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身心合一的神奇——《笛卡尔的错误》
大神级，一本刷新认知、开拓视野的烧脑神作，动摇了我很多既有认知，也许能让你更接近人的底层真相，强烈推荐。
自《思考，快与慢》以来，我读了很多关于人类非理性决策的书，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乍得.泰勒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方面的书读多了，就容易认为人总是不理性的，而情绪是误导我们的决策的一大原因。
比如，不管是丹尼尔.卡尼曼的“系统1”、“系统2”，还是基思.斯坦诺维奇的“算法心智”、“反省心智”，我总认为前者不好，后者很好；后来逐步认识到如果啥事都需要后者，人也就别想活了，因为后者太累，而前者往往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大事”。
但是，我极为推崇的思想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新书《利益悠关》中就揶揄丹尼尔.卡尼曼，说他其实一生也并没作出什么重大决策，有道理，我们不妨反思自己，上哪个大学、和谁结婚、何时繁衍、入什么行、买什么房……你真的认真思考过吗？而我们平时的大量决策，究竟要怎样才能更高效和正确。
这些问题在笛卡尔看来，必须要用理性来思考。比如笛卡尔的“弟子”，崇尚理性的达尔文同学纠结结婚还是不结婚，就用一张纸一支笔，左边写下几个结婚的好处及其权重，右边是几个不结婚的好处及其权重，再对比哪边更有利。恰恰是丹尼尔.卡尼曼，指出这个计算的人很可能错用概率论和统计规律。
这本书的作者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当今世界公认的神经科学研究领袖，当代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挑战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主张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身体的灵魂。
笛卡尔被尊为“近代哲学之父”，他是二元论的代表，他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即思考已经证明了我的存在，其他都无关，比如身体。
笛卡尔的错误在于：他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道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道鸿沟；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
具体来说：他将最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达马西奥用了大量篇幅以及专业的神经科学案例及数据进行说明，有些我也是一扫而过，因为读书并不是只有逐字逐句读这一种方法。先来看两个故事。
25岁的盖奇在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工地工作时发生意外，他不幸地被铁棍穿透头颅。这根铁棍从他的颧骨下方刺入，又扎穿了他的眉骨，但他却在严重的脑损伤后奇迹般地存活了13年。
盖奇成为了世界上最着名的脑损伤患者之一，他的不可思议的经历被誉为“十大起死回生事件”之一，而他本人也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盖奇在经历了脑损伤以后，脾气、秉性、为人处事的风格等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从前判若两人。盖奇本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效率的领班，思维机敏、灵活，对人和气、彬彬有礼。但这次事故以后，他变得粗俗无礼，对事情缺乏耐心，既顽固、任性，又反复无常、优柔寡断。他似乎总是无法计划和安排自己将要做的事情。
埃利奥特在他3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他变得难以专注，看上去像是缺乏责任感，也因此丢了工作。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脑肿瘤，并进行了切除手术。手术成功了，恢复前景也乐观。但随后埃利奥特的表现，却与“乐观”相去甚远。他四肢健全，聪明老练，具有重返工作岗位的能力，一些专家也认为他心智健全。但他的表现却让大家普遍都觉得他那副懒懒的样子只是为了逃避工作，无病呻吟。
科学家通过新技术复原，研究得出一些确切的结论：盖奇大脑的前额叶损伤削弱了他规划未来的能力、依照已经习得的社会规范行为的能力和做出对自身生存有利决策的能力。
与盖奇类似，埃利奥特的人格出现了变化，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他们都拥有正常的智力，但是无法做出正常人会作出的决策，尤其是这些决策涉及个人和社会事务时。他可以感知，但无法感受。也就是说他可以在理智上意识到视觉或者是听觉的刺激，但是永远无法获得这些刺激曾经给他带来的那种感觉，无论是欣赏喜欢的画作，还是聆听热爱的音乐，都无法让他感到愉快。
随着研究的进展，达马西奥发现了更多的类似病例——脑损伤同时导致了决策能力和感受能力损害。他怀疑，情绪感受也是推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
事实正是如此： 情绪和感受的缺失同样会严重损害人类的理性。 而正是理性使人类独一无二，使人可以根据远景、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作出决定。
那这个结构是如何运作的呢？
1.人类大脑并不存在一个特定区域是“推理中心”，推理依赖多个脑区，与推理相关的系统在不同神经组织层面协同工作。
2.从前额叶皮层到下丘脑再到脑干，高级“脑区”和低级“脑区”互相合作，共同完成推理。
3.推理的神经结构之底层——低级“脑区”，一方面调节情绪和感受的处理，另一方面调节机体存活所必需的功能。同时，这个底层结构还与几乎所有机体器官保持直接和双向的联系，并由此使躯体也加入了一条运转回路。这条回路会作用于高阶的推理、决策，甚至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创造力。
所以，情绪、感受以及生物调节得以在人类推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1.感受依赖的神经网络不仅包括传统的大脑边缘系统，还应包括部分前额叶皮层，更重要的是包括映射、整合躯体信号的脑区。
2.感受有具体的内容，即躯体状态；以及支持感觉的具体神经系统，包括周围神经系统以及整合躯体结构和调节信号的脑区。
3.在产生躯体状态感觉的同时，其他一些不属于躯体的知觉或回忆也会产生，如一张脸、一段旋律或一缕清香，于是感受最终成为这些事物的“限定物”，即与之绑定。
4.感受可以限定躯体状态，无论这个状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感受都伴随着或围绕着对应的思维模式：当躯体状态是积极愉快的时候，思维敏捷、想法多变；而当躯体状态痛苦失落的时候，思维也会变慢，踌躇不前。
可见，感受就是探测器，用来探测天性和环境是否匹配。 这个“天性”，不仅指人类通过遗传得来的一系列适应性行为，也包含我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与社会环境互动时有意或者无意习得的行为。
感受同其情绪源一样，是必需品。 感受作为内部向导，帮助我们与其他种类的信号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其他种类的信号同样也会指引感受。
感受并非无形的，也并非高深莫测。与传统科学观点相反，感受和其他知觉一样是认知层面的。它们是一种最神奇的生理安排的结果，这一安排把大脑变成了躯体的非自愿听众。
1.我们的躯体而非外部现实构成了人类的基本参照，我们利用这个参照构建身边的世界与主观体验；我们最缜密的思想、最完美的行为、最巨大的喜悦、最深沉的伤痛，都是以躯体作为参考标准的。
2.心智存在于躯体并为躯体而存在。如果没有在演化过程中、个体发展中及在当下发生的躯体和大脑的交互，我们的心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心智首先必须是跟躯体有关的，否则就不能作为心智而存在。在躯体持续不断地提供基本参照的情况下，心智才能与其他许多真实和想象的事物有关。
3.人类大脑和躯体构成不可分割的机体，这个机体的整合依赖于生物化学和神经调节回路的双向互动，这些回路包括内分泌、免疫和自主神经系统。
4.机体以其整体和环境互动：躯体或大脑无法单独进行这种交互过程。
5.我们称之为心智的这种生理过程来源于人类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而非只来源于大脑：只有在某个大环境与机体互动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心理现象。
在你推理前，如果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于是出现了与某个反应相关的负性结果，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你都会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达马西奥把这个过程称为躯体标记假设，指某个现象标识了一个基于知觉在头脑内形成的感性形象。
躯体标记是次级情绪（成人在先天的基础情绪上随后来的社会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复杂的情绪）所产生的感受的特例，通过学习，这些情绪和感受被连接在一起，并用来预测特定情境的未来结果，当一个负性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两者结合就起到警示作用。反之，当一个积极的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就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而躯体标记是悄悄运作的，并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躯体标记并不会替我们思考，它是一个自动检测系统，是一个偏向装置。
由此可见， 情绪位于推理的回路中，情绪可以帮助决策，而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只会干扰决策。推理并不是单独在起作用。如果情绪被排除在推理过程之外，就类似特定神经疾病的状态，那么推理过程就会漏洞百出，这比情绪干扰决策时还要糟糕。
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科学传统，是将意识和身体分开，并且把意识当做主体，而把身体当做一个纯物质机器来对待，并且会假设思维或认知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是纯粹意识层面的存在。
达马西奥则雄辩地证明，爱恨善恶、科学研究乃至艺术创造，都基于大脑的神经活动，前提是大脑需要一直跟躯体交互。灵魂通过肉体呼吸，切肤之痛、臆想之痛，都与肉体密不可分。
如果再往深处推测，我们会得出一些可能会重整三观的东西：
比如， 大脑是为躯体服务的。
比如，心智和身体互为隐喻，或说，互为投影。我们之所以持有如此这般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拥有如此这般的身体和头脑；而我们之所以拥有如此这般的身体和头脑，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这般的世界之中。
比如，人与环境的互动塑造了身体和脑，身体和脑塑造认知。反过来对不对？你有怎样的身体，是因为有什么样的认知和环境。
比如，我们应塑造自己用身体和情绪去感应对方的能力，既听对方讲话，又留一部分注意力在我的身体上，去留意我身体的各种感受以及各种情绪，并通过身体感受和情绪情感，一起去判断对方在向我传递什么信息。
Ⅱ 艺术家的传奇-1 普桑--黎塞留--笛卡尔（下）
（三）有取有舍，有继承有突破
普桑在继承文艺复兴绘画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无止境的艺术探索。他逐渐舍弃了威尼斯画派过于鲜艳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线（提香的特色），也不再刻意渲染戏剧性的场面和情感（卡拉瓦乔的风格），而是越来越转向简洁单纯和肃穆沉静，越来越追求永恒、和谐、理性与哲思。普桑饱读诗书，最终被认为是达·芬奇之后最博学的艺术家，他的朋友也都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文化名人。他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洞察与思考日益深刻，这些也越来越清晰地体现作品中，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阿卡迪亚的牧人》。
阿卡迪亚，是古希腊文化中相当于“世外桃源”的地方。很多画家都曾经以阿卡迪亚为主题创作过。论绘画性，比如风景的宁静优美和人像的典雅传神，普桑的 《阿卡迪亚的牧人》 不输于任何同题材的作品，而论哲学性，普桑的作品则明显地胜出。在充满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三个健壮的牧羊人和一位沉静的美女（可能是掌管历史的女神）被坟墓上的铭文吸引，“即使在阿卡迪亚，死亡也依然存在”。生命和死亡，愉悦与忧伤，今生与永恒，人间和天国，这些深刻的终极命题在无言的优美中呈现在眼前，引人沉思。“绘画必须面对人的最为高贵而又严肃的情境，必须依照理性的原则并通过典型而又有秩序的形态表现出来；绘画与其说是视觉的，还不如说是心灵的”，普桑的这些绘画主张在《阿卡迪亚的牧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备受赞誉的普桑，多次接到红衣主教黎塞留和国王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信中主教和国王力邀他回国担任宫廷首席画家，主持王宫的装饰，享有独栋住房和固定年俸。普桑回到法国，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失去了绘画上无拘无束的创作自由。为此，他非常苦闷，说“像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两年之后，即1642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去世，非常懂得取舍的普桑借故要回罗马看望病中的妻子，离开了法国，此后二十三年再也没有回国。
意大利绘画的传统是重人像而轻风景，风景只是人像的背景。普桑后期的作品突破了这个传统，在画面上引入大面积的风景，人物所占的面积反而很小。例如，在这幅创作于约1657年的《第欧根尼弃碗》中，普桑用大部分面积描绘自然风景和远处的豪宅，而用很小的面积讲哲学故事：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主张抛弃一切不必要的物质，回归自然；当他看到一个人用手捧水喝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连自己手中的碗也是不必要的，于是他就把碗丢弃了。远处的豪宅，与第欧根尼的一无所有形成对比；而风景如画的大自然，恰恰就是第欧根尼要回归的。正是这种精妙绝伦的艺术构思和哲学趣味，为普桑的众多作品提供了经久不衰的魅力。
红衣主教黎塞留也很懂得进退取舍。他知道法国人并不擅长战争，因此一直用金钱支持丹麦和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作战；但是，当瑞典国王战死，神圣罗马帝国将要统一德意志时，黎塞留果断组织法国军队，分四路开赴战场。他知道要治理好当时的法国，就必须严惩反叛者；而对手下和盟友则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他创办《法兰西报》、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大力推动古典主义艺术，发展法国文学和戏剧，但是，他也首次建立了出版审查制度。
黎塞留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并且，发展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在外交上突破王室联姻和宗教至上的旧传统，奉行“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首开西方近代外交之先河。外交大师基辛格评价黎塞留，“他深信可以根据目标权衡人心，并确定相应的手段和边界，从而达到近乎几何般的精准。”黎塞留确实有超一流的战略眼光和预见力。除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之外，他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扶持起来一个海上强国荷兰，以压制宿敌英国，从而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赢得战略空间（可惜，短视而贪婪的路易十四竟然联合英国进攻荷兰；在荷兰输掉“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不可阻挡地强势崛起，法国海外势力从此开始崩溃）。
根据自己总结出来的方法论，笛卡尔对前人思想作出最大限度的舍弃，他提出“普遍怀疑”的原则：“因为我希望彻底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有必要对任何我可以设想有哪怕再小不过的一点理由加以怀疑的东西都当作绝对错误的而加以拒绝。”这样一来，笛卡尔就需要找到真理的“原点”，即“一条确定的不可怀疑的真理”；从这个“原点”出发，他才能一点一点地搭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最终，笛卡尔在怀疑中找到了这个“原点”：我正在怀疑我的身体是否真的存在，我正在怀疑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我正在怀疑ABCDE，而“我正在怀疑”（即我在思维）这件事情本身是正在发生的，是不可怀疑的；“没有任何思维能够离开一个进行思维的东西而存在，这一点是肯定的”，既然我在思维，那么就可以肯定我是存在的；简而言之，“我思，故我在”。这就是笛卡尔哲学体系的“原点”。当然，笛卡尔也有继承，那就是数学和几何；他把数学看作“清楚精密的思维的最好例证”，他想把一切知识都做成“普遍数学”。
有了“原点”和方法论，笛卡尔运用数学的理性和推演，一点一点地建起相当恢弘的哲学大厦，其中包括把几何与数学结合起来的解析几何学，基于解析几何学的光学，包含被首次明确表述的惯性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的物理学，心灵和物质二元论等等。
对比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我们发现，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又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战场，但是，他们对于理性的推崇，对于人生目标的热切追求，以及在严谨中大胆创新的精神是共通的，他们也都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普桑，“法兰西绘画之父”，他的成功之路成为法兰西绘画学院派的官方模式：学习素描、构图、色彩、透视法、解剖学，画石膏像，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优秀者被送到意大利深造，盼望能“复制”普桑的成功；在题材上，历史画被列为最高等级（1664年，巴黎皇家绘画雕塑学院的章程规定，非历史画家和雕塑家不得被授予教授头衔），强调画家要提升自我，要具备深厚的文学和历史学修养，以把握“最难和最有价值的主题”，“甚至与诗人在智慧上一较高下”；在风格上，反映古希腊罗马艺术中“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主义被定为学院派的典范。
黎塞留，开启法国近代文明的进程，让“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欧洲兴起，开创现代外交学。一方面，法国沿着他所规划的道路日益走向强盛，法国也因此取代意大利成为新的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另一方面，彼得大帝、俾斯麦、基辛格等大战略家也时常从他的内政外交智慧中汲取营养。
笛卡尔堪称对西方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人，既是“近代哲学之父”，又是“近代科学的鼻祖”。他的墓碑上是这样一句话：“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在他身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近代科学都沿着他所开创的道路前进。
普桑、黎塞留和笛卡尔，分别专注于艺术、内政外交、哲学科学；他们是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极其相似的三个人：三个酷爱阅读、思考和写作的人，三个非常推崇理性的人，三个有着清晰目标且对目标无比执着的人，三个善于继承也善于创新的人，三个在法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传奇并开辟道路的人。
最后，让我们欣赏普桑的组画《四季》（1660-1664年）。《春》、《夏》、《秋》、《冬》，每一幅画中都藏着一个《圣经》故事，你发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