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功德艺术制作基地在哪里

1. 分别列举苏州的传统艺术,传统节目,民间工艺,文化特色,名胜古迹,文化遗产

传统艺术：
苏州的民间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民间艺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八十年代初期，在全省率先成立了市民间艺术研究会（现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艺术分会），团结了广大民间艺人，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探讨弘扬吴地文化，开展技艺交流，不断创新和提高艺术水平，使苏州的民间艺术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苏州的民间艺术，门类多，品种也多。有缂丝、刺绣、玉雕、木雕、牙雕、核雕、瓷刻、竹刻、剪纸、泥塑、草编、灯彩、九连环、民俗挂件等上千个品种，真是琳琅满目，精彩纷呈。这里，既有仿古的传统艺术品，也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工艺品。“九连环”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产生，在清代更为盛行。现在制作的九连环，花样翻新，形式多样，既有塔环、钟环、房环，更有符合国外游客要求的“A、B、C环”和数十个品种做成的套环。藏书镇出产澄泥石，制作的澄泥砚久负盛名，是我国的名砚之一。改革开放以后，那里的石雕艺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将澄泥石创制成石壶，经过精雕细刻，一把把造型美观、玲珑剔透的石壶呈现在眼前，惹人喜爱。现在澄泥石壶已成为民间艺术中的珍品，受到大众的欢迎和收藏家的青睐。

近几年来，苏州的民间艺术，在弘扬优秀吴地文化及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民间艺人走向市场，走出苏州，走向世界，他们不仅在市内、省内展示，也到外省、外市去展览表现。有不少民间艺术家，还走出国门，他们带着刺绣、石壶、剪纸、民俗挂件等艺术品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去展示，有的还应邀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现场表现艺术，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苏州的民间艺术品，具有吴地文化的内涵，其特点是精致、细腻、美观，在民间艺术品中独树一帜。到哪里去展览、演示，就受到哪里群众的欢迎和专家的赞扬。在北京举办的多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市文联、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部分艺人参加展示，在展品前总是人头济济，争相观看；经过专家评选，许多作品都得了奖。如姚建萍的刺绣、蔡云弟的石壶、阮和平的智慧巧环、袁中平的澄泥蟋蟀盆等，均获得国家级的中国文联最高奖“山花奖”――民间艺术金奖、银奖和优秀奖。在苏州的民间艺术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苏州的民间艺术，充分显示了苏州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显示了吴地文化的风采。

传统节目：
苏州弹词
苏州弹词是以说唱相间的方式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小书”类曲艺说书形式，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由于和苏州评话同属说书行业，曾经拥有共同的行会组织，民间即习惯性地将其与苏州评话合称之为“苏州评弹”。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节目有《三笑》、《倭袍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早期的着名艺人有清代的王周士、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姚豫章、马如飞、赵湘舟和王石泉等。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进入鼎盛期，节目丰富，流派纷呈，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夺印》、《李双双》等，中篇和常独立演出的“选回”有《老地保》、《厅堂夺子》、《玄都求雨》、《花厅评理》、《怒碰粮船》、《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血冤》、《大脚皇后》等。

然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民间工艺：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工艺资源，苏绣、制扇、玉雕、缂丝、木刻年画、红木小件、剧装戏具、民族乐器等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全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现今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工艺品中，有不少都标明产自苏州。据统计，现存24大类全国民间工艺中，苏州就保存有22类，门类之多、品种之齐全，都是在全国罕见的。苏州人民为此而自豪，这座城市也因此更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文化品位。可以说，加强苏州民间工艺的保护与研究，既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是实现文化强市、打造“文化苏州”的重要举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振兴民间工艺美术，培育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努力发掘民间资源，大力发展民间工艺，改善旅游环境，增强文化氛围，推动旅游产业开发与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文化特色：
一、山水文化
“山水文化”堪称苏州文化之宗。山岭、湖泊、农田、沼泽、河流与四季分明的气候，构成了苏州“山温水软”的自然体系，也形成了苏州人与之相和谐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苏州不但有市民、农民、还有渔民、船民、山民，而且都曾经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的主流群体。苏州之所以能有范成大这样的“田园诗人”，之所以能出为中国山水画别开生面的“明四家”和影响至今的“清四王”，之所以有骨子里的风雅和浸淫于衣食住行的精致主义，追根溯源，其实无一不折射出这“一方水土”的特定背景和渊源。所以在有关苏州的历代方志史籍及古人浩如烟海的诗文游记中，“山水之胜”从来都是最为主导的。
二、园林文化
“苏州园林甲天下”，其造园的思想及艺术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苏州园林突出和强调的“模山范水”，与近在咫尺的独特的自然山水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苏州园林浓厚的文人气息的体现，也恰恰就在于文人(尤其是画家) 对造园过程的参与和设计。所以苏州园林的设计理念与中国画的原理和技法从来是一脉相承的。苏州园林开创并形成了“真山真水”与“假山假水”之间高度的融通与和谐，丰富了人们认识自然、亲和自然、尊重自然的情趣和意境。陈从周说：“假山如真方妙，其山似假便奇”，既道尽苏州山水和苏州园林之妙，也为苏州园林文化之真谛。
三、建筑文化
苏州的建筑思想与建筑艺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是建筑规划，所谓“小桥流水人家”其实就是古代建筑的布局规划，也括周庄、同里、木渎等水乡小镇的形成和自成体系，同样是苏州古代建筑规划思想的具体体现；二是建筑设计，以明代北京的天安门、紫禁城和苏州的开元寺藏经楼为代表，也包括以“粉墙黛瓦”、“庭院深深”为主要特点的民居建筑风格的形成，造就了蒯祥和“香山匠人”的不朽声誉；三是风格独特和工艺精湛的建筑构件，也括木雕、砖雕、石雕和闻名遐迩的“金砖”等。从而留下了“苏州”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文化体系中重墨浓彩的篇章。
四、工艺文化
苏州的工艺美术门类齐全，品种繁多，并以巧夺天工而蜚声中外。其中，苏绣、缂丝、苏裱、玉雕、扇子、桃花坞木刻年画、灯彩、泥塑、竹草编织、红木雕刻、古玩仿制、剧装戏装、民族乐器等，更以“苏作”的特色和品牌而着称。尤其在明清时朝，苏州成为当时最大的工艺品制作和交易中心，官方和民间的工艺作坊遍及全城。一部中国工艺文化史，断然离不开苏州之源、苏州之盛。
五、民俗文化
民俗既有民族性，也有地域性。苏州的民俗最具特色的是其鲜明而独特的区域特征。尤其在时令、节气、观光、禁忌、祭祀、服饰、曲艺、方言、民谣、器具等方面，更表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有“韦苏州”之称的唐代诗人太守韦应物就盛赞苏州地方的“俗繁节又喧”；一部《清嘉录》则是“记苏州一地之习俗礼尚游观胜境”的“风土岁时地志之翘楚”；而昆曲之被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更说明了苏州民俗不同凡响的文化根基和社会价值。
六、美食文化
“美食文化”在目前而言实际已经衍化成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无论如何衍化，其核心还应该是“美食”。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的“美食文化”或许真的是最经典的。“苏邦菜”是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特点就是时鲜、清淡，讲究原汁原味；陆文夫先生的《美食家》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读者对苏州人在“吃”的方面的精致与过程所表现出的惊奇和浓厚兴趣；而日常生活中的苏州人讲究时令菜蔬及食品的那份原则和苛刻，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苏州人实际上是天然的“绿色食品主义者”，所以也应该是最科学的“美食文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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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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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似乎是个时尚概念，但在苏州却绝对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古典家具概念中，“苏式家具”至今都是闻名中外的“明式家具”的代名词。京式、广式、晋式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清代家具，其实都是“苏式家具”的继承和发展。而“家具”则无疑是“家居文化”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在苏州传统的家居理念中，目前正大行其道的所谓“绿色家居”和“生态家居”，其实在苏州都曾经是普及并占有主导性的。至于家居所必须涉及的文玩、摆设、盆景、花卉等，更称得上是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即使在今天，一般也难出其右。

名胜古迹：
北寺塔 在苏州市人民路香花桥北。寺传为三国吴赤乌时 (238-251) 始建，塔为梁代建造。现存建筑是南宋绍兴年间 (1131-1162) 遗物。塔高76米，八面九层，砖木结构楼阁式。全塔造型宏伟壮丽，为苏州诸塔之冠，有“江南第一家”之誉。

拙政园* 在苏州市娄门内。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也是全国四大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时为大宏寺。明正德年间 (1506-1521) 御史王献臣辞职回乡，买下寺产，改建成宅园，并借用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的语意，取“拙政”二字为园名。

1860-1863年曾为太平天国忠王府的一部分。初建时规模很大，除正宅外，园内有31景，包括现在的东花园 (明末的“归田园”)、西花园 (清末的“补园”)，以及北墙外大片土地。现园面积60多亩。此园以水为主，水面约占五分之三，建筑群多临水。全园分中、东、西三部分。布局采取分割空间、利用自然、对比借景的手法，因地造景，景随步移，成为具有江南特色的典型园林。

太平天国忠王府* 在苏州市娄门内东北街。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1860年6月2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后，就拙政园地基改建而成。当时太平天国以苏州为中心，曾就江苏南部的大部地区建置苏福省，忠王府即苏福省省府。太平天国失败后，曾为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衙署。忠王府的规模，以中路最为宏伟，包括二门、正殿、后轩、后殿等建筑。东路和西路系太平天国以前或以后所建。王府的最后部为花园，亦是在旧拙政园的基础上，由很多着名工匠精心设计建造的。忠王府为国内保存至今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太平天国王府旧址。

狮子林 在苏州市园林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元至正二年 (1342年) 僧天如禅师为纪念其师中峰禅师建菩提正宗寺，后易名狮林寺，清干隆十二年 (1747年) 改称画禅寺。狮子林即寺后花园。因园中有怪石像狮子，又因中峰禅师曾结茅天目山狮子岩，并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明、清以来，屡经兴废，后变为贝氏私园，1918-1926年经重修，始成现状。以假山着名，洞壑宛转，曲折盘旋，如入迷阵。全园布局，东南多山，西北多水。四周廊壁嵌有《听雨楼帖》等书条石刻60余方，镌有宋代四大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文于祥的《梅花诗》尤引人注目。

万寿宫 在苏州市民治路。清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巡抚吴存礼主持创建。宫内供奉皇帝生位万岁牌，每当皇帝寿日的万寿节，全城官员聚集在此举行朝贺大典；平时作为恭迎皇帝诏书的处所；如遇皇帝驾崩，则在此设灵致祭。咸丰十年 (1860年) 被毁，同治九年 (1870年) 巡抚丁日昌重建。辛亥革命后通称旧皇宫，因年久失修而日渐颓败。建国初加以整修，一度改作人民文化宫。是苏州较为完整的一组宫殿式建筑群。

艺圃 在苏州市文衙弄。明代袁祖康始建，后归文震孟 (文征明曾孙)，改名药圃。明末清初归姜贞毅，改名艺圃，又称敬亭山房。后曾为绸缎业七襄公所所在地。园内以水池为中心，池北以建筑为主，池南以假山为主。园景开朗自然，颇有山林野趣，较多地保存了明代园林的格局。

双塔 在苏州市定慧寺巷内。为郡人文罕兄弟二人所建，一名舍利塔，一名功德舍利塔，两塔结构和大小完全一样。双塔为砖建，外观模仿木结构形式。平面等边八角形，共7层。据考证，双塔兴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 而落成于雍熙的间 (984-987)。

罗汉院遗址 在苏州市定慧寺巷。始建于唐咸通二年 (861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 (982年) 增建砖塔一对。清咸丰十年 (1860年) 寺毁于战火，仅余双塔和正殿遗址。正殿遗址在双塔北，现存石柱、石础、石罗汉残像、碑刻等数十件遗物。其中北宋石柱、石础最为珍贵，通体浮雕缠枝牡丹童子、缠枝莲花童子等图案，雕工精致。明代石柱、石础也很精美。

全晋会馆 在苏州市平江路中张家巷。清末山西旅苏商人集资建立。苏州原有明、清时期创建的会馆和公所100余处，全晋会馆是其中保存至今较为典型的一座。布局严整，临街有东西鼓吹亭。第二进为戏楼，由戏台与东西看楼组成。戏台坐南朝北，三面临空。顶部正中为木构盘旋波纹穹窿藻井，俗称鸡罩顶，巧妙精致。是苏州现存古典戏台中最精巧的一座。与戏台相对处原为雄伟的大殿，惜毁于火。东西两翼尚有厅堂、客房等。

况公祠 在苏州市西美巷。是奉祀明代苏州知府况钟的专祠。况钟 (1383-1443)，江西靖安人。在苏州13年，执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洁奉公。正统七年冬 (1443年)，卒于苏州知府任上。苏州绅民为他立衣冠冢，并建专祠于府学内，以示崇敬。

沧浪亭 在苏州市南、三元坊附近。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是江南现存历史最久的古园林之一。传为吴越中吴军节度使孙承佑别墅。北宋庆历年间 (1041-1048)，诗人苏舜钦买下别墅临水筑亭，园主因有感于渔父《沧浪之水》歌命名为“沧浪亭”，并作《沧浪亭记》。历来屡有兴废。南宋初年韩世忠辟为住宅，大加扩建。元代园废，改为僧庵。明代复建沧浪亭，并由归有光作记。清康熙年间 (1662-1722) 大修，布局为现亭主要基础。其特色是未入园林先成景。漫步渡桥，始能入园。全园面积约16亩。

可园 在苏州市沧浪亭前苏州医学院近旁。原宋代沧浪亭园址的一部分。建于清干隆三十二年 (1767年)，晚清梁章钜重修。后改学古堂，又改为存古学堂，最早的省立图书馆设此。园内一泓池水，萦绕着土阜小筑，花木扶疏，曲径回廊。

城隍庙 在苏州市景德路。府城隍庙本在子城 (今体育场、城中公园一带) 西南隅，元末毁于兵燹。明洪武三年 (1370年)，就雍熙寺废基新建苏州府城隍庙，即今城隍庙之创始。城隆庙原规模甚大，现存较完整的惟有主体建筑工字殿；其前后两殿皆单檐歇山造，中以穿堂贯道，平面呈工字形，故名。这是苏州比较完整和有代表性的明代建筑。其后殿外墙嵌有清嘉庆二年 (1797年)《苏郡城河三横四直图》碑，刻有当时苏州城内的河道、桥梁、城垣和主要建筑等，是研究古代城市建设的珍贵资料。

环秀山庄* 在苏州市景德路。原为五代广陵王金谷园故址，宋为景德寺，明为宰相申时行宅，清为汪氏“耕荫义庄”的一部分，题名环秀山庄。干隆年间 (1736-1795) 叠山名家戈裕良在园内堆叠的假山，保存较为完整，在苏州湖石假山中此处当推第一。此园虽面积不大 (1亩余)，但假山峥嵘峭拔，兀立其间。一池清水，回绕于山峰之下。全山形态逼真，结构严密。假山虽仅占地半亩，却辟有60余米山径，盘旋起伏。

开元寺无梁殿 在苏州市盘门内东大街、瑞光寺塔北。开元寺创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 (238-251)。是苏州历史上着名的佛寺之一，清咸丰十年 (1860年) 寺毁殿存。殿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是一座纯用细砖垒砌的无梁建筑。原名藏经楼，系楼阁式，上下2层，面阔7间，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它和附近的盘门、瑞光塔成鼎足之势，为苏州市内西南角三座着名的古建筑。

瑞云峰 在苏州市第十中学校园内。是北宋花石纲遗物，江南园林湖石名峰之一。据记载，朱勉在太湖鼋山采得两块奇石，命名大、小谢姑。大谢姑先运往艮岳，小谢如未及启运，朱勉事败，遂弃置荒野。明时为乌程 (今湖州市) 董氏购得。董氏与苏州阊门下塘徐氏联姻，以此石赠嫁。徐氏置之半边街东园 (今留园) 中，更名瑞云峰。清干隆四十四年 (1779年) 移到织造府西行宫内，以迄于今。瑞云峰高3丈余，屹立潭心，全石清秀奇特，玲珑剔透，通体多褶皱孔窍，涡洞连接，具有米芾论石中瘦、漏、透等特色，为湖石中一绝。

耦园 在苏州市小新桥巷。因住宅东西各有一园，故名。东园原为清初陆锦所筑，名涉园，后为祝氏别墅，清末归沈秉成；沈聘请画家顾沄主持，大事扩建，始成现状。东园以山池为中心，北有重檐楼厅城曲草堂；南有阁跨水而筑，称山水间；东南角有小楼与古城墙隔内城河相望，名听橹楼。假山以黄石叠成。西园较小，以书斋“织帘老屋”为中心，斋前后庭院中构筑廊轩，杂植花木，间置湖石。

鹤园 在苏州市韩家巷。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 洪鹭汀始建，以俞樾所书“携鹤草堂”而得名。后归吴江庞氏，又归严氏。全园以水池为中心，周围布置建筑、山石、花木，面积近2亩。

网师园* 在苏州市葑门十全街。原为南宋史正志万卷堂故址，号称“渔隐”，后荒废。清干隆时 (1736-1795) 由宋宗元重建，借“渔隐”原意，自比渔父，故称网师园。此园建筑占地不大 (约7.5亩)，但保持着旧时世家一组完整的住宅群。住宅与花园结合贯穿紧密。园林位于住宅西侧。中部以水池为中心，配以花木、山石、建筑，形成主要景区。水池面积，虽仅半亩，但治理得当。此园布局，亭台轩榭与池水相互衬托，园内路径处处贯通。

织造署旧址 在苏州市葑门内带城桥东 (今苏州第十中学内)。元时开始在此设织造局，清顺治三年 (1646年) 设总织局，康熙十三年 (1674年) 改为苏州织造衙门。康熙二十三年又于织造署西部创立行宫，供康熙、干隆帝南巡时驻跸。织造署管理机户和征收机税，并自设机房织造，规模宏敞。

盘门 在苏州市城西南隅。始建于春秋吴王阖闾元年 (前514年) 伍子胥筑城时。朝向东南。初名蟠门，门上刻有蟠龙，后因水陆萦回曲折，改称盘门。虽经历代改修和重筑，但位置基本未变。现存城门重建于元至正十一年 (1351年)，水陆两门并列。城外大运河绕城而过，吴门桥飞架河上，气势雄伟。盘门是苏州较完整的古城遗址，水陆城门并存在全国也绝无仅有。

盘门水闸

吴门桥 在苏州市区南，横跨京杭运河上。是出入盘门的主要陆路通道。北宋元丰七年 (1084年) 建，后毁损，南宋绍定年间 (1228-1233) 重建，并改称今名；明正统年间 (1436-1449) 苏州知府况钟再修，后又损坏，同治十一年 (1872年) 江苏省水利工程总局重修。吴门桥是一座联锁式单孔石桥，用花岗石筑成。桥全长66.3米、宽4.8米，桥跨16米，拱券高9.85米，是江苏省最高大的单孔石桥。南北两坡各铺设石踏步50级。北端金刚墙左右两翼砌有宽约0.6米牵道，为牵夫登船穿越桥洞的便民设施。此桥高大壮伟，与邻近的瑞光塔、盘门城楼浑然一体，为苏州城南重要文物古迹。

瑞光塔* 在苏州市盘门内。寺原名普济禅院，三国吴赤乌四年 (241年) 孙权为康居国 (在今中亚) 僧人性康建造。赤乌十年建13层宝塔，宋代名天宁万年宝塔，后重修时改为7级，更名瑞光塔。八面，砖木混合结构，仿楼阁式。塔身高约43米，轮廓线条较优美。1978年在塔心内发现五代经卷，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等珍贵文物，证实现存塔身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 (1008-1016) 所建。

真珠宝幢木函—通高124厘米，瑞光寺。1978年，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发现北宋大中祥符六年 (公元1013年) 真珠舍利宝幢，高122.6厘米，分别以木胎和夹□胎雕漆描漆制成，在水晶宝珠顶部饰以鎏金银丝串珠编成了九头龙和银狮，与其同出的还有珍贵的北宋刻经卷。

真珠宝幢—通高122.6厘米，瑞光寺。

留园* 在苏州市阊门外。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全国四大名园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1522-1566)，为太仆徐时泰的私园，称东园。清嘉庆三年 (1798年) 在东园旧址上筑寒碧山庄，因园主姓刘，又称刘园。刘与留同音，后叫留园。面积50多亩，分东、西、中、北四部。中部以山水为胜，池居中央，四周环以假山和亭台楼阁，长廊旋曲其中，廊壁上嵌历代书法家石刻300余方，为“留园法帖”。

东部以建筑为主，楼阁廊屋富丽堂皇。有着名的“留园三峰”，其中冠云峰是北宋花石纲遗物，高约9米，为江南最大的湖石。北部是小竹林和桃杏等树。“又一村”建葡萄和紫藤架，颇有田园之意。西部以假山为奇，土石相间，堆砌自然。北面桃园，称“小桃坞”。山前小溪，两旁桃柳。此园不仅建筑结构和装饰别致多采，而且以连绵不断的建筑如把景物分开，又使建筑物本身的窗樘沟通两面，将景物联成一体。

曲园 在苏州市人民路马医科巷内。为清末俞樾故居。清咸丰八年 (1858年) 俞樾到苏州，为久居于此，于同治十三年 (1874年) 在友人的资助下，购买马医科巷潘世恩故居西边废地，营建住宅。光绪元年 (1875年) 四月迁入新居。俞樾 (1821-1907)，清道光三十年 (1850年) 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浙江学政。为清代着名学者。曲园占地约5亩，中间5进，东边建有配房。1954年俞樾曾孙着名学者俞平伯将曲园旧居捐献给国家。

玄妙观* 在苏州市观前街。创于西晋咸宁二年 (276年)。旧观范围很大，几经毁建。现存较大的建筑主要有正山门和三清殿。三清殿重建于南宋淳熙六年 (1179年)，是当时名画家赵伯驹之弟赵伯骕设计。殿重檐九脊顶，下有高台，前有宽敞的月台，气势宏伟，为国内最大和较古老的道观殿堂建筑之一。殿平面长方形，长约45米余，宽约25米余；面阔9间，进深6间。虽经后代重修，但西南面还存宋代遗作。殿内梁架分明、暗两种。殿中砖制须弥座，高1.75米，分上中下三部，层次多，雕刻较华丽。座上是3尊三清像，泥塑，像外装金，神采俨然，亦系南宋旧物。

文庙* 在苏州市人民路三元坊。北宋景佑元年 (1034年) 创建，现存建筑除大成殿外，大部分为清同治三年 (1864年)重建。大成殿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一年 (1141年) ，重建于明宣德八年 (1433年)，面阔7间，长30米，进深13间，高20.5米。内部系木构梁架，檐下有斗拱，殿前有宽敞的月台，宏伟壮观。

西园 在苏州市阊门外留园路，与留园东西相望。明嘉靖年间 (1522-1566) 西园与留园的前身东园同为太仆徐时泰的宅园。后其子工部郎中徐溶舍园为寺，取名复古归原寺 (归元寺始建于元代，明为徐时泰的西园)。明崇祯八年 (1635年)，茂林律师住持该寺，宏扬“律宗”，更名为戒幢律寺。清咸丰十年 (1860年) 寺毁于战火，同治、光绪年间 (1862-1908) 陆续重建。现在西园是戒幢律寺及其西寺园的总称，为一组完整的佛教建筑。

戒幢律寺为江南名刹之一，布局严整，殿宇宏伟，佛像庄严。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堂、观音殿、藏经楼等。大雄宝殿重檐歇山顶，七楹南向，端庄雄伟。殿西即罗汉堂，屋宇深广，共48间，呈田字形。以佛教四大名山塑座为中心，泥塑金身罗汉五百尊，分单双号对称排列。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疯僧、济公两尊塑像，形象逼真。香樟木雕千手观音，构思奇巧，技艺高超。罗汉堂后是宽广明净的寺园。全园以放生池为中心，环池亭台馆榭，曲槛回廊，掩映于山石花木间。

怡园 在苏州市人民路。本是明朝尚书吴宽旧宅，清光绪初年为顾文彬所得，邀名画家任阜长等参与设计，耗银20万两，费时7年扩建而成。面积仅8亩余，布局精巧。园分东西两部，中隔一道覆廊，廊壁漏窗，图样各异。东部以玉延亭、四

2. 浮调文化，浮雕历史

1：关于浮雕的历史发展：

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原始时代折叠
原始时代的岩画、线刻，无论是模拟自然的写实物象或是装饰性的图案，其描写方法或造型模式多大同小异。尼罗河流域及地中海东部，各洞穴中所发现的线刻，其方法皆是先大略勾勒外面的形廓，然后予以着实的描写并刻成线形。随制作工具的发展，浅浮雕性质的岩刻也受到相应的促进。中国北方的原始游牧民族在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留下了大量记载他们生活历史的岩刻（或岩画）。这个地区的岩刻特点是，写实性强，多以牛、马、山羊、鹿、虎、豹等野兽和家畜为题材；原始艺术家们将图形绘于致密光洁的黑石上，后用专门磨出的尖锐硬石刻出图形，成为石刻浮雕艺术的早期表现。
新石器时代折叠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折叠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希腊古典雕塑折叠
希腊古典雕塑是西方雕塑艺术的典范。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建造大规模的神庙是出于对神的崇拜，这些神庙成为浮雕的主要载体。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的古希腊开始大量地运用浮雕来装点城市和建筑。包括三角楣墙雕刻、浮雕间板和饰带浮雕在内的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艺术，无疑是希腊古典雕刻遗迹中最伟大的作品。楣墙雕刻的高浮雕近乎于圆雕，；占据饰带矩形空间的是为数不少的浮雕间板，它们描绘了勒庇底人和堪陀儿、神祇和巨人、希腊人和阿马戎人的战斗场面。这些显然出自不同学派艺术家之手的浮雕间板，尽管雕刻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能将多样丰富的内容巧妙、得体地安排在特定的平面空间中，没有生拼硬凑之嫌。饰带浮雕象间板浮雕一样，沿着建筑向四面伸展，规模宏大。《游行行列的骑手》对透视缩短理解得更为完美，表现技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如恰当地缩小形象的最远的部分，而凸出的部分却保持高度上的一致；形象之间用相互穿插、依偎、重叠的方法，连续地传达浮雕的深度，以造成人的错觉。这种不断成熟的错觉深度的表现技巧，在珀加蒙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浮雕饰带《神祇大战巨人》中发挥到了极致。近似圆雕的高浮雕手法和渐远形体的大小交错排列，最大限度地暗示了空间的深度，整个构图形式则给予观者以强烈的运动感和冲击力。希腊浮雕艺术建立在卓越的写实基础之上，其人物造型结构严谨，解剖准确，表现出希腊人在写实造型方面的高超技巧。希腊人有注重“逻辑”和“求真”的传统，他们的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逐步找到了描写自然的方法。希腊早期的雕塑，衣服通常用凹线来表现，随着求真的发展，这些衣纹变为凸起的造型线，传统的二度空间被三度空间所取代。古希腊浮雕为西方艺术创造了一种美的典范，并在西方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奴隶社会折叠
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浮雕艺术以装饰形式在礼仪性器物上获得突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浮雕装饰纹样，它“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现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感情、观念和理想。”（李泽厚语）“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一种浮雕装饰样式。作为平展的兽面纹，它以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形象十分地图案化，雕塑技法的运用使之在器表的平面上表现出一种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繁荣，集中体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以后佛教造像与陵墓建筑之中。两汉时期为数众多的画像砖，是中国特有的浮雕艺术样式。它把叙事性和表现性统一起来，以生动的情节和传神的塑造，对当时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场面和神话故事予以形象的描绘。它的造型手法具有写实性，但其构图和空间处理却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方法，因此在把握对象方面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由。画像砖中最常用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是“平面浅浮雕”，其一般做法是在印模压印出的凸起却细腻平整的画面上再加刻阴线，勾勒出画像的细部，穿插其中的面和线使造型形象丰富而生动。对中国浮雕艺术而言，作为造型语言的“线”的大量运用，是富有审美表现力和民族气质的特点。除汉画砖外，西汉的石刻艺术如陕西霍去病墓的石雕，也呈现出线性表现的重要特征。在这里，线比立体块面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流动感，通过雕刻线条的运用，浮雕和圆雕结合一体，带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感、运动感和扩张感。东汉的墓室石刻艺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浮雕艺术的基本面貌。尽管它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雕刻技法或手法却变化较多，或剔地平雕阴刻，或剔地浮雕阳线，十分注重线型的凹凸处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和聪慧才智。
古代印度折叠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着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迩，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 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着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折叠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中世纪折叠
中世纪热带非洲的浮雕艺术，可以与世界各国同时代的浮雕艺术相媲美。它们通常以雕花的门窗、浅浮雕和铜质饰板等形式出现。它们对宗教生活保持着某种独立性，不属于崇拜观念的产物或注释。虽不具备建筑特征，可它们与建筑或与王宫和圣殿建筑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镶板》一作，在其中央的一位女性形象，是以近乎圆雕的手法雕刻的，性的特征被突出地加以强调；背板所刻满的几何形纹饰可能代表这样一些象征意义：三角形表示三位一体神，棱形代表女性特征。在这里，尽管意义是具体的，但其符号形式却是抽象的。贝宁的青铜饰板《将军与士兵》，严格遵循对称原则来构图，其变化因素在于装饰纹样的区别。雕塑的主体部分采用近于高浮雕的手法，突出了所要强调的中心人物。饰板上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处理的细部装饰，将青铜铸造的精致性予以充分的发挥，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文艺复兴时代折叠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折叠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
20世纪折叠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最近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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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郑古为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降于轩辕之丘，定都于有熊。黄帝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惜物爱民，被后人尊为中华人文始祖。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如今的黄帝故里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圣地，被评为国家AAA级景区。2000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市十大旅游景点之一。
` 黄帝故里景区位于新郑市区轩辕路，占地面积100余亩，黄帝故里祠始建于汉代，后曾经毁建，明清修葺。清朝康熙五十四年（1751年），新郑县令徐朝柱立有“轩辕故里”碑。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缅怀始祖功德。近年来，新郑市人民政府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了扩建。
扩建后的黄帝故里景区共分五个区域：广场区、故里祠区、鼎坛区、艺术苑区、轩辕丘区。祠前广场、千年古枣树、国槐荫荫、百年银杏松柏参参，“干坤浮雕圆盘”立于中道，轩辕桥下姬水可潺潺横流，“轩辕黄帝之碑”立于其右。故里祠中有前门、正殿、东西配殿，正殿中央供奉轩辕黄帝中年座像，两配殿有黄帝元妃嫘祖和次妃嫫母像。祠后建有黄帝宝鼎坛，树九鼎，黄帝宝鼎置于中宫，高6.99米，直径4.7米，重24吨，为天下第一鼎，其它分别为爱鼎、寿鼎、财鼎、仕鼎、安鼎、丰鼎、智鼎、嗣鼎，置八卦之位，鼎前有青石甬道铭文镌刻万年历史故事；两侧立有56个民族图腾玉柱；鼎坛四周建有楹联回廊，挂有当代名人歌颂黄帝功德的楹联。在鼎坛的北面是轩辕丘旧址，高大的丘内建有地穴覆土式建筑轩辕黄帝纪念馆，采用虚幻手法，展示黄帝风采。轩辕丘一侧，建有黄帝文化艺术苑，荟萃了丰富多彩的黄帝文化艺术。
叶落兮归根，故里兮牵魂。黄帝故里景区热忱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寻根拜祖，旅游观光。 http://www.hdgljq.com 故里网

轩辕黄帝故里,位于新郑市区西北部。汉代建祠，明隆庆四年（1570年）修缮 ，于祠前建轩辕桥，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于祠前立“轩辕故里”碑，1992年至今天重修、扩建。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为五帝之首。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有熊氏部落曾在新郑一带定居。其部落首领“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黄帝是少典的次子，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北），故称轩辕氏。黄帝幼时聪明异常，既长见识渊博，才干出众，遂继承父亲少典被拥立为有熊部落首领，故又称有熊氏。
五千多年前，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我国中原地区，氏族林立，大小部落成千上万。当初炎帝部落势力强大，最有威望。各部族听从他的号令，相安而居。到了黄帝时代，炎帝部落势衰。部落之间不断发生磨擦，甚至互相侵伐掠夺，侵占土地，抢劫财货，虏杀人口。炎帝不能禁止，人民生活不得安宁。黄帝修德整兵，习用干戈，以道义促使部落之间相安友好，以武力征伐强暴，制止侵略。许多部落慕其戚望，前来通好，仰仗归从。当时炎帝侵凌周围部落，黄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与之三次交战，打败了炎帝，使其归顺于已。这时，东方九黎部族兴起，强悍凶横，炼铜制作兵仗刀戟大弩，侵略其他部落。其首领蚩尤更是凶神恶煞，每次出征作战都身披斑斓虎皮，头带双角铜盔，所向披靡。其他部落闻听蚩尤到来，惊魂落魄，溃散四逃。蚩尤在东方扫平诸部落后，一路西上，侵占炎帝部族。炎帝与之交战，竟一败涂地，于是丢弃境域，率领部族奔往涿鹿，向黄帝求救。黄帝亲率部族，九次与蚩尤交战而不能胜，就联合以熊、罴、貔、貅、shu、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会合炎帝部族，在涿鹿郊野与蚩尤展开决战。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个个铜头铁额，凶猛无比，又惯使刀戟弓弩等武器，炎黄兵卒战胜不过。黄帝即命风后制作战车，采用战车合围战术冲杀。蚩尤大败逃至中冀，被黄帝大将应龙擒杀。
黄帝平定蚩尤，威名大掁。各部族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一致拥戴他为部落联盟首领。从此炎黄部族逐渐融合为一。接着，黄帝又打败北方前来侵扰的荤鬻部族（匈奴族的前身），在釜山（今河北怀来东）召集“万国”首领，庆贺天下太平，并“邑于涿鹿之阿”，休整士卒，养息生民。后来，他为了氏族的安全，又率领部族复归故里，“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为安抚百姓，他曾巡行四方，东至于海，南抵长江，西及崆峒（今甘肃陇右），北至河北燕山，初步奠定了中国的规模。
黄帝定都有熊，致力于各部落的繁荣与发展。他选贤任能，设官司职，治理天下。“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诸部落），建立起完备的部落联盟管理体制。
黄帝总结神农氏炎帝时代的农业生产经验，祭祀天地百神，划野分州，计田设井，教民因时播种五谷蔬菜，驯养畜禽。黄帝和他的臣下，有很多发明创造。传说他命大挠制定天干地支，用来计算年月日，从此中国有了年月日的计算，后人称之为“黄帝历”。命容成制作盖天（浑天仪之类），观察天象；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宿；命隶首作算数，制定度量衡之制，用来计量物之轻重、长短、多寡；命仓颉总结前人经验，制作象形文字；命宁封为陶正，制作釜、甑、碗、碟，进一步完备人们的饮食器物；命赤将为木正，共鼓、化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邑夷作大辂，挥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杵、臼；命伶伦定律吕，将竹管截成十二个长短不同的竹段，按照声音的高下清浊分为十二个音阶，制成各种乐器；命荣猨铸十二钟，以和五音；命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制丝，供作衣料；伯余制作衣裳和鞋子。黄帝作冕垂旒充纩，定玄衣黄裳，于是衮冕衣服之制兴。建筑宫室，以避寒暑。与岐伯、雷公探讨医药之学。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防治疾病。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繁多，成就辉煌宏大，遂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因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在位百年，死于荆山（又名覆釜山，今河南灵宝阌乡镇南），葬于上郡桥山（今陕西黄陵西北）。相传有子25人，得姓者14人，分为后世各国，不断繁衍，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由众多民族相结合的中华民族。因此，后人共尊黄帝为祖先，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居住着上万个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大小部落，为了对付其他部落的入侵或对外扩张，往往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当时，在这些部落中，有三个最为强大的部落。一个是居住在黄河中游南部嵩山东麓的有熊（今河南新郑市）这个地方的有熊部落，其首领是姬轩辕。他是一位很有智慧和能力，集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为一身的领袖人物。一个是居住在黄河下游济水一带（一说在今湖北北部与河南南部）的最为强悍善战的九黎族部落，其首领名叫蚩尤。一个是居住在陈丘（今河南淮阳一带）的神农氏部落，神农氏的首领称炎帝，已传到第八代榆罔。《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有蛟氏，生黄帝、炎帝。生而异德，黄帝以姬水成，故姓姬，炎帝以姜水成，故姓姜。”由此看来黄帝和炎帝还是同胞兄弟呢。
据说，在神农氏时代，炎帝是天子，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都要听从天子的命令。但是这时的神农氏部落已经没落，各氏族部落之间互相进攻讨伐，特别是九黎族部落，到处抢杀掳掠，使百姓深受其害，而神农氏炎帝榆罔又无力加以制止。这时的有熊部落正兴起，其首领姬轩辕经常出面调停部落之间的纠纷，以理服人，对不听劝告者，就以武力征服。这样，许许多多的部落已不再听从炎帝榆罔的命令。姬轩辕事实上已代替了炎帝榆罔的天子地位。炎帝榆罔为了挽回自己的天子地位，就出兵攻打那些服从姬轩辕的部落。这样，越是攻打，那些部落就越是归姬轩辕。于是姬轩辕就率领他的六七个部落在阪泉（在今河南扶沟境内，一说在今河北涿鹿县）与炎帝榆罔大战。经过三次大的战役，炎帝榆罔大败，归服姬轩辕。这样，两个部落联盟又联合，乘胜征讨肆虐百姓的蚩尤部落。姬轩辕与蚩尤交战，用的兵器是木棒、石斧、骨簇，而蚩尤这时已用上铜兵器，因此，初战连连失败。姬轩辕见一时不能取胜，就采用诱敌深入战略，将蚩尤引诱到地理环境陌生的涿鹿山（在今河北涿鹿县，一说是山西解县）之中，使蚩尤士兵粮食断绝，体力疲惫，然后乘着天降大雾，不辨东西，带着指南车，冲进蚩尤兵营，生擒蚩尤。

新郑最早称“有熊”
河南省新郑市在远古称“有熊”，这在历史书有明确记载。最早的记载是战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有熊在什么地方？《史记·五帝本纪·解集》说：“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唐杜佑《通典·州郡典七》说：“新郑县，汉旧县，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黄帝都于有熊亦在此，本郑国之地。”1931年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有熊，黄帝之都，即今河南新郑县。”1986－1993年版《汉语大辞典》说：“有熊，古地名，传说黄帝所建之都。故址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不仅历代史书这样记载，明代至民国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大清一志》、《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新郑县志》都一致记载新郑古为有熊。另外，如碑刻，金代刘文饶的《修德观问道碑记》曰：“郑，古有熊之国，黄帝所都。”明正德十二年《重修太清观志》：“河南新郑，古有熊氏之国也。”
以上历代文献、地方志和碑刻，告诉我们，从战国的《竹书纪年》至今，一致记述新郑古代为“有熊”。当代着名史学家李学勤在《始祖山中华圣地建设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常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新郑这个地方的传说究竟有多少可信性？我说从文献上来看，新郑作为‘有熊氏之墟’和作为‘少典氏之国’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经《史记》和《史记三家注》等书记载下来，应该说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人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怀疑这一点。”
至于新郑为何称“有熊”，何时称“有熊”，称至何时，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不少高论，一致说法是，新郑在新石器时代，可能有许多熊。少典氏族是以熊为图腾，所以这里叫有熊。少典氏族生活年代，有许多学者认为是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如考古学家许顺湛在给《新郑县文物志》作序时说：“依据古史文献来看新郑的历史地位，如果对照《新郑县文物志》，我们就会更加清楚，距今8000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是少典族阶段的遗留，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是黄帝族阶段的遗留……。”考古学家李友谋、马世之等皆持相同观点。至于“有熊”称至何时，汉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徙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由此可见，在商朝末，新郑还称为“有熊”。当代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82年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商》在商代，仍称新郑为“有熊”。

轩辕丘在何处？
既然黄帝是因居住或生于轩辕丘而得名，那么轩辕丘在何处？古代历史文献有三说：一是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说：“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此说难以成立。因为黄帝的父亲少典是有熊国君，有熊国在河南新郑，怎么可能跑到甘肃天水的轩辕谷生下黄帝？再说，史书没有记载少典氏在那里活动过。二是《山海经·西次三经》说轩辕丘在西王母所居住的玉山之西480里。玉山在哪里？在昆仑山附近，也就是海拔4－5千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那里能够产生像黄帝族这样强大的部族吗？三是说轩辕丘在河南新郑。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王钦若《册府元龟·帝王部》说：“黄帝初受国于有熊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天下名胜志》说：“新郑县城内有轩辕丘。”《大明一统志》说：“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清干隆二十九年轩辕故里碑刻说：“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乃当年故址。”清嘉庆二十二年和民国十九年《密县志》引《中州杂俎》说：“密县大隗镇南三里许有‘七圣庙’……新郑轩辕丘距此四十余里。”这就是说轩辕丘在有熊国即今新郑市区内。汉代在轩辕丘旁建有轩辕故里祠，至今犹存。

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究竟生于何处？古今许多学者认为，黄帝生于轩辕丘——即在今河南省新郑县。
《史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注谯周说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子”。皇甫谧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东晋学者王嘉在《拾遗记》中说：“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母曰‘吴枢’，以戊已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时有星之祥。”明代陆应明撰的《广舆记》说得更肯定：“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因名。”清代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生于轩辕之丘。吴乘权等辑的《纲鉴易知录》中说：“黄帝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姓公孙，国有熊（今河南新郑），故号有熊氏。”郭袁恒着的《历代帝都考》说：“帝王应天立极，必有建都之所，昔者庖羲氏生于纪（陕西巩昌府秦州）而为天下都陈（河南陈州），神农都陈而别营曲阜（山东衮州府曲阜县），黄帝生寿丘（开封府新郑县……。”郭氏认为“寿丘”当在新郑。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开封府志》载：“有熊国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其母附宝，感电光绕北斗而有妊，生帝于轩辕之丘，因名字……”当时的《大清一统志》注谓：“轩辕丘在开封府新郑。”1980年出版的，由清人吕世安辑、蔡东藩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记述的更具体：“少典国君之妃曰附宝者，祈于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妊，阅二十四月，乃生轩辕氏。因产于轩辕之丘，名曰轩辕，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县境。”此书虽为“演义”，但作者在序中说，书中之述内容，都是经过认真考证“史实”。1985年3月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清人袁了凡、王凤洲着的《纲鉴合编》记述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按黄帝母曰附宝，祈神于野，见在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月而生帝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轩辕邱在开封府新郑县境。”到了民国时期，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过黄帝的出生地问题。如1915年，方毅、傅运森等78位学者编纂的《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在解释“轩辕”条时就说：“轩辕史称黄帝，生于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县）。”在解释“黄帝”条时也说：“黄帝古帝，姓公孙，生于轩辕之丘，故曰轩辕氏。”1921年臧励和等23位学者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解释“黄帝”时说：“黄帝古帝王，姓公孙氏，生于轩辕之丘，故曰轩辕氏，国于有熊，故亦曰有熊氏。”近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黄帝生于轩辕丘。1955年，由史学家陈樨常编着、着名史学家顾颉刚、丹章枫校订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就说黄帝族在今天的新郑县。198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会出版杨剑宇编着的《中国历代皇帝录》中记载“黄帝，生于轩辕之丘（今河南省新郑县西北），起初居住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县西北）。”
大量史料说明，黄帝的许多活动在有熊（今河南省新郑）。首先是居于有熊，并且在有熊立国。最早的当是晋武帝时（279年）在汲郡（今河南汲县）发掘出战国魏襄王墓里的《竹书纪年》中说：“黄帝轩辕氏，居有熊。”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述，“或言县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人徙居此，故曰‘新郑’。”其他如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唐人李泰等撰的《括地志》，宋人郑樵的《通志》，罗泌的《路史》，包括《史记》注，也都说黄帝居有熊，并在有熊建都。此种说法，自古贯今，比较一致。黄帝在有熊的活动更是举不胜举，并且还有许多遗址。战国时庄周的《徐无鬼篇》说：“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郦道元《水经注》说：“大隗，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今新郑县西南有具茨山，上有黄帝避暑宫。”《天下名胜志》载：“自然山（新郑西二十五里）……有轩辕饮马泉。”清干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载：大隗山畔有“黄帝御花园”，传为黄帝种花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郑玄说：“风后，帝三公也。”清干隆《新郑县志》解释说：“庄子似以人名名山矣，故风后顶亦取黄帝六相之称，而此山在密境者有力牧台、大鸿山，皆其类也。”据传，风后辅佐黄帝有功，封其食邑在大隗山风后顶。《旧志》载，在具茨山有：大鸿山，传为黄帝臣大鸿屯兵处；讲武山，传为黄帝与风后讲武处；讲武门，又叫轩辕门，传为黄帝讲武处；力牧台，传为黄帝拜将台；卧龙台，传为黄帝访广成子问道处；摩旗山，传为黄帝插旗炼兵处；灵崖洞，传为黄帝问道处；还有三女冢，传说黄帝的三个女儿同死合葬于此，化为柏松等等。围绕这些遗址，当地流传着许多有关黄帝的神话故事。
为了纪念黄帝的功德，永记先祖的恩惠，当地人在风后顶上筑建了“轩辕庙”。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新郑知县许朝柱还在新郑县城北关镌刻了一块大石碑，上书“轩辕故里”几个大字。干隆二十年（1775年），新郑为黄帝重修“始祖庙”，立碑记载：“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有轩辕邱遗址。”道光二年（1822年），新郑儒学界重修文庙，立碑记述：“新郑为轩辕黄帝故都，文明肇启有自来矣”。

4. 玛尼石刻的西藏石刻艺术

在佛教活动较为兴盛的地方，常可以看到不少屈膝俯首，专心刻玛尼石的人们。他们中有专为宏扬教法、长期以刻玛尼为生、技艺精湛的游僧。有的是一些技艺稚拙的民间艺人。后者多是怀有一种虔诚的夙愿，或为家人及亲属祈福而刻。每刻一块是向神佛的一次祈祷，在西藏，专以刻玛尼石为生的艺人或游僧，大多是地位贫贱的人。刻玛尼石虽是一种神圣的宗教活动，但对刻石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谋生的方式。转经的人们常向石刻艺匠奉送一些钱物或别的什么施物，然后选择一块自己所需的玛尼石块放置在玛尼堆上，或神山圣湖边、寺庙神殿旁等，也同样会获得神佛智慧。有的朝佛人还将寄以自己愿望的石刻当作圣物供于家中，或带到遥远的佛域圣地。玛尼石的广泛流通使玛尼石刻艺术随之遍布西藏各个角落，同时由原来的宗教性开始融人装饰与美化性。在寺庙，神殿，佛塔，或专为其建设的墙壁上嵌上玛尼石片，在住房的门媚上挂放玛尼石等，这些都具有崇拜与审美的双重意义，有的地方还专修了玛尼神殿，藏名称“玛尼拉康”，殿内四周全部镶嵌玛尼石刻。
随着藏传佛教文化的迅速发展，及其不同的地域资源，姊妹艺术及异地文化的影响等不同因素，西藏玛尼石刻逐渐形成其内容多样，种类繁多，风格独特的艺术石刻门类。以佛、菩萨、护法神抵、供养、高僧、悔罪与祈祷、经咒与苦句等，这些充满宗教意义的形象、符号，作为玛尼石的表现内容随处可见。西藏玛尼石刻的制作风洛也以康、藏、卫不同区域日趋形成。基本分为线刻、减底阳刻、浅浮雕、浮雕以及综合技法运用等不同种类。
线刻、减底阳刻，多发现于昌都、阿里等地。线刻，即为线描阳刻，减底阳刻，是在线刻神佛形象周围稍凹面减底，使造像凸出，强调层次与空间感，突出主体形象。这类石刻大多采用石质坚硬的河卵石。昌都石刻多以鸟、兽首人身，护法神抵等形象为主，历史较为悠久，规模浩大，工艺精深，画面布局严谨，构图变化因石而定，多出自专家之手。以察雅县为例，象小山一样的河卵石刻到处可遇，称得上西藏玛尼石刻的自然宝库。
昌都及康区一带是至今保留本教寺庙最多的区域，自然神及动物神是本教追崇的偶像，所以这一现象成为昌都石刻艺术的特征之一。
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古格是古象雄文化的发源地。古格王宫遗址前土丘上摆放着数以百计的白色卵石，这些石头本是嵌入祭祀墙壁内，因日久脱落下来。在这些石头上都刻有佛、菩萨、供养、罗汉等形象，多为阳刻减底。因为这种石质坚硬，线条大都较浅，也不如昌都河卵石刻线条那么规整流畅。在此地同样有大量色泽不同，石质较软的河卵石，可很少雕有玛尼，佛像，由此看来，这些白石是作为崇拜而刻制的。崇拜白石，是西藏早期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人们常将一些白色的小石头集中一起，或放在玛尼堆上，或垒在田头路边，以此祭祀神灵，事事平安。 在西 藏玛尼石刻中，最为常见的是造形多变，内容丰富的平板石刻。这种石刻多属浅浮雕，或线刻与浅浮雕的综合技法。所谓浅浮雕，只是在线刻的基础上增加斜面成立体感，有的直接运用斜刻刀法，即造形概括，用刀简练，这一风格多流传于拉萨、日喀则、山南，甚至遍及西藏各地，至今兴盛不衰。
桑耶寺是西藏第一座寺庙，寺内藏有大量浮雕神佛石刻，布局，造形非常规范，可谓精雕细凿，形神兼备，为西藏石刻艺术之精作，它展示了西藏玛尼石刻艺术发展到一个高的境界。由于这种石刻技术性强，在民间很少流传。 技术及刀法在西藏玛尼石刻中一般不多强调，这与民间艺匠大量参与有关，他们所能发挥的受一定局限性，河卵石线刻以及那些造形规范的石刻多是在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宗教环境下所产生的。相比之下，民间艺匠灵活多变的手法更富有情感，具有石刻艺术表现力。造形自然，线条随意，不拘于规范，有的甚至完全照自己的意愿去刻。他们的目的只是为祈求神佛的虔诚愿望。刻一块玛尼犹如朝一次佛，念一遍经，刻的佛神形象越多，越多得神佛恩泽。刻多了熟能生巧，自我风格也就形成了。他们在雕凿前一般不作稿，多靠经验和感觉。在刻的过程中主要求其心意，再顾其形似，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得心应手，其它无所顾及，这也是民间艺术的特性之一。在民间艺人的刀下也有他们把握的规范，那就是所造神佛外形特征和标志。如佛、神手中的道具，帽冠形状，站立还是盘坐的姿势要明确，只要抓住这几个要则，其它是否比例适当，造形准确等技术方面就不关紧要了，艺匠们可以自由发挥。所以同样的佛尊神像，在不同艺人的刀下千姿百态，甚至同一个艺人所刻也是千变万化。正因为有以上因素的存在，在民间艺匠的刀下自我意识也就多少表露出来。 刻玛尼石虽是一种信仰与崇拜的目的，同样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方式。玛尼石中的装饰性，趣味性，神的人性化等，这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生了一种美的效果。喜乐佛是密宗修法的一种高境界的象征，但人们又很容易将他与男女之间的乐事相关联。在一些石刻中，男女之神分明就是男人和女人。面目狰狞的威布念刚本应是威猛恐惧的形象，可在一些民间艺人的刻刀下变得栩栩如生，生动有趣。佛陀神抵是人们心目中智慧、善良的偶像，民间艺匠着重强调其面部的夸张，这就出现了比例失调的现象。当然不能排除由于造形技术的限制而产生的变形，稚拙与粗犷的特殊自然效果。
在拉萨等地一些玛尼石刻中常可以看到在经咒旁刻有鱼、青蛙、蛇、狗等小动物形象，其涵意多种。佛教徒认为，人在神佛面前都是有罪的，因为人的活动必然伤害其它生灵，包括有意和无意。所以人们转经，念经，刻经也就是为求得神佛宽恕，将来好升天转世。藏传佛教反对杀生，但无意中的伤害也是难免的，人们这就将它们的形象刻在六字真言经咒旁，以示赎罪，并祈祷幼小的灵魂升空转世。牛羊头角安放在玛尼堆上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也不能排除早期动物崇拜思想的影响。 西藏玛尼石的形成与发展，与西藏绘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线描转化为线刻是向主体的进化，单纯的平面线刻还不能达到象色彩对比那样使主体形象突出。民间石刻艺人便运用减底的办法将形象与周围区分成凹凸两个空间面，较坚硬的石头采用阴阳对比的办法突出主体形象，有的直接运用染色的办法，使主体的造形与色彩的象征语言相融合，以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西藏玛尼石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表现方式，与其它艺术相互吸收共存与发展，在藏民族文化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虽不象西藏绘画、铜雕等宗教宫庭艺术那么精美、辉煌，但它显示了宫庭艺术所没有的粗犷、自然、纯真与朴实美，这正是藏民族的风格。
流动和的玛尼石标识：万螺印
万螺印由卍字符、法螺、手印结合而成，意为光明法音遍布之密印，代表着“全球玛尼石安放功德藏”的缘起能够让更多众生的心续生起真实无伪的慈悲心！

设计缘起
法螺为佛教八吉祥之一，在八吉祥的象征中，它用来比喻佛之法音犹如螺声之远扬，广泽大众。右旋法螺代表吉祥法音无碍遍布法界，也象征无限大悲之心无尽地 转动，蕴涵参与“全球玛尼石安放功德藏”的大众广大发心，利益周遍十方三界所有众生的祈愿。“卍”字符是佛与佛教的标志，它以中心圆点为轴心，化现东、 南、西、北，共五方，分别有五方佛住持。“卍”字符源于古代搅拌的大海，又称喜旋，象征佛法真理无生无灭。在这里，法螺被赋予母亲环抱的含义，它着圆形 “卍”字符，喻义佛子发心去安放玛尼石、用心来护持利生事业与菩提之心。“卍”字符形象是静态的，但表示转动之意，法螺形象为动态的，二者动静结合代表观 音心咒“嗡玛尼呗美吽”的智悲解脱之功德遍布法界。
万螺印整体的形状如藏式圆形莲花的花蕾，含苞待放，生机勃勃，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希望，喻义在有情的心中激荡起佛法正脉，它也贴合了这个时代新的生机。
万螺印的设计缘起和“全球玛尼石安放功德藏”中“藏”字的涵义善巧吻合，蕴意着佛法无穷无尽的转动，如转动的无尽藏，以无生大悲妙力广利法界如母等空有情，唤醒众生的善心、觉悟之心，从而了悟生命实相，从轮回苦海中解脱，证悟菩提！ 玛尼石是藏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大都刻有佛教的六字真言、慧眼、佛像造像以及各种吉祥图案等等，以期祛邪求福，积累无量福慧。玛尼石可组成为玛尼堆或玛尼墙，在西藏乃至各地的山间、路口、湖边、江畔，几乎都可以看到。
“玛尼”来自梵文佛经《六字真言经》“唵嘛呢叭咪哞”的简称，因在石头上刻有“玛尼”而称“玛尼
石”。
藏族人形容牢固不变之心为“如同石上刻的图纹”。藏族认为在石头上留下的痕迹保存久远，如格萨尔的足印、栓马石印、马蹄印以及某历史名人的脚印等。
人们刀笔不停，艰苦劳作，在一块块普通的石头上刻写上经文以及各种佛像和吉祥图案，并饰以色彩，使平凡的石头变成了玛尼石。虔诚的藏族信徒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把日夜默念的六字真言纹刻在石头上，这些石头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灵性，给他们带来吉祥如意。
玛尼石安放引介：
玛尼石本身是观音菩萨的慈悲心化现，无论安放、结缘以及供奉，都需要持有绝对的恭敬心，在将这样一颗可以利益六道众生的如摩尼宝一样的玛尼石安放与 你所缘的任何地方时，要真诚心的观想在安放的当下，愿此处的一切众生都能获得解脱和必然解脱。并观想自身为观音菩萨以玛尼石来放出无量慈悲的光明照触十 方，并且以仪轨摄持整个安放过程：前行、正行、回向......功德圆满！
居家安放：
玛尼石可置于家中或公司，有条件的佛教徒可安放供奉在佛堂供桌上，若无条件，只需安放在家里洁净而方便的地方即可。总之只要是可以利益众生但又不会损坏、玷污玛尼石的地方都是可以放置的。玛尼石所在之地，如同大悲观世音菩萨亲临，其超越一切的慈心悲愿会加持此地，转化磁场，改善环境，化戾气为祥和，直至轮回空尽前守护着我们的家人和此地的有情究竟解脱！

5. 在中国哪个艺术学院最好

西安美术学院比较好考

四川美术学院也差不多 其他的有点难哦

不过具体情况要看你是哪里的考生

想广州美术学院 比较歧视我们广西这边的 整个广西一年能有几个算不错了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成立于2001年，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及网络多媒体教学科研的院校之一，是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依托于中国传媒大学深厚的国内外影响力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综合性学科背景，在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及网络多媒体教学科研方面现已形成跨学科、跨媒体、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整体特色与优势。
学院概况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设有动画系、数字艺术系、游戏设计系和艺术基础部四个教学机构，并设有动画研究所、数字技术与艺术研发中心、《中国动画年鉴》编辑部、亚洲动漫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以及北广映画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汉唐影视动漫有限公司等动画实践机构所搭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动画人才培养平台，以及由央视动画公司、三辰动画公司、安瑞索斯、水晶石、杭州文广集团等构成的一流的动画实习基地，形成了融教学、科研、创作、制作于一体的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及网络多媒体教学研究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动画学会教育委员会所在地。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以“大动画”的全局视角将各专业有机串联、既互相独立又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科学、有序、有机的“大动画”教学生态环境。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现已拥有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游戏设计3个二级学科点，具有完整的动画、数字媒体艺术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本科设有动画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下设动画编导、动画设计、数字动画、游戏设计、数字影视制作、网络多媒体等专业方向；硕士设有动画创作与研究、 动画艺术理论研究、动画产业研究、 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研究、 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应用研究、网络多媒体等多个方向；博士设有动画学理论研究、动画产业研究、数字媒体艺术学理论研究、数字内容研究等方向。动画学院不仅是 “国家级动画教学研究基地”，还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动画交叉学科建设单位、北京市教委指定“大学生动画设计大赛”承办单位、国家教育部质量工程“动画特色专业建设”单位、国家教育部“动画专业青年骨干教师培训”基地，并于2008年7月，被评为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6. 想知道: 成都市 蓝顶当代艺术基地 在哪

蓝顶艺术馆在荷塘月色，坐公交车去可以在成仁公交站坐31路到达终点，再走15-20分钟左右到达，总时间在一个半到二个小时。如果打车要收取跨区费用，比较贵。最好是喊个优步或者滴滴，到荷塘月色后就能看到蓝顶艺术的指路牌。

7. 中国最大的动漫基地在哪

中国最大的动漫基地在深圳市动画制作中心
2005年5月27日，广电总局批准建立了第二批共6个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深圳市动画制作中心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动画产业园
苏州工业园区动漫产业园
无锡太湖数码动画影视创业园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通动画股份有限公司

加上首批的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三辰卡通集团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湖南金鹰卡通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动画产业园
常州影视动画产业有限公司
上海炫动卡通卫视传媒娱乐有限公司
南方动画节目联合制作中心等9家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4个教学研究基地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
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等4所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

广电总局一共批准建立了19个国家动漫基地

8. 长沙市哪里有制作功德碑的厂家

你可以去高桥石材市场那里有专门制作风格背的返家，他们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和内容专业定制功德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