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艺术怎么做

Ⅰ 简述《诗经》的艺术特色。

艺术特色：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

拓展资料：

1、《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2、《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3、《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Ⅱ 诗经有什么艺术手法

赋比兴三种手法。
诗经（诗三百）中，开创了赋、比、兴的创作手法，为今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范例。
一、《诗经》中的赋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朱熹《诗集传》说：赋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殊知此诗之妙，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
二、《诗经》中的比兴
《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郑玄《毛诗笺》：蒲以喻所说（悦）男之性，荷以喻所说（悦）女之容体也。
三，赋比兴表现手法的作用
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硕鼠》一诗中，就是运用了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令人憎恶的老鼠，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不直接表达而要用比呢？运用比拟表达喜爱的事物，可以使它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以使它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
兴，即起兴，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先让我们来看一首诗。《风雨》中运用兴的表现手法的句子是“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风雨如悔，鸡鸣不已。”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要写的内容，而要先言他物呢？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有些诗中的兴起到了渲染气氛的作用，例如，《风雨》写的是在傍晚时节，外面下班着小雨，刮着风，女主人公正在思念着自己的夫君，此时，听见了外面的鸡鸣声。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相思、愁怅之情。兴在这里就起到了渲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加深抒情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些诗中的兴没有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与下文也没有什么联系。例如，《黄鸟》的“交交黄鸟，止于棘，止于楚，止于桑。与下文的子车家的三个儿子为秦穆公殉葬没有联系，兴就起到了提示、渲染一种气氛，帮我们完成从日常生活到诗歌欣赏的过度作用。
人们常常把比、兴两种表现手法截然分开，在研究中我们认为，比兴两种表现手法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诗中是有一定联系的，例如，《氓》中，就是用自然现象来女主人公感情生活的变化，由起兴的诗句来引出表达感情生活的诗句，由叶子的鲜嫩而至的枯黄，来比喻感情生活的幸福而至的痛苦，这里的兴就具有了比的作用。
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
作为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赋比兴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Ⅲ 《诗经》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

《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次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其次：是优美的语言和形式。
《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句型参差错落，活泼自然；《诗经》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Ⅳ 诗经的艺术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上确立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它热切关注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各种矛盾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次是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其次：是优美的语言和形式。
《诗经》以四言句式为主，同时杂用二至八言句子，句型参差错落，活泼自然；《诗经》多采用重章复沓手法，一唱三叹，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诗经》的语言准确生动，丰富多彩，叠字、双声叠韵的运用极富创造性。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经》形成了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二、作品简介：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三、内容简介：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Ⅳ 《诗经》中的艺术手法有什么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赋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Ⅵ 《诗经》的艺术手法

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叙事描写、议论抒情都在其内，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如《豳风·七月》即以直接叙述农夫们的衣食住行和描写四季的变化来加以表现的。《卫风·氓》也以叙述和描写的手段写出了弃妇的遭际和复杂的心理情感。比就是比喻，也是《诗经》常用的表现手法。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是以整体形象作比，但多数篇章是具体的比喻。《卫风·硕人》以一系列比喻描写形容庄姜的美貌。《诗经》的比喻运用得相当广泛，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兴就是托物起兴，是诗歌开头而引起下文的一种手法。有的只起开头的作用，但多数都有某种意义的关联，起到象征、烘托、联想、比喻等作用。如《周南·关雎》以鸟的和鸣比喻衬托男女好合。《秦风·蒹葭》以秋景创造气氛烘托心境。赋、比、兴的手法常表现为综合的运用

Ⅶ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
赋：反复铺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赋即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兴：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衬等的手法，但正因“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

Ⅷ 《诗经》的艺术特色

《诗经》的艺术特色
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 血液 。《诗经》以现实为主，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实感情，拥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法。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是基础。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做比喻。其中整首诗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诗经》中比的手法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等。明喻是“比”句中既有“彼物”又有“此物”，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关联词“如”字充作比喻的标志。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所以孔颖达说：“诸言如者，皆比辞也”。暗喻是“彼物”与“此物”之间没有“如”一类的关联词。如《卫风·氓》“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等。借喻是只说“彼物”，不说“此物”。如《卫风·氓》“桑之落矣，其黄而殒。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博喻是用一联串的“彼物”来比喻一个“此物”。如《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连出五个比喻，比喻事业的蒸蒸日上。《大雅·板》中“天之庸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连出六个比喻，比喻上天帮助下民。总之，《诗经》中大量用比，表明诗人具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出发了诗人的感情，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黄芪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 鸳鸯》第二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 祝福语 ，只是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有的“兴”既要起情，先言之物一定要与下文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隐喻下文，或者表现为先言之物能渲染气氛烘托下文，或者兼而有之，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郑凤•野有蔓草》、《周南·关睢》。“兴”的艺术滋味与艺术魅力主要在于它通过触景生情、睹物有感或因情设景、因事借物往往为诗歌创造出形象生动、画面鲜明、情景交融、 自然 委婉、蕴藉深厚的意境。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中，往往交往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经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是起兴后再以赋法叙写，将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至八言的不等。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

《诗经》常常采用重章叠字的形式，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 政治 诗中几乎没有。如《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苢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苢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诗经》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第一字第三字或第二字第四字上。如“婉兮娈兮”(《齐风•甫田》)、“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炮之燔之”(《小雅•瓠叶》)等。

《诗经》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常见的押韵方式。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用韵。《诗经》中也有不是一韵到底的，也有一诗之中换两韵以上的，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三)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凤、豳风。“雅”即正，指朝廷正乐，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从《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及对动作描绘具体准确，可以看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及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过风中对语气词的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语言风格的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题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是贵族所写，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所以，《诗经》对我国两千年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同时也是很有文

学和史料价值的古代史料。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里的绝大多数诗篇，是奴隶制社会的生活写照。作者们对于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抒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譬如《七月》，以铺叙直陈的手法，展现了一幅古代农奴悲惨生活的真实图画。诗篇不仅概括地描绘了一年的全部劳动过程，而且通过鲜明的对比，深刻有力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平，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伐檀》《硕鼠》，表现了奴隶们在繁苦剥削压迫下的觉悟和反抗;《君子于役》《东山》，反映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氓》《柏舟》，揭示爱情、婚姻的种种悲欢。这些诗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且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矛盾。他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真实而又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理想与愿望。

(二)赋比兴是《诗经》中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方法，它们同风雅颂被称为诗的“六义”。尤其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艺术规律。古人一般认为赋比兴是用，即表现方法。风雅颂是体，即表现内容、体制。这里谈谈“赋比兴”三种艺术表现方法的艺术效果。“赋”就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其写法特点就在于“直”，而不加譬喻，把要表达的内容有层次地叙述出来，给人以明确而完整的印象。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的变化，由春至冬分类排比地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诉其苦，事事铺陈，整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农奴生产、生活的真实面貌。赋这种表现手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能够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比”，就是比喻和比拟。它是用形象事物来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给人以真实感、形象感，增强诗的感染力量。如《卫风》中的《硕人》，连用六个比喻来描绘硕人的手、肤、领、齿、首、眉的美艳，形象地赞美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姿容和神态，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比的表现方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的特征或共同属性，以形写神，将 抽象 的事物诉诸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兴”,就是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凭借自然界的事物。先起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感情的表现方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诗经》中运用兴的方法，有时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关雎》，以雎鸟的和鸣引起下文男女求偶的联想;《周南·桃天》开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两句，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出嫁少女荣光焕发的艳美。有时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蒹葭苍苍， 白露 为霜”两句，描绘了一幅萧疏清冷的意境，为抒发忧伤失望的心情，渲染了浓烈的气氛。有时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交交黄鸟，止于棘”两句，与下文控诉殉葬制度没有什么联系，它只起个协调韵律的作用。好的起兴，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之中。诗三百篇中的赋比兴多是结合为用的。

(三)复迭是诗三百章法上的一个显着特点。复迭又叫复沓或重章迭句，即各章的词句基本相同，中间只更换几个字，反复咏唱。它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 节奏感 ，使感情得到尽情的抒发。如《伐檀》，全诗三章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诗中更换的字词起到了层层深入表现诗歌主题的作用：“伐檀”“伐辐”“伐轮”，显示了奴隶有干不完的活儿：“三百廛”’三百衣”“三百囷”和“县疆”“县特”“县鹑”，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剥削：“胡取禾……兮”，表现了奴隶主极大的愤怒。每章又以“素餐”“素食”“素飧”作结，对统治者表示出极大的讽刺。诗中运用上述手法，层层揭露，层层讽刺，再现了劳动场面，深化了主题，同时加强了控诉力量，突出了劳动者的抒情形象，也使诗的形式整齐完美，便于歌唱和记忆。

(四)四言为主的句式和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诗经》中的基本句式，是四言一句，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四言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 三 五 六 七 八言句，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诗经》是诗歌的语言宝库，词汇丰富多彩，用词生动准确。《诗经》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双声字、迭韵字和重迭字，这不但丰富了语汇，而且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