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现代艺术有什么影响

1. 谈谈儒家礼乐观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儒家礼乐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汇。从外延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文化形态，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从内涵上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要代表的、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礼”。“礼”是指社会人生各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另一个经常与“礼”相提并论的范畴则是“乐”。二者相辅相成，形成“礼乐文化”。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所谓“礼”、“乐”，本源自于上古初民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的活动。“礼”本是指尊祖、祭祖与祭祀天神地祗活动中的一些仪节规范；而“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后来“礼”、“乐”的所指逐步扩大化、系统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活动以及与其相配合的乐舞都被泛称为“礼”“乐”。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演化，就有了所谓的“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成为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乃至于包括关于礼治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西周初年，伟大的政治家周公依据前世流传下来的礼俗并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损益而“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通过“礼乐”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极盛期。
至春秋时代，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格局的变迁，逐步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有鉴于此，伟大的思想家孔子通过总结、清理和反思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遗产，创造性地以“礼乐”为核心建立起儒家思想体系，使“礼乐”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孔子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礼乐”进行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阐释和论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此后，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日益兴盛。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更上升到国家法典的高度，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而且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信奉，致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成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最富影响力的学派。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孔子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目的和功用是从外部对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行为和思想方面进行教化、约束和规范；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从内心感化、诱导人们对“礼”(亦即各种社会规范和约束)的衷心认同。礼乐配合，以礼修身，规范人们思想行为；以乐治心，感化人们自觉地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保持人们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礼乐文化”的精髓就是《论语》所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社会和谐思想，这也是儒家“礼乐文化”的普世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社会伦理的学说，它是探讨宗法等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学问。“礼乐”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规范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与规范。“礼乐”是用来调整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孔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礼记·礼运》)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礼”的功用就是教化人们按照规范正确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其他社会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就是说，“礼乐”是为了应对社会稳态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
“礼之用，和为贵”，高度概括了儒家“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据这一“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儒家主张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这样不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调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原则下的谐和、融合。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宽容礼让、谦恭善良、求大同存小异的道德传统，正是这种“贵和”(即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长期影响和积淀的结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把“亲亲”的血缘关系与“尊尊”的社会政治关系结合在一起，在“礼”的框架下形成一整套相应的规范和制度，把自然的人置于人为的社会政治关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同时又把理想的政治社会建立在人的自然血缘基础之上，形成以“礼乐”文化为表征的宗法等级社会。与此同时，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礼乐的制度规范性与艺术熏陶性的特点，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就是为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而在制度层面、伦理层面和仪节层面所制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不言而喻，没有一定的人性化的、有益于社会道德建设的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大同”社会。儒家礼乐文化的特征就是用礼乐展现和处理人际关系，进行社会调节和管理。其终极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的规范和原则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一种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对中国周秦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宗教、伦理和文化艺术之中，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习俗风尚的底蕴，形成周秦以来的数千年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范式。
当然，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说儒家礼乐文化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国古代社会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中存在的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都应归咎于儒家礼乐文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蕴含着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如“和为贵”的思想、“仁爱”的精神以及“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原则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价值。同时我们还应充分认识到，儒家礼乐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内容。比如对社会等级的过分强调，对人性情欲的过分节制等等，都有矫枉过正之嫌。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表面看来似乎来源于儒家礼乐文化，但实际上并非完全是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世极端专制王权时代增益附加的。比如汉代以后确立的“三纲五常”学说，虽然与孔子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内在联系，但孔子在《论语》中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臣、父子双方的要求是对等的，即要求双方都要依“礼”行事，君要像君，臣要像臣。而汉代以后所确立的“三纲五常”则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以君臣关系而言就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无论是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却不是这样的!如《论语·八佾篇》记载，鲁定公向孔子咨询应该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君臣之间对等的以“礼”行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只强调“臣忠”。又如孟子在见齐宣王时，齐宣王询问说：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们这样以臣弑君对不对?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可见，孟子的君臣思想与后世的“三纲五常”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从而可知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并不能与后世的“礼教”简单地划等号，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礼教”中一些过时、消极、落后的内容完全归咎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经过创造性的借鉴和转换，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当然，我们对儒家礼乐文化的借鉴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中原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过时的、落后的内容必须坚决摒弃，其过分节制人的情欲的一面也应该予以消除或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家礼乐文化的“和谐”精神完全可以帮助我们适当地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而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和谐，保证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安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宗旨，用现代意识和眼光挖掘传统礼乐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发扬中华民族重礼节、尚美善的优良传统，建构与现代经济生活相适应的礼仪规范和审美情趣。我们相信，通过吸收儒家传统礼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完全可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新型道德规范、伦理规范和礼仪规范，并进而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化的新型社会。

2. 儒家、法家、墨家有多种思想文化，这些文化对现代的我们有着怎样的影响

儒家、法家、墨家有多种思想文化，这些文化对现代的我们的影响：在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路。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有文明创建。我国现阶段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所存有的不容乐观难题之一是文明创建跟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些年的四化建设中，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自由经济思维的泛滥成灾。

3.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何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孔子所提出的教育主张，对于现代人文教育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其中，孔子曾经提出“有教无类”，指明受教育的人不分三六九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不论贵贱贫富，不论高矮胖瘦，教育的对象是每个人，不能区别对待受教育对象。“有教无类”的提出，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具有深刻影响，义务教育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学习的机会。

2、儒家思想提出作为一个人应该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中华千百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传统。儒家思想坚持做人应该有原则、有底线。作为一个人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做到诚实守信、善良待人、求知上进、热爱祖国，不做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儒家思想正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也是中华千百年来不断坚持的传统。精神文化比物质文化更加重要，在物质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重自身的精神追求。

3、儒家思想有利于提高现代人的精神文化。儒家思想从根本上提出人生的精神追求，有利于构造美好的精神世界。

4.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有何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
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
1.等级观念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2.过分注重人际关系，轻视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3.轻视生产劳动，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4.过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5.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冒、改革创新精神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论创新。
7.“重道轻器”的体验性笼统思维，不符合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

5. 儒释道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

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释家和道家。这三家的鼻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的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佛学、道学、玄学也不能成为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这些引导人们超脱俗世的思想倾向，直接渗透在传统绘画里，一并和画家的生活境遇远离。随着时代的变迁，入世的世界观是主导，人们被现代西方文化吸引着，因此，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和继承的热情大减。 中国的文化是以儒、道、释、墨、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多元互补而构成的，自然中国的科学也是这多元化学说交融的结晶。然而就诸子百家对中国传统科学影响的广度与深度而言，道家无疑是主流。

6.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有那些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着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着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着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7. 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

8. 儒家思想对书法艺术有什么影响

儒家思想的主张儒家思想主张对中国书法美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的思想贯穿于三千多年的书法元素长河之中，是一条重要的血脉，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一种潜美学，也就是审美上的潜在、转折的制约。它通过对人生的指导，隐秘地反映在书法元素的创作中，这也致使中国书法元素始终是以和谐自然、和谐社会作为终极价值。同时儒家思想又成了书家精神的调节剂，它着眼于书家的带有共性色彩的人格塑造。儒家的思想是围绕着“仁”、“德”来构建的。
要实现“仁”、“德”的修养，达到秩序和谐，必须有“中庸”作为行为制约标准。“中庸”即是一种适度与和谐，不走极端，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文”与“质”相辅，进而文质彬彬。“文”和“质”的和谐统一，是评价作品时不可偏废的准则。孔子提出“文质并重”的观点，其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在既有文、质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与质的和谐统一，并将其用于音乐鉴赏上，从孔子对《韶》、《武》两乐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作品文、质的不同而做出的不同评价。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元素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中国历代书家无不奉此为圭臬，实践书法的“中庸之道”。‘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
作为传统文化，张辛认为“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书法元素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是中和之美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书法元素的形成和发展都影响深远，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推崇德治，其基本做法是礼乐教化。在德治中，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礼在孔子那里泛指礼节、礼仪，通过研究中国的书法作品和评论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和之美成为了书艺评判的终极尺度。第二就是充实之美对书法的深远影响，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把孔子的“仁”思想发展为“仁政”，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通过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孟子认为人应该具有一种无所依傍的人格力量，具有捍卫自己信念的坚定信心，并将其总结为六个方面，包括“善、信、美、大、圣、神”。荀子在《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谓之美。全，就是孟子所说的“充实之美”，是“实”的。粹，就是“去粗取精”，是“虚”的。“充实之美”给中国传统书法注入了“气势、气概”。这主要体现在书法作品表现出的形象生动，一脉贯通的特征气势。
气势构成了书法的力感和运动感。儒家称“充实”为美，书法讲线条要有力度、有弹性；儒家讲“仁、孝”，书法讲“书德”，艺术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厚德载物”。唐颜真卿楷书《麻姑仙坛记》，充满铁骨铮铮之气，充分反映了盛唐之势与颜真卿刚正不阿的性格。而唐张怀瓘《文字论》记载“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儒家艺术标准都是要符合善，符合中庸，符合和谐之道。

9. 儒家思想如何影响美术创作

在中国绘画中，儒家思想主要影响绘画艺术创作的主体，即画家。而道家思想主要影响绘画艺术创作的本体，即绘画作品。
儒家思想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能论、静心创作论、意象造型观和审美层面上的儒家观照四个层面上。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德伦理思想，这种道德伦理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形式而存在的，并成为各代科举制度取士的重要手段，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士大夫们的思想表现上。创作主体人格的塑造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绘画。在古代的画论着作中，常常会提到“画品”与“人品”的辩证关系，这正说明了儒家思想对绘画潜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画家人格在作品中的反映体现出来的。我们知道，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对事物的描绘，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内心情感的反映，这种情感其实正是创作者人格的体现。清代画家郑板桥的人格魅力完全映射在他所画的那些孤高挺拔的竹子上。还有八大山人把他那种愤世的心态活生生的体现在那些孤石、独鹰的刻画上。自古以来，中国的绘画者主要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们，他们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儒学思想塑造了他们的人格。儒家思想强调中庸气息，其核心是“仁”，这种思想带给画家的是平和的心态，从思想层面上深层次的影响着画家，使得画家能比较静心的进行艺术创作。由于儒家思想的道德意识比较强烈，所以，画家在进行绘画造型的塑造时，依然是遵循着儒家思想来进行选择和塑形的。在唐代，绘画的题材主要是政治性的题材，这正吻合了绘画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作品中的形象也比较符合唐代的社会状况，男性比较彪悍、精明，女性比较丰满、妩媚，这种意象造型的表现很好的体现了唐代的繁荣昌盛的社会景象。在审美层面上，儒家的思想带给画家的是艺术为政治服务，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才，具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所以，不同时代的画家有着符合当代政治需求的审美观念，尤其是一些官场画家，不遗余力的将政治性的需求融入自己的审美观，创作出一幅幅政治性很强的艺术作品。当然，到了五代时期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民间画家，他们是一些逃避政治的士大夫们，他们突破了绘画的政治性功能，自由的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或悠闲，或愤世。
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主流。道家思想主要以效法自然为主，“道”是万物之灵，是事物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可以相互转换的。中国人向来对自然都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主张与自然和睦相处，适应自然。道与自然的关系正如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最崇高的。道家思想崇尚大自然，山水正是大自然的精华。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山水与玄理是相通的。所以，古代的士大夫们沉浸于领略山水，追求某种精神境界。即使在现代也有很多画家迷恋山水以领略玄趣，追求精神境界。古往今来，山水景物形象大量进入诗歌和绘画之中，使诗歌和绘画成为了言玄悟道的有效工具。
在老子的文化堕落论中，老子以“道”为本体，“道”与“无”同义，是“先天地生”的精神实体，不具有任何规定性。所以，在中国的绘画中，画家们常常表现自然地虚无，充分利用绘画的空白和不定性来表现“道”的“无”，给人一种空灵感。尤其是五代之后，这种虚无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边角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幅幅不完整的作品，其实，正是这种看似不完整的绘画作品带给我们了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感受到了视野的辽阔、山河的壮丽、孤帆的聊寂……老子还认为，“无为”的对立面是“有为”，即人为地创作。中国的绘画，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绘画，主要以山水画为主来表现自然地美，体现自己的情感。
在老子的人性“复归”论中，提出从道德虚无性推出人本性的“无知无敌”，把人性的“复归”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回到婴儿般的天真，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老子的这种思想在古代文人的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他们为了逃避现实，常常远离城市，过着悠闲地隐居生活，创作出了一幅幅优秀的作品。道家这种漠视的思想，直接影响着绘画主体——画家的思想。
道家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特别大，老子崇尚“玄”，导致中国绘画“山水画居首”“水墨最为上”。道家崇尚“柔”，影响山水回话表现形式及材料上反对过于偏激、刚劲的线条，主张柔和的线条。中国山水画视图上的自由性来自于道家主张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想，中国画采用散点透视，十分自由，实则根本无透视。
无论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还是老庄的道家思想，都从思想层面影响着中国的画家对社会、事物和人的审美认识。同时，中国绘画理论也是在儒家和道家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拓展开的，人们在评论中国绘画、描绘作品时，都离不开道家和儒家思想。由此可见，古代教育思想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民族美学传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