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揚晉商大院的文化論文

A. 要論文形式的，古代晉商與現代晉商的區別和聯系。

自古以來，會館就是聯絡鄉誼、聚會議事、溝通信息、維護同鄉同行利益的處所。而山西會館則是晉商的中心社團，是晉商的「敘語之地,正可坐論一堂,以謀商業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過，晉商不僅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修建有華美的宅院，同時在全國各地也留下了許多精美的建築。山西的晉商大院，大都是它們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間，在外經商發跡後開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經歷了幾十年、上百年的漫長歲月。同樣，晉商在全國各地留下的富麗堂皇的建築，也是隨著晉商的發展而修建起來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興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築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個山西籍的年輕攝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歷盡艱險，走遍大江南北，憑著一個執著的夢想，用他手中的相機記錄下晉商在全國各地修建的會館。通過他的鏡頭，我們看見了那些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晉商會館，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國建立了多少會館?過去沒有現在更難以有確切的統計。可以說，凡是商貿繁華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會館。

商人的錙銖必較本是善於經營的表現，厚道和忠誠更是經商的一種美德，又有什麼不好呢?還有，如果把他們的「學而優則商」歸之為目光短淺的話，那麼，也只有「學而優則仕」才是惟一正確的了?至於有人說晉商「在文化上不曾有過多少建樹」，更是站不住腳的。在這里且不說其它方面，僅從會館來說，晉商在全國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細琢的會館、戲樓，無論從數量和品位上看，難道不是一筆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擁資巨萬的山西人憑藉著豐厚的資財，不僅將各地高層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窮極土木，構築起一座座精巧別致的民居建築，同時，也把山西的優秀文化向外傳送，在不斷的認同和相互適應中，給多年經商的異鄉，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畫棟的會館，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會館建築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談到蘇州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時寫道：「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全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

面對著數百張照片，通過攝影師的鏡頭，我們彷彿看到了晉商曾經的輝煌與榮耀，也讀到了他們的無奈與凄涼。歷經百年滄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會館，盡管殘破、盡管落寞，卻依然散發著一種魅力，讓人情不自禁地追尋、嚮往。季風

B. 晉商的商業文化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的何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後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並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於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長治西白兔鄉中村的申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 晉西南丁村民居、晉東南皇城相府、晉北閻錫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馳名中外，亦可籠統稱之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個時代的晉商明顯的特徵，故不贅述。
①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
②渠家大院——「晉商文化博物館」。
③曹家大院（三多堂）——「顯赫家族」。
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人稱「三晉第一宅」。
⑤常家莊園——中國第一儒商舊居
晉商文化之山西會館
明清年間，辛勤經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跡之處捐資聯合，共同建設了很多山西會館。這些山西會館中，有的叫山西會館，有的發展為山陝會館，還有的成為山陝甘會館，還有的叫秦晉會館、潞澤會館、西晉會館、全晉會館等等。幾百年過去了，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為晉商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還遠遠沒有為世人所關注。 走近晉商，晉商大院是一個途徑，不過那是晉商個體的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才是晉商商業帝國的真正見證，這些山西會館才是晉商的商業奇跡成就的根本基石。據專家考證，從1656年到1888年，晉商建在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有500餘座之多。晉商正是以這些會館為依託，拜關公、崇忠義，團結鄉人聯合發展，締造了晉商商業帝國。如今，保護相對完好的晉商會館尚存世50餘座，其中大多數已成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如北京陽平會館、三家店山西會館、河南開封山陝甘會館、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山東聊城山陝會館、河南社旗山陝會館、江蘇徐州山西會館、甘肅天水山陝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等。
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有人說：中國最早的會館可上溯到明朝永樂年間。最初的會館，主要為客籍異地鄉人的聚會場所。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的始於明朝隆萬時代。
據《藤蔭雜記》卷六《東城》載：「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回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此賈公為賈仁元，字西池，山西萬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氏任京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曾辟宅南為三晉會館。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於京師。
《晉冀會館碑記》記述了原初設會館之起因：「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雖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冷其意也。議於布巷之東蔣家胡同，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晉商會館創始最早年代，約明中後期。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立的顏料會館，清乾隆六年《建修戲台罩棚碑記》稱「我行先輩，立業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餘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餘年，當為明代萬曆後期天啟初年。又《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碑》載：「吾鄉自前明，即有山右會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臨汾東館記》載：「臨汾為山右平陽首邑，其立館於京師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見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晉商至遲在明代中後期已在北京設立會館了。
入清以後，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大體上前後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名商埠集鎮也先後設立了晉商會館。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有著很大關系。以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陝會館為例來說，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縣）興隆店，也就是一個過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無「賒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圖幅上，才標出賒旗店。也就是從清代，賒旗鎮才有所發展。原來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後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於是清代的賒旗店逐漸成為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沖，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陝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雲貴驛道的中間站，於是山陝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葯材、曲酒等各種物資匯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
當時僅從事南北貨物過往成交的過載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位於賒旗鎮東北的一個水運碼頭）」之說，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最有勢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綉、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請人衷干《茶市雜詠》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此處「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鉛山縣）運至河南賒旗店，再由此北運關外。山西茶商采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後，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於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由上可見，晉商會館在各城鎮商埠的建立，是經商活動的需要。
隨著經商活動的擴展，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後在天津、山東聊城、館陶恩縣、東阿、濟南、上海、江蘇揚州、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盛澤大館圩、江蘇盛澤西楊圩、江蘇鎮江、湖北漢口、湖北鍾祥、湖北當陽、湖北鄖西、湖北隨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陽、河南洛陽、河南開封、河南賒旗、廣東佛山、廣東廣州、湖南長沙、湖南湘潭、廣西南寧、青海西寧、新疆巴里坤、安徽蕪湖、安徽渦陽、吉林、沈陽、重慶、四川成都、四川灌縣、福建福州、內蒙多倫諾爾等地設有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
晉商會館官網也有詳細介紹。

C. 山西喬家大院的價值與意義

喬家大院作為晉商大院的代表，與渠半城堪稱「雙璧」，其價值與內涵自然體現在晉商文化上，晉商所創造的輝煌曾一度影響到中國的歷史進程，其文化精髓不僅僅是晉商先輩們艱苦創業，教育後代的過程以及其的成功對現在的借鑒意義，更是晉商所飽含的一種愛國情懷

D. 晉商文化的文化特點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社會的最基本經濟單位。家族是指血緣關系明確，存在經濟聯系並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組織。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 據山西巡撫哈芬、恆春、王慶雲等奏摺不完全統計，日升昌、元豐玖、志成信、協同慶、協和信、蔚泰厚
等票號的財東和主要經理人員，都捐納銀兩，買有各級職銜。據清檔記載，太谷志成信票號財東，議敘員外郎、監生，著實賞給舉人，仍留員外郎銜，並賞戴花翎；另一人議敘守備職銜，著注守備銜，作為貢生，以道員分發陝西分缺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太谷錦生潤票號財東曹培滋，著以郎中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花翎。平遙日升昌票號財東李箴視，不僅自捐官銜，還給已死去的父親、祖父、曾祖父捐銜，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輩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頭銜，李家的婦女均受封為宜人、夫人。平遙蔚字型大小首任經理毛鴻翙、從其父親到玄孫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將軍」、「大夫」，花翎頂戴，女子亦都為「夫人」、「恭人」。三晉源、百川通、長盛川票號財東祁縣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騎尉守備銜、守御所「千總」；其子渠應璜，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其孫渠長嬴，受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妻孟、羅、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恆票號祁縣喬家：喬景僖受花翎員外郎，喬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貢生，喬景信受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監受花翎員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頂戴。天成事票號經理張河錦捐銀450兩，准為監生共賞給守御所千總銜。 清人紀昀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閱微草堂筆記》）。走口外，赴蒙經商是晉商的重要活動地。清政府規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貿易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不得與蒙古婦女結婚同居。各晉商商號也規定：從業人員包括經理伙計，都不得在商號所在地攜帶妻子家眷和結婚納妾。商號還規定，探親分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個月。因此，從十一二歲入號，到六十歲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親。由於商人重利輕別離，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兒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說法。清代後期，清政府對旅蒙商限制較鬆弛，有些旅蒙商從業人員在經營商號所在地納妾、同居與嫖娼者日漸增多。光緒年間歸化城大盛魁商號有一掌櫃，年已60多歲，卻娶了一個16歲姑娘為妾。在他結婚時，有一對聯戲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壓在牡丹上」。在張家口、歸化城、庫倫、多倫諾爾等城鎮，旅蒙晉商上至掌櫃，下至伙計，嫖娼、包妓與蒙古婦女同居者已屢見不鮮。
看來，晉商為了謀利常年外出，給婚姻帶來不少問題。特別是經商致富後，婚姻由於財富的關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滿。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盡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E. 山西大院的山西大院文化

大院產生的歷史條件
寬松的政治經濟環境是山西大院出現的社會基礎，商人實力增強是山西大院產生的前提條件。明朝初期，朱元津出於掃清殘余勢力和鞏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為了解決駐邊軍隊餉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等九個軍事重鎮實行「開中」，商人以力役和實物向國家換取鹽引專賣權，控制鹽鐵資源的國家政權則視邊防軍情緩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輸糧。這一政策對相鄰九邊的省份特別有利，山西、陝西商幫就在「開中」實施之後，以臨近邊鎮的地利優勢，捷足先登，成為國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經濟服務於政治的體制為商人與政權的溝通搭起了橋梁。明中葉正德、嘉靖年間的一系列政策，對商人的發展十分有利。前期參與國家重大經濟活動如鹽商一類的商人。通過交結官府的活動，為其子弟爭得以郡縣學籍參加科考的權利。萬曆年間政府明令允許商家子弟參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為官的傳統習慣，商家子弟從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順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納制度為商人擴充政治資本提供了最佳選擇。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決定大規模削藩，為了彌補軍餉不足，頒布捐納政令，文職捐官始於此時。康熙本擬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後，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開再開，文職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員（正四品），武職可捐至把總（正七品）、千總（正六品）直至參將（正三品）。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更加頻繁，成為又一入仕途徑。富有的票號商人積極為自身和子孫捐官買爵，平遙蔚字票號首任總經理毛鴻翙，為家中從父親到玄孫五代共31人捐得「將軍」、「大夫」銜。大德通、大德恆票號財東祁縣喬家，喬景僖授花翎員外郎，喬景侃花翎四品貢生，喬景信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清初在張家口貿易發跡的山西介休范氏，因資助清兵有功，順治賜范氏張家口房地，康熙時范氏後人范毓（香奇）「以武舉授衛千總，以駝佐軍，擢守備，累遷直隸天津總兵（正二品）。」類似的富貴之家，山西並不鮮見。類似的捐官記錄舉不勝舉。捐得官職後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護，活動限制較從前減少，財富聚積更加便捷。捐得官銜之後，擴建宅第的限制減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闊大更氣派。房屋佩件裝飾上就能顯示官商和民商之別，如宅屋的脊獸通常都裝飾鴟吻，此物性喜遠眺，尊為房屋守護神，且古人認為鴟吻屬水性，安放屋頂避免火災。鴟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狀並不相同，太谷曹家、靈石王家、祁縣渠家都是張嘴脊獸，祁縣喬家則為閉口獸，對於商人，招財進寶多多益善，閉口脊獸有財不外露之含意；而對官商來說，做官理當為民說話，說話必得張口。商人都希望家族裡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職時就會對外界張揚，以示其既富且貴的得意。
山西商人實力增強是大院群落出現的直接原因。康熙南巡時曾經談到：「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經過三四百年的商業積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資財更加雄厚。晉紳劉大鵬在太谷私塾執教時記錄了當地的富庶繁華：「太谷為晉川第一富區也，大商大賈多基本於此間。城鎮村莊，亦多富室，放風俗奢侈為諸邑最。」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適遇冬標之期，故「今寓此，見夫街市之中，商旅往來，肩扛元寶，手握朱提（銀錠的代稱），如水之流，滔滔不斷。」作者有感於富戶被迫捐錢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戶甚多，五百萬金者一戶，百萬金者三四戶，數十萬金者數十戶，數萬金者則不計其數。」太原人劉大鵬的日記較杭州人徐珂的記載更詳細，從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實力更強一些。有雄厚財力作後盾且可以捐得官職的人，在家鄉大修宅第炫耀門庭不足為奇。關於漢族民間修宅建第的資料比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實力不斷增強的現實，無疑是大興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慶、道光幾朝，山西商人的資本如滾雪球般地膨脹，外出經商的人將大批白銀轉入山西，臨汾一地「方其盛時，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在恰克圖從事對外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乾隆年間從事對外貿易，子孫相承，歷經乾隆至宣統150多年。商業發展了，家宅也隨之擴建，世榮堂與世和堂兩處宅院就是常氏商業繁榮昌盛的證明，以至於清末車輞村形成了佔地200餘畝規模達到20多個院落1500多間房屋的常家一條街，蔚為壯觀。正是因為有雄厚的財力物力支持，才能夠修建如此宏偉的宅第。
大院的建築文化
建築表述了文字語言無法企及的文化內涵，是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層文化的集中體現。住宅是人類實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度、觀念和社會習俗的承載物，是歷史文化的依託形式。
清代對漢族民居建築的限制有所放鬆。確切地講，清初以來實行捐納後，積累了相當財富的富有者階層為清廷解除困難的同時，也為門已創造了更寬松的環境。商民捐得官職，便名正言順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擺排場。現存的山西大院，絕大多數是清中葉以來興建的。山西票號興起後，山西大院的規模上了一個新的檔次，同治年間平遙票號財東侯殿元修建廠7間7檁的豪華住宅兼商號，這樣的漢族民居清代以前是絕對不會出現的。建築超大規模的住宅群，被視作時皇權的挑戰，此後候某因其修建豪華宅第而獲罪。我們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過5間，然而居室主人卻在5間或3間的基地上，向高空發展，修建2層以上的廣廈，構成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道特別的人文景觀。晉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當規模的祁縣喬家、祁縣渠家、太谷曹家以及靈石王家4個大院，以及榆次車輞村未修復的常家一條街，正房都不超過5間，樓高2至4層不等，就是對這種建築制度的詮釋。而在偏僻的臨縣磧口西灣村這個昔日水陸物資匯集處的清代陳氏民居，在交通較為便利的陽泉官溝張家大院，這類依山建勢的城堡建築中，也充分體現了正房不得超過5間的建築規格。
山西大院佔地面積成千上萬平方米，院落建築如城堡般堅固、樓高院深，牆厚基寬，防禦性極強，有人歸納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外牆高，從宅院外面看，磚砌的不開窗戶的實牆有四五層樓那麼高，有很強的防禦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單坡頂，無論廂房還是正房，是樓房還是平房，雙坡頂不多。由於都採用單坡項，才使外牆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為東西窄、南北長的長方形，院門多開在東南角。現對外開放的幾個大院也僅僅是當年規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當年的宅院就占據了祁縣的半個縣城，規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總體布局，充滿了漢族民間吉慶祥和的氣氛，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嚮往之情。喬家大院布局為一個完整工正的雙「喜」字，歡悅祥和盡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將其姓氏和前輩對子孫加官晉爵的熱望寄託其中，以其內部相通之甬道呈顯「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則將多子、多福、多壽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壽」字形結構。中國傳統文化積淀無處不在。以靈石王家來說，將建築物布置成一個王字，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理論。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解釋「王』等時講：「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貴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王家姓氏與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謂是搶占天時地利人和之傑作了。有著經商傳統的祁縣人，在清代道光、咸豐年間，縣城及附近鎮子上就店鋪林立，布號、鹽在、錢庄、票號齊全，現城中還有40餘座多進院保存基本完好。這幾十座大院，整體上是清一色的灰磚牆，上部沿牆頂處常用磚頭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願望。
門是建築的入口關，也是建築的門臉，地位和意義不言自明。宅以門戶為冠帶是一句古老的俗語，大院的門文化內容尤為豐富。清代風水書《陽宅撮要》講：「大門者，合舍之外大門也，最為緊要，宜開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時，大門有意稍稍偏向東方，通常開在東南角上，漢族民間稱此為「搶陽」，陽光盡早照上門窗，表達了人對大自然的主動性。漢族民間歷來有高門出貴子的說法，為了福蔭子孫，喬家大院的宅門建得富麗堂皇，厚實高大。窯洞般厚重的宅門上端，石刻行書「古風」二字，筆力遒勁，功底不凡，蘊藏著院落的氣勢，飽含著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風的識見。琅環福地為傳說中的神仙洞府，據稱晉國張華游洞宮時，遇見一人，將其引至一處，只見大石中間，宮室嵯峨，別有天地，每室各陳奇書，張華觀其書，多漢代以前事情，聞所未聞。張華問其地名，回答「琅環福地」。張華出洞，大門自閉。喬家就有一塊「福種琅環」匾，此匾為當年山西巡撫丁寶銓所贈，在封疆大吏們的眼中，喬家寶物難以計數，當年的富有和氣派由此可見一斑。
門前設立泰山石敢當，是當時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築習俗。喬家大院的石敢當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寬9尺，青磚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鑲嵌2米長、40公分寬的石雕，上部雕刻虎頭，下部是蓮花寶座浮雕，中間刻「泰山石敢當」幾個大字。建築文化中。石敢當的影響非常廣泛。關於石敢當的來歷，漢族民間傳說大多與姜太公封神有關，姜子牙封神忘記了自己名姓，便自封為泰山石敢當。其他還有種種說法，然而都是取其鎮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門邊的青石或漢白玉柱礎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著獅子、神鹿、錦雞、青雲一類的圖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雲、祿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組抱鼓石，上圖是延年松鶴、亮節竹枝對稱，下圖有盙中壽桃、簋中蘋果，取平安長壽之諧音。盙、簋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時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舊有「盙簋不飾」之語，比喻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盙簋不飾』」。不飾即不整飭，後來人們彈劾官員貪贓枉法，多用「盙簋不飾」一詞。王家把盙簋禮器雕刻大院門口，意在告誡族中當官之人須清正廉潔，如此才會永保富貴榮華。
大院主人居處的台階最常見的為三級，蘊含著「連升三級」的吉祥語。下人或賬房先生居室門前，通常只有一兩級台階，表示主僕身份有別和尊卑貴賤等級高低。曹家大院主樓前，有5級甚至9級台階，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顯主人威嚴，又示身份高貴。當年日升昌的7間7檁宅，正房7開間，正廂房都為兩層樓，由3個院落組成，院落逐層抬高，在最裡面的正房屋頂上，還砌了照壁來提高正房高度，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見的一種建築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處走、一代更比一代強是人類永遠的追求。曹家三多堂為一條甬道分開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為多子、多福、多壽院排列，老人居東，主人居中，子孫居西，立意在福如東海和壽比南山，而且設計了西高東低的一條甬道，與水往低處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邁出大門必朝西行，如此就能體現人往高處走的設想，實現步步登高的願望。喬家大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最盡頭的正屋，還要上幾級。特別是山西這個多山之地，依山勢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風水讖語「前低後高，子孫英豪」的說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構思巧妙設計的雕梁畫棟間蘊藏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和審美情趣。從門窗到牌坊的各種石雕、磚雕、木雕藝術作品，承載了古老中國的傳統習俗，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見的是用磚、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蘊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雙獅護（方言「護」音同「福」）門、五福捧壽（福壽安康）、鳳戲牡丹（大富大責）、喜鵲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貴子臨門）、五子登科（光宗耀祖）、歲寒三友（松、竹、梅）、四獅護欄（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為樂器，白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諧音）、貓蝶鬧春（取耄耋之諧音）、漁樵耕讀、出將入相、梅蘭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顯示了設計者和工匠人的才華。和合二仙的雕刻，對當時以在外跑商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著特殊的意義。史書載：宋朝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穿綠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雲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和合之神後來分為二神，稱「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圓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順利之意，將傳說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門庭，可謂一舉兩得。尊迎「萬回」之神，恰恰說明山西商人旅外經商的不易和家人對頻繁遠足他鄉親人的祈盼之情。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見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門額上雕刻福祿壽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謂是沒有缺憾的人生。《尚書·洪範》載：世間有「五福：一曰壽，二日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五福常駐，主家安寧。於是借五隻編幅環繞壽字圖形，表達時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壽圖在歷代漢族寺廟、宮殿中也都被作為吉祥寓意的裝飾。在大院中常見的大幅壁雕如鹿鶴吉祥圖，隱寓著大院主人對高官厚祿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縣城的一處民居，門牆瓦當以壽字作圖，牆由元寶狀磚石壘成，瓦當間的凹陷處，以蝙蝠瓦銜接，既有便於房屋不積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裝飾的藝術效果，實則將福、祿（元寶牆）、壽三吉祥圖案融為一體。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裝飾，取丹鳳朝陽之意。祁縣渠家大院雕刻將1至9的數字，巧妙嵌人雕刻藝術品，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獅護欄（事事時時如意）、五福捧壽、鹿鶴同春、七巧迴文、八仙過海、八駿九獅，將大院裝點得生機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採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將漢族民間傳說的八仙所執寶葫蘆、鐵拐杖之類的神器嵌入長欄、門飾，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圖》，表現了士大夫追求快樂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釣魚渭水邊、諸葛亮躬耕南陽、嚴子陵退隱嚴瀨、陶淵明隱居桃花源一類的歷史故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釣魚、讀書、耕田是人生最大樂事，也是中國士大夫逃避現實時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築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圖雕。可以說，大院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承載體，大院的每一個建築構件都體現了實用與藝術的高度統一。
大院文化點滴集萃
山西地處內陸，近代西方文化對晉人思想的沖擊總體上並不大，因此清代中後期的山西大院主要體現了中國固有的道德和禮俗，如大院多為正偏結構，左右對稱，中庭開闊，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繼承弘揚傳統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講說仁義道德以及敬業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沒。然而封閉的大院文化無疑也產生了對人身的束縛，對思想的禁銅，從這個意義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極影響。
祁縣喬家大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命名為「在中堂」，將「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學含義和處世為人之道不言自明。喬家大院的百壽大照壁兩旁有一副對聯，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題：「損人慾以復無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標榜儒家「克己復禮」的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能。橫額為「履和」，古有「履仁」，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聖人看來，「剛、毅、木、訥近仁」，「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質朴寡言是歷代封建聖人標榜的美德，並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儉德」、「慎言語」、「仁周義溥」一類的匾額，將德行與做官行商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也是大院的一個文化特色。
儒賈相通、義利相通觀在清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有學者認為，「喬氏家族經營商業成功的原因，就像喬家大院的建築一樣，可以從內部與外部兩方面去了解。先從喬氏家族本身來說，他們經過200年的發展，始終維持興盛，其家族的倫理規范與教養精神值得探究。喬氏家族發跡之初，以勤、儉、誠、義起家，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過好幾個世紀仍能維持其家風，這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雖說是住在方磚墁地、樑柱滾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將表現高風亮節、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門楹上。在那個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國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無肉，居不可無竹」，就是那個時代士大夫的自我標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藉助竹的高風亮節，勉勵自己實現「年年高」、「節節高」的人生目標。類似的文化還有許多，如「慎儉德」、「居之安」、「淳風」、「靜觀」、「洞達」、「詒多福」等等警言匾額，都顯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與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磚、石、木等材料精心製作題寫，既有裝飾門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同時還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這類門聯、楹聯、匾額在大院文化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傳封建禮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縣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著修身養性的警言佳句，如樂天倫、德星朗耀、學吃虧、善為寶、慎儉德、慎言語、輯熙軒、讀書樂、觀光第、稍可軒、載籍之光、福祿爾康等等。晉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門楣上則留下了余慶、敦倫、循規、坦盪之類的字樣。這其中既有做人處事的要訣，又有讀書修身的提示。可以說，大院的一石一雕滲透了漢族傳統文化的精髓。
門匾和楹聯是富貴人家標榜文人風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將吉語刻在門端，張顯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靈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溫文爾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暉、整暇字樣，與主人的身份學識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個月洞垂花門，門的構思巧妙精緻，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襯托出錯落有致虛實相間的視覺藝術效果，門楣刻有「規圓矩方」四字，既表現出濃厚的文化氣息，又在告誡後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規。平遙城關鎮上，也有一處凝瑞宅，表達了時人對瑞氣盈門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登高遠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築，遠近幾十里地方盡收眼底，心胸頓時開闊。喬家、渠家大院也都有專供遠眺的制高點。在喬家大院被稱作明樓的二樓主樓上，掛著一塊「光前裕後」的牌匾，同樣內容的門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築中也盡占風光。將這四個字掛在喬家最顯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後人時時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後代。特別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斗山天」，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種吉祥釋語：從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含義囊括其中，象徵事業蒸蒸日上興旺發達；如果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斗」，方言諧音便是添三斗，作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達出了主人企盼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心願；再換一種解釋，將斗讀作去聲時，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戰天斗地的豪邁氣概了。這是一種寓意深遠的文字游戲，飽含了當時富足之家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追求。

F. 誰有關於晉商大院文化的資料啊..詳細點的...很急啊...追加100分!!!!!

晉商大院
曾經創造過輝煌商業成就的明清晉商早已離我們遠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著述的不斷問世，才使得今天的山西人了解到先輩的業績，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通俗淺顯地將晉商介紹給了全國的讀者。如今，山西晉中被一些業內人士稱為晉商文化旅遊區，因為那裡是晉商的起源地，更重要的是，當地集中著五座深邃富麗的晉商大院。這幾處晉商大院不僅將民居建築文化發揮到極致，體現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華，同時，它也是晉商五百年興衰史的見證，大院里一磚一瓦、每個細節局部都有晉商文化交織其中。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城的何家大院、陽泉官溝張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後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並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於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氵光）村的曹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

喬家大院早在1985年就闢建為民俗博物館，是最早修復開放的一座晉商大院，更因為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而蜚聲海內外，幾乎成為晉商大院的代名詞，甚至連許多從未到過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宮，民宅看喬家。」專家們稱：喬家大院充分體現了我國清代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是一座無與倫比的藝術寶庫，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盪口外的小伙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喬家大院歷經三次大規模興建、擴建始成今日格局，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六十餘年。喬家大院佔地8724平方米，建築面積3870平方米，分為六個大院，內套20個小院，共313間房屋，整個大院的布局為雙喜字造型，又稱在中堂。

喬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臨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磚牆封閉。大院內，以一條80米長的甬道分隔，甬道盡頭是喬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個大院，北面三個大院，從東往西，依次為老院、西北院、書房院，南面依次為東南院、西南院、新院。

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是在民國十年，由喬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並改建了西北院。喬映霞為喬致庸長孫，人稱成義財主。喬映霞思想進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視劇和傳統思維的影響，人們往往以為這座古樸宅院里的少爺小姐們身穿著傳統綉衣玩著古老的游戲，而事實上，到喬映霞掌家的時候，喬家子弟們已經穿著西式服裝打開網球了。正因為如此，喬家大院的最後一次擴建，體現出「中學為休，西學為用」的色彩。新院的風格不變，但窗戶全部換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裝飾，屋檐下的真金彩繪，也在原來的「麻姑獻壽」、「滿床笏」等傳統創作內容中，加入了鐵道、火車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風格裝修了客廳，增設了浴室和西式廁所。

日本侵略軍佔領祁縣後，喬氏家族遠走避難，喬家大院則通過與教會的關系，掛上義大利國旗躲過了日軍的侵擾。解放後，喬家大院先後被機關、部隊、學校佔用。文革期間，一些革命幹部曾經准備「拆院建校」，並且拆掉了幾間過廳和廂房，所幸沒有造成更大的破壞。1986年，喬家大院辟為民俗博物館。

喬家大院內，除了明清傢俱外，還收藏著「犀牛望月鏡」、「九龍宮燈」、「萬人球」等喬家珍品。此外，有四塊牌匾頗為引人注目，它們是李鴻章親自書寫的「仁周義溥」、山西巡撫丁寶銓受慈禧太後面諭贈送的「福種琅環」、民國十六年祁縣昌源河東三十六村送給喬映奎的「身備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書的「丹楓閣」匾額。

1990年，張藝謀籌拍《大紅燈籠籠高高掛》時，為尋找一處合適的外景地而跑遍大江南北，其中包括四川劉文彩庄園、閻錫山故居等，均不如意，在朋友的推薦下，他來到了喬家大院，才發現這里與劇情珠聯璧合，說不清劇本為大院而寫，還是大院為電影而建。與劇情不同的是，喬氏家族的門風極為嚴謹，嚴令禁止納妾、賭博、酗酒，為此，劇組在開拍前，專門舉行儀式，焚香祈求拍攝順利。電影拍攝完畢後，劇組留下了數百個紅燈籠，懸掛紅燈籠，從此成為喬家大院以及其它晉商大院最重要的裝飾。而事實上，山西民間傳統上並不懸掛劇組製作的長型燈籠，而是懸掛圓型燈籠。如今，喬家大院還專門開辟出一個陳列室，展示該片劇照和部分道具。

前一段時間看到報紙介紹，才知道章子怡的母親也是喬氏家族的外孫女，章子怡前往台灣期間，還曾與喬家在台後人認親。

祁縣是山西為數不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明清之際更是經濟繁榮，富商雲集。祁縣古城以其嚴謹、周密的布局設計而聞名，以十字口為中心，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垂直交叉，28條街巷與之縱橫貫通，無數富麗恢宏的民居散布期間，僅列入開發規劃的就有四大院、八中院、十六小院。渠家大院，就坐落在祁縣東大街33號。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采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沖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佔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目前開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為田喜財主渠源潮的住宅，佔地面積五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三千餘平方米。

渠家大院為全國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內分8個大院、19個小院、240間房屋，大院內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戲台與戲園。渠家大院目前被開辟為晉商文化博物館，以七大系列28個展室向遊客系統全面的介紹了晉商的發展與衰落歷史。

G. 分析論述晉商的文化精神

解讀晉商精神
一個甲子前倨後恭
晉商曾經的輝煌讓一個甲子以來總是在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後恭的山西人可以說一句：咱祖上也闊過，而且那還不是一般的闊啊，是橫穿明清兩個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歐亞美非數大洲的商幫之首富呢！
之所以說是前倨後恭，也確有原因。
先看前之倨：
首則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國家計劃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國的60年歷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較之全國其他地方，是具有獨特優勢的，當今人們的理念是哪裡有資源，哪裡就有話語權，可這是當今的理念，那個時代是計劃經濟，資源給山西帶來的是大投資，但利潤並沒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計劃經濟」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氣，可惜，那近30年中計劃幾乎天天伴著沒完沒了的政經運動和上下左右的社會折騰，療養至今也未必結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還是建成了重型機械、鋼鐵、軍工、鐵路機車、化工、水泥、電力的倚重型的工業格局，城市的居民確是「被分配」就業相對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則山西的農村雖然一如其他地方貧窮，但其地理緯度適中，自然條件雖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卻較之動輒水蟲雹凍的難以預見尚未到更壞，加之山西歷史上即人文積淀深厚，儒釋道薈萃，尤其兩千年的崇公（關公）尚義和佛教文化的影響，整體上民風淳樸，注重親緣關系，相對暴戾之氣較少，人際合作的基礎較好，出現大寨這樣的農村榜樣還真不是偶然。
再看後之恭：
這個甲子的後30年，山西先是慣性地被罩在了從前中央政府五年計劃的投資陰影下走不出來，但漸漸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發現這個真是不大靈光了，山西廉價出賣的是自己腳底下優質的資源，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定價話語權和資源補償費用，更重要的是舊的設備無法得到更新升級，體制轉型中許多既有的規范難以適應新的關系的調整，在種種追求急切改變困境的浮躁心緒支配下，不規范的運作、不安全的開采不僅導致礦難不斷，竟使山西政界官場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裡安放」？【注2】山西的民眾包括那些「煤老闆」也同樣惶惶然擺脫不了資源的夢魘。制度轉型中的種種欠缺，使山西的財富分配畸形，不僅貧富嚴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們的精神涵養和修行。
他們成了發山西煤財、炒北京別墅、飈越野悍馬的暴發戶。
三晉大地上空漂浮的懸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時間，竟然把晉商五百年的歷史的輝煌遮蔽得如此嚴密？（圖片說明：山西靈石晉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
躬身探究晉商精神
隨著這後30年的恭（躬）下身來近距離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帳，跨越狹隘的階級斗爭意識形態藩籬，不斷有學者探究著晉商的種種足跡事跡事業視野。
雖然躬身有些許被迫之意。在改革開放初期，即有日本學者對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動了在山西的金融經濟史學者【注3】。建築學家阮儀三先生鏟下救出平遙古城，否則，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個真實可觸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後來一些影響巨大的影視文學作品卻恰恰曲解了真實的晉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當然用不著苛求文學、小說。有如在相當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教育告訴我們一些極抽象又被濫用的「價值判斷標准」：凡是富人的財富都是剝削而來，甚至是靠「半夜雞叫」般的荒唐，劉文彩、南霸天之類的殘暴獲得的，其謬音流布，雖於今尚有餘韻，但因其弄公權以欺世人的太過拙劣，在殘存的晉商史料記載面前，已成為令人寬容大度啞然失笑的證偽例證。
那些浩如煙海的林林總總的史料里發掘到的晉商共有的品質靈魂有哪些？盡管見仁見智，但晉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簡入繁地來概括：
義——即崇尚正義，以義制利，義乃正當正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晉商制度中的從不強迫他人清欠、但底線即商務絕交，僅此而已，並不斷人其他生路，這雖是沒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權力維護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時代的這種以自己承擔「無限責任」風險的商人，可以當得起義薄雲天了。古代羅馬法庭前的正義女神鵰像背後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為了正義哪怕天崩地裂！」新舊文明尚相益，東西義理本自同。價值的普世性就在於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樣可以讀懂義為何物？
誠信——即古往今來海內境外太陽底下最不新鮮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論其習慣還是成文）「帝王原則」。如果說義是做人的底線，誠信則是商人的底線操守，這其實並不需要多少聰明智慧去判斷，在熟人社會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晉商在漫長的歲月中，在不斷開辟著新的商業道路，五百多年的歷程中保留這樣的鐵律，並使之成為桑梓地經商處世代接替的社會遺傳密碼，以至於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國度至今都以晉商售茶作為誠信的化身和代表。家傳的口述的書載的史記的不可枚舉。謹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晉商的誠信是味良葯，日久見真心，由此而來。
重商業——以商為業，重商立業，襟懷坦盪，對外圓融稱作儒商（此處儒字泛化為讀書修文之意，並非僅僅屬於某流派學說），對內直接純粹，就是以商為本業，為職業，為事業，沒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矯飾。這也是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挑戰，諸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士農工商階層的排序，他們不在意，倒是影響巨大的電視劇《喬家大院》里隱隱約約摻進去些不大純粹的官本位和讀書做官理想。其實晉商真是把皇權社會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視作末流的商事活動，演繹得風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後的人們看得感慨唏噓嘆為觀止！
勤儉律己——艱苦奮斗、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克勤克儉，律己以嚴、寬以待人等等，幾乎是所有興盛數代的晉商的家訓店規章程中的題中必有之義。無須四處搜尋翻檢，隨便打開一本晉商史料，都能找到這類大同小異的「章程」「規范」。「齊家務要嚴肅應事務要和緩」「居室務要兼用知過務要即改」【注4】至於什麼賭錢嫖妓、納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當然規定是規定，但違反者總是存在，甚至很嚴重的，但規則的制定就是被違反的，否則規則即失去了規范定則之義。所有的規范可能都意味著不容易做到，明清晉商的身體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認。奠定了在皇權專制社會下不啻最高道德群體——官宦大夫科舉士人。故而才有所謂雍正皇帝之嘆：山右之人一等者經商，次者力農，再次者方去讀書。
鄉緣和為貴——所謂鄉緣地緣是晉商規模拓展的規則。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為山西翼城人經營，鮮魚口往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注5】和為貴本就是儒家和諧文本的基礎，也是經商之人崇奉和氣生財、互利多贏，不然則商戰不斷、內訌紛起、煞星戾氣、不剩贏家。
但是，有原則的和方為尊貴。晉商普遍的用人原則為「用鄉避親」，有人譴責這種用人方法的封閉性。其實第一，在社會生活節奏相對遲緩的農耕皇權社會下，公共服務保障匱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用具有鄉（地）緣的熟人，對自己的商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監督成本，對本鄉而言正是惠及鄉里的根本舉措。
第二，用鄉而避親（如通常不用少爺、姑爺和舅爺）既避免了最常見的角色沖突，又能更大限度地發揮職業經理人（掌櫃）的積極作用。這較之現代企業的人際管理並不遜色。
第三，這種由鄉緣地緣關系締結的互助合作模式，擔綱了皇權社會下基層社會公共產品匱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晉商能在五百年間和諧發展不斷壯大的重要原因。這種運作不獨晉商，其他商幫也多少都是實行類似的社區關懷，包括兒童的教育、失去勞動力的鰥寡孤獨的「五保」，只可惜未能發展出現代西方家族企業的托拉斯（Trusts，即信託基金），或假以時日有所鏡鑒，尚可期待？
第四，晉商和諧發展的物質和制度基礎是其著名的學徒年資身股分紅制，更是西方上世紀30年代之後方出現的「人民資本主義」和現代的職業經理人期權激勵機制的古代中國版。仔細觀察晉商的制度，發掘其精神，更能體味出那種千年易過而人性難變的普世滄桑。
第五，晉商和諧發展的精神基礎集中體現於崇公好義。其外化形式即關羽崇拜。關羽也起到了類似宗教那樣的精神凝聚力圖騰偶像的作用。時至今日，海外許多華人的商鋪、店堂、甚至辦公室都供奉關羽像，不時頂禮膜拜。對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義制利，取財有道，謹記在心……雖並不一定有法律強制力，但日久成習慣，動輒就大喝：此是否不義之財？晉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這樣點點滴滴滲進經商人的頭腦之中，逐步內化成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內地這樣子的擺設開始是「港化」的時尚而已，是否也會由外而內，水滴石穿滲進心中，百年風塵洗滌干凈，需要時日。
這是我理解的晉商精神，她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自洽體系。
這真是：五百年經商義制利 一世紀動盪戾毀德

H. 山西大院文化的特色

先後開放的這四處晉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輝映：
喬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築，院牆高大如城牆，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聲聞方圓十餘里。布局講究方正和穩定，整座大院結構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築形式上十分講究。罕見的五進式穿堂院、石雕欄桿院、十一踩木製牌樓和包廂式戲台院號稱「四絕」。光是看屋頂的形制就極豐富，歇山頂、懸山頂、硬山頂、卷棚頂各不相同。院與院之間均有牌樓相隔，隨處可見的匾額楹聯透露出些許書香之氣。
曹家大院充滿富貴氣度，整體結構是篆書的「壽」字形。主體「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壽之意，由三座四層的堂樓組成，樓頂還分別建有亭台，這在以平房為主的北方地區漢族民居中顯得尤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遠望是海拔2000米的綿山山脈，近處有小河流淌；前後院落每一進都上一高度，極具層次感。院內俯仰可見的磚、木、石雕刻異常精美，建築構建無不精雕細刻，每個門墩、石礎都堪稱藝術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紅門堡建築群氣勢宏偉，不日即可向遊人開放。這些宅院被稱贊「匯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從中足可領略漢族傳統民居建築的精妙。
倫理學、民俗學的縮影在建築中無處不在。大院封閉的整體結構，主次分明、內外有別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識形態的禮制、等級、綱常中找到對應。大院里也有民俗風情的盡情展示：寓意富貴吉祥的裝飾圖案花樣層出不窮，包涵儒家教化內容的傳說故事場景無處不在。 晉商文化交織其中 從地圖上不難發現，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於晉中盆地。
山西地處中原與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物資交換的要沖，加之晉中南地狹人稠，外出經商謀生自然成了許多人的選擇；勤儉、誠信、團結的作風，嚴密、科學的經營管理制度體系，一步步將晉商的事業推向高峰。晉商極少舉家遷移至他鄉，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經營，留家眷在原籍，講究的是「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於是便有了那麼多奇跡一般的大院，它們的豪華氣派是晉商實力最好的證明。也有人從大院高牆深宅的建築形制中看出了晉商的保守自閉、墨守成規。實際上，營造豪宅的行為本身就是一處致命傷：晉商資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於商業資本向近代資本發展。盡管有著讓今人也贊嘆不已的經營思想、管理體制，但明清晉商終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紛亂的時代，衰落不可避免。

I. 晉商文化主要有哪些內容

晉商文化主要可分為三種精神。

1、群體精神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系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了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系，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2、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盡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

3、進取精神

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傭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

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9)如何發揚晉商大院的文化論文擴展閱讀：

獨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築，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獨特風格。如襄汾縣的丁村民居、祁縣的喬家堡和渠家大院、靈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大院。

晉商家族由於歷史與社會種種原因，其家族呈現出不同的風姿。從興盛時間來看，盡管明清晉商稱雄商界五個多世紀，但從家族個例來看，興盛時間一般不超過二三百年。從地區來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關晉商家族個例的詳細情況，請參閱太原道晉商文化之晉商名門。

J. 如何繼承發揚山西大院文化

晉商留下了豐富的別具特色的民居建築，山西的豪宅大院，建築雄偉，精雕細刻，匠心獨具，稱得上北方地區民居建築藝苑中的一顆顆璀璨明珠。以線上+線下模式，建築+互聯網+文化，傳承與發揚建築文化，把傳統優良文化植入到建築材料中，讓建築從源頭上有文化，將中華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精髓與現代科學技術古今結合、中西融合，應用於現代建築行業，倡導將優良的傳統文化走入大眾的衣食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