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马恩怎样看待欧洲革命大潮中的各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而且也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人运动发展战略的规划者和斗争实践的指导者。这种对社会基本结构特征的规划性以及对社会意识和政治行为的人为干预和引导，是欧洲现代性的主要标志。马恩作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家和积极实践者，他们的知识生产和政治实践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是现代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当时欧洲各国有许多带有革命倾向并直接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如“正义者同盟（1847年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德国工人协会”、“民主主义者协会”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等。马克思任主笔的《新莱茵报》自称为“民主派的机关报”，马恩许多关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评论文章就发表在《新莱茵报》上，1850年，他们又出版了《新莱茵评论》。正是通过这些进步刊物和他们与革命组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间接地指导了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工人运动。 把当时世界上各民族大致划分为两大类 1848年至1850年，欧洲各地相继爆发社会革命、民众起义和战争，各国政府、各民族和各政治团体在革命形势下纷纷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投入到斗争之中。在这个时期的着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是否顺应历史演变轨迹”为标准，在政治上把当时世界上各“民族”（包括部族、部落等群体）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生命力、有创造力、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流的“先进民族”；另一类是封闭保守、没有生命力、苟延残喘、开历史倒车的“落后民族”。 19世纪欧洲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各国、各民族之间展开的，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弱小在野的无产阶级尚不能主导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在这种现实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形势的分析和论述只能以“民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作为主线。这也说明，马恩基于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对整个欧洲社会的适用性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不得不以民族为单元分析社会政治运动。正如康纳所说，在当时的实际社会运动中，“是一些民族——而不是一些阶级——在进行阶级战争”。 马恩认为，“革命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领导者必然带有一定的无产阶级性质或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在欧洲大革命浪潮中，他们站在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阵营里推动革命形势的前进。而“反动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则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领主的阵营里“开历史的倒车”，沦为封建统治集团和资本家的帮凶。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和反动性就是这样与其领导集团的阶级性联系在一起，并被其领导集团的阶级性所决定。 19世纪也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和侵略的时代。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居于先进地位的西方国家在东欧和其他大陆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侵略活动视为“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冲击，虽然采取的行为方式和造成的社会后果很“残酷”和很“不道德”，但是这些侵略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步，扮演了“历史工具”的角色。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当传统保守的“落后民族”抵御“先进民族”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时，“先进民族”在进行侵略和殖民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为牟利而不择手段的强盗本性，“落后民族”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反而有可能在道德上占据上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这些落后民族的悲惨境遇确实令人同情，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进程来看，这是“人类必需付出的代价”。 以社会进步的大方向为准绳，从西方的启蒙理性而非自然感情的角度来判定不同民族的“进步”和“反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欧洲及世界各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时始终坚持的基本思路，而这一思路带有浓厚的、当时在科学和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进化论色彩。 判定一个民族革命与否的标准 在《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形成两个阵营的原因：“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3个民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 除了在当时全面铺开的欧洲革命斗争中如何“站队”之外，恩格斯在评价一个民族是否是“进步的代表者”时提出了3个标准：第一个是“保持着生命力”，特别是在社会制度和科技经济方面的创新能力；第二个是“具有同化异族的能力”；第三个是“积极地影响历史”。当然，这三者之间相互密切关联。在文化创新、科技探索和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强大主动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在与周边其他群体交往时，由于居于领先地位而积极影响和引领着周边群体的发展，成为“进步的代表者”，其自身的发展和它在该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自然会积极地影响整个地域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认为，马扎尔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同化异族的能力，甚至同化了进入匈牙利的德国人：“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地道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与之相比较，那些在这一进步过程中抗拒“同化”、努力“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的群体，则被恩格斯认为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反动的民族”。 这些观点以当代“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来看，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中，实际上认定了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进步”和“反动”的性质差异，尽管“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所谓“不必要的民族特性”实际上可能就是指那些阻碍了该民族“进步”的因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必要的民族特性”？什么是“不必要的民族特性”？还是所有的民族特性统统都是“不必要的”？又应当由谁来进行评价？ 毫无疑问，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基因资源库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能说一种文明“优于”另一种文明，或者说某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必要的”，另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不必要的”，因为各个文明处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处在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上，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的复杂程度、对文化发展的创新速度、不同文化相遇时彼此竞争的优劣态势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复杂文明与简单文明（有的甚至没有书写文字）之间的区别，存在积极创新的文明与保守停滞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相互竞争中，有的文明处于强势并对周边群体进行同化，另一些文明处于弱势并被强者同化，这样的群体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竞争中的“马太效应”现象，同样存在于不同语言、不同文明的相互竞争之中，这恰恰折射出各自的“生命力”水准。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对不同的文化传统确实很难作出孰优孰劣的评价；但是在战场上，不同文化传统所发明的武器之间的优劣态势是一目了然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不同群体和各自文化可以自然地衍生，但是到了近代各群体彼此相遇并激烈竞争的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客观的竞争规则并决定着各自的命运。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早期，它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和竞争中的表现其实是相当野蛮的，这也充分说明，在人类社会真正领悟文化的内涵并学会以文明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之前，各个文明之间的竞争规则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对反革命民族命运的预测 19世纪欧洲的社会革命席卷了全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一场革命风暴已经使欧洲各民族都被直接卷入一场两个阵营分化对立的斗争中，这使得各自的“生命力”和作为“历史进步或反动的代表者”的政治角色变得格外鲜明，并使各民族直接落入只有两种颜色的政治谱系之中。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再次宣称：“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 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份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 至于1848年南斯拉夫人发动独立斗争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这还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观点。吊诡的是，也许恰恰是由于处在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这些少数民族才有可能从“进步的（德国和匈牙利）民族”那里接触并吸收了现代“民族”理念，并产生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反对统治民族的斗争中，他们的同盟者却是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而且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上层贵族）的政治目标是恢复被征服以前的封建体制。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建立“公民的民族国家”来取代世袭封建统治，也可以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成为某些封建复辟者的动员工具。 恩格斯之所以把这些弱小的民族称为“垂死的民族”并给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力量的政治坐标是站在封建割据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统治，这些观点充分展示出“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恩明确指出这种民族独立运动不仅无益于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开历史的倒车”。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在着述中对这些发挥了“反革命”作用的“反动民族”不断地表达他们的鄙视、愤恨和诅咒，甚至期盼着这些“反动民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 今人可能会对这两位伟大思想家针对某些民族的激烈言辞感到很难理解，但是这些白纸黑字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
‘贰’ 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论述有哪些是空想还是科学的
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与马恩年代有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面临那些新课题呢?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概括.马恩认为社会主义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基本矛盾激化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历史的发展有许多不可测性,在马恩去世后,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按经济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彼此削弱,内部矛盾重重,出现了薄弱环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一个幽灵……”,已经不再是时代特征.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帝国主义发展的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取得了胜利,也面临马恩没有设想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地方率先取得胜利的,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并不具备,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封建主义的残余,民主和法制极不健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提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最不发达,工作本领最差,承认这一点是令人十分不快的事情,但不能用漂亮的口号或词句去掩饰”.列宁对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两次被暗杀,身上有两颗子弹没有取出来,严重影响了列宁的健康,十月革命后列宁只活了六年,而且后面几年都是处于瘫痪,在病榻中度过,影响了列宁亲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理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损失.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替了列宁的工作,但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给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建设蒙上了阴影,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也共同面临这个问题.中国有大跃进和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匈牙利有纳吉事件,东德有昂纳克僵化的政治体制,北朝鲜有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都在不同程度把阶级斗争人为地扩大化,影响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声誉和自身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厉行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东欧剧变和前苏联的解体.这就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不是历史的必然?马恩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底是不是真理?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结合实际进行了理论的和实践的探索,探索的道路也是错综复杂的.主观与客观分分合合,理论与实践曲曲折折,从对“三八现象”的反思,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仍然是粗浅的.结论：如果历史发展是按照马恩所设想的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出现社会主义,那么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预测将是十分准确的.由于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按人的设想进行的,落后国家率先建成了社会主义,与马恩的预测和设想就有了一段距离.但是马恩认为社会变革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内因而决定是正确的,落后地区率先建设了社会主义,如果不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是初级阶段,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不太合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错,实践当然也没有错,但是适应性不同,社会历史发生了变化,如果还要字字句句都到马恩那里去找根据,那就是后人在理论运用上的错误.马恩一再强调,“我们只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并没有穷尽真理.时代为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马恩是人不是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的是彻底的唯物论立场和辩证思维方法,并不是句句是真理的神学.这也是科学与宗教的最大区别.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自由竞争时期（马恩年代）——垄断时期（列宁年代）——现代资本主义在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之后,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马恩当年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结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异（比较80年代中国学者与越南难民在美国的情况）,第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改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资产阶级推行国家垄断和资本民主化.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地位：管理民主化和高感情高技术的笼络产品分配：福利制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还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三权分立、普选制、议会制和公务员制等等,建立了高效率的现代化的官吏制度（香港的廉政公署）.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承认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二战之后,50到70年代年代,资本主义处于黄金时代,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人为地扩大化的同期,资本主义正在高速发展.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只停留于一些个别范围的经济斗争的形式.马恩和列宁年代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已经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稳定,生产力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仍然在发展.因此,有人说资本主义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是否科学?我们要作深入的分析.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看,基本矛盾缓和,但并没有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深化了,但本质没有改变,矛盾冲突的具体形式变化了,并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马克思说过,当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之前,这个社会是不会灭亡的.从目前的情况看,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越来越狭窄.但是从一个社会形态转向另一个社会形态马克思一贯认为不仅仅暴力革命这个唯一的形式,也存在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使之采用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看,还有人提出“趋同论”,社会主义采用了市场经济的形式发展生产力,而资本主义采用了国家垄断（国家调控）的形式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秩序,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容性.而且中国要加入世贸,经济全球化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些看法不一定科学和正确,但也有一些道理.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最关键的一点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既看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导致私有制社会的灭亡,也要看到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可以肯定的是,将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我们今天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主法制方面都极不完善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马恩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的证明.
‘叁’ 马恩的生态思想及其基本特征有哪些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化思想内含：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的价值观、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统合的生态实践观、利用自然与复活自然一体的生态制度观、享用自然资源与节约自然资源互动的生态消费观。
‘肆’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读后感
马恩除在一些着述和书信中提及中国外，还专门写过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马恩为何如此关注万里之外的中国？关注的又是哪些问题？马恩的论述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何重要启发意义——
马恩为何要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许多着述和书信中提到中国外，毕生还撰写过共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这18篇文章除第一篇写于1853年、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之外，其余16篇均写于1856年底至1860年初，历时仅仅3年多。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鉴于美国报界读者纷纷将关注点转向中国，在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担任通讯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上述报刊文章采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围绕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展开方方面面的论述。有的文章介绍中英贸易关系，如介绍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在两国间的流动情况；有的文章陈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史实，如陈述开战导火索即亚罗号走私艇事件的始末原由；有的文章评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如评论英国议会围绕对华政策而展开的唇枪舌剑；有的文章分析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尔虞我诈，如分析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而坐收渔人之利；有的文章描述鸦片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如描述太平天国这样一场中国革命的状况与性质；等等。这些内容不一的文章贯穿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
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
当时，马克思正在构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开拓殖民地，试图借此化解酝酿于本土的危机，马克思利用掌握的材料，论证殖民主义不但不能化解欧洲资本主义本土的危机，反而会加剧这场危机。同时，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讲道：“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他还采用比喻性语言讲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字里行间清楚表明，马克思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危机理论的一个补充部分。但是，对于这个补充部分如何有机地融入自己的危机理论，或者说中国革命如何具体地引发酝酿于英国工业体系的革命，马克思只是讲，中国工人的竞争会导致欧洲工人工资的降低，从而激发欧洲工人革命，却未做更为深入的理论总结。而未能做深入的理论总结，就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还是相对抽象的。
马恩最初一致希望，在外力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在希望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初步认识。他在1853年撰写的第一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中国现实做出过这般描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响应，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论述了“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这一局面：“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鸦片战争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由于这样一个新世界只能由革命来创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抱以极大的期望。他们在1850年初撰写的《国际评论（一）》一文虽不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却提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该文给这场中国革命提出的口号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
但是，马克思在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之后，在1862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中国，这块活的化石……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此时，马克思已超越了“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一对中国社会的表层性认识，深入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循环而不前进这一深层认识。同时，他也对中国革命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状况后，他评价这一场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革命说：“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它“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而且“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
前后十年光景，马克思就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局限于“改朝换代”的“使命”才是革命的实质所在。相形之下，中国革命远未达到他的理想标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殖民主义与反封建主义互为因果。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达不到反封建主义这一革命标准，它在反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也达不到标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农民起义的本质怀有清醒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借鉴。但是，马克思写《中国记事》时，距离辛亥革命尚有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历史自身的局限性，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潜力估计得毕竟远远不够。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这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
马克思持一种近似于东西方历史二元论的看法，抽象地将黑格尔讲的“两极相联”的客观规律应用于东西方关系，不过这种“两极相联”指的，不再是东方社会的革命因素促成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而是东方社会的消极因素从反面刺激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即不再是《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讲的中国革命决定欧洲人民的革命，而是《鸦片贸易史》讲的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普及化导致的英国国库灾难以及欧洲危机。
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弱化中国革命相对于欧洲革命的作用，除了有上述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现实性认识做原因外，也是因为他凭着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力量与东方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必将葬送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仅仅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出发，论述陈腐的中华帝国必将败于西方现代社会的。
我们不必苛求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马克思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的理性力量。马克思就是凭着这种理性力量来把握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指的，就是道义与“贱买贵卖的特权”的矛盾。首先，东方道义抵制西方特权，因为西方特权不仅涉及正常贸易，而且涉及鸦片贸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描述了清朝政府合乎道义的态度，即“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其次，涉及鸦片贸易的西方特权践踏东方道义，因为它是靠船坚炮利来取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的。再者，西方正常贸易与军事力量并用的手段自相矛盾。马克思在《英中条约》中讲：“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互相冲突、相互消灭。”这里讲的“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分别指正常贸易手段与军事征服手段。它们的相互矛盾势必导致殖民主义最终灭亡。最后，由于殖民主义是践踏着“陈腐”的道义前进的，所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对于殖民主义，马克思是在欧洲革命的意义上预见它的灭亡的，对于中国社会，即使它“激于道义”，马克思也只能为它在历史必然中的命运寄送挽歌。
显然，这样一种东西方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演绎的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不同的伦理实体在矛盾中走向毁灭，也就走向了世界历史的根据：马克思的理想社会。
鸦片的催眠作用与惊醒作用
在这样一种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下，马克思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东西方二元性社会精神实质的剧烈碰撞有所“惊醒”。他在《中国记事》中提到：“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只是，马克思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到鸦片的“惊醒”作用的，因而这种“惊醒”作用要大打折扣，因为太平天国这一场中国革命还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依然被改朝换代的理想所“催眠”。固然，马克思对中国人民饱受鸦片之苦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寄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只要鸦片起的作用是“催眠”，而非“惊醒”，只要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刺激欧洲革命，他就不会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另眼相看，因为马克思更希望，鸦片起到的“惊醒”作用足以令中国民众意识到超越“改朝换代”的“使命”。
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面对原始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文明的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政治殖民主义，还是面对精神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走私鸦片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推销文化话语体系的殖民主义，我们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惊醒”。可以说，在这最后一篇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超越时代地永远值得我们回味。（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伍’ 如何评价马恩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赖自然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发展史、演化史的角度对人类自身的进化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人是自然界进化发展的产物，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发展的观点。因此，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要集中于自然是优先于人类本身而存在，人类应尊重和善待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伙伴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来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 〕 （P272 ）。人类本身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应该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 〔2 〕 （P519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演化进化的产物。人类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就会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护好自然环境人类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具体地、历史地放在自然之中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正确看待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第二，人类应合理开发自然。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下半叶，尽管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人类生产活动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对环境破坏的程度都还是有限的。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以其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阐发了人类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对人类破坏环境与自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868年初，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3 〕 （P5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如果无节制地开发自然，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最终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报复。因此，人类应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人类应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自然。认识自然规律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必须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改造自然，否则，就会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引发生态危机，最终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对待自然是一个从盲目的控制、征服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得到大自然的馈赠，自然才会向人类展示出其美丽、温和的一面。否则人类就会受到自然无情的报复。对此，马克思曾转引学者特雷默的观点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4 〕 （P251 ）恩格斯通过列举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区由于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过度砍伐森林而导致的毁灭性的生态灾难；阿尔卑斯山区的意大利人也砍伐了南极的松林，结果造成山泉枯竭，雨天山洪暴发，摧毁了高山牧畜业的基础；西班牙人更是为了种植的咖啡能够有更好的肥料，而采取刀耕火种式的放火烧山的方式，把整片整片的森林化为灰烬，结果肥沃的土壤却由于失去了森林的保护而被大雨冲走，只剩下裸露的岩石。恩格斯所列举的例子充分地说明了人们只有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实现改造自然的目标。
‘陆’ 马恩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有哪些贡献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基本要点与马恩的社会发展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马恩的“生产力发展决定论”和“中轴线”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马恩从研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入手，通过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考察,确认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引发者和内在的动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比如，他们提出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等论断，都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观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提出的“中轴线”理论，充分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恩格斯所说的“中轴线”也就是生产力。这说明社会发展的现象无论多么繁乱复杂，都是围绕“中轴线”进行的。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等思想理念，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
●马恩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是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接近和逐步实现的。他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高度重视这一段精辟论述。1894年，有人希望恩格斯用最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经过认真思考后提出以《共产党宣言》中这一精辟论述作为回答，并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这说明，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从发展目标上，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马恩的“综合动力”、“历史合力”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恩在强调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上层建筑诸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前提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政治的前提和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马克思指出:“……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恩格斯反复强调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的相互依存，特别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提出着名的“历史合力”理论是这一思想生动形象的表述。恩格斯提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历史合力”的方式实现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产生出来,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马恩的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而协调地发展。他们的社会发展动力论是一种以经济因素为始因的“综合动力”论。而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的思想，正是对马恩的“综合动力论”和“历史合力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马恩关于“人是自然存在物”和“人类不能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理论来源
马恩认为，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不仅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 而且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以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例如，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他强调，人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恩设想未来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得到解决，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真正建立起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总要求，这个总要求与马恩提出的“人是自然存在物”、“人类不能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
‘柒’ 如何正确认识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预测及其基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是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归纳起来,具有六大特征.1、政治上,作为私有制的产物阶级和阶级对立消亡；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自行消亡.2、军事上,部队也将消亡、没有法律,没有监狱、没有警察.3、经济上,生产资料全人类所有制,生产资料在全社会调节.生活资料私有制.4、科技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物资财富极大丰富.能足够满足人们生活和文化的需求.5、物资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捌’ 马恩文学思想怎样科学的论述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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