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史官文化

『壹』 春秋時期史官文化有什麼特徵

春秋時期史官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便是崇尚歷史文獻記錄的真實性。史官們把歷史的真實性看得很神聖，在記錄史事時，往往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不虛飾、不隱惡的原則，即使做出犧牲也要捍衛國史的求真精神，表現了史官高尚的職業道德和人格。忠於歷史是史家的天職，正是這種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鑄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廣泛贊揚和「君子」美譽。

『貳』 司馬遷的思想是什麼

司馬遷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90年，55歲終。

司馬遷的主要思想
1、對父親至孝.《史記》實際上是司馬遷父親未完成的遺志,最後由作為兒子的司馬遷客服重重困難完成了；
2、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歷史上的事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誇大也不縮小,不因為劉氏當皇帝就溜須拍馬,不因為李陵是「叛逆」就寫的一無是處；
3、在艱難的情況里百折不回.在遭受宮刑後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寫完了歷史學和文學巨著《史記》.

『叄』 三國演義表現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三國演義》表現的主題思想：

1、《三國演義》以人物為載體形象地衍繹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義、禮、智、信、勇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因素。

小說中的劉備就是「仁」的代表，關羽是「義」的代表，張飛是「勇」的代表，諸葛亮是「智」的代表，趙雲是「忠」的代表等等。劉備是小說里的中心人物，也是中國文化精神中「仁」的體現者。

2、《三國演義》通過魏、蜀、吳三國的故事，揭示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發展規律。

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是為了總結歷史的興衰規律。或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一種歷史循環論或是宿命論的思想。然而，至少從《三國演義》中所說的「周末七國分爭」至清代，這一規律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3、作品自始至終貫穿著「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體現了人民群眾擁護明君、嚮往和平和憎惡暴君、反對動亂的願望。小說一直把蜀漢作為中心來描寫，尤其是通過劉備這位仁君的形象和諸葛亮這位賢相的形象．突出了作品「擁劉反曹」的主題，表達了人民群眾的願望。

作為蜀漢對立面的一個典型形象，就是曹操：小說中的曹操既是奸雄的典型，也是暴君的象徵，作品正是通過對這一人物的針砭，體現了人民群眾憎惡暴君、反動動亂的願望。

4、作品通過「桃園結義」的故事，極力宣揚了劉關張的義氣，從而表現出明顯的「信義」思想。小說一開篇就是「桃園三結義」，「義」這一思想也就自始至終貫穿於整部作品之中，尤其是通過關羽這一形象，典型地宣揚了「義」的思想。

作品中還多處表現了關羽的忠義性格。實際上，作品中突出表現的正是關羽「義」的一面，關羽在《三國演義》中是作為一個「義」的典型而出現的，「義」是關羽性格的基調。可以說，《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是「義」的化身，是中華民族精神當中「義」的人格化。

5、作品通過三國之間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事件，生動形象地展現了歷史上各種斗爭的經驗和智慧。《三國演義》中描寫了一大批智慧型的人物，比如蜀國的諸葛亮、龐統、徐庶、姜維，魏國的曹操、司馬懿、苟或、鄧艾，吳國的周瑜、魯肅、陸遜這些智慧型的人物。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作者用力最多、傾注感情最深，也是作品中佔用篇幅最大的一個人物，因此，有人說諸葛亮才是《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這也明顯體現了作者羅貫中的鄉土觀念。實際上，作品中的諸葛亮是作為一個「智」的典型出現的。

(3)什麼是史官文化擴展閱讀：

藝術特色

羅貫中將來自雅、俗兩個不同層面的文化融為一體，並按自己的主體認識、價值觀念和藝術好惡加以扭合，從而使作品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蘊涵。

在《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光，又沉澱著廣大、深沉的民間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同時也是一部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

三國史事的歷史著作不僅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時歷史意識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學意識也直接影響了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基本傾向。

求實傳真精神與經世意識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史書編撰中要求編撰者必須採取客觀的態度，同時又重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探求，以達到「資治」、教化等目的。這些特徵在《三國演義》中都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

『肆』 中國古代數字四有什麼含義

1、自然形成的文化潛意識，就如同大山、大河常被人灌輸高大、雄渾的代名詞。

2、「四」字體的特殊性，四是由「口八」組合而成，古語解釋囗中八，象四分之形，喻比浩瀚、深邃，加之又有「方向感」（四面八方）而中國人正喜歡這樣的字眼。

3、歷史的客觀條件造成的，在道家文化里「四」有著獨特的意義，出現的也非常頻繁如，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以見四這個雙倍偶數，是非常有含蘊的，由於道家文化影響深遠，四也就很自然的被社會所青睞，因此賦予它別樣的特殊意義。

4、史官文化，由一代代史官不斷的加深強化「四」的含蘊，把四隱喻成「大」「廣」「開闊」等意思，由於有了這層意思，四的使用率更加的頻繁（因為很合中國人的胃口，特別是文人）。

在加上文人的浸染、傳播，因此「四」在中國文化里就顯得格外突出！

(4)什麼是史官文化擴展閱讀：

4」這個數字並不是不吉利的含義，是一個無關好壞的數字。

一方面，我國人在讀「4」時，往往認為與「死」諧音，因此是一個不吉利的數字，但是這種不吉利的來源是沒有根據並且不科學的。

數字「四」卻也被人稱為吉祥數，這與音樂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音樂發音序列「4」即為 「fa」，而「fa」的中文解釋為繁榮、富足。於是乎，四平八穩、四通八達這樣的短語就出現了。

中國的 「四書 」聞名世界，一年之中四季輪回都與「四」有關。然而「四」在西方文化中並無任何特殊意義，一些國家認為四代表公平、正義、強大。

數字本身沒有好壞，只是一個數字，而是人們給數字賦予了另一層意思。

『伍』 杜甫的詩被稱為什麼都收集在哪裡

詩史
「詩史」的稱號出現較早。早在晚唐《本事詩·高逸》就曾寫道；「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這時杜甫還在世，人們就這樣稱呼他的作品了。後來宋祁在《新唐書》的《杜甫傳》里也寫道：「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哀，世號『詩史』。。」至於「詩聖」的稱號，宋祁文章中已含有這個意思。真正見諸文字的，是明代的《杜臆》作者王嗣爽，他在《夢少陵作》一詩里寫道：「青蓮號詩仙，我翁號詩聖」。
杜甫的以「詩史」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史官文化的體現，又是《詩經》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陸』 先秦文學有什麼

一、主要分類：歌謠神話、詩經、歷史散文、諸子散文、楚辭、口耳相傳。
二、具體介紹：
1、文字產生之前的歌謠和神話傳說。遠古時期民族的歌謠和神話傳說，在古籍中時有記載。文字產生之後的書面文學的萌芽。文字產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脫離了傳說時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現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產生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志著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
2、《詩經》現存305篇，分《風》、《雅》、《頌》三部分。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3、歷史散文。歷史散文是史官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漸進產生並成熟起來的。
4、諸子散文。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覺醒的背景下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形成並繁榮起來的。
5、楚辭。戰國時期出現的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楚辭」是指以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西漢末年，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它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
6、原始社會至夏代的歌謠和神話傳
...展開一、主要分類：歌謠神話、詩經、歷史散文、諸子散文、楚辭、口耳相傳。
二、具體介紹：
1、文字產生之前的歌謠和神話傳說。遠古時期民族的歌謠和神話傳說，在古籍中時有記載。文字產生之後的書面文學的萌芽。文字產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脫離了傳說時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現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產生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志著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
2、《詩經》現存305篇，分《風》、《雅》、《頌》三部分。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3、歷史散文。歷史散文是史官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漸進產生並成熟起來的。
4、諸子散文。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覺醒的背景下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形成並繁榮起來的。
5、楚辭。戰國時期出現的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楚辭」是指以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西漢末年，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成《楚辭》一書。它和《詩經》共同構成中國詩歌史的源頭。
6、原始社會至夏代的歌謠和神話傳說都是口耳相傳，屬於口頭文學，被保存在後世的著述之中。雖然在流傳的過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傳時代的烙印，但就其內容的本質而言，與原始社會的其他文化藝術有驚人的相似相通之處，是中國文學的萌芽。收起

『柒』 先秦散文分幾個階段有什麼特點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歷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漸進產生並成熟起來的。歷史散文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以《尚書》和《春秋》為代表。《尚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在中國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義。此外，《逸周書》也是一部類似《尚書》的史籍。孔子編著的《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是編年體史書之祖，其體例和「筆法」對後世散文都產生了經典式的影響。二書體現了早期歷史散文的特徵。

（2）第二階段，以《左傳》和《國語》為代表。《左傳》是中國第一部記事詳備的編年體史書，也是先秦歷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藝術性最為突出的著作。《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由各國的史料匯集而成。二書標志著歷史散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3）第三階段，以《戰國策》為代表。《戰國策》也是一部國別體史書，主要記敘的是戰國時期謀臣策士們的言行。在語言藝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覺醒的背景下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形成並繁榮起來的。諸子散文的發展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春秋戰國之交以《論語》、《老子》為代表，以簡短的不成文的語錄體或格言體為主要形式。其中《論語》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全書沒有完整的體系和篇章結構；風格溫文爾雅、雍容和順；語言簡明深刻、語約義豐，往往在一兩句話里包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經驗，不少成為常用的成語或格言。
二、戰國中葉，以《孟子》、《墨子》、《莊子》為代表，以富有文學性的對話體為主要形式。其中《孟子》以善辯著稱，多帶駁論性質。其論辯，高屋建瓴，銳氣逼人，機鋒百出，噴薄有力，往往有一種「其鋒不可犯」的氣勢，使對方理屈詞窮，無以置辯。《孟子》雖尚未脫離語錄體，但無論從篇章結構，還是文采言辭來說，都較之《論語》有了很大發展。《墨子》成書略晚於《孟子》，在形式上仍屬記言，但已不是只言片語而是首尾完整、富有邏輯性的論文了。它質朴無華，以邏輯嚴密著稱。《莊子》雖然也未完全脫離對話論辯的形式，但已實現了向專題論文的轉化。它行文汪洋恣肆，想像奇特，寓說理於形象之中，極富於文學色彩。
三、戰國末期，以《荀子》、《韓非子》為代表。它們已完全擺脫了以駁論為主的對話體，成為講究邏輯、注重修辭的學者個人的論文集，以正面論說為主。其中《荀子》可稱為長篇專題學術論文集。它論點突出，比喻繁富，注重修辭，表現出高度的組織和駕馭文字的能力和技巧。《韓非子》多為長篇議論文，有立論，有駁論，峻峭挺拔，切中要害，具有極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捌』 三國演義是怎樣的一本書

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

描寫了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年之間近百年的歷史，以描寫戰爭為主，訴說了東漢末年的群雄割據混戰和三足鼎立的政治和軍事斗爭，最終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的故事。塑造了一群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人物。

《三國演義》形象地衍繹了中國傳統文化，即仁、義、禮、智、信、勇等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核心精神。

(8)什麼是史官文化擴展閱讀：

1、《三國演義》全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羅貫中。

2、羅貫中，字貫中，號湖海散人，漢族，山西並州太原府人。羅貫中早年曾參與反元的起義斗爭。明朝建立之後，專心致力於文學創作。其中《三國演義》是這部長篇小說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作者以寫實的態度，客觀地展現了這百餘年的歷史過程，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啟示。

3、《三國演義》描寫了近百年的歷史進程，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小說體裁，這不僅使當時的讀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書商們繼續編寫。自嘉靖以後，各種歷史演義不斷問世，一直寫到當代。

『玖』 史官文化的定義是什麼，是誰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

顧准先生早在1973年的牛棚里，就曾為「史官文化」注釋：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它問題的這種文化稱謂也。

『拾』 史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史官文化存在於三代，昌盛於西周；平王東遷以後，漸趨衰落。我國最早書籍，以史官文化作為產生的土壤；又隨著史官文化在西周繁榮而走向繁榮。由史官文化產生的官書制度，鑄就了先秦書籍的全部特徵，與漢以後書籍迥然不同的特徵。可以說，沒有史官文化，就沒有最早書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書籍。董狐，春秋晉國太史，亦稱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後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據說今翼城縣東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筆直書的事跡，實開我國史學直筆傳統的先河。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作為正卿的執政大臣趙盾，多次苦心勸諫，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他先派人刺殺，未遂，又於宴會上伏甲兵襲殺，未果。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干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這是按寫史之「書法」決定的。

當時的史官與後世大有不同，他們既典史策，又充秘書，即協助君臣執行治國的法令條文。傳宣王命，記功司過是他們的具體職責，兼有治史和治政的雙重任務，實際就是具有褒貶臧否大權的文職大臣。當時記事的「書法」依禮制定，禮的核心在於維護君臣大義，趙盾不討伐弒君亂臣，失了君臣大義，故董狐定之以弒君之罪。對此，孔子大加贊揚，稱董狐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後世據以稱之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這是因為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權臣掌握國命，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以禮義為違合的書法原則，早已失去了它的威嚴，堅持這一原則，並非都能受到贊揚，而往往會招來殺身之禍。齊國太史就因寫了權臣崔抒的「弒君」之罪，結果弟兄二人接連被殺。董狐之直筆，自然也是冒著風險的，因此，孔子贊揚他，後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堅持原則的剛直精神。這種精神已為後世正直史官堅持不懈地繼承下來，成為我國史德傳統中最為高尚的道德情操。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直筆的含義逐漸擺脫了以禮義違合為內容的書法局限，從司馬遷開始，賦予了它「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具備了唯物史觀的實質。這一傳統為後代進步史學家弘揚發展，編著出許多堪稱信史的著作，是我國史著中的精華。其開啟之功，實源於晉太史董狐不畏強權，堅持原則的直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