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管仲生活在當代怎麼辦

㈠ 管子的思想主張放在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中,如何聯系

管子的主要經濟思想

管子的經濟思想體現在他在齊國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治國方略中，其大致涵蓋了商品、市場、貿易、貨幣以及消費等諸多領域，內容極其廣博豐富。其主要思想觀點如下。

1、重視市場，發展貿易

管子所處的國家齊國，擁有優越的海陸交通位置，為開展商業貿易和市場的形成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條件；同時，齊國在姜太公時期便有了重視工商業發展、富國富民的傳統，管子在齊國發展經濟的優越條件的基礎之上，繼承了姜太公工商立國的思想，為之後開展經濟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可以說，管仲經濟思想淵源於齊國優秀的商業基礎、繼承於姜太公的良好傳統，結合了管仲自身因時因地制宜的經濟實踐而最終形成。

管仲非常重視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作用，他十分強調市場的建設問題，《管子・侈靡》中曾說道：「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市，代指市場、商業；勸，意為鼓勵和促進；本指的是農業之事。

這段話的意思是，如果國家能夠對於市場和商業的發展給予足夠的鼓勵和重視，商業能夠興旺發達，那麼作為國家之本的農業也會隨之得到發展。這在當時以農為本的社會當中是極其富有創見而難得的思想，對當時的齊國乃至後世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乘馬》篇中也提道：「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對此，管仲要求在民之所聚之處都要有市，「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如果沒有市場，人民的生產生活將難以得到保障，民生匱乏、民心失衡，國家則難以長治久安。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管子開放了國內外的市場，鼓勵自由貿易。由於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鹽業相對發達，所以管子特此規定魚和鹽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征稅，以便於產品出口到各國。

對於來到齊國做生意的商人，管仲更是開門歡迎，並建議齊桓公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在管子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引導下，齊國的工商業迅速發展繁榮起來，特別是首都臨淄，已經成為當時的國際化大都市。

據《戰國策・齊策》記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踏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臨淄當時的人口之興旺、城市之繁華。

2、控制財富，壟斷經營

管子不僅僅是任由市場發揮作用去調配經濟，同時也意識到了國家對財富的控制和管理的重要性。

在古代社會，統治者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通常情況下會掌控絕大多數國家財富的主動權，但是管子並非如此。他意識到只有把切實關系人民生產生活的財富進行控制和壟斷，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政權的穩定。他對關乎國家和人民生活的重要財富如糧食、礦產還有鹽等都利用國家調配手段進行了控制。

首先，管子充分認識到了糧食對於百姓生活的重要性，「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

管子規定國家一定要有充分的糧食儲備，建立了「國儲糧」制度，並根據年歲的豐歉和百姓的實際需要，通過價格調劑來保護百姓的實際利益，即如果遇到豐收年份，農民手中的糧食供大於求時，國家就會以通常的價格收購農民手中的余糧，以資儲備；等到歉收之年，糧食供不應求價格高漲之時，再拿出余糧來平抑高漲的價格。

其次，管子對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支柱產業進行了嚴格控制，即「官山海」的政策。「山」指的是礦山資源，而「海」則指的是海洋資源，包括魚、鹽等。在兵戈相見的春秋爭霸時期，兵器的好壞決定了一國的軍事實力，所以鐵礦的開發和利用則顯得尤為關鍵。

在管子的建議之下，齊桓公對於礦山資源的開采進行了嚴格的控制：「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可見齊國君主對於礦山資源的高度重視。

最後，管子意識到了食鹽作為一種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的商品，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齊國地處海濱，有著豐富的鹽資源，而地處內陸的其他諸侯國，則需要從齊國進口食鹽，因此管子充分發揮齊國這項巨大的商業優勢，對食鹽進行嚴格專控，甚至要求各國以黃金購買食鹽，獲得了巨大的收益。

同時，管子歸於國內食鹽的買賣也進行了控制，即「寓稅於價」，在無形之中提高了稅收收入。「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此其大歷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通過適當提高價格來增加財政收入的方式，不僅可以避免對百姓的橫征暴斂，同時也可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可謂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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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參見詞條輕重理論），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輕重魚鹽之利」及「徼山海之業」是否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我們現無可徵信的材料。管子書中的記載言：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陰里之謀和菁茅之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

管仲實行了糧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准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

這種「准平」制，不但是一種平衡糧價的政策，並 且，也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並且還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這種經濟政策，亦為經濟層面的國君集權。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馬克思級差地租與之相同。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管仲修齊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輕重九府呻」。齊國由政府統一鑄造貨幣，這種規范的貨幣呈刀形，名為「齊法化」或「節墨法化」，俗稱「齊刀」。

管仲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統的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

㈡ 管仲之為人及其現實意義是什麼

管仲的為人
兩千七百多年前的春秋時期，有個齊國的管仲和鮑叔牙友誼特別好，是知交的典範,以致後來世人贊美朋友之間所具
有的深情厚誼時，都會以「管鮑之交」來稱譽。管飽之交之所以被人們看得如此之高,
除了他們二人交情莫逆,還有著另外一份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這兩人之間的相知
相得。

管仲年輕的時候家裡很貧窮,而鮑叔牙的家境比較好,他們合夥做生意,其實
管仲根本沒有錢用來做本錢,本錢都是鮑叔牙拿出來的,可是在獲利之後,兩人在
分配收益的時候,管仲卻很不客氣地一點兒也不少拿,甚至拿回去的錢比叔牙還
多呢,這樣,鮑叔牙手下的伙計看不過去了,就對自己的主人講:「你這個朋友管仲
也太不像話了,本錢一分都不拿,分利的時候卻比誰都拿得都多,這么貪贊的人,
你怎麼還這么看重他呢?」鮑叔牙很平和地對伙計解釋說:「這不能怪他貪心啊,管
仲家裡窮,比我們都更需要用錢,我們應該理解他,」
後來,鮑叔牙和管仲都參加了軍隊,在作戰的時候,管仲總是躲在後面,因此
譏諷的話就傳到了鮑叔牙的耳朵里,人們都說管仲貪生怕死,鮑叔牙就又耐心地向
人們解釋:「管仲並不像你們所想的那樣壞,他家裡有年邁的老母親,如果他死了,
他的母親誰來供養呢?他這是心存孝念,才會如此的啊,」
由於管仲和鮑叔牙兩人的才華都很出眾,不久之後,他們都得到了重用,但是
兩人所侍奉的主人卻不是一個,鮑叔牙在公子小白的手下任職,而管仲則在公子糾
的堂下謀事,當時統治齊國的事公,是一個昏博又殘暴的君主,這使得齊國的政治
局面異常地黑暗和混亂,為了躲避禍害,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分別出奔到魯國和莒國。
後來,齊襄公被殺,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為了爭奪君位,紛紛趕回,管仲派兵截住了
莒國通往齊國的道路,待公子小白的隊伍趕過來的時候,他拈弓搭箭向小白射去,
只聽得公子小白大叫一聲,仰面栽倒,公子糾以為小白已死,自己沒有了竟爭對手
也就放慢了行進的速度,然而,他沒有料想到的是,管仲所射中的只是公子小白的
帶鉤,小白使計騙過了管仲,假裝被射殺,以起到迷惑和麻痹對方的作用,自己則
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奔回齊國。結果,管仲和公子糾都中了計,待他們慢悠悠
地趕回齊國的時候,公子小白已經登上君位,迎接他的不是國君的寶座,面是齊國
軍隊冷森森的兵器。無奈之下,公子糾只得帶隊返回魯國,但是魯國因為懼怕齊國
發兵征討,所以也不便再繼續收留他。飽叔牙在寫給魯國國君的信中說:「公子糾是
齊君的兄弟,齊君不忍殺之,請魯國自行處理,至於公子糾的兩位老師一召忽和
管仲,則請交回齊國。」於是,魯國殺掉了公子斜,面召忽自殺,管仲則被押送回
齊國。
公子小白心懷一箭之仇,恨不得立即將管仲碎屍萬段,但是叔牙阻止了他
鮑叔牙對公子小白說:「臣跟隨了君上,這是令臣深感幸運的事情。現在君上成為了
一國之君,更是可喜可賀。在臣看來,您是一位具有高謀遠略的有為之君,如果您
只想治理好齊國,有我鮑叔牙等人就足夠了;可如若您想稱霸天下,則非藉管仲之
力不可,管仲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能強盛,您切不可失去他。請您務必三思,」
小白依從了鮑叔牙的請求,接見了管仲,在對談之中,他發現鮑叔牙所言不虛,管
種實乃不世之才,於是,國之大政,一任管仲,管仲亦不負所望,在他的精心治理
下,齊國政治修明,經濟繁榮,軍備強大,國威遠揚,而公子小白也因此得以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史上稱之為齊桓公
對於管仲的為人,人們向來是頗有微詞的,這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管仲為人貪
婪,又有臨陣退縮的話柄,而鮑叔牙對此都向人們做了誠懇的解釋。管仲貪婪,這
是缺點,但是因為自己家裡窮,因而和朋友一起做生意的時候多拿一些利潤似乎也
無可厚非,反而顯得自己為人率直,這又成了優點了,而管仲在戰場上不勇猛殺敵,
反倒躲藏藏的,唯恐傷了自已,這是怯儒的表現,可在鮑叔牙看來,管仲這樣做
卻是因為他心中還惦念著奉養自己的老母親,這就又成了孝義的體現了。所以說啊,
人身上的優點和缺點都是有著相對性的,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優點和缺點之間是
可以相互轉化的
其實,管仲還有一點極為人面病之處,中國古代有著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觀念,
你既然待泰了一個主人,就應當死心塌地地追隨他,決不可懷有二心,哪怕遭遇了
不測,主人敗亡,自己也不能改事新的主人,而應當以死殉之。管仲本來並不是齊
框公手下的人,他的主人是公子糾。公子糾被殺後,與管仲同事公子糾的召忽捨命
剛主,可管仲是怎麼做的呢?他非但沒有以死相殉,其後還侍奉了舊主的仇人,人
們據此來評論管仲,說他不忠不仁,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等人也持有這種疑問
然面孔子是怎樣回答他的學生的呢?孔子說:「齊桓公九合諸侯,依靠的並不是兵車
之力,他依靠的是管仲的力量啊。在這樣諸侯混戰、兵戈四起的局勢下,能夠令各
個諸侯和平地集會,並且相談以歡,這其中難道沒有體現出管仲的仁德嗎?」孔子又
說:「管仲輔佐齊恆公,稱霸諸侯,使得天下大治,人民至今仍承受著他的恩惠啊
如果沒有管仲,恐怕我們今天還都處於一副未開化的野蠻狀態呢。管仲哪像召忽之
類的人,持鄙陋的匹夫之見,為了一個忠義的虛名就隨隨便便地去自殺,使得自已
的絕世才華因此而埋沒無聞呢?」這表明,在孔子看來,管仲所謂的不忠行為,恰恰
體現出他睿敏過人的優長之處,管仲是一個不拘小德而彰揚大義的人,

㈢ 如果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生活在現代社會里的話他們可能會爭辯什麼主題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中國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名
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幼年生活貧困。學無常師，相傳曾問禮
於老子。50歲時任魯國司寇，攝行相事。後同學生周遊列國，終不見用。晚年致力
教育事業，傳弟子有3000人，著名者72人。政治上主張「正名」，認為「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都應名實相副，以鞏固等級名分和社會秩序。提倡德治教化，反對苛
政。倫理思想上宣傳「仁"。「仁」是符合等級制度的言行規范，又是維護家長制的精
神支柱，是品德素養恭、寬、信、敏、惠的總稱。教育思想上注重「學「與「思」的結
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知新」。重視因材施教。現存《論語》
2.老子：中國春秋時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一說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聃，
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曾為周「守藏室之史」（管藏書的史官），後隱退著《老
子》一書。他把宇宙萬物的本體看做「道"，認為它是超越時空靜止不動的實體，是
產生整個物質世界的總根源。他在觀察社會和自然變化時，又具有樸素的辯證法
思想，認為一切事物都存在於正反兩方面的對立之中，它們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政
治上他主張「無為」，企圖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回到「小國寡民」的幻境之中。老子的
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3.墨子：（約前468-376年）春秋末戰國初思想家、學者，墨家學派創始人。魯國
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稱「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愛類》），人稱「布衣之
士」（《呂氏春秋·博志》）和「賤人」（《渚宮舊事》），漢代王充甚至說：「孔墨祖愚，
丘翟聖賢。（《論衡·自紀》）曾為宋國大夫，自謝「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墨
子·貴義》），是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師從史角之後，傳其清廟之法。
又學於儒者，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明於《詩》、《書》、《春秋》，因
不滿儒家禮樂煩苛，於是棄周道而用夏政。宣揚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
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
4.孫子：孫武字長卿，春秋末年齊國人，生卒年月未見史載，約與孔丘同時期。
孫武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晉見吳王闔廬，得到重用，任為將軍，幫助吳王經國治軍，
「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吳列傳》），
由孫武草創，後經其門弟子整理而成的《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
子兵法》，簡稱《孫子》，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兵書，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兵書。
詞約意豐，內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戰爭的一些一般規律。十分強調政治、經濟在
戰爭中的作用；它強調戰術的靈活性，提出「兵無常勢」，「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㈣ 如果管仲先生活到當代，該如何調控房價

管仲畫像

一、管仲是中國早期的價格調控大師

管仲的輕重理論中所包含的國家調節商品供求關系、穩定物價水平等內容，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宏觀調控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開創了中國古代宏觀調控思想的歷史先河。

首先，管仲指出宏觀調控之於國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管子國蓄》中說，要治理好國家，必須精通輕重之術，懂得調劑民間的利益，才能夠籠絡人心、實現國家的大治。所以善治國者總是在民間物資不足時，把庫存的物資供應出去；而在民間物資有餘時，把市場上過剩的物資收購起來。民間物資有餘時價格下降，君主就可以低價收購；民間物資不足時價格上升，君主就可以高價出售。用低價收購，用高價拋售，君主不但能夠從中獲得很多盈利，而且商品價格也可以得到調節而趨向於平穩。

其次，管仲總結的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見於(《管子國蓄》)，即要根據商品價格的不同走勢而進行相應的調節。當某種商品供過於求、價格過低時，國家就以高於市場的價格來收購這種商品，這樣就增加了該商品的需求，從而帶動商品價格的回升；當某種商品供小於求、價格過高時，國家就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來銷售國家儲備的這種商品，這樣就增加了該商品的供給，從而促使商品價格的回落。由於各種商品的餘缺會隨季節變化而有所不同，國家要注意調節使物價維持在一個正常的波動范圍內，不能讓物價失去控制而影響正常的經濟生活。

此外，管仲還提出宏觀調控應根據國內市場商品的餘缺狀況來調節國內市場的供求。當糧食價格過低時，國家就用貨幣收購糧食,當布帛價格過低時。國家就用貨幣收購布帛。國家有了這些物資儲備後就具備了調節市場供求的物質基礎，就可以根據物價的漲落進行相應的調節而把物價控制在正常的范圍內。這樣做，既可以實現調節物價高低的目標，又可以使君主從中獲得利益，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管子國蓄》)

總結一下：管仲利用國家手中的貨幣或者物資，對市場進行干預，進行價格調控，並在此過程中為國家獲利。管仲利用的貨幣或者物資，都是國家儲備，而非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貨幣或者物資。

二、四九年陳雲同志在上海進行的驚心動魄的價格調控

上海解放初期，一批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商趁經濟混亂而興風作浪。他們操縱重要物資，擾亂市場，掀起了三次物價暴漲風波，第一次是「銀元風波」，第二次是「紗布風波」，第三次是「糧食搶購價風」。對此，陳雲在上海灘連續發起「三大戰役」，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給投機資本家甩了三顆手榴彈，最後大獲全勝。

中共中央於1949年5月底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陳雲為主任。同年7月，陳雲受中央委託，前往上海進行調查研究。陳雲到上海後，經過短時間的調查了解，初步摸清了上海的情況，主要是物資短缺，特別是糧食、棉花、煤炭。陳雲說，在人民群眾眼裡，不管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誰能夠制止住通貨膨脹，他們就相信誰。陳雲指出，國家掌握足夠數量的糧食和紗布，是穩定城市、控制物價的主要手段；掌握糧食以穩住城市，掌握紗布以穩住農村，從而遏制投機資本家乘機興風作浪。穩定市場、控制物價工作，重點在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因為它是資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機倒把的老窩子。以「紗布風波為例」。從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個多月中，上海的投機資本趁國民黨殘敵對人民政權實行武裝封鎖、搗亂和一些地區遭受水災、風災之機，大肆操縱市場，以米價帶頭，棉紗跟進，帶動物價全面上漲。當時上海米價猛漲4倍，紗價上漲1倍，影響波及整個華北、中南等地，致使7月平均物價比6月上漲1.8倍。陳雲7月17日抵達上海後立即採取措施：排除困難，大力組織運輸，以調運物資進入上海，使上海的糧、煤庫存迅速增加。到7月下旬以後，物價漲勢暫時趨緩。但是，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隨著國家開始大量購買物資，從10月15日起，投機漲價潮從上海和天津向全國蔓延開來。一時間，幣值大跌，物價飛漲。進入11月份，上海和天津的物價上漲更為猛烈。這次投機分子集中對准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不到1個月時間就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了3.5倍。棉紗和棉布價格的上漲隨即導致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11月25日，根據中財委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平津、武漢、沈陽、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投機分子利令智昏，不惜借高利貸競相購入。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陳雲乘勝追擊，緊接著出手三條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貸款；第二，規定私營工廠不準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第三，加緊征稅。還規定稅金不能遲繳，遲繳一天，就得罰應稅金額的3%。至此，參加投機的私營錢庄短短幾天便因大批貸款收不回來而遭到毀滅性打擊，上海和全國的物價迅速穩定了下來。這充分顯露出陳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抓財經工作的智慧和膽略。毛澤東同志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總結一下：陳雲的手段，與兩千年前管仲的方法如出一轍，調動全國的物資、貨幣力量，調節大上海的物價，擊潰無良的資本家投機分子，平抑了物價，推廣使用人民幣，鞏固了政權，穩定了形勢。這次調控，效果顯著，國家和人民群眾都很受益。

重慶夜景

三、管仲的難題

如果管仲先生活到現在，該如何調控房地產？

管大人面臨的是個復雜的局面。

貨幣超發，資金沒有其他投資流向渠道。

土地財政問題暫時無法破解。中國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起始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農業部門己經無力繼續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積累。深圳、廈門等經濟特區被迫嘗試仿效香港，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從此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獨特道路。這就是後來廣受爭議「土地財政」。真心話，土地財政為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功不可沒。在還沒有替代方案之前，輕率拋棄土地財政是十分危險的。

另外，土地、房產在地方政府眼裡不是儲備物品，是重要的財路來源，是經營城市的主要抓手。這與管仲進行價格調控使用的工具必須政府的儲備財物，而非賴以生存的財物相矛盾。誰會用賴以生存的財物去搞宏觀調控？拋出去就回不來了，不是作死嗎？因此，歷次房地產調控無法見顯效，也許答案已經浮出水面。

管仲先生教育我們，國家要多多積累物質財富，提高財政收入，這是保障順利進行宏觀調控的物質基礎。地方政府其實都懂這個道理，但是要市政建設任務這么重，誰給錢？窮了這么多年，咱們的財富積累仍然不夠用啊！

看看深圳市吧！中國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之一深圳，實體經濟發展十分強悍，稅收收入佔到政府收入的93%以上，來自土地的收益己經微不足道（深圳市也沒有什麼空地了）。但深圳經濟並未為無地可賣而不可持續一一由於己經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深圳土地財政己經悄然退出。

最後，管仲先生說，俺的方法論，就是「想要調控什麼，你手中就得有什麼」。現代的金融財政調控，不就是政府收回或拋出貨幣，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房地產調控亦如是。政府提供更多的建設用地、建設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用房產稅震懾炒房者並引導人們樹立合理的住房觀??

如果現實情況是這樣，管先生就可以在地下長眠了??他說「俺還是回到地下去吧，拜拜了您了！」

㈤ 管仲簡介及資料介紹

管仲 ，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後代。下面我給大家分享的是管仲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與收藏！

管仲

姓名：名夷吾，字仲，謚號敬，也稱敬仲

生卒：公元前725年～前645年

朝代：春秋

籍貫：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

評價：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

個人簡介

管仲（約前725—前645）：春秋時齊國潁上人，名夷吾，又名敬仲，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少時貧困，曾和鮑叔牙合夥經商。在齊桓公與其兄弟公子糾爭奪王位時助公子糾爭位，失敗後經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為卿，尊稱「仲父」。幫助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使之成為春秋時第一霸主。他在齊國實行改革，分國都為十五士鄉和六工商鄉，分鄙野為五屬，設各級官吏管理；並以士鄉的鄉里組織為軍事編制；主張按土地好壞分等征稅，適當征發力役，禁止掠奪家畜；用官府力量發展冶鐵、鑄造和漁鹽及商業，調劑物價，促進經濟增長。特許在民中選士，予以破格提升。著有《管子》一書，有豐富的經濟思想。[1]

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使齊國實力大增，為齊國稱霸奠定基礎[2]。

管仲博通墳典，淹貫古今；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他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唯物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的觀念和《管子》的思想頗為接近。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微管仲，吾披發左衽矣！」。

人物概述

春秋時期，齊國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齊國任相四十年，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幫助齊國實行改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他便是被人稱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史稱管子。

管仲與周王室同宗，也是姬姓，父親是齊國的大夫管庄，不過，還在少年的時候，管仲的父親便去世了，只有年邁的母親仍在。家道中落的管仲，生活十分貧苦。為了謀生，他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從事當時被人們認為很低下的職業—商人。

當時，管仲有個好朋友，叫鮑叔牙，他們兩個人合夥一起經商賺錢，可是，管仲總是分給自己的多，分給鮑叔牙的少。鮑叔牙對此卻從不抱怨，不過，當他聽到眾人在背後說管仲貪婪、不講朋友義氣時，他立即出面解釋：管仲並不是貪圖金錢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家境貧寒，尚有年邁的母親，全靠他一人供養。

之後，管仲又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沒有成功，鮑叔牙卻從未認為管仲無能，而是安慰他說機會未到。在長期交往中，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管仲多次對人講：「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

這就是「管鮑之交」的典故，後人常用來形容好朋友之間親密無間、彼此信任的關系。

後來，兩個好朋友分別擔任齊國公子糾和小白的老師，一時成為美談，但兩人各為其主，在齊國王位繼承上產生了分歧。管仲為了助公子糾取得王位，險些箭傷了公子小白，卻被公子小白以假死騙過，最終登上了國君的寶座，成為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此時的齊桓公本打算任鮑叔牙為相，而鮑叔牙卻推薦了管仲，自己甘願聽命於管仲……在孔子最佩服的前輩中，管仲就是其一。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沒有管仲的話，我們到現在還是披頭散發，處在蒙昧狀態呢！管仲十分重視統治者自身道德的修養，認為在上者應「稱身之過」，「治身之節」。

齊桓公拜相後，經常向管仲請教安邦治國的謀略。

有一次他問管仲：「你有沒有發現我身上有很多毛病？我喜歡打獵，愛喝酒，還好色……」

管仲聽後回復道：「這三樣都不妨礙齊國稱霸。」齊桓公很意外，緊接著管仲就說，「做國君有三件事不能做：第一，得賢而不能任；第二，用而不能終；第三，讓賢人幹事，而和小人一起議論賢者。」

原來，管仲認為好獵、好酒、好色，不是沒有危害，只是這三種「愛好」的危害性與後面所說的三件事相比，要小得多。這也體現了管12仲的一些用人觀念。管仲認為，作為一個國君要重視人才，要有識別人才的眼力；任用賢者要能夠信任人，並且要用到底；對待賢才要公平，要有一個公正公開的價值評判尺度。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管仲認為這是最不好的。

同時，管仲還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大意是說，只有滿足了一個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需求，這個人才會學習並遵守法律和法規，受道德的約束。用現代哲學的話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精神。從這一點來看，管仲的思想是屬於唯物主義范疇的。

此外，管仲還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先驅。他從治民的立場出發，既強調法制的重要，主張「嚴刑罰」、「信慶賞」，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僅用刑罰「不足以服其心」，必須輔以德教，「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他的這些言論主要被輯錄在《國語·齊語》一書中，另有一部《管子》傳諸於世。

早年經歷

齊庄公五十六年（約前723年），管仲出生，管仲的祖先是周穆王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庄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導致管仲生活很貧困。為了謀生，聯合好友鮑叔牙合夥做生意失敗。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游歷許多地方，接觸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當兵的時候，臨陣脫逃。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

人物生平

管仲——輔佐齊桓公創立霸業，是春秋時期的大政治家。他處的時代正是列國並峙，互相征戰不休。當時在黃河下游比較活躍的大國有齊、魯、鄭、宋、衛；小國有邢、遂、譚、紀、杞。大國又分兩派，一派是鄭、齊、魯，一派是宋、衛。小國也附屬在各個大國一邊。兩派的力量以鄭、齊、魯為強。由於鄭國發生內亂，漸漸中衰，齊國慢慢強大，逐漸成了各國的霸主。[5]

此時，邊境的各族也都發展起來。北方的狄人開始南下，成為中原各國的嚴重威脅。西方的戎人也開始東進，戎國經常侵犯魯國和曹國，北戎又侵犯鄭國，山戎又進攻燕國，伊洛之戎又進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蠻人也躍躍欲試，想要北上。邊境民族內侵，與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開的。在春秋之初周王還有些威信，自從魯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鄭緒葛之戰，周桓王的肩被鄭祝聃射中，王師大敗。此後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齊襄公四年（前694年）周王室發生內亂，庄王殺了周公黑肩。

晉獻公二年（前675年），周王室的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大夫叛亂，後經鄭、虢出面調解才平息。周惠王為了報答鄭、虢，將虎牢以東送給鄭國，把酒泉送給虢國。於是王畿越來越小，威信也就越來越低。

輔佐公子糾

管仲，又名夷吾，也稱敬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後代，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庄是齊國的大夫，後來家道中衰，到管仲時已經很貧困。為了謀生，管仲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他到過許多地方，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見過許多世面，從而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

管仲公元前698年，齊僖公駕崩，留下三個兒子，太子諸兒、公子糾和小白。齊僖公死後，太子諸兒即位，是為齊襄公。太子諸兒雖然居長即位，但品質卑劣，齊國前途令國中老臣深為憂慮。

當時，管仲和鮑叔牙分別輔佐公子糾和公子小白。一雙好友，給兩個公子當師傅，實為美談。不過鮑叔牙當初對齊僖公令其輔佐公子小白很不滿意，常常稱病不出，『因為他認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國君知道小白將來沒有希望繼承君位，又以為他沒有才能，才讓他輔佐小白。而管仲卻不以為然，當他了解內情後，勸導鮑叔牙說：「國內諸人因厭惡公子糾的母親，以至於不喜歡公子糾本人，反而同情小白沒有母親。將來統治齊國的，非糾即白。公子小白雖然沒有公子糾聰明，而且還很性急，但卻有遠慮。不是我管仲，無人理解公子小白。公子糾即使日後廢兄立君，也將一事無成。到時不是你鮑叔牙來安定國家，還有誰呢？」這樣，鮑叔牙聽從了管仲的意見，出來接受任命，竭力盡心侍奉小白。不久，齊襄公與其妹魯桓公的夫人文姜秘謀私通，醉殺了魯桓公。對此，具有政治遠見的管仲和鮑叔牙都預感到齊國將會發生大亂。所以他們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設法找出路。公子糾的母親是魯君的女兒，因此管仲和召忽就保護公子糾逃到魯國去躲避。公子小白的母親是衛君的女兒，衛國離齊國太遠，所以鮑叔牙就同公子小白跑到齊國的南鄰莒國去躲避。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去的地方雖然一南一西，打算卻都是一個，都是靜觀事態的發展，伺機而動。

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齊國內亂終於爆發。齊襄公叔伯兄弟公孫無知因齊襄公即位後廢除了他原來享有的特殊權利而惱怒，勾結大夫闖入宮中，殺死齊襄公，自立為國君。公孫無知在位僅一年有餘，齊國貴族又殺死公孫無知，一時齊國無君，一片混亂。兩個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見時機成熟，都想急忙設法回國，以便奪取國君的寶座。齊國在公孫無知死後，商議擁立新君的各派勢力中，正卿高溪勢力最大，他和公子小白自幼相好。高溪又同另一個大夫國氏勾結，暗中派人急去莒國請公子小白回國繼位。公子小白接信後又和鮑叔牙仔細分析國內形勢，然後向莒國借了兵車，日夜兼程回國。魯庄公知道齊國無君後，也萬分焦急，立即派兵護送公子糾回國。後來發現公子小白已經先出發回國。管仲於是決定自請先行，親率30乘兵車到莒國通往齊國的路上去截擊公子小白。人馬過即墨30餘里，正遇見公子小白的大隊車馬。管仲非常沉著，等公子小白車馬走近，就操起箭來對准射去，只聽哨啷一聲，一箭射中，公子小白應聲倒下。管仲見公子小白已射死；就率領人馬回去。其實公子小白沒有死，管仲一箭射中他的銅制衣帶勾上，公子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舌尖裝死倒下。經此一驚，公子小白與鮑叔牙更加警惕，飛速向齊國挺進。當他們來到臨淄時，由鮑叔牙先進城裡勸說，齊國正卿高氏和國氏都同意護立公子小白為國君，於是公子小白就進城，順利地登上君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

㈥ 鮑叔大氣薦管仲齊國終成大業，當代社會有哪些這樣的例子

其實在現在的社會中像鮑叔大氣舉薦管仲的例子還是有很多的，甚至我身邊都發生了好多例這樣的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發生在我們村，我們村兒剛開始的那個村子，其實也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幹了這個職務一段時間以後，他就發現自己有點駕馭不了這個職務，所以他就和上面的組織推薦了另外一個人來管理我們村，他也和村民大力的介紹這個人。確實在這個人的管理之下，我們村的村民基本都是比較信服，他的大部分的問題也都能得到解決。

這就是發生在我身邊的兩件像鮑叔舉薦管仲一樣的事情。

㈦ 現代社會中還能出現管仲與鮑叔牙這樣的朋友關系嗎

我覺得現代社會中已經無法出現管仲與鮑叔牙這樣的朋友關系了，時代早就已經改變，人的想法也早就和從前不同。

我們常常用“管鮑之交”來形容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之間的關系，可是我卻覺得現在社會當中早就無法出現這樣的朋友關系了。時代在不停的向前發展，人們的思想也開始更適應這個時代。

朋友之間的感情會在時間當中沉澱，現代社會依舊有關系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也會有靈魂伴侶存在。可是如同管仲和鮑叔牙這樣的朋友關系，我想應該再也不會出現了。

時代的滾滾洪流早就淹沒了曾經，我們再也不能用曾經的標准來衡量現在的友誼了。

㈧ 你怎樣看待管仲

在我看來，管仲既算不上君子，也算不上小人。他可以貪財，可以逃跑，但他忘不掉那個與他自小交好的鮑叔牙。他清楚的明白自己以前的所作所為，但他並不以此為恥，因為這是生活所迫。管仲是一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是一個治理國家的真奇才，是一個達而念舊、富貴不忘本的真豪傑。

㈨ 管仲平時的生活是否腐化，急！！！！！！！！

管仲的尚侈思想是其"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思想在社會消費生活中的具體體現，是一種積極的消費觀。所以，管仲認為侈和儉都有一定的度，二者的關系處理不好，度的標准掌握不好，都有損於國家。所以，他在《管子·八觀》中說："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侈，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匾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在這里，管仲對侈和儉的界限講得透徹明了。他認為，君主沒有積蓄而宮室卻很華麗，百姓沒有積蓄而衣服卻很講究，乘車者打扮車子的外觀，步行者著用艷麗的眼色，農業產品少而奢侈物品多，這是奢侈國家的風俗。國家奢侈則開支浪費，開支浪費則人民貧困，人民貧困則產生奸惡思想，產生奸惡思想就會出現邪巧行為。所以，奸惡和邪巧的產生是由於貧困；貧困的產生是由於奢侈；奢侈的產生是由於沒有制度。所以說，明確制度和標准，節約衣服，儉省財用，禁止奢侈，是治國的急務。
管仲又在《管子·乘馬》中日："黃金者用之量也。辯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在這里，管仲又提出衡量侈儉的黃金這個尺度。他認為，黃金是計量財用的工具。懂得黃金的道理，就懂得什麼是奢侈和儉省。懂得奢侈和儉省，各項用度都得到適度的滿足。國家太節省，對興辦事業不利；花費過多，對商品資源不利。因為，國家太省儉，黃金價格就低，如果黃金價格太低，花費很多也興辦不了什麼事業。反之，國家過於奢侈浪費，則不利於商品貨物，因為太奢侈了，黃金價格就會提高，黃金價格過高，商品貨物就會相應便宜，從而影響商品流通。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這是不懂得適量的緣故；等到事業完成後，才發覺商品過剩，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適量，不知道適度都不行。
因此，就要調節侈儉，既不能太奢侈，也不能太儉省。由於管仲能辯證地認識侈儉，再加上當時各諸侯國崇儉風氣的影響，因而在其尚侈觀中仍把崇儉作為治國的一般原則，並反對過度的奢侈。這在《管子》中有許多論述。
因為舟車豪華，樓台亭閣過多，就會使賦稅繁重；賦稅繁重則人民怨恨朝廷；人民怨恨，政令就行不通，而想敵國不來侵略，那是辦不到的。
綜觀上述，管仲倡導奢侈，目的是為了刺激生產，富足百姓，更好地掌權、治國。盡管有許多合理的消費思想，但在崇儉的正統消費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春秋戰國時期，難以被大眾所接受。因此，自戰國以後，管仲的尚侈思想就逐漸消聲匿跡了，其繼承者屈指可數。

㈩ 管晏列傳在當代有什麼意義

司馬遷在他所著的《史記.管晏列傳》對齊國名相管仲給予較高的、正確的評價，尤其對管仲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持肯定的態度，認為管仲的經濟政策是成功的，得民心的。竹仲八』介國之策，處處從齊國人民的長遠利益養想，精心謀劃，並能認真分析形勢，掌握事物發展規律，從而使處於諸侯爭霸、土地兼並、長年混戰年代的齊國民富國強「常疆於諸侯」。司馬遷之所以贊頌管仲，因為在這個出身卑微的賢相身上，寄託著人民的正義要求，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信念。在司馬遷以前，很少有作家把人民的生活與作品緊密地聯系起來，表現出強烈的人民性和愛國主義精神。

本文僅就《竹晏列傳》中反映的管仲的經濟政策，談幾點拙見。
管仲作為一國之相，輔助齊桓公治國，他特別注重抓經濟。針對齊國的優勢和自然
經濟資源，大力發展多種經濟，而不是單純的只抓農業。當時，齊國地處東海之濱，沿
海一帶具有漁盆之利，養蠶繳絲，紡織業也很發達。齊國的都城臨淄是一個最大的工商
業城市，工業作坊，商業往來很是熱鬧。竹仲採取「通貨積財」的辦法，工農商、農副
漁全面發展。他認為:「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不能調
民利者，不可以為大冶」。他還主張:「散積聚，調高下，分並財」、「審用財力，慎
施報，察稱量」、「貴輕貢，慎權衡」、「疆本節用」等等，(《竹子校正》)。這些正確的經濟政策，使得齊國稱霸一方。管仲死後，齊國遂照他所制定的內政、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政策治國，仍然在戰國諸侯間立於不敗之地。

管仲經濟政策「豐籠心是「貴輕重，慎權衡」。「輕重」一詞，最早見於《國語·周
語》。《周語》雲:「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今廢輕而行重，民失其資，能毋匾乎?」很明顯這牡指錢之份量輕亞。竹仲所說的「輕重」己不是錢本身份錄大小的輕貢，而是擴大為貨物」多寡貴賤在人們心理上反映的輕重。「輕重」「勺含義有兩種，一是從廣義而言，「輕重」的內容很『泛，不僅僅限於貨物的多寡貴賤，還包括為富國強民採取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主張以及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如商品供求關系、貨幣流通、價格規律等。二是從狹義而言，「輕重」專指物價政策。在《管子.國蓄篇》中管仲明確指出:「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這是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一切貨物之價格，雖然是由貨物數量貨幣數量之比例來決定的，但事實上影響一切貨物價格的東西，並不是全國所有的貨物量與貨幣量，而只是出現在市場中的貨物量與流通於市場中的貨幣量。根據這個規律，運用「物多則賤，寡則貴」的原則，採取「散」、「聚」的手段，以控制物價。

管仲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政治家、經濟家，他的經濟政策對於今天社會主義市場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管晏列傳》由，竹仲認識到發展多濟對國計民生的希要性，把「與俗同好惡，做為施政的原則，把幻心向背做為旅政取捨的准則。他注重尊重民情，經常深入群眾，了解民情，以人民的「好惡」做為衡量一切政策好壞的標准。正因為他從國內的實際情況出發，他所制定的拾施不是主觀臆斷的，而縣一切圍繞民情，靈活處置。「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這樣，他就能順應時勢民情的發展變化而不斷豐富、完善其政策、方針。另外，管仲所下的政令、政策，簡明扼要，切實可行，「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

管仲懂得從經濟角度來考察社會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經濟工作，為齊國的富強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有了經濟實為，齊國在諸侯爭霸中的地位提高了，軍事、外交也沿善右利於齊國強大的路線發展下去。更當重要的是，管仲能正確認識並處理好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倉虞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重視抓思想教育，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道德品質的培養。管仲的這種辯證的政治經濟學觀，閃耀著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光輝。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的、基本論觀點就是:人必須先吃喝、穿、住，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等等一茅列上層建築活動和意識形態活動。管仲認識刊了只有把多濟工作搞仁去，國家富裕了，人民豐衣足食，才能使人民知禮節，知榮辱，才能搞好外交、軍事等其他方面的工作。管仲是這樣認識的，也是這樣做的。正因為如朴，司馬遷才盛贊他是一個賢相。

司馬遷是偉大的政治家、小搜泉，他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分析和評價，都能突破傳統的觀念，提出自己獨創的見解，有著鮮明的是非觀。司馬遷對統治階級中的王侯將相，或歌煩贊揚，或諷刺抨擊，態度十分明朗。他的是非標準是以拉些人劉國家、對人民的功與過為分界線的，他所樹立的典刑都是那個社李先拼的道捧高尚的吹我。憐妙甚建功立業的賢相，所以就贊美他。應該指出的一點，司馬遷也是很希視經濟工作的。他說過:「夫明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認為國家富足的四大來源是，工、農、商、虞(開采山澤)，管仲都重視抓，因此司馬遷歌頌管仲也是很自然的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創，要大我們向國外、向西方學習「為我所用」的市場經濟管理方法、措施和經驗，同時，不要忘記也不容忽視我國古代的一些經濟學家的治國之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做到「古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