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域文化的顯性特徵是什麼

Ⅰ 福建省有哪些地方特色文化

1、地方特色文化：地方+特色+文化（三要素）、帶有地域性，特殊性，文化屬性。

2、畲族文化：船政文化，三坊七巷，媽祖文化，惠女文化。

3、海絲文化：鄭成功文化，開漳聖王文化，土樓，紅色。

Ⅱ 福建的風俗習慣是什麼

一、福建民俗的發展與演變

福建地處祖國東南沿海，遠離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中原地區。福建的東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橫亘著武夷山脈，西南有博平嶺山脈，東北是太姥山脈，大海和高山峻嶺嚴重地阻礙了福建與外地的聯系。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福建處於與外鄰相對隔絕的狀態，這種半封閉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福建歷史發展在隋唐以前嚴重滯後於中原，並使境內不同地區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現將福建民俗發展、演變的主要階段分述如下：

(一)秦漢以前：土著民俗自成體系

考古發掘表明，早在距今約四至八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生活在閩南漳州一帶。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福建各地都有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福建先民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如生活在閩江下游的「曇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簡單的語言，用石斧、石鋤、石鐮等工具進行粗放的農作，用石錛、石刀和蚌刀、陶網墜等工具進行漁獵和採集；有了簡單的手工勞動技術，能製作出相當精巧的陶器，並具備原始的紡織技術；在葬俗上，實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為單人葬，極個別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隨葬品，說明已經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還有拔牙習俗，反映了有原始巫術。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經進入銅石並用時代，他們習於水性，擅長行舟，工於紡織。在宗教信仰上，他們奉龜為神話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實行懸棺葬，即死後將屍體安放於船形棺木內，再放置在人跡罕至的懸崖峭壁上，祈求死者靈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時，福建境內至少居住著7支互不相屬的土著部族，古文獻稱之為「七閩」。春秋末，楚滅越國，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稱這個時期的福建土著為「閩越」，他們喜歡傍水而居，習於水斗，善於用舟，最重要的習俗是以蛇為圖騰、斷發紋身，盛行原始巫術。《說文解字》在解釋「閩」字時說：「閩，東南越，蛇種。」所謂「蛇種」，意謂閩越人以蛇為先祖，反映他們對蛇的圖騰崇拜。在相當長時期內，這種崇拜一直存在於閩越族的後裔中。如閩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稱蛇種」，並不諱言。他們在宮廟中畫塑蛇的形象，定時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條蛇，名叫「木龍」，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見蛇離船而去，則以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帶疍民婦女，發髻上多插著昂首狀蛇形銀簪，其寓意亦為不忘始祖。

與原始宗教信仰相輔相成的巫術在閩越人中也相當盛行。閩越人流行斷發紋身的習俗，《漢書·嚴助傳》說：「(閩)越，方外之地，劗發紋身之民也。」這實際是原始巫術的「模仿術」，剪去頭發、在身上紋上蛇的圖案，用以嚇走水怪。如《說苑·奉使》所稱：越人「劗發紋身，燦爛成章，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閩越族的後裔一直保留著斷發紋身的習俗。越巫在秦漢時名揚天下，漢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宮中建越祝祠，設越巫，用越人的「雞卜」，祈求長壽。

(二)三國至五代：漢族民俗傳入福建並逐漸佔主導地位

秦代漢初，中央政府雖然在福建設立閩中郡和閩越國，但由於均實行「以閩治閩」的方略，所以漢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響。西漢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派兵滅亡閩越國，為絕後患，模仿秦遷六國貴族於咸陽的策略，把閩越族的貴族、官吏、軍隊以及部分百姓強制遷往江淮一帶。《史記·東越列傳》載：「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漢武帝的遷民政策，給福建社會帶來嚴重後果，盡管尚有一部分閩越人隱遁於山林湖泊之間，終因人口銳減，使原來就不發達的福建經濟文化愈加落後。漢代以後，中原漢文化逐漸向東南沿海擴展。三國時，孫吳據有江東，以福建為後方基地，故重視對福建的治理和開發。孫吳政權多次出兵福建，對山越採取軍事鎮壓政策，「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繼而在福建設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漢興、建平、閩侯五縣，後在侯官設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設立溫麻船屯。孫吳政權除了在福建駐扎軍隊，派遣官吏治理外，還將許多罪犯流放於福建，同時也有一些士民避禍閩中，從此，揭開漢文化大規模傳入福建的序幕。西晉至五代，大量中原漢人不斷向東南沿海遷徙。隨著漢人大批入閩，漢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傳播，漢族的生產習俗、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歲時節慶、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漸取代土著民俗而佔主導地位。同時，一些漢族與土著通婚，閩越族的一些習俗也沉澱下來，成為福建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宋元時期：保留中原古風，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社會相對安定，生齒繁毓。據統計，宋嘉定年間(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戶，比唐開元年間(713～742年)增長近15倍。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條件下，福建經濟在短時間內躋身於全國發達地區行列，正如詩人張守詩句所雲：「憶昔甌越險遠之地，今為東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隨著經濟的長足進步，文化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教育事業十分發達。據統計，宋代福建有縣學、州學56所，書院75所，還有數以百計的書堂遍布城鄉，莆田有「三家兩書堂」(李幼傑《莆陽比事》卷6)的記載，福州有「學校未嘗虛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類二》)的說法。因讀書風氣十分濃厚，福州是「城裡人家半讀書(祝穆《方輿勝覽》卷10《福州》)，連山區泰寧也出現「比屋連牆，弦誦相聞」(何喬遠《閩書》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於教育發達，讀書風氣興盛，故福建科舉鼎盛，人才輩出。據統計，宋代福建進士多達7038人，佔全國進士總數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國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達179人，居全國之冠。宋代福建涌現出一大批名揚中外的傑出人才，有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學家蘇頌、法醫學家宋慈、史學家鄭樵和袁樞、書法家蔡襄、著名詩人楊億、慢詞大師柳永、詩論家嚴羽、文學家劉克庄，等等。時人周必復頗為自負地宣稱：「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南宋群賢小集》第13冊《端隱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榮昌盛之時，逐漸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於古代福建交通閉塞，各個區域之間交往不多，處於相對隔絕狀態，因而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許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發源地逐漸式微甚至湮沒，而在福建卻被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在福建舊志書中，有關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猶有古意」之類的記載隨處可見。以傳統歲時節慶為例，志載：「風化所被，古意猶存。至如歲時節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羅源縣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於福建海岸線曲折，有許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貿易發達。宋元時期，泉州港一度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從而帶動福建沿海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百姓商品意識較強，富有冒險性格和開拓精神，對外來文化和民俗採取較寬容的態度。這種情況與內地人民的淳樸、守成和不輕易冒險的民風形成強烈反差。

(四)明清時期：民風漸趨奢侈、頹廢

明代中期以後，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市民階層的形成，民風趨於奢侈。在福州，據記載：「夫婚嫁侈靡，珠玉瑩煌，商財賄也。博戲馳逐，樗蒲百萬，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游閑公子，飾劍履妖服，怒馬揚揚過里門者，為富貴容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風俗》)泉州的奢侈之風更甚，恥貧誇富成為時尚，「習俗之趨尚為豪奢。」不但商賈、胥役之輩「美服食，仆妾輿馬，置良田好宅，履絲曳縞，擲雉呼盧，以相誇耀，比比而然。」就是「家無擔石」的貧寒之家，也「非色絲盛服不出。」「雖家非素封，亦恥居人後，」(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風俗》)形成恥貧心理。在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閩西、閩北地區，儉朴傳統也不同程度受到沖擊，嘉靖時(1522～1565年)建陽「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陽縣志》卷3《風俗》)乾隆時光澤「嫁女猶從厚，設宴必欲豐。少年衣裝必尚華麗，城鄉演劇，耗費無窮。」(清·乾隆《光澤縣志》卷4《輿地誌·風俗》)一些鄉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習，如尤溪「平民鄙儉崇奢，以服食相矜。」(清·乾隆《尤溪縣志》卷3《風俗》)同時，隨著土地兼並日益嚴重，加上倭寇侵擾，賦役繁苛，大量自耕農破產，其中一部分人無所事事，民間賭風、爭訟盛行。《南安縣志》載：「嘉靖被寇以後，一切失業細民，率趨賭博、椎剽、囂訟之計，以幸旦夕。」《同安縣志》亦稱：「賭風盛行，匪自今日；賭弊最甚，莫如頭家。」(轉引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風俗》)類似記載，在舊方誌中隨處可見，帶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國時期：新舊民俗並存

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廈門、福州成為五口通商口岸，外國資本湧入福建，逐漸動搖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的農民淪為無產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有的棄農為商，做小本生意，經濟基礎的變化導致傳統民俗的嬗變。中西文化發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內地，出現許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體，也有兩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還有教會辦的學校、醫院、育嬰堂等先後在各地出現。與此同時，廈門、泉州、福州等城市煙館林立，吸食鴉片的陋習，嚴重地腐蝕著社會肌體。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沖擊下，城鎮中的傳統民俗發生了許多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國時，歐化民俗還波及鄉村，《長汀縣志》載：「蓋邑人漸染歐化，踵事增華，奇技淫巧之事，聲色貨利之食習，駸駸乎遍及各鄉，尤以城市為最。」(民國《長汀縣志》卷17《禮俗》)

這一時期，民間服飾、器用、交際、婚俗變化較大。在服飾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發垂辮。辛亥革命前後，男子有剪辮之舉，城裡人學西方剪短發。女子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剪發者漸漸增多。官員在清代著官服，有錢人家長袍馬褂，出門以坐騎、轎子代步。辛亥革命後，官員著中山裝、長袍，出門或以轎車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裝革履，使用懷表、座鍾、留聲機等洋貨，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來品也進入尋常百姓之家。在禮儀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見到達官貴人要下跪作揖，畢恭畢敬，官場更有各種繁文縟節。辛亥革命後，提倡平等，廢除封建官場儀節，見面行握手、抱拳或舉手禮；在婚姻禮俗方面，少部分人沖破封建舊俗，自由戀愛，婚禮也不似往昔之鋪張；在教育方面，新型學校增多，還建立了女子學校。許多華僑熱心家鄉的辦學、建廠、修橋、鋪路等公益事業；一些民間陋習如停柩不殯、溺嬰、棄嬰、纏足、童養媳、迎神賽會等被明令禁止，雖然其中有的習尚因令行不止而遠未消除，但已大有減少。在廣大農村，傳統歲時節慶、生產習俗、民間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動仍無多大改變。但總的趨勢是封建性減弱，現代性增強，新舊民俗並存，傳統民俗仍居主導地位。

(六)1949年以來：破除陳規陋習，樹立新的風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人民當家作主人，他們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時期，隨著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福建民俗發生了重大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移風易俗，廣泛開展宣傳教育，發動群眾破除陳規陋習，逐步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在人際關繫上，根本改變舊社會窮人與富人、下級與上級的等級尊卑關系，確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關系，大家以「同志」互稱，友好相處，互助合作。共產黨員、各級幹部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消除了舊時的官僚腐敗作風。人民群眾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踴躍參加各種社會活動，擁政愛民、擁軍愛民，蔚然成風。在生產習俗上，大力宣傳普及科學知識，應用科學技術，舊時的求神治病、禱告祈雨等愚昧落後習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習俗上，城鎮居民多著列寧裝、中山裝，農民穿本地裝，尚青、藍色；出門旅行乘坐汽車、火車、輪船，舊時的坐轎、騎馬現象明顯減少，以至消失；生病求醫成為城鄉大多數人的共識，舊時「信巫不信醫」的陋習基本破除，人民政府花大氣力徹底杜絕吸食鴉片、賣淫嫖娼、纏足等丑惡現象。在婚姻禮俗上，各級政府認真宣傳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提倡自由戀愛，婚事新辦，逐漸蔚然成風；封建包辦、買賣婚姻、婚事大操大辦，受到抵制和輿論批評；法律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流行數千年的童婚、溺嬰、納妾等行為被明令禁止。在喪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勵喪事從簡。農村雖沿襲土葬，但風水堪輿、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漸淡化。福州、廈門、漳州等城市推行殯葬改革，倡導火葬，取得成效。在歲時節慶上，仍保留傳統節日，其內容已賦予新時代特色，更加豐富多彩。除表演舞龍、舞獅、演戲等傳統節目外，還有看電影，舉行球類比賽、拔河比賽等體育活動，鋪張浪費、祭祀鬼神等舊俗逐漸淡化。遇公歷元旦、婦女節、勞動節、青年節、兒童節、建軍節、國慶節等歡慶節日，城鄉一般要組織報告會、文藝演出、球類比賽、游園或參觀等活動，氣氛熱烈而富有意義；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實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時加強無神論教育，用科學知識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民間迷信活動大為減少。

這個時期，福建省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還十分重視對畲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的工作，組織大量人力、物力對本省少數民族的狀況進行調查和民族采風，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各少數民族優良風俗習慣得到繼承發展，一些陋習也逐漸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受極「左」思潮影響，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將民俗現象不加分析地斥之為「四舊」，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許多正常的民俗活動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嚴重扭曲。傳統節日除春節外，多被禁革，過春節也要「革命化」，除夕吃「憶苦思甜飯」，大年初一不準舞龍、舞獅，不準演唱傳統戲劇；人們服飾單一，傳統的旗袍等服裝均被禁止。各地廟宇大多被摧毀或封閉，或改為倉庫、學校，菩薩、神像均被搗毀，甚至許多文物、藝術品也被作為「四舊」加以破壞、燒毀，等等。

二、福建民俗特徵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與人們的社會物質生產水平、生活的內容與方式的變化以及自然條件相適應，總之是隨著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只是民俗的變化往往滯後於經濟基礎和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襲，並以傳統習慣勢力、傳襲力量和心理信仰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意識和行為，具有長久的傳承性和相對的穩定性；此外，民俗還具有民族性、階級性和社會性等特徵。

福建民俗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和氛圍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國傳統民俗的一般特徵。同時，它又是在福建這個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文化等條件下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因此在許多方面必然帶有顯著的地方特色。在豐富多彩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現比較突出的特徵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構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個來源：

1.秦漢以前的原始土著民俗。福建原始土著居民在秦漢之前有著自成體系的民俗，秦漢以後，閩越族與漢族逐漸融合。唐朝人丁儒在《歸閑詩二十韻》(其二)對唐前期閩南地區民族融合的情況作過這樣的描述：「漳北遙開郡，泉南久罷屯。歸尋初旅寓，喜作舊鄉鄰。……土音今聽慣，民俗始知淳。……辭國來諸屬，於茲締六親。追隨情語好，問饋歲時頻。相訪朝和夕，渾忘越與秦。……呼童多種植，長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藝文》)閩越族的部分習俗成為歷史遺跡，還有部分民俗卻沉澱傳承下來，成為福建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影響著福建其它民俗。

2.漢族民俗。漢代以後，中原漢族不斷南遷，帶來了漢族的民俗，並逐漸成為福建民俗的主體。志稱：五代時，閩北多為江北避亂之民，所以「備五方之俗」(《八閩通志》卷3《地理》)，閩西也「由唐歷宋，風聲氣習，頗類中州。」(陳一新《贍學田碑》轉引民國《長汀縣志》卷17《禮俗志》)福建民俗中無論是生產習俗、生活習俗，還是人生禮儀、歲時節慶，以及民間信仰和崇拜等等，都與中國傳統民俗一脈相承。

3.少數民族習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習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滿族的一些習俗也沉澱在福建民俗中。

4.外國民俗。宋元時期，泉州為世界著名港口，對外貿易繁榮。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經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載：「胡賈航海踵至，其富者貲累巨萬，列居郡城。」(清·光緒《泉州府志》卷75《拾遺》上)他們有自己的學校--「番學」，信仰伊斯蘭教，保留本民族的傳統習俗。這些外來民族雖然後來基本上與漢族融合，但一些特殊習俗卻保留下來，成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隨著基督教的傳入，歐洲的一些民俗也傳入福建。特別是近代以來，福建民俗受外國民俗的影響日益明顯。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個方面的含義：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漢族民俗固然為福建民俗的主體，但福建漢族民俗實際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數民族的習俗而自成體系的，如閩越族的一些習俗就被漢族所繼承。自古以來，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別發達，這與閩越族「信鬼尚巫」的傳統有密切的關系。又如閩越族婦女普遍參加生產勞動，這一習俗被入閩的漢族繼承下來，在福建沿海地區，婦女參加生產、從事重體力勞動相當普遍。《閩書》載：「福州……田則夫婦並力而合作，女作多於男。女人能轎，取女轎三十戶以應內宮之役。」(《閩書》卷38《風俗》)晉江的「婦女芒屩負擔，與男子雜作；百工技藝，敏而善仿。」(清·乾隆《晉江縣志》卷1《輿地誌·風俗》)閩越族的部分後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獨特習俗的同時，也吸收了大量漢族民俗，並把它們與本民族的習俗融合起來。

2.不同地區漢民俗的融合。中原漢人遷徙福建，前後持續千餘年，他們以中州移民為主，還有不少是來自其它地區的漢人。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漢人，在具體習俗上還是有些差異，有的甚至差別很大，相繼進入福建後，漢族民俗也逐漸融為一體。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經濟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繁榮，使宋元時期福建東南沿海地區以開放的姿態對待外來文化，特別是泉州港，「民夷雜處」，「市廛雜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謝泉州到任》)泉州漢民對外來文化博採廣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信仰為例，宋元時期流傳於泉州地區的，除道教、佛教、民間宗教及其他民間信仰外，還有從外國傳入的伊斯蘭教、基督教聶斯脫里派、天主教方濟各派、婆羅門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這些外來的宗教不但為僑民所信仰，在漢族中也擁有不少信徒。各種傳統宗教與外來宗教和平相處，互相交融滲透。

(三)區域性

福建漢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區，由於他們入閩的時間前後相差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帶來的中原漢語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入閩後，又因與當地土著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區間交通不便、往來不多等原因，逐漸形成許多不能相互通話的方言區。連城、清流、大田等山區縣，竟然沒有本縣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鄰的鄉村不能進行語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紛繁復雜著稱於世，在中國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區流行。

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地區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語言上得到體現。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區而存在著差異。以民間信仰為例。臨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為中心的閩東方言區內流行，媽祖的信仰中心在興化方言區，王爺、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於閩南方言區，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於閩北方言區，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於閩客方言區，等等。

在同一方言區內，不同府、縣的民間信仰又有所差異。以閩南方言區為例：保生大帝、開漳聖王陳元光及其部將輔順將軍馬仁、輔勝將軍李伯瑤、輔義將軍倪聖芳、輔仁將軍沈毅的宮廟在漳州府屬各縣較多，廣澤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師在安溪、永春、德化影響較大，青山公在惠安縣擁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區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各府、州、縣都有自己的保護神。

在同一縣內，每個鋪、境、村落都奉祀一個或若干個特定的神靈作為保護神，舊稱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為例，舊時泉州城分為36鋪94境，鋪有鋪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廟130多座，奉祀著100多尊神靈。境主神的神廟由居住在該境的百姓捐資合建，各種宗教活動也由該境的百姓參加，抬神出遊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平民百姓則不那麼嚴格，往往將納采和問名合而為一，將納征和請期合而為一，同時簡化迎親禮節。貧窮之家的婚禮則更加簡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絕大多數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閩南地區更甚，俚語有「生在蘇杭，死在閩南」之說。但閩南地區的不同市縣，或同一市縣的不同鄉村、同一鄉村的不同人家，喪葬禮俗的繁簡程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又如壽誕，富貴之家除了大擺宴席，祝壽請客外，還要演戲助興。而尋常百姓之家無力大操大辦，貧窮之家更不敢奢望舉行壽誕之禮，能煮碗壽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錯了，不少人甚至終生沒做過一次壽誕。類似的情況在福建的民俗中普遍存在。

(五)娛樂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會大多數成員認同，並樂意參與，需要有一定的娛樂性。福建民俗的娛樂性尤為突出，以宗教祭祀為例，福建的宗教祭祀活動往往伴有豐富多彩的戲劇演出。在百姓的觀念中，要獲得神靈的歡心和保佑，除了獻上豐盛的祭品和進行虔誠的禮拜外，還要演戲酬神、演戲媚神、演戲娛神；不但神誕日要演戲酬神，傳統節日、婚嫁壽慶、祭祖、寺廟落成、神靈點眼開光、廟會、祈雨、五穀豐收、齋醮儀式等等活動都要演戲酬神。最典型的是連喪葬也要演戲媚神，俗稱「和尚戲」或「喪戲」。如政和縣：「初喪，置酒召客，演劇喧嘩，以送死之禮。」(民國《政和縣志》卷20《禮俗》)仙游縣：「父母之喪，久停未葬，必覓堪輿。……葬畢，晏酒演劇，鄉里道賀。」(陳盛韶《問俗錄》卷3《仙游縣·金斗》)清末，泉州喪葬演戲媚神成為風尚，時人吳增在《泉俗激刺篇·喪戲》中寫道：「流俗是非太倒置，作大功德竟演戲。大小班，無小備，男女眷，無不至。嬉謔笑語，嫌疑不避。毫無哀痛心，大有歡樂意。破費計百又計千，人多稱其孝，戚友稱其賢，鳴呼其然豈其然。」宗教祭祀活動與戲劇演出相結合的習俗，至遲在北宋時就已形成，雖說是為了「酬神」、「媚神」或「娛神」，但在客觀上卻取得娛人的效果。

(六)神秘性

自古以來，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別發達，史稱：「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宋史》卷89《地理志》)志書亦載：「閩俗好巫尚鬼，祠廟寄閭閻山野，在在有之。」(《八閩通志》卷58《祠廟》)福建民間所奉祀的神靈十分繁雜，既有閩越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殘存下來的鬼神，又有從中原傳入的漢民族所奉祀的各種神靈，還有從印度、中東、歐洲等國外傳入的神靈。特別是福建民眾所創造的神靈數量十分驚人，他們需要什麼就創造什麼，帶有任意性和實用性。不但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如盤古、女媧、西王母、彭祖等)、古典小說中的角色(如齊天大聖、豬八戒、通天教主、姜子牙、八仙、四海龍王等)被奉為神靈，而且岩石、老樹、花草、枯骨、家禽家畜、泥土、傢具等等也會成為崇拜對象，只要需要，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崇拜對象，不受限制，其隨意性是中國其它地區所不能比擬的。總之，福建境內的神鬼幾乎無處不有，充斥於天上、人間和地府，構成了十分龐雜的神鬼體系。發達的宗教信仰深刻地影響著福建民俗的各個方面，使生產習俗、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歲時節慶等都附帶了各種祭祀活動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彩。

(七)輻射性

福建民俗具有輻射范圍廣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清時期，以閩南人為主的福建人大批渡過台灣海峽，移居台灣島，閩南的民俗幾乎全盤移植到台灣，成為台灣民俗的主體；二是明代以後，閩人移民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帶去福建民俗，不同程度影響了居住國的民俗；三是福建民俗還輻射影響到日本的琉球等地。

Ⅲ 泉州地域文化有哪些獨特的特點

泉州文化特徵小議

也許是京城建築最能代表都城文化的特色吧，在甲骨文中京字寫成「附圖」。「附圖」字所象之形，就是一座座落在高崗之上的宏偉建築。這建築使人想起了權力、富貴與尊嚴，想起了傳承數千年之久的都城文化。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的都城主要分布在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如西安、開封、洛陽與泉州，都做過時間不短的都城。但是，西安、洛陽與開封的王者之氣，如今只能到蒼煙落照中的一座座墳陵中去尋覓。只有泉州，不僅作為都城的時間跨度最長，而且自遼立此為南京後，王脈基本上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可以說，泉州是研究中國都城文化的範本。

泉州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是國家權力的中心，是國家形象的代表，是朝拜的聖地。泉州的旅遊是典型的都城文化旅遊。古代的故宮、天壇、北海、頤和園，現在的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升國旗儀式……，都是都城文化的價值所在。因此，外地人到泉州，首先要到天安門前留個影，到人民大會堂去轉一轉，因為這里是祖國的象徵。「都城文化」這四個字衍生出了諸多隻有泉州才有的、獨一無二的文化現象。譬如關心時政，參政意識強，文化素質高，精英雲集，官派作風，輕商鄙利，好面子，喜擺譜，自命清高，盲目自大等等。下面，我們就擇其要者談一談。

一、強烈的政治責任感

作為數朝古都，長期以來，泉州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所在地，是中國的政治中心。泉州政府機構林立，各國使館雲集，關乎國計民生的大政由此發布，各種國內外信息向此匯聚，甚至連各種小道消息也從這里向四方傳播。在這種氣氛的熏陶下，泉州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覺悟從總體上看自然要比地方上高一些。有個順口溜流傳很廣：「泉州人什麼都敢說，東北人什麼都敢幹，上海人什麼都敢穿，廣東人什麼都敢吃。」幾句話點出了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別。「敢說」是指泉州人敢於批評時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責任感很強。比如在茶館里，南方人喝茶，談的多是家長里短和生意場上的事，而泉州人喝茶，聊的常是國家大事，這在過去難免要犯些忌諱。所以老舍先生在設計話劇《茶館》布景時，一個突出的細節，就是在牆上貼了這樣一張告示：「莫談國事」。由此可見，泉州人關心時政，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有著優良傳統的。歷史上，泉州成為多次大規模群眾政治運動的策源地，原因就在這里。

二、高素質的市民文化

泉州作為都城，也是精英薈萃的科技文化中心。有組數字也許能說明這一問題：泉州現有高等院校65所，國家級科研機構388所。每年向社會輸送高素質人才10萬餘人，科技人員8萬多人，國家兩院院士有50%在泉州，人才指標居全國榜首。泉州的孩子有著得天獨厚的受教育條件，由於高校眾多，泉州高考生員的錄取率達70%以上。泉州有著全國最高級的管理人才，最多的博士、碩士、大學本專科學生，有著最高的義務教育普及率……。泉州人的高素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泉州市民的一舉一動，常常會顯現出較高的文化品味。看得深，想得遠，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遠，這就是泉州人。在經濟上，泉州雖然是個典型的消費城市，但在科技和文化產業上，卻是全國最大的產出城市。這就決定了泉州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是文化產業和高科技產業。

三、輕商鄙利、述而不作的官派作風

泉州自成為定鼎之地後，便是達官顯貴雲集之所，這也是都城文化的一個特點。官多的結果，就是官場上的習氣與作風滲透到了京城的各個角落，就連普通的平頭百姓，也會時不時地打上幾句官腔。古人雲，宰相門前七品官，何況是天子腳下呢？聽聽老泉州人說話時拖著的官腔，看看老泉州人遛彎時踱著的方步，讓你不能不相信這句古話。

官本位文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泉州人的自命清高和輕商鄙利。泉州服務行業的官商作風是全國聞名的，泉州人把什麼工作都當「官」來做。顧客到商店買東西，售貨員有賣與不賣的權利，因此顧客要賠笑臉，說謝謝，好像東西是經他批准後才賣給了你；乘客上了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是你的領導，不管人多多，你也得擠到他跟前去買票，因為門口就是他的辦公桌；你要坐計程車嗎？得看你去哪，堵車的地方人家就拒載。在大多數泉州人的觀念中，不管幹什麼，掙錢都不是最重要的，在他們的眼中，體面和尊嚴高於一切。而在上海和廣州人眼中，泉州人著實有點傻，世上哪有有錢不賺的道理？可見，官派作風給泉州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在泉州，雖不乏小市民，但真正具有小市民寒酸氣的並不多，也就是說，泉州的小市民與其它城市的小市民在言行舉止上是有區別的，這些區別來自官場風氣對泉州小市民生活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官本位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好擺譜。據我所知，「擺譜」一詞大約產生於清代，本意是擺出家譜給人看，原本並無貶義。歷史上滿族人是比較愛擺譜的。因為滿族是中國歷史上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之一，由於部落分散，滿族歷史上沒有自己的通史，它的歷史記錄，多半是通過對自己家譜的翔實的記錄得以實現的。長者給後人講史的一個基本方式，就是給孩子們述說自己的家譜。滿族有句名言，叫做「老人不講古，小的失了譜。」但滿族進關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使這一勤勞善戰的民族，一夜之間變成了特權階級，他們不工、不商、不農、不桑，無論是誰，只要是旗人，就可以免除所有苛捐雜稅，而且還可以按月領到可觀的錢糧。不勞而獲的悠閑生活，使得眾多的八旗子弟逐漸失去了勤勞勇敢的本色，成為游手好閑的大爺，成為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的寄生者。他們唯一可以炫耀的資本，就是到《八旗滿洲氏族宗譜》中，去尋找自己先祖的往昔輝煌，並以此顯示自己家世的榮耀。於是，數祖擺譜成為一時風尚。辛亥革命後，清朝統治雖被推翻，但八旗遺風卻一直影響著今天的泉州人。人們常說泉州人好面子，究其原因，恐怕與好擺譜的心態不無關系。試想，大家不是帝王苗裔，就是名臣之後，若做了「不體面」的活兒，連自己的面子都過不去，更不用說祖宗的面子了。泉州人常常抱怨外地人把泉州人的錢都掙去了，其實，泉州的就業機會不少，影響就業率的原因不在沒有職位，而在於泉州人從老祖宗那兒遺傳下來的虛榮懶惰的毛病。解決泉州人就業的關鍵不在騰出多少職位，而在於改變泉州人頭腦中的傳統觀念，觀念不改變，就是騰出再多的就業機會也沒有用。

官本位文化的再一個表現就是處事圓滑，說的多，做的少。解放前就有這樣一首民謠：「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所謂「京油子」，是指泉州人處事圓滑，辦起事來四平八穩，說起話來滴水不漏，凡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種中正平和、閑散庸碌的作風，在明清時期的京師官場非常盛行。據說清道咸時期的三朝元老曹振庸就諳熟此道。曹振庸官列一品，門生故吏滿朝廷，當別人向他請教為官之道時，他說：「無他，但多磕頭，少開口耳。」時人作詩諷刺晚清官場說：「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晚清官場的遺風一直影響到今天的泉州人。泉州國家機關多，事業單位多，國營企業也多，吃公家飯，端鐵飯碗的人明顯多於其它城市，這種機制是官本位文化繼續存在的土壤。因此，泉州人常常是「醒得早，起得晚，說得多，乾的少，干成功的更少」。「泉州出政策，外地出典型。」出政策是政府的行為，與平民無涉，但泉州出不了典型，則不能不說是泉州人的問題了。只要回頭看看近20年來我們所走過的路，就會發現，中央一個政策下來之後，外地人已經熱火朝天地干起來了，但泉州人還在開會學習，學習開會，理解中央的精神。「述而不作」已經成為泉州在經濟上走在其它省市前頭的一塊絆腳石，要想改變這一現狀，必須要提倡真抓實干，勇於實踐。

四、封閉自大的圍城情結

有人說泉州文化是多元文化，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數次入主中原，定鼎泉州，造成了多次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融合，他們對泉州文化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在我們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方言中的「胡同」、「旮旯」、「馬虎」、「磨蹭」，飲食中的白水羊頭、涮羊肉、烤全羊等等，都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文化的遺存。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游牧民族對泉州文化的改造多限於衣食住行這些表層文化，而在深層文化上，他們更多的是為漢族所同化。環境決定文化，游牧文化一旦脫離草原，失去自己的生存環境，就必然會被新居地的農業文化所替代，這一點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可以說，老泉州本土文化的核心仍然是農耕文化。

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在心態上有很大不同。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北方游牧民族「不以敗北為恥」。因為北方游牧民族本身就不喜定居，放牧牛羊也無法定居。如果與鄰國開戰，一旦敗北，帶上妻兒，趕上牛羊，一走了之，這對於他沒有任何損失，最多就是提前換了牧場。因此游牧民族領地的觀念比較淡薄。但中原的農耕民族就不同了，如果敗北，他們就要背井離鄉，不但失去了房屋，而且還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將一無所有。嚴酷的環境逼迫他們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對於這些不善戰事的農耕民族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層層的圍牆將自己包圍起來。所以，中國的農業民族，特別是與強悍的游牧民族比鄰的北方農業民族，很早就有了築牆的習慣，大到萬里長城，中到各城鎮的城郭，小到各家各戶的院牆。為保險起見，有時圍牆還不止一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國小農文化封閉保守的傳統。

泉州是典型的城的世界。泉州的城牆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明初建的泉州城有三重城牆，最裡面一層是宮城，叫紫禁城，第二重是皇城，第三重是周長20公里（km）的京城。明嘉靖三十二年起又在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加築全長約14公里的外城。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這些堅固的城牆在阻擋敵人的同時，也阻礙了人們與外界的聯系，鑄成了一種封閉的文化心態。作為權力中心，都城之內的文化確實具有著較高的品味，在眾多的鄉民面前，城裡人無疑是文明的代表，這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造成了都城人盲目自大的心理，使他們養尊處優進而固步自封。而這種心理無形中又阻拒了來自遠方的異域文明。泉州人之所以能成為泉州人，正是因為他們一直生活在中國最大的圍城裡。

如今，泉州城的城牆已經拆得差不多了，我們在為之惋惜的同時，不禁要問：我們應該拆除的到底是什麼？泉州人心中的城牆是否依然存在？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泉州人的思想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與南方沿海城市相比，在接受外來文化及新生物事方面，仍顯遲鈍。習慣上，人們稱上海為「灘」，它象徵著開放性的海洋文化；稱廣州為「市」它象徵著活躍的商業文化；而稱泉州為「城」，它是否還代表著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保守的都城文明？！也許稱呼的不同，無意中真的道出了這三座城市之間不同的文化品格。2000年泉州申奧的口號是「開放的泉州迎奧運」。我們希望古老的泉州文化能夠乘著申奧的東風，敞開她博大的胸懷，走進新的世紀。

Ⅳ 福建的文化，人文特徵是什麼呢

閩南區域文化特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秦漢以前，閩中土著居民與中原的交往不多，土著民俗自成體系，史稱這個時期的越族人，傍水而居，習於水斗，善於用舟，盛行原始巫術。到了漢代，中原人士依然認為閩中及其居民為「方外之地，劗發紋身之民也。」漢晉至五代，中原漢人開始不斷向東南沿海遷徙。隨著漢人大批入閩，漢文化在閩中由北向南迅速傳播，漢族的生產習俗、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歲時節慶、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漸取代土著民俗而佔主導地位。[i]同時，一些漢族與土著通婚，或土著為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自動轉化為漢族，閩越族的一些習俗風尚及其人文特點也沉澱下來，成為閩南區域文化特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宋代是福建社會經濟得以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閩南區域文化特徵的形成和演化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條件下，福建經濟在短時間內躋身於全國發達地區行列。特別是宋代閩學的興起，對於包括閩南文化在內的福建文化以及民間的習俗風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這種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為保存和發揚中國傳統的文化禮俗提供了比較良好而又特殊化的條件。經過唐宋時代的錘煉，作為一種具有某些獨特性格的閩南區域文化已經基本形成。元明時期，福建特別是閩南地區，經歷了海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強烈沖擊。明代中期以後，中國商品市場經濟繁榮，士農工商的界限漸趨模糊，傳統的農業經濟更加摻雜混合了多元的經濟成分。與此同時，思想文化界醞釀著求新求變的思潮沖動，更是對於閩南區域文化特徵的走向成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閩南區域文化特徵」，無疑應該是以明清時代的閩南區域為基本表徵。閩南文化的形成與成熟定型雖然是伴隨著中原文化在福建的傳播而向前發展的，中華主流文化對於閩南區域文化的形成與成熟定型有著主導性的影響力。然而我們還應當看到，所謂的中華主流文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潛移默化之中。先秦時期，是中華文化中「諸子百家」爭相輝映、充滿生機活力的年代，隨著秦漢時期大一統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確立，儒家文化逐漸成了這種政治體制「獨崇」的主流意識形態。儒家文化的獨尊地位為維護中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以及融合吸納多民族的文化因素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唐宋以降，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日益朝著極權專制的方向邁進，因循守舊、虛偽逢迎、營私舞弊的官僚惡習，逐漸成為司空見慣的社會風氣。與之相對應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也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嚴重變異。一方面，空談高調的道德標准往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另一方面，迷信權勢、唯利是圖又成了許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行為准則。可以說，從宋代以後，雖然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力圖堅守先秦儒家的道德規范，但是從整體上看，圍繞著政治統治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日益出現了虛偽凝重與抱殘守缺的異化傾向。中原主流文化基本上是由北向南而向各個邊陲地帶傳播的。相對而言，越是邊陲地帶，其所受到的中原主流文化影響就會越弱小一些。中國大一統國家的邊陲地帶，各自所處的自然地理位置差異很大，文化淵源也多有不同，因此各個邊陲地帶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徵也將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就福建的情景而言，福建地處東南一隅，東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脈，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它把福建與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開來，形成一個自成體系的社會經濟區域。這是造成福建區域文化特徵與浙江、江西、廣東等相鄰區域有所差異的一個重要的地理因素。而在福建內部，著名的河流閩江、九龍江、晉江、木蘭溪等，都是發源於西北部山區而流向平原，是北方漢人入閩後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棲居地。但是這些江溪與江溪之間，大多被山脈隔開，交通比較困難。這種以不同江溪流域所形成的相對獨立的小經濟區域，把福建分隔成許多不同的民系。這種的地理環境特徵，自然而然地使得福建區域有著「天高皇帝遠」的潛在意識。而閩南區域又與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區域有著一定的距離，這就使得閩南區域文化更有著遠離中華文化中心的地理特徵。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並不一定就可能造就獨特變異的區域文化。事實上，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隨著唐宋時期北方漢族移民文化的大量進入，福建及閩南社會一直把接受儒家正統文化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的核心位置。中華儒家主流文化始終對於閩南區域文化的形成與成熟定型有著主導性的影響力。然而所不同的是，當宋明以來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虛偽保守的時候，福建特別是閩南區域的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邊陲性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閩南面向海洋、勇於接納外來文化的傳統，都使閩南這種邊陲性的區域文化，較少或較緩受到中原地區主流文化歷史變遷的影響和制約，從而在明清時期的閩南區域文化中，能夠較多地體現儒家早期許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甚至於許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發源地逐漸式微甚至湮沒，而在福建卻被較完整地保存下來。這種文化變異的歷程，大概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失求諸野」的意味了。在這樣有所差異的歷史變遷中，閩南區域文化就顯現出一些與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獨特表現形式。在文化思想方面，科舉制度的羈絆及官僚體制的束縛，固然促使許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隨波逐流，成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會文化責任心的知識分子，其摒棄因循守舊、追求革新變化的思潮往往能夠比中原地區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更能先聲奪人；在社會行為方面，不尚空談高調，腳踏實地，務實做事，努力進取，是民眾的基本價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識較強，對外來文化和民俗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這種情況又與中原內地人民的淳樸、守成和不輕易冒險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閩南區域文化作為中華核心與邊陲的文化變異的一種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補強了中華整體文化的多樣性。而在其自身的結構上，她能夠較好地吸收中華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區域文化，甚至外來文化的精華成分，來強化自身的文化特徵。這種潛移默化式的、帶有一定文化變異意味的區域文化變遷歷程，是閩南區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適應新的時代需求的最本質的力量源泉。

Ⅳ 福建人有什麼特點呢

福建人的特點如下：

一、喜歡喝茶

大街上到處都是賣茶葉的店鋪，高檔的普通的，還有茶館非常的多，這還說明不了什麼，幾乎每個公司職員或老闆辦公桌上都有一套茶具，包括我們公司也是這樣，沿街的每個店鋪老闆都會在店裡擺套高檔或低檔的茶具，甚至連公交車總站的看門老頭傳達室里都有一套茶具，邊看著過路車輛邊喝著茶。

二、敬神虔誠

在廈門很多住宅小區沿街散步，不是普通平房農村哦，而是很現代很高檔的住宅小區，透過陽台往人家家裡看看，你會發現，幾乎每戶人家都有一個神龕，點著香火，還有福建本地的老闆，一定會在公司或店鋪內也弄一個神龕，端午節放假前一天。

在廈門，你會發現，在非常摩登的高樓大廈旁邊會有一個很破舊的廟宇， 福建人無論怎樣規劃城市建設，無論怎樣拆遷，一定會把廟宇留下，絕不會把廟拆了。看上去很不協調，但貌似福建人寧願不協調，也不想把神趕走。所以廈門市區鱗次櫛比的樓群中間總有很多小廟。

Ⅵ 福建惠東地區民居文化.建築特點

此外，我這里有一篇報告，可以給你作參考。

惠東，指的是福建省惠安縣東部，地域臨海的祟武，小乍、山霞，凈峰，東嶺、輞川，塗寨等七個鄉鎮．面積約佔全縣的37%，人口約佔全縣的40%。至今還保留著許多特別的民俗，頗為世人注意．
他們的族屬是少數民族或漢族?這些習俗為什麼會被長期保，留下來?解放前本地區已有學者提出一些見解．自80年代以來，全國乃至海外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歷史學家及電影藝術家……紛至沓來。許多學者深入後，已寫出不少學術報告』，提出各種學術見解。就目前所見的調查報告，對惠東民俗大多偏重於婦女服飾和長住娘家婚俗，而忽略惠東男子和生態環境的調查，因此，難以全面反映惠東的民俗民風及其存在的歷史原因。
筆者先祖自明以來，世居崇武城東門內外祖家業漁，住城牆外與大昨村毗鄰的港IQ村，母親是地道的惠東女．身為惠東人，對於存在的這些習俗，早巳是司空見慣」，很少考慮其深層原因，真是『熟視罔思」．今應學會邀約及諸多學者啟發，試圖作一探源，就其比較突出的幾個方面，闡述於下：
(一)海洋性格
惠東這一三角形地帶，曲對日夜不息波濤滾滾的海洋，鑄造了區域的海洋人文、生態環境所形成的性格．女人在家務農，照顧家庭．男子主要職業為外出捕撈，他們時時要過耕風犁浪的風險生活，一出港有長達三，五個月的，短的也有三、五天的．熬著腥紅的雙眼歸來，常要大塊肉大碗酒補充．消除疲勞後，每喜聽清婉幽雅的南膏或從事一些武術性的文娛活動．所謂「拳頭、燒酒，曲』的三大樂趣，熏染了他們雄豪而多情的海洋性格．
他們那駕馭驚濤駭浪的矯捷強健的體格，那剛強、勇敢、無畏的氣魄，那豪邁的俠肝義膽、相互救助的同舟共濟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海洋文化的特徵。
(二)特別服飾
現在惠東人的服飾，男子巳沒有特點．但是在清水民國時期，男性漁民多著紅柴汁(赤絳色)衣褲，這是用荔樹木煉汁染白龍頭細布而成的．為便於操作，褲頭寬大，褲筒長只過膝蓋，稱「攏褲」；上衣開左衽(女性開右衽)．問者漁民開左衽的道理，是岡右衽在海上作業頂風．真是「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 (《戰國策·趙策二》)。
至於女性的服飾，向為民俗研究者的熱題。「惠東女」已成為今日福建省五大旅遊品牌之一。這里不作細描，只是這些特別的服飾是有其傳統性和延續性的，並非一夜春風，花開刀樹。筆者外祖母是滿清後期的人，母親則是清水民初而至八十年代的．她們那一代是一派緇色的衣服，頭上羊角似的棚狀的遮蓋，烏料巾、貼背、腰巾，搭鏈(俗稱「插么」，起著現代人小提包的作用)。上衣並不太短，褲 筒則寬。小昨女人上衣腰身直形，大乍女則為大圓形．而如今，黃斗笠，花頭巾、短袖、寬褲、藍(綠)的弧形上衣與天空、大海，山巒，田野、沙灘諧和，真是「風回海色上衣冠」 (明，黃吾野詩)，海風吹拂，飄飄欲仙，令人悅目舒心，而聞名海內外。
惠東人的服飾已歷經幾次重大改革與變化，但至今還存著明顯的獨特之處，她們穿這種服飾的依據是：實用與美觀．如漁船進港，協助搬運魚貨，或出港挑水送糧，寬褲便於涉海，短袖便於操作．黃斗笠頂炎口，花頭巾御風沙。而頭巾的花卉圖案和顏色，是美的選擇，增加了女性的豐采、神韻．她們每人都有幾—卜條，甚至幾百條的頭巾．
服飾是文化因素，是群居生活的認同．同一色調，同一線條，同一體式，作有規律組合，是她們共同的審美觀，合乎自己形體和當地時尚，是自己的位置和職業的需要，這也可能是同族群共有的標志．服飾是隨生活要求和時代變化而推進的，其形成與演變是歷史的延續．所以說，今日惠東女服飾的亮麗鮮明是今日社會亮麗鮮明的折射。民、清以及明、元、宋以前，也有與當時社會特點和生活需要相適應的服飾。鑒古論今，惠東女的服飾，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的服飾．
(三)長住娘家
惠東，除崇武緘內之外的農村，均流行嬌後仍住娘家，逢年過節始凹夫家的習俗。有的學者認為，這因為男子長年出海，或外出打工常不在家，而過去女子嬌齡一般只有五六歲，要應付大家親人和陌生人群，須過一段時期才能適應．男性也可能認為自己長期外出打下，午輕的妻子和父母居住，他們會比較放心．
惠東女即使到夫家，初期也極少與丈夫同床，只有懷孕生子或夫家花錢抱養個小孩，才在夫家長住下來。
對於這種婚俗的由來，不少學者都有自己的觀點：林惠樣教授從古代婚姻史推測，認為這是母系制向父系制過渡的遺俗。蔣炳釗教授認為是閩越族的遺留．而香港喬健教授則認為這種婚俗，實不失為一種最照顧多方面需要的辦法．同時他認為「不落夫家」是因為受非漢族的影響，或深受非漢的涵化，或者本身是非漢的後裔。
因解放後同姓可婚，而漁村多同一姓，已可就村取親，相見容易．況且時代推進，新風吹入，此婚俗也在逐漸變化了．
(四)文身
許多民族在早期發展階段，每每存在一種風尚，即用針在人體全身或局部刺下自然物或幾何圖形，有染色亦有不染色的。研究者認為，文身可歸納為：勇美壯武男子的標志：部落祖先的圖騰：水上生產避蚊龍的一種習俗；享有成婚權利的標志。總之，文身一般作為圖膊的標志，有的民族藉以表示等級身份或作社會秘密記號．直到現代，有些少數民族還保留此俗。
惠東男子和女子，至今也有沿襲少—俗。小乍女多喜把自己名字文在皮膚上．男青年則有發現刺小龍小蛇或兩個四邊形的。現全球風靡一種「紋彩」，這「紋彩」不同於文身．文身系剖刺後染色．「紋彩」卻是先抹轉色油於膚上，然後復以圖案紙，再細描輪廊，將一種特殊顏色塗抹其上。文身永不褪色，「紋彩，只可保持一至三周．「紋彩」被現代青年作為終生貼身的飾品,是彰顯自我的生活情趣和需求，充分體現藝術和科學，激情與動感相結合的現代人的審美觀．
古代的文身與現代「紋影」。各有不同的內涵,但其意向都是為了引人注目。
(五)飾齒
惠東女(男性偶見)至今沿襲飾齒鑲牙的風俗，婚前在兩個門牙鑲上金屬或黃銅做的牙套。這是古代鑿齒的遺風．
台灣《彰化縣志》載： 「高山族女有夫，斷其旁二齒授男，其某日就婦婚終身住婦人處．」高山族的女斷齒授男，男就婦室婚，可見這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習俗．
(六)赤足
惠東的男女過去每多赤足，稱為「粗腳」．清朝及民國初時，賒祟武械內女人纏足，城外村落的女人都是天足一雙，在沙灘、田野奔跑勞作．即使到了共和國，處處還可看見赤足或穿木履的人．隨著生活提高，時代進化，他們逐漸轉穿海綿或塑制的拖鞋，而後發展到命-鞋、皮鞋．這種「衣著卉服，赤足行走，便於用舟。」自是古代先民的生活習慣．
此外，還有男女分別的組織，如少女的「姐妹伴」、青年男子的「少年伴」，以及俗鬼、祭神、巫術、「夫人媽」、「房頭神」、「頭目公」等等奇異的風俗和信仰，這與當地的生活特點也應有密切的關系。
惠東目前還存在的這些奇特的習俗，顯然不是漢人入遷時帶來的，應是本地區先民的文化遺存．
據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研究證實，福建土著民族為閩越族。史書記載，閩越族顯著的文化特徵是——在物質文化方面有：水稻種植，喜食異物及蛤、螺、蚌等水產品動物，發達的葛麻紡織業，使用石錛和有段石錛，精良的鑄劍術，善於用舟，慣於水戰，營造「干欄」建築，大量燒用幾何印紋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等．
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操有鮮明特點語言，流行斷發、文身和拔牙習俗，保留濃厚的原始嬌俗，崇拜鬼神和蛇圖騰，實行崖葬等．
文化特徵的形成與當地生存環境和人們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惠東今日存在的這些習俗，似乎可以或多或少找到其先民文化遺存的答案．
印紋陶文化產生於原始社會晚期，發達於商周，衰弱於秦漢，它與百越民族的形成、發展和消亡的歷史是相符合的，故這種文化被認為是百越民族典型文化特徵．閩越為百越民族的一類，幾何印紋陶，同樣構成先秦時期閩越文化的特徵，故認為福建古代民族是有根據的。惠東古代群亦屬閩越族分布區之一．
據考古資料證明，惠東開始有人類在十地上聚居、生息，開發的歷史已相當悠久．祟武的大乍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岩石土坡間的40X30米的范圍內散露多種陶片及已風化的屬於人類食後拋棄的蚧蜊殼，文化堆積層厚約1米．遺址在1985年山省文化管會和縣聯合進行文物普查發現，採集了石刀、殘石錛和不少陶片，此後又得陶片百餘件，可辨的器形有斧 缸、罐等， 陶質多為紅、橙紅、黑色陶，紋飾有籃紋、繩紋、斜線紋、雲霄蚊和附加堆紋等。經鑒定分析屬「閩越文化型」，說明閩越族的人，曾居住在祟武海域這一帶。而這一族群是今日惠東人,今日惠東人是古代閩越的遺民。
此外，如前文提到，大海提供了惠東一帶漁民的衣食之源，他們在與大風大糧的搏鬥中，練就駕馭的本領和勇敢的性格，這與古代越人「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如出一轍．文身、鑿牙顯然已發生了變化，這也是歷史發展所必然的．但其遺風尚存，目前惠東民俗中最有明顯特色的是:顯性歷史文化即服飾:隱性文化即為婦女長住娘家的婚俗。
探討惠東人的族屬，從考古資料和民俗資料看，大多學者都認為閩惠古代住良為閩越人，在這方面已取得較多的共識．現在從民俗學來探討族源，應有古代和現代之分。古代越族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已有很大的變化，百越族人在漢代已開始清失，大最溶入漢人之中，福建情況也不例外，惠東情況亦是如此。古代閩越人已成為今口福建漢人中的一個主要來源。
可是人們不禁要問：如果說惠東人是漢族，為什麼鄰近如北邊淵州灣上的仙游、莆出；南邊泉州灣下的晉江、南安，他們也是漢族，但並不見有如惠東人這些特別的習俗?
這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有汁劃地深層地再發掘再發現地下更多具體歷史資料和實物，對其習俗進行分析比較．

Ⅶ 福建有什麼特色啊

福建的特色非常多，茶葉是比較有名的，還有一些風味產品。具體如下：

1、安溪鐵觀音：

鐵觀音，福建安溪當地茶農發明於1725-1735年間。發源於安溪縣西坪鎮堯陽山麓（王說）。屬於烏龍茶類，是中國十大名茶之一，烏龍茶類的代表。介於綠茶和紅茶之間，純種鐵觀音植株為灌木型，具有一般茶葉的保健功能，還具有抗衰老、抗癌症、抗動脈硬化、防治糖尿病、減肥健美、防治齲齒、清熱降火，敵煙醒酒等功效。2010年以「十大名茶之首」亮相上海世博會。

(7)福建地域文化的顯性特徵是什麼擴展閱讀

武夷岩茶含有人類身體必需的多種維生素A、D、E、K、B1、B2、B3、B5、B6、H、C、P和肌醇等，除A、D、E、K較難溶於水外，其他均為水溶性維生素，泡茶時可充分利用；含有多種礦物質，如人體細胞不可缺少的鉀，保護牙齒的氟及其他磷、鈣、鎂、鐵、鋅、鈉、硼、硫等微量元素；還含有豐富的人類必需的多種氨基酸以及少量的蛋白質和脂肪，對人體營養的補充有所作用，它可溶於水的糖分極少，屬於低熱量飲料。

橄欖營養豐富，果肉內含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維生素C以及鈣、磷、鐵等礦物質，其中維生素C的含量是蘋果的10倍，梨、桃的5倍，含鈣量也很高，且易被人體吸收，尤適於女性、兒童食用。冬春季節，每日嚼食兩三枚鮮橄欖，可防止上呼吸道感染。

國內外研究資料表明橄欖果實中還含有濱蒿內酯，東莨菪內酯，（E）-3，3-二羥基-4，4-二甲氧基芪，沒食子酸、逆沒食子酸、短葉蘇木酚、金絲桃苷和一些三萜類化合物，揮發油、黃酮類化合物。

山茶油是山茶籽的主要成分,佔山茶籽乾重的25%~35%。山茶種植不施化肥和農葯，因此山茶油屬於天然綠色食品。山茶油屬於不幹性油,為無色或淡黃色的油狀液體,不含芥酸、膽固醇、黃麴黴素和其他添加劑。

茶籽油在理化特性和脂肪酸組成方面與橄欖油十分接近。茶籽油的酸值、碘值和皂化值分別為2.10 mg KOH/g、91.22gI/100g和191.10 mg KOH/g茶籽油的脂肪酸有棕櫚酸(C16:1、硬脂酸(C18:0)、花生酸( C20:0、油酸(C18:1)和亞油酸(C18:2)5個組分,其中油酸和亞油酸佔76. 79%。

閩西八大幹顏色豐富，味道清香甜美，質地松軟耐嚼，而且還有很高的葡萄糖和維生素A、B含量。而且含蛋白質高，營養豐富。

鐵觀音含有較高的氨基酸、維生素、礦物質、茶多酚和生物鹼，有多種營養和葯效成分，具有養生保健的功能。於民國八年自福建安溪引進木柵區試種，分「紅心鐵觀音」及「青心鐵觀音」兩種，主要產區在文山期樹屬橫張型，枝幹粗硬，葉較稀鬆，芽少葉厚，產量不高，但制包種茶品質高，產期較青心烏龍晚。其樹形稍，葉呈橢圓形，葉厚肉多。葉片平坦展開。

Ⅷ 談談你對福建文化的認識

文化生態是一種歷史過程的動態積淀，它與特定區域的地理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傳承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關系。作為中國文化的亞文化圈，福建是個相對獨立的歷史文化單位和類型，是燦爛的中國文化在實踐時空中的一個代表性區域。福建文化是人與自然的契合點。在地理生態環境上，福建特殊的山海相隨的自然環境對該區域文化的塑造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經典地體現著農業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交融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在歷史文化傳承方面，福建文化的形成不是一個單一體，而是一個復合體，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和隨之而來的寬容性的特點。經過漫長的歷史演進和豐厚的動態積淀，福建已培育出兼容並蓄的文化生態環境，它體現著福建社會現實的人文狀況，並成為該區域社會成員共享的生存方式。
相對的封閉性及其影響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受制於兩種因素，一是自然環境，二是社會結構。其中，自然環境對人類行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對於一個地域文化的形成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某種角度上甚至可以說，文化是人類適應自然的產物。福建比較特殊的地理環境，賦予了該區域人文以天然的定位。
偏處東南一隅的福建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境內山巒疊嶂，丘陵起伏，河谷和盆地錯綜其間。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自然環境把福建與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開來，形成一個相對封閉、自成體系的社會經濟區域。這種獨特的地理特徵，給福建文化發展的歷程烙上了鮮明的印痕，並間接隱現在文化生態中。
秦漢以前，福建地廣人稀，處於蠻荒狀態。當時生活在這里的閩越人與外界文化聯系很少，其獨立發展和興盛的時期，相當於中原夏、商、周王朝，至少存在約1500年。這種地理上的相對隔絕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抵禦了中原主流文化的強制性影響，使閩越土著文化保持著相當獨立的狀態，擁有較多自由發展的空間，其人文內涵自成體系，成為福建文化演進的重要源頭。
漢代以後，伴隨著中原漢民大規模遷徙入閩，漢文化在福建的傳播速度加快，並逐漸取代閩越文化占據主導地位。這些漢民沿著不同路線進入福建後，尋找適宜的地點生存，並逐漸拓展生存空間。福建境內較大的河流如閩江、九龍江、晉江、木蘭溪、汀江等，其流域具有較好的生存環境，成為中原漢民入閩後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棲居地。大規模的漢族移民是漢文化強大的載體，它大大加強和深化了漢族文化擴展浸潤的歷史趨勢。
由於不同的北方漢民遷入福建的時間、地點、路線不盡相同，甚至差別頗大，再加上福建境內山巒疊嶂的阻隔和區域內自然地理環境的許多差別，這些不同的江河流域便各自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小經濟文化生活區域，致使福建文化容易形成以相互排斥的地域文化心理為基礎的眾多子系統，從而形成一種呈碎狀割據的文化形態。
這種文化形態上的碎狀割據狀態清晰地反映在福建民系的劃分上。福建民系大致可分為六個，即福州人、莆仙人、閩南人、閩北人、客家人、龍岩人。民系差異的形成，是北方漢人不斷遷入福建的過程中，由於地理、語言、民俗和區域小經濟圈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同時，在各個民系內部，在更小的范圍內，不同地域的人文內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福建人文的差異現象尤為典型地體現在方言及民俗兩個方面。福建方言的紛繁復雜在全國是少有的，福建境內有七大方言區：閩東方言區、莆仙方言區、閩南方言區、閩北方言區、閩贛方言區、閩中方言區、閩西客家方言區。在全國八大漢語方言中，福建境內使用的漢語方言已達七種，可以說是全國漢語方言的縮影。而且在同一方言區內，方言內部的復雜性、特殊性在全國方言中也是罕見的。
福建民俗的差異性也是很典型的，不同區域對同一民俗事象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十里不同風，一鄉有一俗」，形象地說明了福建民俗的這種差異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福建民俗具有極強的傳承性和多樣性。
方言與民俗的復雜性，只是福建文化形態上呈碎狀性特徵的兩個方面的表現。但從中可以透視出，由於歷史地理及自然地理特徵上的雙重的相對封閉性，給福建人文及文化生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文化傳承上的寬容性特徵

文化生態的狀況與其相應的文化土壤有著密切關系。從歷史文化傳承的角度，福建文化的形成是個多元性的復合體，它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兼容土著文化和外來文化，在福建地域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有著豐厚的積淀。由此隨之而來的是福建文化生態寬容性的特徵。
福建歷史文化傳承經歷了獨特而曲折的發展歷程，大體包括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秦漢以前的閩越文化階段。由於福建地僻海隅，境內交通閉塞，又遠離中原地區，秦代和漢初政權雖然先後在福建設立閩中郡和閩越國，但均實行「以閩治閩」的方略，漢文化在福建的影響不大，此時閩越土著文化保持著相當獨立的狀態，地域特色鮮明且自成體系。
第二階段是漢至唐末、五代時期，閩越文化開始了與外來漢文化漫長的整合過程。漢代以後，中原文化開始向東南沿海擴展，並日益波及福建。一方面，中央政權加強了對福建的治理和開發，為漢文化大規模傳入揭開了序幕。另一方面，作為漢文化強有力的「載體」，中原士民開始大規模遷徙入閩，中原漢文化也在福建自北向南擴展傳播，這對閩越土著文化造成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此時入遷的北方漢人與閩越人之間有較大的文化距離和族群界線。
第三階段是宋元明清時期閩學文化為主流的階段。此時期以宋儒理學為核心的社會文化模式逐漸在福建地域占據統治地位，而閩越土著文化因素成為文化「底層」並被「隱形化」、「邊緣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多層面互動格局形成並使地域社會文化變遷呈現出復雜性和多元性，在福建文化體系建構史和地域社會發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這一階段，南宋朱熹創立的朱子理學發展成為元明清時代控制整個國家社會意識形態的官方哲學，成為政治、法律、道德、藝術、教育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指導原則，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與此同時，福建地域社會的海洋文化特徵得以突顯。宋元時期的泉州成為世界著名的貿易大港，南宋時與泉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50多個，到元代則增加到100多個。商人、旅行家、僧侶以及各行各業的外國人雲集於此，並帶來了多種外來文化，使福建文化受到西方文化較大的沖擊。明清時期，盡管中央政府屢屢在福建沿海實行海禁，但沿海民眾的海洋意識並未中斷。
第四階段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階段。此時期由於福建在歷史地理文化傳統等方面具有的區域特點和優勢，福建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迫使福州、廈門成為近代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二，這對福建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波。福建文化由此經歷著與近代西方文化的交融和激盪，呈現出強烈的使命感和鮮明的開放性，涌現了一大批對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傑出人物，如林則徐、嚴復、沈葆楨、林紓、辜鴻銘、薩鎮冰等人，他們均站在時代前列，引領中國文化先潮。

多元的文化生態環境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於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傳承上的多元性，福建文化的進程已鑄就了兼容並蓄的文化生態環境。福建文化生態的主要特徵有：精神文化的多元融合與不平衡性，開放性與封閉性共存，沿海與山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冒險與守成並存的文化性格等。由於歷史文化傳承上的多元性，福建文化是一個包含多層次、多方面內容的動態系統；與此相應地，福建文化生態處於一個多層次的社會文化體系相交織疊壓和互動的狀態中。這種狀態表徵為三個方面：
首先，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性的，在現狀布局上則呈碎狀割據的狀態。從源流上看，福建文化的形成與閩越文化的遺風、中原文化的傳入、宗教文化的傳播、海外文化的沖擊、台灣文化的交融、鄰域文化的滲透等諸因素都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從現狀上，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狀割據的狀態，如閩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閩西客家文化、閩南海洋文化等等，它們彼此之間呈相對獨立且平行並存的狀態，盡管在相互交融上有逐漸加強的現象，但彼此的地域文化距離仍是十分明顯的，並且誰都無法佔據絕對優勢的主導地位。這些不同層次的文化成分在福建文化這個動態系統中共同構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導和制約著福建區域社會中人們的生產生活和行為方式。
其次，福建文化生態在態勢上呈既開放又封閉的狀態，這種狀態折射為陸地農業文化與海洋商業文化二者並存且相互交融。福建山海相隨的地理環境迫使人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傳統農業文化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的內向、保守、封閉的文化體系，它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固守家園，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它往往保持著某種獨立的、一以貫之的發展系統，比較封閉、偏狹，而這在福建濃厚的家族觀念中又得到強化和鞏固。中原漢人的入遷，對福建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他們在遷移入閩的同時帶來了中原的陸地農業文化，由於當時早期的福建地域尚處於無序狀態，他們必須憑借家族的力量來拓展生存空間，這種狀況自然而然地加強了血緣宗族的觀念。
與此相對應，海洋商業文化則往往以動態和開放為特徵。福建海岸線漫長，位居全國第二位。自宋以後，福建人口迅速增長，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環境中，向內陸延伸困難，人稠地狹的矛盾使許多人無可耕之田，只能轉向大海謀求發展。宋元時期福建航海業由沿海貿易為主轉向以遠洋貿易為主，明清時期私人海上貿易蓬勃而興，成為當時福建海洋經濟社會性的集中體現。在這漫長的歷史洗禮中，逐漸形成了以商業經濟意識為核心的海洋文化。同重義輕利、禮教森嚴、內向保守的傳統農業文化相比，海洋商業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文化特徵，如重利的價值觀、冒險進取的拼搏精神和寬容的開放意識。這種頗為強烈的海洋性格，在相當多領域已突破了傳統文化的桎梏，適應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福建成為近代中國新思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正與其開拓求新的海洋文化氣息有著密切關系。
福建文化生態是福建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傳承的產物，它是在特殊的地理環境中歷經兩千年來的歷史洗禮而逐漸形成的，具有深刻的內涵和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這種兼容並蓄的文化生態環境無疑對於福建社會、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內在運動起著精神意識的歷史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著地域社會經濟文化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