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化的特徵是什麼

Ⅰ （五）晉文化探索

1.晉商文化

春秋時期，魯國人猗頓生活貧困，他向富人陶朱公范蠡請教致富方法，范蠡告訴他搞畜牧業易速富。他來到猗氏之南（山西臨猗）飼養五畜，經營鹽業，於是他富可敵國，成為晉國首富。他為晉商文化帶了個好頭。

歷史上，運城的鹽是官商結合，實行地區統銷（專銷）。齊國管仲主張《正鹽策》理論，設專門官員來管理鹽鐵資源，國家徵收鹽鐵之稅。直到漢武帝才規定鹽鐵歸國家統配銷售，鹽鐵專賣，銷售權收歸國有。不論對鹽實行專銷還是國家只抽稅而放開經營，都離不開商業渠道。所以晉人最早從鹽的銷售中得到商業鍛煉機會。

唐實行專賣制，規定鹽池之鹽銷售於京畿風翔等六州。擴大到今天京津冀陝豫甘各地，都需長途運送，為商業運行加上一個輪子。

清初，政府放開官營，產、供、銷放開，由民營企業負責，因此又把尋找市場放手，給商業運行又增添一個輪子。上述幾個步驟是專指鹽業經營。

近代晉商文化，主要集中於晉中、太原一帶，他們經商方向是西北方，即走西口入蒙疆，出到俄國，或轉向陝甘寧，經營的主要商品是茶、布、煙、草葯及手工日用品，運回的是皮毛。尤其茶，直接去南方購置茶山，將茶葉推向蒙古、沙俄，開創萬里茶路。

晉商文化的核心是一個「信」字。「一諾千金」是最大的商業信譽。晉商的特點除了普遍適用於商業的「信」以外，還有「晉」自己的特色。

山西自己不產茶，煙也不是山西主產。布也非山西主產，更不用說化妝品。所以晉商第一特點是轉銷，去產地收集商品，再銷售到第三地，晉商起了個橋梁作用。

山西主要產品是民用鐵器和生活陶瓷。鐵器有晉城大陽針、太原並州剪，加上遍地陶瓷。太谷以葯——定坤丹、龜齡集聞名全國，加上清徐的醋，汾陽的酒，太原「同錫福」的鞋帽，平遙牛肉、推光漆，這些都是山西特產，盛名遍中國，也是晉商經營的商品。

晉商的另一特色是「票號」，有了「信」做底，山西的票號可以通行大江南北到蒙俄荒地。開創我國近代金融事業，讓資本快速流通起來，這才是晉商最顯著的特色。它比江南財團依仗洋行帶動，先行了一個世紀。

2.關公文化

關公為百姓所崇拜的是「信」、義氣，他為劉備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曹操如此優待（上馬金，下馬銀），但關羽一旦知道劉備的確切地址，還是立刻離開曹操。還因為曹操對他優待有加，所以華容道上關羽義釋曹操，這股義氣亦為江湖朋友所推崇，民間社團、幫會都必定供奉關公。

關公為封建皇帝所推崇的是「忠」，他忠於劉備所代表的漢朝，因此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成語，忠於漢帝可以義無反顧地「過五關斬六將」，殺掉阻礙他的曹操手下將官。這種愚忠精神正是封建統治者所要求的，因此他死後被節節加封，地位日益升高。劉禪封他侯，宋徽宗封他為公，宋高宗封他為王，明神宗封他為大帝，清乾隆封他為關聖大帝。

關公的形象除了忠義還有勇，他溫酒斬華雄，單刀赴會，被形容成「萬人敵」，所向披靡，可在百萬軍中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而且還有刮骨療毒不皺眉。總之，關羽在人們心目中是勇冠三軍之最大勇士。

關公在軍帳夜讀春秋，他是儒將。他面如重棗，蠶鳳眼，更有一部長須，是個標準的美男子，被譽為美髯公。

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關羽集忠、勇、義、美各種優秀品質於一身，所以被捧上神壇是有濃厚的群眾基礎的。關公之所以被當作神，還因為封建時代正統觀念：他維護正統的漢室王朝。

3.晉文化探索

狹義「晉文化」是史學界近期熱議的話題，專敘春秋戰國時期的晉國古文化。但它涉及到地理、地質、歷史、考古等學科。

晉文化包含了地域文化及歷史文化兩個范疇。晉，泛指三晉，即晉國自身及由晉三分而成立的魏、趙、韓三國。但地域似應限制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內。相對秦、楚、齊、燕，南方吳越，西南蜀及北方胡等古國而言，晉文化具三大特徵：一是中華民族最早發祥地之一；二是中原農業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過渡帶；三是首先由奴隸制進入封建制。

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封建制正式全面替代奴隸制以後，晉文化就逐漸淡化，融入基本統一的華夏文化中。晉文化從地域上可進一步劃分為北部的雁門文化區及南部的河東文化區。其分界線劃在靈石峽谷中，河東區包括運城、臨汾、長治、晉城四個市區；雁門區包括大同、朔州、忻州、呂梁、陽泉、太原、晉中七個市區。這是史學界一致的認識。

太原、陽泉應該屬於南部的河東文化區似乎更合適。其理由如下：①公元前500年，晉國正卿趙簡子開始建晉陽城。更早在周成王時期，就有「剪桐封弟」的故事，封地在晉祠周圍。這說明太原在公元前1000年時已屬於周轄區，可以在該區內分封建城，當然應屬農耕區，而非游牧區。②參照郭沫若編著的歷史圖鑒，新石器時代太原、陽曲、交城已有仰韶文化及後來的龍山文化遺址，忻州是空白區，朔州有細石器文化遺跡。這一圖鑒說明，一萬年以來，太原已有農業文明遺存，草原文明則只在大同、朔州出現。郭沫若編的歷史地圖中，桑乾河流域劃入傳說中的炎帝部落區，太原歸陶唐氏部落區。炎帝部落應該是農業部落，也就是桑乾河流域是傳說中的農耕文明區。也是該地圖，商代的太谷附近為方國箕的所在；它與翼城的唐國並列。這說明商朝時太原盆地已正式進入農業社會，開始建城。西周時期，隰縣之北已有蒲邑；昔陽附近有了洛邑，它反映今天晉中、臨汾所轄在西周已進入農業社會。而商、西周時太原以北尚未有城村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那些地方可能屬游牧區（住無定所）。

如今把太原劃入北方游牧區的主要依據是考古資料，在太谷發現白燕遺址，證明它是北方文化區的邊緣。我們不了解白燕遺址延續時間有多長，僅憑考古發掘到某個歷史片段，而將這一區域全部當作該片段的延伸，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這一認識如果推廣一下，陽城的下川有細石器的考古資料，能否把晉南也劃作草原文明區呢？

從地理角度出發，太原與臨汾均屬汾河水系，其間並無大山阻隔。太原盆地與臨汾、運城盆地一樣，均為沃野千里，無明顯的荒地，也無明顯鹽鹼化地（除鹽湖一線以外）。而大同盆地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尚有大片荒地，鹽鹼化十分嚴重，正是放牧的好去處。忻州盆地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有鹽鹼化沼澤分布的宜牧草場。因此，從今天地理面貌看，忻州歸於和桑乾河一樣的宜牧區還是可以的。當然往前推1～2千年，那裡應該是最適宜北方游牧經濟區的，而太原則應劃歸農耕區更合適。

4.新時代的晉文化

輝煌的晉商，在民國時期走向衰落，被注入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東南沿海資產階級經濟所超越。閻錫山統治山西四十多年，更把山西推向封閉。

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激活了山西的文化：《黃河大合唱》（編自壺口瀑布）在世界華人中掀起抗日高潮，其影響力不亞於《義勇軍進行曲》，喚起了全國人民「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激情。

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劉巧兒》一樣有全國影響。它們都是婦女翻身，婚姻自由的先鋒。太行山區陵川的《赤葉河》歌劇，控訴地主階級的罪惡。郭蘭英的《婦女解放歌》第一次出國門，在世界青年聯歡節（1953年柏林）上唱響。

新中國成立初，第一部反映抗戰的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和《新兒女英雄傳》（白洋淀）幾乎同時間問世，它忠實地記錄了黨領導抗日戰爭的艱苦、堅毅。第一部反映解放戰爭的歌劇《劉胡蘭》也是隨著解放軍文工團走向全國。

打倒四人幫後，第一部傷痕文學作品《淚痕》產生在晉中。《一把酸棗》、《立秋》走紅全國，臨汾的威風鑼鼓敲響全國。到了本世紀，原生態歌手阿寶（朔州陽高）、石占明（左權）紅遍神州。

領先於神州的古代晉文化，今天重新煥發出青春，在新時代的大潮中又一次獨占鰲頭。

山西人文地質

Ⅱ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有哪些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

1、世代相傳。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某些短暫的歷史時期內有所中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變，但是大體上沒有中斷過，總的來說變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國特有的，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歷史悠久。有五千年的歷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廣度：豐富多彩，「精深」是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測。

(2)晉文化的特徵是什麼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文化舉例：

1、時節季令：一年四季，一季三個月，常用孟、仲、季來稱呼。如：孟春、仲春、季春。

2、中國戲劇：京劇、越劇、秦腔、潮劇、崑曲、湘劇、豫劇、曲劇 、徽劇、河北梆子、皮影戲、川劇、黃梅戲、粵劇、花鼓戲、巴陵戲、木偶戲、梨園戲、歌仔戲、廬劇等。

3、傳統文學：主要是指詩詞曲賦。《詩經》、《楚辭》、；先秦詩歌、漢賦、漢樂府、民歌〔南北朝時期〕、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如四大名著（《西遊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等。

4、民間工藝：潮綉、剪紙、風箏、中國織綉（刺綉等）、中國結、泥人、面人、麵塑、紋樣（饕餮紋、如意紋、雷紋、回紋、巴紋、祥雲）、千層底等

Ⅲ 分析戰國法家思想在三晉形成的原因並三晉法家思想不僅代表了時代朝流而且左右秦漢以後中國社會政治的主流

戰國時期，諸侯林立，戰爭頻繁，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富國強兵成為時代的主題。三晉法家思想不僅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指導，而且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後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因此，探析三晉法家思想產生的原因，不能不說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三晉法家思想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幾點確是至關重要的。
1.深厚的文化底蘊
「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針。周初，周成王攻滅商朝的方國——唐，並封其弟叔虞於此，建立諸侯國。由於唐地「封在夏墟」又「戎狄之與鄰」，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誥》中，要叔虞「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即沿用有夏的政策，並結合戎狄的法度來治國理民。這是叔虞治國的大政方針。叔虞子燮父即位後改唐為晉。晉從立國到三家分晉，存續約六個世紀。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晉國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晉文化。而這一文化的基石則是「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這一因時因地制宜的基本國策的確立，從根本上規定了晉文化的發展走向，使得「晉國沒有形成宗法『禮制』的濃重傳統，相反卻養成『尚武』、『重法』、『尚農』的風尚。」「導致了晉國歷史上強烈的反宗法制傳統，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變法思潮」。
重法度、尚變法。重法度、尚變法是晉國的傳統。這一傳統可上溯到唐國的開國之時。周公對叔虞的誥詞——《唐誥》，就是孔子所說的「唐叔之所受法度。它是「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從變法的角度來看，唐初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針，就是對周初禮法的變革。唐之後，晉國的重法、變法傳統不絕。晉獻公時，晉臣制定「士之法」。晉文公在位期間，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幫助文公變法。馮友蘭先生認為「齊桓之霸靠管仲，晉文之霸靠郭偃。公元前633年，晉文公作「被廬之法」，按杜預的觀點是「修唐叔之法」。《左傳》文公六年(前621年)記載，晉國執政趙盾(即趙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稱「趙宣子之法」)，「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部法律是對「被廬之法」的徹底修正，被孔子稱之為「夷之搜也，晉國之亂制也。」《左傳》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記載，士會(范武子)「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濁(士貞伯)任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晉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任中軍將，執晉國政。八年(前550年)，制刑書一部，即「范宣子刑書」。前513年，晉臣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種重法度、尚變法的傳統，無疑深刻地影響了三晉法家。可以說，因時因地制宜、重法度、尚變法的晉文化傳統，是孕育三晉法家思想和法制實踐的沃土。
2.大變革的時代
周平王東遷洛邑，東周歷史開始。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社會劇烈動盪、戰亂不息的大變革時期。前後約550年。與西周社會相比，春秋時期最大的特點是「禮崩樂壞。」周天子名義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嚴和權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逐漸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執國命」。以宗法制為核心的西周禮制全面崩潰。臣弒君、子殺父、下犯上、廢嫡立庶等現象層出不窮。因此，司馬遷說，春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郡縣製取代分封制，按軍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祿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由於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私田不斷出現，「井田制」逐漸瓦解。許多諸侯國，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頒布法令，承認私田的合法性。齊國「相地而衰征」，晉國「作爰田」，魯國頒布「初稅畝」令等等。春秋時「禮崩樂壞」的另一個表現是出現了諸侯爭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軟弱和經濟上的衰退，已無力阻止諸侯間的戰爭。魯齊的長勺之戰(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戰(前638年)、晉楚的城濮之戰(前632年)、晉秦的淆之戰(前627年)、楚晉的邲之戰(前597年)、晉齊的鞍之戰(前589年)、晉楚的鄢陵之戰(前575年)等戰爭的硝煙籠罩著這個時代。
春秋之後，社會的變革逐漸深入，而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也在不斷升級。正是因為諸侯間的連年戰爭成為社會最有代表性的特徵，因此，人們將春秋之後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的這一時代，稱為「戰國」。戰國七雄分裂對峙，相互攻伐，戰事不絕。就兵力而言，楚兵一百萬，魏兵七十萬，秦兵六十萬，趙兵四五十萬，齊兵七十萬，韓、燕兵卒各三十萬。與春秋相比，戰國時的戰爭，不僅次數多、規模大，而且曠日持久、傷亡慘重。正如孟子所言：「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公元前262年，秦趙爆發長平之戰，趙將廉頗堅守長平達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趙軍降秦，秦將白起將四十餘萬降卒坑殺。實際上，戰爭的殘酷性早已告訴人們，只有國富兵強，才能國安家寧。可以說，社會的變革，富國強兵的要求，是誘發三晉法家思想產生實踐的又一重要原因。
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地理提供了歷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場景，歷史事實與它聯系在一起才具有意義。」我國有學者指出，戰國時「各個學派的流傳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點，大略的形勢可以描繪如下」：儒、墨以魯國為中心；道家起源於南方的楚、陳、宋；在燕國和附近的齊國，方士也很盛行，後來陰陽家就在齊國發展起來；法家主要源於三晉。雖然我們不同意「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但不可否認，思想的產生和實踐的進行與人們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三晉之所以成為法家產生的淵藪，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說是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戰國七雄中，韓趙魏三國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西有強秦，東接田齊，北面燕國，南臨荊楚。再加三家分晉後，三國的政治、軍事等中心的轉移，使三國少有天然屏障。趙國都原在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後由中牟遷都邯鄲。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於公元前361年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韓原都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後由宜陽、陽翟遷都鄭(今河南新鄭)。在地形方面，魏國「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韓國與魏相類。地勢「平夷洞達」，「八面受敵之場」，「其勢可謂危矣」。趙國「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彼固亡國之形也」。這與「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國和「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的齊國地勢，形成鮮明的對比。
由上可知，韓趙魏三國不僅介於大國之間，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達，少有山川之險，是戰爭的多發地帶。在兼並戰爭中，要想獲勝，最需要的是國富兵強。而要使國富兵強，必須要調動廣大下層民眾的積極性，使農民積極生產，使士兵奮勇殺敵。因此，鼓勵「農戰」，是實現富國強兵的有效途徑。顯然，原來重在維持政治等級秩序、社會穩定以及維護貴族利益的宗法禮制，難以調動民眾的積極性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嚴酷的戰爭和富國強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立足於現實，回答並試圖解決這一社會問題，三晉法家由此而產生。他們認為必須變革舊有的禮制，制定明確、具體、公開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秘密刑傳統；主張君主專制、「以法為本」、「以法治國」、「以刑去刑」、「一斷於法」；依靠賞罰、術勢保證法的實施。其出發點是鼓勵「農戰」，其目標是富國強兵和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確保國家的存在。商鞅變法時規定：「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即凡努力從事農業生產，多繳納租稅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棄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貧交不起租稅者，全家被罰為官奴婢。宗室貴族，若無軍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祿和貴族身分。韓非子說：「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但需要明確的是，法家的「以法為本」實際上是以刑為本；法家的賞罰是「刑九而賞一」，而刑是嚴刑峻罰；法家的「以法治國」是君主專制下的用刑治國。
4.多元思想的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面對社會的大變革，一些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為安邦強國，紛紛提出主張，各派之間激烈爭論、互相駁難，自由爭鳴。三晉地處中原，既是戰爭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匯之地。三晉法家正是在學習諸家、博採眾長的基礎上，立足現實，進行創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別。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為師，但卻成為法家的主要代表，學界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吳起也曾拜儒家學者為師，「學於曾子」，師事子夏。商鞅初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吳起在魏國變法的思想與實踐深刻地影響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國的變法主張與實踐，實際上是早期三晉法家思想和實踐的進一步的發展。慎到的思想源於道家，曾「學黃老道德之術」。他的「君道無為」論、重「勢」說，與道家的「無為而治」、「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著明顯的承襲關系。申不害的思想，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是「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即是從道家演化而來的法家。申不害重「術」的思想，顯然來源於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晉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歸本於黃老」，又對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別的觀點加以批判地吸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以法為本」，法、勢、術相結合的法思想。有學者指出：「他的思想淵源是相當復雜的，即他源於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於墨家、老、庄者有之，源於其師荀子者又有之。」雖然他的思想源於諸家，但又區別於諸家。可以說，在「百家爭鳴」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與影響，是三晉法家形成的又一要素。
總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變革的時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強大的合力，促使三晉法家產生。

Ⅳ 晉文化的晉文化八大旅遊文化品牌

晉文化八大文化品牌是指：華夏之根、佛教文化、黃河之魂、晉商家園、邊塞風情、關公故里、古建瑰保、太行神韻八大旅遊文化品牌 三晉大地，表裡山河，人傑地靈。山西作為中華文明歷史最長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從史前文明的舊石器時代發端，聯系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其歷史文化脈絡清晰，框架完整，文明進程從未間斷，影響深遠，留存有35000處文物古跡，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19處，位居全國第一。山西歷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以及藝術性，對中華民族的精神、風俗、習慣的形成發生了重要作用，對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產生了巨大的輻射力、滲透力和影響力，並以「華夏文明主題公園」、「古代東方藝術博物館」、「中國社會變更和進步的思想庫」三大特徵組成了「華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內涵和豐富的文化底蘊。
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家分晉，迅速成為實力雄厚的三個方國，在那個諸侯連綿征戰、百家爭鳴不停的特殊歷史時期，韓、趙、魏的活動直接影響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在三晉大地上演了李悝變法、魏文侯改革，西門豹治鄴、張儀縱橫天下、胡服騎射、圍魏救趙、長平之戰等一幕幕精彩紛呈、聲勢浩大的歷史正劇。
秦漢以來的山西譜寫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光輝篇章。從某種角度看，山西的歷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來，山西就是中原與北方各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農耕經濟與北方游牧經濟沖撞對接的前沿地帶。山西始終發揮著民族大融爐的作用，譜寫了民族大融合的輝煌篇章。
上古時中原各國因經濟文化方面的優勢而稱華夏，與其毗鄰或是錯雜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視為戎狄蠻夷。隨著華夏各國的日益強大，西戎為秦所滅，赤狄、白狄為晉所滅，齊滅萊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國被楚、魯所滅，戎狄蠻夷逐漸接受了較為先進的華夏文化，逐漸融合於華夏族。西漢一朝，通過武力打擊、和親通商等政策，促進了與匈奴的民族融合。東漢時，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為兩支，南匈奴依附漢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操分匈奴為五部，分居山西，合計約20萬人。兩晉時民族融合的規模再次升級，匈奴四次大規模內附，移民部落多達19種，特別是太原地區成為移民的集中地。與此同時，雜居於山西的還有羯人、鮮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國時期，山西是當時矛盾集中的地區，各族迭相稱雄，戰亂相因不斷，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劇。三晉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實了新鮮血液，各族人民在漢化過程中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宋明時期的大槐移民是中華民族艱苦創業、愛國念祖的精神象徵。據學者考證，南宋時即有從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樂兩朝移民規模大、次數多，達20餘次，長達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樹下設局駐員，為移民登記造冊，發放川資憑證，住戶部循入里籍後，由後軍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縣定居。移民不僅來自洪洞，還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則尤為廣遠，遍布國內30個省市，2217個縣市。大槐樹成為移民聚散地的標志，各地後代移民共認大槐樹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間戰亂不已，極大的破壞了生產力，人民死傷無數，城郭為墟，農村殘破，兼以水旱蝗災，兩淮、山東、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遺一，千里無雞鳴」「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而山西由於地形險要，鄰省的戰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內大部分地區，又風調雨順，連年豐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丁興旺。明廷為了鞏固政權，恢復生產，採取了以移民墾荒為中心的振興農業的舉措，將洪洞縣廣濟寺定為移民之地。大槐樹移民在各地力披荊棘，除草萊，立街市，漸至人煙繁多，百貨駢闐，野有餘糧，民無菜色，在各地經濟發展、民生振興中貢獻頗巨。後世移民子孫，又外出奔走，近代頗多赴海外謀生者，故海內外華人後代均有以大槐樹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創辟，寄託愛國愛鄉之情。廣濟寺門前漢植大槐樹便同移民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移民之根，成為根祖的代名詞，也成為激發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淵源。 山西東以太行為天然屏障，西和南以黃河為自然疆界，北邊橫亘長城天塹，境內太行、恆山、五台、太岳、中條、呂梁六大山脈縱橫起伏，丘陵、盆地遍布期間，山地、高原回互相連，地勢險峻，關隘眾多，形勢天成，表裡山河，據之則居高臨下，東出可取冀豫平原，南下可逐鹿中原，西進可窺視關中，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民族交融之所，文化激盪之處，呈現著獨特的邊塞風情。
5000多年前，河東解州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爭，黃帝族先後戰勝了炎帝族、九黎族，形成了華夏民族。古代戰爭遺址，有戰國後期規模最大的戰役「長平之戰」古遺址，有聞名遐邇富有歷史傳奇色彩的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有曾經殺聲震天、屍橫遍野的金沙灘古戰場，有荒冢累累葬有萬千漢代戍邊將士遺骨的山陰漢墓群以及至今仍然較好保存的代縣楊家將祠堂、寧武宋建寧化古城、新廣武城與舊廣武城等。古代眾多名將如戰國的廉頗、李牧；漢代的衛青、霍去病、李廣；三國時的關羽、張遼；唐代的尉遲恭、薛仁貴；宋代的楊業及楊家將、狄青等，皆出自山西，他們與長城一道演繹著民族的歷史，鑄造著民族的精魂，是山西乃至長城文化的不盡源泉。 古色太行——古老的人類文明。太行山是一座不朽的人類歷史豐碑。早在遠古時代就有人類在這片沃土繁衍生息，中華民族的始祖炎帝神農氏就在這里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從游牧到定居，從漁獵到農耕的偉大變革。太行山亦曰王母山，又名女媧山，「神農嘗百穀」、「粒王填海」、「參盧農耕」、「羿射九曰」「、女媧補天」等神話傳說都發生在這里。相傳九黎部落首領蚩尤及堯、舜、禹都在此活動過。女媧的主要活動舞台就在山西太行山，有不少女媧遺跡留存，如長治天台山有女媧「煉石補天」的「望天台」；晉城浮山北谷，有女媧「煉石補天」的「媧皇窟」；長子發鳩山，有女媧「精衛填海」的遺跡；黎城廣志山，有女媧所至的「媧皇廟」等。
太行山歷史悠久，不僅有古老的人類文明，而且有豐富的文化寶藏。太行山兩側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散發出古色古香的魅力，留下了歷代帝王將相、達官賢士、文豪武傑、宗教名流、神醫巧匠的足跡。「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唐代詩人李白曾吟出《行路難》的詩句；三國魏相曹操在北征途中也寫下了「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的凄涼與哀嘆。先人的感悟使太行山更增添了幾分神秘與蒼茫，從山西解州的涿鹿大戰到中國歷史上的夏商，從晉國諸侯到開創東周，從春秋晉國到三晉分家，從長平之戰到秦朝一統，興衰起伏的歷史劇在山西輪番上演。歷史的凝固使山西的地面古建築佔到全國的72%，這72%中在太行山地區就佔到80%以上。

Ⅳ 簡述晉文化區域的劃分及特點

先說區域：晉是今天山西的簡稱，晉是源於春秋時代的諸侯國——晉國，而晉國是周天子分封給自己親弟弟的諸侯國（今天山西太原的晉祠就是那時候建立的）它的當初區域在今天山西中部、南部；漢代以後，劉邦分封自己的兒子劉恆為代王，封國在代郡（今山西忻州），後來在明代，明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兒子「代王」，府邸在今山西大同，晉這個詞彙也就逐步擴展到今天山西全境了。而晉文化的特點，也就是說山西文化的特點，則比較復雜，山西多山區，晉南、晉北、晉中三個區域的人文風格迥異，要說最大的共同點，個人感覺是誠信吧，晉南區域以運城、臨汾為代表，這里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也是馳名中外的「晉商」起步的地點；晉中以今山西太原為代表，晉中這里僅僅是山西政治的一個中心。晉北則是以大同為代表，由於山西境內復雜的地理、地表，以及古代征戰頻繁，長期以來雁門關把大同阻隔在塞外，古代大同是胡人聚集的區域，後來逐漸被漢族取代，這里的民風淳樸但彪悍。山西的歷史古跡特別多，特別是地上的古跡，堪稱全國之最，從南到北都很豐富，歷朝歷代的古跡隨處可見，特別是遼、金兩代的很多古跡在全國都是孤例。

Ⅵ 三晉文化的特點

三晉文化現象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牶一個是開放，一個是務實，一個是求新。依我看這是三晉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開放性：這可以說是三晉文化與生俱來的特點。春秋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曾經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走過了許多國家和地方，廣泛接觸到華夏和夷狄的文化，即位以後，加以融會貫通，形成了三晉文化的基礎。其中突出的一點，就是對人才的重視。不僅放手使用本國的人才，而且大力招攬國外的人才。「楚才晉用」這個成語，概括的就是這種情況。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趙武靈王認識到中原傳統的車戰不夠機動靈活，因此力排眾議，學習和引進匈奴人的辦法，用騎兵代替車戰，同時發揮弓箭的遠程作用，大大提高了三軍的戰鬥力，培養出了像李牧、廉頗這樣的名將。
務實：務實，從思想方法上說，就是實事求是；從政治理念上說，就是關心民生疾苦，就是民本思想。務實的精神可以說是三晉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思想，實際上促成了我國封建朝代史上兩個最好時期的出現，那就是「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
求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不斷進步。三晉文化中的求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可以舉文學藝術方面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唐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唐詩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發展，與唐王朝當局者開放的、兼收並蓄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與一大批山西籍詩人王勃、王維、柳宗元等的傑出貢獻也是分不開的。唐代詩人既繼承了北朝文學朴實敦厚的傳統，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學的營養。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又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作出新的探索，這才有了唐詩的繁榮。

Ⅶ 簡述晉文化區的劃分及特點

所謂晉文化,就是先秦時期晉人創造的文化,它是先秦的一種區域性文化,與同時代的楚文化、秦文化、齊魯文化和燕文化相對共存。晉文化在時 間上起自晉國創立,下至三晉諸國滅亡。三晉雖然不以晉為號,地域上也比晉國時期廣大,但由於其文化傳統源於晉國,其文化內涵與晉文化一脈相承,自然屬於晉 文化范疇。晉文化的分布空間包括晉及三晉統治的所有疆域,而並非僅限於今山西省行政區劃之內。
第一: 歷史久遠的傳承性 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安邑」說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英雄們在汾河下游創業的歷史。史書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一詞, 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時代的山西南部。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文明中, 西地區的文化傳承從未間斷,說明山西傳統文化有深厚的人文積淀和豐厚的人 文土壤。
第二: 兼容並包的開放性 山西雁北( 又稱代北) 地處塞外, 歷史上是中原漢族和北方少數民族長期互 相爭奪的地方。一般說來, 中原漢族政權比較穩定強盛,雁北即統一於全國范圍之 也比較繁榮。中原漢族政權削弱,雁北即為戰場, 經濟必遭破壞。如果中原 政權腐敗和內戰不休, 雁北即被北方少數民族佔領。因此, 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 長河中, 雁北一直是民族大融合之地, 這說明山西人在歷史上從來就不是封閉保。
第三:開拓進取的創新性 山西傳統文化具有不斷變革和進步的鮮明特色, 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縱觀山 西傳統文化史, 社會變革的步伐與進步思想的涌現一直相伴而生。

Ⅷ 當前我國文化的多樣性

中國文化雖然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但因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所以內部的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差異，比如歷史上形成的楚文化、晉文化、秦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以及蒙文化、苗文化、藏文化和一部分地區的伊斯蘭文化等，都異彩紛呈，各有特色。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其產生具有歷史性和時代的延續性。認識中國文化的多樣性，應該把握其存在的形式載體，貼近人類生活實際，立足民族的精華所在，傳承歷史的文明，使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發揚光大。
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發展歷史上存在的普遍恆久的一種特徵。任何一種文化，只有在它能夠與其他文化相區別時才能被辨識，也才能有現實的存在。一方面，相應於不同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條件，文化的起源和演化不可能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人類需要結構的差異性和慾望理想的豐富性，也只能由文化的多樣性來表達和滿足。經濟學家斯蒂芬·瑪格林斷言：「文化多樣性可能是人類這一物種繼續生存下去的關鍵。」然而，在以文化產業為特徵之一的新時期，這個似乎自明的問題變得隱晦起來了。新生還是消逝，多樣性面臨抉擇。

文化多樣性的產生，源自生活實踐的本土性，從自然環境到社會組織，從行為方式到宗教信仰，數千年來人類各有自己的文化風格和內容，產業化促進了全球性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本土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首先表現為傳統，不像生產技術、日常消費品那樣可以與時俱進，物質文明再發展，機器化時代再進步，也不能取代光景常新、生生不已的各民族、各區域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迄今為止，全球各地的生活、生存方式仍然有巨大差異，人類不可能把未來的希望和幸福的追求在一個共同目標上。即使同一民族，由於時間、空間的原因，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雖然技術和手段上可以把西方的文化工業產品、部分生活方式向全球推廣，但人類也不大可能全部西方化，英語沒有取代方言，電腦沒有取代書寫。文化的多樣性不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消融，只能會伴隨著人類的進步而發展，因而具有永恆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很多民族都面臨著文化的遺失，比如語言、文字、藝術等。現代化進程不應以文化的遺失為代價。「從經濟角度、從社會角度看，高速變化的社會中，我們實際上面臨著很多的文化的遺失和文化的流失。有的人就說，文化的遺）這是現代化的一個代價，它是應該讓位於現代化的，讓位於工業化，讓位於物質的提高。但是，當以一種文化思潮所支配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改造，它的代價是另外一種文化形式和文化思潮的失去，這就有問題了
中國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國度，多個民族、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交相輝映，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為促進多元文化共存，中國制訂了專門的民族政策和法律。近年來，中國政丨府還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國家發展目標，主張「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諧社會和保持文化多樣性是一致的。「如果一個世界只有一種文化，假如說它是所謂的先進的文化，那我們就看不到豐富多彩的差異。我們提倡的和諧社會恰恰是和文化的多樣性是一樣的。和諧的前提是差異的存在，我們對這種差異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
因此，文化多樣性對人類發展而言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 作為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國必須保持我國文化的多樣性。

Ⅸ 三晉滅亡的原因

關於晉文化的概念問題
作為考古學文化的晉文化，以往曾有多位學者對其概念作過界定，代表性觀點大致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由於晉文化是文獻中晉國的考古學文化，所以，嚴格地講，晉文化的年代就是晉國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應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廢為標志。叔虞以前為唐或其他某種文化，桓公以後則分屬韓、趙、魏三文化，統稱三晉文化。但考慮到韓趙魏三家均出自晉，他們對晉君的取代不同於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在考古學文化方面並未因晉君被廢而發生本質變化，這有如田齊代姜齊一樣。因此，廣義地說，三晉文化也屬晉文化。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把晉文化的下限斷在三晉最後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第二種觀點認為：「考古學上的晉文化，作為先秦時期一個地域性和國家性的地域文化，„„在時間上，從二里頭夏文化東下馮類型開始，至東周韓、趙、魏三晉為秦所統一，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可謂幾乎與整個先秦時期相始終」。
目前，由於學者們對晉文化定義的理解仍存在歧異，致使對晉文化的淵源、晉文化的分期等問題的研究產生了莫大影響。鑒於這種狀況，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廓清晉文化的概念問題，並以此為契機，將晉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首先談談對「晉文化」中的「晉」字該如何理解。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並非如此，而是正確理解晉文化概念的關鍵。從上述第一種觀點來看，「晉文化」中的「晉」字指晉國及三晉，而第二種觀點似乎認為「晉文化」中的「晉」是指山西（山西簡稱晉），因而將晉文化的上限追至東下馮類型。我們基本同意上述第一種觀點，認為晉文化是指兩周時期晉國及三晉的主體考古學文化，而不宜用來統稱山西境內從東下馮類型開始至秦統一期間先後存在過的若干考古學文化。 根據考古學文化的定義以及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考古學文化是指在一定時間、一定地域內具有共同特徵的一群遺跡、遺物的總和。考古學文化通常以首次發現的地點或典型遺址來命名。毋庸置疑，以往關於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通常適用於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而對於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則需要作特殊處理，因為此時的考古學文化已經牽涉到族屬、國別、疆域等問題。目前，學界約定俗成的是，對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等，由於其文化族群相對單純，人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因此，均可視為以某族為主體所創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至於兩周時期分封國的考古學文化，則不宜用族屬的單一概念來命名，而不得不考慮到國別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俞偉超先生《關於楚文化的概念問題》一文對我們認識晉文化的概念有很大啟發。
關於晉文化的主創群體問題，顯然，我們不能認為晉文化是「晉族」的考古學文化。因為，歷史上並無「晉族」存在，當然也無此提法。事實上，晉國的統治者是來自關中的周人，而在晉國統治疆域內，不同的族群則共同生活於此。如除土著居民和從關中遷徙而來的周人以外，還有不少北方民族。可見，晉國社會組織的群體構成來源是復雜的。因此，只有以晉國人來界定晉文化的主創群體才是妥當的。至於三晉時期，晉文化繼續發展，其主創群體自然演變為三晉國民。 關於晉文化的時空問題，就時間而言，上起晉國始封，下至三晉滅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隨著秦人勢力的不斷推進，各地晉文化被秦文化所取代的時間存在先後之差，如在侯馬地區，秦文化對晉文化的取代明顯早於三晉其它地區。因此，嚴格地講，對晉文化的下限不必一刀切，一般而言，其下限大體可以秦滅三晉為尺度，但還應注意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就地域而言，晉文化的分布范圍，隨著晉國及三晉的地域擴張而不斷變化，但並不意味著晉文化的分布范圍完全等

Ⅹ 什麼叫晉,什麼叫晉文化

晉文化就是山西文化。山西是人類文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相傳，華夏民族的始祖炎黃二帝都曾在山西活動，上古時代的堯舜禹都在山西建都。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把山西的這種根祖文化概括為「三個一」：「一座都城」——被認定為「帝堯都城」的臨汾襄汾陶寺遺址，樹起了5000年中華文明的偉大豐碑；「一堆聖火」——運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尤其是火燒骨，展現了180萬年前我國發現的人類用火歷史；「一縷曙光」——運城垣曲發現的4000多萬年前「世紀曙猿」化石，把類人猿出現的時間向前推進了1000多萬年。這些遺址遺跡證明，人類的祖先在中國、在山西，這種久遠的文明獨一無二。
山西是古代建築、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外地人看山西，知道最多的是佛教文化、晉商文化、黃河文化，去得最多的是五台山、平遙古城、喬家大院、壺口瀑布。殊不知，這些文化和景點只是山西文化遺產之一二。在山西境內，現有舊石器遺址157處，不可移動文物53875處，現存古建築28027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52處，均為全國之最。在山西，名勝古跡星羅棋布，雕塑壁畫嘆為觀止，民歌民俗別具魅力，「女媧補天」、「禹鑿孟門」、「精衛填海」、「後羿射日」的傳說膾炙人口，「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謠廣為流傳，麵食、剪紙、琉璃、磚雕、釀造等技藝譽滿天下。正是這些文化元素，點亮了華夏文明，成為吸引世界目光的重要焦點。
山西是紅色文化、民族精神的聚集地。「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山西是八年全面抗戰時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山西，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和山西人民，同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者展開了英勇頑強、堅韌不屈的斗爭，演繹了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黃崖洞保衛戰等一系列軍事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是山西，最早在根據地探索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最早在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和開展生產自救運動，最早在根據地高舉抗戰文化旗幟。在山西，留下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彭德懷、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作和戰斗的光輝足跡，開國將帥中的1002位高級將領都曾在山西浴血奮戰。 激情燃燒的年代凝結出光芒燦爛的詩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八路軍將帥在山西寫下了220多首珍貴詩作，《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擊隊之歌》的高亢激越經久不衰……山西已經成為全國人民傳承紅色文化的勝地，成為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