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被誉为西北史前文明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的齐家文化有何来头
自发现命名至今的90年来,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界的中外学者对齐家文化进行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传统观念、思想认识等条件限制,它的性质和意义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关于齐家文化,人们未知的东西远远大于已知的东西,这一事实预示着齐家文化未来的探索和研究空间极其广大。
权杖头
‘贰’ 关于文物的问题
历代文物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 青铜器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 青铜器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 青铜器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叁’ 齐家文化的文化特色
考古学上的齐家文化,为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和宁夏南部地区,其年代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此前,学术界公认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二,一是有一群独具特征的陶器,二是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还有一批独具特色的玉器,其内涵之丰富,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美,令人折服。当为齐家文化乃至西北原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冶铜业的出现,表现出西北地区这一部族先民的杰出智慧与才能,是齐家文化对中华民族早期青铜器铸造和生产力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皇娘娘台、大何庄等地已发现红铜器和青铜器共 50 多件,种类有刀、锥、凿、环、匕、斧、钻头、泡、镜和铜饰件等,还有一些铜渣。齐家坪遗址出土了一件有长方形銎,并附一对小钮的铜斧,刃部锋利,全长 15 厘米,是齐家文化最大的一件铜器。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一件铜镜,直径 9 厘米,厚 0.4 厘米,一面光平,一面饰七角星形纹饰,保存较好。 齐家文化玉器,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已伴随着齐家文化的发现而面世了。不过,比起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乃至石家河玉器、含山玉器来,对齐家文化玉器的认识与重视,似与这发现的历史和它应有的地位还很不相衬。 其实,齐家文化具有产生大量精美玉器的背景和条件。
首先,在齐家文化前面有丰富多彩、极富特色而历经一千多年发展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先民们的原始手工业不仅有制陶、木作、纺织和石器制造,而且生产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同时,还创造了陶祖(男性生殖器)、人形、动物形陶塑、陶制房屋模型和成组人物舞蹈绘画以及用墨笔书写的上百种符号等等。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怎么不会比马家窑文化“更高、更强”呢!其次,在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外均有十分丰富的玉矿,古人说的“昆仑玉”,今天我们说祁连山玉等,就在这里。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下,齐家文化先民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玉器,便是很自然的了。
在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尤其甘、青境内,曾出土有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美的齐家文化玉器。其器类在三十种以上。除了常见的品种之外,发现有许多新的品种。如礼器玉琮,除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素面纹琮外,还有竹节纹琮、弦纹琮,更有在琮的一端、射孔之上装饰有或牛、或羊、或熊、或虎等浮雕纹饰的兽首或兽面纹琮、人面纹琮或琮形器。兵器有戈、矛、刀、钺、戚,个别的兵器上还嵌有一枚或几枚绿松石;装饰品有各种玉佩饰、坠饰、发箍等。更有值得我们惊讶的是,在收藏家和古玩店里先后见到数件圆雕玉人立像,性别有男有女,尺寸从十几厘米到超过半米高不等,古朴而生动,有的雕像在各器宫部位嵌有多颗绿松石。这类雕像或许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制作的。还有各种多孔形器,许多多孔形器雕成扁平的鸟形、兽面形或鸟兽变形图像。众所周知,这中间的许多珍贵品,都收藏于各地的古玩收藏家手中或古玩店里。齐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海本地的玉,还有新疆和田玉。有人估计大约是7与3的比例,即百分之七十是本地玉,百分之三十是和田玉。在齐家文化圈内的甘肃临夏----榆中境内的马寒山和酒泉等地,有墨绿色、艾青色、豆绿色玉材以及属蛇纹石鸳鸯玉和试金石类黑色石材。武山的鸳鸯沟即出鸳鸯玉。齐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类如斧、锛、凿等,便主要选用本地玉,一部分工具还直接选用接近石质或玉内含有较重石质的材料。但齐家文化玉器已有相当数量是由新疆和田玉制成。一般说来,礼器类的琮、璧、环、璜、钺、刀、璋等,都选择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本地玉或和田玉。和田玉的发现与运用当早于齐家文化,但大量用来制作礼器和部分工具,当始于齐家文化。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2年12月20日公布了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遗址重大考古发掘成果。通过两年多的系统调查和发掘,考古人员确认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史前遗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等专家用“震撼、兴奋、石破天惊”等词汇来评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这次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重要大发现有三方面,一是发现了六件完整的玉器。奇特的是,这些玉器都是砌在石墙内部。石峁的玉器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流散在外的有4000件左右,但通过考古发掘发掘出玉器这在石峁遗址还是首次。可以说,这就就为流散在世界上的石峁玉器找到了“家”。
二是在一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都有24个头骨。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通过考古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科院考古专家会用“震撼、兴奋、石破天惊”等词汇来评价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但其实,这次考古发掘只是对石峁外城东门址进行了发掘,只是整个石峁遗址的一小部分,用陕西考古研究员院长王炜林的话说,就是“好戏才刚刚开始。”
红陶鸟形器齐家文化的陶器中,有许多雕塑成动物形象的作品,
其中以鸟形的为主。这件器物外形似一只水鸟,腹部丰满,
曲线起伏变化,犹如在水中游动,简洁生动。 在喇家遗址博物馆,距今约4000年的一场突发地震现场发掘后
完整保留下来,灾害场面惨烈,但母亲守护孩子、返身救助亲人
的遗存更是穿越历史时空令人动容。
‘肆’ 什么是齐家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上游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分布在甘肃、青海省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沿岸阶地上 。共发现遗址350多处。居民经营农业 ,种植粟等作物 ,使用骨铲、穿孔石刀和石镰等生产工具。饲养猪、羊、狗与大牲畜牛、马等。制陶业发达,双大耳罐、高领折肩罐和镂孔豆等为典型器物。已出现冶铜业,有铜刀、锥、镜、指环等一类小型红铜器或青铜器。住房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屋内地面涂一层白灰面,光洁坚实。氏族公共墓地常位于居住区附近,流行长方形土坑墓,有单人葬,也有合葬,以陶器与猪下颌骨等为随葬品。出现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其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子。这表明当时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子降至从属境地。反映出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形态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贫富均等的状态,人类有了贫富差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高下之分,男人在社会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候便出现了阶级和军事民主制。墓葬反映了齐家文化中这些社会生活状况。
目前已发现的齐家文化墓葬共约八百多座。其中秦魏家的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其中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则位左,侧身、肢面向男性;在皇娘娘台的成年一男二女的三人合葬墓里,男性仰身直肢位于中间,二女分列左右,屈附其旁。这些合葬墓表明齐家文化中的婚姻状况已由多偶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只有少数富裕的人家中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同时也说明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而女子却降至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
齐家文化中还存在以人殉葬的习俗,殉葬者都是奴隶和部落战争中的受害者。殉葬这一恶俗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别与阶级分化。墓葬中随葬品的多与少也显示出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如皇娘娘台墓葬的随葬器物,陶器少者一两件,多达37件,玉石璧少的只有1件,多者83件。这种情况表明,首先齐家文化中以冶金业为主导的手工业在不断地增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也说明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出现,私有制产生,原始社会将要崩溃,齐家文化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
齐家文化的命名
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最早发现于古河州的太子寺,公元前300年左右大夏人活动的中心。据史载广河县在东晋十六国时设置大夏县,经历北魏、周、隋、唐,县址在今县城西北约5公里处。广河古称太子寺。太子寺有着各种神奇美妙的传说。相传秦王嬴政太子扶苏曾监军驻此修了座寺院,后来民间称太子寺。清设太子寺城州判。广河县东有洮河水环绕,西有大夏河、广通河,南接茂密的太子山森林。公元1924年,考古工作者在洮河西岸的广河县齐家坪惊奇地发现了旧石器时期文化,并命名为“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玉器
齐家文化玉器,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已伴随着齐家文化的发现而面世了。不过,比起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乃至石家河玉器、含山玉器来,对齐家文化玉器的认识与重视,似与这发现的历史和它应有的地位还很不相衬。
齐家文化具有产生大量精美玉器的背景和条件。考古学上的齐家文化,为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而得名。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陕西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部分地方,其年代在距今四千年前后。此前,学术界公认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二,一是有一群独具特征的陶器,二是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还有一批独具特色的玉器,其内涵之丰富,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美,令人折服。当为齐家文化乃至西北原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齐家文化前面有丰富多彩、极富特色而历经一千多年发展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先民们的原始手工业不仅有制陶、木作、纺织和石器制造,而且生产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同时,还创造了陶祖(男性生殖器)、人形、动物形陶塑、陶制房屋模型和成组人物舞蹈绘画以及用墨笔书写的上百种符号等等。在马家窑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家文化,怎么不会比马家窑文化“更高、更强”呢!还因为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外均有十分丰富的玉矿,古人说的“昆仑玉”,今天我们说祁连山玉等,就在这里。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下,齐家文化先民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玉器,便是很自然的了。
在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尤其甘、青境内,据了解,比起上述收藏的齐家玉来,近年还出土有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美的齐家文化玉器。其器类在三十种以上。除了常见的品种之外,发现有许多新的品种。如礼器玉琮,除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素面纹琮外,还有竹节纹琮、弦纹琮,更有在琮的一端、射孔之上装饰有或牛、或羊、或熊、或虎等浮雕纹饰的兽首或兽面纹琮、人面纹琮或琮形器。兵器有戈、矛、刀、钺、戚,个别的兵器上还嵌有一枚或几枚绿松石;装饰品有各种玉佩饰、坠饰、发箍等。更有值得我们惊讶的是,在收藏家和古玩店里先后见到数件圆雕玉人立像,性别有男有女,尺寸从十几厘米到超过半米高不等,古朴而生动,有的雕像在各器宫部位嵌有多颗绿松石。这类雕像或许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制作的。还有各种多孔形器,许多多孔形器雕成扁平的鸟形、兽面形或鸟兽变形图像。众所周知,这中间的许多珍贵品,目前都收藏于各地的古玩收藏家手中或古玩店里。
齐家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海本地的玉,还有新疆和田玉。有人估计大约是7与3的比例,即百分之七十是本地玉,百分之三十是和田玉。在齐家文化圈内的甘肃临夏----榆中境内的马寒山和酒泉等地,有墨绿色、艾青色、豆绿色玉材以及属蛇纹石鸳鸯玉和试金石类黑色石材。陇西的鸳鸯沟即出鸳鸯玉。齐家文化玉器中的工具类如斧、锛、凿等,便主要选用本地玉,一部分工具还直接选用接近石质或玉内含有较重石质的材料。但齐家文化玉器已有相当数量是由新疆和田玉制成。一般说来,礼器类的琮、璧、环、璜、钺、刀、璋等,都选择玉质滋润、色泽纯美的本地玉或和田玉。和田玉的发现与运用当早于齐家文化,但大量用来制作礼器和部分工具,当始于齐家文化。
‘伍’ 齐家文化有哪些特色
齐家文化昀负盛名的玉器发现于武威皇娘娘台遗址,这是一处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较单纯的齐家文化遗址,共有墓葬88座,获得了相当一批重要的玉器,其中精彩的器件如:
玉铲6件,梯形扁薄造型,制作规矩,锋刃锐利。并且通体磨光。靠背部处穿一孔,以便配置铲柄之用。皆碧绿色和乳白色玉材琢制,质料细致坚硬。玉质感较好。长约10至20厘米、刃宽4至5厘米。
玉锛5件,长方造型,锋刃锐利,打磨异常精致,桥宽3至4厘米,显得小巧玲珑,皆碧绿色玉材琢制,给人以美的享受。玉璜5件,扇面形态,两端有孔,便于系挂,乳白色玉材琢制。皇娘娘台发现的玉璧形制较为特别,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3种,
多用绿色玉材和汉白玉琢成,有264件。
在齐家文化中,玉璧被用来敬祭天地,但当时玉璧首先是一种财富,或者直接就是一种高档次的货币。先民们用财富祭祀天地,也在情理之中。
皇娘娘台发现的玉珠多以绿松石制成,呈长条或扁圆形态。中间有孔,便于穿縀悬挂。在皇娘娘台众多古墓中,当时玉器的琢磨技术已较高,选料也较精良,反映出这里已经盛行葬玉习俗。如在一座双人墓中,男女墓主口内各含绿松石珠3枚,男子贴身玉璧5件,女子也有3件。在另一墓中,两个女性颈部都佩戴钻孔的绿松石珠数枚。
这些现象表明,玉在齐家文化居民的心目中已有了重要位置。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没有能力随葬玉器的人家,常在墓中放几片粗玉片、粗玉石块或小玉石子。他们不随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陶、角、骨、石等物,却宁愿把不成造型的玉石块带入墓中,联系到墓葬里卜骨的出现,说明迷信心理和占卜习俗在那里已相当浓厚。
齐家文化玉器遗存除武威皇娘娘台以外,还有甘肃永靖秦魏家、大何庄等众多遗址,但大多只发现有绿松石珠、玛瑙等装饰品,其他玉甚少。
‘陆’ 先秦时期只有20到30厘米的青铜剑,在战场上杀伤力如何
古人用剑在刺、在戳、在捅,故先秦之剑多短兵。屈子于《国殇》云:“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而这里的短兵就是青铜剑。
西方铁剑
‘柒’ 青铜镜尺寸能分出朝代吗
不能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细腻精美的楼空花纹铜镜。这种铜镜是采用分铸的方法,把镜面和镜背纹饰分别铸造,再夹合在一起。这种复合铜镜,战国以后就基本绝迹了。清干隆年间,宫廷造办处对宫内收藏的古镜正面多进行了处理,以达到重新鉴容的效果。其中一部分古镜面就采用了复合的方法,重新铸一镜面,研磨好后,再粘附在古镜正面。当然这种复合镜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合镜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我国古代工匠在生产实践中,对冶炼和铸造铜镜的技艺不断地进行总结。早在《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是铸镜的合剂。这篇宝贵的文献,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时期的着作,但应该说也包含了商周以来青铜器铸造经验的总结。
中国青铜器专业委员会的陈学斌指出,作为珍藏市场的风向标,拍卖的突出体现,为铜镜珍藏带来了重大的推行动用,中低档的青铜镜最近五六年均上涨了十几倍。已往几千块钱买到的青铜镜,现在最少要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现在几千块钱只能买到明清时期的一样平常铜镜,主要时期的精品已经很难在一样平常市场买到了。2011春拍铜镜专场共推出战国、汉代、三国、隋、唐、宋等百余面各具时代特色的青铜镜,品质优异、种类富厚。
青铜镜造型多样,使用巧妙,铜镜多为圆形,方形次之。唐宋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铜镜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式,根据使用、装饰等的要求,铸造出了带手柄镜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圆角方形、亚字形、云板形、鸡心形等铜镜。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看纹饰风格。要掌握不同时代镜子的主要特征,要熟悉各时期铜镜的铜质、造型、纹饰、铭文。真品通常纹饰清晰,线条流畅。仿镜因用失蜡法脱模,所以纹饰模糊,或是按照图录、实物模仿因而线条刻板,纹饰僵硬。 吴铭
铜镜就是古代用铜做的镜子。在古代,铜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铜镜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它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上古的镜,就是大盆的意思,它的名字叫监。《说文》中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在三代之初,监都是用瓦制成的,所以古代的监字是没有金字旁的。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后来鉴字也有了金字偏旁。商周时期,虽然有铜鉴,但是瓦鉴依然通行。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铜镜,因为镜的适用优于鉴的方面很多,所以到秦以后,再不用水作鉴了。秦汉以后,镜的使用更加广泛,镜的制作也更加精良。它的质料包括金、银、铜、铁等,以铜最为多,也有镀金银的、背面包金银的、或镶嵌金银丝的。隋唐以来,还有带柄的、四方的,各种花纹应有尽有。直到明代末期,开始有以玻璃为镜子的。清代干隆以后,玻璃开始大兴于民间。直至民国初年,少数边远地区还有以铜为镜子的。
镜以秦为最古,然而秦镜流传到今天的,都是出土之物,传世的都不可得到。因为古代,死人用镜赠于殓者,即用镜殉葬,取其炤幽冥的意思,时代沿袭成为风气.因此古代的名镜大多入土。可是古镜铜质好的,入土多年,都不会失去其良美的质地。因此几千年后,仍可以看到古人的伟器。
镜虽然开始于秦朝。但是真正的秦镜实际上却难以得到。因为秦朝短促,产物也有限,而且,殉葬的风气也不比后朝,所以现在所得到的最古的镜大多是汉朝的产物。汉镜的制作极为精巧,且多有嵌镶珠宝的。铭文大多为十二辰,大概是取其自我勉励的意思。尚方的御镜尤其多,所以出土的古镜,泽漆光明、花纹明丽、匀净无疵、字划清晰、笔势纵横。汉代的铜镜都有铭文,其铭文都是吉祥语句,如家势富昌、宜子孙、大富贵、大吉祥等。镜的名称则有日月镜、十二生辰镜、尚方御镜、辟邪镜、仙人镜、神人镜、宜官镜等,不可尽数。大概都用铭文或者作者为其取的名字。只有唐代时制有透光镜,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映了它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铜镜的产地,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现在各地均已挖绝,只有安徽亳州还不时有出土。
铜镜源流
商周铜镜
殷代铜镜均为圆形。镜面近平或微凸,镜身较薄,背面中央有一拱起的弓形(或称桥形)钮。西周铜镜也都是圆形的,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身较薄,镜钮有弓形、半环形、长方形多种。又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
这时以素镜为主,到西周中期出现了有纹饰的铜镜,到晚期镜背的纹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传统的风格。
素镜:指镜的背面没有纹饰。
重环纹镜:镜面微凸,背面有弓形钮,饰重环纹。
鸟兽纹镜:镜身平直,背面有两个平行弓形钮。在钮的上方用鹿纹,在下方有展开双翅的鸟纹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镜类有:素镜(全素镜、单圈、双圈凸弦素镜)、纯地纹镜(方形的很少,图案都有地纹,但没有铭文)、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等。一般都是体薄而圆的,上有桥形小钮。
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战国晚期至秦未出现了四叶蟠螭镜、蟠螭菱镜,有三层花纹的云雷纹地蟠螭连弧纹镜。
汉代铜镜
汉代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 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列式神兽镜、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日光连弧镜、四乳神镜、七乳四神禽兽纹镜等。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铜镜 ,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直到 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
根据考古发掘出土铜镜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
神兽镜类:重列式神兽镜、环绕式神兽镜、画文带佛兽镜。
变形四叶纹镜类:变形四叶驾凤镜,变形四叶佛像鸟凤镜、变形四叶兽首镜、双菱纹镜、瑞兽镜。
这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神兽组合成纹饰主题内容。这时的铭文由于文字难十辨认.虽发现一些铭文镜,但能辨认清楚的很少。
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亦鸟、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三国、两晋、南北朝出现新的镜型不多,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这时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创新极少。这时神兽镜流传最广。变形四叶纹镜中以变形四叶八凤镜居多。从铜镜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时期处于停滞衰落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这是盛唐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
隋唐铜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隋代和唐初年间,铜镜的主题纹饰以瑞兽为主,瑞兽镜比较盛行、瑞兽镜是隋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类型。它除了继承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创新。瑞兽葡萄镜是唐镜引人注目的镜类,它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装饰上出现的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使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
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瑞花镜、盘龙镜。
唐代镜最大特点之一是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盛唐气象”。
宋辽金铜镜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代后除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镜以六葵花为最普遍。它们的棱边与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较直,形成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并出现了很多花草、
鸟兽、山水、小桥、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
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常见的有双前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元代铜镜
元代铜镜,多采用六菱花形或六葵花形式,但纹饰已渐粗略简陋。这时铜镜有缠枝牡丹纹镜、神仙镜、人物故事镜、双龙镜、“寿山福海”铭文镜,素镜、至元四年龙纹镜。明代有洪武年款的龙纹镜及大明宣德年制铭文镜(铭文在钮上),还有明末起义首领李自成时创制的大顺三年镜(铭文在钮上)。到明代以后,铜镜就逐渐被玻璃镜取而代之了。
元、明之后铜镜
元、明以后,铜镜制作更见衰势,除传统式样外,双鱼纹、双龙纹、人物故事如柳毅传书等是较新颖的式样。但这时的铜镜制作粗糙,较多的只有纪年铭文而无纹饰。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仿造汉镜和唐镜的风气很盛,所仿铜镜多数是汉代的六博纹镜和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仿制铜镜一般形体较小,纹饰模糊不清,已无汉、唐铜镜的昔日风采
‘捌’ 古人死后为什么要埋随葬品,是习俗还是制度,有什么说法吗
中国自古就有“视死如视生”的传统观念,因此,墓主人生前很多生活用品以及能够代表其生前地位财富的物品都可能被放入墓中,称为随葬品。古代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多为生活实用物或专为死者而制的冥器,想象死者能在另一世界使用。随葬品的意义随葬品在传统葬礼中标志墓主的身份、地位。中国古代礼制对随葬品有所规定,随葬品要与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相应,超过了级别为“逾制”。 随葬品的出现与人们的社会意识、宗教信仰相关,孝及灵魂不死观念的深入人心,使人们普遍存有厚待死者、希望死者在冥间生活得更好的意识,而随葬品正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历代厚葬死者之所以普遍也源于此。 编辑本段随葬品的分类 随葬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物品,二是并非生前使用,甚至没有实用性,纯粹为随葬而制作的物品,后者称为明器。有些物品,因为体量、珍贵或还需继续使用等原因,不便于随葬。此外,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墓主人生前的姬妾、侍从、奴仆等也不允许陪葬。这时,就需要制作明器以为代表。 编辑本段随葬品的发展 最早死者的随葬品多是生活用品,如粮食、工具、家畜家禽等。人们认为死者虽死犹生,他还要像活人一样生活,因此应该让他带去生活必需品。后来,人们把死者供养起来,不让他们劳作,随葬品由生活必需品渐渐变成了奢侈品,如金银玉器、布帛绸缎、家具、物品、书画玩器、货币也成为随葬品,供死者花销。然而“人死如灯灭”的事实,对人们意识的渐变是明显的,既然人死后早要成为黄土,随葬品就未必要用实物,于是出现了仿制的象征性的随葬品。人们称这为冥器。古代的明器多为实物模型,用竹、木、陶木、布帛、锡箔纸等制作。宋代,纸做的明器逐渐流行。一般来说,实物模型明器可用于随葬,也可焚烧,纸做的明器焚烧于坟头。 生活用具 指日常生活用的陶、石、骨、木等器具。陶器既是史前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具,同时也是最主要的随葬品之一。一般用于随葬的陶器,多为实用器,也有少量专为死者制作的所谓“明器”(即“冥器”)。实用器上多留有使用痕迹,如炊器上的烟炱和容器破损后的修补痕迹等;明器多小而轻薄易碎,是一种象征性的器物,不具使用价值。随葬品组合一般由炊器、水器、食器、容器类物品组成,也有仅随葬其中一类或两类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中,随葬陶器在组合、形式等方面往往有所不同,反映出比较鲜明的时代、地域和文化特色,是考古学断代、区分文化、划分地域类型的主要依据之一。 装饰品 用装饰品随葬的例子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墓葬;新石器时代各文化中均较为流行。黄河流域较常见的有骨珠、牙饰、陶环及发笄等;长江流域则多见石或玉制的管、环、璜、缺等。一般说来,装饰品多见于女性墓葬,如姜寨 M 7 为一青年女性 , 随葬有 8577 颗骨珠;大汶口的 M 10 为一老年女性,随葬有一串 25 件穿孔白色大理岩长石片、 2 件牙形石片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31 件大理岩石珠组成的头饰、一串由 19 件形状不规则的绿松石片组成的项饰并有象牙梳等。因此,装饰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男女性别的差异。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也是史前墓葬中很常见的随葬品种类之一。依制作质料分,有石、骨、角、蚌、陶器 等,其中石器最多;依用途分,有斧、锛、铲、镰、凿、刀、锥、锉、针、匕、矛、镞、鱼叉、纺轮、磨盘、磨棒等。在不同文化中,由于经济方式不同,随葬的工具种类也有所区别。如在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多随葬石镞、骨投枪、鱼叉、鱼镖、鱼钩、牙刀等渔猎工具 (60);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中,则主要随葬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有时不同墓葬中随葬工具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死者生前所从事主要工作的差异。如临潼姜寨 M 87 出土有石砚、石磨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是一组用于绘画的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有可能是主要从事彩陶制作的工艺者 (61);在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大墩子 M 38 出土的随葬品中除骨、牙器外,还有骨料、牙料 24 件,磨制骨器用的砺石 4 件,墓主人生前显然是一位主要从事制作骨、牙器的工艺者 (62)。此外,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葬随葬工具统计表明,男性墓随葬工具远多于女性墓,如姜寨遗址男性随葬工具占 68.8 %,女性墓仅31.2 %;北首岭遗址男性墓随葬工具达99.3%,女性墓仅占 0.7 % (63)。说明男性是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礼仪性用品 所谓礼仪性用品,就是指用以表示身份、等级和地位的用品,如象征神权、王权、兵权的琮、璧、钺等。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墓地的墓葬,从墓形的大小、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等方面来看,差别并不太大,反映出氏族成员的地位基本相同。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墓地出现了墓形大小、随葬品多寡的差异,特别是出现了表示身份、地位、等级礼仪性用品如玉钺(或斧)、玉琮、玉璧等,表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并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 在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等方面的差异,如大汶口的 M 10,有“井”字形木椁,随葬 38 件陶器、大量的装饰品和并非实用品的玉铲、玉斧等。到了龙山时代,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在陶寺墓地墓有大、中、小之别,大、中型墓数量很少,但规模大、随葬品多。例如 M 3015 随葬品多达 200 件以上,其中除了日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上,还有多种彩绘木器和石磬、鼍鼓、玉钺、石钺等礼仪性用品; M 3072 则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此重要礼器的存在,表明大墓主人是执掌祭祀和军事的部落显贵 (64)。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M 48 出土有 83 件石璧,远超出装饰的需要,应是显示地位、权势的礼器 (65)。 在长江流域,崧泽文化时期已出现了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如江苏吴县张陵山的 M 05 ,有木棺并随葬有 31 件陶器 (66)。良渚文化早期开始,在一些大墓中盛行用玉质礼器随葬,如张陵山上层的M 4 ,随葬品多达41 件,其中包括玉斧、 玉琮、玉瑗各一件;玉琮呈外方内圆的方柱体,表面饰有兽面纹,显然是一种礼仪性器物。良渚文化中、晚期“葬玉”之风更盛,如江苏武进县寺墩 M 3 ,是一 20 岁左右的男性墓,随葬各类陶、玉、石器达 120 余件,其中玉璧 24 件、玉琮 32 件; 24 件玉璧大小不一,分置于头前脚后、身体上下,其中最大的一件置于腹部,直径达 26 厘米; 32 件玉琮自 1 ~ 15 节高矮不等,环绕墓主一周;左侧上肢旁有 1 件精致的玉钺。新近发现的 M 5 随葬重要玉器有琮、璧、钺、带钩等,其中有 1 件玉璧直径达 29 厘米,是迄今出土规格最大者;置于足后的玉琮长 32 厘米,分为 11 节,精刻 44 个人面纹,是长琮中玉质最佳的一件 (67)。良渚文化晚期的吴县草鞋山 M 198 ,为一男性附葬两女性的墓葬,男性居于墓穴中央,随葬品最多,包括有玉斧、玉琮、玉璧等,两个女性为二次葬,也随葬有玉璧、玉琮、玉饰等 (68)。此外,在华南地区的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也发现有用玉琮、玉璧、石钺等礼器随葬的现象 (69)。 东北地区早在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大型墓葬和礼器随葬的现象。如的牛河梁积石冢群中,大石棺位于石冢的中心部位;各类石棺中出土了数量众多、十分精美的器,有玉猪龙、玉璧、勾云形玉佩、玉环、玉鸟、玉 龟、玉鱼、玉兽等。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他随葬品 除了上述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墓葬中还广泛发现有猪、羊、狗等家畜随葬的现 象。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盛行用猪头随葬,如大汶口墓地的 133 座墓中,随葬猪头或猪骨者占 1/3 ;其中 M 13 随葬猪头14个, M 60 发现有半只猪,其他墓葬则随葬猪下颌骨、猪牙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有用猪、羊、狗等骨骼随葬的习惯。如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一座属马厂类型中期的大墓,随葬有 30 多件陶器,人骨架下挖有一长方形坑,内分层埋有猪、狗等骨骼 (70);甘肃临夏大何庄墓地有 9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少者 3 块,多者可达 36 块 (71)。黄河中游的陶寺墓地有 14 座墓随葬有猪下颌骨,最多的一座达 30 付以上。长江流域的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也发现有用猪下颌骨随葬。此外,在黑龙江的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墓葬中,还发现有用鱼骨、野猪牙、鹿角等随葬的现象 (72)。 一般认为,由于家畜可食用、可交换,因而成为最早的私有财产观念之一。墓葬中出现家畜随葬,应是财产私有的重要表现。 编辑本段各个时期的随葬品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平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是各种石器和陶器,因为这些是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那一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则常见玉制的礼器,这些东西代表了他们生前的地位与财富。 秦汉(前221—220)以前 秦汉(前221—220)以前,平民墓葬中随葬品多为陶器,而王公贵族墓葬中则多见各种青铜礼器。此外,商周以来,以车马殉葬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因不再允许以活人殉葬,所以,以陶、木制作的人俑大量出现。秦始皇(前247—前210年在位)、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甚至将他们的整支军队都带到了陵墓之中。这一时期,随葬品中的青铜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美漆器和各种丝织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瓷器生产工艺逐渐成熟,随葬品中瓷器与陶俑平分秋色。唐代墓葬多随葬三彩陶器,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色彩鲜艳华丽。 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均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随葬品种类日益丰富,不再具有早期墓葬中那种鲜明的时代特色。 编辑本段出名的随葬品 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埋葬着这个希望子孙世代做皇帝的始皇帝的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以东35公里的临潼区境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史载,秦始皇为造此陵征集了70多万个工匠,建造时间长达38年,同时也生产着奇迹。 1974年3月兵马俑从5米深的地下“横空出世”,是几位农民的幸运,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地处秦始皇陵东侧达1.5公里,以兵马俑一、二和三号坑为主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仍占地300余亩,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8000兵马俑如同复活的军团一般,宿卫着秦始皇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说:“虽是陶俑,但它们如真人一般大小,或身穿齐膝长衣,外披铠甲,手持长兵器,或腰束革带,腿扎裹腿,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或黑发,蓝袍,绿脸,给人留下的不仅仅是雄纠纠的军威,更多的是2200年前古人的生活实况。” 经考古勘探,秦始皇陵可分为陵园区和从葬区两大部分。陵园区占地近8平方公里, 有内城和外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现存高76米,周围有大量地面建筑遗迹和陪葬物。陵墓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主要赔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玖’ 中国古代有哪些出名的铜镜,现在价值较高的又有哪些。
中国古代着名铜镜(价值较高)战国铜镜(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春秋四乳光芒镜,战国龙纹镜,战国蛟龙纹镜,战国蛟龙纹镜,战国四山纹镜,战国四山纹镜,战国四山纹镜,战国五山纹镜,战国五山纹镜,战国折叠式菱纹镜,战国变形三龙纹镜。
汉代铜镜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西汉星云纹镜,西汉清白连弧镜,西汉四乳羽人骑龙镜,西汉铜华连弧纹镜,西汉见日之光草叶纹镜,西汉日有憙草叶纹镜,西汉投博至明草叶纹镜,西汉见日之光草叶纹镜,西汉见日之光草叶纹镜,西汉日有意草叶纹镜,西汉双圈铭文镜,西汉双圈铭义镜,西汉单圈铭文镜,西汉家常贵富铭文镜,西汉四乳神兽镜,西汉内而光四神博局镜,东汉禽兽搏局镜,新莽王氏四灵博局镜,新莽魏氏博局纹镜,东汉十二字博局纹镜,东汉长宜子孙连弧纹镜,东汉人物车马雕像镜,东汉神人车马纹雕像镜,东汉青盖龙虎铭文镜,东汉建安十年神人神兽雕像镜,东汉半圆方枚神兽镜,东汉重列式神兽镜,,东汉吾作神人神兽镜,东汉神人神兽雕像镜,东汉尚方博局纹镜,东汉神人神兽镜,东汉龙虎镜隋唐铜镜(581年至709年)
隋唐十二生肖镜,隋唐练形神冶仙禽瑞兽镜,隋唐灵山团纹镜,隋唐灵山六兽铭文镜,隋唐昭仁晒德四神镜,唐代瑞兽菱花镜,唐代双兽双鸾菱花镜,唐代双兽双鸾菱花镜,唐代鸾鸟菱花镜,唐代禽兽菱花镜,唐代山岳花鸟菱花镜,唐代孔雀牡丹纹葵花镜,唐代八卦方镜,唐代凤纹葵花镜,唐代双鸾衔绶镜,唐代双鸾衔绶葵花镜,唐代蟠龙纹葵花镜,唐代宝相花葵花镜,唐代真子飞霜镜,唐代真子飞霜葵花镜,庸代菱形方格镜,唐代孔雀瑞兽葡萄镜,唐代六瑞兽葡萄镜,唐代五瑞兽葡萄镜,唐代六瑞兽葡萄镜,唐代四神十二生肖镜,唐代蟠龙纹镜,唐代四兽纽阴鉴镜,唐代十二生肖八卦镜,唐代花鸟带柄镜。
宋、辽、金、元铜镜(960年至1368年)北宋银背龙风舞蹈镜,宋代盾形铭文镜,宋代四雁折角方镜,宋代天师降龙葵花镜,宋代鼎炉形双龙镜,宋代鼎炉形双龙镜,宋代长命贵富铭文镜,金代吴牛喘月故事镜,金代吴牛喘月故事镜,金代许由巢父故事镜,金代双鲤纹镜,金代双鲤纹镜,金代柳毅传书镜,金代人物故事镜,元代牡丹凤凰纹镜,元代双龙纹菱花镜,元代梵文镜,元代汉梵两体咒文佛字镜明、清铜镜(1368年至1911年)明代五行大布铭文镜,明代刷银吉祥文字镜,明代云龙纹镜,明代准提咒文佛像镜,清代富贵双全铭文镜,清代五子登科带柄镜,清代双喜五蝠纹镜
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铜镜的发明可追溯到古史的传说时代,据说黄帝曾铸神镜宝镜。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贵南县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两枚小型铜镜,距今约四千多年,其时代与黄帝铸镜的英雄时代相近,使相传已久的圣人制镜的说法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随着青铜时代发展,青铜总参铸业日趋发达,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殷商贵族墓中均发现了早期铜镜,那时只有少数王室勋戚、高级贵族才可能拥有,平局百姓尚无缘享用。春秋战国时,铜镜开始在一般贵族中流行。秦汉以降,尤其是唐宋时期,铜镜得以普及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用具。当青铜时代结束,各种青铜礼器逐渐销声匿迹时,铜镜却随着社会的嬗变,超越了早期的原始粗陋,迈入千余年繁荣昌盛时期。宋元以后铜镜制作业走向衰退,直到明代中叶,在玻璃镜推广以后,才逐渐地隐退。
中国的早期铜镜指原始社会末期、夏、周、西周时期的铜镜。早期铜镜只见于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极少,为无价之珍品,相比较而言,早期铜镜铸技较差,纹饰古朴简单,远不如同时期青铜礼器那样浑厚,纹饰那样神秘繁缛,数量那么众多,表明它滞后于殷周青铜礼器的发展。
1、齐家文化铜镜
齐家文化是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上游的地方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齐家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零星出土一些红铜器和小件青铜器,距今约四千多年。迄今为止仅见的两面铜镜发现于该文化的墓葬中。
其一为素镜。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出土。此镜圆形,直径仅6厘米,镜面平坦,有光泽,背面无纹饰,中部有一拱形环钮。其时期特征在环钮、无座、素背、形小等方面充分显露出来。
其二为七角星纹镜。1976年出土于青海贵南县25号墓。圆形,直径8.9厘米,厚0.3厘米,重109克。镜面平滑,锈蚀严重。背有钮(残)并饰有不规则的七角星几何图案,角与角之间行斜线纹。镜缘钻有两个小孔,可能是代替钮人微言轻系绳悬挂之用。
2、商代铜镜
夏代冶铜业已有相当规模,夏遗址中曾出土小件青铜器,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的圆形铜片,可能是铜镜。该器四边有61块长形绿松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两圈十字形图案,每圈均为13个,酷似今天的钟表刻度。可惜只是孤例。
商代铜镜共发现五面,均出自殷墟墓葬。这时,殷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大到数百公斤重的礼器,小到数克重的贝、箭镞均铸造得精美凝重或精巧适用。相比之下,铜镜显得出土量既少,铸技也不高。
1934年,安阳西北岗殷代贵族大墓曾出土一面弓形钮、饰有纺织纹和鳞形纹的“圆板具钮器”,被确认为铜镜。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铜镜,但长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中又发现四面铜镜,殷代有铜镜的事实才最终得到确证。妇好墓出土的四面铜镜按纹饰差异可分为两类,每类有两面。
叶脉纹镜二面。镜面微凸,镜背饰微凸的弦纹三周,拱形环钮,第一、二周弦纹之间是斜线叶脉纹,共16组分为四区,第二、三周弦纹之间是镜的边缘,上饰小乳钉纹。
多圈凸弦纹镜二面,其镜面微凸,背饰凸弦纹六周,弦纹之间真以密排的竖直短线,乍看似放射状,实际上每一弦纹间的短线并不相连。
3、西周铜镜
西周铜镜共发现十多面,出自河南、陕西、辽宁等地墓葬,其中素镜占多数。周镜均为圆形,形体一般在10厘米以内,镜身较单薄(0.2-0.3厘米),镜面平或微凸,镜钮除弓形外,还有橄榄形、半环形、长方形等。
纹饰镜中发现重环纹、鸟兽纹镜各一面。重环纹常见于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该镜镜面中部微凹,弓形钮,直径8厘米。
鸟兽纹镜出自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612号墓。其镜面平直,北有两个平行的弓形钮,钮的左右两边对称的虎纹,虎纹以单线勾勒而成,呈张嘴吞噬状,虎牙、利爪、虎斑纹清晰。钮是一只鹿,钮下是展翅的大雁,均以单线勾出,纹饰简陋古朴,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春秋战国铜镜
1、分期与特点
这一时期,尤其是战国阶段,铜镜数量猛增,见于着录的达千面以上,种类也颇为复杂,有人按铜镜的主题纹饰分类,多达11类40多种,表现手法丰富,加上地纹的出现,突出主题纹饰,使镜背图案呈现出主纹和地纹和谐结合,纹饰繁简有致。
春秋战国历史时400多年,铜镜真正有较大发展是在春秋中叶以后,按《中国古代铜镜》的分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为第一阶段,主要流行全素镜和有单线、双线凸弦纹的素镜,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早期铜镜的特点。同时新的镜种如纯地纹镜、四山镜出现,镜体圆形为主,少数方形,背有钮及座,钮形式为弓形、半环形,钮座多小圆钮座、凹面形钮座、素平缘。镜质地簿而轻巧,重量也较轻。
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镜类大增,前段流行的确良镜类有的继续流行,纹饰上也有变化,常见的如花叶镜、山字镜,以及新增的菱纹镜、兽类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等以几何纹、动物纹、植物纹为主的镜类,还出现彩绘镜、金银错纹镜等特种工艺镜,就技术和镜子的精美程度而言,均看出明显进步。此外如透雕圆钮座、八连弧纹钮座的出现,地纹和主纹相结合的装饰方法等,都表明铜镜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内涵。
战国晚期至秦末为第三阶段,前时流行的素镜,羽状地纹镜、禽兽纹镜等已很少出土,山字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铜镜流行,纹饰层次分明,主纹地纹相衬托,还出现了三层纹饰重叠的布置法。但前两个阶段以轻巧质薄为重要特征似乎没有多大改变。
2、春秋战国铜镜的类型
这一时期铜镜大致可分为六大类,这六大类是素镜类、纯地文镜类、几何纹镜类、植物类、动物纹镜类及特殊加工镜类。每一类的若干镜种选其典型者,简单提及。
①素镜类
素镜分为全素镜和弦纹、宽弦纹素镜三种。
②纯地纹镜
指镜背只有一层铺底的纹饰,这类镜与地纹上再加上主题纹饰的构图不同,纹饰细密,铺满镜背,其边缘一般无纹饰或为另一种花纹圈带。
③几何纹镜
几何纹是以线条、点、圈、弧线组合成的纹饰。是古代各种纹饰中应用最早、最广的纹饰。春秋战国镜饰中以几何纹为铺纹的现象较普通,以几何纹作主纹的镜有山字纹镜、菱纹镜、连弧纹镜。
④动物纹镜
这一时期动物纹镜种类较多,主纹有饕餮纹、凤鸟纹、禽兽纹、蟠螭纹、羽鳞纹等,其中禽兽纹镜、蟠螭纹镜数量较多,其余少见或罕见。动物纹镜均以细云雷纹为地纹,有圆形、方形两种镜形,三弦、四弦或半环钮,方、圆形钮座。
⑤特殊工艺镜
指运用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铜镜,在加工工艺、精美程度方面有别于一般铜镜。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发现彩绘镜、透雕镜、金银错纹镜等。彩绘镜是在素镜背用彩色或漆绘出各种图案的镜子。纹饰有蟠龙纹、夔凤纹、卷运云纹,还巧妙地运用细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区及多种色彩的调配。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铜镜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纹饰变化繁多,种类复杂。就中国铜镜而言形成第一次铸造高峰。
秦汉铜镜
秦汉铜镜可分为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新莽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四个时期。
1、秦至西汉早期铜镜
秦代铜镜其形制多沿袭战国晚期作风,为圆形,弓形弦钮外,新出现了圆钮、柿蒂钮、兽首钮等,钮座多圆形或方形,镜边为卷缘或平缘,有的是内向连弧纹缘。镜面一般是平的。
战国末年,铜镜上始有铭文出现,秦镜有文字仍绝少。西汉早期铜镜铭文逐渐多见,多饰在钮座外。文体多是秦汉诗歌形式的三字句和四字句,字体古朴方古,多为篆书。内容多是秦汉代贵族享乐求仙,长保富贵的思想。还有丈夫远戍边疆,妻子相思相念之词等。
2、西汉中晚期铜镜
该期铜镜皆作圆形。基本都为圆钮,钮体较小。圆钮座或连珠纹、柿蒂钮座等。镜缘宽平,缘逐渐呈斜坡状。镜面多外凸,镜体较上期稍厚重。
在纹饰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以铭文作为镜背装饰的作法较常见,花纹渐趋简化,有蟠螭纹、星辰纹、连弧纹、弦纹、梳齿纹等,地纹更加潦草,少见。
3、新莽至东汉早期铜镜
这一时期铜镜,镜身厚重,均为圆形,镜面稍向外凸。基本都作半圆钮,钮座有圆形、方形和四叶纹座等多种。镜的边缘宽平,缘上开始出现花纹。制作都很精致,是两汉时期铜镜发展的高峰。
铜镜纹饰复杂多变,由静向趋于动向,有规矩纹、神仙鸟兽纹、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流云纹、波折纹和锯齿纹等,其中流云纹、波折纹和锯齿纹多饰于镜缘上。花纹线条一般很纤细,盘曲如铁丝,遒劲有力,繁缛细密,流畅生动。
这个时期。除日光镜、昭明镜、四乳螭纹镜等继续流行外,象征天地四方的四神规矩镜大为流行。鸟兽纹镜也比较典型。
4、东汉中晚期铜镜
形制皆圆形。圆钮,钮大而高呈半球形。多为圆钮座,也有连珠纹钮座、柿蒂纹钮座等。镜缘宽平,缘的坡度增大。镜凸面较上期稍平缓。镜体较厚重。
纹饰较弧纹、规矩纹继续使用,规矩纹简化,多以单线条勾划而成。新出现了人物神仙故事和车马画像及神兽等题材,并开始出现半圆枚和方枚装饰,枚上或带铭。纹饰布局常以钮为中心,或上下对称,或左右对称。神兽镜、画像镜则多采用横行排列或环绕布施的形式。出现了浮雕式表现花纹的手法,通常见于神兽、画象、龙虎、夔凤纹等类镜上,使花纹图像高低起伏,活泼自然。
魏晋南北朝铜镜
1、六朝铜镜
从三国鼎立到隋朝建立,历时近四个世纪。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除西晋短暂统一外,从五胡十六国政权林立到南北对峙,战争连绵不断,一向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几度凋敝,直到北朝时期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对而言,南方所受劫掠较少,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与众多手工业部门相似,铜镜铸造业南北相异,总体而言外于中衰时期。这一时期铜镜仍属于汉式镜的范畴,便不如汉代发达,缺乏创新,形制、纹饰、纹饰布局和技法基本沿袭东汉铜镜,且铸造质量普遍不如汉镜精细。
纹饰上较为显着的变化是佛像图纹颇为流行,三国两晋时期佛像图纹在镜饰中屡见不鲜,使东汉以来神兽镜中传说神仙、历史英雄人物的题材更为丰富。
综括这一时期镜镜的特点是:镜体圆形,大圆钮,圆形钮座常见,宽缘多饰以各种花草、几何纹饰,也有内向连弧纹或素平缘。主题纹饰流行半浮雕式或浅浮雕式,常见题材南北方有异,北方主人有柿蒂连弧纹、方格规矩纹、兽首纹、夔凤纹、盘龙纹等,南方主要是神兽镜、画像镜、瑞兽镜等。纹饰布局没有新的变化,仍以轴对称、环绕式为主,主题纹饰或呈区段重列分列,铭文内容与汉夹钮对置。有铭镜仍较普遍,有的作圈带式,有的呈条状分列,铭文内容与汉镜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及祈求长寿、富贵、宜官、发财、家族兴旺之类的吉祥语。以上数点为断代提供了依据。
2、铜镜的类型
1、神兽镜
有重列式、环绕式、区段式、对置式神兽镜和画文带佛兽镜等多种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神像(或佛)与神兽为主纹,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神兽组成主题内容。重列式神兽镜与东汉末同类镜相似。圆钮、圆钮座,有分五段或六段配列神像,神像数目不等。主要出自吴地。神兽形象一般较小,各段线条划分鲜明,四神形象清晰,其中青龙、白虎纵向所占空间较大,吴镜一般没有像汉镜那样在钮上方置吉祥铭“君宜官”,而是纹饰疏密有序。
环缘式神兽镜以四神四兽环绕圆形钮座而列为主要形式,在神、兽之间常配若干小兽和侍神,形成四神六兽、六神六兽等名目不同的神兽镜,实际上仍以四神四兽为主。另有二神四兽镜,二神呈对置式,四兽分为两组,每组二兽。如西晋太康三年对置式神兽镜,圆钮外为珠纹,主纹二神四兽对置分为两组,有镜缘铭:“太康三年十二月八日......赀财千万,子孙富”。对置式神兽镜有的分为四组,由六神四兽或六神四兽二禽组成。多有半圆方枚。
佛兽镜是这一时期佛教盛行在铜镜工艺上反映。其主题纹饰以佛像和模仿佛像的神仙代替神兽镜中的神仙图像。图像中出现了莲座、狮首、圆形顶光等与佛教相关的艺术造型,其余与一般兽镜相似。此类镜国内见于报道的仅一面,出土于湖北鄂城,时代约当吴中后期。在日本出土四面画文带佛兽镜,据分析应是中国吴地输入或日本人仿制的。
2、变形四叶纹镜
变形四叶纹镜继续流行,有四叶鸾凤、佛像鸾凤、兽首等不同纹饰。这类镜饰以变形四叶为主纹,其间配以四凤或八凤,有的在花瓣内及连弧纹内配置禽兽纹。较为特殊的是在变形四叶纹的叶瓣或连弧纹缘中有飞天或佛像的形式,佛像的顶光、座莲均均清晰可辩,花瓣之间各有两只相对的凤鸟,近缘处有内向十六弧圈,每个弧内有龙、虎等形象,缘素宽,是罕见的佳品。
变形四叶兽首镜,是在四叶之间置兽首,似不如汉同类镜精细。叶内有铭文一或二字,组成“位至三公”、“君宜高官”等,外区有的有铭带,纪年铭常见,可供断代。与没同类镜比较,魏镜外区内向连弧度平缓,而汉镜弧变较大。此镜流行于三国晋代。
3、瑞兽镜
瑞兽镜中常见的瑞兽形象是龙虎对峙、盘龙或瑞兽与方格相间等。龙虎对峙镜一般作内区一龙一虎夹钮对峙,也有双龙结峙、双虎对峙等形式,外区有铭带,边缘纹饰丰富有动物纹、锯齿纹、水波纹。缘有窄有宽。
方格瑞兽纹镜是瑞兽与有铭方格相间,有四兽四方格,三兽三方格、五兽五方格等形式。方格内有一字也有分成四小方格各一字的。以陕西出土尚方四兽方格镜为例,钮外十字形分布四个方格,格与格之间空地各有一兽,方格内各四字,连为“尚方作镜,服者富昌,长宜口王,其师命长。”其外为短斜线圈带,变形缠绕夔纹纹。另有龙虎禽兽镜,将龙虎对峙纹作为内区,外区是方格瑞兽(五方格与四兽一禽,六方格与六禽兽)相间,制作甚精,时代属南北朝时期。
六、隋唐铜镜
唐代物质文化反映在铜镜工艺方面,有了空前的长足进步。在纹饰和雕铸方面,它完全脱了以前图案纹样那种拘谨古朴的规范,形成了一种自由、豪放的独特风格。纹饰内容繁盛多采,有蔓草、莲花、葡萄、忍冬纹、宝相花、飞鸟、麒麟、狮子以及人物、故事等。各具形态,绚丽多姿,充分表现出制镜工艺的高水平。这些都反映了唐代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西文化互相交流的结果。不仅内容新颖,而且雕造入微,活泼而生动,极富有现实生活感。尤其是金银平脱花鸟镜、螺钿花鸟镜、鎏金银镜,以及彩绘漆面嵌绿松石镜等特种加工镜子,制作都很精巧,代表了唐代制镜工艺发展的高度水平。
隋唐铜镜外表呈银白色,部分铜镜呈黑褐色,感觉起来比较厚实,其成份经科学分析得知,铜锡的比例大体是铜平均约占69%,锡约占25%,铅平均占5。3%,与汉代的比例基本一致。
关于隋唐铜镜的分期,一般分作隋至唐初、盛唐、中晚唐三大段,这只是就发现情况来说,因为铜镜是耐用物品,所以中晚唐发现的就不一定是当时铸造的。从铸造上看,安史之乱应该是一大转折,但表现在铜镜上却又延续了许多年才看出来,因此盛唐铜镜的下限只好定在唐德宗时期,之后为晚唐铜镜。
1、隋至唐初铜镜
这个时期铜镜的形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者较多。钮除圆形外,也多见兽钮。有的制作精美,器体厚重,有的则较轻薄。
纹饰方面,该期仍继续流行“四神”和兽纹,间配以流云纹或规矩纹,但数量较前减少。而以鸾鸟葡萄、宝相花等为主题的图案纹饰,逐渐盛行起来。并多见于十二生肖形象纹饰。镜缘花纹常见云纹、流云纹、锯齿纹及水波纹和点线纹。
2、盛唐铜镜
这个时期的铜镜,无论从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着显着的变化,显示了盛唐时期制镜工艺的崭新面貌和风格,这与当时繁荣昌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铜镜形制有了新的变化,除圆形及方形外,又创造出菱花式、葵花式等造型新颖的花式镜,并很为流行。镜体一般都较厚重,钮低而大。给人以浑厚、凝重之感。特别是铜镜合金中锡的成分比例增多,因而颜色净白如银。
铜镜花纹,除上期流行的兽纹、鸟纹、宝相花纹等以外,出现了一大批新题材,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景象。花纹有取材于自然界的花鸟蜂蝶,有想象传说中的珍禽瑞兽,有向往幸福美好神话故事,也有来自社会生活和外来文化题材的。纹饰的表现手法富于写实,具有高度的艺术感。图案多用高浮雕或浅浮雕技法处理。花纹组织秀丽柔健,细腻利落,结构疏密,恰到好处,整齐布局,完美得当,和谐大方。
这一时期,唐初的兽纹镜、海兽葡萄镜、宝相花镜等几种镜子,这时期还继续流行,并有所变化。
3、中晚唐铜镜
唐代中晚期,“安史之乱”的恶果此时已发出了霉烂的气息 ,地方割据、混战不止、经济萧条促成了唐代铜镜的急剧衰退,无论是造形、技法还是主题纹样,都与前一时期显着不同。
铜镜的形制除圆形外,还流行方形和方亚字形镜。圆钮,多无钮座。镜缘多为素缘。质地轻薄,铸造不精。
纹饰多见植物纹,同时流行带有佛教色彩的形纹和道教意味的八封符号式的装饰,纹饰显得草率无力,单调乏味。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宋、金元时期,其中北宋与辽和西夏同时并立,南宋与金又长期对峙,这种复杂混乱的政治局面到元朝时才有了一个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由于连年战争使兵器用铜量很大,铜源匮乏,民间铸镜还要官验,而且按量计本,客观上影响了铜镜手工业的自由发展。加以造纸、烧瓷、织锦等手工业的兴起,也不同程度排挤了唐代以来铸镜工艺的特殊地位,使之渐趋衰落。因此一般铜镜生产,只注重实用而不求华丽,如湖州、饶州所产铜镜,就是突出的代表。金代在唐末以来铜镜日趋衰落的情况下,异军突起,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尤其是人物故事镜,种类丰富,内容新颖。官铸铜镜中出现过一些较精致的作品。但由于当时金人统治区内铜源困难,统治者三令五申关于禁铜的命令,使铜镜铸造受到限制,因此现今所见金代铜镜尤其是私铸铜镜的铸造及图纹多较粗劣。元代手工从13世纪逐渐恢复,其金银器制造均显示了高超的技艺。但是因元朝的国土面积比较辽阔,遍及欧亚,西方的玻璃也迅速东传,使铜镜衰落更加明显,所见实物不但数量少,而且种类比较单调。
这一个大的历史时期的铜镜,远不如唐镜那样有一个明晰的发展线索。
1、铜镜的分期与特点
从总体上将宋元明清的铜镜进行分期,似乎很困难,因时间跨度大,情况复杂,资料也欠缺。按朝代综述其发展阶段或特征则可能的。
①宋镜分期和特点
宋镜出土量大,民间流传、收藏者众,其发展衍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初,铜镜形制、纹饰保持晚唐遗风,质厚而图纹线条粗陋,流行旋转式布局,第二阶段是北宋中晚期,社会相对安定,铸镜工艺似有一短期发展,图案题材多为缠枝花草、花卉,仿唐镜常见;第三阶段是南宋时期,铸镜更重实用性,素镜、素地铸造商标字号铭的铜镜流行,纹饰镜锐减。铜镜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开始了中国古代铜镜重实用而不尚装饰的时期,表明人们对镜子的审美观念已发生变化。
宋镜以形式多样化而着称,除唐时颇为流行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到宋代仍较常见外,亚字形镜显着增多,又创新了带柄形、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镜形,宋镜一般胎质较簿,铸工也不如唐代精细,多采用细线浅雕法加工纹饰,使图案纤巧,其中不乏精品。宋镜另一大特点是镜铭多为商标字号,字号前往往冠以州名、姓名、甚至店铺所在地、价值,表明宋镜私营商品经济特点。其中着名的铸镜地有湖州、饶州、四川成都。
宋镜的这些特征表明铸镜业在经历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后,继晚唐五代后,继续走向衰落,这种发展真切势并不意味着铸铜业及其技术的倒退,也不是铜镜作为一种人人需要的日常用具已走到了历史的心头,而是由以下两方面军的原因交叉作用的结果。其一,北宋与辽、西夏并立,南宋与金对峙。处于不同政权和民话传统控制下的官府手工业作坊和私人作坊更注重铜镜的实用性,容易忽视镜背纹饰的创新,这条例许多种类器物发展的规律,也是铜镜更为普及的结果,对绝大多数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实用性铜镜比装饰性工艺品更受欢迎。其二,宋政权封建经济发达,大量铜材用于铸币,北方少数民族控制地区历代产铜甚少,南北铜荒现象均十分突出,致使铸镜量减少,重量变簿,质量也大不如前。由于私营铸镜作坊以盈利为目的,为满足一般市民的消费需要和实用心理,大量铸造纹饰简单的镜甚至素镜。
②金镜的特点
金镜中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铜镜纹饰的作品,人物故事镜中的童子攀枝镜、许由巢父故事镜、柳毅传书故事镜等情趣盎然。也有一些镜纹,如双鱼镜、摩羯镜、海泊镜等是前所没有,其中不乏精品。金镜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缘多数刻有官司署检验时的款识,这是政府为了防止民间私自铸镜。这些款识、签记成为鉴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金镜的形状以圆形为主,偶有菱花形、葵花形、八角形、带柄桃形等,一般圆钮,无座素缘部稍有纹饰。
③元镜的特点
元朝铜镜铸造得较粗糙,形状多为圆形,纹饰有简略的缠枝牡丹纹、云鹤纹、双鱼纹、双龙纹等,也有人物故事镜,少有精致品。
2、宋代铜镜的类别
宋镜中较大量的是素镜,此外还有植物类纹饰如花卉镜,动物性纹饰如双龙镜、花鸟镜、神仙人物故事镜、八封纹镜等,其中素镜中纪名号铭镜数量很多。
3、辽代铜镜的类别
辽的铜镜质地与北宋铜镜基本相同。
铜镜形制有圆形、八角形等。纹饰以花草、禽鸟纹为多见,还有连线纹等图案,纹饰稍显粗率。
4、金代铜镜的类别
金代铜镜铜质仍是黄铜,色泽白中泛黄。
铜镜形制主要是圆形,也有菱形、葵花形、八角形等,有柄镜也较多见。镜钮常见圆钮,钮顶为平面。素缘略宽,有的镜缘上錾刻官府验记铭,并有画押。
5、元代铜镜的特点
元代铜镜的铜质与宋代相似,为铅锌合金的黄铜,质地粗糙。
形制基本上保存了宋代铜镜流行的形制,有圆形、菱花形、葵花形及带柄镜。圆钮,钮座以圆形和花瓣形多见,素缘,缘较宽厚。
纹饰有双鱼纹、双龙纹、花草纹、禽鸟纹、八封星象图案和人物故事图案等。
明清以后,玻璃镜兴起,铜镜便退出了人们生活的历史舞台。近代虽也铸造过铜镜如松鹿人寿镜等,不过是以仿古赏玩为目的摆设罢了。但任何事物往往于绝处获得新生,生产力的发展埋葬了它的使用价值,出于对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需要,又促使人们去探寻其艺术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