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是哪個省

⑴ 陶寺遺址是什麼朝代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近年來在對於陶寺遺址的發掘中，結合了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在內的年代學探討，進一步判斷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1]。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的邊緣和方國時代。
除陶寺類型的遺存外，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⑵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是否印證是堯的都城

坐落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的陶寺遺址，總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是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都邑遺址。
從2002年起，經過十餘年考古工作，陶寺文化遺址發掘總面積約8000平方米，基本確定了 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宮城、早期外城(下層貴族居住區)、至少280萬平方米以上的中期外郭城、中期小城、中期宮殿夯土基址、集郊天祭日與觀象授時於一身觀象 祭祀台、祭地禮制建築、中期王族墓地、王權控制的獨立倉儲區、工官管理手工業作坊區以及調查判定了普通居民區，使學界認識到陶寺遺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區 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社會已進入到邦國形態。銅齒輪形器、盆口沿、環、蟾蜍等紅銅鑄造器外加上個世紀發掘的銅鈴，構成了 中國最早的銅禮器群。
此外，陶寺觀象台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觀象台觀測日出地平歷以20個節令，成為世界最早的最為縝密太陽 歷。陶寺遺址精神文化中展現出的列鉞王權象徵、和合政治理念、文德思想、中正天下觀、禮制思想、天文歷法作為王權軟實力的思想以及漢字載體等，對後世中國 王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陶寺文化開創的都城模式、宮室制度、禮樂制度、都城官營手工業制度等，也成為後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幹。「由此足見，陶寺遺址 及陶寺文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核心的主要源頭。」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 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這一點是目前任何其他遺址所難以企及的。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 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業已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⑶ 陶寺遺址的介紹

陶寺遺址1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2，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陶寺遺址對復原中國古代階級、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34。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與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台、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區等。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陶寺遺址就是帝堯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這樣評價：「陶寺文化不僅達到了比紅山文化後期社會更高一階段的『方國』時代，而且確立了在當時諸方國中的中心地位，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1根據發掘的成果來看，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少數貴族大量聚斂財富，形成特權階層，走到了邦國時代的邊緣5和方國時代。除陶寺類型的遺存外，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陶寺遺址的發現，對於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6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3。

⑷ 山西省的

山西簡稱晉，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300萬。她東依太行，西憑黃河，南接中原，北通大漠。地質、地貌、水文、氣候等條件的復雜多變，為她造就了許多
雄偉壯觀、引人入勝的名山大川，溶洞怪石、清泉湖泊、急流瀑布、珍貴生物等自然景觀錯落其間。既有太行峽谷之險峻，又有壺口瀑布之雄奇；既有北嶽恆山之偉岸，又有涓涓蟒河之清秀。巍巍呂梁山，滔滔黃河水，人說山西好風光，名山大川盡秀麗。

山西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大量的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表明，早在180萬年前，我們人類的祖先就已經開始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相傳，華夏民族的始祖女媧、黃帝、炎帝曾在山西南部一帶活動，在那裡至今仍流傳著許多有關他們的美好傳說，相沿有他們活動的遺跡。1978年因首先在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發現而得名的陶寺文化，以其豐富的依存、深刻的內涵，向世人生動地再現了華夏族的形成和文明的產生。陶寺文化距今4 500－4 000年，它的分布面積約2 500平方公里，北抵霍太山，南到峨嵋嶺，東達太岳山，西至黃河，基本以山西晉南臨汾盆地為限。已發現的遺址有百餘處，從400萬平方米到百萬平方米不等。遺址中發現的眾多聚落遺存表明：當時在生產力獲得發展的前提下，作為進入文明的基本要素，如社會分工、私有制和階級、禮樂制度和王權、早期的都邑國家等都已具備。更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所呈現的社會形態、地望和年代，與古史典籍中關於堯、舜、禹的記載正相吻合，這就為我們探索華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實物依據和典型例證，充分說明了山西晉南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是中國文明起源的「直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史記》中的記載明確了山西在這一時期的中心地位，華夏圖騰中國龍在這里略具雛形，最早的「中國」也出現在這里。

夏、周時期，山西一直是華夏族的主要活動區域。「春秋稱霸晉為先，戰國七雄有其三」。晉文公所締造的霸業綿延長達150多年，是春秋各國中稱霸時間最長的。先進的生產力、先進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使得晉國成為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之一，而晉侯墓地也成為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有力證據。漢唐以降，北魏定都平城，李唐肇興太原，山西是連接中原和北方各民族的咽喉要塞，也是傳輸各民族極具魅力的燦爛文化的通道，從而成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宋元時期，山西又成為中華戲曲的搖籃，繁盛於晉南的民間雜劇豐富了中華戲曲寶庫，保存至今的古戲台成為歷史的見證。明清以「晉商」代表的山西貿易經濟非常發達，「山西票號」譽滿全國，這是中國銀行業的早期雛形，其業務遠涉全國大多數地區和歐亞許多國家，盛極一時。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山西是全國重要的革命根據地之一，留下了大量革命文物和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山西人傑地靈，代有英才，涌現出許多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他們的名字彪炳史冊，名傳千秋。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給山西留下了非常豐富厚重的文化資源。全省已經查明的舊石器時期文化遺址近400處，而舊石器早期遺址就有150多處，位居全國之首。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1 000多處，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時期文化的中心區域。全省現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19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51處，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 600處。宋、遼以前的木構建築105處，佔全國同期同類建築總數的70%以上。全省現存古建築18 118處，是全國最多的省份。以廟、寺、塔、城、石窟、遺址、古代壁畫、彩塑、石雕等為代表的山西文物，底蘊厚實，品質超群，在全國古代文物中佔有很大的比例，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山西是國內現存唐代以來彩塑最多的省份，共有12 712尊：現存高品質的漢唐至明清寺觀和墓葬壁畫24 000平方米，北魏至明清石窟寺300多處。山西是現存長城朝代跨度最大的省份，戰國至清代十個朝代長城共2 500多公里，其中東魏、北齊、隋、宋四朝長城為山西獨有。山西是中華戲曲的搖籃，現存古戲台2 888座，其中元代戲台和元代戲曲壁畫全國獨有。山西現存文物大多是人文遺跡，有著深邃的文化內涵，從大同北魏開鑿的雲崗石窟、應縣遼代木塔、佛教勝地五台山、太原晉祠古典園林、榆次常家莊園、祁縣喬家大院、平遙商業古城到洪洞古大槐樹、平陽故都堯廟、襄汾丁村文化、運城解州關帝廟、芮城永樂三清宮等，處處都是歷史悠久、建築宏偉、藝術精湛、文化深邃，構成了「華夏文明看山西」的歷史長廊與多彩畫卷。

不少的山西人，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歷史的進程，留下了深深的足跡。遠古時期，黃帝、炎帝等部落領袖就曾在山西南部活動，當地至今仍流傳著許多有關他們的傳說：炎黃大戰蚩尤、黃帝掃土設壇、炎帝教稼、嫘祖養蠶……而他們的傳人堯、舜、禹則更以晉南為創業基地，築宮室、建國都、耕歷山、治龍門……，鑄就了中華遠古文明的輝煌。春秋戰國時期，三晉大地，風雲際會，英雄並起，智者如雲。晉文公決戰城濮，稱霸中原；卜子夏設學西河，薈萃文傑；韓非綜匯法家，荀況援儒入法，氣壯山河，影響深遠。及至漢魏，三晉雄風，一脈相傳。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捍衛邊疆安定；霍光輔佐四朝，維系社稷安危；關雲長誠信忠義，高山仰止；郭林宗游學關洛，世人景行。拓跋珪開創北魏基業，孝文帝加速漢化進程，結束北方經年歷久的分裂與戰亂，促進少數民族和漢族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盛唐時期，山西作為唐王朝興起之地和軍事重鎮，對維護唐朝繁榮舉足輕重。文人雅士，紛紜而至，吟哦之間，佳篇竟出，「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之渙、王維、白居易、溫庭筠……多少才子，竟列文學堂奧。宋元以往，山西既為民族融合之陣地，更為北方文化之中心。司馬光、元好問，縱橫自有凌雲筆，關漢卿、鄭光祖，舞台盡書人間事。崛起於山西南部的雜劇漸次成熟，蔚為大觀。明清時期，傅青主孤傲執著，文學、書法俱可稱道，於成龍天下廉吏，羅城、直隸皆有美名。晉商足跡，遍及東西邊塞，錢庄票號，遠設南北通衢，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⑸ 最早的中國是二里頭遺址還是陶寺遺址有何證據

《最早的中國》其實是一部書的名字，這本書的作者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考古學家許宏，所謂最早的中國其實指的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同時也是中國歷史進入文明的開始。

眾所周知，中國有大量的史書記載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的朝代是夏朝，比如說《史記》，是從《五帝本紀》開始記載的，甚至比夏朝還要早幾百年，但由於是文獻的記載，缺乏考古證據的支持，自從20世紀初被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學者懷疑以來，直到現在，仍然有部分學者懷疑夏朝的存在。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國外的考古學傳入中國，國內開始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由於國內文物古跡眾多，所以考古學的發展突飛猛進，以考古方式發掘了數不清的遺址，對於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不是夏朝，一直都有爭議，而作為中國第一個朝代的都城，到底是二里頭遺址還是陶寺遺址，其實也有過爭議。

認定誰才是「最早的中國」是從考古的角度來進行的，因此比較二里頭與陶寺也是從考古來進行研究的，下面分別以五個角度來比較兩者的區別：

一、存在的年代比較

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位於黃河以南，根據其文化特性，二里頭被分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為了准確檢測二里頭遺址存在的時間，根據商夏周斷代工程的學術課題，在1984~1991年期間先後對四期遺址中的9個樣本進行了碳14測年檢測，得到的數據如下：

陶寺遺址也有對外擴張風格的能力，比如在山東大汶口遺址能找到少數陶寺風格的陶器，還能在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的後紅山文化找到，並且數量還不多，地域也不及二里頭更遠，擴張能力明顯不如二里頭，說明陶寺的統治者不如二里頭強勢。

另外，陶寺和二里頭遺址同時存在了200多年，在這之後，陶寺開始衰弱了，而二里頭恰恰開始強大起來，這也能說明二里頭的崛起與陶寺的衰弱存在某種聯系，這是從考古文化上來叛亂遺址的興衰。

許宏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所知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同時還有這樣的描述：

以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最早的「中國」這一文明實體，顯現出東亞大陸人類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兩大特質。這兩大特質，可以用一點一面來概括，一點，是指其都邑中心的龐大化與復雜化，堪稱「華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圍的文化輻射，形成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最早的強勢「核心文化」。

因此，從考古角度來說，二里頭文化及遺址才是最早的中國，而陶寺遺址是比二里頭遺址更早的龍山文化之一，或者說陶寺正處於「最早的中國」的萌芽階段。

⑹ 唐堯古國的陶寺文化到底為什麼會消失不見呢

位於山西省的崇山，又名塔兒山，海拔1493米，南北延綿伸展10多公里，數千年來她似一位“母親”張開雙臂守候著腳下這片文明的土地。公元前2300至1900年，使用扁壺、肥足鬲的一群人生活在這里，他們不斷發展壯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這些文化的基因，甚至傳承影響至今。

在陶寺遺址宮殿區核心建築群的東南部發現了很多是石窯群，這些石窯群專家稱不可能是普通的手工作坊也不可能是制石灰的窯群，專家認為這些群窯的功能應該和宮殿區的宮廷生活有關系。

在中國通史中，將最初的中國的概念與陶寺文化事情形成的，夏商周所創造的這種傳統模式和政治制度是從陶寺文化所繼承和發展而來，主源來自於陶寺文化。

⑺ 陶寺遺址的文化地位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斷發展積累和匯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認為國家的形成作為文明階段的標志。對於國家的形成標志，一些學者提出其標志應當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禮儀性建築以及青銅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發現的遺存之後，可以發現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遺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國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禮樂典章制度的發達也應當肇始於陶寺文化。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陶寺遺址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在陶寺遺址時期中國就已經進入文明階段，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⑻ 山西襄汾的陶寺是哪個朝代的遺址

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的遺存。位於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東西約2000米，南北約1500米，面積280萬平方米。是中原地區龍山文化遺址中規模最大的一處之一。經過研究，確立了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陶寺類型;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類遺址在晉西南汾河下游和澮河流域已發現70餘處。

山西陶寺遺址群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國」。而之所以確定該遺址為最早的「中國」，是因為在考古項目中「圭尺」的出現，來確立了地中的標志，由此證明該遺址是中國最早的邦國——「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⑼ 「唐堯帝都」可能為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嗎

不是很明確，估計在今河南山西一帶。
2004年6月28日，記者從省考古研究所獲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專家一致認定：近4年來，在襄汾陶寺遺址連續發掘出土的陶寺早、中期城址，宮殿區核心建築，大墓出土的精美玉器、彩繪陶器等72件套隨葬品，及以觀天授時為主並兼有祭祀功能的觀象台，通過進一步考證，證實襄汾陶寺遺址極可能為4000多年前堯時代的「唐堯帝都」。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陶寺墓地的發現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陶寺文化族屬問題的討論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1984年，王文清先生首先提出了陶寺文化「很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觀點。1999年秋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聯合組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連續4年8個季度的發掘。截至目前，累計發掘近3000平方米，鑽探500000平方米。發掘出土的陶寺城址平面呈圓角長方形，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組成，已考證中期的祭祀觀象區與墓葬區就在中期小城中。觀象台位於中期小城內祭祀區，總面積大約在1400平方米左右。目前清理的觀象台遺跡共為四個層面，遺跡壓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層之下，由此推斷，應以觀象授時功能為核心、兼有觀象功能的復合建築。宮殿區位於早期小城的中南部，其三面有圍壕，一面緊南牆，面積約50000平方米。從宮殿核心建築區北入口遺跡的發掘，進一步證實陶寺城址內早、中期宮殿區奢華建築的存在。

據省考古所有關專家介紹，通過4年的考古發掘工作，確立了規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與城垣相匹配的貴族大墓。這些發現從聚落形態、社會形態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證實了陶寺遺址極可能為「唐堯帝都」。陶寺遺址不僅確證了5000年中華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續性，而且為我們托出了一個清晰可鑒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廣泛認識價值的堯及堯的時代，並以其自身長久積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000多年前的人文社會景觀突現眼前。

⑽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陶寺遺址及陶寺文化意味著什麼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遺址面積300萬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對陶寺遺址做了大規模發掘，獲得陶器、石器、禮樂器、裝飾品等數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開陶寺遺址的神秘面紗。

1999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被納入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經過37年來兩大階段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已經能夠提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系列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與文獻記載的堯都有相當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長李培林說，陶寺遺址的一系列新發現證明，黃河中游地區在堯時期業已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指出，陶寺遺址是中原地區最早進入王國階段的代表性遺址。但他同時認為，還有很多問題，比如陶寺文化的源頭、滅亡的原因等，尚待進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長白雲翔說，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現階段考古成果，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陶寺遺址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