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李斯特是哪个国家的音乐家，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钢琴之王”弗朗兹•李斯特，1811年出生在匈牙利的莱定格村。当时这个村没有学校，所汪祥斗以李斯特的幼年教育，全由父母和教会中的牧师担任。他童年的生活是清贫的，李斯特在识字之前，父亲就教他先困磨识乐谱。小李斯特每天跟着父亲练琴，习惯成了自然。从日出到日落，整日整日地练呀练呀，他一点也不觉得苦。这个文弱多病的孩子，整个童年的时光，几乎都是坐在钢琴前度过的。他热爱弹宴早钢琴，同时，他也把钢琴当作自己的伙伴，自己的玩具。
⑵ 艺术家的故事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海滨小镇——芬奇镇，有一个叫安奇亚诺的小村庄。1452年4月15日，伟大的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就在这个美丽的地方降临人世。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达·芬奇是佛罗伦改派萨有名的公证人，家庭很富有。 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就学会弹七弦琴和吹奏长笛。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美称。 达·芬奇14岁时，父亲皮耶罗受一个贵族的委托，要画一幅盾面画作为他们家族的标志，他就想让小芬奇试试，看看儿子到底能画到什么程度。小芬奇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画成了一个吓人的妖怪美杜莎。这幅作品完成后，小芬奇请父亲来到他的房间。他把窗遮去一半，将画架竖在光线恰好落在妖怪身上的地方。皮耶罗刚走进房间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吓得大叫起来。小芬奇则笑着对父亲说：“你把画拿去吧，这就是它该产生的效果。” 达·芬奇的父亲皮耶罗·达·芬奇确信州歼悉儿子有绘画天赋，便将14岁的小达·芬奇送往佛罗伦萨，师从着名的艺术家韦罗基奥，开始系统地学习造型艺术。 韦罗基奥的作坊是当时佛罗伦萨着名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这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在这里，达·芬奇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开始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 在20岁时达·芬奇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 达·芬奇并册乎不满足他的这些才干，他要掌握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他眼光独到，做事干练，具有艺术的灵魂。有一次，他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他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研究者、一个教师、尤其是一个艺术家。
达·芬奇从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他画的小动物惟妙惟肖。于是父亲就把他送到好友，着名画家和雕塑家韦罗基奥的作坊当学徒。 达·芬奇来到作坊以后，老师韦罗基奥就拿来一个鸡蛋让他画。达·芬奇很快就画了几张，可是老师让他继续画，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达·芬奇终于不耐烦了，认为老师小瞧了他，让他画这么简单的鸡蛋。老师看出了他的心思，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蛋可不简单，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蛋，即使是同一个蛋，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光线不同，它的形状也不一样啊。” 达·芬奇恍然大悟，原来老师是为了培养他观察事物和把握形象的能力呀！从此以后，他废寝忘食地训练绘画基本功，学习各类艺术与科学知识，为他以后在绘画和其它方面取得卓着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达·芬奇:基督受洗关于《基督受洗》的创作，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原来韦罗基奥受圣萨尔宾诺教堂的委托绘制《基督受洗》，全画的人物虽已画完，但是还剩下背景没有画，根据规定本应在一年前完成任务，因此教堂一再催促，限定韦罗基奥心须在复活节前交画，否则受罚。这时离复活节仅七天了，可是韦罗基奥又不愿敷衍了事，他决定带着达·芬奇去希莫尼湖写生，然后再画背景。不料途中遇暴雨，韦罗基奥受寒感冒，高烧不止。 由于任务紧迫，韦罗基奥只好命自己得意的门生达·芬奇来画背景。达·芬奇写生完毕，赶回佛罗伦萨，反复琢磨体会老师的创作意图，模仿老师的画风，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全画。第二天早晨，当达·芬奇揭开画布时，他惊呆了。 原来，老师以达·芬奇作模特儿画的那个手捧圣衣的天使形象，竟被嫉妒成性的师兄们刮掉了。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时间又紧迫，他下定决心，不辜负老师的委托，为了维护老师的荣誉，他当机立断，自己动手来补画这个天使。他找出老师原来的画稿，以自己为模特儿，对着镜子，重画捧衣天使。韦罗基奥康复归来，看到《基督受洗》时，激动万分，他伸出双手紧紧抱住达·芬奇的肩膀兴奋地说：“它是如此的完美，看来我以后只能去拿雕刻刀了。”从此达·芬奇声名鹊起，成为佛罗伦萨有名的画家了。
⑶ 名画家毕加索的绘画童年是怎样的
毕加索的父亲悉祥裤是一个美术教师，耳濡目染使他深深爱上了绘画。小时候趁家人不在家时，他常拿起父亲的画笔作画，先在纸上画人物、房子、树木、小猫、小狗、小鸡、宴乱小鸟，虽然不怎么像，可他自己却非常欣赏。小毕加索画得兴起，连墙上、地上也都画上了他的“美术作品”。自己的手上、身上、脸上也不知什么时候涂上了五颜六色。妈妈回来看了哭笑不得。他却稚气地说：“妈妈，看我画得多美！”妈妈说：“看你乱画得多脏！”假装生气睁简要打他。他却坚强地说：“不！不！我要画画。”爸爸回来听见了哈哈大笑，说：“哈，我们家里又多了一个小画家！” 多年以后，那位曾喊着要成为作家的小男孩，最终成为了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伟人。
⑷ 文艺复兴时期名人，艺术家等的小故事 急！！！！！！
达芬奇
1452年4月15日22时30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海滨小镇——芬奇镇的一个名为安奇亚诺的小村庄里，一个叫列昂纳多·达·芬奇的小私生子诞生了。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有名的公证人，家庭富有。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就学会弹七轮段弦琴和吹奏长笛。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腊码誉美称。
皮耶罗确信儿子有绘画天赋，便将小芬奇送往佛罗伦萨，师从着名的艺术家韦罗基奥，开始系统地学习造型艺术。此时的达·芬奇只有14岁。当时，皮耶罗受一位农民的委托，要画一幅盾面画。他听说儿子会画画，想试试儿子的画艺，便将这任务交给了小芬奇。小芬奇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画成了一个骇人的妖怪美杜莎。这幅作品完成后，小芬奇请父亲来到他的房间。他把窗遮去一半，将画架竖在光线恰好落在妖怪身上的地方。皮耶罗刚走进房间时，一模旦眼就看到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吓得大叫起来。小芬奇则笑着对父亲说：“你把画拿去吧，这就是它该产生的效果。”
韦罗基奥的作坊是当时佛罗伦萨着名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这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达·芬奇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开始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达·芬奇在20岁时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
达·芬奇并不满足他的这些才干，他要掌握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他眼光独到，做事干练，具有艺术的灵魂。有一次，他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伟大的雕塑家、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三杰”之一。他在不到30岁时完成的代表作《大卫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
米开朗琪罗从小就对艺术很有天赋，但父亲希望他学习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以便将来有所成就，光耀门庭。然而，令父亲失望的是，这位宝贝儿子却不喜欢读书。他上课时根本不认真听课，倒是对画画十分热心，经常背着老师偷偷画画。有时，他画得太入迷老师在台上到底讲了什么一点也不知道。老师提问他，自然也就答不上来。
米开朗琪罗对画画的钟爱，与他的童年生活有关。他出生不久，父亲因为丧妻，移居到佛罗伦萨，就把他寄养到乡下一个石匠家。锤子和凿子是他玩耍的工具，伴随他的是石头和敲击石头的声音。除此之外，很难见到其他东西。刚会走路，他就拿着一把小锤子到处敲敲打打，被邻居们戏称是小石匠。成年后的米开朗琪罗戏称自己的雕刻天才来源于小石匠的恩赐。然而，在人们眼里，雕塑和画画一样，是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也没有什么前途。对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人，从事这样的“小技”是不可想象的。父亲把他从寄养的人家里接回来，送到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他将来有个好前程。当父亲了解到他的学习情况后，大伤脑筋，想出种种的办法来督促他学习。比如，儿子回家后，检查当天的学习情况；学习有所提高时，就给他一点奖励；学习不好时，就给以相应的处罚……但是，所有努力都难以奏效，儿子还是不喜欢老师教的内容，就是喜欢画画。渐渐地，他的学习成绩没有什么起色，倒是画技日益提高，画画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面对这样的结果，父亲实在无可奈何。没过多久，父亲就想通了，儿子的选择对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可又有什么办法改变它呢?既然他热衷于画画，而不安心于读书，那就顺其自然。否则，对自己、对儿子都是勉为其难，恐怕到头来两人都得不偿失。想到这里，父亲叹了口气，开始为儿子寻找新的老师。
13岁时，米开朗琪罗终于被父亲送到一位画家那里学习画画。对于父亲，这是无奈的选择，而对于米开朗琪罗而言，则是如鱼得水的事。他高兴极了，兴致勃勃地跟着父亲去拜了画家为师。在这位画家的精心指点下，他如虎添翼，进步很快，最终成为后世公认的艺术大师。
米开朗琪罗的父亲是一位很理性的父亲，他没有因为儿子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大伤脑筋、大发雷霆；当知道儿子的选择已无可挽回时，毅然站在儿子的立场中去，积极为他寻找老师。试想，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结果恐怕是“两败俱伤”了。
⑸ 求一些着名艺术家的生平及轶事
贝多芬：祖父与父亲都是宫廷歌手。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父亲都喝得大醉，没有对家庭和气过一点，甚至连家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吃穿都从未过问。起初，善良的祖父还能使这个家庭免受太多的苦；反过来，他最大的孙子的音乐才能也使老人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当小贝多芬只有四岁时，祖父就去世了。贝多芬的父亲常把孩子拽到钢琴键盘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许多小时，每当弹错的时候就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小孩子由于庆贺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不久，一个没什么水平的旅行音乐家法伊弗尔来到这个市镇，被带到贝衫渣多芬家里。他和老贝多芬常常在外面一个小酒馆里喝酒到半夜，然后回家把小路德维希拖下床开始上课，这一课有时要上到天亮才算完。为了使他看上去象一个神童，父亲谎报了他誉塌派的年龄，在他八岁时，把他带出去当做六岁的孩子开音乐会。但是天下哪有后天培养出来的神童，尽管费了很多事，老贝多芬始终没有能够把他的儿子造就成另一个年轻的莫扎特。与莫扎特相比，贝多芬的童年太不幸了。莫扎特在童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练功时间是愉快而安静的，有着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一个被钟爱的姐姐；而贝多芬则不然，虽然他的演奏赢得了家乡人的尊敬，但世界性的旅行演出却远未象莫扎特那样引起世人的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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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一代艺术家是怎样成长的 艺术家成长
从剧中看出，荀慧生“四大名旦”称号的获得，说明他已经成为深受观众欢迎和喜爱的名演员。而荀派艺术却唯谈带是他在成名之前和成名之后，经过长期探索、不断创新、逐步形成的。荀慧生从成名到成为一代艺术大师，起码有这么几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材”是艺之基。这里的“材”，就是原材料，就是天赋。过去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些人不承认天赋，认为人的一切都是经过后天的努力得到的，其实这不是唯物主义。荀慧生天生俊美，嗓音俏丽，扮旦相“貌若天仙”，对戏剧有着特殊的“悟性”，但要有人发现天赋和开发天赋。
勤是艺之梯。荀慧生的童年与大多数小孩一样，也有贪玩的时候，也有失去自控能力的时候，而学戏，却需要从孩童时打基础，等身体条件发育成熟再学就很难“出道”了。所以自古以来，梨园行就有“打戏”之说，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荀慧生曾挨过师父、师娘的打，对此他也怨恨过，但当他成熟以后，被评为“四大名旦”之一之后，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去看望当初打他的师父、师娘，去报恩。我也曾听裴艳玲多次说过，她的一身功夫，也是小时候被父亲“打”出来的。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再提倡“打”，但对孩子严加管束还是十分必要的。荀慧生即使在成名指芦之后，仍然不忘勤奋与刻苦。他刻苦学戏，被称为“戏痴”；刻苦学文化，由到十七八岁还不识字，到写日记几十本，不仅忠实记录了他的生活经历，也记录了他创造荀派艺术的经验体会；他还刻苦学书画，以至于第一个把书画融进戏曲的表演之中，他参赛“四大名旦”竞选的剧目就是《丹青引》。勤和苦，如同成功的影子，总是相伴相随的。
“创”是艺之本。这一条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侍大如果说前两条需要名演员与大师共同拥有（名演员也需要天赋和勤奋），那么能否创新、创造，则是名演员与大师最根本的区别。作为演员，如果只会模仿，只会演行当，那么他充其量只能当名演员，不能成为大师。从《荀》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荀慧生的一生，是继承先辈艺术的一生，更是创新、创造的一生。大到他一贯遵循的“懂戏情，明戏理，演人物，不演行当”的荀派原则，小到一件服饰、一个动作、一句唱腔、一句念白的推敲设计，都充满了创新精神。他把河北梆子的唱腔融汇进京剧；他把西方话剧、时装剧、电影画报的化妆、服装引进京剧。为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曾引起一些守旧势力的围攻、谩骂、嘲讽，甚至殴打，但是他“虽九死而无悔”，不改初衷。他确实有过创新失败的教训，但他并没有放弃创新，而是根据演出地域不同，采用了“循序渐进”的创新原则，实际上就是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原则，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人见人爱的荀派艺术。
德是艺之魂。品德，既包括民族气节和操守，也包括待人接物，处世原则。荀慧生等老一辈艺术大师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当日本鬼子侵略、占领中国之后，梅兰芳蓄须明志；尚小云告别舞台，课徒办学；荀慧生冒着炮火慰问与日本鬼子作战的我国军队，为抗战将士义演捐资购买飞机；杨小楼则痛骂日伪汉奸，在舞台上吐血而死！尽管他们脾气、秉性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大义凛然，大节铮铮。在待人接物、处世交友上，荀慧生还遵从家训：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他对启蒙师父、师娘不计前嫌，知恩必报；对贫苦朋友，对一般演员，他慷慨解囊；对后起才俊他大力提携、帮助；对广大观众，他认真负责，身体力行“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这些都无处不闪耀着大师们崇高品德的光辉。
这里想特别说一说荀慧生是如何对待“角儿”与“本儿”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同样折射着大师的品德境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通天教主”王瑶卿赠给他剧本，他视王为恩师，视剧本为珍宝，用红绫绸包裹着珍藏；当陈墨香为其写本，他与陈结义为兄弟；当他的小儿子令香说陈写本是“巴结”荀，从而引起陈的愤怒，撕掉剧本之后，荀慧生带着老父亲和小儿子登陈门当面谢罪，喝令儿子向陈下跪！当陈为荀改编的《玉堂春》演出大获成功之后，荀主动拉陈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并将观众献给他的鲜花献给了陈墨香！试问，现在的名角儿、名导们，有哪一个能像荀慧生这样对待幕后的编剧呢？记得《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剧本》杂志等都发表过“善待剧作家”方面的文章。
有些人可以称之为大师，多数人称名演员可能更为适宜。那么，名演员和大师有什么区别？怎样才能培养和造就文艺大师？为什么老一辈文艺大师们呈“丛生状”？
纵观荀慧生成长、成名的那个时代，即上世纪初叶与中叶，先是军阀混战，后是日本入侵，再后是国共两党的对立、斗争，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大体相仿。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界出现了三曹父子，建安七子，蔡邕、蔡琰父女，竹林七贤，陶渊明，谢灵运，刘勰，钟嵘等；画家出现了顾恺之等；书法家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而20世纪初期至中期，我国文学界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美术界出现了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家；戏剧界出现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等。为什么这两个时代，文艺界的大师们都呈“丛生状”呢？通过观看《荀》剧我悟出了这样一些道理：
一、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汉王朝瓦解，“独尊儒术”的思想体制被打破，代之以起的门阀士族政治促使士大夫阶层人的个性得到张扬，从而带来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上世纪初，“五四”运动的狂飚打破了封建王朝几千年的思想统治，传播了科学与民主，而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又使得统治者疏于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使那时的文艺家思想相对解放。这是大师“丛生”的思想基础。《荀》剧就充分展现了荀与吴昌硕、老舍、郑振铎、欧阳予倩、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等大师、泰斗们的交情与交往，展示了他们联合起来与各种保守势力、黑暗势力、反动势力斗争的场景。比如与京剧界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与京剧界那些惟我独尊，看不起并排斥河北梆子等地方戏的势力的斗争；与以黄金荣为代表的青红帮恶势力的斗争；与日伪北平维持会和长春伪满皇帝的斗争；以及与以特务头子戴笠的女秘书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和抗争，不仅砥砺了大师们崇高的气节与操守，也促进了他们各自思想艺术个性的发展与提高。
二、大师们在交往中相互提携、相互帮助，共同提高。荀慧生坐科河北梆子，后改唱京剧。在他从艺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前述多位大师的帮助、指点、提携，其中特别是杨小楼对他的帮助最大。当荀因婚姻调包而日渐颓废、精神萎靡时，是杨小楼一拳打醒了他；当“三小一白”（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白牡丹）组班闯上海时，曾遭到北平业内守旧势力强烈的反对和疯狂的阻挠，又是杨小楼靠自己的名望和实力，坚持提携了荀慧生。当荀一人留在上海发展时，又遇到了青红帮的迫害，又是吴昌硕、老舍、郑振铎等“南国白社”（即白牡丹戏迷社）的朋友救了他。同样，荀慧生也以自己的慧眼和诚心，帮助和提携了马连良。无论是在北平，还是在上海、天津，这些大师们相互往来，真诚交往，坦诚相见，相互提携，而又不相互迁就，更无相互嫉妒，这是大师“丛生”的重要环境氛围。
三、自由结社搭班，促进南北交流，这是大师“丛生”的体制条件。荀慧生8岁登台，后又搭入正乐班，改唱京剧后，先后与尚小云、赵桐珊搭班，与刘鸿声、梅兰芳、侯喜瑞搭班，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搭班，与周信芳、盖叫天搭班，在搭班结社的过程中，荀慧生不断从其他大师、同仁们那里汲取艺术营养；同时，他们走南闯北，促进了南北艺术大交流。演员们不依附于某一地、某一团，而是根据演戏的需要临时结社搭班，实行强强联合。
⑺ 海明威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海明威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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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纳斯特·密勒·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判像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哈和莫扎尔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像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液启带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旁行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下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闹芦数弹片都取了出来。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待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士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福德.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误和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下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安徒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痉。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热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称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驰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写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象战士，不大象记者。他在巴黎效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份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了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乍得·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堂到过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了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悄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忧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象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