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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民族文化

发布时间:2022-07-21 10:58:56

㈠ 如何保护民族文化

㈡ 如何保护传统文化

一、首先就是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1、一是要审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二是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

3、三是要坚守住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

4、四是要建立传承的保障机制。

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进行系统性的文化教育

既包括由国家组织的小学、中学、大学及以上的国民教育,也包含了具备基础教育功能和高等教育功能的非行政教育。制定相关教育制度,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保障教育阶段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三、结合当前新时代的要求,赋予传统文化现代意义

结合当前新时代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赋予现代的意义,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对传统文化做出当代表述,为文化发展开辟出更大的空间。

只有调整适应当前时代的变化,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才能使得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与当代文明相互映衬,相互协调,成为新时代的新动力。

(2)如何管理民族文化扩展阅读

当代中国文化之间存在割裂现象,传承与弘扬方式较为单一

1、全球经济、文化交融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鄙弃民族文化的现象。

2、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认知存在偏差。广大群众的文化敬畏感逐渐丧失,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集体退步,对传统文化的珍视感日益减弱。

3、三是传统文化没有与当代文化有机结合。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

4、传承手段较为单一。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

㈢ 传统的最基本的管理方法是

行政方法是最基本、传统的管理方法。

传统,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传统具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积极的传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保守和落后的传统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阻碍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㈣ 如何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

1、对待文化差异,不应该是排斥,而应该是沟通,既要尊重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主张平等交流、互相学习;
2、中华文化对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3、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迷失自己,不能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而要珍爱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于外来文化,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㈤ 如何保护传统文化与传承

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主要有:

1、区别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优劣,有利于社会前进的脚步。

2、以时代的角度,以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3、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主要传承:

1、有一定的文化积累。

2、明确方向。即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3、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4、勇气和意志。需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

(5)如何管理民族文化扩展阅读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

㈥ 怎样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族文化

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崛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崛起,主要体现在文化规模的扩大、文化质量的提高、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宽领域的输出,并为其他民族所接纳、所向往。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往往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崛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为原本单一的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生的种子,产生多元化的文化,导致原有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一个民族的强盛必然是一个敢于在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民族。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时的中国仿佛是一个人正处在由童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变过程中。虽然国内文化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文化还没有完全角成定式,不同文化间具备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中国主流文化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学说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形态,宗教信仰功能相对较弱,广大人民的信仰问题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能够解决。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道家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冲突中,中国人对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充满了好奇心。为寻求“西方”文化的真经,他们过沙漠,闯戈壁,越高山,翻雪岭,走出了一条万里“丝绸之路”。人们纷纷着书立说,中国思想界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处于相对繁荣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逐渐诞生了道教,儒家学说的宗教化也变得更加明显。正所谓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两种不同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冲突与融合,最终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由此形成。

一个民族文化的衰落与沉沦,往往与她在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冲击面前的拒绝改变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840年前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而当时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清政府实行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华民族长期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这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果“大清帝国”不是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清朝未必一定会输得那么惨。同时期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日本人迅速向西方学习,改变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转而侵略别国。一个民族被外族欺侮也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恰恰在于政治集团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与国家利益之上,有意识地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历史研究表明,闭关自守政策正是清朝统治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苟且偷安政策。清政府在全国建立政权后,各地反清斗争持续不断,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斗争更是此伏彼起。尤其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同东南沿海和流亡海外的反清志士,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反清复明”而斗争。这也是清政府实施闭关政策的一个客观原因。1840年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上极度腐朽的清王朝竟然与西方人玩起了“以夷制夷”的政治技俩。清朝统治集团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防民甚于防寇”,严防人民力量的崛起,不愿也不敢动员、组织民众进行陷敌于汪洋大海的全民抗战,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当列强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平衡时,清王朝又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当人民的力量无法控制时,又转而与西方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运动。在如此腐朽的政府主导下,国家之贫弱是断不可改变的了。

阻止外界先进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一切政治集团、既得利益者都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们在实行闭关自守式政策时,总是会堂而皇之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所谓闭关自守式的爱国,实质上是一种占有式的爱国方式——国家被狭隘地理解为特定的时间、空间区域,理解为对主权、土地、人民、经济、文化等元素的铁筒式占有。而占有从来都是特定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对特定对象的占有。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企图占有国家的政治势力最终不是被自己的人民就是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推翻。因而,一切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狭隘的爱国方式只能成为“祸国殃民”政策的源头。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心,中国人以及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一个只能输出物质产品的民族注定是矮小的,是无法真正地站立于世界之上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主权、国土等要素为国家所有之外,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只有勇于接受一切挑战,全方位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在加强物资流动的同时,实行文化传播的大进大出,一个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文化才能得以壮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物质性前提,也是不同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前提。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吸收别的民族文化而不能向别的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输入的过程显然是民族文化自我丧失的过程;相反,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奉之为“国粹”,对别的民族先进文化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那么,这种拒绝改变的过程最终将是民族文化自我消亡的过程。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世界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文化的输入与输出都明显地带有政治性,与军事战争的胜负一样对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崛起过程,正是在与别的民族先进文化的输入、输出过程中实现的。

同样是文化交流,交流的不同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地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着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中国宣传教义。中国文明的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吸引了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人,一批社会精英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被西方的社会精英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着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向往着所谓的东方文化,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实施着大手术,最终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东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在西方文明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三百年间,中国一直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直到现1840年之后被西方人攻破国门。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崛起?

70多年前,鲁迅先生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战线上“全盘否定”和“全面继承”文化遗产的两种极端错误论调,写了一篇着名的杂文《拿来主义》,这也是鲁迅先生关于继承文化遗产思想的精炼概括。在这篇着名的杂文中,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在冲突、交流、融合过程中的基本态度。

首先是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其次是重估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的过程。“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是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再次是对其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的过程。“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往往不仅漫长而且是也是十分痛苦的。自1840年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中西文化仍然在激烈冲突之中,仍然让人看不到这种冲突的尽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始终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与先进文化冲突过程中只是吸收了其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似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似乎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中国人因为个体意义上的先天性弱化,以及自我观念的不健全,抱成团似的组成了铁板一块,容易改变又极难改变。极个别人的改变是徒劳的,大多数人一起去改变,就必须通过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性变化。人们往往只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去改变,骨子里的那些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却是极难改变的。在坚硬的文化整体面前,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内在的本质。改变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

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是无法立于不败之地的。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本是完全正常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却充满了过多的不应有的艰辛甚至是血泪。

中国历史上主张社会变革的政治家历来没有好下场,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思想界最终陷入灰暗与沉沦的根源。中国式的社会变革从来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没有纯粹的独立式思想革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社会变革,就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创新,通过社会变革最终改变人的思想。在1949年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但给中国人思想以最大解放的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邓小平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超越了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狭隘性。他非常清楚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终究前进不了多远,也前进不了多久。如果继续那样蜗牛式前进,“左”的势力必然伺机而动,甚至会反攻倒算,改革开放大业就有可能遭受失败。政治理论似乎已走到尽头,人们的思想已陷入空前的混乱。怎么办?邓小平先生站在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在他生命最后的有限时间里,用他那巨人般的大手为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廓清了人们的思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文化革命,从而为西方先进的文化进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中国于是有了股市、资本经营……中国开始了实质上的变化,原有变化的速度变得更快。

世界是由生活在蓝色星球上的不同民族组成的,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的精华组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显然也是每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人类不同民族在她们的历史上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往往是许多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实现的。西方人权的基本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价值观,理应可以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因为其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因而不至于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同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依然显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的文化大系里,中国“水”的文化形态与西方“火”的文化形态都将有其生存的土壤与空间,依然看不出它们之间有谁能吃掉谁的那种危险,甚至于中西文化完全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也是不大可能的。正是由于文化的相异性,人类的文化才能如此丰富多彩!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过去仅仅是西方人过的洋节,现在已成为中国人极为广泛的公众性节日——没有人觉得那是西方人的节日而加以拒绝;没有人认为过了那些西方人的节日就成了西方人。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人口、土地、生产方式等文化硬环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文化软环境则是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加以改变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中国人永远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永远还是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在他们之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所谓解放思想,其实就是把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创造,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文化产品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使中国人能够更加和谐地融入国际社会。

让我们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让明媚的阳光照进来!

让我们走向世界,徜徉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海洋中,不以文化观念的好恶论一时一地之短长,博采众长,共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㈦ 如何保护和推广传统民俗文化在网络时代

1、整合行政资源,理顺文化管理体制。目前我国文化管理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现行的文化管理模式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政府层面的多部管理,造成部门利益纷争。这种多部门的管理体制往往因部门或地方价值取向差异而产生标准冲突和利益纷争。这种冲突和纷争往往又在客观上给文化管理和经费的筹措带来了困难。二是支持性机构的缺乏,造成保护力量单薄。三是遗产单位与相关机构关系缺乏规范,造成保护机制不顺。正是由于上述管理体制的不顺,造成了中国文化事业面临着许多问题、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整合行政资源,理顺文化管理体制。可以借鉴当前税务、工商等中央垂直管理模式,建立文化垂直管理体制,这样既加强了对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整体协调性,也为文化管理与发展的经费筹措提供了有力保障。
2、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政策、法律和措施。包括建立奖励机制、开拓国际市场、开展跨国生产合作等政策,设立专门的发展基金,鼓励文化创作,培植文化市场的经营主体,促进文化产品生产,打造有代表民族文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品牌。同时,完善文化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度,营造干净的文化发展环境。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工作必须立法,应用法律来保障文化发展权。通过立法切实地使民族文化得到保护与发展,这一点在目前民族文化消失较快的全球化过程中显得十分迫切,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应是强制性的。有了法律,对民族文化如何保护与发展就有了依据。目前我国有关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的法律还十分欠缺,目前仅有《文物保护法》
、《知识产权法》相关内容,以及一些保护条例。法律的缺失给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3、进一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唤起广大民众的文化发展与保护意识,激起最广泛的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的社区参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首先要唤起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珍重与保护意识,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才能有效地使民族文化得到保护。目前在很多民族中,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的价值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认为民族文化是落后的东西,并不主动参与。事实上政府所做的工作并不能取代民族文化发展在一个民族中的民众角色,只有各民族人民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体现各民族的文化权,才能有效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4、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媒介生态,为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传播环境,特别是加强民族地区
和农村地区文化传播媒介生态建设。全球网络时代的媒介生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信息传播遍布全球;受众遍布全球;人人都可以成为传者;全球范围的即时传播;海量的信息传播;信息的良莠不齐。这种媒介生态给民众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构建和谐的媒介生态,为民族文化发展创造有利的传播环境。
5、进一步加大民族文化传播网络建设。互联网传播是当前信息传播的最重要途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占领了互联网传播的制高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充分利用现代卫星技术、跨国电视网络和互联网技术,迅速抢占国际文化传播高地,加强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影响,唤起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有了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才有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动力。

㈧ 我们要如何提升少数民族文化,从那个方面入手

中华民族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大家庭,然而,因为汉族人口居多以及历史的源远流长,以汉族统治为正统王朝,因此,汉民族的文化被很多人知晓,国家以及社会层面的人也格外的重视。而外国对我国文化学习更多的则是汉民族文化。我们要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是志在必得的事情。我觉得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应该出众理解他们的文化,并且促进他们将文化传承下去。

少数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因为他们自己值得尊敬,让人学习的民族文化。因为历史的问题以及人口的稀少,他们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并不那么的强有力,我们要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就得首先从我们自己身上做起,我们来尊重少数民族的的话,再来学习他们的文化,最后我们一起传承。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集合体,56个民族的都应该齐头并进,都一起欣欣向荣。

㈨ 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文化开发的关系

摘要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旅游的兴盛,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不合理的旅游开发会给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如民族文化的表面化、庸俗化、商业化等。强调在保护中开发,结果是既开发不好也保护不了,强调在开发中保护,结果是只开发不保护。在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如何与旅游结合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慎重对待的问题,既要考虑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要有利于旅游的经济开发。因此,为了进一步探讨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这一问题,有效解决贵州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贵州世居民族研究中心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于2005年9月25日在贵阳花溪共同举办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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