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乐府民歌有何艺术特色
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1、两汉乐府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达广大人民的爱憎。拿它与“汉赋”相比较,差别极大。乐府民歌题材广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着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对《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2、两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特色。《诗经》基本上是抒情诗，其中有的作品如《氓》、《谷风》、《七月》、《大雅·生民》等虽有某些叙事成分，只是一些客观铺写，只能是抒情诗而带有某些叙事成分。汉乐府民歌中，已出现比较完整的情节，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孤儿的悲苦命运。有的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如《东门行》，只写丈夫拔剑东门去时与妻子告别时的一幕；有的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人物对话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如《陌上桑》，秦罗敷的反抗强暴的形象相当鲜明，而且有生动的对话，幽默而有戏剧性。《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诗中的矛盾冲突不是单线式的 ，而是两条线索同时展开 。一条是刘兰芝和焦母、刘兄之间的矛盾冲突，由被遣归、兄长逼嫁、太守求婚、决计自杀等情节组成；另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之间的爱情发展，包括卧室话别、路口分别、结下盟誓、共约同死、赴水悬树等，爱情升华到顶点，故事也就结束。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和性格在情节展开中越来越鲜明。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
3、语言朴素生动，常用烘托，侧面描写、比喻、夸张和拟人的手法，如《上邪》的一连串的假设。《陌上桑》写罗敷形象时所应用的手法，如其中的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归来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用的是侧面烘托的手法。
4、形式多样，不固于四言格式，而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汉乐府的杂言体，到唐代则发展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
5、乐府诗歌的影响：一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面向现实的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后代作家如曹氏父子 、鲍照、李白 、杜甫、白居易等，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把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 二是对五言诗发展的影响，除了杂言之外，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五言诗虽比四言诗仅 仅多一个字，但它却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又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和发展（当时双音节已经逐步地增加起来，而动词又多保持着单音的形式，因此双音词和单音词的搭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五言诗就是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五言诗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由乐府民歌开其先河的，然后才扩大到整个文坛。文人五言诗从东汉开始兴盛，到建安时代，出现了一个“五言腾涌”的盛况，使五言诗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歌形式之一。
Ⅱ 简述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她承先启后的作用已被历代文人、评论家评论得差不多了，而且早有定论。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再重复论述一下，看汉乐府承先启后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乐·乐教·乐府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于是“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干戚羽旄谓之乐”。①因此，有心就有所感，有感就有所发，言语表达不了就可手足舞蹈，再表现不了就歌唱。所以自人类产生以后，也便产生了乐。
《尚书.舜典》中说：“帝曰：变，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便是乐教的开始。
施行乐教，可以以乐制人心，即用乐为涵养人格品性的工具。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施行乐教，可以感化百姓，即用乐为移风易俗的工具。如我们农村常见的旧戏舞台之上的“高台教化”就是一例。
萧涤非说：“乐在先秦，乃所以为治，而非以为娱。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②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句话乐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那什么是乐府呢？顾亭林说过：“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缴。《汉书·张放传》：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霍光传》：秦昌邑王，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后汉书·律历志》：元帝时郎中享房知五声之音，六十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元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是也。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③因此，乐府的职责，在于采取文人诗赋以及民间歌谣，配上音乐在“郊庙朝宴”上演奏，把入乐的诗歌，称之为乐府。即“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④就是说所谓乐府，就是用五声来配合歌咏，用十二律来调节五声。
“乐府”的演变是复杂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到了唐代，便才撇开音乐，注重其社会内容，白居易的《新乐府》等都来入乐，也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
自古到今，民间乐府成熟于两汉，如同周、楚的《诗》、《骚》一样。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都可以与《诗》和《骚》相媲美。往往后代把汉乐府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通志·乐府总序》中说：“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体者，乐府也，乐府之体，宛同风雅”论述得真知灼见。
二、乐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汉书·艺文治》有“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官风俗，知薄厚云。”这正是汉乐府的由来。它的任务显而易见，那便是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据《汉书·艺文志》所记载，西汉乐府民歌已有一百三十八首，已接近《诗经》的“国风”东汉的尚不在其内。
这些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象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着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𫍢𫍢，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