青銅器，屬於青銅器時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個標志。在鄂爾多斯市以及鄰近地區發現的大口二期、朱開溝等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有以動物紋樣為主體圖案的飾牌、游牧生產生活用具、銅短劍、銅戈、銅鏃等，顯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除了發掘出為數眾多、工藝精緻、造型美觀的青銅器外，還發現有古代銅礦煉爐遺址。北方草原青銅器文化特色濃郁，是商周至戰國時代北方游牧民族創造的重要文化財富。

綜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華大地上人類活動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擴展了中華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華文明的開端推向了更為久遠的歷史，無疑是中華文化最早的源頭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還以其豐富又獨具特色的內容、不間斷的歷史發展，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既在許多方面與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終保有獨特、迥然的文化內涵和風格。新石器時代，黃河文化以粟作農業為經濟基礎，長江文化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兩者都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而草原文化多以農業兼漁獵業為特色。進入青銅器時代後，草原文化逐漸轉向以游牧業為經濟基礎。由此，在古代中國，形成了三大類型的經濟文化區，即北方草原游牧經濟文化區，秦嶺、淮河以北的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秦嶺、淮河以南的水田農業經濟文化區。三大經濟文化區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造成的，同時也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結果。草原文化在經歷匈奴、鮮卑、突厥、契丹、蒙元、滿清、現當代幾個高峰期的發展以及與中原文化的長期碰撞交流、融合後，今天已經演變成為蒙古族文化為典型代表的、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的文化體系。這個體系已經融入中華文化的大體系之中，使中華文化成為一個包容工業、農耕、游牧、漁獵等生產方式在內的多元一體的文化體系。

受自然環境、氣候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在古代歷史上北方草原先後興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經濟為主業。在游牧經濟中，草原生態環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組成相互依存、和諧發展的共同體。游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不同在於，游牧經濟的基本生產資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經常在草原上移動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強調有規律地游遷。而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需要興修水利和精耕細作，因此農業民族強調安土重遷。在我國歷史上，中原地區的農業與北方草原的游牧業長期接觸共存，經常發生矛盾沖突，又相互依存和補充。正是在這兩種經濟類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與中原漢族形成了不可割斷的經濟聯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個別情況下這種經濟文化的交流聯系，甚至採取政治、戰爭的手段得以延續。就是在這種交流聯系的過程中，歷史上北方諸多民族不斷參與中華文化的構建與發展，在中華文化中的歷史作用不斷凸顯出來，並且在經濟文化的交流聯系當中，碰撞出、創造出中華文化發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區進入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以後，在中原地區建立統一農業區政權的同時，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繼建立了統一游牧區的政權。自戰國時代到秦漢時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統一北方草原的強大政權。西晉以後，居於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內地遷移並建立政權，我國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在東晉時期，鮮卑族逐漸壯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權。五代之際，契丹族統一北方，建立了遼政權。此後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遼、北宋政權，建立了金朝。在元、清兩朝，蒙古族、滿族不僅統一了北方草原地區，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長城風外的疆域空前廣闊的統一政權，鞏固了統一多民族的國家，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這些北方民族政權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或雄踞於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別是當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沒落的時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華文化，重新煥發中華文化的生機活力，使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續和發展，充分顯示了草原文化的進取開拓、奮發有為的風貌。

游牧經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物質、精神、制度層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內容。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創造了豪放壯美、雄渾飄逸、豐富多姿、熠熠生輝的燦爛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獵、游牧為內容的岩畫，展示著早期草原民族的歷史風貌。以蒙古族的《江格爾》為代表的眾多英雄史詩和歷史文學巨著《蒙古秘史》等歷史文獻，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清代雍和宮的建築形式和建築格調匯聚了滿、蒙、藏、漢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藝術為一體的雍和宮「三絕」，更是馳名中外。蒙古族科學家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圖是草原文化在數學、天文學方面取得新進展的重要標志。滿族文學大師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我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學巨著，流傳至今，蜚聲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學家尹湛納希創作的《一層樓》等多部長篇小說，推動了草原文學的發展。游牧民族創造的有利於保護自然生態的游牧經濟文化，蘊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進步理念。還有以「長生天」為核心的哲學觀念，縱橫馳騁的軍事戰略和藝術，星羅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記錄表現不同民族語言的突厥、回鶻、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幾種文字，蘊涵著豪放氣勢、委婉情懷的音樂歌舞藝術等等，都無可置疑地說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中華文化豐富、博大內涵的創造與貢獻，也是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獨樹一幟、自成一元的特質所在。

總之，從構成草原文化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來看，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是中華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性作用

中華文化是中華各民族智慧的結晶。在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草原文化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這種作用是持久的、廣泛的，也是深遠的·

草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歷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力排眾議，學習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騎射，主動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廣泛影響。西漢前期，由於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匈奴之間通過「關市」貿易開展物資和人員的交流，出現了「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的局面。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來，各民族文化和風氣上的互學互染，形成了「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的氣象。唐代更是「胡風勁吹」，在以長安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達官貴人、普通百姓趨之若騖，呈現出「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的盛況。唐代以後，契丹、女真先後入主中原。金朝統治區域較之遼朝南移，表現出北方民族對中原內地文化的影響漸次高漲。在金代，金主完顏亮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北京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於此。

蒙元時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推動下，草原文化的對外影響力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蒙古汗國的建立，從整體上開通了我國與歐亞各國間的聯系，北方民族、中原內地同西方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同時也加快了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的匯聚互融進程。

在滿族建立的清朝時期，草原文化在多領域得到長足發展。滿族的許多文化被內地各民族所接受，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鮮活力。鴉片戰爭以後，北方草原各民族與全國人民一道，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列強入侵，為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和文化傳統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我國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團結友愛，在繼承優秀傳統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共同奮斗，建設著空前繁榮、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歷史譜寫著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對中華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作用不僅是持久的，也是廣泛的。在衣食住行領域，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不僅改變了中原居民沿襲已久的著裝習慣，也改變了商朝以來駕車作戰的軍事傳統。對此後中原民族的服飾演變、軍事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事實上，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服飾的影響遠不止於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秦漢之後的古代中原服飾，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北方民族服裝的變體。北朝時期鮮卑等北方民族組織翻譯了大量的佛教經典，為中國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的開鑿，為中華民族留下了藝術瑰寶。北魏末期，
「六鎮起義」引起六鎮邊地的鮮卑人及鮮卑化的漢人進入中原地區，致使鮮卑語言、風俗在東魏、北齊成為時尚。北方漢語受到鮮卑語影響，時人稱北方方音「北雜夷虜」。傳入中原的樂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篳篥、橫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傳唱千餘年，流傳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軍事稱強，其軍事文化在制度層面上對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開此例的就是鮮卑等民族的軍鎮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對中原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禮俗、飲食、音樂、舞蹈、體育、繪畫、藝術及宗教等各個方面，古代漢文典籍中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詞彙，就說明了這一點。

在對中原文化持久、廣泛的作用過程中，草原文化不斷為中華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為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在因素。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一路走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總有一種向南發展的傾向。遼以前，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對中原的頻頻滲透，逐步進入；從遼開始，這種傾向則主要表現為發動征服戰爭，入主中原。產生這種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北方草原民族對於物質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來，中原朝廷到末期廣泛彌漫的腐敗萎靡之風所導致的朝廷積弱、不堪一擊，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裝南下。歷史清楚地表明，遼、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過摧枯拉朽、橫掃萎靡之風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屢屢入主中原，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發展一次次注入新鮮血液。誠如陳寅恪所說，包括草原文化在內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局」。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伴隨著北方草原民族對中原武力征服而來的，是草原民族與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內地文化的匯聚。這種大規模的融合和匯聚每進行一次，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強，它所產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進一步增強；正是這樣一次次的大規模融合、匯聚，加速推動著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日益壯大，中華文化長盛不衰，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此。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㈣ 北京歷史發展的四個時期及特點

1.第一個時期(50多萬年前——公元前222年)，是北京地區出現古代人類活動，到城市的起源和發展時期。

2.第二個時期(公元前221——公元937年)，是北京地區從封建統一國家的東北軍事重鎮，交通貿易樞紐到北部地區的多民族大城市時期。

3.第三個時期(公元938——公元1949年)，是北京在封建社會中後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逐漸上升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時期。

4.第四個時期(公元1949年至今)，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以上四個時期十五個階段基本囊括了北京從古至今的歷史概貌。這其中第四個時期由於以後開設的「當代北京」要講到，所以本課就不再涉及。前三個時期中，以第三個時期最為重要。原因很顯然，因為自遼以來北京逐漸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地位，職能作用都遠非前兩個時期所能比。因此，也是重點部分。

㈤ 草原文化型民間舞蹈的表演中,其文化特點是如何體現的

動過動作

㈥ 歷史名城邯鄲的十大文化分別是什麼，有何意義呢

邯鄲市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早在10300年前新石器早期的磁山先民就在這里繁衍、休養生息。在邯鄲悠久歷史的進程中，孕育並積淀了深厚的歷史文化，這是先人留給我們後代子孫的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綿綿7000餘年的歷史鑄造成了邯鄲十大文化脈系。

十：邊區革命文化

邯鄲在中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中心。劉伯承、鄧小平及其領導的八路軍129師以太行山為戰場，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展現出邊區人民的浩然正氣和民族之魂。劉、鄧首長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在這里指揮大小戰役3100多次，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不朽的功勛，形成了光彪史冊的革命軍事文化。從這塊紅色土地上走出的300餘位將帥，成為新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中堅力量。

《人民日報》、《人民畫報》在邯鄲創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華北新華廣播電台在邯鄲開播。在抗戰中創建於邯鄲的《人山報》影響深遠，邊區革命文藝活動和創作演藝隊伍在這里培養、成長、壯大，催生出了如火如荼的邊區大眾文化。現代最早的紀念性建築——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和涉縣的“一二九師司令部舊址”及“陳列館”名列了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㈦ 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作用與影響有哪些

論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地理環境，通常指環繞在人類周圍的自然界，包括地形、地貌、氣候、土壤、生物、水文、自然資源等等，它是人類生活和生產的物質基礎，也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中國的地理環境復雜多樣，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形成的影響
一個國家和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居住地的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對早期文化形成更為直接，是文化形成的首要因素。「如果把各民族、各國度有聲有色的文化表現比喻為一幕接一幕悲喜劇，那麼，這些民族、國度所處的地理環境便是這些戲劇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1馮天瑜教授用生動的文字描述了地理環境對文化形成的重要性。
地理環境是中國文化產生的基礎。中國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較早地產生了文明。黃河和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也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人類的生命與水息息相關，決定了文明在江河的地理環境下產生。中華民族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繁衍生息，創造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
不光是中華文明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產生，所有的中國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產生的。比如漢族的祖先崇拜文化，這種文化的由來是可以找到地理環境的因素的。漢文化起源於黃河、長江流域，土壤、氣候、水利等自然條件為發達的農業文化提供了優越的物質基礎，「促成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體（家庭）的很早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靠天吃飯萬事不求人，祖宗的一套生活方式對子孫來說已足夠應用，家族宗法觀念由此得到強化，引出了對祖先的莫大崇拜。」2無論是文學、思想、歷史學、經濟學、書畫等等，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影響下形成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地理環境對文化形成的重要影響。
二、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延續性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第一大特性是延續性，這種文化特性受到地理環境的深深影響。從中華文化產生開始，中國文化在數千年的發展中從來沒有中斷過，具有明顯的延續性，這不得不歸結於中國遼闊的地理環境。
在中國文化搖籃的黃河流域，這片七八十萬平方公里的黃土高原和沖積平原，地理環境良好，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底。從遠古時期的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北京人等古人類化石中，我們知道，中國人的祖先很早就分散在東亞大陸的廣大地域。「長江乃至遼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嶺間，也有長達四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樣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3這些廣大的區域的總面積有五百萬平方公里以上，是十分廣闊的，這就為中國文化的延續性奠定了地理基礎。
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它們的地理環境非常狹小，當遇到外族入侵，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文明由此中斷了。中國則不同，中國文化在廣大的區域內發展，內部有廣闊的迴旋餘地。在歷史上，當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住中原，中原王朝失去了黃河流域時，還可以以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為依託延續自己的文化。歷史上的東晉、南宋，雖然偏居一隅，但延續了中國文化。即使是少數民族統治的元、清兩朝，漢族文化也能對他們潛移默化，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漢文化。正是因為中國擁有廣闊的迴旋餘地，中國才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文化，中國文化得以延續下去，而不至於像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化那樣在歷史上滅絕了。
三、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多樣性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第二大特性是多樣性，這種文化特性也受到了地理環境的深深影響。中國文化從早期起源開始，就呈現了多元化的格局，具有明顯的多樣性，這不得不歸結於中國地理環境的復雜多樣性。
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復雜多樣的，「遼闊而多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4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自然條件千差萬別，內部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自然地理區域，表現出不同的地理特徵。中國的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繁雜多樣。中國的南北跨越30個緯度，東西跨越60個經度，南北溫差相差近50度，東西年降水相差幾千毫米，山脈和河流都有各種走向的，這種自然特點把中國大地分成大大小小的「國中之國」，從而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5
地理環境的復雜多樣性導致的中國文化的多樣性，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就是明證。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各種區域文化，如中原文化、齊魯文化、燕趙文化、三秦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等，以後又有關東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湖湘文化等等。這些區域文化各具特色，如中原文化人文淵藪，博大精深；燕趙文化多慷慨悲歌；荊楚文化輕靈精奇；湖湘文化朴質蠻霸等等。不同的地理環境，使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很不一樣，衣食住行不同，風俗習慣也不同。中國56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各民族的文化是很不一樣的。但中國文化雖然存在巨大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但又具有統一性，形成了中國文化大一統的局面。各種文化共存構成了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患」。6
四、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相對封閉性和獨立性的影響
中國文化的第三大特性是相對封閉性和獨立性，這種文化特性也受到了地理環境的深深影響。中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相對封閉、獨立的特性。
在地理上，中國東臨大海，西北是戈壁和沙漠，西南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青藏高原以及雲貴高原。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礙，給農業民族無法突破的限制。這種一面臨海，其它三面陸路交通極不方便的地理環境，使中國形成了一種與外部世界半開放半隔絕的狀態，使中國文化大體上是在本土上獨立成長，雖偶爾有外部文化傳入，但都無法改變中國文化的相對封閉性和獨立性。
中國的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上成長的。如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道教等，這些思想和宗教流派在世界上自成一體，影響深遠。又如漢字，漢字完全是中國人創造的，不像其它的文字，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度文、阿拉伯文等，基本上都是來自腓尼基文字。又如中國的書畫藝術，更是中國人的獨創。中國的四大發明——紙、火葯、指南針、印刷術，也是由中國人獨立創造的。其它的中國文化也是如此。也有外來文化通過路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比如佛教，但「佛教自它傳入中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再按照中國文化發展的需要再宣傳自己的理論，當時的中國人是把它看做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來處理的。」7經過中國化的佛教已經不是印度經院哲學的佛教，而是中國人自己引申發揮的，與印度本土的佛教大不一樣。宗教是這樣，其他的思想學說也是如此。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國文化始終保持著一種自我狀態獨立地向前發展。
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性，加上中國發達的農業文明，中國人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不願意與外界打交道。明清兩朝基本上是奉行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致使中國很少接受外來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相對封閉性，導致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
五、地理環境對中國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
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他深深地受到了地理環境的影響。「中國地處溫帶大陸，溫帶氣候適中，就使中國民族形成溫和的性格，在天人之際和人倫的關繫上採取持中的中庸態度。」8
中國的大陸型氣候十分明顯，地處北溫帶，季風氣候明顯。在中國東部，河網密布，沃野千里，季風定期帶來豐沛的雨水，水熱配合良好。「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寒來署去，周而復始」。9在溫帶地區，熱能和水分比較充足，農業比較發達。在發達的農業條件下，再加上中國物產豐富，人們生活能自給自足。而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是歷來喜愛和平的，不喜歡侵略擴張與動亂，追求的是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理想的太平盛世。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繫上，中國人喜歡採取中庸的態度，對人謙讓，對上尊敬，不喜歡與人發生分歧和爭吵。這說明溫和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華民族溫和的性格和中庸的態度。
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建立遼的契丹族、建立金的女真族、建立元的蒙古族、建立清的滿族。面對少數民族的入侵，漢族卻採取退讓的態度，偏居一隅或服從少數民族的統治。在中國近代，中國多次遭受資本主義的入侵，但中國人卻採取忍辱負重的態度，與侵略者簽訂有害於中國不平等條約。這都是由於中華民族，特別是漢人的溫和的性格決定的。而這種溫和的性格又是受到了中國溫和氣候的影響。

綜上所述，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要肯定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充分認識到中國地理環境的具體情況，協調人地關系，從而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文化，使中國文化更加輝煌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