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安庆宿松文化
宿松县处于吴楚文化交汇地带，钟灵毓秀，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发祥地；黄梅戏以其动人婉转的甜润唱腔，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倍受人们喜爱，历经千年风雨，芳香依旧沁人心脾；构成黄梅戏唱腔和剧种基础的“断丝弦锣鼓”（以打击乐为主、间以丝竹音乐伴奏的携掘伏民间器乐形式，曲牌有30余首，分为打击乐和丝竹乐间奏的断丝弦曲牌、锣鼓曲牌、弦乐曲牌三类）和“文南词”（一种类似歌舞演唱的形式，多为2～4人演出，其典型代表作为1950年代初期佐坝区虞松峦村文南词剧团排演的《浪子抛球》）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两朵民间艺术奇葩，至今广为流传。据宿松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廖理南先生考证，黄梅戏渊源于唐初的黄梅采茶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代已经形成独树一帜的地方戏曲。是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和湖北黄梅一带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吟唱的一种曲调艺术形式。两县毗邻，有很长的边界线，很多东西是无法分开的。历史上不少时候两县曾属同一行政区域。就是共产党创建初期，两县还属同一个党支部。廖理南先生通过查阅《中国戏曲志》、《黄梅县志》、《宿松县志》等文献资料发现，在黄梅戏发展史上，宿松有十几项第一。 如：1、第一个专散岁演黄梅采茶戏。从明代中叶开始，宿松人就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在松梅岭街上专演黄梅采茶戏；2、第一个将黄梅戏剧目写入廖河戏台楹联。清代道光年间，当地人把《送香茶》、《西楼会》等十几个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黄梅戏剧目写入廖河戏台楹联；3、第一个进行“官方公演”。宿松于1853年将黄梅戏由草野请进官方的县城公演，比《黄梅县志》记载的“黄梅戏1934年进黄梅县公演”早81年；4、第一个正式把流行于民间的黄梅采茶歌定名为黄梅戏，1921年版的《宿松县志》中，第一次正式记载了“黄梅戏”这个名称。 鼓书是流行于全县广大地区的一种单人表演的表演形式，表演者左手持檀板（牙子），右手轻巧鼓锤敲击一用数根近米长的竹杆做成的鼓架支撑的一面小扁鼓，说书人在表演过程中，有四句头或二句头的清唱，有或长或短的说白段落，说唱中的开头、中间、末尾均夹以节奏很强的鼓板打击声。 灯班、灯会、灯展：民间春节灯班在该县较为活跃，灯班的“大件”是龙灯，一般还有舞狮、彩船、挑花篮等，灯班中夹以各色方圆、大小不等的花灯，还有锣鼓班子和吹奏的号者。许岭、下仓的灯会，佐坝的龙舟会，晓星、赵岭的狮舞，百余年来深受县内外群众欢迎。
民间工艺
根雕是20世纪90年代在该县兴起的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型艺术，宿松从事根雕创作作品较多且有一定造谐者有周青、洪水先等人；周青，安徽省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有根雕作品300余件，其根雕《芭蕾》1977年获解放军某部建军50周年美展一等奖，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根艺美术家”称号。木雕工辩携艺在宿松由来已久，早期作品多为佛像和花板；许岭镇高家的木雕佛像曾销往外省外县，小孤山启秀寺有一帧观音菩萨像是其作品。花板雕刻是宿松颇有历史渊源的工艺制作，其作品用于床、柜、建筑饰品或构件，县内陈汉、凉亭、二郎、隘口、北浴等地均有从事花板雕刻的艺人。纸扎工艺在宿松有相当长的历史，民间扎制花灯、龙灯、祭品等艺匠较多，特别是扎制的祭祀工艺品，如亭台屋宇、花鸟人物，栩栩如生。 石雕石刻艺术源远流长，石雕作品有狮、龙、凤等，石刻作品以碑刻居多，不仅运用阴阳刻技法雕刻文字，有的还刻有各种图案，如龙凤花鸟，人物走兽；程岭乡王惠文石雕石刻技艺水平较高，宿松小孤山、太白书台、彭泽龙宫洞等处都有其作品。 盆景制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喜爱盆景并亲手制作者渐多，作品有山石盆景、植物盆景、珊瑚盆景、木雕盆景、山石、植物盆景等。竹编工艺20世纪80年代兴起，工艺竹编有花钵套、果盘、食品盒、竹制工艺凉席等。剪纸在宿松民间较为时尚，有绣花鞋、窗花等。
民俗乡风
语言，宿松方言，从广义上来说，属北部方言区。但宿松自古属楚头吴尾，近代系三省交界，南来北往，兼收并蓄，方言中也就既有九歌楚辞中的“刚”，也有吴侬软语中的“柔”。刚起来，青云直上，凛凛威风。柔起来，肝肠寸断，缠绵悱恻。黄梅戏就吸收了相当多的宿松方言，所以唱起来柔情百转，百听不厌。特别是《天仙配》中“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一段，“绿水青山带笑颜”中的“绿”，“寒窑虽破能避风雨”的“避”，用宿松话来唱才算正宗，才有韵味。据语言学家研究，宿松方言有六个音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云、阳去、上声和入声。 该县语言比较复杂，与地理位置有直接关联；宿松话可能受到古文字声韵的影响，学诗韵，呼平仄，较易入门，但由于尾音重，学普通话、拼音字母和外语，发音较难准确。如把“来”叫“雷”，“吃晚饭”叫“吃夜”，“吸烟”叫“吃烟”，“妻子”叫“堂客”等。 居住，建国前，在封建宗族制度影响下，农村崇尚家族群居即同姓同族的人员聚居在一个村落，房屋连在一起，一进多重，暗巷穿通，中有祖堂和大门，宅户相望，门窗相对。建国后，经土地改革，广大人民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通户减少，独户增多，一般都是“明三暗五”。许多村落建起了康居新村，与城里在居住条件上的差异进一步缩小。 衣饰，该县人民在衣饰方面，素有爱美俭朴的传统，青春少女，尤爱打扮，入学青年，甚讲整洁，新婚夫妇，必穿华丽。旧时的习俗，随着时代的发展，已很难看出痕迹。 饮食，该县居民，向有“一日三餐”、“一稀两干”或“两稀一干”习惯。惟逢年过节、婚丧贺吊诸喜事，则盛办酒席，分海参席、香荩席、木耳席之类，酒菜甚丰，而且席位排次较严，礼节颇多，有里俗遗风。节日还沿袭旧的饮食传统，元宵吃汤圆，三月三吃避疫耙，端午吃粽子、饮雄黄酒，中秋吃月饼、糍粑、咬菱角，重阳吃螃蟹、饮菊花酒，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春节除买鱼肉外，还讲究做印子粑。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流活动频繁开展，饮食渐有南北风味。 婚姻，婚姻制度在建国前多为封建习俗，婚姻过程一般经过托媒说合、父母同意定婚、亲家过门、女婿上门、行报日礼、迎亲礼、抬嫁妆、新郎新娘拜堂、合卺交杯、谢媒、酬谢宾客、三朝回门等仪式。而新娘坐轿上门，行前要哭嫁，放鞭炮，吹喇叭，敲锣鼓，热热闹闹送走。至门前，新婿要迎接，择福寿兼备之妇女二人为“牵娘”，扶新妇下轿。新妇以红帕蒙首，同新郎一起，先入堂拜祖先、天地，夫妇交拜，再入洞房，由新郎揭开红帕，夫妻并坐喝好顺茶，行合卺礼，晚上还撒帐，闹新房。次日谒舅姑，新妇同舅姑共餐。三日入厨作羹汤，夫妻结伴回娘家探亲，当天返回。民国期间，城镇大户人家亦有仿西式结婚者，其礼节大有改进。建国后，男女婚姻获得自由，婚礼一般从简，但也要经过双方恋爱、上门定亲、节日互相往来、正式迎亲结婚、回门探亲等过程。农村婚礼较隆重，旧习较多，定婚前要托媒介绍，定婚后，一年三节要向女家送厚礼，定婚时要加送衣服贵重礼物，结婚时要加送边猪坛酒。推行文明新风，移风易俗，许多婚礼习俗并没有那么繁琐的细节。 丧礼，旧时陋习，颇尚迷信，凡老父老母死后，一律要举行丧葬礼仪，以尽子女孝意。穷人家办丧事一切从简，豪富人家则大肆铺张，从服丧到殡葬，一般要经过如下礼节：断气时要抬上门板，烧送路钱；遗体洗澡，穿衣下塌后，在送进棺材；讣告亲友，设置灵堂，子女轮流守孝；至亲穿白色孝服，妇女系白裙，亲友穿白盖头，穿半截白鞋；三日内接受亲友来吊，入殡封棺；来吊者送轴、挽联和钱，有的加送三牲，均要焚香跪拜，孝子在帷内跪拜回礼，放鞭炮，奏哀乐助哀；灵柩停放期间，请道士做斋、和尚念经，有管灯、做七、收敛、破狱之类迷信项目，目的是为死者超度灵魂，入地狱免罪；出殡前做堂祭，礼生呼礼，哭诉祭文，孝子腰系草绳，脚穿麻鞋，手执孝棒，头披白布盖头，随礼生环堂祭奠三次，反复上香叩首，哭泣至哀；出殡时鸣锣开道，燃放鞭炮，沿途丢纸钱；入葬前要请风水先生择地，定出墓葬的方向和时日，提前掘穴，按时营葬。建国后，这些旧俗和迷信活动基本制止。 节日，节日在民间流行的较多，几乎月月都有，以农历节候而定。正月初一为元旦，又名春节，早起开门，放鞭炮，出天方，拜家长，互相祝福。饭后，邻里造拜，名曰贺年，亲友开始往来。是日，不洒扫庭厨，取蓄藏也，见面均讲“恭喜发财”。初七为人日，傍晚鸣鞭炮，如除夕，祝人类长寿。十五为元宵节，盛行玩龙灯和花灯。二月十五为花朝节。三月清明日为清明节，祭祀、缅怀祖先、先烈。四月初八为浴佛节，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六月初六为天中节，七月初七为七巧节、十五为中元节，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十月十五为小阳春，腊月初八为腊八节、二十三日送灶神、二十四日过小年、腊月最后一天为除日。建国后，一部分仍保留下来，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意义，另外还增加了许多公历上的重要节日，如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国际儿童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可谓新旧兼顾，推陈出新。[8]
2. 荆州的风土人情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一日一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一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一，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一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着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一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五大调和五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四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赶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一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一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一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二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三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一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一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一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一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一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五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一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咚”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一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一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二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一般以四、五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一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荆河戏 荆河戏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二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着名戏班有“三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三大腔调，板式有导板、三眼、原板、摇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四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八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三杀”、“五图”、“十二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一种，源于江浙一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八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四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一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五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一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八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八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端口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三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六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六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三至七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一般是在灵堂中央放一张方桌，俗称“歌台”，三名歌师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二尺许；另二人则一手持铜钹、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一般是长者）击鼓三通，并高声“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一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一拍一鼓，舞则一拍四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五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一步三颤”），其它的舞步还有“四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