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如何讨论现代艺术的

Ⅰ 如何阅读瓦尔特·本雅明

本文旨在通过阐释本雅明的历史批判来说明本雅明的历史观以及本雅明在历史批判的分析方法。
阐释部分本雅明与现代性的关联，以及本雅明对现代性带来的价值失落的问题的思考。

可直接跳到第（4）部分。

启迪

1，历史的意义

个体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物，总是受制于自身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方式。尘世广袤，人世有限，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有限框定了个体的有限性。他只能作为狭隘的经验论者，站在自己的枝头上，感叹青冥广阔，与我何干。所以个体都是被庄周嘲笑的人，汲汲于自己的营生，在干涸的泉水中相濡以沫，在废弃的枯井里坐井观天。他们必然在欲望与尘世当中沉沦，而不得逍遥。

我们生而无凭。我们死而无依。
我们在大地上游荡。我们在森林中逡巡。

有人说：这是痛苦。有人说：这是幸福。但是这种只能是千篇一律的啁啾。怎能理解大鹏振翅高飞鼓噪的风声？

当个体不再能从自己有限的生涯当中获取意义的普遍基础，他又如何界定自身的价值追寻呢？于是他把自己算作群体的一员，人类或可永生，或是永恒。代际的积累实现了知识无限制的增长；文明的出现实现了智慧无限制的延展。蚂蚁亦可伟大。

“死亡并不是一种缺失，而是在宏观意义上具备一种尽善尽美。死去的人，将作为反抗熵增的无序变化的终极形式，作为生命所能拥有的最高形态，与自然共存，以获永生。 ”
———来自 @桃喵喵

于是，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就呈现出了其自身的严肃性。他是文明的言说，他是价值的追寻，他是集体的记忆，他是人类的永恒。这是实证主义所不屑的事情，实证主义仅仅追求材料的逻辑序列，却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会成为一种记忆，成为一种土壤繁衍出的不同的朝气。宏观叙事作为人类的挽歌或是长诗，个体的幸福和追求不再是当中的主题。我们在史诗中窥测到的，是人类整饬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预期中，看到的是一个超验的外在对于人类整体幸福的承诺，或者是人类整体作为一个物种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

于是，历史仍然作为一种知识，成为真理的追寻，呈现出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历史作为人类的专有，体现为一种有关人类自身的特殊经验。人类作为特殊物在时间的维度理解存在，关照知识。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当中所说：“没有一个像“人”这样的东西参与到存在中去，仿佛他同样也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不予理会似的；毋宁说有“某些东西”，本就是存在的一部分，他可以经验自身，并且能够运用语言，以及用人这个名字，来称呼这种经验的意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当代史不过是“历史”的一部分。

明白了历史的意义，我们下面来谈论本雅明的历史批判。

2，本雅明的历史批判

（1）现代何物

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愿惊惶自忧。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处于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这是一种颇为艰难的工作。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劳伦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

现代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节点，以数个标志性事件为象。宣告着一种与过往不同的时代，态度，精神，底蕴的到来。这个时代并不仅仅代表着进步，文明，还有野蛮，对抗。当集中营和大屠杀作为象征物，取代了工厂和全球化，他的内在价值发生了崩盘。于是人们不得不开始哀叹：时代的悲哀，辉煌的没落。寒蛩在欧洲的遗蜕上凄凄哀鸣，凛冬将至，却概莫能外。

劳伦斯的笔下，煤矿的烟雾如潮水，浸透了英国。空气有着烟尘的味道。土地有着焚烧的底色。辽阔的原野上闪烁的炉火，恰如烧裂的伤口龇牙咧嘴，翻出新鲜的血肉，嘲笑着些什么。古老的英格兰，经历过一场大火，泛着灰烬。

茨威格的笔下，旧日的奥地利是带着梦幻的昏黄。我们总能在回忆中想起我们旧日的温情。一切人都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份，用一场回忆或是梦境来获得满足。但是他仍然只能叹惋：那样微醺的昏黄，终于成为昨日的世界。

现代的内核是价值的断裂。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一切价值都将重估。祛魅让宗教成为了幽灵，上帝退出了物理法则主宰的宇宙；工厂让田园成为了挽歌，诗意隐没在机器轰鸣充斥的世界。时间是一条长河，而现代却是这条时光之河飘零的孤岛。鲁滨逊战胜了星期五，但是他不过是一个落难者，一个没有归属的奥德赛。

（2） 过去，现在，未来（对于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的批判）

三个时间段概括了我们时间经验的划分：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是被困在闲时的生物，却不得不怀念过去的残骸，期待未来的救赎。

所谓的进步实际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天使”：进步的力量自然不可小觑，它迫使着人成为了一个飞向未来，却始终凝视着过去的残骸的新天使。这种困境正是本雅明着力描绘的一种错愕的时间体验：我们依然眷恋过去，想将过去和死者与我们的命运拼接，但是却不得不走向进步，看着瓦砾日益堆
积。

（“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我们永远无法在破碎，孤立的时间当中把握我们的存在。进步的线性历史观割裂了人的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割裂了人对于未来的可见。历史被视为一串可证实的孤立事件的念珠，可统计的历史事件取代了丰富的，不可穷尽的个人和集体历史经验，可凝视的历史记忆。“因而在人类能够在自身的手段与目的建立起和谐，理性的关系之前所谓的进步只是一段持续不断地灾难。”《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觉醒》

(3)本雅明的批判方法论：

（先补充犹太教精神的论述：布伯的《论犹太教》中指出了犹太教精神的意涵：“统一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和未来的观念。”统一的观念指的是：1，犹太人关注现象背后的统一，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对概念化充满渴望；2，犹太人有将自身提升到绝对化概念的渴望。这两种渴望在上帝的观念中得到整合，上帝是这样一种超越的统一的观念。行动的观念：宗教并不单纯为了信仰，还为了行动，行动的倾向创造了生活的共同体。为了救世的的行动必然是神圣的。未来的观念，赋予了犹太人照顾下一代的愿望。生存的意义是对未来的关怀，这种未来的倾向唤醒了弥赛亚主义——“一种超越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的实在，作为真的和完美生活得绝对理念”。）

1，从宗教而言，历史是上帝所规定的人（犹太人）的历程。
上帝创造了时间的开始，设定了时间的结束。这点基于本雅明本人的犹太教思索。上帝昭示了弥赛亚的到来，这既代表着人类过去的与上帝无阻隔的原初状态，也代表着历史的终结时到来的救赎。我们在行动中回归和展望的正是同一而完满的上帝之国。历史是世俗的进程，他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每一次历史的停顿都蕴含着微小的弥赛亚，微小的希望。有关弥赛亚意识的历程，是一种有关永恒的情结不停追寻的道路。
2，从历史观而言，历史是一种过去的记忆的再现，以寓言式的象征昭示了救赎，勾连了：过去，现在，未来。
人类总是在集体的感受，记忆中传承对于时间的理解，然后转化成语言，文字，在文明的烽火台间传递讯息。所以我们应当尝试还原时间之中复杂的不可穷尽的个人和集体经验。寓言作为一种载体，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呈现，预示着得救的可能。其一，我们可以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当中占据批判的制高点，审视我们的现在。其二，历史经验又指向未来本身，救赎成为人自身的使命，在历史经验中被传达。
3，从批判方法而言，历史是一种知识。我们依然可以在时间的维度来理解这种批判的方法：
<1>对于现代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商品交换时代的技术和大城市生活经验的“面相学”或“生理学”考察。”
<2>对于过去的回忆：“对日渐衰败的传统，对消失的自然，对前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以及对此加以否定的方式存在于现代之内的人类时间和经验的整体“自然史”的重建和历史批评。”
《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觉醒》

（4）本雅明的作品

下面的分析不涉及宗教部分
为了简化我们的理解，选取的作品是本雅明本人所写的《讲故事的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从审美的角度讲：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衰落，并不单单是这种艺术形式丧失了自身的魅力的消散，而是现代造成的质变：经验的贬值（经验自身的独特性和新鲜感的衰落；经验的去价值化）。本雅明要描述的不仅仅是伤逝，他要在价值断裂，神圣消散的对象之后厘清这一变化的机制：通过对于艺术品自身本真性的贬值的分析，来说明技术和大众如何促成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拒斥，表达对于线性进步的历史观的批判。

1
经验的贬值

（经验——信息）
长篇小说取代讲故事的方式，本质上是印刷术战胜了口语。（要做区分的是这里并不是文字战胜了口语，成文的整理作为第一次信息媒介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促成了史诗形式的消亡。在本雅明的论述中，印刷术才造成了史诗形式沦陷的开始。）
讲故事的灵思的源泉依赖于口口相传的经验。讲故事的实质是：因为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间隔造成了信息的滞后，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远方来客与家居者，坐在炉火旁的笑谈的方式：来交换彼此欠缺的经验。“浪迹天涯者从远方带回来的域外传闻与本乡人最熟稔的掌故传闻融为一体。”《讲故事的人》而长篇小说的广泛传播依赖于印刷术的扩展。印刷术降低了信息扩散的成本，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的阻隔，信息能快速有效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促成了几个变化：
1，信息的广泛传播消解了远方的权威，促成了人们的兴趣点的转移（从“远方”转向了“近邻情况”的消息）；
2，信息自身的“不辩自明”的基本性质祛除了经验负载的价值和情感，充分的阐释的要求瓦解了讲故事的艺术的必要性。（讲故事的艺术正在于避免阐释）。
3，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感被技术所克服，朦胧；神秘；神圣的光芒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信息媒介的更迭都在不断促成经验自身的贬值，信息的有效性取代了经验的差异性和本真性。
因而新闻报纸迅速驱逐了故事，成为了普遍的娱乐方式。
（当然艺术创造并不倾向于把信息作为全新的质料作为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创作的根源仍然是经验，不过他必须考虑：如何重构艺术自身的话语和表达。信息带来的不止是一种对于和谐的挑战，还有对于思考的削弱，对于价值的估算。）

2，灵晕的消散

我们可以在这一机制层面上进一步理解所谓灵晕（aura）的消散。灵晕的消散是一种距离感的消散。足够的距离造成了艺术品本身的陌生化，促成了他自身的权威和神秘。距离感是一种建构在传统和远方的拒绝阐释。拒绝阐释标志着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正在被技术和大众颠覆。

Ⅱ 本雅明是如何理解和看待“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艺术的重要功能是发挥其展示功能，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宣传和鼓动的工具。人们如何来欣赏和接受机械复制艺术也是本雅明关注的一个重点。本雅明看到由于义务教育的实施，艺术作品的接受者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技术不仅能拓展我们视觉体验，快速、大规模的复制也有利于艺术作品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大量一模一样的机械复制艺术作品使原来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的“元真性”消失了。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灵韵”（aura）消失了。艺术开始由许多人按照一定的流程来进行创作，如电影制作就要涉及到导演、演员、制片、摄影、美工、录音等不同工种以及后期剪辑、特效、洗印等许多制作环节。机械复制艺术的创作者的创作往往是碎片式的、冷漠的、主体性不完满的。

(2)本雅明如何讨论现代艺术的扩展阅读：

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主要学术思想：

1、弥赛亚时间：他对历史所进行的弥赛亚式的阅读，是他对现世的救赎失掉了信心，卸掉了全部目的论的希望，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辨证力量来寻找在历史生活的黑暗之中，在堕落后的痛苦和悲惨中获得拯救的征兆。

2、革命哲学：本杰明则以一种汪洋恣肆的辩证法，从商品形式本身中召唤出一种革命的美学。悲剧的空洞的、石化的对象，它的意义已经流失，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就像商品一样，仅仅在空虚的、同质性的时间中作永恒的重复。这种无活力的面貌，分裂为最小单位的风景，不得不在寓言化符号、已死的文字或者没有生命的手稿中第二次具体化。

3、虚假的统一性：作为某种信息的本质，理念并不隐藏在现象的背后，而是客体在它的形形色色、极端化的、以及矛盾的因素中被概念化地结构起来的一种方式。

4、星座化的概念：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密切合作中所产生的星座化的概念，也许是现代理论在破除总体性的传统观念方面的最引人注目的、最有独创性的努力。它对妄想狂式的总体性思想进行了致命的一击，虽然一部分思想家仍然仅仅赞美经验性的碎片。

Ⅲ 本雅明认为现代社会是

本雅明的思想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他企图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怀疑论眼光来证明他的唯物主义勇气。本雅明通过对文学(艺术)中各种现代性转向(波德莱尔、普如斯特、布莱希特、卡夫卡等)的关注和研究,发现了现代艺术经验背后隐藏着的社会变迁,进而揭示出了精神世界的嬗变。此间,由于看到了这个嬗变中不尽人意的地方,转而实施救赎,对现代性的弊端展开了批判。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Ⅳ 《为钱钟书先生正“名”》一文说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回答得好有奖励

如果说狄德罗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浪漫派确立了现代艺术批评的美学基础（主体性），1那么波德莱尔则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对自足的艺术原则的充分意识，要等到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与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之后。正如当代着名艺术批评家与美学家莫拉夫斯基（Morawski）所说：“艺术与美学的概念恰恰是在现代性的成长时期诞生并得到巩固的。学院与画廓的诞生、批评的专业化、艺术生产不断从既定的宫廷或教会赞助中独立出来——所有这一切及其它相似的现象是相互交织的，并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审美文化的出现辅平了道路。但是对自足的艺术与美学的充分意识，却只有随着与众不同的现代主义感性的出现而出现。”2

可以明确地说，由于波德莱尔在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中的至高地位，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基本原则是由他奠定的。这一原则就是将艺术真正置于与真理与道德的关系之中。这可以一劳永逸地反驳那些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等于没有内容（真理内容与道德倾向性）的指控。当然，人们可以援引许多段落来证明波德莱尔宣称艺术自主，谴责道德说教、哲理诗、艺术与文学中的政治倾向性等等。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波德莱尔只是在早期表示轻蔑地提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流派的幼稚的乌托邦，排除道德、往往甚至还有激情，它必然是没有孕育力的”。但是后来波德莱尔一贯申明反对“说教的异端”，拾起爱伦?坡的术语并且发挥了“诗歌除了自身之外别无目的”和“艺术愈是从说教中摆脱出来就愈能上升到纯洁而无关利欲的美”的论旨。3

波德莱尔如韦勒克所说是自相矛盾的吗？不是。波德莱尔所信奉的艺术自主并不是无所指的艺术自主。强调艺术自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背后，波德莱尔并没有忘记现代艺术的关怀：即它对作为不断敞开的地平线的现代性的诉求。他切实地领悟了创造性想象力、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运用艺术去变形的艺术语言，后者植根于关于普遍相似物、应和、象征的一套理论。4这样一来，韦勒克就无法解释似乎内含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矛盾。一方面，韦勒克指出，对超自然主义和创造性想象抱着这种总的看法，波德莱尔谅必会强调艺术家驾驭题材的能力、形式和风格乃至常规的作用、主题化为神话的转换功能。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由于把自然视为五彩缤纷的象征画面，他至少在绘画方面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预想，即题材内容的重要性。举例来说，他说，“知道一幅画是否有旋律的正确方式就是保持较远的距离去看它，这样就无法理解它的主题或辨别它的线条。如果它有旋律，它就已经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此处的“旋律”是指“色彩的统一”，看来值得推荐的便是某种类似抽象的设色构思的东西——一幅无主题、或至少是没有辨认得出的抑或有形的主题的画作。在别处波德莱尔曾直截了当地谈到线条和色彩“绝对不依托画的主题”。但是，波德莱尔又说：“主题之于艺术家来说构成了他天才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某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主题并不“值得”。5可以想见，波德莱尔并没有放弃主题批评，不然他就不会说某个艺术家的主题值不值得这样的话。在韦勒克看来，这是波德莱尔思想中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波德莱尔思想中最令人激动的地方。

因为，它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波德莱尔绝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之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乃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才能最有效地做到“为人生而艺术”。换言之，“为艺术而艺术”只是手段，而“为人生而艺术”才是目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辩证法正可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关怀，没有主题内容（真理断言与道德诉求），就不可能产生激情，从而产生形式。形式是艺术家面临各种压力下的产物。形式不是单纯的艺术史的既定语言逻辑发展的结果，形式来自艺术家所遭遇到的、来自社会－历史的主题内容的压力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形式（艺术的构形）必须被理解为主题内容与艺术史既定语言之辩证运动。6

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观既建立在浪漫派美学的遗产上面，也批判了这一遗产，并开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首先强调了审美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显而易见，这得自浪漫派。他反对美的绝对的、非时间的概念，认可浪漫派的美学观念，认为美的标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的本质也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他断言“浪漫主义就是美的最晚近和最当下的表现”。7也就是说，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而浪漫主义则是美的最新近和最现时的表现。随着浪漫主义的诞生，美走到了当下的形态。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提出了古代论者与现代论者之间那个着名的论战。这一论战在席勒的名作《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得到过新的概念化表述，其后在施莱格尔以及浪漫派对古典派的论战中又作为一个恒常的主题出现。不过波德莱尔以一种独到的方式在古典主义所崇尚的绝对美与浪漫派宣扬的相对美之间转移了重心。他说：“构成美的一种成份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份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份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8

因此，艺术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相对的、暂时的瞬间，并从中挖掘出它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一面，否则艺术美将因为无所依傍而两头落空，其结果只能是跌入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为此，波德莱尔号召画家们勇于观察和描绘现代生活，而不要躺在古人的现成模式上睡大觉。他说：“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9

“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可以说是波德莱尔对美的历史性本质的最好的概括。与此相应，波德莱尔大力倡导发掘现代社会的新的美质，从易逝的、过渡性的和琐碎的普通现象中提炼出美来。他赞美画家居伊就是这样一位从现代生活中挖掘美点的艺术家。“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10

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波德莱尔率先在艺术批评中，而且可能也是在所有哲学与美学探讨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波德莱尔所关注的、确立绘画的现代模式的特征的术语，经常被简化为对浪荡子的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体验。11但是，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也可以得到更宽广的读解，因为它通过“现代性”这一术语暗示了，现代性的图像（the image of modernity）可以在绘画中，并通过绘画得到建构。这篇论文还确立了一个概念前提，即在现代性与再现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必然联系，以至于现代生活成了视觉建构的结果，正如现代性也是这些绘画的来源。再现不是照相式的描摹，波德莱尔之所以选择雕刻家与插图画家居伊（Constatin Guys）作为现代艺术家的典范，并且通过描述居伊的作品，乃是因为他要提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模式，这一模式既从空间上也从主题上与作为一种再现角色的艺术手腕（artifice）与改造、变形（transformation）有关。12

波德莱尔围绕时尚与易逝性的主题建构起他的现代性的模式。他的讨论集中在某些人物身上，但是，他并不是从街头直接观察这些人物，而是从时装画与印刷插图当中推断这些人物及其描写的。而且，波德莱尔所选的人物——浪荡子、纨绔子弟、*女、军人等等——都是以精心建构的术语（将他们建构为“图像”）加以描绘的，因此他是通过对他们的自我再现的策略的阐述，来分析他们的身份的。13换言之，现代绘画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现代绘画是“现代性的图像”，而现代性则通过这些图像被把握。

从一开始，波德莱尔还阐述了他的断言，即时尚需要特殊与一般、过去与现在、过渡性与永恒之间的区分。通过使用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术语，波德莱尔坚持这些两两对立中的每一方都依赖于对方以获得其身份。因此，任何试图陈述一种有特征的品质都内在地位于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特征中（例如永恒的或易逝的），都与波德莱尔的意图相反。波德莱尔强调易逝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永恒条件。那些凝固了这种易逝性的图像的特点因此不得不在对变化的持久过程的认知中发挥功能，而波德莱尔将这种变化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要点不单单是视觉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而是那种传达注意到并参与在现代性的过渡性与漂浮性特征中的方式。14

在一个今天的观众眼里，居伊的作品是乏味的，也缺少特点。他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其爽快、缺乏细节，特别是缺乏那种特殊的信息。现代生活不能被直接加以描绘，而是要从被当作艺术家头脑中的印象、记忆加以制作的图像中加以描绘。这些图像的主题、人物、场景，以及时尚的空间，都要在一种速记中得到传达，而这恰好与信息密集的描摹手法相反。在这儿，波德莱尔再次强调了现代艺术家对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收集的机制（暗示着生活早已成了一种图像，现代性则是一种景观）与一种传达的概念性策略的结合，依赖于对那些正在被记录下来的漂浮的图像的熟悉。这些图像是草草勾勒的，以至只有在其他漂浮的、同样易逝的图像的持续之流中才会有意义。

在《现代公众与摄影》（1859）一文中，波德莱尔蔑视并谴责了摄影那种不加区分的现实主义。15 他嘲笑了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认为“如果一种工业性的处理〔指摄影〕可以给我们一种等同于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一种绝对的艺术了”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说， “由于摄影为我们提供了精确性的每一种我们想要的保证（他们相信这一点，可怜的疯子！），那么，艺术就是摄影了。”16

这些立场 ——强调视觉的特殊性与反对摄影——尽管看上去矛盾，事实上却是互补的。对摄影的谴责呼吁一种记忆的肖像，一种来自经验的收集而不是直接的观察的图像制作。波德莱尔的再现模式强调了沉思与主体性，而不是机械的客观性。照相机，带着它对世界的自动记录，机械、中立并被认为带有文献性，对波德莱尔来说却并不能再现现代性的图像。相反，他的现代景观的观念是非常直接地与重要地通过社会领域，以及主观的过滤（作为一种记忆中的体验的建构性图像）相中和的。居伊在工作室里回忆起来的东西，他从在大街上体验的大量信息中回忆起来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一种被分享的体验的可交流与可辨认的符号的速写。这是把握居伊作品表面上空洞的特征的关键。

因此，对波德莱尔来说，精确的图像恰恰不是那种机械的、巨细无遗的视觉信息的文献。相反，他强调了简化了的、示意性的和索引性的符号，其充分性存在于被分享的知识的领域，它自身却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与变化无穷的。到该文最后，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波德莱尔观念中的现代性的唯一普遍性特征，乃是成像（imaging）活动，是再现的技巧，和人为的建构。17

至此，我们来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美学观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从审美角度探讨现代性的自我奠基、自我确证，以及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主题。

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问题已在笛卡尔哲学中萌芽，在康德哲学中得到明确的主题，而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提炼和深化。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一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这个定义仍然有着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它把发端于浪漫主义的对当下的关注概念化为一种原理，即只有现代的，才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或古典的）。在《现代生活的画家》着名的“现代性”一节中，波德莱尔说：“他（按指画家居伊）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接着，他给出了“现代性”的一个着名的，也许是迄今为止最着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8

这一点极其重要：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性定义的基础。当然，关于现代这个“新的时代”本身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正在形成的、有待于被未来否定的过程的观念，从而认为现代只是一个过渡，在这种过渡中，唯有瞬间的在场（当下）才是确实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已经得到了孕育。在黑格尔的现代性概念中，现代作为流动、作为过渡的敞开性，是以划时代的新开端被设想为永远在每一个诞生新事物的时刻重新开始，即新时代不断地在每一个当下环节中获得再生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哈贝马斯曾将这个出现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术语译解为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原理：现代性能够而且不必再从过去时代中借用标准；它得自行创立自己的规范。19然而，使现代性概念自始就沾上审美蕴含，并且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一般态度的，仍得归功于（或归罪于）波德莱尔。由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刻画带有太强烈的审美内涵，迄今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审美批判的特征。所以，如何评价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审美意识及其现代性的一般观念，成了现代性的捍卫者如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否定者如福柯的争论的核心。20

此处不是处理这一争论的适当地方。不过，最简明地作一个勾勒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福柯认为现代性没有什么规范内容（即可以成为一般准则的内容），现代性纯粹是一种批判意识与批判态度，因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显然，福柯的这一识读继承了波德莱尔现代性概念中的否定性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福柯在此的策略是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揉合到康德的启蒙定义的读解中。21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有其规范内容，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自始就处于既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又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双重性之中。如果说笛卡尔与康德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奠基与自我确证的一面，那么，卢梭与休谟则开创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一面。现代性的这种双重性在黑格尔的辩证体系中得到最高程度的表达。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那种认为现代性除了不断的自我否证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是秉承了波德莱尔的过分强烈的审美批判的倾向，不仅与现代性历史的事实不符（比如，哈贝马斯指出了现代性的某些正面价值：个人自由与个人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大，法律平等与司法制度的人道化，物质生活、教育与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而且也与欧洲现代性的现实，即欧洲的统一的事实或前景不符（哈贝马斯将欧洲的统一视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的实现）。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奠基与解基、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那么后现代论者的现代性终结论就显得颇为可疑了。后现代论者认为现代性由以确证自己的基础与合法性已彻底丧失，于是，他们不得不或是诉诸狄奥尼索斯的迷狂的力量（尼采），或是诉诸前苏格拉底的诗－思（海德格尔），或是坚持一种不带任何元立场的解构的游戏（德里达），或是求助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反抗（福柯）。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自我批评机制的正确认识之上，因而都无助于现代性问题的真正解决。22

姚斯在《文学传统与现代性的当代意识》这一长文中也探讨了波德莱尔所“现代性”意识，以及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误读。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姚斯的论文旨在通过术语史与概念史的探讨，来捕捉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姚斯追溯了“现代”一词的不断变化的意义，描绘了与之对立的概念，诸如“古代”与“古典”，以便弄清楚“一个时代的新意识是如何离开其先前的传统的。”姚斯在这个结论中指出了本雅明在处理一对对立概念古典性／现代性（或古代／现代）时所存在的一种深刻的含混。一方面，本雅明在对梅龙（Meryon）的评论中追随波德莱尔，认为古代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与波德莱尔的本意相反，本雅明“把现代性与古典性之间的功能的关系倒退到一种内容的对立。

姚斯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居然被这位本雅明误解，这真是一个悖论；因为正是这位批评家的着作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新理解。由于本雅明，人们才不再把《恶之花》视为诗歌退进它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门槛；通过他我们才得以意识到它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产物，一种将19世纪的社会进程转换为艺术的历史经验的产物。23

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解释是单向的：他把《恶之花》仅仅解释为城市大众的远离自然的经验的证据。接下来，他忽视了异化的辩证的“另一面”，即通过对自然的征服而释放出来的新的生产能量；对此，波德莱尔的大都会抒情诗和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本雅明似乎忽略了波德莱尔现代艺术理论的奠基石：1859年论居伊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姚斯指出，波德莱尔对“美的双重性”的洞见不仅质疑了作为古典艺术的本质以及作为学院艺术的准则的“美的普遍性”观念，而且恢复了古典艺术一直加以压制的“历史的”，亦即暂时的美的观念的正确地位。在波德莱尔的理论中，现代艺术可以将古典艺术作为一种有权威性的过去加以打发，因为隐含在现代性概念中的暂时的或过渡的美带来了它自身的古典性。在波德莱尔看来，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来自暂时性的神秘的美乃是艺术家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性才有可能成为“古典性”。

如果人们不再将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自然与素朴的丧失”视为来自第二帝国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的异化的结果，那么本雅明在解释波德莱尔时面临的矛盾就会得到另一种观照。为了欣赏波德莱尔对自然的批判的辩证意义，人们就不应否定那种生产能量的标志——在他的美学理论与诗歌实践中——人类的新的生产热情——既是经济上的还是艺术上的生产——*了这种热情，他想要克服他的自然状态，以便开创通往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的道路。本雅明极力加以描述的大都市危险，荒凉，孤独的一面，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发现中却有其相互关联、相互建构的一面。24而本雅明的误读，常常是后人的普遍误读的先兆：这种误读，就是将波德莱尔刻画为一位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诗人，而不是一位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的诗人。

波德莱尔始终是一个关键。弄清楚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性质——是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还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决定了人们对现代主义艺术批评的性质及其原则的理解。我们通过对波德莱尔的不厌其烦的讨论，已经来到了基本结论的时刻：即波德莱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是一个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拥有深沉的“为人生而艺术”关怀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对现代性持纯粹的审美否定的人，而是一个对现代性持辩证的审美否定的人；波德莱尔不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纯粹的否定性（即其过渡性、易逝性与偶然性）的人，而是一个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其正面性和相关性（即其永恒性、不变性与必然性）的人。相应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若干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真理内容和道德倾向性与其形式的辩证关系原则；现代主义艺术的否定性（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与其建构性（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图像建构”）的双重性原则；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对传统的否定冲动（“新”、“现代性”）与其本身追求不朽渴望（“在场”、“经典”）的张力原则。

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波德莱尔为现代主义艺术批评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派原则与形式限定原则。

自从浪漫派以来，艺术批评在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法则以后，事实上已经成为意见市场上的讨价还价。那么，艺术批评还有原则可言吗？它不是已经沦落为任意的党派性了吗？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部分地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一困境所作的回应。对此，波德莱尔提出了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却不是任意的党派性）。他说： “最佳批评就是妙趣横生诗意盎然的那一类：而非冷漠的、数学一般的批评，假借一切有所交代，既无爱又无憎，甘于把性情一扫而空。〔为了〕讲求公正，换言之，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批评就应该有所侧重、充满激情、表明政治态度，即从某个单一的视角落墨，而不是从一个展示无比开阔的地平线的视角。”25

可见，波德莱尔正是从新古典主义的客观性法则或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来看待艺术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来论证他的关于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或有限视角原则的。波德莱尔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不同的趣味这一事实，而批评本质上也只能是视角性的。但是，令波德莱尔感到不安的并不是这一事实本身或存在着不同的批评观这一事实，而是：在批评不可避免地已经成为党派性的事业之后，批评是否还能保证它的合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批评是否还有合理性基础？显然，波德莱尔并没有给出一种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元叙事”。但是，波德莱尔确实相信批评有其“合理的存在”（“为了讲求公正……证明其合理的存在……”）。没有一种关于批评的合理性基础的一般性理论或元叙事，与相信批评有一种“合理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加以调和：在波德莱尔看来，批评虽然不再拥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客观法则，也不可能从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落墨，换句话说，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基础。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刻，人们仍然可以就各种流派的艺术现象中哪一个流派要好过另一个流派，或同一流派当中的哪一位艺术家要好过另一位艺术家，以及同一个艺术家中的哪一件作品要好过另一些作品，达成共识。这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批评实践中得到佐证。他之所以赞扬德拉克罗瓦、莫奈与居伊，乃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最能代表某个既定时刻的艺术创作中那些最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浪漫精神、对当下的关注、现代性，等等）。这样，波德莱尔就论证了，即使在没有一种客观的艺术法则的情况下，艺术批评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建立在批评的临时合理性之上。为了这种合理性，批评就要有所侧重，有所限定。没有侧重、没有限定的批评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侧重、没有限定，正如后现代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没有艺术品会掉出艺术史范围之外”、亦此亦彼、无可无不可……恰恰毁灭了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前提：艺术是对真理的揭示与对道德倾向性的提示，最终陷于无所适从、无所事事的苍白琐碎与萎靡不振之中。换言之，如果一切皆可，人人都是艺术家，批评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也就是波德莱尔既要坚持批评的限定性与党派性，还要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形式限定性与既定时刻艺术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的原因。波德莱尔特别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种游戏规则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的限定方面。他说：“因为形式起着束缚作用，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你注意到吗：透过天窗，或从两管烟囱、两块岩石之间，或透过老虎窗所看到的一线天要比山顶望去一览无遗的全景能产生更深刻的深邃无垠的想法？”26后现代主义者经常指责现代主义是形式主义，好像现代主义为了形式而形式，殊不知，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早已明确地意识到了，形式的限定对于艺术游戏活动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形式的束缚，“思想才益发强有力地喷涌而出”！对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并不始于现代主义，但是确实只有到现代主义那里，“形式的限定”才成为最突出的标识。形式作为一种限定，构成了一切艺术的先决条件；取消形式就是取消艺术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谈论杜桑（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代表）27，并大谈特谈那只臭名昭着的小便池，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丑行之所以成了一种荣耀，乃是因为没有一个成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皇帝的所谓新装其实不过是赤身露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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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瓦尔特·本雅明的学术思想

本雅明的思想的整体风格是一种极端现代的技术论，他企图以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怀疑论眼光来证明他的唯物主义勇气，这就与作为普鲁斯特的翻译者以及作为莱丝克娃的恋人的本雅明不相一致了。本雅明的着作在这个方面有一种左翼功能主义和胜利主义的情调，这使得他把身体视为工具，是有待组织加工的原料，甚至把身体视为机器。关于这一点，看来不会有比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更为接近的理论了，巴赫金的狂欢化也有相似的流动性、复调性、分离性的身体，但它用丰满的感性来否定所有的工具性。如果美学的建构在启蒙时代是以一种谨慎地把身体重新投入到危险的抽象话语中去而开始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革命的完满逻辑中达到巴赫金的水平，因为身体的利比多实践炸开了语言的理性、统一性和目的性，成为许多多余的碎片和片断。巴赫金把原来极为微弱的审美冲动推到一个奇异的极端：这位夏夫兹博里伯爵及其追随者最初是受到美丽的玻璃窗里的感性形象的引诱，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污秽而废话连篇的可笑之徒，用粗俗的、无耻的身体唯物主义——肚子、肛门、生殖器——粗暴地对待统治阶级的文明。对于短暂的、政治上特许的瞬间而言，带情欲的人起来造反并且拒绝理性的铭文，他以感性反对概念，用利比多抵御规律，在斯大林主义专横的独白中唤起放肆的、符号学的对话。就像星座化一样，狂欢化也涉及向特殊性的回归和不断地超越同一性，越过身体的边界，用色情的因素使它与其他人结合起来。也像星座化那样，狂欢化把事物变成非同一的，以便预示友好而和谐的黄金时代，但是拒绝关于这一目标的所有僵硬的形象。辨证的狂欢化形象领域（诞生/死亡、高级/低下、自我毁灭/更新）把身体重构为凝聚性的，为此而把物体有机化，这也是本雅明所追求的。
对于他的严峻和忧郁来说，巴赫金的观点并不是与本雅明不相干的，本雅明把史诗剧的陌生化效果描写为对于思想来说，没有审美比从笑开始更好的了；更一般地讲，对于思想来说，机体的痉挛比灵魂的痉挛更能够为思想提供机会。陌生化效果疏远戏剧化表演，阻碍观众对戏剧化演出产生强烈的心理投入，因而允许在笑声中消耗一种令人愉快的非常廉价的情感。对于巴赫金和本雅明来说，笑是非常典型的肉体化表达，是一种直接从身体的利比多深渊中涌现出来的表达，因此本雅明努力促使危险的象征或者笑的摹仿维度的共振。的确，当他写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正是意义重构了身体，他这样评论那些为了建立形象领域而遗弃文学的批评家：最好是戏弄他所说的东西。开玩笑是一种图解，是与身体密切相联系的凝聚性表达，因此在本雅明那里被非常典型地用来表示有效的形象。
在关于机械复制的论文中本雅明写道，人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自我异化的程度，以至于现在能够把它自己的解构体验为头等的审美愉悦。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状态正在转变为审美的。共产主义通过政治化的艺术而得到响应。这着名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并不是建议用政治来代替艺术，正如流行的极左派理论偶尔所作出的解释那样。相反，本雅明自己的革命的政治在方式上完全是审美的——星座化的具体的特殊性、具有韵味的为革命传统提供某种模式的无意义记忆。从话语到感性形象的嬗变、身体语言的复兴、人性与它的世界的非支配关系的摹仿仪式等等。本雅明努力探索超现实主义的历史和政治，它们紧紧地附着于碎片和小型物之上，偏离引文，但是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撞击这些碎片，以达到爆炸性的政治效果，就像弥赛亚那样，通过较小的调整来全面改变世界。本雅明曾经梦想写一本完全由引文所构成的着作，通过把马克思的语录重新组合而写成，就像蒙太奇捕获形象那样，使所有的意义都将得到确切的保留，只是加以重新理解。但是，如果他的政治学在这种意义上是审美的，那只是因为他已经颠覆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美、和谐、总体性、现象），开始用布莱希特称之为坏的新事物来取而代之，而且在商品的结构中发现，叙事文学的死亡、空洞的历史时间以及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些救世的推动力仍在很微弱地活动着。像波德莱尔那样，通过仍然没有被阶级分裂打上烙印的隔代遗传的社会记忆，甚至通过保罗·科利的新天使——他的眼睛牢牢地盯在令人沮丧的过去，后退着飞入未来——本雅明带来非常新的冲击却又联结着非常古老的东西。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罕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不是让他安静地躲在一个固定的夜晚，而是驱使他流落整个欧洲去体验震惊。 瓦尔特·本雅明还在艺术方面有不凡的建树。在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对艺术现代性的思考是他后期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他关于“光晕”(aura)这一概念的阐述。随着他的着作被整理发表和翻译，他的这一新概念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本雅明的理论中，“光晕”、“光晕艺术”是其中的核心概念。
综合本雅明的表述，“aura”至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它有一种神秘性。艺术由于其诞生的原始时代与巫术祭仪的紧密关系而具有崇拜价值，“光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崇拜价值内在的神秘性有关。二是它具有一种模糊性。“光晕”是一种可以意会但很难言传的感觉，它可以打动你的心灵，使你陷入沉思，但你却很难准确地说出这种感觉是什么，这与“aura”本身的丰富复杂性相关。三是独一无二性和本真性。因为艺术品的问世是即时即地的，与创作者本人的艺术思维紧密相关，所以它独一无二。唯有这种独一无二才能构成艺术品的历史，组成艺术品的原真性。四是一种不可接近性和膜拜性。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距离感，鉴赏者只有在理智上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要设身处地，又要避免物我的完全交融，才能体会到其原真性和独一无二性，才能被其吸引并打动，从而在感觉上生成一种亲切贴近感。“光晕”身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当艺术的独一无二性开启的距离越远时，越会赢得人们的亲近。
可以看出，本雅明的“光晕”理论是囊括哲学、艺术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复杂概念，探究其概念蕴含的美学意义，对于理解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既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本雅明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和希望之间，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在此就获得了某种暖味的伦理态度。暖味正是本雅明的特牲之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主题，他的着述，他的信仰，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不是确定的，都是难以分类的。真正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辩证融会，正是这种融会，留给了20世纪一个巨大背景和一个思考空间。

Ⅵ 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基本观念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艺术不是什么被伟大的天才以几乎无法理解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而不过是经济生产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因为18与19世纪的艺术哲学家——包括康德与黑格尔——都在艺术与劳动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每一个都有某种艺术的能力，艺术的专门化是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造成的，而非其他原因，因为他们声称：“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画家，只有在其他活动之中从事绘画的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事物只有从它们在金钱，商品或者象征性的资本（比如威信）中的交换价值来看待，才能得到理解。在讨论商品时，他在注释中说：“它的基础是一种关系，一种人显现出物的性质（物化），与因之而来的一个‘虚幻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这种‘虚幻的客观性’是一种自律，它看似具有极其严格的理性，并且无所不包，仿佛掩盖了其基本属性的一切痕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据卢卡奇所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出现时，艺术是反对商品化与物化进程的唯一方式，因为艺术在个体与全体之间进行调解，这是由于它天然地便与二者相关：一幅肖像画也许描绘的是一个特殊的人，与此同时也透露了某些关于人类处境的情况。就像商品一样，艺术使社会关系具体化了，但它是通过充实我们而非疏远我们的方式来实现的。卢卡奇相信，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们将对一个被全面观察的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内在的真理结合了起来，这种方式使它们成为这种关系的缩影。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关注是流行艺术与“文化产业”。狄奥多尔·阿多诺将这种方式理论化，艺术会被用于安抚与同化工人阶级，并能够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作为大众欺瞒的启蒙》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了廉价的，标准化的艺术，这种艺术弱化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只关心虚假需求的满足，比如消费商品的欲望，而不是他们的真正需求，即对自由，社会公平，创造力发泄，还有实现他们人的潜能的机会的需求。
”疏远了人的是文化中人的部分，这是它隐秘的部分，这部分支持他们来反对这个世界。他们通过世界制造出反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理由，而对他们来说，这种所有的环境中最极端异化的环境，这种商品的无所不在，这种他们自己成为极其的附庸的变化，是一种封闭性的幻象。“尽管阿多诺写过大量关于电影，广播与其他媒介的文章，但电视也许是对他的论点的最好说明。电视观众不是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娱乐，创造性地表现他们自己，而是消极地每天坐在这个立方体前好几个小时，时间是通过一对糟糕的节目与他们并不需要也负担不起的商业广告来计算的。阿多诺本人拥护令人费解的前卫艺术与音乐，强调其对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性。
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证明，艺术不能与其环境相分离，尤其是当它成为技术或者社会阶层的问题的时候。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着名论文《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提供了一个对作为艺术形式的摄影与电影的极富洞见的分析，追溯了它们在知觉上与因之而产生的在社会关系上的影响。本雅明认为，艺术品曾经是一个光环的，它源于原作的出场，但在摄影与电影中大量复制的可能性消除掉了这个光环。从仪式中抽离出来后，艺术变成了政治，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电影不仅仅通过将大众置于批评的位置上，而且也通过在电影中这个位置要求不被注意的这样一个事实，使得崇拜的价值退到了背景中。大众是一个检验者，但却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检验者。“本雅明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于欧洲时进行写作的，他警告说，法西斯主义会以各种手段利用这种异化感来征服人民，所以工人阶级会”体验到作为最高级的审美愉悦的自身的毁灭“。
这种证明中的意识形态的含意被后来的理论家进一步发展了。在《景观社会》中，活动家与艺术家居伊·德波声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生产条件在其中占主流的各个社会的全部生活将自己宣称为一种景观的无限的积累。“在德波看来，就在再现的其他表达与形式都被禁止的时候，统治阶级控制了景观：在这种语境中，景观无法与国家相分离，它复制社会的分化与阶级的结构。与卢卡奇一样，他质疑艺术与资本主义权力机构相勾结或者能够破坏它们的程度。德波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这是一个前卫艺术家的网络，它成立于1957年，旨在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壁垒，从事能够加速革命的美学活动。

Ⅶ 用本雅明现代心理机制和现代艺术特征分析朗德莱尔《失之交臂的妇女》

《给一位失之交臂的妇女》 波德莱尔 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 走过一位穿重孝、显出严峻的哀愁、 瘦长苗条的妇女，用一只美丽的手 摇摇地撩起她那饰着花边的裙装; 轻捷而高贵，露出宛如雕像的小腿。 从她那像孕育着风暴的铅色天空 一样的眼中，我像狂妄者浑身颤动， 畅饮销魂的欢乐和那迷人的优美。 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一一用你的一瞥 突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见到你? 去了!远了!太迟了!也许永远不可能! 因为，今后的我们，彼此都行踪不明， 尽管你已经知道我曾经对你钟情!

自己分析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