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你讀過《活著》，但並不知《活著》創造的奇跡
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時間 。
——余華
余華的名字取自於母親和父親的姓余和華，低調的如同他本人。
父親一輩子只念過六年書，三年是小學，另外三年是大學，中間的課程都是他在部隊當衛生員時自學的。
父親在余華1歲的時候，離開杭州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願望，成為一名外科醫生。
父親迫不及待給母親寫了一封信，將海鹽這個地方花言巧語了一番，於是母親放棄了在杭州的生活，帶著哥哥華旭和余華來到了海鹽，母親經常用一句話來概括她初到海鹽時的感受。
「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
從此，余華在這個江南小城開始了漫長的童年生活。
每當余華犯了錯，並根據自我判斷有可能招致父母的責罵和懲罰時，他通常的首選方式便是逃跑。
跑到一個自認為安全而隱秘的地方，然後等待父母焦急的尋找和反省，使自己獲得逃脫的可能。
父親來找他的時候，他會發出哭聲，哭聲是故意給父親一個信號彈。要不找不到他，就沒得台階下了。
有時候躺在稻田裡一直躺到睡著，有時候父親也不來找，因為他在動手術，所以只好自己灰溜溜地回家了。
父親經常在余華睡著以後才回家，醒來之前又被叫走了。在余華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幾乎每個晚上，他都會在睡夢里聽到樓下有人喊叫：「華醫生，華醫生……有急診。」
1967年，余華在海鹽縣向陽小學上學，同時對醫院環境越來越熟悉，人們都覺得醫院里氣味難聞，余華卻很喜歡聞酒精和弗爾馬林的氣味。
余華和哥哥去醫院找父親的時候，推門進去，父親正動手術，然後父親看到他們說『滾出去！』
余華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全家搬到了醫院的職工宿舍，他家對面就是太平間。
差不多隔幾個晚上余華就會聽到凄慘的哭聲，各種不同的哭聲，男女老少都聽了不少。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能聽到兩三次。
他常常在睡夢里被吵醒；有時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親屬在太平間門口嚎啕大哭的情景。
小余華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門口，看著他們一邊哭一邊互相安慰。
家裡沒有衛生間，只能去醫院上衛生間。每次上廁所的時候，一定要經過太平間，太平間沒有門，男女廁所也沒有門。一旦裝上木門，就被人半夜裡扛走，回去做傢具了。
余華還常常跑去太平間睡午覺，一覺醒來，異常涼爽。後來他讀到海涅一句詩： 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驚覺酷像自個在太平間睡午覺的感受。
那時候，余華一放學就是去醫院，在醫院的各個角落游來盪去。
童年余華早已對從手術室里提出來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習以為常。
父親給童年余華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從手術室里出來時的模樣： 胸前是斑斑的血跡，口罩掛在耳朵上，邊走過來邊脫下沾滿鮮血的手術手套。
文革開始之後，為了應對越來越多的脾腫大病人，醫院在手術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座很大的草棚，作為臨時病房，有時也會用它來召開一些單位內部的批鬥會。
這座大草棚讓余華兄弟倆充滿了好奇，他們常常在棚里棚外鑽進鑽出。
有一次，不知是誰突然來了靈感，兄弟倆決定來一場消防演習的 游戲 ：哥哥華旭負責點火，余華則負責用小便充當消防龍頭，及時將火撲滅。
只是他們沒有想到，小便不可能成為源源不斷沖出水來的消防龍頭。結果哥哥點燃了一堆枯草，而余華的小便無論如何也滅不了它，反而火借風勢，眨眼間就燒到了草棚。
兄弟倆一看勢頭不對，立即「三十六計，走為上」，溜得不見蹤影。
這次「縱火」事件的後果是，兄弟倆被母親當即送到一個同事家裡，關了整整一個月，並且在回家的那天，各自的屁股又被父親狠狠地揍得像天上的七色彩虹。
更有意思的是，隨著公安局調查的結束，兄弟倆的照片還像模像樣地貼在了大街的牆上，以此告誡孩子們不要玩火。
余華小學時和一位同學有過一個爭論：太陽什麼時候離地球最近？
兩個人不知疲憊地開始了馬拉松式的爭論，每天見面時，都是陳述自己的理由，然後駁斥對方的觀點。這樣的廢話說了不知道有多少遍後，他們開始尋求其他人的支持。
余華拉著他去找哥哥，哥哥自然要維護自己的弟弟，他向同學揮了兩下拳頭，威脅他：「你再敢說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余華對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他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
余華和同學又去找了其他年齡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同學的，也有贊成余華的，始終難分勝負。
他們之間的爭論竟長達一年，小鎮上年齡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拉出來當過幾次裁判，都厭煩了，只要看到他們兩個爭吵，就會吼叫：「滾開！」
他們兩個人繼續爭論不休，直到有一天余華在情急之中突然編造了魯迅的話，沖著這個同學喊叫：「魯迅先生說過，太陽中午的時候離地球最近！」
他啞口無言地看了余華一會兒，小心翼翼地問：「魯迅先生真的說過這話？」
余華小學畢業時，適逢海鹽縣圖書館重新對外開放，父親為他辦了借書證，從那時起，余華開始閱讀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
他幾乎將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品都讀了一遍。
余華上中學的時候，開始讀到一些被稱之為毒草的小說。
那些逃脫了銷毀的倖存者，開始悄悄流傳。每一本書都經過了上千個人的手，傳到余華時已破舊不堪，前面少了十多頁，後面也少了十多頁。
當時閱讀的那些毒草小說，沒有一本的模樣是完整的。沒有開頭沒有結尾，不知道故事的開始余華還可以忍受，不知道故事是怎麼結束的實在是太痛苦了。
每次讀完一本沒頭沒尾的小說，余華都像是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到處亂竄，找人打聽這個故事後來的結局。
他讀到的第一本外國小說也是一樣的沒頭沒尾，文革結束以後，文學回來了。那期間余華買了很多外國小說，其中有一本莫泊桑的小說《一生》。
有一天，他開始閱讀這本《一生》，讀到三分之一時，余華驚叫了起來：「原來是它！」多年前閱讀的第一本沒頭沒尾的外國小說。
余華是在文革期間讀完小學和中學的，十年裡他沒有好好學習。
1983年余華開始寫小說時，認識的漢字也就是四千個左右，幾年以後中國的批評家們紛紛贊揚他的語言簡潔，余華告訴他們：「 那是因為我認識的字不多。」
在那個讀書無用論的年代，除了學工學農之外，余華和大多數學生一樣，經常在下課鈴響時匆匆地沖進教室，或者在上課鈴響時，卻依然滿校園的閑逛。
百無聊賴，集體躁動。
有段時間，余華迷上了音樂簡譜，並試圖將魯迅的《狂人日記》譜寫成音樂。
青少年時期余華印象最深的一本書是《三個火槍手》，三十多個小時不吃不喝，一口氣讀完了。
後來看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太好看了，比《三個火槍手》更看得如痴如醉、廢寢忘食。
只要描寫談戀愛的部分余華就跳過了， 「我看金庸就是看打架的啊。」
1977年，余華中學畢業，參加了文革恢復的第一次高考，但是落榜了。
便由父母安排，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當牙科醫生。
余華上班第一天就給人拔牙了，他的師傅是沒有上過醫學院的，師傅上來就讓余華看拔牙，說你看一遍，下一個就你幹了。
等到余華上場的時候他很緊張，好在病人主要是農民，農民是到牙齒已經不得不拔的時候才會來，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哪顆牙，很順利地拔下來。
拔了整整五年，大概拔了一萬顆牙，實在是不想再拔了。
余華每天看到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用正常上班，非常羨慕，「覺得他們的工作對我倒是很合適的」。
余華對自己一番掂量之後，認為文學最有可能使自己進入文化館。
於是余華開始寫作了，而且很勤奮 。
他並沒有寫小說的基礎，先找了一本雜志《人民文學》看，看什麼時候應該是引號，什麼時候應該是逗號，什麼時候應該是句號。
大概看了兩頁，余華覺得好了行了，自己可以寫小說了。
開始寫小說，然後往所有的雜志寄，所有退回來的小說在中國旅行過的城市，比他現在去過的地方還要多。
他們家裡邊有一個院子，每次郵遞員總把退稿從圍牆外面扔進來，父親一聽到啪嗒一聲，就說退稿來了。
上世紀80年代，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 突然感到原來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謊話，有了強烈的被欺騙的感覺，當時余華成了一個憤怒的青年。
所以那時候余華的作品裡充滿了憤怒， 從1986年到1989年，余華的寫作處於一種瘋狂狀態，就是無論寫什麼，都是很極端的事物，特喜歡鑽牛角尖。
那個時期余華寫下了很多暴力和死亡的故事，洪治綱在《余華評傳》里列舉了他的八個中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數高達28人。
列出來以後，余華自己看了也是嚇了一跳。「那四年的寫作里，我的精神都快要崩潰了，我白天一寫作就是殺人，到了晚上睡著後，全是自己被別人追殺的噩夢，常常從睡夢中嚇醒，一身冷汗」。
到了1989年底，余華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從此以後他再也不在小說里殺人了。
當時夢中的他被五花大綁，聽到有人在控訴他的罪行，然後就是童年熟悉的一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桿長槍伸過來對准他的腦門『砰』地一槍。
夢里的他搖搖晃晃站起來，對著開槍的那個人破口大罵：『他媽的還沒有到沙灘呢！』
從此以後十五年沒有寫殺人的故事。
1985年冬天，余華赴北京西直門的上園飯店參加《北京文學》的筆會，遇見了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李陀。
余華將自己的新作《十八歲出門遠行》交給李陀審讀，李陀看完後說： 「你已經走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 」
後來余華說：「 李陀的這句話我一輩子忘不了，就是他這句話使我後來越寫膽子越大。 」
1988年某一天，余華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被叫去吳濱家看電影。
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塑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
看完第一部錄像帶電影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時，余華震驚了。
那天晚上余華走了超過三十公里的路，走回十里堡宿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平靜下來。
終於活到了二十七歲以後，看到了第一部電影，以前看過的都不是電影。
這是余華有關八十年代美好記憶的開始，他此後兩年的生活，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距離更近的朋友朱偉在白家莊的家。
那時候余華住在魯迅文學院的四樓，電話就在樓梯旁，朱偉打來電話時經常是這樣一句話：「有好片子。」
余華和朱偉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錄像帶電影，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等現代主義的影片。
這些電影被不斷轉錄以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還沒有翻譯，他們不知道裡面的人物在說些什麼，模糊的畫面上還經常出現錄像帶破損後的閃亮條紋。
但他們仍然全神貫注，猜測著裡面的情節，對某些畫面贊嘆不已。
後來寫出《江南三部曲》的格非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1993年，余華辭職，去了北京。
不再擔心退稿的小說家余華，和妻子擠在北京一間平房的單人床上，只能從《收獲》領取稿費400元。
當張藝謀把《活著》的改編費預先支付了2萬元給他，他竟然擔心張藝謀會不會賴掉那剩下的5000元。
25000元「巨款」壓在單人床的枕頭下好幾天，夫妻倆甚至以為這輩子都不會發愁了 。
《活著》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日文等在國外出版。
並在1998年，獲得文化影響力第一國義大利文學最高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
《活著》甚至打破了純文學的銷量記錄。
《活著》在台灣出版了二十多年來暢銷不止，刷新台灣記錄；在美國出版10年後，每年依舊可以賣出4000冊，一個中國作家的書能夠賣1000冊就極難的了；在西班牙， 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
余華曾被稱為「中國殘酷寫作的代表人物」。
《兄弟》在出版前因為對當下現實諷刺過於尖銳，一度有封殺傳聞流出。
余華說自己和那家出版社定了「霸王」條款，即：如果刪改我一個字，這個非獨家出版合同立刻作廢，我立刻找另一個出版社印刷新的版本。
余華笑稱，自己的書印出來後，他立刻檢查敏感的地方還在不在，一看都在，這下才放了心。
《兄弟》（上部）出版後，銷量很大，「當當網」等售書網站一度脫銷。
不為人知的是李健也特別喜歡余華的作品，余華稱評論家們也沒有李健那麼了解他。
李健不僅讀余華的作品，甚至連采訪他都讀。只要李健一出唱片就會送給余華，《貝爾加湖畔》是令余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
余華有一天在手機上看新聞，突然看到李健闖關還是什麼踢館成功，心想哪個「李健」啊，是不是我的朋友李健？
點開一看，果然是他，那次余華開始看湖南衛視，一直看到李健沒有為止。
有次他們在春節前吃飯，李健說他要上春晚，後來春節前第二次吃飯的時候，李健又說他決定不上了。
余華說：你當時決定要上春晚的時候，其實我心裡邊覺得你不應該去的，但是你已經決定要去了，我也就不說別的話了。
李健拒絕上春晚的一個原因是他不願意唱那樣的歌，那種違背內心的歌，而且要把歌詞改過來，改過來後他們又不同意，又要改回去，他就不樂意唱了。
余華深知李健是一個有自我的人，不隨波逐流，這也是余華很喜歡他的一個方面。
余華第一次讀到巴金的作品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幫以後，很多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和外國文學作品重新出版，求大於供。
余華所在的海鹽縣新華書店進的書不多，余華一早就去書店門口排長隊領書票，領到書票以後才能買書，他買了巴金的《家》。
少年時期的余華曾經在連環畫上讀過《家》，讀完後傷心了很長時間。當他讀完真正的《家》以後，再一次感動了。
余華大概超過3/4的小說都是在《收獲》上發表的，而《收獲》創辦者正是巴金。
1995年余華在《收獲》上發表的《許三觀賣血記》，那時，巴金已經不能下床了，他在床上躺著，從頭到尾讀完了《許三觀賣血記》的手稿。
巴金說：「發表。」
1987年，《收獲》推出「先鋒文學」專號，上面是「一夥來歷不明」的傢伙，分別是馬原、蘇童、余華、格非、葉兆言等。
他們被《收獲》的編輯們頂著「胡鬧」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獲》。
余華曾在一篇文章中回憶1987年的那個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獲》，打開後看見自己的名字，還看見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獲》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卻在這個節骨眼上集中一夥來歷不明的名字。」
余華說：「《收獲》在我心目中是中國最好的雜志，很多小說其它雜志根本不可能發，別說《許三觀賣血記》，《活著》都不可能。《收獲》的地位確實有原因的，感謝巴金，因為他的庇護，我們這一代作家才有足夠的時間自由成長。」
在那些年代裡，那一群來歷不明的傢伙，白天坐著公交車去《收獲》編輯部，被人戲稱「好像《收獲》是他們的家」。
晚上，他們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深夜飢餓時，一起爬過緊鎖的搖晃的華東師范大學鐵柵欄門去覓食，再飽食歸來。
2005年10月17日，余華正在參加瑞典駐華大使館的晚宴，突然傳來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余華得到巴金去世的消息後很難受，他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就是從未見過巴金。
其實他是有機會的，只要對李小林說：我想見見巴金。李小林肯定會帶余華去她家，可是余華一直不好意思說，從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他每年次去上海，都有這樣的願望，可是一直沒有說。
後來巴金的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以後，余華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這樣的要求了。
得知巴金去世後，余華一個人坐到了角落裡的沙發上，拿出手機，猶豫了一分鍾，還是沒有給李小林打電話，心想她現在可能不接聽電話了。
余華後來打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郟宗培，證實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他沉默了一會，不知道應該對李小林說些什麼，最後請郟宗培找到機會轉告李小林：」我問候她。」
那時余華的心情是否像極了自己曾在《活著》中所寫的一句話： 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裡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㈡ 論童年生活對作家思想的影響
余華1960年出生在杭州，他也經歷了一個孤獨灰色的童年。他的父母都是醫生，余華從小就是在醫院的環境里長大的。他曾說：「我對敘述中暴力的迷戀，現在回想起來和我童年的經歷有關。我是在醫院里長大的，我的父親是外科醫生，小時候我和哥哥兩個人沒有事做，就整天在手術室外面玩，我父親每次從手術室里出來時，身上的手術服全是血，而且還經常有個提著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的護士跟在後面。當時我們家的對面就是醫院的太平間。我可以說是在哭聲中成長起來的，我差不多聽到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哭聲，幾乎每天都有人在醫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個晚上都要被哭聲吵醒。」
你可以試著從這個角度寫余華的暴力書寫。
希望這個答案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