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至上是日本哪个作家

⑴ 川端康成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自幼失去父母，16岁时与之相依为命的祖父也去世。他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孤儿的生活感受对他后来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0年9月，他进入东京大学英文系，第二年转入国文系。在东大期间，他热心文学事业，积极参加编辑出版东大文科系统的同人杂志《新思潮》（第六届）。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其中《招魂节一景》获得意外好评，打开了他通向文坛的大门。

1924年，川端从东大毕业。他决心走上文坛，成为专业作家。同年10月，他和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一起创办同人杂志《文艺时代》。他们受欧洲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等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以及“革新文体”，用以对抗既成文坛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新感觉派衰落后，他创办《文学界》杂志，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的文学运动，发表了一些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如《水晶幻想》等。

川端前期作品一是描写他的孤儿生活的孤独感情，描写他的失恋过程和痛苦感受。二是描写舞女、艺妓等处于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活的追求。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十六岁日记》（1925）、《伊豆的舞女》（1926）、《致父母的信》（1932）等。其中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作者的成名作，描写一个20岁的高中生在旅游途中与一个14岁的卖艺舞女之间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经历，充满了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情调。

他战后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走向成熟与完美。他的作品集传统的美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东西文学精华为一体，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他以《雪国》（1937~1947）、《千只鹤》（1951）和《古都》（1962）三部中篇小说荣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以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作家。《雪国》描写贪图享乐、坐食祖产的东京人岛村3次去雪国同艺妓驹子相会的故事。表现了下层艺妓对生活的无望追求、对爱情渺茫的期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千只鹤》写主人公同亡父的情人及其女儿间的恋爱故事。《古都》主要描写一对贫寒的孪生姐妹，分别在贫富不同的两个家庭中长大成人，重逢相识而又分离的故事。

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100多篇中短篇小说。由于深受佛教禅宗和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的可能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郁闷（如美的理想难以突现，对爱的追求不能得到满足，面对老年和死亡感到不安和恐惧等），有着独特的创作风格。

由于在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川端在战后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金奖章。如1948年起任日本笔会会长，1958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会长，1960年获法国艺术文化勋章，1961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1968年10月，瑞典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奖金授给他，表彰他以卓越的感受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髓”。

⑵ 详细解析一下芥川龙之介的《戏作三昧》

你是想详细解析戏作三昧还是要戏作三昧和地狱变的对比？

我个人认为《戏作三昧》和《地狱变》的主要思想不是表达芥川的人生观的，而是阐述芥川的艺术至上主义思想。

《戏作三昧》通过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泷泽马琴一天中所遇到的人和所发生的事， 表现了马琴先生所遭遇的艺术与道德的矛盾、艺术与人生的矛盾和艺术与权力的矛盾。作者其实也是用马琴来指代自己，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立场，从而体现出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和人生观。

《戏作三昧》与《地狱变》是芥川龙之介探寻艺术与人生关系的重要作品，在《戏作三昧》中，芥川龙之介通过江户时代的读本作家曲亭马琴摒除杂念，一心专注于小说写作的精神，阐述了艺术至上主义的真谛，而在《地狱变》中，芥川龙之介也借助画家良秀对艺术的狂热追求来表明作者艺术至上的主张。

芥川龙之介的艺术观即“艺术至上主义”，“艺术至上主义”是德国剧作家、哲学家、诗人席勒和英国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所主张的学说，他们认为“艺术的起源是以游戏本能的驱动这一信条为出发点的，艺术是与实用本能乃至功利主义完全无关的游戏本能”，这是一种“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点。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活动是从反自然主义时机高涨中脱胎出来的，深受永井荷风等一批唯美派文学作家的影响，而芥川达到了唯美主义的极点，形成了以艺术自身的完成为目的的艺术至上主义，在芥川1917 年发表的小说《戏作三昧》中，实际上就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一思想。

《戏作三昧》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正致力于艺术至上的艺术家形象。于名，他淡薄毁誉，在澡堂中遇到两位读者对其作品褒贬不一时，虽有些许心旌，但无论褒贬，最后还是能坦然处之；于利，他厌恶铜臭，当书商和泉屋市兵卫请求马琴写点稿子时，马琴断然拒绝，甚至于对书商下了逐客令。艺术与名利的对决中，孰胜孰负，结果显而易见。而在艺术与政治、道德的对决上，虽然艺术的胜利没有如在名利的对决中一样昭然若揭，但读罢全文，也能略知一二。

日本学者荒正人在对《戏作三昧》的解说中提到“那一夜戏作三昧的身影，正是芥川龙之介的自
画像。”芥川通过塑造马琴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待艺术的态度，然而，比起艺术与名利的探讨，《戏作三昧》中对艺术与道德的阐述显得捉襟见肘。

《戏作三昧》中有了艺术与功利、艺术与政治的较量，但却没有出现艺术与道德二律背反的
困境，功利和政治的舍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也许并非难事，但是道德的无视，却是最难及至的。

在《戏作三昧》发表后的翌年，芥川创作了另一篇探索他艺术至上追求的小说《地狱变》，这篇小说里，他弥补了《戏作三昧》对艺术与道德阐述的不足，将焦点集中在了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上。

《地狱变》中芥川欲通过良秀这一画师来阐释自己艺术至上的主张。良秀是一名狂热追求艺术的画家，他对堀川大公说，若不是自己亲眼见到的事物，他便无法画出。良秀是一名狂热追求艺术的画家，为了创作《五趣生死图》，“他就不画眼前的活人，却静坐在街头的死尸前，仔细观察半腐烂的手脸，一丝不苟地写生下来。”而为了创作《地狱变》屏风图，他养了毒蛇、猫头鹰，利用猫头鹰来攻击他的弟子，以求获得画画的素材，更令人深感他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颇具争议的那一段。

为了完成《地狱变》屏风图，他请求大公在他的面前烧死一个女人，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女人竟是他心爱的女儿。当烈火焚烧他的女儿时，在短暂的绝望与悲伤之后，小说中这样描写了他艺术的法悦：大概他已忘记身在大公的座前，两臂紧紧抱住胸口，昂然地站着，似乎在他眼中已不见婉转就死的闺女，而只有美丽的烈火，和火中殉难的美女，正感到无限的兴趣地———观看着当前的一切。奇怪的是这个人似乎还十分高兴见到自己的闺女临死的惨痛。不但如此，似乎这个时侯，他已不是一个凡人，样子极其威猛，像梦中所见的怒狮。

可见，为了艺术，良秀已经完全摆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沐浴在艺术法悦的激情中。

芥川探寻艺术至上主义的两部作品，各自塑造了一名追求艺术至上的艺术家形象，在面对渣滓人生的种种矛盾对决中，两位小说的主人公的表现不尽相同，《戏作三昧》中的马琴将渣滓的人生洗净，最后绽放了艺术的光芒，《地狱变》中的良秀不惜一切，实现了他艺术的法悦，却不能说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因此，与《地狱变》中的良秀相比，《戏作三昧》中的马琴更符合纯粹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形象，芥川追求的艺术至上主义也在《戏作三昧》中阐释得更为完美、纯粹，从艺术至上方面考察，毫无疑问，《戏作三昧》是芥川优秀的作品，小说中不辞辛苦、对艺术孜孜以求的艺术家形象，也是芥川不折不扣的自画像。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谢谢！

⑶ 关于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

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1915)、《鼻子》(1916)、《芋粥》(1916)、《手巾》(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7年至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6个短篇为书名。

龙之介的小说始于历史题材，继而转向明治文明开化题材，最后写作现实题材。1927年7月由于健康和思想情绪上的原因，服毒自杀，年仅35岁。

在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学中，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影响的确深刻而久远。这种影响体现在“芥川文学”特异的文学价值上，体现在“芥川之死”包含的文学史分期象征意义上，也体现在着名的日本纯文学大奖“芥川文学奖”上。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是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晚年弟子，也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芥川亦将日本短篇小说的文学类型发展到极致，同时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了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

超越历史的历史小说

从小说样式上讲，芥川尤为擅长的当然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杂志，获得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鼻子》的创作特征是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名着《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一个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进行了再度创作。芥川的优秀作品多为短篇，包括闻名遐迩的《罗生门》。《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原作出处也是《今昔物语》。不过，根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却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显现为一种没有任何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也就是说，《今昔物语》仅在如实描写“盗贼窃物”的人类行为，那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性”描述，其间并无任何意义或理由，也没有任何探寻或怀疑的意愿，只是一种赤裸裸的空虚景象。

因而，在那样的古典作品中人性的要素已然剥离，仿佛存在的不是人类，人类仅仅还原为一种愚蒙的“物象”。———这便是原装历史典故的本来面貌。不妨说，芥川改写历史典故的理由亦在于此。在前述文学史论家眼中，芥川必须给那样的“存在”增添人类的“认识”与“逻辑”。事实上，芥川历史小说的确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因为在他类似的作品中，几乎统统具有一个凝神关注的特异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描述，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以前述名作《罗生门》为例，该作是芥川二十三岁时的重要作品，小说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世态凋敝的京都黄昏，主人公则是罗生门下避雨的仆人。仆人已遭解雇，走投无路，在无助的命运中茫然无措———或者饿死或者沦为盗贼，别无他途。他为避雨爬上门楼，却发现一个老太婆蹲在横七竖八的尸骸堆中，正在揪拔死人的头发。老太婆在做死人头发的营生，用死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出卖。她的理由是，不这样自己就会饿死。她说这些死人假如还有生命，也会同样如此。仆人听了老太婆的这番话，三把两把剥下她的衣物，一脚将她踢在死人堆中，迅疾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这就是小说《罗生门》的基本线索。芥川的描写自然是十分生动、充满悬念的，但这里尤为重要的，却是芥川意欲在故事中探究的抽象理念或问题———仆人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境况或生存理由中，是否便摆脱或脱离了现世的道德规约？

芥川龙之介仅仅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并未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眼中，那不是文学的任务。《罗生门》发表之初，其实并未引起太大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评价才越来越高。同样，《地狱图》也是芥川十分重要的历史小说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是技艺超群、遭人嫉羡的画家良秀。在权倾一时的堀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那幅“地狱图”画作。然而年轻女人焚死槟榔毛车的中心画面，画家却苦于无从构想。小说同时写到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极欲占有却终究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给他一个女人焚烧毛车。于是，在当日山庄的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正是身着华装的良秀之女。面对烈火之中痛苦痉挛的爱女，令人惊异的是在凝视惨剧的良秀眼前，竟仿佛浮现出“恍惚中的法悦光辉”。相反堀川大公却在痛苦地剧烈喘息。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名画之后悬梁自尽。小说的描写也是惊心动魄、环环相扣的。说到底，芥川龙之介是在通过这种极端化的人间悲剧，描写权力与艺术的对垒。为此，《地狱图》也被称作芥川“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而在读者眼中，十分重要的仍是作品之中蕴涵的、作者一以贯之的观念性或艺术性探究———画家良秀宁愿亲女焚死的艺术至上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无情或残酷？或者，“艺术至上主义”的基础与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日本走向世界最前端

作为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尤为重要的创作生涯前后不过十多年时间(1916—1927)。但“芥川文学”的影响力却强韧而广泛。从创作倾向上看，芥川厌弃自然主义文学的忠实告白。为此他的文学起步，题材上选择了无关乎“自我”生活的往昔世界。前述《鼻子》、《罗生门》、《地狱图》等，加之《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几乎统统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历史小说。比较而言，芥川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芥川龙之介却以自身近代式的理性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因此有观点认为，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毫无疑问，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气度也曾受到文学巨匠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影响，他的现实生活同样异常纯粹，一切围绕着文学。他也十分了解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化艺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包括和歌、俳句、现代诗歌、古代美术和戏剧等，均有深入的了解和造诣。因而，芥川又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于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这些评价，多为传统性的普遍说法。

最后，一种另类批评或许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当代日本着名文论家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作中，也曾提及举足轻重的“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但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装置”或超越论式意义，并无充分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惟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认为十分重要的，并非芥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此类作品(“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

结合在一起，芥川使“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

这样的评价的确非常有趣而独特。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柄谷说，芥川龙之介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那样的问题，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龙之介的观察基点是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柄谷行人的这些评价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但却同样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死时年仅35岁。一般认为，“芥川自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样态或状况密切相关，在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的文坛状况下，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到了强烈的时代骚动与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恍惚的不安”)。其过分敏感的神经亦令之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他发现自己的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开始逃向了通俗小说的领地，而过分清高的芥川却苦于无法效仿。他曾表述了自己心中的苦闷状况———“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当然“芥川自杀”也有健康和生活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讲，“芥川之死”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文坛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日本文坛称之为“第二个北村透谷”，更将“芥川之死”看作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现代日本文学史的起始象征。

⑷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送给舅父芥川道章家寄养，后成为芥川家养子，更姓芥川。舅父是没落武士出身，虽有薄产，但还需依靠供职的薪金过活。养父尚喜南画与俳句，居住地区又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萃聚之处，芥川自幼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生活，因此熟通琴棋书画。

他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异常敏锐，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1913年中学毕业，以优等生被优先录取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

大学时代，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是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对他影响更深，如斯特林堡、法朗士、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萩原朔太郎》）。这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思想倾向上，他有早期法朗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和波德莱尔的悲观厌世情绪；在艺术观念上，他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观。他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参加了“新思潮”文学组织，并是其中得力的一员。后来经文友的介绍加入了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成为夏目的门生。在夏目指导下进行创作，取得了文坛上的名声。

大学毕业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任教。这时期出版了小说集多种，成为当时知名的作家。1919年3月辞去教职，加入“每日新闻”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3月曾被新闻社委派到中国考察，先后旅行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北京、沈阳等地，因身体健康不佳和中国动乱，不得不提前回国。在中国，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不少中国名士，也目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这些内容都写进了《中国游记》里。

芥川龙之介晚年过着“多事、多难、多忧”的日子。他身体病弱，精神恍惚，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引起思想的恐慌愈来愈严重，加之家族经济的负担加重，使他悲愁难消、痛苦难解，终于在1927年7月24日凌晨服毒自杀。他的死是社会问题。他在遗书中说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致友人书》），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感觉导致出自戕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个敏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动荡不安和矛盾加剧的社会面前的恐惧感和绝望感。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还写下不少童话、小品、随笔、札记、评论、戏剧等等，他为日本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所以篇篇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新颖、俊逸精当，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之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巨擘”；又由于他的作品奇特、别致、诡谲，所以他又被称为旷世的“鬼才”。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他那个时代称之为“短篇小说全盛时期”。

芥川龙之介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他辞去教职而专事文学事业的1919年为界，前后两期在创作倾向、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以历史小说为主，他发挥了自己学识丰富的特长，广采历史轶事、传闻，写出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历史小说。他的两篇成名作品《罗生门》（1915）和《鼻子》（1916）都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文学集《今昔物语》，利用历史的场景，写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事。《罗生门》写在古代平安朝末期，灾难横生，京都荒凉，一个被解雇的仆人走投无路，来到罗生门楼避雨，见门楼上尸骨如山，一个瘦弱老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他本想申斥老妇的不义行为，转念在生死攸关之时无道德观念可言，旋即持刀胁迫老妇，剥其衣裳而去。《鼻子》描写一位寺院方丈，鼻子长半尺，受人讥笑，使他甚为苦闷。他多方求助偏方，使鼻子短如常人状，但又招来更多的人讪笑，这更使方丈不安，以致日夜苦恼，忽然一夜鼻子长如以往，才使方丈安心。这两篇作品，洗练精悍，立意奇巧，而且语言幽默、诙谐，得到夏目漱石很高的赞赏。前篇借用仆人的转念，深刻地揭示人们在生死关头，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后者以方丈鼻子受尽别人的嘲弄，披露了人们专以别人不幸而快慰的阴暗心理。尽管作品让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他把人情的冷漠看成是人类堕落的深渊。

《戏作三昧》（1917）描写的是封建末期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晚年的一天生活，通过马琴潜心于完成终生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活动，吐露出芥川创作的甘苦，表达了他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笔下的马琴是“想表现我内心活动而假托的马琴”（《致边渡库辅书》）。

《地狱图》（1918）也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某傻子的一生》）。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柳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19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当时社会思想活跃，民意沸腾，反政府的群众活动不断涌现，革命的、民主的力量迅速增强。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冲击了芥川的书房，使他从艺术迷宫中走了出来，关注社会的激变。在创作上，他开始脱去历史的外衣，逐渐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第一篇具有鲜明现实倾向的作品是短篇小说《桔子》（1919），它是一幅列车上的即景写生，寥寥几笔，勾画出一幅生动感人的画面。一个乡村小姑娘去城里做佣人，在停车的三岔路口上见到前来送行的三个弟兄，她探身窗口报之微笑，并把手中的几个桔子酬谢了弟兄。贫家孩子姐弟之间的真诚情谊跃然纸上，使人感到社会的光明。在一旁观看的“我”“顿时恍然大悟”，“忘记那无形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作者捕捉到劳动人民的真挚淳朴的情感予以表现，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和对人类的希望。《桔子》是他作品中少有的对生活抱以明快心情的佳作。

继《桔子》之后，芥川又写出表现近代知识青年生活苦恼的作品：《保吉的札记》（1923）、《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1924）、《秋》（1926）以及《玄鹤山房》（1927）等。

《玄鹤山房》以老画家崛越玄鹤死前病榻的生活为中心，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明争暗斗。画家的女儿女婿从不把重病的父母放在心上，而是希望父母早死，家产可以早日到手，并且还防范父亲外室阿芳母子前来干扰财产继承。老画家目睹家庭的矛盾，自叹一生“卑劣”，感到绝望。自缢未遂之后不久病故。作者深刻剖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无不是自私自利者，他们每一个欲念，每一个行动无不牵动个人的私利。只有出身下层的外妾阿芳才真诚希望丈夫病愈，前来尽心侍奉。作品最后写画家死后出殡，作者让一个进步的大学生出场，暗示了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将要到来。小说用一幕资产阶级家庭日常生活的悲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作品阴沉灰暗，是芥川自称为“极为阴郁的力作”（《致吉田泰司书》）。

《水虎》（又译《河童》，1927）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它借用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口述，偶入半人半妖的水虎世界的所见所闻，全面抨击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水虎国是异常发达的工业国，“平均每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械”投入生产，每月也有大批水虎失业。失业的水虎被瓦斯成批毒死，制成肉食品，倾销市场，以消除水虎罢工反抗。水虎社会也有法律，它以指控罪名为手段，受害者承受精神压力自行暴亡，它也用军警镇压不合时流的艺术表演。水虎国里党派之争尖锐，各党派都标榜自己是全体水虎利益的代表者。执政党受报界政客的指使，报界则受到资本家的支配。统治者还可以随意发动战争，驱使成千上万的水虎去当炮灰，而资本家乘机大作投机生意，大发不义之财。水虎世界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作者借它影射业已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对其予以讽刺和批判。

芥川后期创作有不少的优秀作品，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加强，同时，悲观、厌世的情绪也有所增长。《竹丛中》（1921）借用历史题材，写了一件情杀案，由于供词相异，案情难以辨认。作品的目的不在于制造一件情节离奇、悬念众多的奇案，而是要说明客观真理难以掌握，表露出作家的深刻的悲观主义倾向。

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在社会矛盾加剧、革命发展的形势下，终不能弃绝旧物、摆脱旧时代的束缚而自灭。

从日本文学发展来看，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的转换，而他的死则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

他的文名早已超出日本疆界，在世界上享有盛誉。20世纪20年代我国鲁迅先生就曾翻译了他的作品，以飨我国读者；二次大战之后，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珍品。日本文学界为了纪念他，每年召开“水虎”忌，还设立了以他为名的芥川文学奖——日本文坛上最高的文学奖。

⑸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详细分析

怎么说呢，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有很多诶，这样笼统来说也不怎么准确。芥川龙之介是20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芥川文学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他最擅长的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无论怎样说，芥川的历史小说具有特殊意义，在他诸多类似的小说中几乎具有同一个凝神关注的特殊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描述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鼻子》、《罗生门》、《地狱变》、《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历史小说。挑几个典型的说说吧，太多你也看得烦。。《罗生门》是芥川23岁时的重要作品，小说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世态凋敝的京都黄昏，一位遭到解雇的仆役，走投无路，在生存的危急关头，他面对内心的道德冲突：是饿死，还是沦为盗贼？仆役为避雨爬上门楼，却发现一个老妪蹲在横七竖八的尸骸堆中揪拔死人的头发。老妪在做死人头发的营生（用死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出卖），因为不这样就会饿死。老妪说，那些死人活着的话也会如此。仆役听后，鼓起了勇气，毅然选择了为盗，三把两把剥下老妪的衣物，一脚将她踢入死人堆中，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下。这便是《罗生门》基本的故事线索。小说的描写生动而具有悬念，更重要的是芥川想要探究的抽象问题。仆役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生存理由中，是否就能摆脱现实的道德约束？芥川的小说并未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眼中，这或许不是文学的任务。
《地狱变》也是芥川十分重要的同类小说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是孤高倨傲的画师良秀，他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在权倾一时的堀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画作“地狱图”。然而画家无从构思年轻女人被焚死在槟榔毛车的中心画面。小说同时写到，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想要占有却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槟榔毛车点燃大火，车里坐着一位艳丽女人，还要贵妇装扮”。谁知，在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正是良秀之女。眼见自己心爱的女儿任烈火烧遍全身，画师良秀虽也身不由己地奔向车子，但这种痛苦瞬间就被艺术的理智所战胜，他很快从一个父亲的立场转为画师的立场。良秀看到的只有美丽火焰的颜色，以及在火焰里遭受痛苦的年轻女人的样子……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画作，之后便悬梁自尽。说到底，《地狱变》通过极端化的人间悲剧描写了权力与艺术的对垒，因而被称作芥川“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作品中还蕴涵着作者一以贯之的探究———画家良秀宁愿亲女焚死的艺术至上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无情和残酷？

芥川的作品是紧扣着其人性格及对生活的反思，甚而是作为一个人，其生活意义的寻求。

⑹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1968年获奖的川端康成与1994年获奖的大江健三郎。

川端康成“以卓越的感受力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华”，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鹤》。其他主要作品有《花的圆舞曲》、《名人》、《舞姬》、《古都》、《山音》、《睡美人》等。

(6)艺术至上是日本哪个作家扩展阅读：

川端康成的创作，早期曾受欧洲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文艺思潮的影响，并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同横光利一等作家一起，倡导并发起新感觉派文学运动，主张艺术至上，追求“新的感觉”、“新的表现方法”，致力于文体的革新，以对抗自然主义、传统小说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后期，他又参加了“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他的作品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抒情美和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技巧结合起来，追求静止的瞬间之“美”，着力于人物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生活的描写，使心理与客观、动与静、景与物、景与人的描写得以和谐统一，创造出作品独特的“美”的世界。

大江健三郎把存在主义关于“自由选择”的哲学思考注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创作方法上熔现实主义、心理体验、变异怪诞风格为一炉，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由于他在作品中“以诗的力量创作了一个想象的世界”，描绘了“一幅当今人类在困境中惶惑不安的图画”。

⑺ 名词解释日本唯美派是

二十世纪初在日本出现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有吉井勇、北原自秋、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以及后来的川端康成。他们受到西方各种颓废主义思想影响，既憎恶社会的庸俗丑恶和人情淡薄，又对自然主义如实刻板地描写现实的丑恶表示不满，但他们又不是从积极意义上去克服自然主义缺陷，而是由此将文学引向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把艺术视作回避现实的避难所。该流派是日本近代社会精神危机在文学上的反映。

⑻ 川端康成有着怎样的创作经历

川端康成日本作家，大阪市人，幼年父母双亡，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较大。中学时代就立志进行文学创作，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学习。期间与人合办《新思潮》杂志并发表了《招魂祭一景》等文章。毕业后开始专门从事创作，并创办过《文艺时代》、《文学界》等杂志。他早期受欧洲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曾与横光利一等发起过“新感觉派”运动，主张艺术至上，在思想上受佛禅和虚无主义影响较深。

川端康成像

⑼ 芥川龙之介和夏目漱石的区别

夏目漱石1905年发表了《我是猫》第一章。反响强烈。接着中篇小说《哥儿》、《旅宿》和短篇小说集《漾虚集》等接踵而出，夏目漱石一跃而为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1907年，他辞掉教职，从事专业创作，探讨爱情与遗产问题的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开始连载，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三四郎》、《其后》、《门》三部曲。《门》付梓不久，赶上大逆事件冲击文化界，他的创作由批判客观现实转向披露主观世界。代表性作品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道草》和未完成的《明暗》。

作品 长篇小说《我是猫》确立了夏目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采用幽默、讽刺、滑稽的手法，借助一只猫的视觉、听觉、感觉，以主人公中学教员珍野苦沙弥的日常起居为主线，穿插了邻居资本家金田企图嫁女不成、阴谋报复苦沙弥的矛盾冲突，嘲笑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空虚的精神生活，讥讽他们自命清高，却无所事事；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平庸无聊，却贬斥世俗的矛盾性格，鞭挞金田等资产阶级人物及帮凶的势利、粗鄙、凶残的本性。小说构思奇巧 ，描写夸张，结构灵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哥儿》的素材，取自作家离京去外地任教的坎坷经历，叙述了一个憨厚、单纯，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哥儿在一所乡村中学四处碰壁、饱受委屈的遭遇。小说语言机智幽默，描写手法夸张滑稽，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旅宿》是作者浪漫主义手法的一次尝试。描写一个青年画家到大自然中寻找远离现实、超越社会的纯粹美的世界的故事。

《三四郎》写一位乡下青年小川三四郎来到东京，受到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不知所措的窘态。《其后》继续《三四郎》爱情悲剧的主题。小说塑造了代助这个具有叛逆意识却又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形象，谴责了违背自然感情的所谓侠义、道德，流露出反抗世俗伦理的进步意识。《门》是三部曲爱情悲剧的终结。男主人公野中宗助和朋友的女友阿米相爱结合，招致社会唾弃。他们隐居在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一方面品尝着真诚相契的甜蜜，一方面体味着负疚于人的苦涩，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不能自拔。这是一部自由真挚的爱情不为社会所容的人性悲剧，也是知识分子追求个人幸福又无法摆脱道德规范羁绊的心灵写照。

《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多疑、厌世的心理。集中体现作者后期创作思想的是《明暗》。小说以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津田和阿延夫妇之间的微妙关系，暴露人们自私自利、苦闷无望的心态，告诫人们去掉私心，顺应天意。

夏目漱石一生着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是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晚年弟子，也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芥川亦将日本短篇小说的文学类型发展到极致，同时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了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

超越历史的历史小说

从小说样式上讲，芥川尤为擅长的当然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杂志，获得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鼻子》的创作特征是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名着《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一个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进行了再度创作。芥川的优秀作品多为短篇，包括闻名遐迩的《罗生门》。《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原作出处也是《今昔物语》。不过，根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却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显现为一种没有任何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也就是说，《今昔物语》仅在如实描写“盗贼窃物”的人类行为，那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性”描述，其间并无任何意义或理由，也没有任何探寻或怀疑的意愿，只是一种赤裸裸的空虚景象。

因而，在那样的古典作品中人性的要素已然剥离，仿佛存在的不是人类，人类仅仅还原为一种愚蒙的“物象”。———这便是原装历史典故的本来面貌。不妨说，芥川改写历史典故的理由亦在于此。在前述文学史论家眼中，芥川必须给那样的“存在”增添人类的“认识”与“逻辑”。事实上，芥川历史小说的确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因为在他类似的作品中，几乎统统具有一个凝神关注的特异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描述，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以前述名作《罗生门》为例，该作是芥川二十三岁时的重要作品，小说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世态凋敝的京都黄昏，主人公则是罗生门下避雨的仆人。仆人已遭解雇，走投无路，在无助的命运中茫然无措———或者饿死或者沦为盗贼，别无他途。他为避雨爬上门楼，却发现一个老太婆蹲在横七竖八的尸骸堆中，正在揪拔死人的头发。老太婆在做死人头发的营生，用死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出卖。她的理由是，不这样自己就会饿死。她说这些死人假如还有生命，也会同样如此。仆人听了老太婆的这番话，三把两把剥下她的衣物，一脚将她踢在死人堆中，迅疾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这就是小说《罗生门》的基本线索。芥川的描写自然是十分生动、充满悬念的，但这里尤为重要的，却是芥川意欲在故事中探究的抽象理念或问题———仆人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境况或生存理由中，是否便摆脱或脱离了现世的道德规约？

芥川龙之介仅仅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并未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眼中，那不是文学的任务。《罗生门》发表之初，其实并未引起太大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评价才越来越高。同样，《地狱图》也是芥川十分重要的历史小说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是技艺超群、遭人嫉羡的画家良秀。在权倾一时的堀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那幅“地狱图”画作。然而年轻女人焚死槟榔毛车的中心画面，画家却苦于无从构想。小说同时写到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极欲占有却终究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给他一个女人焚烧毛车。于是，在当日山庄的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正是身着华装的良秀之女。面对烈火之中痛苦痉挛的爱女，令人惊异的是在凝视惨剧的良秀眼前，竟仿佛浮现出“恍惚中的法悦光辉”。相反堀川大公却在痛苦地剧烈喘息。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名画之后悬梁自尽。小说的描写也是惊心动魄、环环相扣的。说到底，芥川龙之介是在通过这种极端化的人间悲剧，描写权力与艺术的对垒。为此，《地狱图》也被称作芥川“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而在读者眼中，十分重要的仍是作品之中蕴涵的、作者一以贯之的观念性或艺术性探究———画家良秀宁愿亲女焚死的艺术至上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无情或残酷？或者，“艺术至上主义”的基础与理由究竟是什么？

从日本走向世界最前端

作为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尤为重要的创作生涯前后不过十多年时间（1916—1927）。但“芥川文学”的影响力却强韧而广泛。从创作倾向上看，芥川厌弃自然主义文学的忠实告白。为此他的文学起步，题材上选择了无关乎“自我”生活的往昔世界。前述《鼻子》、《罗生门》、《地狱图》等，加之《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几乎统统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历史小说。比较而言，芥川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芥川龙之介却以自身近代式的理性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因此有观点认为，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毫无疑问，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气度也曾受到文学巨匠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影响，他的现实生活同样异常纯粹，一切围绕着文学。他也十分了解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化艺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包括和歌、俳句、现代诗歌、古代美术和戏剧等，均有深入的了解和造诣。因而，芥川又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于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这些评价，多为传统性的普遍说法。

最后，一种另类批评或许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当代日本着名文论家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作中，也曾提及举足轻重的“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但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装置”或超越论式意义，并无充分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惟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认为十分重要的，并非芥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此类作品（“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

结合在一起，芥川使“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

这样的评价的确非常有趣而独特。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柄谷说，芥川龙之介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那样的问题，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龙之介的观察基点是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柄谷行人的这些评价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但却同样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

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死时年仅35岁。一般认为，“芥川自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样态或状况密切相关，在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的文坛状况下，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到了强烈的时代骚动与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恍惚的不安”）。其过分敏感的神经亦令之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他发现自己的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开始逃向了通俗小说的领地，而过分清高的芥川却苦于无法效仿。他曾表述了自己心中的苦闷状况———“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当然“芥川自杀”也有健康和生活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讲，“芥川之死”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文坛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日本文坛称之为“第二个北村透谷”，更将“芥川之死”看作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现代日本文学史的起始象征。

⑽ 日本白桦派的主张是什么

白桦派主张善比单纯的美更美，他们举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要求充分地发展个性和自由地表现自我。白桦派的作家们对人生的态度是乐观、明朗而又天真的，他们呼唤着光明和希望，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之情。白桦派无疑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对柏格森、尼采等人的思想感兴趣，也推崇托尔斯泰、歌德、惠特曼的作品，还极力介绍贝多芬、塞尚和罗丹。但白桦派的作家作品中无一不蕴含着传统文化的韵致。武者小路实笃崇拜托尔斯泰，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并实验建造他那乌托邦式的乐园——“新村”，他的《天真的人》、《幸福的人》、《友情》等小说都贯穿着一种明朗的、肯定的、富于生机的理想主义情调，充满自然和爱的活力。而作品中透露出的悟性，则得力于他从叔父那里接受的禅学和阳明学说的影响。有岛武郎作品中的欧洲风格是很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时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一个女人》中的早月叶子身上就有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与此同时，他早年受到的儒家思想教育，又规范着他的思想倾向，以至于他直到最后也没有迈进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在矛盾痛苦中自杀。志贺直哉在白桦派作家中是颇具特色的，作品中深厚的道德观念和深刻的伦理自觉，尤其那深沉典雅的心境和清淡含蓄的深蕴，都具有东方色彩。他把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方的禅学等调和得恰倒好处。《到网走去》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女主人公生活的不幸给予了无限同情；《和解》写了克服生活中的不安和危机而走向了和谐；《暗夜行路》更让主人公在大自然中寻到了清净、和睦，从而谅解了生活中的一切苦难。从白桦派作家这里，我们更是体会到了日本文学对东西方文学融会贯通后所产生的魅力。

唯美派和白桦派东西和璧的做法显示了日本文学的风格，到了新思潮派，这种风格愈加明显。新思潮派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最后一个流派，确实综合了近代文学中各派之长。他们既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热情奔放，也不同意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既不趋向于唯美派那超脱现实的美，也不附着于白桦派那人道主义的善。新思潮派主张面对现实，不避丑恶，但要有新的角度，要理智地对社会作出新的解释，并且在写作技巧上要追求完美和精巧。因此，他们对各流派兼收并蓄，不轻易拒绝，也不盲目随从，芥川龙之介的创作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芥川从小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江户文化的熏陶，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又接触到了欧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各种流派的作品，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把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化、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芥川历史题材的小说，既揭露了充满灾难的社会及其弱肉强食的法则（《罗生门》），也分析了人的脆弱的自我和人们那种旁观的利己主义心理（《鼻子》）；既通过艺术与封建强权的矛盾而否定艺术至上的道路（《地狱图》），又流露出了对人丧失信心和对客观事物不可知的迷惘情绪（《竹林深处》）。芥川现实题材的小说，既揭露了军国主义的残暴（《将军》），也对小人物寄予了同情（《阿富的贞操》），并歌颂了劳动者的美好情操（《橘子》），还写了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心理（《秋》）和小市民家庭复杂的矛盾（《阿津和孩子们》）。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往往是构思诡奇、手段独特，其中既有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矛盾冲突等，又可见到现代派小说的人物独白、时序交错、荒诞象征等。可见，芥川龙之介是博采了传统小说和现代主义各家之长，使之互相渗透融合，面对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同样多元的外来文化，理智地作出了合乎自己风格的选择和组合。

在整个日本文学中，大概没有哪一时代的文学比近代文学更西洋化，也没有那一时代的文学比近代文学更东方化，这种不协调是以协调的方式出现的，日本近代文学正是在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发展起来的，走了一条痛苦而曲折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学被西方化了，西方文学被日本化了。但由于专制政治的钳制，日本的近代作家们不可能无所顾忌和积极入世，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往往一开始是积极地敞开自我、接受世界、充满豪情，但最后常常又陷入自叹自怜自艾中，缺乏深刻的历史眼光。但不管怎么说，日本近代文学在既坚持民族传统又追赶世界潮流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