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為什麼有的國家喪葬穿白衣而有的國家喪葬穿黑衣為什麼如此不同是哪方面的不同亞洲人喪葬普遍穿什麼
中國人喪葬的主色調是白色,俗稱「白喜事」。滿清入關後禁止漢族人穿漢民族服飾(道士、和尚穿的那種),由於漢民族的抗爭,南方人喪禮上基本上穿明朝款式的白色漢服(漢民族服飾),由於政治中心在北方,受政治壓迫,北方人在喪禮中大多穿滿族人的白色馬褂或者直接披白布。
早在先秦時儒家喪葬禮制沒形成前就有使用白色作為喪葬活動的顏色,「夏後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牲用白。周人尚赤……」但這只是自發的偶然的,且沒成一以貫之的明文定製。是儒家學派以其禮制思想為藍圖,在總集前人在喪葬活動已有的習俗,加以提煉整理,把「喪事尚白」正式寫進他們的禮制思想中,並向漸次向人們貫徹下去的。
亞洲的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琉球等國家地區,因受漢文化的影響,其文化習俗與中國大同小異。
西方雖然民族眾多,但主要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尚黑色,其傳統葬禮的主要色調為黑色。
中國為「厚葬」,西方為「薄葬」!
『貳』 中國古代皇帝死後講究厚葬,那麼外國國王死了也厚葬嗎
古代人類的喪葬習俗,同樣屬於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中國封建社會帝王墓葬形制和隨葬品的豐富,給我們留下考古的詰問。國外墓葬藏品同樣的豐富多釆,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請往下看:
『叄』 漢承秦制的西漢,為何在墓葬習俗中和秦人大不相同
西漢建國以後沒有建立起相應的社會禮儀與法律規章制度,故此直接沿用秦代制定的各項典章制度,在史籍中稱之為“漢承秦制”。直至漢武帝時期漢文化逐漸形成,才建立起與之相符的典章制度。所以今天在研究探討秦、漢兩朝禮制與社會風俗時往往“秦漢”合稱。但在某些方面秦漢習俗迥異,不能並稱,其中喪葬禮儀與習俗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項。
對於西漢時期盛行的厚葬之風,世人往往結合秦始皇陵的奢侈厚葬情況來進行類比,認為西漢厚葬風俗源於秦代。但秦、漢兩個朝代的喪禮與祭禮並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在是否存在厚葬風俗延續的問題上更不能混為一談。
秦代是否盛行厚葬、秦人是否有厚葬習俗,這些習俗與喪禮是否延續、影響了西漢時期的厚葬風俗,值得分析、商榷。
由於“漢承秦制”,所以秦、漢兩朝禮制與社會風俗時往往“秦漢”合稱。但在某些方面秦漢習俗迥異,其中厚葬風俗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項。秦人尊崇的法家思想提倡薄葬,厚葬這種方式浪費了巨大的國家資源,對富國強民又沒有明顯的效果,自然不被法家推崇,秦人墓葬中隨葬品也多為實用器,而秦公(王)陵墓的僭越行為不是厚葬,只有秦始皇是一個厚葬的特例。漢初施行黃老(道家)思想推崇薄葬,文帝對薄葬的倡導與自身作為可以看作是西漢初期薄葬觀的集中表現。直到漢武帝時期推崇儒家思想才逐漸興起厚葬,並在民間成為一種風俗潮流。
『肆』 世界上有哪些國家有厚葬習俗
中國、印度、土耳其、古羅馬
『伍』 日本國家的來源
日本民族是一個很怪異的民族,雖然與中國一衣帶水,但中國人並不真正了解它。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歷史,以及其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內核武士道,中國人又了解多少?一提武士道,大家的頭腦里馬上就影現出一個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揮舞著日本彎刀的武士形象。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馬上聯想到血腥和屠殺,不寒而慄。但這些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麼呢?
武土道,顧名思義,就是武士階 級的道德規范。武士階 級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個特定的階級,其人員構成並非只是打打殺殺的武士,主要卻是知識分子。其性質類似於我國古代的「士」階層。「士」在我國古代也是一個特殊的階層,鼎盛於戰國時期,著名的戰國四君子都號稱「養士三千」。最有影響的士人就是荊柯了,但荊柯更象是知識分子,並非身懷絕技的武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樣,大多是知識分子。
但古代的知識分子與今天的知識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經貫六藝」,其中的「六藝」指的是六種技能,包括駕車射箭等等。因此,我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也並非只文不武,文武雙全者不在少數。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書畫樣樣來得。
寫到這里,有人不禁會問: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國古代的「士」?——聰明!但請注意,中國古代的「士」的門派多著呢。戰國諸子有多少家,「士」的門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兩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復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戰國初期魯國人。墨翟姓墨,長得卻不黑,他出生於當時的「士」階層,算是體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經當過製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學於儒術,後自立新說,創建了墨家學派,和老師公開唱對台戲。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個字——「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尚賢」,「尚同」,「尚力」,「節用」,「節葬」,「非樂」。
墨子的門徒很多,大多來自社會的下層。他們組成了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性團體,紀律非常嚴格(有點象黑社會,呵呵!)這些人吃苦耐勞,勤於實驗,作戰勇敢,即使犧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
那麼,墨家的傳人又為何東渡日本,把根扎在這個蠻荒島國呢?
日本國的創立,始於什麼時候?公認的說法,是徐福東渡之後。徐福何許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員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東渡瀛洲訪求長生不老之葯方。徐福本人是一個「方士」,典型的道家學派,與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來。
秦始皇南征北伐統一天下後,又統一了文字,統一了「度量衡」。最後就是統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據統治地位。但是當時社會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卻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麼辦?拉攏,拉攏不成就取締。「焚書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曉得,我就不羅嗦了。我只談墨家。
目前流行一種網路游戲,叫《軒轅劍》,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講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殺殆盡,最後被一個年輕的女弟子用「機關術」拯救了。這故事肯定是虛構的,但卻給我一個啟示,即慘遭剿殺的墨家是被一種「機關術」拯救的。(列位不要笑!)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機關術」呢?
話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剛才說了,是道家學派的人。因為道家不管凡間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說事。不但不為難它,而且還挺喜歡它。秦始皇不是追求長生不老么,而道家的方士們一直也在探求長生不老之術。於是一拍即合,秦始皇出錢,道家出力,到海外尋訪神仙長生不老的葯方。徐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上特派員的。
徐福曾經三次東渡日本,《 史記 · 秦始皇本紀 》載述了兩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齊人徐市等上書 ,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萊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請得齋戒 , 與童男女求之 。 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 , 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徐福。其結果「 船交海中 ,皆以風為解 , 曰未能至望見之 。」 意思是遇上了台風,船毀大半,神仙也沒有見著。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於是臣再拜問曰 : 宜何資以獻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 秦皇帝大說 , 遣振男女三千 , 資之五 谷種種百工而行 。 徐福得平原廣澤 , 止王不來 。」徐福打著海神的幌子從秦始皇那裡騙來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隨船來到了日本,瞅准了這塊世外桃源,再也沒有回去了。
從史載的資料來看,徐福出海尋仙求葯實在象是一個陰謀(該叫陽謀,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隊是他率領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這要那,最後黃鶴一去不復返,不是陰謀是什麼?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他冒險這樣做呢,幕後的主使又是誰呢?
當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當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過是一個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邊,一定有高人輔佐。這路高人,不是別人,就是墨家的正宗傳人。墨家的傳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殺,窮途末路,求助於徐福等道士。這幫道士素來和墨家關系不錯,而徐福本人也是齊國人,和墨家的傳人是老鄉。朋友加老鄉,落難時豈能不救?於是兩幫人合謀,共同策劃了東渡日本為秦始皇訪仙求葯的陰謀。事成後徐福南面稱王,眾人皆稱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萊 、方丈 、瀛洲 ,仙人居之 。請得齋戒 ,與童男女求之 。」秦始皇果然中計,大喜,「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將墨家的傳人及其家屬弟子混雜在數千童男女中攜帶出海,應該不是一件難事。
徐福史載兩度出海,從秦始皇那裡騙來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資,統統遷移到了日本。而當時的日本土著人還處在原始狀態,對擁有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靈。徐福和他的數千移民成了島國當之無愧的統治階級。而墨家的傳人也履行承諾,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寶座。——「天皇」一詞本是中國道教的用語。
現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為「神武天皇」。徐福實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終究不過是一個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國則是外行。國家肇始的一切要務基本上都由墨家的傳人擔當,徐福本人也樂得其成。墨家思想本來就影響深遠,號稱「顯學」;其骨子裡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雖貴為「天皇」,但只是充當了一個傀儡而已;就象晁蓋,被宋江架空,連精神領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統治體制卻在這個島國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變的「國體」。墨家的傳人為什麼要維護天皇制?為什麼不把墨家之術名正言順地立為國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來取而代之?
至今史學界有一個懸案,就是戰國時期盛極一時,和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一到漢代怎麼就銷聲匿跡了呢?有人可能會說是被秦始皇斬盡殺絕了,但同樣是遭此厄運的儒家,為什麼種子連綿不絕呢?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同時「廢黜百家」,是否也採用了「焚書坑儒」式的極端手段,歷史典籍並無記載。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沒有被廢黜掉,相反還堂而皇之地發展成了宗教。說墨家最終毀於漢武帝之手,恐怕也是無稽之談。那麼,墨家的傳人究竟到哪裡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殘酷剿殺下,墨家的傳人遠遠地逃了。徐福東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載良機,而當時日本還是蠻荒之地,又遠隔重洋,秦始皇的勢力還延伸不到那裡。在東逃和西竄中,墨家的傳人選擇了前者。在徐福的掩護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邊擁擠的海船,船頭指向遙遠而未知的國度,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徐福作為東渡的移民的領袖,其地位與功勞完全相稱。墨家的傳人心悅誠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寶座,成了他手下的將軍和門客。日本島國的第一代領導層就此確立了。又經過幾代人的完善和發展,以天皇為國家最高權力象徵,以幕府將軍為首席執行官的統治格局正式形成了。這種統治格局差不多延續了兩千年,直到明治維新時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樣,墨家也是強調忠君愛國的。墨家「十論」中有「尚賢」「尚同」的主張,「尚賢」即尊尚賢人,「尚同」即主張在「尚賢」的前提下統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濟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稱得上賢人。把徐福這樣的賢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寶座,悉心輔佐,一個統一的國家才會形成。因此,墨家的傳人盡管掌控著國家實際的權力,但始終都維護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兩千年來從未被顛覆過,一直世襲至今,不能不說是人世間的一大奇跡。
墨家的傳人盡管東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殘余在中國民間暗流涌動,催生出一批偉大的歷史人物。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諸葛亮來自於民間,這條卧龍被劉備請出山後,創造出一系列的豐功偉績。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儉。其發明製作的木牛流馬,儒家知識分子為之瞠目。諸葛亮是一個偉大的實踐者,這一點和墨子有著驚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與墨家的「兼愛」主張不謀而合。其後半生把持著蜀國的軍政大權,卻始終效命於「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這樣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後,有人說周恩來的骨子裡是墨家思想,當時我極不理解,難道四人幫批「孔」批錯了對象?而今天,我明白了。
和儒家不同,墨道兩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說。徐福作為方仙道士出海尋訪神仙求取長生不老之葯,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證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論」中更有「明鬼」一說,宣稱天地間有「賞賢罰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為。墨家的傳人既已尊奉徐福為「天皇」,兩派的思想也就開始走向合流。兩派思想的共通點被發揮到了極致,日本從此以後鬼神當道,歷經兩千年的風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還公然宣揚日本是「神的國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學術界還存在著爭論。但在民間徐福則早就被敬奉為神,成了日本的黃帝或炎帝。徐福被奉為豐收神、農耕神、紡織神、醫葯神、冶煉神、漁業神、造船神、水利神、殖產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從未間斷。徐福給日本島帶來了中國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功勞大大的,但徐福事實上不過是一個方仙道士。徐福會農耕嗎?會紡織嗎?會冶煉嗎?會打漁嗎?會造船嗎?會水利嗎?會養殖嗎?如果什麼都會,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邊,必有實踐能力極強的高人。有人會說:徐福幾次出海,不是帶了千童和百工嗎?我說,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記》記載徐福只是最後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們知道,墨家的傳人受墨子影響,幾乎個個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經當過製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產工藝技能。據說他親手製作的「木鳶」,可以在天上飛三天三夜不掉下來。墨家的傳人,繼承了祖師爺這一優良傳統,人人實踐,個個動手。徐福最後一次出海帶的不是什麼「百工」,而是偽裝成百工的墨家的傳人也。
當今世界,數日本的製造業最發達。日本人在製造方面表現出了驚人的才華,對世人來說是一個捉摸不透的謎。現在,這個謎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與墨家精神一脈相傳。墨家精神特別強調實踐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強調實踐能力。自古以來日本民族就是個勤於動手的民族,鼓勵發明創造。日本的製造業所以能雄冠全球,與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離不開的。
反觀中國,自從儒家思想一統天下後,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讀書做學問,「學而優則仕」。有個學生向農家學種菜,孔老夫子知道後,嚴厲地斥責了這個學生,說種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為也」。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也是極度鄙視手工藝者,污衊他們是「背本而趨末」;天下一有事,則「毆民而歸之農」。直到鴉片戰爭以後,封建統治階級還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現代技術說成是「淫巧小技」,拒絕學習和接受。以致於後來的洋務運動進行得異常艱難,比日本人早起步,卻遠遠地落在日本後頭。
直到今天,我們的技術工人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國人都不顧代價地送子女上大學,讀出來後好當幹部。「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幹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個坐辦公室的科員的工資收入幾倍於一線的技術工人。
我在批評儒家思想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儒家思想總體上的高明。秦始皇從政治上統一了天下,而儒家則是從思想上統一了天下。沒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識形態上延續幾千年的統治就是充分的證明。但我要說,儒家思想只適應封建社會,而不適應工業化革命後的近現代社會。封建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農業經濟佔主導,人與土地的關聯度極高。當土地不產糧食,或土地的所有者過分地集中,社會就會動盪,嚴重的甚至會造成王朝的更迭。歷次的農民起義,不都是打出「分田地」的口號嗎?
在農業經濟佔主導的封建社會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質財富。封建統治階級文攻武伐,開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沖著土地來的。光有土地,沒有人種還不行,於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財富之一。一些窮兵黷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奪土地的同時,也掠奪人口,實現土地人口雙豐收。處在奴隸社會中的蒙古貴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於是在征服異族的過程中見物就搶,見人就殺。伏屍千萬,血流成河。從這個角度看,封建社會的確比奴隸社會要進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這種「仁慈」,把人口的財富價值標出了天價,以至於「亞聖」孟子說出了「民為貴,君為輕」這樣的昏話。但財富終究是財富,敗家子歷朝歷代層出不窮。視民如草芥,是這些敗家子們的常態。結果人口總是不見增長,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時,多少個人頭都會落下。當天災降臨,土地不產糧食時,人口就空前貶值。於是餓殍滿地,哀鴻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員冒死上表以聞,君王從酒色中抬起頭來:「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國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說,讓我等唯物論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雖說「子不語怪力亂神」,但不等於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動不動就拿三皇五帝來說事,以為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則,「述而不作」,一部《論語》還是徒子徒孫幫忙給編的。儒家知識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響下,一個個「是古非今」,唯祖宗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與創造力。封建最高統治者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後,也給予積極的配合,死後不是稱「宗」就是稱「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對國君盡忠,對父母盡孝,構成了儒家倫理道德觀的核心內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動,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觀源於周代。周人受遠古祖先崇拜的影響,在宗教觀上表現為尊祖,在倫理觀上表現為孝祖,在喪葬觀上表現為厚葬。儒家特別主張厚葬。「亞聖」孟子雖然一向標榜「安貧樂道」,但在葬母這件事上卻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製作精美的棺槨,連他的門生都認為過於奢侈。在孟子看來,厚葬「非直為觀美也」,而是為了講禮盡孝。孟子以後,厚葬被冠以禮、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國幾千年的喪葬風俗。
厚葬風俗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財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費。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築工程——長城,阿房宮和他的規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時間長達37年,用工最多時達70餘萬人。整個陵墓猶如一座豐富的地下文物寶庫,各種稀世珍寶應有盡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盡的財富都帶進土裡去了,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腐爛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諸侯國的國君在喪葬方面也是講盡排場的,盜他們的墓等於老天要你發「土」財(非洋財也。)。秦始皇之後,那就更不用說了,歷朝歷代的「祖宗」們恨不得把整個皇宮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財富和人力就這樣白白浪費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為修建金字塔造成國力衰竭,最後被異族滅亡的。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本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卻因此亡了國。當西方世界的工業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時,東方的滿清政府正忙著修圓明園呢。修到快要完工時,竟被英法兩個強盜一把火給燒了。大火燒了三個月,燒毀了東方文明,也燒毀了滿清政府的狂妄與自尊。而同樣是東方的日本,卻悄然崛起。
和儒家針鋒相對,墨家提出了「節葬」的主張,認為「厚葬」、「久喪」會弄得「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於發家致富。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為了國家長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喪的辦法,簡化了殯葬禮儀,維護了日常生產。墨家反對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費,又提出了「節用」的主張。主張用財必須用了有利,有利於民,反對貴族「虧奪民衣食之財」的奢侈享樂。
受墨家思想的影響,日本沒有「厚葬」的習俗。日本沒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沒有氣勢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開始火葬了。據《續日本書記》記載,公元8世紀初,持統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親身垂範,在飛鳥岡舉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風氣在日本民間廣泛地推開。而中國,除了吃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為移風易俗的一項重要內容,只在解放後才在民間逐步推行。而火葬,我們知道,總比土葬要節約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總給人一種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氣」。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業家,連辦公室里的一張空白紙都要節省,「小氣」起來簡直賽過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大企業家們總是津津樂道於自己的「小氣」,並且拿它來教導後生。後生們竟也言聽計從,一代比一代「小氣」。哪像我們中國,一個賣雜貨的個體小老闆,一晚上在歌舞廳瀟灑一千塊不在乎。知識分子也有豪放的傳統,「千金散盡還復來」。政府官員就更不用說了,他們要是突然變得「小氣」了,滿城的酒樓歌舞廳都得關門。
日本人的「小氣」,分析起來,是源自墨家的「節用」主張的。崇尚節儉,反對奢侈浪費,早已在日本人的頭腦里紮下了深根。日本人雖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傳的勤儉作風不變,確實是一個奇跡。而我們中國,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從來就不是什麼好哥哥。吃喝嫖賭爭先恐後,官商勾結飽中私囊。「勞動致富」幾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號,「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為錢來得太快,權力的過分集中又造成了財富的過分集中。於是千百個石崇從神州大地上涌現出來了,改革開放的成果被這幫小子竊奪了。
大學讀書時,看了一部日本電影,片名叫《日本沉沒》。是一部科幻類的災難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續不斷的地震和火山爆發侵襲下,日本列島徐徐沉沒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關口表現出了異常的沉著鎮靜,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雖是科幻片,但製作精良,特技效果並不輸給美國好來塢的大片。影片所表現的內容在中國人看來絕對是杞人憂天,但卻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優越感的外衣包裹著的強烈的憂患意識。
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來源於墨家的「非命」主張。所謂「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張事在人為;這和儒家「樂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實質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爺的庇佑,人類在大自然的災難面前就顯得孤立無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結果就是帶來憂患意識。而這種意識,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頭腦里是很少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受儒家思想影響,幾乎個個都是「樂天派」。唐代詩人白居易還專門給自己取字叫「樂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這一點。「樂天知命」的好處就是性情豁達,凡事都想得開;壞處就是逆來順受,缺乏主觀能動性。
和「非命」相對應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爺拯救不了人類,人類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張「賴其力而生,不賴其力則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會生活與改造自然過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張與儒家「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優孰劣暫且不論,墨家重視人類自身能力,強調親身實踐的精神卻是值得高度贊許的。只有充分重視人類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類主觀潛能,才能創造「人定勝天」的奇跡。而強調親身實踐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認識與實踐結合得更緊,避免理論與實際脫離。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與其一貫「尚力」有莫大的關系。
墨家「尚力」,儒家則「尚德」。孔聖人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意思是驥(千里馬)的價值不在於日行千里的「力」,而在於性情善良聽從驅使的「德」。亞聖孟子則從王道出發,區別了「以力服人」與「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後者。在二位聖人的倡導下,儒家知識分子重視道德教育,忽視力量的培養,推崇仁德,輕視勇力、智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舉一例說,中國封建時代文人和武人長期處於分野與對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諫,武死戰」,軍事統帥常常是文盲,國家經濟實力強大而軍事實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學校的教育中,「德智體美勞」,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國的唐朝初期,日本國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鐮足為首的一群赴唐留學生,回國後聯絡皇族勢力,發動宮廷政變,刺殺了權臣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也眾叛親離,被迫自焚身亡。大貴族蘇我氏的統治就此結束了。分析這一事件的實質,就是日本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鋒。中臣鐮足等赴唐留學生把大唐帝國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與本土的墨家文化發生激烈沖突。沖突的結果是儒家文化暫時占據了上鋒,日本國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時代。
有關大化改新的內容和意義,歷史書上有,我就不重復了。但如果以為儒家思想從此占據了正統地位,像西漢的「獨尊儒術」那樣,則又是大錯特錯的。日本國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國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繼承。例如儒家的「忠孝節義」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處,所以被借鑒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學而優則仕」,以及由此而來的科舉制度,則在日本沒有多大市場。科舉制度曾經試行過一段時間,終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國學習的日本人,除了留學生,還有許多僧人。僧人帶來的佛教對墨家思想的沖擊才是致命的。從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如墨家講「兼愛」,佛教講「普渡眾生」;墨家講「非攻」,佛教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國千年不變的國教。但是,佛教的骨子裡卻是極其殘忍的。佛教將世界的主宰者分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對頭,勢不兩立。《西遊記》中孫悟空殺了幾個人,唐僧馬上念緊箍咒;孫悟空將魔頭活捉,將小妖殺個精光,還一把火燒了洞府,唐僧則滿面春風,得意得很。可見佛對人雖客氣,對魔則是向來毫不留情,一定要斬盡殺絕而後快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可以造出「佛」來,又到哪裡去找「魔」呢?
自古以來,封建統治者在發動侵略戰爭以前,都要將對手妖魔化。只有將對手妖魔化,士兵們在戰場上殺起人來才會不眨眼睛。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唐高宗時日本與中國爭奪朝鮮,吃了敗仗,從此就將中國視為對手。而將中國這個對手妖魔化則是順理成章的事。這就能解釋為什麼日本兵在中國會那麼殘忍了,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壓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殺光,搶光,燒光。日本人對中國的「三光」政策從明朝一直延續到近現代,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登峰造極。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著自己的弟子這么能幹,於是整日笑眯眯的,心裡像喝了蜜一般的甜。
『陸』 被發掘的各朝代古墓,為什麼漢朝的厚葬古墓居多
原因有二,一是因為秦漢及秦漢之前的朝代有厚葬的風俗,二是因為在普遍存在厚葬的風俗的朝代裡面,漢朝是經濟最繁榮,實力最強大的朝代,畢竟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余皆以弱滅,獨漢以強亡」。
越原始,越古老的國家給人的感覺就越神秘,它們身上總是充斥著各種神秘色彩和宗教色彩,比如說印度,都二十一世紀了,從印度人身上還是可以看到很多濃濃的宗教色彩。
五胡亂華屍骨遍野
而在這場災難開始之前,西晉最強盛的時候,西晉的人口足足有2000萬之多,至於漢朝最強盛的時候,人口更是有6000之多。
從6000萬到400萬,人口暴減的背後,大量的禮儀被廢棄,很多傳統習俗被拋棄,中華民族的文化禮儀傳承出現嚴重的歷史斷層,自此之後,雖然厚葬的風俗還存在,但是沒有之前那麼瘋狂了,這也是為什麼漢朝是厚葬古墓最多的原因了。
『柒』 古代埃及文明的特點
1、最古老的文明,最悠久的古國
作為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國家的產生。在世界歷史上,最早建立國家,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就是尼羅河流域和兩河流域。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葉以後,尼羅河流域出現了埃及文明,兩河流域南部產生了蘇美爾文明。
這些文明的創造者是誰?從上一世紀以來,一直引起人們的關注。通常認為,古埃及人是非洲的哈姆語系部落與亞洲的塞姆語系部落長期融合發展而成的。從語言方面來考察,目前,人們往往認定古埃及人屬於塞(姆)·哈(姆)語系,或稱為亞非語族。如果從人種特徵來看,古埃及人既不屬於白種人,也不屬於黑種人。
事實上,南方的埃及人與北方的埃及人也不盡相同。大體說來,古埃及人的特點是長頭顱,橢圓形臉,細長個子,黑色頭發並有波狀。這樣一個非洲的基本群體在很早時就被來源於安納托利亞和塞姆血統的巴勒斯坦的寬闊頭顱的移民所混合、改變而產生了歷史上的埃及人。
他們是光潔的,具有大腦殼和強壯骨骼的人,手腕和腳腕格外粗大。但是,女人通常是矮小些和更苗條些。綜合以上所述,史前埃及人可以看成是地中海民族之一。蘇美爾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後半葉,幾乎與古埃及人同時創造了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
2、融合東、西方君主制的典型的專制主義
提起專制主義制度,人們往往首先想到所謂「東方專制主義」,而在「東方專制主義」概念中,又以古埃及的專制主義為典型。
在古王國時代隨著國家統一的最終確立和鞏固、王權的強化,專制主義才開始形成。所謂專制主義,乃是國家體制和管理的一種形式。在專制主義政權統治下,君主具有絕對的、無限的權力。君主國王的統治,往往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而不為任何法律和規范所限制。
法老作為古埃及的,專制主義統治的君主,具有法律、行政和財政等方面的無限權力,實行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一人的絕對統治。金字塔的建築足以象徵專制主義統治的絕對權力。但是,在古王國時代,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央政府統一規劃和管理水利建設工程。
恰恰相反,有不少資料證明,在古王國末期和第一中間期,地方政府和州的統治者負責進行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設。阿西尤特州的凱悌銘文曾講到了他通過安裝水閘,引水上「山」,開拓耕地。所以,至少在第12王朝以前,水利灌溉工程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還沒有中央政府統一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設。
因此,把埃及的專制主義說成是「治水專制主義」,顯然是一種臆造。古埃及的專制主義是建立在奴隸主貴族,專制君主對奴隸,以及廣大自由農民的階級統治的基礎上,是階級關系尖銳化的結果。
3、濃厚的宗教意識及其廣泛、深刻的社會影響
宗教是人類社會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又是思想意識形態之一。宗教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但卻是一種幻想的反映,是一種被顛倒了的思想意識。在古代世界,人們在大自然面前往往顯得軟弱無力;在君主貴族的統治下,社會嚴重分化,人民群眾又無可奈何。
因此,他們希望通過宗教,即祭祀神靈和舉行禮拜儀式等手段以擺脫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困境,追求美好的人生。統治階級恰恰利用了人們的這種普遍心理,把宗教作為奴役、統治的一種手段。
宗教在古代世界的意識形態的領域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古代埃及則是古代世界中,宗教意識最強烈、最濃厚的文明國家。宗教不僅干預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而且影響了文化的發展,甚至滲透到每個人的現實生活中。
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相對閉塞的古埃及自然環境對人們的無形的控制和影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長期的神權、王權的專制主義統治。
4、固有的文化傳統與兼收並蓄的文明
在不少人們的印象中,古埃及是一個封閉的、保守的國家,是一個發展緩慢、停滯不前的文明。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把它歸咎於地理環境的作用。
埃及位於非洲的東北部,以尼羅河為中心,其東西為乾旱的沙漠,南、北瀕臨地中海和尼羅河的幾處大瀑布。這樣一種相對閉塞的環境,對於外來民族來說,幾乎是形成一種天然的屏障。
所以,埃及很少像兩河流域那樣,經常遭到游牧的和某些文明民族的侵犯和便於進行相互的文化交流。但是,事實上,這種地理上的天然的屏障並沒有限制埃及與近東和地中海世界,以及非洲內地的交往。
從遠古時代起,埃及人通過紅海海峽和蘇伊士海峽與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發生了交往。在南方可以通過幾個瀑布,經常與衣索比亞人發生密切聯系。特別是從新王國時代以後,埃及越來越多的陷入對外軍事和商貿活動中。
在埃及人的不斷對外戰爭中,埃及帝國成為近東歷史上第一個軍事霸國,地理環境對它的限制和影響也就越來越少,因而,所謂閉塞和保守性也就越來越被對外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文化上的交往所削弱。
(7)哪個國家沒有厚葬文化擴展閱讀:
埃及文明的對外傳播的原因
1.地理上的原因
埃及位於非洲的東北部,以尼羅河為中心,其東西為乾旱的沙漠,南北瀕臨地中海和尼羅河的幾處大瀑布。這樣一種相對閉塞的環境,對於外來民族來說,幾乎是形成一種天然的屏障。
所以,埃及很少像兩河流域那樣,經常遭到游牧的和某些文明民族的侵犯和便於進行相互的文化交流。但是,事實上,這種地理上的天然的屏障並沒有限制埃及與近東和地中海世界,以及非洲內地的交往。從遠古時代起,埃及人通過紅海海峽和蘇伊士海峽與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發生了交往在南方可以通過幾個瀑布,經常與衣索比亞人發生密切聯系。
特別是從新王國時代以後埃及越來越多的陷入對外軍事和商貿活動中。在埃及人的不斷對外戰爭中,埃及帝國成為近東歷史上第一個軍事霸國,地理環境對它的限制和影響也就越來越少,因而,所謂閉塞和保守性也就越來越被對外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文化上的交往所削弱。
2.文化上的原因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從公元前4000年代後半葉開始出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紀末,大約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雖然,在這幾千年中,象形文字的語法和詞彙變化相當大,特別是在羅馬統治時期的埃及語言,較之法老時期,很少相似之外,但是,象形文字的傳統卻得以保存下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過西奈銘文,最後影響了腓尼基字母文字的發明。象形文字最初使用起來不甚方便。所以,在古王國末期,由象形文字演變出來一種便於書寫的行書體,通常稱為僧侶體。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在僧侶體的基礎上又發明了更簡便的草書形式,即世俗體。古埃及人盡管發明了3種書寫形式不同的文字,但都是象形文字的演化。
象形文字及其不同的書寫體,維持了古埃及文字的固有傳統。有了文字這個載體,埃及的文明就張上了翅膀,它不再局限於在尼羅河地區的影響,開始向近東地區和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傳播。一個文明要是沒有自己的文字,是很難生存下來的,在古代中東地區有許多興起的文明,正是因為沒有文字或是文字沒有搶得的生存能力和適應性,很快的就衰落了。
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且,還有很大適應性它不斷的改變自己,使得它能把埃及文明勝利的承載、傳播、流傳下來。所以到了近代象形文字雖然失傳,但是法國的商博良最終還釋讀成功。更加說明象形文字是有生命力的。
3.技術上的原因
公元前3000 年左右,古埃及人發明了莎草紙,它與傳統材料相比具有很多優點,如質輕、便宜、易造,耐用,可卷折和便於運輸等。於是得以大批量生產,作為壟斷產品向地中海國家出口,在近 4000 年的時間內,是最受歡迎的書寫材料。
古代,埃及是生產莎草紙的唯一國家。由於埃及氣候乾燥,文件不易腐爛,有的至今還能在沙漠里找到。近 100 年來發現的莎草紙中有前 2700~公元 900 年用十幾種文字書寫的文件,其中有希臘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普特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來文等。埃及是我們今天了解的記載最豐富的古代文明,這要歸功於莎草紙,它不僅傳下來了埃及文明本身,而且保持了其他文明。
傳播文明不能靠口口相傳,所以作為介質的紙就成為文明傳播過程中重要的媒介。因為埃及的莎草紙有著上述的特點,它很容易就扮演了埃及文明向外傳播的重要角色。就像中國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一樣,埃及的造紙術在早期文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正是埃及文明能夠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條件。
4.軍事上的原因
古埃及時期由於地理上的封閉,埃及與外界交往不便,受到敵國入侵也很少,但是隨著人類文明交往的范圍的擴大,埃及也開始受到了外敵的威脅。喜克索斯人就在埃及建立過15、16王朝,統治過大半個埃及。即便是當周圍國家較為弱小時埃及也會必不可免的去入侵其他國家。
在埃及與外界的軍事對抗交往中,敵國為了戰爭的需要當然要了解和研究埃及的社會文化情況。雙方發生的戰爭也不斷的有各自的俘虜,而俘虜也會帶去埃及文明的許多影響。而如果是埃及入侵了別國更是自然的把自己的文化主動地向那裡傳播,來消除當地文化,同化被入侵過的人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埃及的文明自然隨著軍事活動向外傳播。
5.交通上的原因
古埃及文化和思想是通過腓尼基人傳遍東地中海沿岸各國和島嶼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對世界文化的影響顯而易見。要是沒有腓尼基人先進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以及向未知世界探索的勇氣。那麼埃及文明的影響自然會大打折扣,會被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也不會對西方文明留下烙印。
『捌』 秦漢時期的國家,為何會掀起厚葬之風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秦朝和漢朝兩個大一統朝代的合稱,秦漢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國文化整合期,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的時期,所以經濟發展較快,百姓富裕,所以會掀起厚葬之風。秦漢時期國家強盛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制度的推行
秦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以皇帝為中心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統治機構;官位不世襲,實行俸祿制度,由皇帝任免;官職有明確分工,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牽制。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秦朝國力日益增強,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中國成為當時的世界大國。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且不斷得到加強和完善。漢朝的選舉制度有察舉制,以地方推薦為主,考試為輔。官制有三公九卿。
『玖』 三國時的喪葬風俗是如何從厚葬改為薄葬的,後來有什麼演變
喪葬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人講究“事死如事生”,在陵墓的陪葬物品上很是花費財力。秦始皇修驪山陵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厚葬的風氣也延續到漢代。不過在三國時期,帝王將相的陵墓反而出現大量的薄葬的現象,一掃之前的奢靡浮華。下面小編就來聊一聊這件事。
三國時期的薄葬之風
三國時期的薄葬之風,主要集中於曹魏和蜀漢,當然在東吳中也有所表現。首先們我來看看帝王。曹操在去世前明確下達遺令,要求自己下葬後生者就除服,不必長期守喪;自己下葬時用平時的衣服,不用金銀玉器做陪葬品;曹丕的葬禮按照《終制》,其中的內容也是薄葬;劉備去世時也下令三天就除服。一個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都使用薄葬,所謂上行下效,這無疑能提現出當時社會確實流行薄葬的風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葬畢,皆除服……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終制》:“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
漢朝自漢武帝之後將儒家經學定義為官學,將儒家的影響力推上一個頂峰。儒家非常重視孝道觀念,它對厚葬久喪現象起到了支持和推動的作用。雖然有一些學者提出,傳統儒家並不提倡過分的厚葬,但是儒家強調的孝道觀點以及它支持的禮法確實為厚葬久喪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環境。而且傳統禮法中確實有三年之喪,如果不下葬的話守喪者也不能除服,進行婚娶等活動。然而這種禮法在亂世中並不適宜,比如在“東興之戰”中,大批曹魏士兵葬身巢湖,無法安葬,這只能迫使曹魏將喪禮進行簡化。
總而言之,在漢朝的時候還流行厚葬久喪,在三國時期卻完成了向薄葬的扭轉。這裡面有經濟需要、上層社會對盜墓現象的畏懼、現實條件所限不得不便宜從事,可能還有人們思想上的轉變等種種原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才促成了這種薄葬之風。
『拾』 契丹族有哪些獨特的喪葬習俗,他們受到了漢文化的哪些影響
隨著與漢人的不斷接觸,契丹自然會在這過程中對其中的優秀成果展開學習。尤其是當國家強盛、人民安定後,更是提供了足以完成一系列儀式的客觀條件。但是,契丹人並非一昧模仿而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他們仍舊保留下來了諸多習俗。
比如由於太陽崇拜,他們的陵墓一般都會選擇墓門朝東;火葬在契丹的各個時期都有所記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契漢相雜揉的獨特喪葬儀式,為這個民族打上了鮮明的標簽。
直至如今,契丹族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不再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存在。即便如此,它曾經所創造出來的燦爛文明卻是不可否定的,並最終融入了中華文化之中。
喪葬儀式的內容只是契丹風俗之中的一小部分,整個契丹文化依舊是無比龐大的。但從見微知著這一點來看,漢文化對契丹的影響已經達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這恐怕是契丹除了軍事潰敗外的另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