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玉猪龙是什么哪个年代
汉代玉猪
汉以前,新石器时代诸多古文化中几乎没有写实性的玉猪发现。曾侯乙墓是我国藏玉最丰富、最精美的战国大墓之一。龙凤纹十六节玉佩、玉剑等,都是国之瑰宝。圆雕猪形玉琀的出现,当然是我国早期写实玉猪的珍品,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仅仅是置于墓主口中牛、羊、猪、狗、鸭、鱼等21件微型玉琀之一。青白色,微黄;腹、足部杂有黑色;并灰白沁色。通体抛光,琢磨精细。玉猪的长吻前凸,肥头大耳,贴地大肚,圆臀矮脚,比例准确,造型生动,活脱一头家猪的形象。长约2厘米。
同样是战国玉猪,在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叠人踏豕玉佩上,一头大猪被三个人“众”字形叠压在脚下。三个人均大圆盘脸,五官几乎撑满脸庞,衣裙整齐,袖手而立,神态木然,其寓意难以捉摸。玉人脚下这只玉猪的造型轮廓是张口、甩尾、向前狂奔的姿态,但细部的刻画比较抽象。耳、腿用云涡纹表达,身上的色斑用斜格纹填刻。动态如此强烈的玉猪造型十分罕见。
如前所述,汉代的玉猪是最丰富的,数量之大、用料之优、工艺之精,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玉猪之最。
江苏海州网疃庄西汉玉猪。黄玉,质地细纯,光亮滋润。桃形耳,斜向一刀示耳涡,用纤细的游丝毛雕勾勒出双眼皮,尾部穿一小孔。山西太原尖草坪西汉玉猪。青玉,杂褐红斑点。很特别,腿脚未加刻琢表示。尾部穿一小孔。江苏扬州杨寿宝女墩新莽玉猪。青白玉,质地细腻,光泽明亮。桃形耳,吻下尾部穿小孔。陕西西安红庙坡东汉玉猪。青玉,温润晶莹。单眼皮特别细长,吻下尾部穿小孔。陕西西安北郊东汉玉猪。灰白玉,光洁纯净。用直线划出三角形眼,吻下尾部穿小孔。汉代的玉猪形式略有变化的,如山东济南王陵西汉玉猪。“汉八刀”工艺仍然沿用,但明显不占主导地位,只在颚脚、腹脚的分界线上。许多地方如腿腹、肩脊等处的结构变化,采用细刻线条勾勒表示,耳朵呈隐起状,耳涡仔细磨出,整头猪的轮廓线变得圆浑饱满,更趋写实风格。玉猪受沁严重,鼻损处钙化为鸡骨白,原玉本色几乎看不到。玉猪变化较大的如山西朔州西汉玉猪。小耳、小脚,几成甲壳虫状。没见惯用的“汉八刀”工艺。灰白玉,受沁严重。汉代玉猪形式上变化最大的,如陕西长安茅坡西汉片状玉猪。青玉,部分土沁。完全没有“汉八刀”的工艺痕迹。用毛糙的线条,十分具象地勾勒出一头长吻、獠牙、菱形目、细长耳、回卷短尾、倒冲刚鬃的、狂奔乱窜的野猪形象。
很奇怪,玉猪在汉代盛极一时之后,突然变成了稀有品种。转自:国家文化艺术品网
2.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分别经历了哪些朝代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中国古玉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玉和中,国,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它影响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影响着一大批文学、历史着作。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
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
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干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
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2)圆雕小动物玉件哪个朝代做的多扩展阅读: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3.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鹿是什么
鹿是古人心目中的一种瑞兽,有祥瑞之兆。《符瑞志》载:“鹿为纯善禄兽,王者孝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亦见。”因此古代玉器中鹿纹图案较多,造型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它们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秀美生动、典雅可爱。尤其是唐宋以后,古人借鹿与禄之谐音,以象征福禄常在,官运亨通,应用更加广泛。随着朝代的更替,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变化,以及琢玉工艺的进步、提高,玉器上鹿的形象日渐丰满完美,画面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分表达了人们向往美好、吉祥之意趣。对历代鹿纹图案进行探讨和研究,既可以使我们了解鹿纹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为包括古玉在内的鉴定、断代提供一个依据。
玉器中最早出现鹿纹是在商代,以后各代屡有发展变化,各具时代特征,其造型丰富多彩,寓意吉祥,应用广泛,既是深受国人喜爱的装饰纹样,更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本文简要介绍了历代玉器中鹿纹的造型特点及其演变。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史前玉器中动物纹较为少见,仅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形制简单的动物形象,如龟、鱼等。直至商代晚期,玉器上的动物造型才逐渐丰富起来,张口露齿的虎,缩头缩尾的龟,温静可爱的鹿,虽然形象拙朴,但线条简洁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琢玉技术已经能够在坚硬的玉器上雕琢出复杂的动物形象。
造型模式化是商代玉器上鹿纹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的玉鹿造型简单,以片状体居多,圆雕器物少,最大的8厘米左右,一般在3~4厘米,常呈短腿直立回首状。琢玉工匠刻意突出鹿角、耳以及眼睛,其它部位则一带而过,仅具其形。如鹿角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没有角,一种为三歧形角,另有一种是双角对分,或对称或不对称。眼睛可分为小圆眼、臣字眼、菱形眼、橄榄形眼等,而且大都是由阴线刻画而成。躯体上多无纹饰,有的只有几条阴刻线作为分界线,把躯体和四肢分开。穿孔多在颈部、臀部,可供佩戴。1991年山东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出土的玉鹿,高5.4厘米,宽4.3厘米,厚0.5厘米。两面平雕,纹饰相同,两角枝杈突出,作回首状,翘首圆眼,上下颌、鼻、嘴分明,颈间有涡纹,圆臀小尾,后腿略弯,颈间有一穿孔,兼具写实、夸张之美。
周代玉鹿也多为片状,光素无纹,仅有几条简洁的轮廓线,一般比商代的略大。有回首、前视、伏卧、站立等各种造型,气宇昂然,姿态优美,刀锋爽健,磨工细腻。鹿大耳、大眼,角的分杈像小树一样直立头顶,有对称、不对称两种,其中不对称的长角相对较多。足粗蹄大,大多是半蹄状,整个躯体显得较肥壮。但其身体与树形长角相比,常有头重脚轻的感觉。穿孔也多在颈部、臀部。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两只玉鹿,一昂首前视,一回首顾盼,皆纹饰简洁,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同时有很多周代的玉鹿表面光洁度非常强,像水银一样,被称为“水银光”。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玉雕艺术光辉灿烂,镂空、浮雕等手法已普遍应用。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在当时极为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由于“君子比德于玉”之说,当时的佩玉特别发达,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的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
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而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则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也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战国时期的玉鹿可以分为立式、跪式两种,其中立式较多,造型简练逼真。与西周的玉鹿相比,有以下特点:1、以单角者多见,出现了分杈大独角,枝杈后弯到臀部,角枝比西周粗壮。2、足部结构明显,特别是蹄尖近似牛蹄。3、眼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眼梢向上挑的圆眼,是采用斜挖压磨的技法雕刻的,这种方法使眼珠凸出,很有神采,为战国时期独有的典型特点。4、颈部细长,常用短细的阴线表现细毛,身体较前代稍瘦,显得瘦长而苗条,躯体上出现了小的圆圈纹,纹饰较前代更加写意化。战国晚期出现了新的造型——奔鹿,这是鹿纹演变的一个转折点。这种经过刻意美化的奔鹿,姿态生动,清新活泼,一改前代呆板的程式化造型,为后来的玉鹿装饰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它一改商周王作那种简单古朴的风貌,创制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为之一新的艺术珍品,为我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长期以来,在古玉的鉴定和研究领域,人们总是习惯地把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统称为春秋战国玉器,将其艺术风格,合并称为春秋战国玉作风格。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新资料的不断丰富,从而使我们对春秋与战国时期的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认真观察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春秋与战国玉器在工艺和装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春秋玉器:
由考古资料可知,春秋玉器是西周玉器的继续和发展。早期仍善用双阴线来刻划图纹,在装饰上则进一步强化了西周晚期出现的在某一造型内雕琢单一的或相互交缠同体的龙纹图样,从而使细小变形且纠集在一起的众多龙纹,经常出现在主体造型内,同时布局繁密,几乎不留余地。如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玉虎,其造型为扁平体的虎形,低首拱背,曲肢卷尾。虽说此虎神态有些呆板,无有太强的动感,但虎身上的装饰却格外引人注目。它除了在腹部、腮部、双肢列有少许几何纹外,通体满饰变形的龙纹,上下交错,左右呼应。这种独特的双阴线工艺及"形中有形"的装饰手法,在春秋早期玉器中极为流行,可谓春秋早期玉器的一大特色。
春秋中期以后,这种繁密的阴刻装饰线纹逐渐变得稀疏,并多以较宽的斜刀进行雕琢。到了晚期,线刻工艺逐渐减少,代之而兴的是去地隐起的浅浮雕技法的盛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磺、玉佩等,不但工艺精细,琢磨光润,而且由于采用了浅浮雕的工艺技法和更加抽象简化的龙纹图案,所以使繁密的画面,通过高低起伏和有序的布局,更富有一种寓意深远的立体效果,增加了一定的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春秋时期流行的寄生于造型内的繁密且抽象的龙纹装饰,随着人们审美意识和文化观念的改变,逐渐消失。正如吴棠海先生在《认识古玉》中所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胆龙纹眼睛退化,解体成云、谷相杂纹,并逐渐发展为谷纹、蒲纹、乳钉纹等工整规律的几何纹样。这里我们暂不讨论战国玉器中常见的云纹、谷纹是否是由春秋时的龙纹演变而来,只是可以肯定地说,春秋玉器画面上盛行装饰的繁密细小的龙纹图样,在战国时已不可出现(特别是在战国中期以后)。尽管目前战国墓中仍有类似玉器出土,笔者认为,它应是春秋时期(或战国早期)的遗物。因为艺术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所以,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审美情趣、意识观念的改变,其风格也必定会推陈出新。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时尚,必定会产生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玉器如此,其它工艺美术品亦如此。
二、战国玉器:
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所以使得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战国玉器较之春秋玉器品种更加丰富,它突破了春秋时期多以小件为主的装饰玉、葬玉等,出现了大型的玉磺、出廓玉壁、龙形佩、带钩等;工艺更加精细,玲咙剔透,并多以楼空、浅浮雕的技法、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造型见长;装饰更加多变,不但有谷纹、云纹等几何纹,还出现了螺璃纹、花叶纹及描写自然生活的图纹。同时战国玉器作品中的神兽造型,均饱含着一种紧张的气势,大大增强了内在的精神韵律,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各路诸侯躇踌满志、意欲争霸的凌云气概。
战国早期玉器以山东鲁国故城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其工艺较前复杂,造型亦渐舒展,器体边角尖锐利落,特别是回首挺胸的龙凤形象也开始展示出了一定的动感。装饰图纹则多为较密集的去地隐起的谷纹、卷云纹等。有的谷纹周缘还刻划出一条阴线,甚至使之勾连。此时浅浮雕玉器去地并不彻底,多沿图纹而碾磨,因此产生了一种时隐时现、变化多佯的艺术效果。其中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龙凤纹佩,更是战国早期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该佩玉料细润,工艺精湛,通体长达48厘米,用5块玉料琢制而成。器面分别雕琢有龙、凤、璃等,并间饰几何纹。同时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于一器,工艺复杂,难度极大,体现了战国早期高度的治玉水平。
战国中晚期,玉器工艺经过不断地发展,越发呈现出一派辉煌的景象。此时玉料选择更加严格,洁白温润的和田玉比供较前增多。治玉工艺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普近采用了金属类工具,所以战国玉器较之早期造型规矩整洁,器物边角犀利见锋,纹饰线条干净利落,决无拖泥带水之处。无论是浅浮雕、透雕,还是阴线刻划,均琢制得精益求精。特别是那张口挺胸、大幅度地扭动躯体的龙凤造型,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刚健遭劲、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如我们常见的镂空龙形佩、出廓玉壁和各式玉佩等,那细润的质地、新颖的造型设计、滴水不漏细致入微的雕工以及巧妙灵透的镂空、充满活力的线条和通体生辉的光泽,无不让人拍手叫绝,叹为观止。可以说战国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三、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1、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2、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S"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3、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4. 哪个朝代出现金龟子玉石摆饰
清代出现金龟子玉石摆饰。
玉摆饰出现大体自宋以降而盛于明清两朝。这主要得益于玉矿石的来源拓广了,而且手工业加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对坚硬的玉矿石作更加精细、快捷的加工。明代的玉摆饰较为细小,多以文人玩物为主,如秋山图、玉山子、人物雕像、小动物等。所用玉料多为青玉、青白玉及黄王,也有使用其他杂玉料的,如南玉,汉白玉等,其艺术性及价值不及上述好玉料。
清代出现了大型的玉摆饰,其做工也更加复杂精细。民间用玉器以两江产量最多也最精。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专诸巷,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扬州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此时的玉器多以传流故事为题材进行艺术加工,如人们熟悉的八仙过海、群仙祝寿、携琴仿友、十八学士登瀛洲等等。其至出现了以整块石料雕刻的巨型摆件,如龙船、秋山行旅图等等。《大禹治水图玉山》是这一时期特大玉摆饰的代表作。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阴线、阳线、平凸、隐起、镂空、俏色等多种传统做工及历代的艺术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并加以揉合变通,创造与发展了工艺性、装饰性极强的玉器工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较高的艺术造诣。小型玉摆饰大多独出心裁,以留皮巧雕取胜。清代重白玉,尤尚羊脂白玉,黄玉极少。
在业内,很多时候玉摆饰也称为玉摆件。
5. 玉说之大汉朝辉煌的玉器工艺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6.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哪些朝代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1、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若干新石器文化圈内,都或多或少地出土有玉器。而在国外,早期玉器的出土地点却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贝加尔湖、大洋洲的新西兰及南北美洲等几处,而且出现的时何较晚,延续时间也不长。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松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2、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
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
3、西汉时期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看,西汉前期,由于经过秦末的战乱,玉器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当时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主要是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代中期以后,新的品种和器形陆续出现,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增多;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像生类玉器,把形与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先秦的玉器。这一时期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4、北宋时期
北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更加促进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金石艺术,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
(6)圆雕小动物玉件哪个朝代做的多扩展阅读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7. 中国哪个朝代最盛产玉器
应该是汉朝和唐朝和清朝吧,中国的玉多产于西域地区,谁控制着西域,谁就能够拿到多的玉器。我以前看了一个关于古董的节目,里面提到说,明朝的玉器其成分和质量都不能与汉、唐及青朝相比,就是因为明朝当时对西域地区控制力小,高质量的玉,中原地区的人采不到导致,但是即使这样,明朝的玉器的工艺手法很高,依然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