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學中干預生活的作品有哪些

⑴ 有無人知道百花文學的概念啊

雙百方針（「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全國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在思想文化領域需要解放思想，發揚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要內容是「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競爭。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在理論探索上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探索，以是對人性人情在文學中的價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文藝觀念的新探索的指導下，文藝界出現了曇花一現的新氣象，出現了一些干預社會現實、描寫人情人性的作品。

⑵ 論述：什麼是「干預生活小說」其代表作家作品、文學主張和意義

干預生活」在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創作主張。當時，文藝創作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和迴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現象。

。「干預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釋生活，對生活有所行動。即作家應該以主人翁的姿態，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腐朽、落後的事物以狠狠鞭打，並且呼喚與鼓舞人民與種種阻礙我們事業前進的丑惡現象作斗爭，以推動歷史前進。劉賓雁的特寫《在橋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最早體現了這一主張。這些作品對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尤其是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比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它們突破了只准「歌頌」不準「暴露」的禁區，加強了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可是，由於「反右」擴大化，這批作品被錯誤地當成毒草批判，這批作家被錯誤地定為「右派」，從而使這種有意義的探索被迫中止了。

⑶ 干預生活小說的流行原因

「干預生活」概念的出現與流行也與50年代中期中國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暫調整有關。1956年，毛澤東和陸定一等領導人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科學與文化事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這一方針為中國文學接受蘇聯「干預生活」文學思潮提供了較為寬松的氣氛。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暴露黑暗面」的禁止與批判到「雙百方針」的出籠，意味著中共文藝政策的調整：從為奪取政權服務的文學到建構社會主義國家文學的轉換。「干預生活」概念出現在1956年是一個必然的文學事件，它本身也是「雙百方針」的一項積極的成果。現實主義對寫真實的本質要求所驅使的藝術沖動在長期壓抑之後得到一次爆發的契機。於是一大批「干預生活」的文學評論與作品在1956年這個極其短暫的「百花」時代里綻放了。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李國文的《改選》，耿簡的《爬在旗桿上的人》，李準的《蘆花放白的時候》，劉紹棠的《西苑草》，方之的《楊婦道》等等都在1956到1957年上半年出現了。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大膽觸及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尖銳問題，諸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各種矛盾和一些陰暗面，從而體現了現實主義的真實精神。文學批評對這一「干預生活」思潮也給予了積極的肯定與評價。秦兆陽以《人民文學》主編的身份為《在橋梁工地上》寫了編者按，稱贊它是「尖銳地提出問題的、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偵察兵式的作品。」「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邊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落後的事物以致命的打擊，以幫助新的事物的勝利。」

⑷ 百花文學的作品影響

《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的《同甘共苦》)、雜文等。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⑸ 當代文學史名詞解釋

百花文學：所謂百花文學，是指在「雙百」方針鼓舞下出現的一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學作品。
百花文學首先打破了只准「歌頌」不準「暴露」的禁區，開始大膽干預生活，尖銳地提出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塑造了較為復雜的人物形象。
這些作品從各個不同的側面，觸及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消極陰暗的東西，尤其是對官僚車義、教條主義進行了揭露、批判和諷刺。
其次，勇於沖決一些人為設置的「禁區」，展示愛情生活本身的復雜性，揭示人的道德情操和豐富的內心世界，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乾巴巴的老套路，顯得富有人情味，細膩、雋永，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文學界將這些文學作品稱之為「百花文學」。

⑹ 干預生活小說的進程意義

50年代中期中國文論界提出的「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是對「歌頌與暴露」禁區的一次突圍。「干預生活」思潮的產生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它顯然是50年代蘇聯文藝思潮影響和刺激下的產物。40年代以來尤其是戰後，蘇聯文壇出現了一種「無沖突論」。社會主義無限光明，沖突和矛盾消失了，它們被暫時的誤會所代替。生活中如果還存在某些假丑惡，那隻是資本主義的殘余，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具備社會主義精神即歌頌社會主義光明的本質和趨勢。50年代初，蘇聯文學界開始反思這種「無沖突論」。1952年，《真理報》發表的社論《克服戲劇創作的落後現象》認為：「無沖突論」導致文學對現實作出反現實主義的、歪曲的和片面的描寫。[2] 1953年《真理報》又發表兩篇重要社論：《克服文藝學的落後現象》和《進一步提高蘇聯戲劇的水平》。前者批評了文論中的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後者直接亮出了反對迴避尖銳問題、「積極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這大概是「干預生活」概念的最初萌生。一些寫真實的作品如《區里的日常生活》、《在前方》、《一個農藝師的札記》等出現在蘇聯文壇，實踐了「干預生活」的主張。
無疑，出現在中國文壇的「干預生活」概念直接來自蘇聯文學。1954年「積極干預生活」作家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代表團訪華，劉賓雁擔任俄文翻譯。1955年劉賓雁翻譯發表了奧維奇金的《談特寫》，之後特寫 「偵察兵作用」說法在中國文論中十分流行。劉賓雁「干預生活」作品《在橋梁工地上》明顯受到奧維奇金的啟發，在《和奧維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劉賓雁介紹了奧維奇金「干預生活」的文學主張：「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糾纏不清的外表。一層層剝下它的外衣，常常就會發現極其重要的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3期作家協會創作委員會對蘇聯三部「干預生活」的討論文章《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肯定了奧維奇金《區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以及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勇敢幹預生活的精神」。這標志著「干預生活」概念正式進入中國當代文學。之後，著名作家馬烽發表《不能繞開矛盾走小路》呼籲作家「大膽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從尖銳的斗爭描寫新的人物。」康濯在《不要粉飾生活，迴避斗爭》中呼籲作家「勇敢地干預生活」；劉白羽的《在斗爭中表現英雄性格》明確反對「表面的歌頌」，認為文學必須回到「生活的真實情況」等等，都談到了「干預生活」的主張。可見，在1956年「干預生活」已經成為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的一種文學共識。周揚在作協理事會上的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克服創作上的公式主義、自然主義及其他一切脫離現實主義的傾向。」主張作家要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有政治和藝術的勇氣表現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某種意義上，周揚為「干預生活」概念的流行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許可證。

⑺ 百花文學的評價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⑻ 百花時代重要理論文章，和小說（中國當代文學史）謝謝！

雙百方針後，暴露社會黑暗的，寫愛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現了一大批。在文藝理論上質疑建國以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藝思想，提出了文藝為人學的理論。
1：「極左」方的反映。《人民日報》（57年1月17號）發表陳其通等人《我們對目前文藝的幾點意見》提出現在工農兵方向遭到輕視，重大題材少了，家務事、兒女情等小資產階級情調大量出現。因此，雙百方針提出後，鮮花並不多，這是一種倒退，是對毛澤東文藝「二為方針」方向的挑戰，並且提出「我們有責任捍衛二為方針」。
毛澤東針對這篇文章發表了《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批評了其中的錯誤，認為該文在阻止雙百方針的實施，是反馬克思主義。
2：「右翼」知識分子的反映。這一時期大批被埋沒的作家重登文壇，如九葉詩人、汪靜之、沈從文等都有文章發表。同時，一些作家也對當時的文壇現狀進行了批評。如1957年5月文藝界召開座談會，羅大綱、朱光潛、袁可嘉等舊知識分子出席，批評前幾年文學過於注重蘇聯經驗，而忽視了西方文學傳統，從而導致了文學的貧弱。汪曾祺發表文章認為文藝界評論問題用政治眼光是不對的。在理論上吳祖光批評了黨領導文藝的錯誤，認為正是黨的領導造成了文藝的不自由。
這些抱怨的話表明了知識分子真誠的向共產黨敞開了自己的心靈。
3：正統理論家們的反映。（1）：正統派：周揚、邵荃麟、臧克家承認雙百方針沒有帶來真正的文藝繁榮，但在分析原因時，卻把錯誤歸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點名批判艾青、田間、馮至、何其芳等作家，認為他們的創作沒有跟上時代。周揚則把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和理論研究上的庸俗社會化等問題加到作家們頭上，認為這些問題是作家們的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而導致的。
正統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會學的立場上批判作家，並且不是很講理的。
（2）：異端派：姚雪垠《打開天窗說亮話》一文提出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錯誤不在作家，而在教條主義。秦兆陽的題為《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的影響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認為在堅持追求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這一現實主義的總原則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對各種「現實主義」作時代的劃分。這既有蘇聯文學界對這一創作方法修正的國際背景，也反映了中國文學界對5 0年代以來的文藝政策所體現的越來越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的質疑和反思。侯敏澤反思教條主義是左翼文學發展的必然，它與權威領導結合起來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藝的貧弱。成蔭認為教條主義在剛剛出發時就走上了歧路，理論文章用教條主義態度批教條主義，理論文章沒有理論，只是對既定觀念進行闡釋，這種理論研究和批判毫無意義。
這些文章批判得很徹底，是當代文學前三十年文學中光輝的一頁。

百花時代的文學
文學創作結束了所有作家都為新生活唱贊歌的局面。現實陰暗面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和矛盾為一些作家關注。
1：小說：A：出現了干預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義。李國文《改選》表現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寫愛情的作品，如宗璞《紅豆》探索了人的復雜情感與政治立場的關系。
2：詩歌：公木《據說，開會就是工作，工作就是開會》揭露了官僚主義作風。公劉發表了描寫社會生活中不合理現象的詩集《禽獸篇》。邵燕祥的敘事詩《賈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識對新時代青年的迫害。此外還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戲劇：楊履方《布穀鳥叫了》，海默《洞簫橫吹》，岳野《同甘共苦》
4：報告文學：劉賓雁《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
5：文學批判：巴人《論詩人》，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
1957年反右斗爭時，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為毒草，作家們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⑼ 中國當代「百花文學」的主要傾向和意義。

百花文學

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學思想和創作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革。這在當時的「社 會主義陣營」中，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在中國，毛澤東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口號，給潛在於各個領域的強大的變革要求以推動和支持。文學界遂出 現了突破僵化教條的、類乎當時蘇聯文學的那種「解凍」。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學》，刊出了劉賓雁的特寫(註：在當代中國，「特寫」與 「報告文學」一般是可以互換的體裁概念。但在這個時期，劉賓雁、耿簡等的寫作，並 不是那種要求寫「真人真事」的特寫，而是可以概括、虛構的「研究性」特寫。這種體 裁，後來沒有得到發展。)《在橋梁工地上》。當時主持這份雜志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在 「編者按」和本期「編者的話」中，給予很高評價，說「我們期待這樣尖銳提出問題、 批評性和諷刺性的」、「像偵察兵一樣、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的作品，已 經很久了。後來，這份雜志又刊發同一作者的在文學界有更大反響的特寫《本報內部消 息》及其續篇。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還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註：小說原稿經秦兆陽作了修改，發表時，篇名也由《組織部來 了個年輕人》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文革」後王蒙的選集、文集，這一短篇 由作者恢復為原篇名。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發了在《文匯報 》、《文藝學習》等報刊上的熱烈爭論。在此前後，《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 物，紛紛發表在思想、藝術上的探索性作品，它們或者在取材、主題上具有「新意」， 或者提供了新的視點和表達方式。比較重要的有：短篇小說《辦公廳主任》(李易)，《 田野落霞》、《西苑草》(劉紹棠)，《蘆花放白的時候》、《灰色的篷帆》(李准)，《 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陽)，《入黨》、《明鏡台》(耿龍祥)，《美麗》(豐村)，《紅 豆》(宗璞)，《改選》(李國文)，《小巷深處》(陸文夫)；特寫《被圍困的農莊主席》( 白危)，《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即柳溪)，《馬端的墮落》(荔青)；詩《一個和八個 》(郭小川，未公開發表)，《草木篇》(流沙河)，《賈桂香》(邵燕祥)；以及話劇(岳野 的《同甘共苦》)、雜文等。 上述作品的絕大部分，都是短篇創作。這是因為，提倡「百花」的這一文學時期， 前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其間還有過情況不明而令人疑懼的曲折)。從時間、也從作家精 神展開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將這種調整，融注進規模較大的作品中。另一個特點是，寫 作這些作品的，固然有豐村、秦兆陽等「老資格」作家，而主要的還是在四五十年代之 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與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實味、艾青等)想 憑藉已確立的聲望、影響來重建他們批評生活的權利不同，青年作家擁有的，更多是理 想主義的朝氣。他們在革命中獲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關於理想社會的實現 的承諾。但他們逐漸看到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在新的思想形態與社會制度中發現裂痕。 他們從前輩作家那裡繼續了承擔「社會責任」的「傳統」，並從蘇聯的同行那裡接過「 寫真實」、「干預生活」的口號。他們的這些創作，從表面上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 向。一種是要求創作加強其現實政治的「干預性」，更多負起揭發時弊、關切社會缺陷 的責任。這些質疑和批評現狀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喚當代已經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識。 另一種趨向，則在要求文學向「藝術」的回歸，清理加在它身上過多的社會政治的負累 。後一種趨向，在內容上多向著被忽視的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維護和開掘。這兩種看 起來正相反對的趨向，事實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為關聯的。社會生活的弊端和 個人生活的缺陷，其實是事情的兩面。而個人價值的重新發現，也正是「革新者」探索 、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礎。 《在橋梁工地上》的作者長期從事新聞宣傳工作，他的語言並不是那樣富於變化和 色彩，形象和情緒的細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長。但他善於思考，包含著激情的思 考和議論，是推動故事的主要動力。《在橋梁工地上》寫到的事情，發生於1955年冬天 到1956年秋天。它以記者采訪的方式，寫黃河橋梁工地上，老幹部、橋梁隊隊長羅立正 ，與他屬下的青年工程師曾剛的沖突。作品賦予羅立正的，是保守、維持現狀的思想性 格特徵。他的工作態度和生活目標，是不遺餘力地「領會領導意圖」，以保護自己的地 位和利益。這便與不墨守成規、要求變革的曾剛發生矛盾。這一性質的沖突，到了《本 報內部消息》，以更為尖銳、「採取了露骨的公開挑戰的態度」(註：李希凡《所謂「干 預生活」、「寫真實」的實質是什麼?》，《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展開。這些作 品涉及了個人與群體、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時暗示了這個新生的社會存在「本質化」 、「教條化」的趨向。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是關於20世紀現代中國社 會的「疏離者」的故事。抱著單純而真誠信仰的「外來者」林震，來到新的環境，卻不 能順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說的主題、情節模式，與丁玲在延安寫的《在醫院中 》頗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醫生陸萍來到根據地醫院，她無法處理想像與事實之間的 巨大裂痕，她與周圍的人發生摩擦，也有一個異性的知音給予支持，但他們又顯得那樣 勢單力薄。當然，比起林震來，陸萍已見過世面，林震對生活的純凈的幻覺，在她那裡 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動更富挑戰性，也更有心計。《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及其他的「干預生活」的創作，以富於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識者的敘述人身份，來描述他 們所觀察到的社會「危機」；在一些作品中，並表達了對於前景不能確定的憂慮，和他 們的「英雄」孤立無援的「悲劇」。 細致綿密、也略為感傷的短篇《紅豆》(宗璞)，是另一類型創作中影響較大的作品 。也是一個有關革命與愛情的沖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學學生江玫和齊虹的愛情，被放置 在40年代未動盪的社會背景上。個人的生活道路與「歷史」的抉擇，被看成是「同構」 的；制約著感情命運的主要因素，是對待現實政治的不同立場和態度。因此，主人公在 群眾運動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對自己脆弱、迷誤的感情經歷的反省。但小說又 包含著更復雜的成份。存在著敘事的內部矛盾。故事是在回憶上展開的，敘述者在相當 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為「黨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敘述的「反省」並不徹底 。在細致而動情地涉及當事人的愛情經歷時，便會或多或少地離開了「批判」的立場， 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種感情糾葛。因而，投身革命與個人感情生活，在小說中並沒有被處 理成完全一致。這種敘述上的分裂，當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經想……刻劃 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江玫經過種種復雜的內心斗爭，在黨的教育下終於使個人利益服 從於革命利益」，「然而，事實上作者並未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來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 分子的心理狀態。一當進入具體的藝術描寫，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資產階級那種哀怨 的、狹窄的訴不盡的個人主義感傷支配了」，「作者沒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沒有「看 到過去江玫的愛情」「是毫不值得留戀和惋惜的」(註：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 和創作傾向》，《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 上述的創作，在1957年夏天之後受到批判，它們的出現，被批評家描述為「一股創 作上的逆流」(註：李希凡《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中國青 年報》1957年9月17日。)。二十多年後，在變化了的政治和文學的環境中，這些「毒草 」轉而成了「重放的鮮花」(註：197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將這批作品(主要是小說、特 寫)匯集成冊，書名為《重放的鮮花》。將它們重評為「鮮花」，編者在《前言》中有這 樣的說明：「我們從《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組織新來的青年人》、 《改選》等這些『干預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裡麵塑造的羅立正、陳立楝、劉世吾等 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者，今天還在玷污我們黨的榮譽，腐蝕我們黨的肌體，妨礙我們奔 向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我們必須與之作積極的斗爭。我們也可以從這些作品裡的曾剛、 黃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奮起斗爭的力量。《小巷深處》、《在懸 崖上》和《紅豆》等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作者是通過寫這些所謂『家務事，兒女情』、 『悲歡離合』的生活故事，……歌頌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頌新社會；鞭撻自私自利的丑 惡靈魂，批判舊世界。」可以看出，對這些作品的評定，雖說會有「毒草」與「鮮花」 的相反結論，但批評者理論依據和視角，卻相當一致。)，獲得了截然相反的評價。而它 們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難而復出的「文化英雄」。

⑽ 什麼叫 百花文學 創作上呈現出怎樣的趨向請舉例簡要說明。

你是要回答考試問題，還是說這是你個人感興趣的東西？

書面答案你搜一下網路「百花文學」就好了，說的很詳細。

如果要是說通俗的解釋，百花文學是針對僵化的文學形式提出的主張。百花文學出現之前，文壇比較沉寂，作家們說著很「表面」，很「形式」的話。文學的靈魂被桎梏化了，大家都在寫作文。

等到百花文學出現，文壇劇烈變革，多點開花，快速切入社會各個角落，作家們敢說了，敢想了，人性的真正光芒和丑惡都被揭露出來。真實，真摯。

舉個例子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裡面不再說領導多麼英明神武，而是勇敢的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擺上桌面。這在百花文學出現之前，很少有人敢寫的。

這只是我個人的說法，不是規范書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