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艺术品莲鹤方壶是哪个朝代的

㈠ 莲鹤方壶是什么

1923年8月的一天，河南新郑县城乡绅李锐在自家莱地中打井时，起出一批青铜器文物。在这些文物中，就有后来被奉为国宝的一对莲鹤方壶。壶，最早作为盛水的容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大汉口文化中就有颇具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的陶壶出土，其中仰韶文化的陶壶已成为当时随葬组合之一，已体现出早期礼器的特征。最早的铜壶应出现于商代，多为圈足扁壶。青铜时代的铜壶应是一种酒器，与新石器时代已有不同。周代以后的铜壶形式多样，春秋时流行方壶和扁圆壶，壶表的纹饰也更加繁褥华丽，工艺水平达到顶峰。其实，铜方壶在春秋时代已成为礼器组合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先秦墓葬中并非罕见之物了。

莲鹤方壶是铜壶中的代表作；有盖，双耳，长颈，鼓腹，圈足，下有器座；遍体布满纹饰，塑有动植物多种形象。此壶高约120厘米，宽54厘米，器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重约64公斤。主题可分为三个部分。

莲鹤方壶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分为器盖，是莲鹤方壶的中心主题。一只展翅的仙鹤立于莲花中心，方壶并因此而得名。莲花沿器盖边缘四散开放，花瓣两两相叠，花瓣更有镂空花纹，花中有花。莲花中心的立鹤细颈长腿，尖喙微张，正在引颈长鸣，双翼奋力，似乎正要振翅飞翔，整个鹤的形象真实而不失艺术夸张，颇具动感。

中部为器身。壶壁上攀缘着八只体形细长而卷典的龙形怪兽，塑造风格一致，壶颈两侧的怪兽最大，也最具龙形，有楼空雕出的龙角，尖耳凸目，牛鼻阔嘴，身体呈两边凸起中间凹弧的弓形，尾部细长卷曲，其功能是充当铜壶的器耳。在相应的另外两侧有两个规模较小风格相类似的小兽，亦可作附耳。而腹部突棱处亦铸有四只怪兽，有角有翼，卷曲攀缘。腹部四个突棱处的怪兽与颈部的四个怪兽相互穿插，布局格外自由活泼，不受拘束。

下部分为圈足和器座。作为器座的两只怪兽尤其值得称道，其塑造风格与器身部分的怪兽一致，体形细长而卷曲，似鹿非鹿，似虎非虎，似龙又非龙，身负铜壶的全部重量，弯颈曲身，颇卖力气。

整个器体布满的纹饰也和铸塑的怪兽形象一致，为弯曲盘旋首尾难分的鸟蛇纹，复杂而神秘。

整体上看，器盖部分和器盖以下部分雕塑风格截然不同，莲鹤舒展开放，而怪兽则卷曲匍匐。但有趣的是，向上腾飞的鹤，向上开放的莲花，以及器身布满的向上攀缘的怪兽，有机地融为一种向上的力量。似乎让人感觉到，器底那两只龇牙咧嘴作吃力状的怪兽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莲与鹤恰巧是汉代以后兴起的佛道两教各自的常见形象。这其中会有什么玄机呢？

可以这样说，莲鹤方壶是一件划时代的艺术品，它冲破饕餮纹、云霄纹的藩篱，一扫商周以来青铜重器的沉闷风格，表现出一种颠覆时代的自由向上的精神。同时，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变革时代，而莲鹤方壶正是这一时代的反映，它所见证的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解放，而且是思想意识的脱胎换骨。

80多年过去了，这对莲鹤方壶虽几经风雨保存了下来，但它们如今却已身处两地，一件仍留在河南博物馆，继续充当镇馆之宝；另一件则远赴京城，在故宫博物院与众多国宝为伍。

㈡ 春秋莲鹤方壶和司母戊鼎都是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代表吗

司母戊鼎、莲鹤方壶，真品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代表，真品收藏价值十分高的。

㈢ 春秋战国青铜铸造莲鹤方壶、金银错

高大奇伟、纹饰新颖、结构复杂的莲鹤方壶，堪称春秋一代青铜工艺的佳作。它是用泥土作模型，经焙烧，翻制陶范，零件分别预铸，整体合铸而成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二十莲花瓣预铸，再与盖的主体范拼合浅铸，双耳及杯、腹四角飞龙、颈前后蟠龙以及二龙足，都是预先铸成，再与器的主体合铸。这种技术始于商代，春秋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杰出成就，是铸造大型的结构 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的是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一九七三年，我国着名学者史树青，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篇《我国古代的金错工艺》，主要就是谈这种方法。其制作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作母范预刻凹槽，以便器铸成后，在凹槽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铜器铸成后，凹槽还需要加工錾凿，精细的纹饰，需在器表用墨笔绘成纹样，然后根据纹样，錾刻浅槽，这在古代叫刻镂，也叫镂金”。第三步是镶嵌。第四步是磨错。“金丝或金片镶嵌完毕，铜器的表面并不平整，必须用错（厝）石磨错，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涂画法 这是汉代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这从汉人对“错”字的解释：“错，金涂也”，就可以看出来。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金涂”法主要工序如下：
１、制造“金汞剂”
“金汞齐”的制造是一个化学过程，即是把黄金碎片放在坩锅内，加温至摄氏四网络以上，然后再加入为黄金七倍的汞，使其溶解成液体，制成所谓的“泥金”。
２、金涂
用泥金在青铜器上涂饰各种错综复杂的图案纹饰，或者涂在预铸的凹槽之内。
３、金烤
用无烟炭火温烤，使汞蒸发，黄金图案纹饰就固定于青铜器表面。
这种方法，今天有人称为“鎏金”，但古代叫“金错”。因为古代图画纹饰也叫“错”。《史记·赵世家》：“翦发纹身，错臂左衽”。原注：“谓以丹青错画其臂也”。古代画彩也叫“错彩”，钟嵘《诗品》卷中：“汤惠休曰：谢（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错彩和镂金是两码事：如前面所说第一种镶嵌法，也就是史树青所谓的"镂金"法；而这里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即“金涂”法，就是“错彩”。如果把全器都涂上金，而没有“错彩”，没有任何花纹图案，是素面，就不能叫“金错”。
在汉代青铜器工艺的流程中，有一道专门的金银错工序，负责这道工序的工人，叫“金银涂章文工”，“章文”是文章、纹饰的意思，所谓“金银涂章文”，就是在青铜器上，用金银涂饰花纹图案。由于汉代有“物勒工名”的制度，所以，在一些汉代金银错青铜器铭文中，常常见到有“金银涂章文工”，“黄涂工”，或简称“涂工”的工种名字。
在现存的战国秦汉金银错铜器中，多数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我们发现，许多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一些精美金银错青铜器，它的金银错纹饰脱落处，没有任何凹痕，一眼就可看出，其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一九八七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件器物虎尾上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但脱落处并没有丝毫凹痕，明知不是嵌的，而是涂的。还有，传为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错金银斗兽纹镜，也是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仔细观察，发现错金脱落处，也无任何凹痕，一看便知是用的“金涂”法。又如现存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是一件公认的金银错精品，但其金银错脱落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凹痕，一望便知为“金涂法”产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复杂的器物的技术奥秘。

㈣ 莲鹤方壶是哪里制造的

莲鹤方壶是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的墓葬里发现的，原为一对，现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和河南省博物院。此壶为青铜制是盛酒或盛水器，通高118厘米，口长30.5厘米,宽54 厘米，重64.28公斤，为国家级文物。

从莲鹤方壶的造型来看，大方典雅优美新颖，壶为扁方体，壶身高大，结构严密，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修颈斜肩，腹垂鼓，重心在下腹部，有盖，双耳，圈足。从最上面的壶盖来看，他是由10组两重并列的莲瓣形装饰组成，立雕双层莲瓣上为镂空的龙纹。莲花的中央有一活动小盖，上立鹤，昂首振翅，似鸣似舞。莲花肥硕盛开，仙鹤站立花芯，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花一鸟，搭配巧妙。青铜艺匠对鹤的雕塑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它就会振翅惊飞。郭沫若先生曾称道壶盖之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

从莲鹤方壶的装饰来看，他的装饰极为复杂，设计非常奇妙，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饰于器身上下及各种附加装饰上的龙纹。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昂扬的生命意志。身上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屈蟠绕，布满壶体。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的龙形构成铜壶的双耳，有花冠形角，体积较大较长，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翼小龙，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作回首向上攀附之状。圈足下有两条勾首顾盼的龙，身作鳞纹，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龙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盖顶仰起的双层莲瓣和伫立于莲芯之上展翅欲飞的立鹤。它们所展示出的这种清新自由、生动活泼的意境，一扫前代装饰工艺肃穆刻板的风格，标志着中国装饰工艺的新开端。

从莲鹤方壶的颜色来看是青铜器颜色是青灰色的，经过长时间的氧化作用,表面就起了经氧化而产生的颜色是很漂亮的青色或绿色斑。

从莲鹤方壶的制作工艺来看，工艺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铸作技艺卓越精湛，莲鹤方壶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铸造而成。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艺术构思巧妙，与商朝那些厚重而庄严的青铜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艺术风格上反映出东周时期雕塑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清新气息，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时代风貌在艺术上的真实体现。

㈤ 莲鹤铜方壶的来历是什么

壶酒器的一种，后发展成为代表王权的礼器。最早出现于商代，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远古时的酒。是未经过滤的酒醪（láo），成糊状，粘稠，半流质的样子，不能喝只能吃，所以最早的盛酒器不是壶，而是碗或钵等大口食器。那个时期食器和酒器应该是不分家的。食器和酒器的主要制作材料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出现了类似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都能令人对商代的酒器充满无限的遐想。

促使酒器与食器剥离的是酿酒业的发展，同时酒器质量的好坏也开始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专门制作酒器的工匠也应时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莲鹤方壶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包括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这些酒器是后世酒器的模型。

“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随着夏商周时期酒礼的受重视，酒器也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酒器主要是陶器和青铜器，少数为漆器。器形有陶觚、爵、尊、罍、鬻、鬶，铜爵、斝和漆觚等。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贵族墓地中出土的漆罍、漆觚等酒器，色彩华丽，装饰鲜艳，器体上镶嵌有各种形状的蚌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螺钿漆酒器，为西周时期漆酒器中的珍品。

东周时期漆器与青铜器共同发展。青铜酒器有尊、壶、缶、鉴、扁壶、钟等。漆酒器主要有耳杯、樽、卮、扁壶。另有少量瓷器、金银器，陶酒器则较少见。无论从洒器的材料还是品种数量上。夏商周三代的酒器较前代都有了质的飞跃。

酒器中的壶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等，大致特征为：有盖，两侧有耳，腹部较大，颈部较长。商代青铜壶多扁壶，周代时器形渐趋于成熟，东周时则以扁圆壶及方壶作为当时青铜器的代表，外形、纹饰也更加丰富。

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公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件藏于河南省博物院，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原器通高126厘米，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器型雄浑大气，装饰华丽，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器身上下有各种附加装饰，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布满壶体。有的单体出现，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圈足上每面装饰有相对的两虎，器盖口沿饰有曲纹装点。壶颈部四面均有龙（兽）形耳，两正侧面作回首反顾的样子，有花冠形角；体积很大，冠与身躯均有镂空的精美花纹。壶腹下部四角又有附饰的有翅膀的小龙，作回首向上攀附的样子。兽角翻卷，角端如花朵形。圈足下有双兽，弓身卷尾，头转向外侧，咋舌，有树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合，共同在观者视觉上造成壶身轻盈、移动的感觉。

壶盖上部有重瓣莲花形装饰，向四周翻仰，有力地烘托出盖心一只展翅欲翔的鹤。鹤的形象生动真实，为早期青铜器艺术中所罕见，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独特的莲鹤造型，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升腾着舒扬的美感，那种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让人为之倾倒，堪称青铜时代的绝唱。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构形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郭沫若对莲鹤方壶评价极高，认为莲鹤方壶不仅代表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还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

商周以后，随着青铜酒器的逐渐衰落，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东汉则以瓷器为主。在历史上，还有由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极具观赏价值。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等。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酒器。按酒器的材料可分为：

天然材料酒器（木，竹制品，兽角，海螺，葫芦）；陶制酒器（彝族五嘴救护酒壶）；青铜制酒器；漆制酒器；瓷制酒器；玉器，水晶制品（唐代玉方形杯、玉合杯、玉竹筒形杯）；金银酒器（唐代金杯、唐代银杯、明代金壶、宋代银壶）；锡制酒器；景泰蓝酒器；玻璃酒器；铝制罐；不锈钢饮酒器；袋装塑料软包装，纸包装容器。

㈥ 立鹤方壶属于奴隶制时代青铜器发展中什么时期的代表作品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在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你有吗？

㈦ 青铜莲鹤方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是春秋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承前启后的器群，它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绪，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它的出土使人们对于中原文化的认识超越了传统金石学和古代文献的束缚，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走向实证、系统、区划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资料。

古人在宗庙祭祀、飨宴宾客、婚事丧事中都要用酒，壶是盛酒的礼器。新郑出土的两尊莲鹤方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高125．7厘米、口径横31．8厘米、纵26厘米。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高124厘米。

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13万多件文物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收藏品，被公认为这个国家级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亦是有“地下文物全国第一”之誉的河南在出土文物方面的杰出代表。

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的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壶上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

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重器，张口咋舌，更托青铜器的威严之感。

其构思新颖，设计巧妙，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7)青铜艺术品莲鹤方壶是哪个朝代的扩展阅读

文物鉴赏

从制作工艺上看，莲鹤方壶的铸造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工艺精湛，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整体风貌，与商周时期的厚重庄严的青铜器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莲鹤方壶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在通高为116厘米、重65公斤的器身上下，装饰了各种纹样以及附加的配件，设计极其复杂：最上面的壶盖由10组双层并列的青铜莲花瓣构成，每一片莲瓣还是镂空的形式。

壶身上的纹饰制作为浅浮雕工艺，并且还装饰了阴线镂刻的龙、凤、虎等纹饰。在莲鹤方壶的整个装饰工艺中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

莲鹤方壶精湛的工艺，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展现了春秋时期郑国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铸造水平在当时独领风骚的一面。

㈧ 4.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属于以下哪个时代的器物( )

莲鹤方壶产于春秋(公元前771年——公元前476年)；通高116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1923年出土于新郑李家楼；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莲鹤方壶上有冠盖，器身长颈、垂腹、圈足。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平盖上立一展翅欲飞之鹤；壶颈两侧用附壁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小兽，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倾其全力承托着重器。

莲鹤方壶一共出土了两件，它们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以及大小方面都几乎完全一样。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这一件高116厘米，为椭方形。

莲鹤方壶的装饰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上层盖顶仰起的怒放盛开的双层莲花瓣，在莲瓣的中央伫立着一只仙鹤，仙鹤亭亭玉立，引颈欲鸣，双翼舒展欲飞，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美感，可谓形神俱佳，栩栩如生。

莲鹤方壶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堪称是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在通高为116厘米、重65公斤的器身上下，装饰了各种纹样以及附加的配件，设计极其复杂：最上面的壶盖由10组双层并列的青铜莲花瓣构成，每一片莲瓣还是镂空的形式；壶身上的纹饰制作为浅浮雕工艺，并且还装饰了阴线镂刻的龙、凤、虎等纹饰。在莲鹤方壶的整个装饰工艺中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莲鹤方壶精湛的工艺，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展现了春秋时期郑国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铸造水平在当时独领风骚的一面。

河南博物院 蔡杰

㈨ 出土于河南新郑的莲鹤方壶是东周时期青铜礼器的代表器物

这段文字是介绍国宝青铜器莲鹤方壶的，是按照空间顺序来介绍的．我们可以抓住“冠”、“颈”、“腹”、“底”这些表空间概念的关键词进行排列：⑤②③①④
故选：A．

㈩ 求对 莲鹤方壶 的造型，装饰风格的演变来分析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青铜演变

从夏商周到春秋的青铜演变主要分为纹饰，型制和铭文的变化。1. 夏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的纹饰，有龙蛇纹，兽纹，变形动物纹和波曲纹。2. 夏商周的青铜器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 春秋时期，早期出现的先是盆，继而是椭杯；中期有盂鼎，簠，壶和青铜乐器；晚期青铜器的形制比较复杂，各个地区的器用也不尽相同，而有的地区发现甚少，情况未明。
3.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鉴于青铜器铭文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行的铜器分期，青铜器铭文会有某些共同流行的，带时代性的风格。春秋早期青铜器的铭文长篇的甚少,内容多是诸侯、卿大夫等婚媾媵器和自作用器的记录。铭辞书体也无显着的变化。春秋晚期青铜器铭文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记载自作用器的为多，铭辞或长或短大体上有一定的格式，内容总以显彰器主本人的世家、地位和身分，及自诩品德之美为主，记载婚媵的铭文亦在少数。铭辞除了诸侯或主要的卿大夫之名可与史籍相印证，以及部分有史迹可资考查者外，关涉史料的内容不多，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