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艺术风格有哪些

⑴ 《阿Q正传》的主要艺术成就有哪些

1、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阿Q、假洋鬼子、赵太爷等。
2、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如阿Q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形象地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3、作品基本风格是客观叙事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写实中又加入了讽刺，如对赵太爷的讽刺是尖锐无情的、对阿Q的弱点的讽刺比较温和，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4、阿Q的悲剧性遭遇和喜剧性格，形成小说悲喜剧交融的特色

⑵ 简析小说《阿q正传》的艺术特点

①艺术描写的高度典型化。作品将阿Q放在未庄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从而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和滋长找到了合适的土壤。阿Q主义在当时虽有很大的普遍性，但表现在作为流浪雇农的阿Q身上时却有其特殊性。这说明，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极其个性化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而不是抽象观念的化身。
②精彩的细节描写。关于阿Q的肖像画即是突出的例证之一。又如赵府点灯的描写，出现在不同的段落里，使赵太爷的吝啬贪小的性格一层深一层地从三个“例外”里反映出来。这种精细入微的描写，刻画了地主阶级卑污的灵魂。
③强烈的批判与讽刺特色。小说不仅有头有尾两部分的议论，其他许多地方也都穿插着议论成分。这些议论诙谐而精辟，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批判、讽刺色彩，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特色。
④《阿Q正传》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精练，饱含幽默感，有好用反语，喜欢夸张，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语言艺术。

⑶ 说明阿Q正传是喜剧还是悲剧－3000字

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阿Q正传即使喜剧也是一部悲剧，喜的是阿Q 的精神胜利法，悲的是当时那种亡国奴和愚昧的腐朽思想意识。但我觉得正传的悲剧性要重一些，鲁迅写它的目的主要是利用阿Q批判当时人们的奴性意识和思想，启迪人民觉醒，更是揭露了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人民，受尽各种压迫而不得不靠思想精神的满足来填补心灵的恐惧和空虚这一悲哀。所以我觉得阿Q正传悲剧性要大于喜剧性。
首先一点，我觉得当我们谈论鲁迅的这部着作应该被划分为悲剧还是喜剧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鲁迅个人给悲喜剧下的定义来判断他的作品，这缺乏一种客观性。不过这点暂时不提，我们就权且退后一步，暂时以他的这种定义来继续我们的思路。

在鲁迅看来，所谓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里首先要谈的是鲁迅此处提出的有价值与无价值是把人性给切分成这两部分再来研讨的，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

问题：为什么不能把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当成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

解答：我说这句话的前提是你们相信“存在即合理”，那么一切存在的都是有价值的，则无价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而当我们谈论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虚无作为谈论的对象，我们只会针对一些实体或抽象的理念来进行探讨，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喜剧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无价值的，而无价值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则喜剧研究的对象不存在，那么当然喜剧自身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设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是同源的，无价值的和有价值的一样都是一种存在的理念。

解决完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刚才的思路，在这部着作中，阿Q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这点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说是革命性，这个解释很明显是不靠谱的，因为阿Q的革命性实际上是打一个引号的，它是一种荒唐的，不具备实质性的革命性。又有人认为因为阿Q在后来形容人的眼睛为狼的眼睛，所以认定他还是可以觉醒的，只是因为身边的环境没有一个真正的勇士引导他，这个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有其不合理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并不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自身的变坏不能完全归咎于环境，人应当与环境斗争，明确环境影响和人的道德义务的界限，我们不应当推脱自己应付的责任。

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阿Q身上没找到，或者说只找到了一些勉强可以称之为其的。而无价值的东西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国民劣根性：精神胜利法。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鲁迅给悲喜剧下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这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说不清楚，也不能具体论证。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种无价值的东西我们已经很容易的看出来了，那么这部着作在鲁迅的定义中还能被称作为一部悲剧么？

上面这么多论述都是退了一步以后，再来论证《阿Q正传》其实是喜剧而不是悲剧的。现在我们要上前一步，走到一个众生平等的位置，再进行一番阐述。这次我们得用西方对悲喜剧的看法来客观的给这部着作作一个认定。所谓悲剧实际上是说人与社会外在环境的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把人的理想与愿望赋予主人公，使之成为一个善的载体，而后让这个载体在情节的流淌中不断的受到外界的影响，以至于自身善的沦落与泯灭，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使人关照人性。而所谓喜剧是以一种荒诞不羁的手法，把人最丑陋最肮脏的一面给轻松的呈现出来，而后以这样的姿态来刺激读者，使人产生一种深刻的自省。

按照西式的这种对悲喜剧的划分标准，我觉得真正能算作悲剧的除了古希腊的最初也是最典型的悲剧以外，还应该包括像《包法利夫人》和《苔丝》这样的作品，这种作品通过爱玛和苔丝这样本质上是善的人在外界的种种复杂影响下，最终却只收获了一个悲剧下场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展示人与环境的矛盾甚至于力图解决这种矛盾。而《阿Q正传》显然与这种定义下的悲剧不吻合，它不是一个从上至下的跌落，社会所给予阿Q的影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把他的劣根性给展示出来罢了，所以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应该被划分为讽刺喜剧。

最后再谈一点，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没来由的觉得并且有些人很可能是一根筋的笃定这部作品是悲剧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悲剧这个词，但我们在学习它的时候并不研究它在文学上的定义，而是以一种情感上的感受来接受它的。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它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先入为主，当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悲剧性的作品的时候就认为它是悲剧，这是不对的。悲剧是有其自身严格定义的，它与悲剧性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要我以一种比较科学比较能让人接受的口吻来认定《阿Q正传》的话，我愿意把它表述为一部：伟大的具有悲剧性的讽刺喜剧。

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艺术和讽刺艺术
《阿Q正传》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外，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一段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恶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是绝妙。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指出，这个生动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出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命果实，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并非仅见。革命风声传到未庄时，赵太爷与阿Q对话的描写，多为人们所称道。一向不把阿Q当人看待的赵太爷，居然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Q”了。几句对话，把阿Q飘飘然的狂态和赵太爷的惶恐狡猾，都神情毕肖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不准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着眼睛”对几个闲人胡乱吹牛，同样是让人物通过言语动作，“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丑态毕露。这些都显示了鲁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本领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有时，作者信手拈来的词语，也尽收讽刺之效。《续优胜记略》写阿Q挨了假洋鬼子几棍子，却去向小尼姑泄愤，调戏她，以博得“赏鉴家”的大笑而得意，作品最后写道：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在《阿Q正传》中，对阿Q，由于着力剥露其精神胜利法，作者一反其他作品的写法，结合人物的言语、行动，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平时的一闪念不说，仅就他躺在土谷祠里的几次思想活动描写来看，就深化了人物的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开展。一次是他赌赢的钱被抢走了，如有所失地走进土谷祠，头一回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又转败为胜：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样。这表现他的精神胜利法较前又有了新的发展，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胜利”。一次是在拧了小尼姑的脸以后，他飘飘然飞了大半天，翻进土谷祠，竟然有些“不能收其放心”，合不上眼了。这次想女人的心理活动，导致了阿Q的“恋爱的悲剧”。再一次是革命风声传到未庄，阿Q和赵太爷对话之后，飘飘然回到土谷祠酒已醒透，说不出的新鲜和高兴，“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这一番关于造反的胡思乱想，是阿Q似的革命党的灵魂的写真，也为阿Q日后的“大团圆”埋下了伏笔。作品有关人物心理描写，也增强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

鲁迅在小说里，一般总是让思想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不直接出面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进行主观的评价。但《阿Q正传》有例外。它虽然也有不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写法，但因是为阿Q“立传”，而根据纪传体的通例，对于所传之人，可以议论评价，因而作者在一些地方直接出面评论。第一章序言，说明立传缘起，除了描述阿Q身世之外，还借题发挥，讥评时弊。以后各章，在描写、叙述阿Q行状和其他人物的言行时，也不时加以剖析。如说到阿Q挨打，本来阿Q是无辜，众人却认定错在阿Q。“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又阿Q挨了赵太爷打，众人为何反而仿佛格外尊敬他呢？一则怕他真是赵太爷本家，二则也如孔庙里祭祀用的太牢一般，虽与猪羊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使人们认为赵太爷必不错。经作者一评点，把社会上的趋炎附势和盲目的习惯势力的荒谬，都揭露出来了。在叙述阿Q永远得意时，评曰：“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既讥讽了阿Q，又把阿Q精神与当时的一些国粹家挂上了钩。又如阿Q由于拧了小尼姑而想女人，作者用反话评述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一方面讽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另一方面又讥讽了无耻的假道学先生们。这类作者出面的议论剖析，是与人物的言语、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绘糅合在一起的，不仅没有累赘之感，而且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点像相声中捧哏儿的语言，把隐藏在人物言行思想活动深处不易为读者看出的东西，加以评点，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此中的丰富内涵；或者由此作适当的引申，引导读者去联想类似的其他现象和事物。这些地方，语言极为精粹，幽默，辛辣，三言两语，就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显示了鲁迅的独特语言风格。

我们着重论及了《阿Q正传》的讽刺喜剧特点，但决不意味着否定作品的悲剧因素。就阿Q的思想性格来说，主要是个否定性形象；但就其社会地位和命运来看，又值得人们同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阿Q的求生愿望终于被毁灭，他的人格被别人和被自己糟蹋，确也使人感到惋惜。鲁迅在创作时，不仅动机和目的是严肃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深深地为民族为人民忧虑。他一再对改编者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在逝世前不久又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如果把《阿Q正传》主要当作悲剧理解，以为作者对阿Q主要是“哀怜”；或者把它看作滑稽剧，以为只是滑稽可笑，那就与作者的本意和作品的实际相去很远了。

累死了，不满意也没办法了，呵呵！

⑷ 鲁迅的创作思想和《阿Q正传》的现实主义特色和艺术手法。

鲁迅所要改造的国民性内涵是什么？研究者认识有差异，依笔者见解，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鲁迅改造国民性、构建新型民族素质的思想历程可以大略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留学日本到1927年回到上海之前。这一时期他经历了以进化论为武器激情洋溢地呐喊到短暂的寂寞、苦闷和彷徨，再到重新振作起昂扬的斗志，从单纯的“文明批评”到“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的过程。该时期他正确地解决了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与改造社会的关系，以及国民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侧重于对专制的封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愚弱的国民性的批判。第二个时期是从1927年回到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这一时期，他已以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进行“扫荡废物”的战斗。他明确提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 。这一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深刻，达到了他在这一思想领域的高峰，其表现是：更多地将针砭国民性的弱点与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结合起来；将挖掘、批判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的劣根性与弘扬我们民族优良品质结合起来；将抨击国民性的痼疾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思想统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

二

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因当时环境和面临现实任务不同而有别于其他新文化运动启蒙学者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不像他们那样进行系统的专门的论述，他用的是“匕首”，是“投枪”，其思想观点融入他那几百万字的小说、杂文、随感等作品之中。他说，他的小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他的杂文也是如此，“‘中国的大众的魂灵’，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二是他改造国民性更多的是“破”，“立”是包容于“破”中的。鲁迅深刻揭露了麻木、守旧、盲目自大、“怯弱，懒惰，而又巧滑”、自主精神缺失、“瞒和骗”、爱“面子”、顺从忍让等国民的“劣根性”。他对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揭露、批判国民性的“病根”、痼弊，正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唤起民众”；他对旧国民性的批判，正是对新型国民素质的呼唤。这里仅就鲁迅对塑造新型国民性或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探讨作些大略归纳。
首先，铸造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民魂”。鲁迅在1926年写的《学界的三魂》中，用阶级的观点对所谓“国魂”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国魂”可以分为“官魂”、“匪魂”和“民魂”，这其中“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极力赞扬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的一生，正是体现了他倡导的这种精神，正如周扬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评价的那样：“在鲁迅身上和着作中，可以找到我们民族极其丰富的思想精华，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找到我们民族的真正灵魂。”

其次，增强国民的自主意识。鲁迅深感长期的专制思想和封建道德对国民的禁锢造成的“奴性”意识的严重性、危害性，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是极为正确的。

再次，塑造国民的独立人格。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国民思想意识中的独立人格精神的缺失，鲁迅呼吁树立个性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人格。他热情赞扬“个人的自大”，认为“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 鲁迅还认为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要与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结合起来进行，他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于是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 。鲁迅崇尚独立人格思想是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共识。譬如陈独秀就认为东方民族“重家族，轻个人”的价值观对国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极力赞扬西方个性主义价值观，主张以“个人本位”代替中国的“家族本位”；李大钊甚至强调国民有否独立人格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他说“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即苟存焉，安有价值之可言。” 他主张共和国民的责任，不仅在于保持国家的权威，还要尊重国民的自由人格。

最后，锤炼国民“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鲁迅认为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品质是新型国民的重要思想道德素质。他说“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他极力主张“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鲁迅之所以强调这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是因为他毕生都反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他认为只有拔掉“瞒和骗”的病根，才能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他极力倡导真的猛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与反动的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三

在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塑造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新型民族素质的途径、方法上，鲁迅着重提出了以下几个设想：

第一，依靠“精神界之战士”与人民大众的结合来改造国民性。

依靠谁来唤醒沉睡的国民，改造愚弱的国民性？鲁迅早期主张依靠那些“精神界之战士”，也就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认为，那些像西方摩罗派诗人一样的知识分子，具有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救国救民的抱负，“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所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认为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依靠他们，就能“来破中国之萧条” 。这些“思想见识高于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的知识分子，就是改造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力量所在。显然鲁迅的主张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早期思想所带有的明显的英雄史观的印记。到了后期，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鲁迅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同群众结合，认为“觉悟的智识者”“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他还强调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 ，才能完成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历史任务。“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假如这样的话，无论是改造社会还是改造国民的素质，都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第二，自道德素质改造始。

鲁迅深受其老师章太炎“革命道德论”的影响。章太炎主张“无道德者不能革命”，“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鲁迅也主张改造国民性要从改造、更新国民的道德素质入手。他认为国民“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弱点，是道德上的缺陷。那些“刀兵盗贼水旱饥荒”，那些“丧尽天良的事”，甚至于“国将不国”的现状，其原因就在于“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 这种观点自然有夸大道德作用、甚至主张“道德万能论”的色彩，但鲁迅的基本意思还是为了强调清除数千年来封建传统道德的紧迫性。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和封建道德的精神麻痹，紧紧地禁锢了国民的思想，这是形成愚弱的国民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要改造、更新国民性，就必须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做起。

第三，将文艺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利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改学文学的原因时说：我们的第一要着，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用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在鲁迅留学日本的前一年，梁启超发表了着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宣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作为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的根本途径。当然，鲁迅选择文艺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文艺与道德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看到了文艺在传播新思想新道德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认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具有启发人们的自觉、勇猛、不断进取精神的作用，具有“涵养人之神思”即培养正确的理想情操的作用。1913年，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美术（按指文学艺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他甚至认为文学艺术可以使人“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鲁迅看到了文艺对于改造民众思想道德的重要作用，但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种作用，它反映了鲁迅早期仍未摆脱唯心史观的窠臼，没有看到改造国民的思想道德最根本的是要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坚持“拿来主义”和“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原则。

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思想道德、借鉴外国思想文化的成果，为塑造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思想道德服务？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拿来主义”的原则。他认为既要抛弃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消极东西，同时又要注意学习和吸取其中有益于我们国民和社会的积极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审视传统思想文化，“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不要被动地让人家将包括糟粕之类的什么都“送来”，而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鲁迅提出的第二个原则是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改造国民性，建构适合时代特点的国民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固有之血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传统。鲁迅既强调了要“拿来”、学习西方国家培养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中好的经验、做法，又强调了保持我们民族优良的品德教化传统
鲁迅将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虽然逝世七十年了，但他毕生从事的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思想，仍然因其远见卓识而不朽，对我国今天的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启迪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

上世纪下半叶，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本世纪初中共十六大又提出了20年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其中明确的四个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此后，我们党又提出诸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实施德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旨在提升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当前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将来建成的现代化强国，它们都一定是繁荣、文明的社会，是人的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社会，可见提升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就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塑造和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还为完成上述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义支持。此外，现代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我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能否使近代落伍、现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在21世纪重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前列，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人才，是我们国民的素质！恰如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着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的名着《走向现代化》所说：“一个国家，只有当他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在这一背景下，重温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理论，就不难理解鲁迅何以将改变国民精神作为改造国民的“第一要着”。正由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正由于改造国民性意在“立国”，而“立国”必以“立人”为首，“人立而后凡事举”，因而满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的鲁迅才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因而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那样，必须高度重视旧国民性的改造和新国民性的重塑，着力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以便能为我们民族复兴大业提供永恒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道义支撑。

第二，充分认识改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任务的长期性。

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因此，改造国民性也必然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 ；“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这就启示我们，加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建设、改造和重塑国民性决非朝夕之功，要作为长期的、艰苦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来抓，像鲁迅那样坚持“韧的战斗”！

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至今改观不大。对没有血缘关系或亲情、友情的人缺乏必要的人道主义甚至是冷酷无情，以至于我们的报刊等媒体经常有那些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缺乏人情的报道。“窝里斗”、“内耗”的现象虽有不少改变，但仍触目皆是：在对外贸易中，相互压价竞争，使外人渔翁得利，自己受损；在工作中的彼此间为一点矛盾就互相拆台；一个单位里“大有作为，难有作为，无所作为，胡作非为”的各色人等依然存在……有个作家讲过这样的话：真正使你疲劳不堪的并不是高山大川，而是你鞋子里的一颗小小的砂粒。只有倒出“内耗”等民族劣根性的“砂粒”，我们的民族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第三，改造和重塑国民性、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必须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设。

如上所述，鲁迅是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异端”活跃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他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作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我们民族性的弱点、劣根性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痛责。应该说，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破”字当头的。但这种破的目的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又始终是破中有立、批判中有继承的。譬如，上述他对“中国的脊梁”之民族精神的赞誉等等。他还说：“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持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贯的，包括前期和后期。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虽然他对国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度和侧重点前后期有所不同，但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

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文件中多次指出，要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以立为本”的原则。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因此，在批判和清除民族思想道德中的消极方面及劣根性的同时更应重在建设、以立为本。通过教育和实践养成，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这方面，鲁迅有关铸造“民魂”、培养国民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及“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品质等等新国民性的设想仍是我们必须吸收的。另外，他关于改造国民性要自更新、提升其道德素质始的主张，也给我们今天着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很好的启发，只有从道德这一做人的基本素质入手，才更有利于公民整个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第四，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塑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

在对国民性的研究中，鲁迅将我国国民性与其他民族作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精辟见解，那就是上文提及的坚持“拿来主义”与跟上世界潮流又“弗失固有之血脉”两项基本原则。鲁迅多次谈及英国、日本等国家民族性的优点，告诫国人要认真学习。他说：“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 ；“我总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他对日本人的国民性议论更多，认为“日本的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 因为这样自然不会有奴隶或奴才的卑怯，才会更喜欢独立自由。他赞扬日本人的认真精神说：“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自然，今天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吸收和借鉴国外塑造包括国民性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鲁迅先生这些观点和宽广的胸襟，对我国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仍不失其重要启迪价值。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 他还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永远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反复品味和时刻警醒！

⑸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没有看懂，麻烦讲解。 谢谢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⑹ 《阿q正传》中有什么人物人物的特点是

1、阿Q

《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

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2、赵老太爷

赵太爷，在小说的描述当中，应该算是在阿Q所生活的地方，一个最具有权势的人，是所有未庄的居民都崇拜和憧憬的对象。因为有钱、有权利、有大房子、有文化，所以可以有身份、有尊严、有剥削他人的可能。

赵太爷是小说当最能够反衬出阿Q形象卑微的一个人物。因为阿Q从生到死，拥有的也一直都只有贫穷，甚至连姓“赵”的权利都被赵太爷剥夺。

3、假洋鬼子和赵秀才

在《阿Q正传》当中，描述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物生活状态，包括统治阶级的赵太爷、下层居民的吴妈、更加低等的阿Q、小D等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的一批非常典型的人物——读书人。

《阿Q正传》小说当中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读书人，而且鲁迅先生对这两种读书人都保持着否定和讽刺的态度：一种是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读书人，有实力学习洋务，有钱留洋，有资本说参与革命但是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

另外一种则是赵秀才，接受正统封建教育成长起来，封建统治的坚决维护者。从本质上来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是一样，都是造成阿Q悲剧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两人具有相同的特点。

4、吴妈

吴妈是在《阿Q正传》当中出现两位女性形象之一，除了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外，吴妈基本上与阿Q一样，同是穷苦下层平民，在赵太爷家作女仆，而且是个阿Q嘴里的“小孤孀”，是阿Q敢于鼓起勇气去调戏的对象。

5、小D

小D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当中出场的次数不多，有时候甚至只是鲁迅先生提到了小D，却没有让他正式出现，也没有描述其身家背景等资料，仅仅给了他一个非常不具体的名字——小D。

(6)阿q正传艺术风格有哪些扩展阅读

《阿Q正传》艺术特点

1、《阿Q正传》艺术特点之一是，是以喜见悲、悲喜交融。用喜剧性艺术因素，叙述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其遭遇令人同情，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勤劳吃苦的优点，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以及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遭惨死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

但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冷漠麻木、狡猾无赖等，又是应该被否定和批判的。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的，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心酸、发人深思。这种以喜见悲、悲喜交融的独特风格，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2、《阿Q正传》思想艺术特点之二是，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阿Q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形象地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3、《阿Q正传》思想艺术特点之三是，外冷内热。鲁迅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是一种“不见火焰的白热”，“热到发冷的热情”。

⑺ 《阿Q正传》

《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以后收入1923年8月出版的小说集《呐喊》。）的思想艺术特点之一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塑造了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典型形象。阿Q既是一个被剥夺殆尽的贫苦农民，又是一个深受封建正统观念影响，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品性的不觉悟的农民。他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阿Q的不觉悟，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阿Q最初“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但当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直感中产生了革命的愿望。但是，他的革命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在他看来革命就是反清复明、改朝换代而已；他神往革命只是夺取属于赵太爷、钱太爷们的“威福、子女、玉帛”；而且，阿Q还幻想着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同样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阿Q这种革命观，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胜利法”的典型特征是：一、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在幻想和精神上消除失败的耻辱。二、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三、欺善怕恶、欺弱怕强。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四、麻木健忘，特别是对于被压迫被损害的麻木、健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

《阿0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小说通过阿Q这个典型，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性，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且将反封建的基本主题同社会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突出强调了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历史迫切性。

《阿Q正传》思想艺术特点之二是，是以喜见悲、悲喜交融。用喜剧性艺术因素，叙述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其遭遇令人同情，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勤劳吃苦的优点，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以及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遭惨死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但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冷漠麻木、狡猾无赖等，又是应该被否定和批判的。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的，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心酸、发人深思。这种以喜见悲、悲喜交融的独特风格，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阿Q正传》思想艺术特点之三是，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阿Q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形象地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阿Q正传》思想艺术特点之四是，外冷内热。鲁迅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是一种“不见火焰的白热”，“热到发冷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