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艺术和时代的关系

A. 怎样理解“艺术随时代嬗变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的观点

1、艺术是由人创作的，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思维、观点，艺术品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艺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2、艺术的创作还和当代统治者的喜好有关，统治者的喜好往往能左右艺术家的创作思维，所以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

B. 说说美术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关于“时代性”，早在清朝初年石涛就提出过“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的观点，而现在来看，成功的美术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反应了当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它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画家都必然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气息，描绘讴歌他生活时代的风物人情，无论是谁都不愿也不能成为先贤的附庸。从美术的发展史来看，每当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都会产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画风。如，隋唐之前，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均以线描为主，宋元之后，随着禅宗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写意的艺术风格。此后历代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本时代的人文思想与艺术特色。综合起来看，这些变化包括有技法风格的变化、题材的变化、人文精神的变化，以及绢本与纸本的变化等，这些变化无不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特色，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代表时代变化的艺术特点，其作品才得以传世，并且成为代表一个时代风貌的艺术珍品。反之，那些抄袭前人、摹仿前人，脱离时代、毫无艺术建树的作品，由于毫无保留价值在千百年来人为的筛选中遭到遗弃，逐渐被历史所淘汰。
由此可见，关于“时代性”，每一件艺术作品必然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现在我们来看古代绘画遗存，能很清楚地看出时代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面貌，因为每一个历史时代有同样的政治经济背景，同一的精神思想，有共同的创作审美要求，因此反映在画面上尽管有微妙的不同，但总能表达着同一的信息，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C. 艺术流派的演变与时代的关系

时代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决定政治和文化，而艺术流派的产生与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分不开，经济变迁，时代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这三者其实是相互联系的。

艺术流派的形成是艺术的发展必源然。每一个艺术流派有它自己的生成与消亡周期，这是艺术流派的发展的规律。一般来说，艺术流派在兴起时是有生命力的、有创造性的、充满探索意识的。而当他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便开始式微，最后流于僵化与腐朽，成为新的艺术流派反叛的对象。

(3)如何理解艺术和时代的关系扩展阅读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现代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加速了生活节奏。美术作为商品走进市场，给艺术发展带来激烈的竞争。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眼睛延伸到宏观与微观世界。

因此现代艺术家必然要创造和选择新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己所认识的新世界。现代哲学直接影响现代美术创造，叔本华的唯我主义的本体论思想、唯意志论观点导致认识上的直觉主义，这使艺术家的天才和灵感升华为艺术创造的根本。

D. 时代与艺术的关系

徐悲鸿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表现方法,将一种新的审美品格引入国画,他的这些创新在以后的国画实践中持久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完全不是他所抨击的“文人画”式的影响,后者是死法,而前者是活法,他给予人的更多是启迪,是面向生活的开放的体系,和“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白石老人的思想殊途同归。深切地领会徐悲鸿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徐悲鸿对于中国画的惠泽,还不仅仅是绘画层面。而这种深刻的内在性,是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大师时必须予以关注的。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徐悲鸿纵横画坛的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兴起和对中国命运产生莫大影响的时代,也是时运多舛、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说他是“五四”文化的继承者,是时代的产儿,是确切的。那正是中国由愚昧时代向近代文明时代发展过渡的时刻,是中国人民自强图存、奋起御敌、实现崛起的时代。当其时,文化启蒙是压倒一切的使命,由于民族危亡的形势日趋严峻,“五四”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任务也更加迫切。在文艺界文学方面有鲁迅、巴金等对新文化、新人的呼唤,艺术上则有徐悲鸿等对新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徐悲鸿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中渗透着浓厚的启蒙主义气息,可以说启蒙主义是他艺术的内在骨骼。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首先,他的中国画革新的真谛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他对素描和准确观察表现对象的强调,对艺术上“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要求,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理性精神。比如,他评论浅绛法的运用,“此作晨雾,颇有效果,因为用同等深浅(极淡)能区别光量,但于花卉,便不适宜,尤其幅幅是浅绛,便显得单调,石溪、石涛最犯此病,此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确为的评。又如他评论金碧山水,“此必在高处且山上全披葱郁之植物,日光斜照,方得此石青石绿之美丽色彩,用赤金钩出,更有意义。因如太阳正射,则山势失其起伏;如反射,则成一片灰色。若用浓墨钩出山势,则嫌太重;倘用淡墨,则又显得软弱。只有用赤金勾出,恰到好处,犹显导光彩,我想大小李将军,当年皆活动于陕西长安一带,可能在秦岭,或在山西五台山习见此处景色”,那些根本没见到过这番景致的人,却强为金碧山水,是“将就用之,实胡闹也”。这种追根溯源的理性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画所需要的?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其次,启蒙主义的人文主义气息洋溢在他的创作之中。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人为中心,高扬人性之美,对人内在的高尚品格、道德、德性、理性、智慧乃至人本身的形体之美给予虔诚的认同与歌颂,这就是徐悲鸿认为中国艺术应对人体、人的生活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也是他在“致广大,尽精微”前加上“尊德性,崇文学”要求的本意。看他的《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给人强烈印象的便是人体的美,人性的美,劳动的美,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品格美。岂止人物画,他的其他题材的画作,尤其是马,其身上又何尝没有那种豪迈昂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遇挫弥坚的人的影子?与此相应,一切有违人文、人道的东西便被否定,这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富有近代气息的人文主义内涵,是传统国画所缺乏的。如果说为中国画注入人文主义质素不是徐悲鸿一人的功绩的话,起码他是极其重要的一员。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再次,艺术参与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纵观西方启蒙艺术史,启蒙时代的艺术家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徐悲鸿所极服膺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其《自由引导人民》产生的效果何逊于革命的千军万马;俄罗斯的启蒙画家列宾,其《伊凡雷帝杀子》又具有何等的社会批判效果,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在看过后惊呼:“你真棒,列宾,真棒。这里有种朝气蓬勃的强有力的、勇敢的和击中目标的东西。””这话用以评论徐悲鸿也十分确切,他的几乎所有的国画都是对时代有感而发的,他的马是“潇潇思战斗”,雄鸡是期盼“一唱天下白”,《国殇》是对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民族危亡关头英雄主义的赞美……他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
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
“艺术家之职责,在志于道而已。艺术之道,实足以利天下。艺术之于天下,亦犹药之一种。”。徐悲鸿曾对蒋兆和教诲:“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是认为艺术并非被动,也可以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国画之干预现实的新风,也自徐悲鸿始。在一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徐悲鸿的这种艺术介入现实的观念,被用来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但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末流,不值一晒,没有内在的人文主义气质,启蒙艺术只能沦为蒙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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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艺术创作与艺术家时代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艺术创作是人的创作，作品会反映艺术家个人的艺术观点、喜好憎恶已经艺术修为。了解一件作品，需要了解这个创作个体的生活境遇、艺术道路。
然则艺术家作为社会的人存在，他们身上永远都少不了社会时代的烙印。
有什么样的社会时代精神就有什么样的作品。
例如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处于人文主义复兴的前期，人的个性得到重视和彰显，整个时代精神是高雅的、开放的、积极的、有活力的，社会将精神生活的享受看做高于一切。当时的民众崇尚风雅文化，不少政要高官甚至教皇本人都作诗谱曲。这样的条件下便出现了大批的杰出艺术家和伟大的艺术作品。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拉菲尔、米开朗基罗之外，在他们身后亦有千千万万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这样伟大而利于艺术创作的时代背景，这样众多勤奋天才的艺术家已经不计其数的创作，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了伟大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