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文化上被漢化了
1.東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融合,當時的北朝都是被漢化的。(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2.南宋時期。契丹、金都是仿效宋制的被漢化了。3.元朝是唯一入住中原沒有被漢化的。(胡虜百年運)4.清朝。是最後完全漢化的!
2. 元朝對漢文化接受到什麼程度
元朝的歷史,如從廣義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從狹義上算,則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漢地,改行漢法,建元中統,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為大一統王朝,它的壽命並不長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國古代許多大一統王朝都是在內憂外患交織的情況下走向滅亡的,而元朝則有所不同。終元一代,基本沒有強大的外患,只在前期與西北察合台、窩闊台兩汗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戰爭,到元朝中期戰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於內憂。由於內部治理不善,使得這樣一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過早地崩潰了。內部治理的問題究竟何在呢?我們過去習慣於用「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危機深重」之類理由解釋一個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這類理由適用於任何朝代,無助於顯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確,也只是表層的闡釋。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就必須深入到各朝代的歷史事實中探究其衰亡的具體緣故。對於元朝,恐怕需要從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說,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於統治集團與被統治地區的文化差異未能彌合。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相對於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
元朝漢化的遲滯,是一個很復雜、值得探討的題目。它有多種表現,其中的一些史學界已作過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視政策的推行等等。此處想首先就統治集團的文化素質這一側面來說。在元朝,以皇帝為代表的蒙古貴族接受漢文化十分緩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對漢族地區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較隔膜。這應當是漢化遲滯的一項主要內容。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廣修帝師殿,祭祀第一任帝師八思巴,其規模製度超出孔廟。相形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認為後者「不識事機」 ,與其漸漸疏遠。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稱「李先生(按指其師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省書中何義,西番僧教我佛經,我一夕便曉」 。元朝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體政治環境制約,都未能有很大作為。就整個朝廷而言,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
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制「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再以當地文字(漢文、畏兀兒文等)附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么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這種情況在元朝諸帝中應當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大概只有最後兩個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文水平稍高,屬於例外。元朝的儒臣們為了向皇帝灌輸儒家思想,不得不將經書、史書和有關講解用蒙文翻譯出來進講,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其間甘苦,可謂一言難盡。蒙古、色目大臣通漢文的,也是少數。清人趙翼曾就此作初步研究,指出元朝「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 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任官,執筆署事,寫「七」字之鉤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見者為笑」。作為漢族地區的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寫到這里我想說說我的觀點,當今社會,沒有英語等級就不能……限制很多,其實這也是上層建築的意思。 如果讓每個國家都來學習中文,那我們還用的著天天A、B、C嘛。扯遠了。
與漢化遲滯的特點相聯系,元朝的政治體制也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元朝制度的二元性與遼代南北面官並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現為「蒙漢雜糅」,兩種不同來源的制度互相聯系,嵌合在同一運轉系統當中。政權主體形式仍然是傳統的漢式中央集權統治體系,殘存的蒙古舊制則被各自配置在這一體系內部的不同部位發揮作用。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元朝一些制度的制定和運行,表面看並沒有很強的蒙古色彩,但其本質上卻仍反映出文化差異的背景。這實際上也是制度二元性特色的重要體現。
不妨以吏員出職制度為例。吏員出職是元朝很有特點的一項制度,在此制之下官、吏相互流動,吏員成為中下級官員的主要來源。這些人缺乏正統儒家思想的熏習陶冶,道德觀念和文化素質低下,卻以刻薄文法相尚,對元朝的政治腐敗和社會矛盾激化負有很大責任。曾有一些學者引經據典,將元朝的吏員出職與漢代制度相比附。蒙古統治者在制定、完善這一制度時,並沒有過多顧及傳統漢族社會的有關典制。與其說元朝吏制是漢代制度的遺存或再生,不如說它是蒙古統治者特殊統治意識的滲透,是他們對漢地制度認識不深、漢化不徹底的產物。 而作為吏員出職對立面的科舉制度卻突然停廢,每當有恢復可能時,統治者總是作出對其不利的選擇。恢復後,也有名無實,對用人格局沒有根本觸動。統治者在制定製度、採取措施、進行各種選擇時,其統治意識會導致決策的偏差,對歷史產生影響,體現出偶然性,對此我們過去重視不夠。事實上,元朝的很多制度變化,往往並不見得是制度自身發展就較大歷史范圍而言)的自然趨勢,而主要是因為打上了蒙古貴族統治意識的烙印,需要從文化差異的背景去解釋。官制的混亂蕪雜、分封制的重新抬頭、相權的膨脹、地方權力的集中,大抵都可作如是觀。好象唐朝到清朝就元朝的狀元沒有用,所以好多的文學家都寫曲去了,要是在現代我們天天聽新歌,呵呵。
談到蒙古貴族對漢地制度認識粗淺隔膜的問題,還可以舉出一些有趣的例子。忽必烈立其孫鐵穆耳(成宗)為皇儲,授給他「皇太子寶」,武宗因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協助奪位有功,也立他為「皇太子」,後來明宗同樣立其弟文宗為皇太子。這在漢地制度中絕對是非常荒唐的事,在元朝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蒙古統治者昧於漢制,錯誤地將「皇太子」當成了不可拆卸的皇儲固定專用詞。泰定帝為對其母表示尊崇,竟然要將皇太後之號升格為「太皇太後」,大臣自當力爭,指出「與典禮不合」,此事方才作罷。 漢地傳統制度,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作為授予元勛重臣的榮寵虛銜。而到元朝(主要是中期),卻將它們作為賞賜隨意濫授,甚至授予僧侶、宦者、佞幸、匠官,搞得三公「接跡於朝」。僅據仁宗延�五年五月的記載,禮部一次就鑄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二十六枚准備頒發。 由於太尉等銜加授過濫,元中期人已漸漸不再稱它們為三公,而以三公指代前朝一般稱為「上公」、「三師」的另外三個更高的榮譽頭銜——太師、太傅、太保。文宗時官修《經世大典》,就乾脆說「我國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對車載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則用「或置或否」四字輕輕帶過。這一概念變化甚至被明朝所襲用。
元朝漢化遲滯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此作過研究,概括起來,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進入中原以前從事比較單純的游牧-狩獵經濟,對漢族農業文明幾乎全無接觸和了解。 而拓跋鮮卑在南下前長期附塞居住,與農業社會有較多接觸(契丹情況亦然),女真(滿族)人則很早就開始進行粗放的農業生產。因此前者認識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接受相關的一套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就要比後者困難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國後,所接觸唯一成體系的先進文化就是漢文化。而蒙古建國後,除漢文化外,還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文化乃至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對本土文化貧乏的蒙古統治者來說,漢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葯方。第三,盡管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在建立不久就陷於事實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國,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元朝在名義上一直還只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存在著一個強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貴族集團。這就使得元朝統治集團仍不能擺脫草原本位政策的影響,長期難以做到完全從漢族地區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這一情況,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備的。因此,很難將元朝漢化遲滯的責任歸咎於忽必烈。
在討論行元朝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元朝名儒許衡,他很早即就此問題發表過十分令人回味的意見。至元三年(1266),許衡向忽必烈上疏,論述「立國規模」,集中談到行用「漢法」的問題。當時忽必烈即位已經七年,漢式王朝的框架已初步奠定,國家統治重心的轉移亦已完成。但在許衡看來,漢法的推行依然缺乏長遠規劃,「日計有餘而月計不足」,「無一定之論」。他說:「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可見他認為漢法還沒有完全實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元朝漢化進程的估計相當悲觀,認為「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其原因則是由於「國朝土余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聖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嘩其不可也」。而且滅金以後「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更加大了改革難度。因此許衡提出一套循序漸進的方針,「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要求忽必烈「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這樣才有可能達到「致治之功」。這篇奏疏非常有助於我們了解元初的政治形勢和元朝的歷史特徵。類似的低沉論調,在其他幾個北族王朝是很難看到的。
一般而言,作為進入漢地的北方民族政權,其統治者都會在相當長時間里保持比較強的民族意識。這種自身民族意識可能會引發文化沖突,如北魏的崔浩國史之獄、清朝的強制剃發和文字獄,都釀成了大規模流血事件,並以統治者一方獲勝告終。然而在個別問題上文化沖突的激烈程度,並不與文化差異的大小成正比。相反,這種個別沖突愈激烈,可能說明統治者虛弱自卑、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的心理愈加嚴重。元朝的情況則不然,其文化政策的自由和寬容頗為當代史學家所羨稱,而同時蒙古統治者的民族意識實際上又是保持最成功的。元王朝或許因此而早衰,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蒙古民族也因此而在元亡之後能夠長久保持自己的傳統,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歷史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反映出歷史的復雜性。
3. 滿清入主中原,為何能迅速一統全國
因為滿清入主中原,迅速與漢文化融合,而且不斷吸收漢族官員,讓漢人臣服,盡快穩定江山。滿清入關後便很快統一中原,與短命的元朝政權不同,清朝統治了中原幾百年。對於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清軍入主中原時,民間的漢人對清朝政權是非常不滿的。可即便如此,除了一開始的叛亂起義外,似乎清朝很快就將中原統一,平息了叛亂,甚至於漢族人都臣服於大清朝,這是為什麼呢?
綜上所述,清朝統一中原靠的是適應和臣服,一方面融合了中原的文化,讓漢人很快適應清朝的統治;另一方面任用漢族官員,讓漢人臣服,自然政權就穩定了。
4. 滿族入主中原後採取漢族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滿族入主中原後採取漢族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1635年皇太極定族名「滿洲族」,積極推動滿族文化發展,不斷緩和滿漢兩族的關系,積極實施漢族制度,吸取漢族文化精華,改變滿族文化的原始性,積極促進滿漢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滿族文化在短時間內有了快速的發展。
所以,滿族入主中原後採取漢族制度和文化,滿族文化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漢族文化的融入為滿足文化帶來了新鮮的血液,滿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的基礎上對漢族文化進行吸收,呈現了旺盛的生命力。
5. 鮮卑也曾經入主中原但人們卻極少像蒙元滿清一樣視鮮卑為侵略者,這是為何
鮮卑屬於東胡中的一支,是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中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的五胡之一,東漢後期,匈奴勢力逐漸退出草原,而鮮卑人開始走出東北大山,填滿了匈奴退出草原後的權力空白,到西晉末年,匈奴人、羯人先後在中原掀起五胡亂華的序幕後,鮮卑人也開始在北方蠢蠢欲動。而真正南下進入中原的鮮卑人主要有兩支,分別有遼西進入中原慕容鮮卑的燕國和從代地(陝西)進入中原的拓跋鮮卑的魏國。
羯人建立的後趙統一北方,殘暴帝王石虎進行野蠻統治,石虎死後,後趙大將冉閔,起兵反抗後趙,建立冉魏政權,頒布殺胡令,公開屠殺羯人。此時已經占據遼西的建立前燕的慕容鮮卑南下,擊敗冉魏,將前燕的疆域擴展到河北、山東一帶。後來氐人建立的前秦在關中崛起,前秦在苻堅帶領下滅亡前燕。
剃發易服最讓漢人不滿
三是鮮卑人融入漢文明,鮮卑王朝成為漢家王朝,並承接隋唐盛世。拓跋鮮卑建立北魏,統一了北方,不僅維持長期的統一,並且通過漢文化復興,讓漢文明的主導權,重新東晉時遷往南方,成功的轉移回到北方,並有此後北周、隋、唐進行延續,保證漢文明的星火傳遞,這樣的王朝,讓我們生不起恨意。而蒙元王朝和滿清王朝,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刻意保持著他們的民族獨立性,讓國家處在絕對多數的漢民族感覺到格格不入。
6. 順治帝入關後對待漢文化的態度
非常推崇。。。。而且還推崇一些民俗。信孔教,拜觀音等等。。。順治帝在位時清軍入關還不久,統治根基不牢固,推崇漢文化有助於得到漢族人民士大夫的認可,從而加強統治,封建帝王統治人民用漢文化最有效。
還有就是漢文化確實是魅力無窮,歷史上外族入主中原的基本上都被漢族給同化了。
順治皇帝福臨幼年即位,隨後入主中成為紫禁城的主人。雖然他從九歲開始接觸漢文,但他直到十四歲親政之時依然不通漢文。當他看著大臣的奏章茫然不知所雲之時心急如焚,於是下定決心學習漢文。在乾清宮中,他每天五更起床讀書一直讀到黎明。過多年的認真學習,刻苦研讀終於能夠閱讀漢文書籍。在處理完政務之餘依舊手不釋卷。有時,讀書直到深夜。
乾清宮順治皇帝的寢室實際上就是一個書房,後來,幾乎變成了一座小型書庫。數十個高大的書架,整齊地倚牆排列,上面放著史子集各種精美的著作。順治皇帝喜歡閱讀部、史部書籍。在閱讀史典籍之餘,對於集部詩文作品也特別喜愛。尤其是先秦辭賦、唐宋詩詞和元明戲曲話本,他都極為喜歡,不僅大量背誦、朗讀,還寫讀書筆記,撰寫評語。
當時,《三國演義》、《西廂記》等都是清初流行宮中的典作品,順治皇帝十分喜歡。他愛看學者金聖嘆評點的《西廂記》,他在評述金氏評點本《西廂記》時說:「議論頗有遐想,未免太生穿鑿,想是才高而見僻!」
順治皇帝欣然接受了漢文化,並喜愛漢文化。他對漢文化由喜歡漸漸發展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是繪和書法。他的書法獨樹一幟,大字書法寫得氣勢磅礴。他的繪獨具風格,尤其指頭別具意境。
按照清制規定,努爾哈赤直系子孫稱為宗室,以黃帶子為標識,因稱黃帶子。直系之外的皇室子孫稱為覺羅,以紅帶子為標識,因稱紅帶子。黃帶子和紅帶子,構成了愛新覺羅大家族。入關以後,清廷對宗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視,特別設立學堂,教育皇族子孫。順治九年(1652年),滿洲八旗各設宗學一所,招收皇室宗族子弟就近入學。特聘師傅教授滿文、漢文,兼習騎馬射箭。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後的一篇文章《罪己詔》。全文一千餘字,情真意切地回顧了自己十八年的皇帝生活和政治歷程。既沒有總結自己的輝煌政績,也無誇耀自己完成了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大業,而是充滿愧疚地歷數自己十四條罪狀向他的臣民謝罪。這十四條罪狀,主要是從儒家的視角和祖宗的角度來剖析自己:變更祖制、未盡孝道、疏遠宗室、重用漢官、用人無術、不能節儉、厚己薄人、浪費嚴重、任用內官、燕處深宮、不聽忠言等等。這篇《罪己詔》,既是自己政治生涯的自責,也是自己多年讀史心得和人生驗的總結,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心靈自述
7. 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對漢族文化的接受與傳承方面有哪些
首先說明,「漢族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概念而非標准。這主要是由於,漢民族本身就是華夏在不斷吸納其他民族而形成,所以,漢族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文化集合概念。
歷史上,對漢族文化的傳承貢獻最大的民族當屬兩個,一個是華族,一個是滿族(依次叫做肅慎、鮮卑、靺鞨、女真、滿洲),另外,契丹、回回都有較大貢獻。
首先說華族,華夏族是漢族祖先,而華夏族是夏族一部與華族一部融合而成,融合而成的這個新民族不斷向東部進發,進入華族的繁衍之地,經2000多年共同生活,華夏族把人數幾乎是自己100倍的華族人,吸收為華夏族,華族終於變成了少數民族,而不得不遠走西南或東遷通古斯,但是,華夏族的文化卻幾乎是華族的,因為華夏族中九成以上人口是華人。而夏族文化,始終沒有得到太多發揚,即使是秦始皇(秦人是夏族一支)和西夏李元昊(夏族的直系最後後裔)也無法抵禦華族文化的巨大感染力。
再說滿族。滿族是中原大地最初的主人,我們知道「北京人」四五十萬年前就在中國北方生活,現代基因研究發現,滿族才是北京人的直系後裔,大致過程是這樣,10萬年前不斷入侵的來自非洲的部落,把他們排擠到通古斯地區,滿族有記載的最早祖先是肅慎人,肅慎在戰國後期分化出鮮卑和扶余,鮮卑曾入主中原近200百年,且全族加入漢族,他們對漢族文化的保護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扶余就是朝鮮人祖先,所以,韓國人說他們是北京人後代,並不是意淫。而肅慎全族後來改稱靺鞨,靺鞨又改成女真,女真在取代北宋後建立金朝,他們繼承了前輩保護文化的習慣,對各族文化和文明都很尊重,對漢族文化也是一樣呵護有加。金朝被野蠻的蒙古消滅後,女真人依舊自強不息,300年後,卷土重來,建立大清帝國。我們可以說清朝很多時候比漢人王朝更加在意漢族文化。
另外,北宋時期契丹人也很熱愛漢族文化,尤其發展了漢族的軍事文化。回回人則發展了漢族的飲食文化,最早的公共食品衛生標准,就是明代的回回大臣提出的。
8. 為學習和接受漢族先進文化而遷都洛陽的是哪個朝代的
答案: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孝文帝時期
歷史背景:北魏成立一段時間後,孝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發現漢族文化有很多需要他們學習的地方,而北魏是有鮮卑族通知的,鮮卑貴族並不是很認可孝文帝的這些看法,孝文帝為了便於學習中原漢族文化,於是考慮遷都洛陽。
遷都過程:最開始,孝文帝不是想直接遷都的,他耍了個計謀,具體什麼內容,請自行網路。大臣們,無奈被迫的同意了遷都洛陽了。
歷史意義:鮮卑遷都後,通過一定的內部學習和外部民族融合,大大的增加了北魏的國家綜合實力,為之後的北周--隋統一 天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9. 福臨的皇後14歲入主中宮,為什麼15歲就被廢了
福臨與第一任皇後博爾濟吉特氏的婚姻是典型的政治婚姻,這場婚姻是攝政王多爾袞親定的,而皇後也是孝庄太後的親侄女,也就是說博爾濟吉特氏是個背景非常強大的皇後,強大到讓順治帝從一開始就抵觸這樁婚事。再加上博爾濟吉特氏的性格與作風和順治帝福臨也相差甚遠,帝後成婚後,也矛盾重重,所以博爾濟吉特氏才會很快被廢掉。
凡事都有個極限,博爾濟吉特氏不得福臨寵愛後,不知道悔改,依舊我行我素,而且還有些變本加厲。最終順治帝福臨不堪忍受,就將年紀輕輕的表妹廢掉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