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關於朱熹的資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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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人。19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制。為政期間，申敕令，懲奸吏，治績顯赫。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和教育家，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人們曾用這樣的話贊美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學生林用中、范念德從福建趕赴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然後同游南嶽。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千人之眾，其聲勢為全國之最，史稱湖湘學派自此之後，才去短集長，臻於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還動員衡州官府重修石鼓書院，提出把書院辦成德行道義之實的教育機構的方針，使書院教育走上正軌。在石鼓書院復興後，應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請，撰寫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書院記》，由張栻親書，後人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使「石鼓有聲於天下」。他一生三次監南嶽廟，但都只是遙領食俸，並未親臨南嶽。明萬曆中（1587～1598），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張栻、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生於尤溪（原屬南劍州今屬三明），求學僑寓於延平、建州、建陽、崇安一帶（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脈），安葬於建陽黃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間為福建政和縣尉，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進士出身，歷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檜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
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隨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歲[紹興十八年（1148）]時，以建陽籍參加鄉試、貢試。榮登進士榜。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獄公事、秘閣修撰等職。後由趙汝愚推薦升任煥章閣侍制、侍講。
慶元三年（1197），韓侂胄擅權，排斥趙汝愚，朱熹也被革職回家，慶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是程朱學派的主要代表，詩作有《觀書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詩作.
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為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慾」。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 、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晌搭高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艷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枝鋒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為 。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於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跡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陶宗儀簡介，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於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宴尺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於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 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為「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為「南閩闕里」，建陽稱為「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干、熊禾、游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謁，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於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慾」。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顏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於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為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 *** 了岳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檜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餘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飢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於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飢，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於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 *** 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僱用飢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飢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 *** 。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飢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於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藉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於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於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於在建陽家裡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陶宗儀簡介，可見他是如何矢志於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願。
朱熹的主要哲學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周易本義》、《易學啟蒙》等。此外有《朱子語類》，是他與弟子們的問答錄。
哲學思想:
理氣論 動靜觀 格物致知論 心性理欲論 美學思想
[編輯本段]學術影響
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標准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於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沖。後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為師。始知釋老之說為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歷二十餘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後，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為寧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啟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於《啟蒙》前，並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啟蒙》雖列朱熹名下，而並非他一人所為，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並馳其功焉。《易學啟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於《易學啟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啟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啟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雲。」此「同志」即蔡元定。「為書四篇」中「書」即《啟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編輯本段]文學著作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迴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翚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於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於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後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裡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並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雲：「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② 建陽,從格物到致知|致知在格物
北靠武夷山，南接古建州府建甌，論資歷，建陽貴為福建最做段古老的五個縣邑之一， 論文化，器物有建盞，曜變為絕世美器，思辨有朱子理學，此為東方哲學之正宗、基礎。 行走在建陽古地，從格物到致知，旅行不能不被沾染上濃濃的儒雅風度。
建盞，曜變的是花紋也是命運
在陪我們喝茶的時候，謝道華的身份是老道的制瓷匠師。「建盞的興起和古時福建茶業的繁榮以及民間點茶、鬥茶之風的盛行，本來就脫不了干係」，他隨意說起建窯的制瓷史，卻有意讓我們在手中的茶盞與茶之間建立起某種超脫於簡單的容器與湯水的互動關系。
確實，在褐金盞沿的稍下方，從杯底處均勻散發出的細密烏黑筋脈，一經澄清茶湯的微漾，立馬栩栩如生如兔子身上迎風顫動的叢毛，再捻起茶盞一飲而盡，發現杯身卻只是溫熱，似乎在傳熱性能上略顯遲鈍。
「你們手中的是金色兔毫盞，相比於慣見的青白瓷，它和其他種類的建盞一樣都含鐵量稍高，所以耐熱，瓷身的硬度指數也更高一點，加上青黑瓷身與茶沫黑白分明，又特別適合鬥茶」，謝道華這樣向我們解釋。
金兔毫是市場上最常見的建盞品種，卻仍舊十分考驗燒瓷師傅的技藝，從元朝開始出現的技術斷層，讓懂得燒制黑釉瓷的工匠越來越少，再加上配釉秘方的長期保密，能精進此術的人已是屈指可數。在謝道華自己專門的一間置盞室里，他恢復自己原本的研究員與鑒賞家身份，向我們展示了一些自己多年來燒制以及淘來的「壓箱底」。
幾個銀色兔毫盞褪去了金色的艷浮，給人感覺更為質朴，而對燒制技術的要求卻要更上一個層次。
鷓鴣斑建盞，現在也被很多人認為即是油滴斑，瓷身內外壁的褐黑底釉，不規則落滿如油沫一樣的暗白色圓斑，倒也與閩北鷓鴣鳥的羽毛紋象非常相似，不過，這種器盞燒制難度更大，其成品率也相應更低。
建盞中的絕品是曜變斑，晦暗的斑點散布於盞身內壁，拿到窗邊，在光線充足的條件下，斑周圍產生出以深藍為主色的薄膜式眩麗彩暈的效果，而觀看方位不同，曜變盞所呈現出來的光芒也不盡相同。因為難得，謝道華告訴我們，燒瓷時對曜變不要強求，能不能燒出來，靠緣分。
從建陽縣城出發，沿著東向的817縣道駕車約半個小時，經過一路的蔥郁山田，可到水吉。
水吉的古建窯遺址與小純帆譽成氣候的現代建盞作坊，吸引著來自各地的藏家。北宋末年，崇奢好物的宋徽宗一度命人「官搭民燒」，從建窯燒出不少專供御前賜茶甚至皇室使用的「供御」貢品，建盞一時得寵，風光無限。進入南宋，制瓷技藝繼續高升，那些守候建窯旁的古匠師們想不到，八百多年後，他們親手燒制出來的幾只黑釉瓷，已成該工藝頂級水準之不二代表，而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這幾只黑釉瓷，現已全被當時的「東瀛小學生」――日本，藏於囊中。
宋元之際，幾位涉海西來的日本留學僧人在浙江天目山徑山寺修行，功德圓滿之後，他們在啟程回國時帶走了幾只建窯燒制的黑釉茶盞，命名為「天目瓷」。從此，天目瓷之說法遠播海外，而建瓷之名卻委屈其下。現今傳世的建盞精品，幾乎全在日本，寺院、博物館、乃至民間，各有珠藏。最為炫目的「曜變天目」碗，世僅四件，都存日本，其中三件已被列為日本國寶。
本土建盞在海外被奉為他鄉國寶，存世的絕品雖然都已東渡，但尚未被深度挖掘的建窯古址，如今當是更值得期待的地下工藝庫藏。
水吉鎮後井、池中村是古建窯址的所在地，多年來考古挖據的成果顯示，兩村之間有面積將近12萬平方米的山林劃在古窯場范圍之內，橫陳著最長達130多米的十幾條龍窯。
後井村的大路後門古龍窯全長135米，考古人員在二十多年前恢復出了它中節近30來米的窯段。現在，窯周的矮緩山坡連著一片果樹林，地上成堆成堆荒積著用來燒瓷的匣缽和墊餅，在窯溝里仔細找一找，還能撿出幾塊南宋時的建盞殘片。
上世紀六七轎櫻十年代開始，緊隨周恩來總理恢復宋代五大名窯燒制技術的批示，廈門大學考古系的師生「嘗試性」地對大路後門對面右邊山頭的蘆花坪窯址周圍進行過短期的二次挖掘，為當時發現的幾座窯址建立了一個粗略的燒制年譜。謝道華八十年代初畢業於廈大考古系，1989年投入到古建窯持久性的考古挖掘工作之中，這一次重新挖掘所耗時間漫長，工程浩大繁冗。大路後門周圍的幾個山頭，他隨著考古隊，帶著當地幾位村民，寸土必究地走了五六遍，挖掘出不少青白黑釉瓷的樣品，也為十幾個不同窯址的活動年份、主產何種瓷器等實質性考古難題，給出了答案。
朱熹，啟蒙的是思想也是人心
出建陽市西郊，沿著考亭路南行，不用問路，也能找到那座「考亭書院」老石牌坊，其實倒也沒有多遠，離城3公里而已。石牌坊略顯突兀地立在馬路邊上，身又高大，拔起於近處的叢草矮樹。
對面的麻陽溪河道本是石牌坊的原址，前些年下游的建溪修築水壩，為免被淹，牌坊被搬到了現在的地方。穿過它，往前登上182級台階，是十多年前建的「文公祠」。文公祠前兩個玩耍的十來歲小學生對我們的到來顯得頗有興趣，既央求著要看我們相機里的照片，也熱心地向我們介紹這個地方。「你們知道嗎，這個祠堂里有個人，是朱熹。」反問他們朱熹是誰，兩個小傢伙又瞪眼一笑，說，哈哈，我不知道。
1190年，花甲之齡的朱熹知閩南漳州，初到當地，即遇上棘手問題。當地的地主土紳強強聯合，霸佔耕地後反將土地稅遷植到農民身上，隨之產生的「田稅不均」問題讓失地農民苦不堪言，矛盾愈演愈烈。雖有心護民，但外來的朱熹勢單力薄，甫頒一個折衷的「經界」措施，即遭利益方的強烈反對。自覺束手束腳，加上一年後痛聞長子朱塾病逝金華的噩耗，朱熹解職，回到了葬母地，建陽。
1192年，建陽的竹林精舍，也就是後來的滄州精舍、再後來的考亭書院落成時，吸引了眾多年輕人前來拜師求學。朱熹樂於傳道，前前後後收了不少門生，為匯集他畢生心血的理學播下了傳播種子。當年的考亭書院現今被淹沒在了麻陽溪下，至於路邊那塊古舊的石牌坊，是幾百年後的明朝御史蔣昭對朱文公的紀念。
朱熹一生的大半輩子都是在閩北范圍內活動，在閩北的大半輩子則顛簸在遷家和頻繁的赴任路上。19歲年紀輕輕高中進士，闖進了南宋的朝政大堂，可惜當時的朝堂風向搖擺於與遼金元或戰或和的脆弱時局之中，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於政治立場的選擇，這似乎註定了他的仕途必須會風雲多變，官位變換導致居住地的變更，為他的人生劃了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在路上」注腳。
1143年，14歲的朱熹和母親遵父親朱松遺願，從江西饒州一路遷居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鎮），拜父親的昔日好友劉子羽為義父，師從當地的著名學者劉子�、胡憲和劉勉之。雖然幾位鄉賢都與受過二程理學思想影響的朱松過從甚密，但此時的朱熹仍難免時有寄人籬下之感，因此學業非常用功，而老前輩們敦心教授，完成了自己非常稱職的理學啟蒙的任務，為朱熹的一生理學著述打下了良好的文化根基。
走出五夫鎮是在劉子�去世後的第二年，那年朱熹19歲，參加殿試得中皇榜進士，而他一生並不順暢的仕途，也福禍參半地從此開始了。
泉州同安縣主簿是朱熹的第一份政職，23歲的朱熹似乎還並沒有做好准備，政績表現平平，無功無過，在職的五年時間里，顯得求學之心有餘而舉政之力不足，任滿之後，回到五夫，隨即向南劍州劍浦（今南平市延平區）的退隱賢士李侗問道，並以至誠之志，從五夫步行三百里到延平，正式入李侗學門。
李侗的文化性格趨同於魏晉唐的張揚與隨性，在整個宋朝文人都在理智地尋找社會責任與個人自由的平衡點時，他卻仍將仕、隱視為魚與熊掌，超然立於時代風氣之外。他早年拜閩學鼻祖楊時及羅從彥為師，得授「洛學」，學成之後即退隱田居，一心研習理學，不問時政。而少年時同受「洛學」熏陶的朱熹，恰好與他志同道合，拜師之後，得了他的真傳。
師從李侗對朱熹後來學說的成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系統化地通過程門嫡系弟子吸收洛學要旨，也藉由李侗對北宋時期重要思想家的學說脈絡，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1175年在與陸九淵就對立的兩個哲學體系做過激烈的「鵝湖之會」辯論後，近天命之年的朱熹開始在晃盪的仕途上奔徙，他身上有一種典型的學者命，似乎並不太適合為官之道。
1178年他知南康軍，同時借機對江西九江的白鹿洞書院進行修復，講學授業。三年之後（1181年）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駐撫州半年，又被當朝宰相王淮改薦為浙東常平提舉，在任時秉性耿直，糾察當地污弊時牽連影響到王淮的利益，於是很快被罷職，連帶自己的理學學說也遭攻擊。
解職後的朱熹回到武夷山，築「武夷精舍」（即今天的紫陽書院），開門授業，此時，儒家經典「四書」經他之手大量刻印發行，成為後面朝代封建思想的頂樑柱。
1187年，王淮罷相，朱熹時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隨後因得新任宰相趙汝愚賞識而過了幾年順暢日子，並在知潭州任上被擢升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做皇帝的顧問和老師，一時成為與天子走得最近的人。
好景不長，1195年權相韓�胄開始主掌朝政風雲，朱熹落職奉祠，兩年後被劃為「偽黨」，其學說也被斥為「偽學」。這是朱熹一生最低谷的時期，晚來風急，他看不到閩學輝煌的那一天。1200年，朱熹在建陽考亭憂憤辭世。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講學，斷斷續續住了近五十年，那裡可說是閩學的源起地。現在的武夷山市五夫鎮紫陽樓旁邊，還有一棵兩人環抱的大樟樹，據說是少年朱熹親手栽種。不過，紫陽樓雖一身鮮明的徽派建築風格凸現在周圍的民居之中，但地址卻並不好找。我們去的那天，走錯兩次岔路，後來向幾位坐在門前剝蓮子的農村婦女問路，她們拿手一指說，喏，朱熹的故居嘛，就在那裡。
古聖賢的地盤，她們說起朱熹就像說起自己的老鄰居似的，我有點感慨，他們對「理學大宗」朱熹的感覺和我們不太相同，印象粗糙模糊，但情感真摯――既有故人的親切又帶著隔世的疏離，蒙著尊賢之敬意卻又不刻循傳統的約束，這大約才是真正的民間影響力吧。
朱熹一生的大半輩子都是在閩北范圍內活動
在閩北的大半輩子則顛簸在遷家和頻繁的赴任路上
南宋士大夫主政才能的作用小於政治立場的選擇
這似乎註定了他的仕途必須會風雲多變
③ 朱熹是哪裡人
朱熹的祖輩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墳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詔朱熹故鄉婺源為闕里，還詔旨在婺源興建朱熹祠廟。然而朱熹父親帶著祖父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歲月都在福建度過。你說朱熹的籍貫在哪裡呢？
朱熹字元晦，後改為仲晦，別號晦庵，六十歲後稱晦翁、晚號遁翁，又號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遯翁、紫陽等。在古代社會中，出名的文人有眾多別號，並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採用不同的籍貫，作為署名時的定語：如鄒縣朱熹、吳郡朱熹、丹陽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陽朱熹……這一現象使人們產生疑問：朱熹怎麼會有那麼多的籍貫？尤其是鄒縣、吳郡、丹陽、平陵等地，宋時早已撤置，朱熹為什麼將這些地方作為自己的籍貫呢？
這要從朱熹的先祖說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斷改變的遷徙地中找到。據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國，就位於山東南部的鄒縣，「沂」通「熹」，所以朱熹時會署名「空同道士鄒訴」，「鄒訴」即「鄒縣朱熹」。到戰國末年，邾滅而遷沛，沛地屬徐州，朱熹的先人喊信移居江蘇徐州一帶。後漢時又遷回山東北部的青州，然後再南遷過江至吳郡(今江蘇蘇州)、丹陽(位今安徽馬鞍山東南的當塗縣境內)等地，東晉時朱氏再遷平陵縣(今江蘇溧陽縣西北)，唐時再遷至徽州黃墩，隋唐時或稱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遷徙情況，主要得之於族譜的記載，而族譜中采於傳說、自行附會之處俯拾皆是，許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將其作為籍貫別號，可見其懷祖思想之濃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實可考的家譜，是從唐末開始。其遠祖朱古寮當時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為將，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當地的紫陽山頗有風光，遂成為地方的一個標志。朱氏在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親朱松，進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間授建州政和縣尉，正逢睦州方臘起義，危及家鄉，便攜全家寓居政和(今屬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隨子赴閩，後病死也葬於政和縣。朱松調任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縣尉，家又遷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誕生於此地。
朱松後又當過秘書伍改省正字、校書郎、著作郎、度支員外郎諸職，性情剛直，不久辭官，退隱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紹興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甌(今屬福建)。紹興十三年(1143)，朱松過世，託孤於朋友、右朝議大夫劉子羽，劉在其家鄉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蓋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頗為安逸。紹腔滲判興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參加貢舉考試，說明朱家早已取得當地的戶籍。
朱松雖攜眷長期寓居福建，但作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產業，且還不時懷念故鄉。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陽」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後在崇安寓居時，「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築室於此，匾曰：紫陽書堂」(《崇安縣志》)。據《朱子年譜》載，朱熹曾兩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紹興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歲，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歲，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說明朱熹與老家婺源一直保持著聯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歲，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圍的閩北地區，其中在尤溪約八年，在建甌約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帶生活了約三十餘年，而外出為官或活動的時間合計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據父親的遺囑，移家定居於建陽縣(今屬福建)的考亭，約生活了五六年時間，其實此地離武夷山也很近，世稱「朱考亭」，死後葬於建陽塘石里之大林谷。後人稱朱子學派也或作「考亭學派」。
從上述情況看，作為「婺源著姓」的朱家，從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餘年，那麼，朱熹的籍貫應該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傳也如是記載。南宋度宗曾下詔朱熹故鄉婺源為闕里。元代又詔旨在婺源興建朱熹祠廟。清代已形成如此觀念：婺源之有朱子，猶如鄒縣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貫，應無疑問。問題是徽州處於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處，清康熙年間此地屬安徽省，有人據此以為朱熹是安徽籍。民國時期，婺源劃歸江西，故也有人以為朱熹應為江西籍。
最麻煩的是，有人提出朱熹應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時，其祖父、父親兩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數時間也在福建度過。就以古代戶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親及本人三代都居於當地，立有戶籍，即為「正籍」，正籍就意味著取得了當地籍貫的法定資格。其十八歲時在建州參加貢舉考試，便是最好的佐證。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戶籍科舉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讀書寫作生涯在崇安渡過，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個算其區域籍貫呢？
從上述情況來看，要確定朱熹的籍貫是不容易的。問題是中國在確定一個人的籍貫方面所使用的標准還頗模糊，一遇上像朱熹這樣較為復雜的人物就無能為力了。
④ 理學大師朱熹的一生是怎樣的
程朱理學作為儒學的最大繼承和發揚影響了中國幾百年的時間，作為程朱理學的創始人。朱熹可以稱得上是繼孔子和孟子之後的又一位大師。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灝、程頤關於理氣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創立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程朱理學。朱熹認為「理」是天地萬物的主宰，是世界的本原；只有去發現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慾，囚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要求人們放棄「私慾」，服從「天理」。他平生志在樹立理學，其學術成果不僅在南宋以前的中同歷史上沒有，就是在此以前的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為此，他被譽為中國中世紀最大的學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於希臘的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
朱熹一生悲哀多於歡樂。幼年失父，中年喪偶，幼女夭折，胞妹早逝，晚年去子，生活貧困到經常要借貸的地步。有陸游的詩為證：「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朱熹一生中最大的機遇要算入朝擔任寧宗的侍講官，他想借這塊陣地，向皇帝灌輸自己的「帝王之學」，他滔滔不絕，四十餘天連講七次，寧宗裝做從善如流的樣子，朱嘉高興地認為「天下有望」，但皇帝接受批評是有限度的，當觸動到統治者根基時，一紙內批逐出經筵國門。雖然朱熹遵守師訓，自號「晦翁」，給自己立下「不遠復」的座右銘，但反道學家們的迫害一直不停。朱熹被斥為「偽師」，其理學被斥為「偽學」，加以嚴禁，他的許多學生遭拘禁流放。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朱熹憂郁而死。
死後的朱熹卻如孔子一樣，被封建王朝「禮遇有加」，朱熹溢號文公，後理宗即位，追贈他為太師，親筆御書「宋代聖人」匾額，並封其為信國公（後改徽國公），從祀孔廟。朱嘉家埋祖墳之山被稱為文公山。山上建積慶亭並立石碑，上刻「枯枝敗葉不得挪動」，官府還派兵看守，保護山上墳瑩樹木，因而朱熹1176年春回家掃墓時手植的古杉，雖歷經800多年的風雨，至今還生氣盎然。
在紫陽鎮的東門古城牆下，有朱嘉親筆手伍運書的墨寶「廉泉」，該泉清澈見底，長年不涸。據婺源當地人介紹，在舉源為官的人，從未因貪污失去烏紗帽的。這一「百官共廉」現象，有人試圖從「風水學」中找到註解，而社會學家則歸結於紫陽古鎮的理學淵源和傳統的人文環境。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余秋雨語）。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辛棄疾話來概括：「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作為文人的朱熹，是不該從政，也不會從政。因而，朱熹一輩子未做大官，也鮮有顯著政績。朱熹一生，舉凡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三教九流、巫醫百工，都有朋友，不少還情投意深。「野人載酒來，農啖日西夕」。朱熹為山路崎嶇，老農來往不便過意不去，一再叮嚀「歸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相傳在紫陽古鎮近郊的三都村（今縣城文公北路），朱熹與門人騰磷到此，見鉛橘卜村內有好大一泓池水，能照見人影與天上的雲彩，便問此塘之名。村人答曰：朱緋塘。朱熹哦了一聲：「我倆神交也。」隨即吟詩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1198年，朱熹避居（東）建陽石洞，但還不停止講學。1199年3月9日病死於建陽。他的遺體下葬時，他的學生不顧朝廷禁令從四面八方趕來，官府怕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今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陸游、辛棄疾與朱熹神交已久，朱熹去世時，年邁的放翁用顫抖的雙手寫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享。」辛氏則作詞一首親往弔唁，哭之曰「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謂生死，凜凜猶生。」
如今，紫陽古鎮已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旅遊勝地了，然而，大多數來這里的遊客，都不解古鎮的命名，更對朱熹不甚了解。然而，只要他們走近古鎮，就會走近文化、走近了文化，就會走近歷史，而走近歷史，就走近了朱熹。朱熹與其他歷史文人一樣，是願意被人遺忘的。但卻又不會被人遺忘！
朱熹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歷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提舉漸東茶鹽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等職。平生不喜為官，「仕於外者僅九考（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宋無學案·元晦學案》上），一生主要的時間（約四十年）在福建講學。晚年捲入當時進行的政治斗爭，被奪職罷祠，其學被定為「偽學」、其人也被定為「偽學首魁」，直到去世槐穗之時「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後不久，「黨禁」解除，朱熹的地位開始日漸上升，最終成為配享孔廟的「孔門十哲「之一，而其在歷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實際影響僅次於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學說從元代開始成為中國的官方哲學，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而且還遠播海外，如李朝時期的朝鮮、德川時代的日本，「朱子學」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朱熹幼承家學，其父朱松是楊時弟子羅從彥的門人，少時又師從屬於「洛學」一派的胡憲、劉勉之。他早年為學博雜，泛濫詞章，出人佛老，對各種學問有著極為廣泛的興趣。從二十四歲起，他受學於羅從彥門人延平李侗。才開始真正走上理學的發展道路。在經過了長期的刻苦研究之後，朱熹終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影響最大的哲學家、經學家。朱熹的學問淵博，於學無所不窺，在先秦諸子、佛道思想、史學文學、天文地理、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典章爾律等許多方面，都有相當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索要的是，朱熹以繼承二程「洛學」為己任，廣泛吸收了周敦頤、張載、邵雍等北宋理學家的思想養分，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構建起一個規模龐雜而又不大縝密精緻的思想體系。
他的理學在明清兩代被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朱熹初登仕途，任同安縣主簿，為官以教養為先務。他對同安故宰相蘇頌的道德學問深表欽佩，侶建蘇公調。走遍同安的山山水水，倡導植樹，並留下許多墨跡。日常公務，細致入微，對賦稅簿籍，逐日點對，以防吏青從中作弊，凡對百姓有利的事，必恪盡職守，不憚勞累。
紹興二十二年（1162年），孝家即位，准備啟用張浚出兵抗金，並下詔徵求內外朝臣陳述政見，朱熹立即上書陳事，在《壬午應詔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並向皇帝提出三項重大措施：「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面督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見朱熹，朱熹面奏三紮：第一紮，建議皇帝博訪真儒，講明《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張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應當「合戰守之計以為一」第三紮，尖銳批評當時「諫諍之塗（途）尚壅（堵塞），幸（以謅媚而得寵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蟬（盡）而國用末節」，應當立即「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結果，皇帝不予採納。朱熹上諫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講學，探求學問，著書立說，自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間，他的學術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學體系，初步實現了集理之大成宿願，名聲頗大。
朱熹在學術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為難，若不任用，會招棄賢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十擾」朝政。經過一番研究，決定差遣他遠知偏僻之地南康軍。清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縣。他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民間疾苦」，貼出《知南康榜文》：第一，為解決南康「民力日困，無復安上樂生之心」的社會問題，望士人、父老、憎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陳。第二，請士民鄉鄰父老、每年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第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第三，鄉黨父老，推選子弟，入學讀經。是年，朱熹又奏請免除賦稅，並派司戶參軍與「逐縣知縣親指旱傷四段地頭，對帳檢視」。秋後又下發《勸農文》，勸農民「趁此大時多種蕎麥及大小麥」度過災荒。又極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與《種種桑法》。翌年九月，發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間亦躬行其上、勞苦勤恤者甚眾」；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曾親至白鹿洞書院視察。眼見這座曾經與嶽麓、睢陽、石鼓並稱「天下四大書院」的遺址，棟宇不存，毀於兵火的一片廢墟，感到極其傷心，然又為書院的優美自然環境贊不絕口。他說；「觀其四壁，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計，其廢壞無不興一葺 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懼，而太過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後世」，「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請求，孝宗皇帝終於批准重興白鹿書院。書院落成之日，他飲酒賦詩：「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並作《白鹿洞成告先聖文》），還屢次請求孝宗皇帝為白鹿洞書院題匾、賜太上皇帝御書石經、監等九經流註疏。他根據多年的教育經驗，親自製訂了《白鹿洞書院教規》，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慾，遷善改過。4、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以及循序漸進 的學習方法，熟讀精思的學習原則。這是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綱領。這個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這一，它不僅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模式圖，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國外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而且為世界教育界注目，國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當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課題，他不只興書院，訂規章，經常親自授課講學，每逢休沐，即親至書院與學生一起質疑問難。朱熹對教學要求十分嚴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書院講學時，曾寫過一首詩贈給學生：「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個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以告誡弟子精學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書院規模和教學質量均為全國之冠，四方好學之士，負發裹糧，前來求學。建昌人胡泳。李燔、呂炎和呂濤兄弟，都昌人黃灝、彭潯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澤縣）人馮倚，星子人周穎等，均學有專攻，後來都成為傳播理學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在推行教化、整頓吏治、興利除弊等方面政聲顯著，於淳熙八年（1181年）任滿，暫回崇安故里。光宗時，趙汝愚奏為待制、侍講。時韓胃擅權，排斤趙汝愚。慶元年（1195）年，趙汝愚罷相。朱熹、彭龜年指責過韓，均得罪。三年，將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於「偽學逆黨藉」，而朱熹被定為「偽學之首」史稱「慶元黨禁」。兩年後，朱熹病逝，享年72歲。理宗時，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從祀孔廟。
朱熹一生勤奮好學，關心國事民情，曾立志報效朝廷，獻身國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爭權奪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終於絕意於官場，潛心學術，致力於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成為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他廣注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教育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在哲學思想上，他從二程關於理氣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朱程學派、又稱閩學、考亭學派。他認為「理在先，氣在後」，但其宇宙形成說卻能接受古代科學成果，主張陰陽二氣的演化論，如從高山上殘留蚌殼論證地質變遷（原為海洋）說等。在人性論上，他強調「天理」和「人慾」的對立，提出「去人慾、存天理」，以緩和社會矛盾。其社會歷史觀，又主張恢復三代之治，願「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學，一直成為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理論工具，在明清兩代被奉為儒學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覽和精密分析的學風，對後世學者很有影響，日本在德川時代，「朱子學」也頗流行。他進行學術研究和講學緊密結合，師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他在教學實踐中的經驗，對後代書院的發展、自由講學風氣的提高、學術研究空氣的濃厚都有影響。他的學術著作很多，有《四書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詞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准。
朱熹在同「兼領學事」，直接管理地方教育。他積極擴建縣學，在明倫堂左邊建教思堂，又增設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在文廟大成殿後倡建經史閣，多方徵集圖書900多卷藏於其中。在城隅隙地開辟射圃。他不辭勞苦，足跡遍金廈，采風勸學。還善於發現人才，重用人才，訪得本縣徐應中、王賓「位進土善於講學，且德行誠實，就向縣令舉薦，聘二人到縣學任教，同時「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眾」。在學校管理方面，朱天認為要以理喻人，他說：「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但他對違法亂紀的生員，也決不姑息遷就。他看到有些生員學習不認真，或投機取巧，或未到散學時間就回家，就專門寫了．《同安縣沂學者見洲諸生》、《補試榜湖等文告，要大家學習古人「愛日不倦，而竟尺寸之陰」，仿效「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特為觀聽之美而已」，能「致思於科舉之外」、「使學者有成材，而庫序有實用」，堅決反對「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的市儈作風。
朱意在同安雖然只有5年，但他的誨人不倦、孜孜以求的治學精神對同安文化卻有極為深遠的影響。他一生講究讀書方法，曾極有見地的指出：「讀書負多，最是大病，下相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他培養了許升、王力行等門徒及許許多多的「再傳弟子」。同安縣的講學之風，正是從朱房簿同才興起的。元至五十年（135年）建的「文公書院」供奉著朱熹畫像，既是後代傳道授業的場所，也表達了後學對這位先賢的敬仰與懷念。
朱熹的學說為：
1、理氣論：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方面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在現實世界中，理、氣不能分離，但從本原上說，理先於氣而存在，這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觀點。由理氣論引申到理事論，朱熹進一步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事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認為一切事物中都有理，理雖無形跡，但卻包含了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可能性。朱受又發揮了程頤關於「理一分殊」的思想，他把「理」之全體稱為「太極」，這個太極就是一，是宇宙的本體；就每一事物來看，它們都完整地稟受了這個理（太極）人微言輕自己的本性，就像天上的月亮只有廠個，卻完整地映現在每條江河之上。
2、心性論：朱熹曾認真地研究了《中庸》關於「已發」、「未發」的思想，以及二程以來諸儒對此問題的討論，其觀點在四十歲前後有所不同，前期認為「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這個思想是受到胡宏的影響；後期則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已發」、「未發」提心理活動的不同階段或狀態，並以「未女」為性，「已發」為情。在心性論方面，朱高提出了重要的「心統性情」的理論，這是他對張載思想的發展，認為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體用的總體。對「性」的概念，朱熹又區分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層面，前者指人稟理而生、專以理而言。純粹至善的性；後者指人稟氣而有形的、有清濁偏正善惡的性，這是他對程頤思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疇，認為道心即「天理」，惡的人心就是「人慾」。
3、認識論：朱熹發揮了《大學》關於「格物致知」的思想，對「格物」的解釋，朱熹認為，一是「即物」即接觸事物，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極」即窮理至其極；對「致知」的解釋，朱熹認為是「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即擴展、充廣知識，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總的說來，朱熹的理論是對程頤「格物窮理」認識論的發展。朱熹為了發揮其思想，提出《大學》篇中缺失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於是還專門作了《補格物致知傳》。與認識論相關的，在知行觀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後」的觀點，認為知的目的在行，即實地踐履，若想踐履，必須先知，不過朱熹也強調知和行不能偏廢，「知行學相須」；與傳統儒家的觀點一致，朱熹的知行觀主要強調的也是道德的踐履問題，而不是認識的來源問題。
4、功夫論：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主張「主敬涵養」，他不僅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也吸收了程門弟子及他自己的修養體驗。朱熹的「主敬」理論突出強調了「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最大程度地平靜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此外，朱熹也注意人在動的狀態中的「主敬」，這是貫穿於「未發」和「已顯』、知和行的全過程。而人們學習和道德修養的目的，朱熹認為就在於「存天理，去人慾」。這一結論一方面有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倫理學上則有用理性原則來作為社會普通道德法則的意義。
在經學方面，朱熹有許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義》、《易啟蒙學》、《耆卦考誤》、《易傳》、《古易音訓》、《損益象說》、《易答問》、《朱文公易說》等；《書》有《書古經》、《書傳緝說》、《書說》、《文公書說》、《書經問答》等；《禮》有《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圖解》、《朱子井田譜》、《禮記辯》、《儀禮經傳通解續》、《朱子禮纂》等；《孝經》有《考經刊誤》、《考經存異》；《四書》有《四書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大學集傳》、《大學詳說》。《大學啟蒙》、《論語要義》（兩種）、《論語訓蒙口義》、《論語詳說》、《孟子集解》、《孟子問辨》、《四書音訓》等。以上還是不完整的統計，但僅從以上這個數目就足以說明朱熹在經學上的成就。在這些著作中，影響最巨的無疑當推《四書集注》。自元朝中期後，此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准解釋，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為止。朱熹於《四書》幾乎用了他畢生的精力，他早年著力於《論語》、《孟子》，晚年尤工於《大學》、《中庸》，辨析毫釐，遠在《易本義》和《詩集傳》（這兩書也為明清科舉功令）之上。至於對《大學》分經傳、補「格致」，那是出於其經學中的「宋學」之主觀立場，此點雖有論辯之餘地，卻也屬可以理解的舉措。
朱熹治經，艱苦重漢唐註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論語訓蒙口義》中所說的：「本之註疏以通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自義理之學興，學者多以為得孔孟不傳之統，對漢儒經注頗為鄙薄，朱熹認為這是不恰當的。所以，他努力把訓詁與義理結合起來，這是朱熹對經學的一大貢獻。正如錢穆指出的：「朱子於經學，雖主以漢唐三註疏為主，亦采北宋諸儒，又采及理學家言，並又采及南宋與朱子同時之人。其意實欲融貫古今，匯納群流，采擷英華，釀制新實。些其氣魄之偉大，局度之寬宏，在儒學傳統中，惟鄭玄堪在伯仲之列。惟兩人時代不同，朱子又後鄭玄一千年，學術思想之遞衍，積愈厚而變益新。朱子不僅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經學與理學相結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學。」
朱熹一生著述極豐，是中國歷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學者之一，《宋史·藝文志》中著錄者有四十餘種，未著錄的尚有二十餘種，另外由其弟子或後人編纂的著作也有二十餘種。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稱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並非溢美之虛語、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除《四書集注》外，當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家禮》。
⑤ 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哪個朝代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朱熹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後隨母薯缺遷居建陽崇安縣。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後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游歷甚廣。
南宋詩人、哲學家，教數悄辯育家。
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運笑一元論的體系。
⑥ 朱熹生平個人簡歷
你知道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誰嗎？下面是的我為大家收集整理的「朱熹生平個人簡歷」，供大家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與二程合稱「程朱學派」。朱熹的理學思想對元、明、清三朝影響很大，成為三朝的官方哲學，是中國教育史上繼孔子後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歲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東巡撫，做官清正有為，振舉書院建設。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為宋寧宗皇帝講學。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讀本》《楚辭集注》，後人輯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語象》等。其中《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准。
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歷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於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群兒遊玩，以指畫八卦於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松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於建甌，臨終前把朱熹託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為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築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於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鬥，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後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
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為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採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飢，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於民，使民不致挨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志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後為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於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於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並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 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後，即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並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為後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飢。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為解救災民，朱熹迅速採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為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後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於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後，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范，成為封建科舉的標准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並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後，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後更名為「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採取了善後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後，王藺主張斬殺以警眾。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後，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空餘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嶽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於行宮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後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復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還居建陽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 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偽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為「偽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偽學」。朱熹以偽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於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後，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後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於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後，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於儒學世家，他的父親朱松對朱熹的教育十分認真。《宋史》本傳說：「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上何物』？」這個傳說，說明朱熹自幼就是一個具有強烈求知慾望的人。由於朱松是在二程理學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儒生，他對兒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學做聖賢的目標去實行。據《朱子年譜》中記載，朱熹在10歲時就「厲志聖賢之學」，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他自己回憶說：「某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從此，便立志要做聖人。以後他又教育學生說：「凡人須以聖人為己任」。
連環巧問
朱熹自幼受教於父，聰明過人，想像力強。四歲時，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問：「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說：「附於天？」朱熹又追問道：「天何所附？」一席話問的朱松驚訝不已。
為官正直，體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發生大水災，朝廷派他前往視察災情，他曾遍訪於崇安各山谷之間。在視察中，朱熹發現「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難與圖事」（《文集》卷10）。他說：「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同上）。由於災情嚴重，糧食無收，地方官不認真救濟，到次年青黃不接之時，就在崇安發生了飢民暴動。這時，朱熹與知縣諸葛廷瑞共同發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賑救飢民，他又請求朝廷以「六百斛賑濟」，這才平息了飢民的暴動。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倉」的辦法，並建議朝廷廣為推行，作為解決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的口糧問題的機構。他規定「社倉」的任務，是在青黃不接之時貸谷給農民，一般取息20%，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貸糧，若發生小飢，息利可以減半，若發生大飢、則可免除利息。當然設立社倉的最大好處可以防止農民暴動。為此，朱熹於公元1171年在其家鄉首創「五夫社倉」，作為試點，並上疏朝廷，建議按其辦法在全國范圍推行。由於此法對官僚地主和高利貸者不利，因而未能廣為推行，只有極少地方，如福建建陽和浙江金華等地實行了這個措施。
鵝湖論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於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從哲學觀點上講，朱、陸兩家是南宋時期唯心主義理學內部的兩個不同學派，由於觀點不同，兩家在學術問題上進行了長期的爭辯。朱陸二人的辯論方式，主要是通過書信的往來進行交鋒，然而鵝湖之會卻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為了調和朱陸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學者呂祖謙發起，邀請了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縣境內）集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這便是中國學術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鵝湖之會5年過後（1180年），陸九淵來到白鹿洞書院拜訪朱熹，請為其兄陸九齡撰寫墓誌銘，二人一見如故，十分友善，並且表現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僅接受了陸的請求，同時還邀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也欣然同意，他的題目是講解《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聽者深受感動，給師生們留下了良好印象。這件事說明朱、陸的觀點雖有分歧，但他們在學術交往和待人處事的態度上都具有寬豁大度的君子之風。
朱張會講
張栻，字敬夫，師從胡宏，學有專長，自成一派，號稱湖湘學派，朱熹對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張栻進行了一次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會講——朱張會講，開創了會講之先河。兩人的討論從太極之理上展開並最終趨於一致。朱、張會講於嶽麓書院，從各地趕來聽者達數千人。在嶽麓書院講堂，朱熹手書「忠孝廉節」四個大字，後被書院奉為校訓。在經過兩個月的嶽麓講學後，朱熹在張栻的陪同下游南嶽衡山。在一路的游覽中，眼前的無邊風景，不時牽動他們的詩興，他們一邊游覽一邊唱酬。幾天里，他們共得詩一百四十九篇，合編為《南嶽唱酬集》。下了衡山，從岳宮到櫧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張栻就還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臨別前的討論。兩人朝夕在船中，討論《中庸》之義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與張栻分手後，攜弟子范念德、林擇之東歸，一路輪流更換唱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 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 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熹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為「延平四賢」。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的上方有什麼？」其父大驚。他勤於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禪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餘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 太極圖說解》《 通書解》《 西銘解》《 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 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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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搜集朱熹的資料。
朱熹（1130年（壬戌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雲谷老人、逆翁、謚文，又稱朱文公。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於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傑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朱熹早年出簡山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乾道三年（1167），偕學生林用中、范念德從福建趕赴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然後同游南嶽。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局咐正桐悔千人之眾，其聲勢為全國之最，史稱湖湘學派自此之後，才去短集長，臻於成熟。[2]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於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於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3]
淳熙二年（1175年），與陸九淵為首的另一學派在信州（今上饒）鵝湖寺相聚，就兩學派之間的哲學分歧展開辯論。淳熙五年（1178年），經宰相史浩推薦，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縣）知軍。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鹽常平提舉，來到撫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間，他募集錢糧賑濟災民，百姓得以安生。擬調直秘閣，他以捐賑者未得獎賞不就職。宰相王淮以浙東大荒，改薦朱熹為浙東常平提舉。待捐賑者得到獎勵，他才赴紹興就職。後官至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兼侍講。[4]
淳熙十二年（1185），他還動員衡州官府重修石鼓書院，提出把書院辦成德行道義之實的教育機構的方針，使書院教育走上正軌。在石鼓書院復興後，應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請，撰寫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書院記》，由張栻親書，後人鐫製成石碑，置於石鼓書院內，使「石鼓有聲於天下」。他一生三次監南嶽廟，但都只是遙領食俸，並未親臨南嶽。
（以上據《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甘建華主編，爾雅文化出品）
紹熙間(
明代畫家郭詡繪《朱子像》
1190～1194)，朱熹應在祥芝芝山講學的著名學者邱葵的邀請，到芝山游覽，與邱葵互相唱和，並留下題詠芝山的詩文，其詩曰：「床頭枕是溪中流，井底泉通石下池。宿客不懷過鳥語，獨聞山雨對花時。」後人將此詩刻石立碑於芝山上。[5]慶元二年（1196年），為避權臣韓侂胄之禍，朱熹與門人黃干、蔡沈、黃鍾來到新城福山（今黎川縣社蘋鄉竹山村）雙林寺側的武夷堂講學，並寫下《福山》一詩。在此期間，他往來於南城、南豐。在南城應利元吉、鄧約禮之邀作《建昌軍進士題名記》一文，文中對建昌人才輩出發出由衷贊美。又應南城縣上塘蛤蟆窩村吳倫、吳常兄弟之邀，到該村講學，為吳氏廳堂書寫「榮木軒」，為讀書亭書寫「書樓」，並為吳氏兄弟創辦的社倉撰寫了《社倉記》。還在該村寫下了「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觀書有感》）的著名詩句。朱熹離村後，村民便將蛤蟆窩村改為源頭村，民國時曾設活水鄉（今屬上塘鎮）以紀念朱熹。在南豐曾鞏讀書岩石壁上刻有朱熹手書「書岩」二字，在岩穴下小池壁上刻有朱熹手書「墨池」二字。朱熹還先後到過樂安、金溪、東鄉等地。在樂安流坑為村口「狀元樓」題寫了匾額。應陸氏兄弟之邀，到金溪崇正書院講學，並書「一家兄弟學，千古聖賢心」相贈。在東鄉路過潤溪（水名）時，留有《過潤溪》詩。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7）詔賜遺表恩澤。淳熙九年，馮去疾提舉江南西路，特建南湖書院（今富奇汽車廠址），以紀念朱熹。
中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里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壞和諧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善良，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美好事物，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6]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朱熹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罷黜和議；（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
朱熹占星命盤
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為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為。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御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為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餘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詔不應。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6]
武夷書院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為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局法官法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飢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於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飢，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於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僱用飢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飢民稱善。[6]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1181年8月浙東飢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札，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污吏的劣跡，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於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為「偽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寧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為「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藉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於使寧宗不滿，加以干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6]
慶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趙汝愚受韓侂胄排擠被罷相位，韓勢盛極一時。韓因朱熹曾參與趙汝愚攻擊自己的活動，於是發動了一場抨擊「理學」的運動。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把道學家的書「除毀」，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乘機指控朱熹十罪，請斬。朱熹的得意門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時理學威風掃地，被斥為「偽學」，朱熹被斥為「偽師」，學生被斥為「偽徒」。寧宗一改舊態，下詔命凡薦舉為官，一律不取「偽學」之士。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終於在建陽家裡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可見他是如何矢志於樹立自己的理學，然而生前終未如願。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7]
晚年生活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為「南閩闕里」，建陽稱為「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斡、熊禾、游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謁，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推崇。
明萬曆中（1587～1598），與李寬、韓愈、李士真、周敦頤、張栻、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