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关于春赛、印度舞的简介
[春赛]春天举行的赛会。旧时民俗,在节日或者神的生日,准备仪仗、锣鼓、杂戏等迎神像出庙,周游街巷或村庄,叫做“赛会”。○
印度舞历史悠久,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主要特点是音乐优美、服饰华贵,动作灵动飞扬,浓郁的民族情调。
‘贰’ 满族音乐的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① 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② 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着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子曾请汉儒张用直为师)。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国语,制女直(女真)字”;③ 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绘画、雕塑、建筑发展很快,皆似汉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医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在文学方面,女真文人在创作上跨越了汉文化的楚辞、汉赋阶段,“金一代的诗人,一开始就是从唐诗、宋词着手。女真文学的形式主要是诗、词、曲、散文、戏剧等。”④ 金代兴起的“院本”和“杂剧”,为传入中原的女真族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其中“院本”运用了大量女真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汉人古乐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运用女真音乐或金代北方民族音乐。”① 此后,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音乐。如元代着名女真族戏剧家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尤其是对女真人风俗和军俗的描写,具体而生动,演出时《虎头牌》采用了〈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女真乐曲。”②《虎头牌》“剧本第二折用了许多源出于女真音乐的北曲,元明间这一折颇为流行,由于用17个曲牌组成套曲,通名‘十七换头’”。③在元明间的戏剧中,贾仲明创作的《金安寿》和关汉卿创作的《南吕第一枝》的唱词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鹧鸪”、“垂手”都是女真族的乐舞名称,当女真音乐以其简约的民歌形态进入中原时,正值汉文化的戏剧发端时期,在此良机,女真族音乐从民歌跃入说唱和戏曲,进入了一个幸运的“时空”。以后又和其他北方民族音乐一起形成了日后较有影响的“北曲”。《中国音乐词典》“北曲”词条云:“(北曲)其中有唐、宋以来的歌舞大曲,宋、金以来的说唱诸宫调,宋代流行的词调,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等说唱音乐或歌舞音乐,还有少数民族的民歌,尤其女真族的民歌占有相当比重。”另外,女真族的“臻篷篷歌”和太平鼓也传入中原,“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④ 至明朝“京师有太平鼓之戏”,而且“有结为太平鼓会者,聚众数百人。”⑤
清入关后,统治者一方面为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积极竭力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为维护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意识又制定了一些方针措施。由此,形成满文化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逐渐融入汉文化的历程,在此历程中“八旗子弟乐”的出现,以及“八旗子弟乐”中的子弟书、牌子曲、高跷、太平鼓、和经过“八旗子弟乐”化的什不闲、太平歌、道情等音乐与其后中原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东北的满族大鼓、二人转等音乐的渊源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满文化特征。正如李家林在《关于〈北平俗曲略〉的话》一文的第一部分“北平俗曲的来源”中所说:“我们研究北平俗曲的结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从外省输入的。……东北由辽金清输入打连厢、倒喇、群曲、蹦蹦戏等;……传播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诸族为主,……”
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将满族诸部编成八旗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由此满族的民间音乐也被带到全国各地,流传在驻守边疆八旗军中的“八旗子弟乐”,便是在满族民歌和萨满神歌的曲调上,填以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词,用八角鼓伴奏,来抒发心中思乡之情的音乐。这种长于抒情、叙事一唱到底的音乐形式传入京都后,受到人们喜爱,八旗文人便参照民间鼓曲的格式和北方音韵的“十三道大辙”,创作出近似鼓曲的“八旗子弟书”,后因初创地域和风格不同,又分成“高亢红火、慷慨激昂”的“东城调”和“缠绵悱恻、婉转低回”的“西城调”。最初“八旗子弟书”用满语写作演唱,在逐渐混入汉语演唱时称为“满汉兼”;其后根据听众的需要,又有一部分满汉文对照的唱本,或用满语或用汉语演唱,谓之“满汉和壁”;最后因满族通用汉语,故“子弟书”也都用汉语写作和演唱了。在此期间,“子弟书”传到天津,形成“语言通俗流畅,接近方言口语,节奏较快”的“天津子弟书”(也称“卫子弟”);后又传到盛京(沈阳)称为“清音子弟书”。① 清末。“子弟书”衰落。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梅花大鼓”,以及与“木板大鼓”相结合的“京韵大鼓”。②
在东北满族人民中,还流传着一种手执八角鼓自编自唱的艺术形式,名为“八角鼓”。清入关后,它已具有说唱特征雏形,也传入关内。此后,“八角鼓”的表演形式以满文化特征和其他满族音乐文化因素,以及中原音乐文化一起促成“单弦牌子曲”的形成和发展。“单弦牌子曲”运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其音乐吸收“子弟书”中的“西城调”① 和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其中有可能包括满族民歌和满族八角鼓音乐),以及因满族士兵宝恒(又名小岔)唱得最好而命名的“岔曲”。在其表演形式从群唱改变成“单弦”形式,以及文学、音乐内容又进一步充实提高时,满族单弦表演艺术家德寿山等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满汉文化,此后,“单弦牌子曲”盛传不衰至今。此外,满族八角鼓也对其他地区的说唱艺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山东流行的聊城八角鼓与满族八角鼓有渊源关系,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都吸收过八角鼓的曲牌。”②
上述表明,族及其先世的音乐在进入中原后,伴随着汉族音乐的进化,也处在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它在不断发展中与汉族音乐相融合。事实证明,北方中原的民间音乐的旋律舒展流畅、节奏清晰欢快、性格阳刚爽直等特点的形成,无不受着北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也包括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 东北地区是满族(女真族)的发源地,从金帝国至清帝国,无论是入主中原的贵族还是留居东北的贵族,都明显大量地吸收汉文化,这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可以明见。但在民间,满族(女真族)风俗文化对汉族的影响,胜于汉族生产技术对满族的影响。
金代,统治者从关内虏迁大批汉人到东北,这些迁徙到东北的汉人,不少都成为女真人的奴婢,形成金代奴婢户大都是汉人。金统治者强迫东北地区汉人女真化,曾下令“禁民(汉人)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③ 由此,“女真人统治下的汉人在服式、发式、居住、饮食方面都已相当程度的女真化。所以金世宗时的大臣唐括安礼认为‘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④ 到了明代,仍有大量汉人被掳掠成为女真人的奴婢,他们“久居彼境,则语文日变,忘其本语,势所必然。”① “他们不仅在语言上‘不解汉语’改操女真语,而且在文化习俗的各方面都逐渐接受女真文化的影响,而女真化了。”② 清代,因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特产丰富,大批汉人不断流入关外,分散在东北各地居住的汉人因与满人杂居之多寡成分不同,而呈现出自西向东汉化程度渐弱的趋势。由于汉人逐年到东北垦荒,至康熙年间已影响八旗生计,尤以京旗最为突出。为解决此问题,干隆初年施行将京旗闲散移屯东北和对东北全面封禁,尤其对“祖宗发祥地”实行长期重点封禁,以此限制汉人出关。为加强“满化”,封禁措施的第6条规定“专设满官治理州县”,第7条是“恢复满族旧俗”,如满族官员一律要称呼满语姓名,不准改汉姓呼汉名;山海关外州县没有满语命名的都要翻改满语名字;满人都要学习满语;满族、蒙古、锡伯、巴尔虎佑领下之女,不许和汉人结亲等。在生活习俗上,强迫汉人仿照满族剃发易服;汉族妇女废除了缠足;汉人也喜食满族的食品,如黏食、苏叶饽饽、萨其玛、豆面卷子、酸菜、酸汤子等;定亲之日,汉人也依照满族习俗,女饰盛服用旱烟筒为男家来宾依次装烟以及两家主人“换盅”。在游艺上,汉人也学会玩“嘎拉哈”和“走百病”。在宗教习俗上,汉人也逐渐接受萨满教和跳神。总之,在留居东北的汉人中,沦为满族奴婢的汉人(谓“包衣者”)满化最深,编入八旗中的汉军旗人满化也较深,其余的汉人亦有不同程度的满化。此后,“封禁”、“反封禁”、“驰禁”的斗争一直持续,直到民国才告终。其影响一方面延缓了东北地区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却也留存了大量满族文化。民国以后,虽然关内汉人带来了各种汉文化,但长期封闭的东北地区因悠久的历史积淀,仍以满文化为主,兼融汉文化,似可称为满汉文化。
从现存满族音乐作品中可以看到满族音乐的特征是:“宫、商、角三音小组是满族音乐的核心音调,……以采用宫调式的最多,商调式、角调式次之,羽调式、徵调式则少见。……由于满族单词重音常落在单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所以在散板和有板两类节拍中,都经常出现前短后长或前紧后松的节奏型,如《三字经》式的歌词使满族民间音乐中常出现X X X ─‖X X X‖的节奏型,……由于单词重音后置,满族艺人称为‘老三点’。‘老三点’不但是民歌中常用的节奏型,也是歌舞曲和器乐曲中最常出现的节奏型。”① 东北地区(除满族聚居地外)能够体现满族音乐特征的艺术形式有东北大鼓、单鼓(旗香、民香)、二人转和部分汉族民歌。
东北大鼓是广泛流传在城乡的说唱艺术。据专家考证:“子弟书的兴起和传入,对东北大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据传它是在清代干隆四十八年(1784年)由子弟书艺人黄甫臣等从北京传到东北的。最初的演唱形式是演唱者手持三弦边弹边唱,脚下绑着‘节子板’用以敲击节拍,老艺人也叫它‘弦子书’。……随着民间艺人的进城,使原始的、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形式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女角为主,外加三弦伴奏的演唱形式,这时的满族大鼓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② 以上考证表明,“八旗子弟书”对东北大鼓的形成以及早期的东北大鼓曾有过影响。从专家介绍的东北大鼓主要唱腔曲谱资料中还可以看到,“两大口”是宫调式;“小口慢板”;“二六折”是徵调式;“快板”是宫调式;“散板”、“悲调”是徵调式;“扣调”是商调式。无论是宫调式还是徵调式唱腔(旋律中有变宫)都呈现出以do-re-mi-sol-la为主要旋律音的宫调式感觉。唱腔旋律质朴,无过多装饰,与唱词语调紧密结合,这些都不同程度体现出满族音乐的特征。
单鼓音乐(旗香、民香)中的满族音乐特征和满族文化特征,已有较多文献、专着详细阐述,其中“旗香”基本是满族文化的体现,而“民香”还没有全部满化,如汉民婚娶时不“烧香”,而满族使之;汉民“烧香”时不用“索罗杆子”;汉民表演时因使用小单皮鼓而设“小跑鼓”场面;汉民太平鼓音乐的鼓点是两棒鼓、四棒鼓等偶数棒,而满族是三棒鼓、五棒鼓等奇数棒;汉民只表演“一夕”,内容和形式要比满族少等。①
二人转是具有浓郁满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它兼有说唱和歌舞的特点。从诸多对二人转的研究资料表明,二人转融会了秧歌、民歌、什不闲、单鼓等音乐表演形式,② 其中也蕴含着较多的满族音乐文化特征。早在金代就有“踩高跷”,③ 它与满族传统歌舞“莽式空齐”相结合,形成其后的“扬烈舞”。这种舞蹈,“舞人骑之竹马??舞,从此‘扬烈舞’成为清代宫廷演出的重要舞蹈之一。”④“‘什不闲’在干隆年间曾进入京西八旗子弟倡办的八旗营之秧歌会。从此经过八旗子弟‘雅化’过的‘什不闲’常随这个秧歌队于每岁之正月在圆明园的同乐圆演出。……于嘉庆十八年随北京移居盛京的闲散宗室带至沈阳,……这时‘什不闲’已成为‘高跷秧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携带方便,取消了‘什不闲’架子,通用秧歌队的一锣、一鼓、一钹伴奏。”⑤ 据专家考证,二人转的重要曲牌“武嗨嗨”是“文嗨嗨”的变体,而“文嗨嗨”则是流传于辽宁新宾县满族地区已有120多年历史的民歌“采花”调的变体。⑥“据70多岁的满族民歌手吴双浮说,当年此歌无名,因为在秧歌队中演唱,故称之为秧歌。”⑦此外,金代盛传“连打厢”,“秧歌的霸王鞭、二人转的彩棒、金钱莲花落的金钱棍,皆源于此。”⑧
在满族民歌中,汉族民歌分布较广,由于满汉文化交融,使得满、汉民歌难以分辨。但是从大量的汉族民歌中,依然能找出满族民歌的痕迹,现仅从《中国民歌》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中所收集的为数不多的东北三省的汉族民歌中即可窥见一斑。从黑龙江省的《打秋千》(拜泉)、《十根花棍调》(齐齐哈尔)、《祭腔调》;吉林省的《小调》(柳河);辽宁省的《拔白菜调》(凌源)、《十二月小调》、《双五更》(长海)、《泗州调》(朝阳)等民歌可以看到,这些民歌从节奏、调式、骨干调式音、音腔、旋律性格等方面都显现出满族民歌的特征。
综上所述,满族音乐在东北地区的满汉文化交融中已成为东北大鼓、单鼓、二人转的组成因素,它已由民歌形式进入到说唱、歌舞形态。如果说,由于受包括满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使北、南方汉族音乐的特点有明显区别,那么由于受满族音乐的影响,东北地区民间音乐与关内北方民间音乐也有着明显区别,其旋律在级进中陡然出现的七度大跳,节奏短促、棱角分明、音乐性格豪放、泼辣,无不显现出满族音乐中“骑射”的文化特征。 在东北满族人聚居的地区,虽然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教育受汉族影响,但其生活习俗、饮食、宗教信仰没有改变,封闭的民族文化圈,深厚的满文化积淀和民族心理意识,使满族民歌和萨满祭祀音乐相对保留其原状,呈现出原始、古朴的文化特征。
从现存的满族民歌中可以看到,其内容都极贴近生活,质朴到直白的程度。如《打猎歌》、《打水歌》、《包饺子》、《外面狗咬谁》、《嫂子丢了一根针》、《小孩睡大觉》等①;其旋律可以感到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民歌,其原因可能是太具有鲜明的原始特征,较难与汉族民歌相融合,且又不具备进化到说唱、戏曲的内部因素,所以保留至今。
满族的萨满祭祀活动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他们祭祀的程序和使用的音乐大致相同。从音乐上看,口语化极强,旋律、节奏起伏变化不大,它与表演、服装、唱词、祭器一起呈现出古朴的满族文化特征。从中感到这种古风遗存,与祭祀的严肃、传承的严格、家族的独立、封闭不无关系。
在满族人聚居地区,满族音乐还曾发展成戏曲,清代盛行的“八角鼓戏”和满族戏“朱春”的产生便是满族音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据《满族戏“朱春”初探》(隋书今)一文阐述,清康、乾时期,在八角鼓说唱基础上,发展成多种唱腔、多种曲牌的联曲、联套曲式,并有场次布景、故事情节和人物,故称“八角鼓戏”。因为此戏产生在北京,故其中也融入部分汉族音乐。大约在同一时期,黑龙江、吉林、承德等满族地区又产生了满族戏“朱春”(“朱春”是满语,由满族人称唱戏艺人为“朱春赛”简称而来),它是在祭祀音乐、八角鼓说唱、倒喇(已失传的满族说唱)和莽式空齐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以大四弦做主奏乐器,还有笛、大抓鼓、小抓鼓、八角鼓、堂鼓、吊鼓、镣、钹、锣等。其内容有对神、祖先的祭祀,如《祭神歌》;有对满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和战争的反映,如《胡独鹿达汗》;有满族神话、传说、故事的内容,如《错立身》(这一类剧目最多,最有特点);还有对汉族戏目的移植,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总之,满族戏“朱春”具有浓郁的满族文化特点,在满族地区盛行一时。其后,此戏种曾一度濒于失传。近年来,满族文艺工作者进行极力抢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满族戏”、吉林扶余县的“新城戏”、黑龙江宁安县的“塔戏”、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县、孙吴县的“满族戏”等都是它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它为人们展现了满族戏“朱春”的风貌。
综观满族音乐发展的全历程可以看到,从社会、生产、经济、语言、习俗等文化氛围对音乐生成发展的影响,它与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有着共性。然而满族音乐在特定历史文化氛围中,却有着明显的特殊性。简言之,满族族戏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为了生存,在世代不断与汉文化融合迈入文明社会的同时,形成民族内部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融入汉文化的族民与停留在渔牧文化的族民之间文化形态有着悬殊差距,由此造成音乐文化发展的停滞甚至断裂,使得它不能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音乐那样完整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于各民族音乐之中。这种历史规定了的特殊性,使满族音乐在三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生存发展,从而形成了不同发展轨迹。虽然如此,满族音乐却有着可观的艺术价值,并曾影响过中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音乐发展,给这些音乐增添了无穷魅力,其萨满祭祀音乐是满族古代音乐文化的活化石,为世界艺术家研究萨满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叁’ 你别蒙我了,我怎么可能中大奖。仿写句子
(1)天空好像一盏乏了油的灯,红光渐渐的减弱。
天空蓝得像刚染过的布,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拧出瓦蓝瓦蓝的水来。
(2)假如我是个诗人,我就要写出一首长诗,来描绘她们的变幻多姿的旋舞。
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画出一幅画来,来描绘她们精美绝伦的舞姿。
(3)不管躺着还是站着,我都得埃寒风的鞭打。
不管胜利还是失败,我们都要继续前进。
(4)如果我能回去,我还会卷土重来。
如果我还能再活一回,我还会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
(5)我们期待黎明就像农人期待春天,我们期待中途就像期待一片福地。 我们期待归乡就像鸟儿向往山林,我们期待重逢就像恋人期待相会。
二、近义词
迥乎不同 的近义 截然不同
忘乎所以 的近义词 得意忘形
三介绍民俗和艺术形式
春赛,春时酬谢神灵的祭礼。 意思就是春天举行的赛会。旧时民俗,在节日或者神的生日,准备仪仗、锣鼓、杂戏等迎神像出庙,周游街巷或村庄,叫做“赛会”。
印度舞 印度舞源自对神无比虔诚洁净无私的爱,舞者借由本身的手指、手臂、眼睛、五官、身体表达和诠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以一些印度舞只在庙里表演给神看,印度舞也因此多了一层神秘色彩。从地区角度看,印度舞蹈可分为北印度舞蹈和南印度舞蹈两类。北印度舞蹈主要有克塔克舞和曼尼普利舞。南印度的古典舞蹈主要有婆罗多舞和格塔克里舞。
‘肆’ 春赛和印度舞的名俗和艺术形式
手上舞蹈
‘伍’ 春赛和印度舞的民俗和艺术形式是什么
对印度人来说,舞蹈不仅是艺术,更有宗教的含意。印度舞源自对神无比虔诚洁净无私的爱,舞者借由本身的手指、手臂、眼睛、五官、身体表达和诠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以一些印度舞只在庙里表演给神看,印度舞也因此多了一层神秘色彩。
基本动作:印度舞节奏明快,一段4分钟舞蹈有大约50多个动作。包括了手势、眼神、内心所想、面部表情,这种变化万千的姿势可以代表人的七情六欲,甚至可以代表天地山水等自然景物和昼夜等自然现象。
●起舞前,腿保持弯曲,手合起来,行开启礼。
●手伸展开,脚向前跨一步。随着音乐开始变换手姿。
●音乐中开始出现“咚咚”的节奏,开始变换脚步动作。
●保持微笑。
●舞蹈动作越来越快,手姿变化丰富。
服装:在印度,一般只有已婚妇女才穿长达6米的纱丽,但舞者例外,哪怕很年轻的女孩也可以这样打扮。有时候,舞者也穿PUNJABI:裤子+过膝长衣+长围巾。裤子的款式有很多,有些宽大,有些紧身。围巾的系法也不相同,平时可以戴在脖子上,跳舞时系在腰间,增加线条感。PUNJABI已成为时尚,去年日本便风靡这种款式的衣服。
配饰:额头上贴的长尖形饰物叫BINDI,传统BINDI很大,上面镶满了钻和宝石。但现在流行的是简练的款式。女孩一般在结婚或跳舞时佩戴它。眉毛上方的一圈散钻也可以叫BINDI,表示好运。
红点:眉心点红点。跳舞时,为了增加亮度,也可用小钻代替传统的红点。不跳舞的时候,通常只有已婚妇女才能点红点。
手镯:印度舞中,手势是非常重要的舞蹈语言,所以舞者很在意手镯。佩戴数量很多,最多可达20个。
脚镯:印度舞中有许多跺脚的动作,要有脆响的声音,又有急促的节奏,所以脚躅很重要。
手姿:印度舞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手姿。手部姿态约有100多种,每一种手姿都有特定的意义,有的代表美丽,有的代表和平,有的代表生气,有的甚至表示丑陋。印度人相信手姿是人和神交流的符号,而不同的神喜欢不同的手姿。
微笑:舞蹈过程中,舞者发自内心的微笑终始如一,表达了喜悦平和的心境。
头动:头部有节奏地向左、右动。
腰动:腰部的摆动让身体婀娜多姿。
脚动:脚尖、脚跟、跺脚。印度舞脚的动作也极具表情。
眼睛:舞蹈时眼睛随之转动是印度舞精髓所在。
●印度舞手语变幻莫测。比如用手指脸的姿势表示美丽,荷花手姿是表演给神看时常用的手姿。手姿不仅表演起来令观者眼花缭乱,花样繁多的手姿还反映了表演者活跃的思维,是一种真正的脑部锻炼,可谓“心灵手巧。”
●跳跃的姿势代表了印度神鸟“PIKAKE”。跳跃时,注意要眼睛盯着手。这种跳跃姿势不仅好看,还能练习身体平衡能力,提高骨密度,特别是臀部和骨盆的力量。
●与其他舞蹈不同,印度舞要求跳舞者常常处于半蹲的姿式。这个姿式对大腿和臀部线条很有好处噢!
●想要有风情万种的眼神吗?向印度舞学习!头不动,四面八方转动你的眼珠,记得转动的时候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提踵立脚趾。印度舞脚的动作,会让你有美丽的小腿和脚踝。
●舞蹈过程中,肩膀经常要保持端平的姿式,转头的动作也会帮助保养你的颈椎。
●跳印度舞时,背部一定要保持挺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美人拥有全世界最性感的背。
‘陆’ 社戏预习笔记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社戏》全文原有前后两个部分,课文节选自后一部分,描写作者幼时一段看社戏的往事,表现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恋的心情。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本文作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
双喜是小伙伴中“最聪明的”,好像小伙伴的小领袖一般,他的性格也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心细如发,聪明伶俐,当“我”看不成戏,“急得要哭”时,双喜马上能想出“好主意”,并且能举出让“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的理由;铁头老生夜晚不翻筋斗,“我”很失望,双喜又用“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来安慰“我”,表现了大哥哥般的亲切体贴;他能拿主意,当老旦唱个没完没了,大家都已经厌倦但又不好说回去的时候,又是他提议回家;回程时大家偷阿发家的豆,双喜后又劝止大家“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说明他善于为他人着想。
本文的景物描写极具特色。作者采用写意笔法,从色彩、气味和声响等方面,描绘了月夜行船、船头看戏、午夜归航这几个画面,情景交融,充满水乡特色。色彩如豆麦的“碧绿”,远山的“淡黑”,月光的“皎洁”,渔火、灯光的“红”,航船的“白”;气味如豆麦和水草的“清香”等;声响如船行的“潺潺”声,孩子们的笑声,横笛的“宛转,悠扬”,诸方面写得简洁干净,生动传神。作者还运用各种比喻、拟人等手法,如表现船行之快,用远山来陪衬,“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直接描写船,“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化静为动,增强了景物描写的效果。
二、问题研究
1.作者为什么说平桥村“在我是乐土”?
民风淳朴的乡村,对一个在封建家庭中生长、受各种规矩束缚的孩子来说,确实是快乐自由的天堂。作者作为客人,“在这里”“得到优待”,钓到虾“照例是归我吃”,小伙伴们对“我”无微不至地体贴照顾,“看社戏”一节这种友爱和照顾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我”可以免念那些陈腐无用的经书,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可蹈,即使“打了太公”,全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对于自幼就压抑在封建道德秩序中的“我”而言,这样的自由是一种多么宝贵的享受;而且在农村可以亲近大自然,“掘蚯蚓”“钓虾”“放牛”,相对于城镇宅院中“我”那种受束缚的生活而言,无疑是新鲜有趣极具魅力的了。
2.六一公公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六一公公是淳朴乡民的形象。六一公公对于孩子们偷他的豆,只是责备“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听说摘豆是为了请客,马上说“这是应该的”,他并不是吝啬的人;后来他又亲自送豆,表现了他热情好客的性格。“我”夸了他一句,“竟非常感激起来”,体现了他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本色。至于他夸“我”“读过书”“将来一定要中状元”之类的话,只不过像今日夸某个孩子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一样。也有观点认为六一公公虽是个好人,但是有农民的局限。他夸“我”的话,表明他意识深处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这在当时也是难免的。
练习说明
一、课文结尾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对这个结尾应该怎样理解?你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体会吗?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作者在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其实那夜的戏,看得叫人“打呵欠”“破口喃喃的骂”,那夜的豆,第二天吃起来也实在平常。所谓“那夜似的好豆”“那夜似的好戏”,代表了作者对天真烂漫自由有趣的童年美好的回忆,充满一种浪漫的理想色彩,表现对人生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
二、夏夜行船、月夜归航在写景叙事上都非常精彩。夏夜行船通过哪些所见所闻所感来烘托“我”的急迫心情的?月夜归航中“我”的心情与去看戏时有什么不同?
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本文情景交融的写作特点。
所见: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还有几点火,……
所闻: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
月下归航写了众小伙伴去“偷”罗汉豆的趣事。去时“我”的心情很急迫,总“以为船慢”,而此时“我”和小伙伴们偷豆吃豆,心情无比欢畅。
三、揣摩下列词语,回答括号中的问题。
1.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
(“轻松”和“舒展”表现了“我”什么样的心情?)
2.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山为什么说“踊跃”?)
3.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
(“回望”表现了“我”怎样的心情?“罩”表现了怎样的情形?)
4.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
(被人偷了豆,六一公公为什么还要“感激”?)
此题意在让学生品味语言的深层含义。
1.“轻松”和“舒展”与前文因看不成戏而沮丧形成鲜明对比,表现“我”欢喜轻快的心情。
2.以动词“踊跃”写山,把静物写活了。这个词的含义与现在不一样,作者在这里是创造性地赋予了这个词以新的含义。
3.“回望”两字,表现“我”依依的心情。“罩”通过视觉表现戏台如梦如幻的情景,与来时呼应。
4.因为城里读过书的“我”对他的豆子的夸奖。表现了六一公公淳朴厚道的性格。
四、△有人认为本文直接写社戏的内容太少,而写社戏以外的内容太多,因此建议把标题改为“平桥村一夜”之类的题目。你同意这一看法吗?为什么?如果大家对此有兴趣,不妨开一次小组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此题意在让学生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回答。
教学建议
一、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忆美好的童年往事,教学时要以此为重点。有观点认为这篇文章有批判封建礼教、抨击黑暗社会的内容,这种看法有些偏颇,教学时应避免。
二、有些问题,如小伙伴们“偷”豆,六一公公的“感激”,依现在的道德观衡量,学生可能不理解,教学时要适当引导和讲解。
三、可以学习本文为契机,适当引导学生关注自己家乡的文化习俗,开展语文活动。
有关资料
一、《社戏》二题(宋聚轩)
鲁迅先生的小说《社戏》中有两个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无人涉及。笔者教学过程中查阅了一些资料,现整理出来,以作参考。
关于看社戏的时间
《社戏》中写道:“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又说,赵庄之所以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课文注释云:春赛即“春天举行的赛会”。据此,一般人认为,看社戏的时间是在春天。其实,这是不确切的。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其理由有三:
第一,《社戏》中说,我到外祖母家去,是在“扫墓完毕之后”。那么,浙江绍兴一带的扫墓是在什么时间呢?据《越谚·风俗部》云:乡下墓祭一年间共有三次,一是“拜坟岁、上元之前,儿孙数人,香烛纸锭谒墓”;二是“上坟,即扫墓也,清明前后,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三是“送寒衣,十月祭墓之名,亦数人而已。”《越谚》的作者范啸风,别号扁舟子,绍兴城附近皇甫庄人。鲁迅的外祖父鲁晴轩中举后迁居皇甫庄,租赁的就是范啸风的房屋。他的话是可信的。另据周作人回忆:“周家墓祭的规矩,拜坟岁和送寒衣都只有男子前去”,而“清明上坟,规模就要大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把以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分析,《社戏》中所说的扫墓,是指清明上坟无疑了。又据顾铁卿所着《清嘉录·卷三》云:所谓清明上坟,并非仅仅指清明节那一天,而是“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那么,小说中所说的“在扫墓完毕之后”,当然应该是在夏初了。
第二,从《社戏》所描写的自然景物看,也是在初夏。“碧绿的豆麦田地”,“罗汉豆正旺相”,这被称为“罗汉豆”的蚕豆,在浙东一带,是越冬植物,清明以后才开始结果,到夏季才能收割。能剥了煮着吃的时候,当然是在初夏了。另外,小说中还写道,看社戏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们,“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水果当然也只能到夏季才有。
第三,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地方戏》中明确写道:“本文(指《社戏》——引者注)中说:‘当时我并不想到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现在想,那或者是春赛,是社戏了。’这是题目的说明,但实际上这种演戏大抵是在夏天。”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看社戏的时间应该是在初夏,而不是在春天。
社戏演出的内容
关于社戏演出的内容,小说中是这样记述的:首先是“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几个赤膊的人翻了一阵筋斗,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然后是“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最后是老旦出台慢慢地唱。这究竟是一出什么戏呢?据徐淦《鲁迅和绍兴戏》一文考证,这是绍兴戏《游园吊打》。该戏叙述的是唐朝宰相卢杞陷害忠良,纵子作恶,终于被惩的故事。卢杞的儿子(剧中称为恶少)带了帮闲家丁到忠良朱文光家抢亲,被朱文光抓住打了一顿,直到写了服辩(悔过书)方才罢休。服辩词云:恶少——抢姣姣;家丁——惹祸苗;恶少——下遭再来抢姣姣;家丁——变猪变狗变阿猫。小说中被绑在台柱上的红衫小丑就是卢杞的儿子,那个花白胡子的就是忠良朱文光。
另据周作人回忆,小说中所写的社戏的内容,“是绍兴戏中精彩内容之一”,“帮闲引了公子去抢姣姣,结果吊打了写服辩了事,……看过的人都不能忘记,……虽然他不曾说出是什么戏文来”。这段回忆,与《游园吊打》的情节也是完全吻合的。
二、人生经验通感——从《社戏》和《朝花夕拾》谈起(范伯群、曾华鹏)
(一)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鲁迅的名篇《社戏》的结末一句,不知勾起了多少读者的神思遐想。为什么我们会受作品中的这种怅然若失的情愫的强烈感染呢?因为这结末一句话伸出她的纤巧的手指拨动了我们的心弦,使我们联想起自己永远失落了的童年,从而搅动我们心灵深层的积淀,引起“心弦的共振”。人人都会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补充和生发这种“失落感”,并且会赋予这种一去不返的失落感以“美质”。
假设将《社戏》的结末一句话删去,我想作品的感染力就大为逊色。如果我们深究一下这句话为什么会有如此感人肺腑的“魅力”,那么其奥秘就在于:鲁迅用这句话激起了读者的“人生经验通感”。“她”能点燃我们追忆童年的情感之火,而且人人都具备这种“通感”的燃点。
童年——对每个成人来说,都永远无法重现地消逝了。每每忆及,总会有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而人们对永远失落和不可重复的岁月总会去追寻出它的美感来,再用感情镀上金色的光泽。即使是忧患的童年,也会因时距而寻觅出忧患余生中的“忧患美”。《社戏》的结尾,就是诱导人们追忆这种“永远失落的美”,又借助于“人生经验通感”的“导体”,抓住了读者的心。
过去,我们对这种客观上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人生经验通感”,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我们对这种“接受美学”中的“最良导体”,缺乏必要的冶炼和运用。这种“人生经验通感”能使作者和读者的感情熔为一炉,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能找到这种“人生经验通感”的作家,他就是找到了征服读者心灵的“秘密武器”。鲁迅就是善于掌握这种“秘密武器”的圣手。他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的确,这“思乡的蛊惑”,这对儿时的反顾,这记忆中的“旧来的意味”,实际上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美。但我们是自觉地去受“哄骗”的,而且甘愿“终身受骗”。这是一种多么神妙而无法言表的感情啊!也许是鲁迅已经自觉地发现了《社戏》结末一句的震慑的威力,所以作家才会在《朝花夕拾·小引》中再旧事重提。而且又非常自如地娴熟地在《朝花夕拾》中运用这种使人们“心灵相通”的技巧。要论及“人生经验通感”这个大题目,涉及的领域是无限宽泛的,我们这里只想谈谈“思乡的蛊惑”和儿时的反顾这一课题。因为《朝花夕拾》就是鲁迅永别故乡后的蛊惑的情思,就是在流离颠沛中,对儿时童心的追忆。这是有良知良能的人的最基本的“通感”之一吧?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结尾,有着浓郁的《社戏》式的风致。鲁迅用“荆川纸”影写了一大本绣像,“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结末写道:“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这也是一种惆怅的失落感。这是童年时带着最美好的情趣描摹的“心艺”,又何况是一大本呢!这是纯正的童心的结晶。可叹的是“明珠投暗”了。真情被铜臭所玷污,这是莫大的痛惜。这个已做了店主的“准绅士”,与北京戏园中“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的胖绅士是类似的。“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童年的鲁迅是爱书的。当长妈妈为他买到“三哼经”时,他好像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他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那么,对搜集绘图的书几乎成癖的童年时的鲁迅来说,难道不更珍爱自己搜集和影写的图画吗?更何况还有“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它的模样,难道不也会“到现在还在眼前”浮现吗?那是在三味书屋就读时童心被艺术征服的活见证,可是“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所传达给我们的却是童年高尚情趣的“灰飞烟灭”,是一种超常形态的怅然若失。
(二)
这种访旧、反顾、追忆的意绪,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是以永恒的怀念感来作结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又可看作运用“通感”的一例,让读者以自己的经历当主干,去思怀,去祈念永别的亲人和密友。
对鲁迅说来,忆念长妈妈是有自己独特的思路的。他对辛劳了一生,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给她服侍的“哥儿”留下的“保姆”,表示了永恒的怀念。她所留下的“长妈妈”的“长”字,不过是“顶替”了周家前一个女工的高大的身躯的“代号”而已。在周家,其实她仅是“阿长二世”罢了。鲁迅落笔写了大半,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粗手笨脚的“黄胖而矮”的愚妇人的形象。迅哥儿并不理解她,对她的敬意是一直没有牢固树立起来的。但当迅哥儿“渴慕”绘图的《山海经》,而且遍求不得时,长妈妈却“与众不同”地记挂在心上。“我”在寝食无味的渴求中,“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因为这个愚妇人在告假回家的匆忙间隙中,进了她这个两眼墨黑的人从未进过的书店:“我给你买来了”。这一切的总根就在于“爱”。这“爱”的果实就是迅哥儿的“久旱逢甘霖”的童心的巨大的满足。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
这“神力”是以“爱心”为坚强后盾的。当我们用这种“爱心”再去重新估价长妈妈的若干言行时,就会得到一种从来未有的“良性反应”。她对迅哥儿的爱心有时仅是爱得不大得法而已。
当作家写《阿长与〈山海经〉》时,这“最为心爱的宝书”,“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而这种“童心的巨大的满足”,却是永久印烙在心灵之上的;这深藏在粗陋外形下的“爱的深井”,是永远也不会枯竭的。于是鲁迅按照自己永恒的忆念,深情地呼喊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作为读者,我们当然是顺着作家的思路去作心灵的漫游的。但是除了循着作家的心轨运行之外,还会有一种联想,这联想的推动力就是“人生经验通感”,这“通感”使我们也像作者一样,忆念我们的永别了的亲人故友,久久沉浸在思绪万千之中。如果这篇文章删去了结末的一句,能有如此强劲的联想效果吗?
与《阿长与〈山海经〉》相仿的是《范爱农》。鲁迅写此文距范爱农失足淹死已有14个年头了。对好友的惨死,鲁迅不仅赋诗悼亡,而且与几个友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这样,对亡友的追怀自然化为对遗孤的惦念。这结末的一句是:“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读到这里,贫困的故友坎坷的一生和猝然死亡,令人不胜悲悼;孤儿寡母的命运又令人无限关注。在这苍茫人海之中,她们像涓滴之水,又在何处流淌呢?本想为亡友做点切实的纪念工作,倾注一点友情在遗孤身上,但竟无法以微力作为薄奠;人事变迁,行踪飘忽,竟至不知所终了。按照最好的估计,14年后,这亡友的惟一的幼女“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这是一种对亡友的怀念的延伸,也是悼亡感情的归宿,是对不知所终的遗孤的祝福。
这结末的一句,也同样可以激起一种“人生经验通感”。它的公式是:“现在不知××景况如何?倘在……已该……了罢。”这个公式对读者来说,是可以产生多种联想的。不仅用于悼亡,也可用于久别而音讯阻隔的亲朋。
从《社戏》到《朝花夕拾》的若干篇章,我们感到鲁迅规律性地运用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人生经验通感”。所谓“人生经验通感”,即利用读者常会遇到的相似同类的人生经历,诱发读者一种“联想”,当这种“联想”引起读者“共鸣”时,在不知不觉中,读者就参加了一种创作活动,这种创作活动就是用自身的人生经历去补充和证实作家作品的可信性。作家愈能调动读者积极参与作品的创造,就说明作家的作品已在更高层次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在这里,参与联想创造,与深刻理解和接受是同义的,成正比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相通”的“最良导体”就是“人生经验通感”。当读者以这种“通感”参与创造时,他才觉得这位作家的作品是和谐而完美的,代表他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
本文并不想一般地谈论文章结尾的写作技巧。“人生经验通感”也不是只靠结末一句才发挥自己的威力。它可以在行文中无处不在,渗透全文。但鲁迅还能在读者即将要放下书本时,使他们欲罢不能。手中的书本放下了,心里的人生经历的书本却又翻开了。我们不得不钦服鲁迅是善于把握这种“人生经验通感”的圣手!
(选自《名作欣赏》1986年第4期,有删节)
三、一曲自然美的颂歌——鲁迅小说《社戏》的文化读解(姚大勇)
初读鲁迅的小说《社戏》,很奇怪这样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为什么偏偏出现在《呐喊》中——它和同期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直接指斥现实的篇章显得那么不协调。若说是因它与《呐喊》中其他作品创作于同一时期才被收到一起,那么由此引发的另一问题便是:鲁迅为何一边大声“呐喊”,一边却描绘了这样一幅宁静、优美的画卷?
读《社戏》,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乡土气息,淳厚的人情。同以江南农村为背景,《故乡》描绘了现实中农村残破、凋敝的景象,《社戏》展现的则是另一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小说写的是“我”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邻村看社戏的情景,处处洋溢着夏天的温馨,一切让人觉得那么和谐,自然,充满生趣。作者笔下外祖母家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这个偏远的海边小村,较少受世俗的浸染,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的纯朴气质,是一方“净土”。那地方的山水令人陶醉,“我”和小朋友们夜间划船去看戏时,“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抒情的笔调,将月下水乡描绘得清新,幽远,如梦如幻,散发着江南泥土的芬芳,作者对故乡的挚爱之情也隐然可见。
不惟景色优美,这里的人情更是淳厚。“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村里的人纯朴好客,小朋友们也因“我”来而从父母那里得到了减少工作的许可,陪“我”一起掘蚯蚓,钓鱼虾,放牛,充满童真之趣。他们一个个聪明,热情,活泼,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去看那年的社戏,夜里行船的时候,“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回来的时候因为肚饿,大家商议一起去“偷”罗汉豆,阿发因为自己家的罗汉豆大,便让大家摘自己家的。后来六一公公知道大家“偷”吃了他的罗汉豆,非但不生气,竟还特地送了些给“我”吃。此外如外祖母的慈蔼,母亲的关怀,也都让人倍觉亲切。在这临海的小村里,自然与人情融为一体,人情之质朴、淳厚如那里的山水一样令人沉醉、感动。平桥村不仅是“我”的“乐土”,更是作者精心营造的新的“桃花源”。
《社戏》所描绘的,“实是作者心中理想”的故乡图景。鲁迅很早就离开故乡,故乡给予他的,并非都是温馨的回忆,其间还有许多不幸与白眼,鲁迅对故乡,却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复杂情感。鲁迅故乡绍兴,自然景色秀丽,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前人称其山水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养成了人们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厚爱,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尤为重视人伦亲情,鲁迅生于书香门第,对故乡的眷恋实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中。他早年初离家时,在给亲人的信中说“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集外集拾遗补编·戛剑生杂记》)故乡的山水之美,深深植根于鲁迅的心田,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风波,自然想起过去,忆及故乡的完美,他是在“昏沉的夜”看到了故乡山阴道上“好的故事”(《野草·好的故事》),也是在北京“严冬的肃杀”中想起了早春二月故乡的风筝时节(《野草·风筝》)。在和现实作对比时,所用的常是记忆中理想的故乡图景,小说《社戏》也正如此。
名为《社戏》,小说并未直接写“我”小时所看的社戏,开头记述的却是“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历。那两次戏,都没看好,反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沉闷、世故、污浊,这适与“我”少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真率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鲁迅心中的故乡实有两个,一是《故乡》中所描绘的现实中的故乡,一是《社戏》中所展现的理想中的故乡,他常常是以理想中故乡的完美来反衬现实中故乡的残破。《社戏》没有正面描写农村的苦难,但对理想中故乡的讴歌,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社戏》可说正是对于故乡之梦的具体描绘,蕴含其中的是对故乡的一腔挚爱。故乡之美好,最分明地在生活其中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人的健康成长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好显示。人之中,重要的又是小孩,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未来。鲁迅一直深切关注儿童的成长,在《狂人日记》中呼喊“救救孩子”,在对故乡极度失望的《故乡》中,他也是从少年闰土身上看到了故乡之美好,由儿童身上重新看到了希望。对于后代,鲁迅作为长辈的心愿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小说《社戏》中所展现的,也恰是儿童理想的成长环境。从散文集《朝花夕拾》不仅可看到作者对往事的深情追念,依依惜别,还可看到活泼好动,充满稚气、朝气的早年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一篇中他提到自己小时爱看那种有图的《山海经》,对一切感到好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篇不仅写了百草园里的可爱、好玩景象,还记叙了和小同窗们在三味书屋折梅花、寻蝉蜕,描小说绣像,从中可见作者一贯坚持的追求自然,不愿受束缚之心。《社戏》实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柒’ 急求鲁迅作品中有关孩子形象的资料!
论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
陈海宏
摘要 《论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主要阐述鲁迅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特点。本文从六个方面去分析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的特点。鲁迅作品中的儿童形象都用儿童独特的眼光去感受生活、富有童真童趣、充满着亲情、追求美好的事物、带着故乡的浓郁的味道、语言符合儿童的特点。这写特点都能从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鲁迅塑造的儿童形象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几代的中国少年读者。
关键词 儿童形象 视角 童真 亲情 语言
文学源自生活,文学是以语言文字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适合各年龄阶段心理特点,审美要求一及接受能力的,有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文学,其中以特意为他们创作、编写的作品为主,也包括一部分抒写作家主观意识却能为孩子们所理解、接受又有益于他们身心发展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儿童文学作品,[1]如儿歌、童话、故事等。从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活灵活现的儿童形象,同时,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也可发现儿童的身影。儿童是文学作品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品中的儿童文学形象,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鲜活人物他们的镜子。儿童形象是文学作品中儿童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反映的载体,儿童文学作品是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寻找,研究作品中的儿童文学形象能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发展,也合乎教学的需要。客观真切地研究儿童自身的心理,了解儿童形象的特点,可以使21世纪的花朵们,在作品中聆听他们的声音,在现实里找到他们的身影,如此有助于年轻一代健康、自由的成长。我们在阅读文豪鲁迅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作品中有许许多多的儿童形象存在。通过研究,鲁迅作品中的儿童文学形象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有着鲜明的儿童视角;作品传递童真、通趣;作品充满着亲情;作品中都追求美的事物;作品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都是作品中的可圈可点之处。
一、鲜明的儿童视角
鲁迅作品中都是以儿童特殊的眼光去看世界,去反映生活。在作品中有许多文句是带着孩子稚嫩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事物。《从百草圆到三味书物》一文中,写到少年鲁迅为什么要离开百草圆而去三味书屋时,作者以这样的笔调去写“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隔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不能常到百草园了”。[2]这发自内心的稚嫩的心声,是当时鲁迅最真切的呼唤,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百草园?为什么要去书塾?这与那些刚要入学读书的懵懂少年门是一样的心态。鲁迅从儿童的眼光、心理去猜测离开百草园的原因。文中的几种猜想都是认为干了坏事才被送到书塾里去受到惩罚。鲁迅从实际出发,笔下反映了儿童最原始、最本能的世界观。孩子的语言从某个角度讲是最单纯的,孩子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孩子的眼光是最真实的,带着一种成人所没有的眼光,没有任何的有色遮挡,儿童思考事情的逻辑推理是非顺水推舟式的,心无杂念,合乎儿童从表面审视事物的特征。儿童的眼光及思维方式常常有不定的情感因素。如文章《阿长与〈山海经〉》中开头这样写到“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3]文中“阿长”是带领鲁迅的保姆,从家庭身份上,鲁迅把她呢称为“阿妈”,这是平常的称呼,证明“阿长”在儿时鲁迅眼里是受尊敬的,如果当孩子与大人闹矛盾时,孩子的心理最容易察觉,鲁迅得知“阿长”谋死了隐鼠的时候,他就对“阿长”改了称呼,就不把她叫“阿妈”,而直呼其最常用的称呼——“阿长”。其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儿童在审视整个世界事物的好与坏时,用他们不成熟的思维的思考方式去定度。从儿童的眼光中所能看到的事物,就会带着儿童的特征,儿童的眼光像一潭清水,没有半点杂质,从水中透射出的光线是最透彻的,有了儿童的稚嫩,而且又最真实的眼光,我们从鲁迅作品可以感知儿童的内心世界发觉他们的真、善、美。文学作品中,读者不能用成人的眼光去代替儿童的眼光。鲁迅在这些作品中完善了着一点。
二、传递着童真、童趣
儿童形象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孩子天真、淳朴传递着童真、童趣。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正如人类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然而儿童世界始终是成人世界最深的精神会回忆。马克思认为儿童的纯真,能使成人的社会感到愉悦,儿童天性中的纯真可以复活一个时代固有的性格。如《百草园》中写到“单是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段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又如“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圆,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的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百草园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翻断砖、按斑蝥、拔何首乌、摘覆盆子、捕鸟,这些活动都是鲁迅笔下,儿童在百草园里的专利。儿童是纯美的,在他双眸中一切都是新奇无比,因此就有了十足充盈的自信心与相对自足的欢乐。成人缺乏儿童具有的天真、淳朴童趣。儿童在非常简单的事情中得到愉悦,表现出天真,而成人绝对没有儿童的那种原汁原味。“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西瓜……”。[4]这是表现儿童最富有天真、童趣的景物描写,勾起鲁迅对儿童生活的向往,鲁迅作品中的能反映童真、童趣的事情非常多,如童年时鲁迅与闰土间的游戏,和阿发他们去看社戏等,这些童真创作是很有意义的,它是人的意识觉醒的重要部分,更是作家们能分享相通的精神现象……向往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我们还注意到,童真、童趣是真我的表现。因为“真我”,所以得到宽慰与放松,因为有“真我”,所以才期盼人生如童真般的温馨可爱。鲁迅在作品中那些童真童趣的描写,那些属于孩子时代的行为,是儿童热爱大自然的,追求新知识,天真、幼稚欢乐心理的见证物。所以说鲁迅作品中的儿童现形象他们所具有的天真、淳朴、传递童真童趣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特点。
三、渗透着亲情
鲁迅作品中儿童形象之间都充满着亲情。作品《风筝》说的是小时候“我”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得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作品中“我”是一生躬身实践“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人,作品往后描写“我”企望“补过”时更加形象地抒写了两个美的情怀:由“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反对小兄弟放风筝,毁坏风筝到“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这是多大的变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锁似乎恢复了儿童的天性,“嚷着,跑着,笑着”,在欢乐的旋律中,极为简短的语句随着轻松的节奏跳跃着,好象重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活泼欢乐的景象。这种追悔无及的心情是美的,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他的兄弟间的情谊,特别是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去讨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全然忘却”,在“我”看来是“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听着往事反而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是吗?“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展示了两个美丽的心灵,由亲情筑起心灵的长城,一个严于自责,恳求宽恕自己的过失;一个幼稚纯真,全然忘却别人的错处。多么美的高尚情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能具有这样的人情、亲情,社会岂不净化了吗?再如《故乡》中少年闰土与“我”两个形象,他们在小时候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捕鸟、看瓜、刺猹等游戏中加深了两个人的右友情,作品中有如此的描述“啊!闰土的心理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可惜正月过哦区了,闰土须回家,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过面”,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与“闰土”的友情宛如海深,那种儿童时代两小无猜,一种畅想。又如作品《阿长与〈山海经〉》中,“我”对长妈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朝花夕拾〉〉中有好些篇文章提到了长妈妈。其中《阿长与〈山海经〉》是专门回忆和纪念她的,多部作品写到长妈妈。可见鲁迅对阿长的情感是蛮深的,在〈阿长与〈山海经〉中虽然也写到了阿长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但阿长买〈山海经〉一事使鲁迅最为感动,永志不忘的。从中最能表现鲁迅在儿童时代与阿长的情谊之深。文章最后写到“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这把她对长妈妈的感情引向深化,变成永久的怀念。文章正是在这种永恒的感情和怀念的基础上,以饱蘸浓情的笔墨,为长妈妈的在天之灵祝福!这个申请祝福的结尾,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同时它凝聚着鲁迅对长妈妈的全部情思,寄托着鲁迅对善良人的衷心祝愿。这种祝愿正是儿童时代的鲁迅与长妈妈建立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跨越地界超越时空,它是一首永恒的赞美曲。
四、体现着美好
鲁迅作品中儿童形象都追求美好的事物。作品〈风筝〉中不仅仅表达的是一种愧疚之情,说明压抑儿童游戏的本能是错误的。忘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风筝〉是一篇崭新的作品,它表达的内容远不及这些。〈风筝〉开头这样描述:“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结尾又写到“现在,故乡的春天幽在这种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吧,可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写着一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风筝〉在春风里感到冬的肃杀。这仍然是一首关于春天和青春的诗,是鲁迅在继续“寻求那逝去的青春”。《风筝》一开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写起。然后便是故乡“春二月”的回忆,是“一片春月的温和”。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它引导读者对美好事物的咀嚼与回味。《风筝》很热切地表现着对春天、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如果,连春天都没有了,还怎样探求新的生活?现在,风筝事件已成为过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问中字里行间透露着儿童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作品《故乡》里,“我”回到故乡时,由于母亲提到了闰土,“我”回忆了二十多年前的故乡及闰土,特别是儿时与闰土一起玩耍的情景。文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意境特别优美的画面“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想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一扭,反而从它的胯下逃走了。”多美的画面啊!二十年之后,“我”还记得这画面,可见少年时的“我”对美好的事物记忆之深,只有那些最能使人产生甜美回忆的事物能藏在记忆的深处,永不磨灭。那段脑海中的晶莹之花,永远开在“我”的心中,孩提时代的“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闰土带给“我”众多美好、新鲜的事物。这对“我”的诱惑力是巨大的。二十年之后,“我”又回到故乡,而故乡到处是萧条的景象,“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美好的故乡一去不复返了,包括闰土在内。闰土已不再是儿时的闰土了,时迁物非,伤心之极,那中低落的情绪越发衬托出少时美丽的故乡在“我”心中的地位。《故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少年儿童形象对那些美好事物的追求,因为美是人人所追求的目标。
五、蕴涵着浓郁的乡土气味
鲁迅的作品带着作者故乡的味道,有深厚的慰问化底蕴,绍兴地区浓郁的乡土气味,风俗、习惯、文化,全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作品《社戏》显示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社戏又叫春赛,即春天举行的赛会,旧时民俗,在节日或者神的生日准备依仗、锣鼓、杂戏等迎神像出庙,周游街巷或村庄,叫做“赛会”。《社戏》中对这种戏也有具体的描述。《社戏》以江南农村为背景,展现出一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作者笔下外祖母家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这个偏远的海边的小村,较少受世俗的浸染,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的淳朴气质,是“我”的一方“净土”,又是一方“乐土”。作者把众多的儿童形象如“我”、“阿发”“双喜”“桂生”等置身于充满泥土芬芳的江南水乡中,是别有用意的,再如《故乡》中的江南景色描写,《百草园》中对故乡特有的描绘,无不折射出故乡绍兴的特点。《阿长与〈山海经〉》中写到:“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住,这是一年的好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溜溜……。”这是绍兴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鲁迅是绍兴人,鲁迅在许多作品中把绍兴的浓郁乡土气味与儿童形象叠加在一起,更加可以看出鲁迅有名一种思乡情节和对儿童时代的向往,两者出现在作品中,是鲁迅理想中完美事物的结合。读鲁迅的这些作品犹如欣赏一幅处身于江南水乡的牧童吹笛图,给人一段悠扬、回味的思乡曲。
六、语言带着儿童的特点
鲁迅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渗透着儿童的特点。鲁迅作品中儿童的语言都符合他们天真烂漫的特征,符合年龄特点。《社戏》》中写“我”、双喜、阿发一行人看社戏回去在途中摘罗汉豆的事,其中写到“‘阿发,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六一公公家的,我们偷哪一边的呢?’双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没,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其中写阿发劝大家偷他家的罗汉豆,可以看出啊法的大气与爽快,没有成人味,符合儿童的天真。《故乡》中写少年闰土的言语“他说‘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在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扁,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闰土又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也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5]少年闰土是一个聪明,热情,生气勃勃的小英雄,从他的滔滔不绝的言语中能知晓,从上述闰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孩子脑中尽装着那些好玩的事物,这是他们所感兴趣的,符合儿童好玩的天性。儿童的语言没有成人的那种矫饰、含蓄,它是一种纯真的,眉头任何雕饰的。“言为心声”,鲁迅作品中饿儿童形象的语言并不多,我们却能杂爱着些言语中体味出儿童的心理,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儿童热爱大自然、热爱新鲜事物、热爱生活的心态。谚语中也渗透着着些儿童形象他澳门之间的纯美的友情和他们各自的品性,鲁迅又在儿童的言语中向读者展示了活生生的儿童形象。
鲁迅不愧是一代文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读者们可以领略到巨匠独一无二的写作手法,他以巧妙地安排,把作品中儿童形象多方面的特点展示给了大家。综观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有许多是受到鲁迅的影响。熟悉鲁迅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特点,能给当代文学创作儿童形象的处理有典可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