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什么进入儒家文化

A. 佛教为什么能够融入中国

任何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政府.
从东汉开始,佛教陆续传入中国,在长安建有中国最早的一所寺庙"白马寺"从事经书的翻译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真正兴起的过程里,都是默默无闻地流传在士大夫阶级,以其独特的哲学范畴,精深的思维而收到知识份子的了解并且信仰.却不适于普罗大众,所以发展缓慢,局限.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兴盛,最有名的莫过于梁武帝萧衍,对于佛教文化极度推崇,从而也把僧尼身份高贵化.在这个时代里,佛寺等机构享受着极高的待遇,有大批的田地,租授到农民手里收受租金.而租金与当时地主阶级的待遇或有甚者.而且这些地都是不需要向国家交纳赋税的.
于是有越来来越多的人私自剃度,加入到僧尼的大行列中来,劳动人民背负的劳役越来越重.
在这个佛教被朝廷推崇的年代,无所事事的僧尼们无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教义通化,把宗教人物神奇化,虚幻化.此中不乏有佛道两家互相攻击,论道.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宗教同化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些异端的,不为中国所接受的东西淘汰.
随后北周武帝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灭佛行动,销毁大量佛像,佛经,强制僧尼还俗,或杀之,或流放之,把这些他认知中国家的蛀虫清理掉.
经过这一场浩劫,佛教在之后的传承中更倾向于依附王权.在之后的各个朝代中,儒家都是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必然思想成为朝廷的不二选择.但是儒家毕竟是知识分子的东西,与普通民众而言有着太远思想代沟.而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更无法作用与愚民.所以吸收了道教鬼怪之说,安民,抚民,引人向善等等内容之后的佛教,正是朝廷加强控制民众思想的利器.
这里面所反映的佛教为什么能够融入中国,是因为在百家争鸣,思想大朝之后的岁月里,7国合并,焚书坑儒,给中国带来了莫大的一段文化缺失.而各家思想能够留存下来的已经基本定性.为政府所利用的儒家需要一部分更为简单,民众化的内容去配合他的统治.所以异端的佛教没有被定性这一点被很好地利用,并且通过磨合与吸收,最终成为了朝廷的另一门法宝.乃至宋明时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也是作为儒家思想的最后完善,可惜这一补充,已经无法撼动当时佛教对于整个社会的积极意义.
所以说任何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内容去分析,而应该要寻求历史来解决.

B. 我们已经有道教和儒家文化,为什么还要引入佛家文化

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兼容万物的民族，也是十分实用的民族，能够广纳百川，吞吐日月，能够吸收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严格的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文化，古人有云，“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本是一家”，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南怀瑾老师的阐述，共同形成了类似于金字塔的文化结构：
1、儒家文化是塔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内容，核心思想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化用到生活当中，就是听几乎所有父母说的那一句话：“孩子啊，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找份好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儒家思想类似于食品和饮料，不吃不喝是会死人的。
2、道家文化是塔身，核心思想是“崇尚自然，无为而治”，这个“无为”，不是没有作为，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自然规律，讲究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所以道家思想类似于医院，有了病就要上医院，不仅要找出生病的原因，还要找到药方整治。
3、佛教文化是塔顶，核心思想是“明心见性、解脱生死、超越轮回”，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吃饱喝足了，该考虑精神上的事情了”；或者叫“满足了物质需求的人，必然会产生对精神上的需求”，当今社会为何信仰的趋势又进入到新的热潮，最大的原因就是人们发现吃饱喝足了但还是感觉不幸福，所以才开始从精神层面找原因呢！所以佛教类似于超市，没钱进去逛逛，蹭蹭空调，看看产品，心情愉悦，有小钱就买点小东西，有大钱就买大件，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因此，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影响最大的首推孔子！

C. 佛教对后世儒家的影响

儒家通过修身实践（上升到理论）达到身修，天下大同的理想，这是很多中国圣贤追求的家国情怀梦，情系万民，心忧天下，根基扎在中国文化上。其受黄帝、尧、舜、禹等德治的影响，又加上中国医学、《周易》占卜等实践，形成了不是宗教而远超常人所说的宗教的儒家文化（这是很多外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让人形成高度的自觉的不惑之态，形成无所不包、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一（这恐怕也是中国祖宗为什么能接受佛教的原因）。但在追求世界的真相时，就走到《周易》那里去了。其本体论应该是受佛教的影响很深的。为什么这么说？佛教在修身（心）的可操作性上比儒家好用很多（这里甚至包括道家，也有很多实用操作）。在劝人向善，让人自觉向上方面，儒、释、道三教更多的是统一性。但是佛教的本体论是扎根于修证实践（比如修心之中见到了眼耳鼻舌意的作用之时发现其后的更深的规律），而非简单的逻辑推理。儒家实践虽然高深，但这方面却有不足之处，受佛教影响再所难免。
在寻找影响的答案时，不要总在文字上寻，应该在修身（心）养性上去体会，这个更深刻，更接近事实。

D. 冯友兰说理学是佛教化了的儒家，有何依据

儒学是由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春秋时期明丘、资中尼、鲁人）创立的，其宗旨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人治”原则是重视人的专业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慈悲心，重视人可以改变的观念，重视人的能动性和伦理性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以德治国”和“人治”有很多联系。“德治”强调启蒙的程序，而“人治”则强调道德家自身，是一种圣人政治。因为儒家认为“人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它发展成了极端的“人治”原则，如“为政而治”、“为民而治、不为法而治”。

E. 佛教在中国传播时内部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儒教的辅助对吗

浅谈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我国，已有漫长的2000年左右的历史了，除了短暂的三武一宗的法难外，可以说一直常盛不衰，直至今日，虽然大陆佛教式微，然在港澳台三地，西藏青海，佛教依然相当兴盛，可见佛教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并成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什么使佛教有如此大的力量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成为当时大众普遍的信仰，如今日国人普遍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样，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大致历程。 东汉时，佛教初步传入中国，最初佛教被当作道家方术之一，从而有效的减轻了一种外来异质文化传播的阻力，此时不少西域僧人开始来华传播佛教，并带来了大量的佛教典集，因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开始的，比较早翻译成汉文的佛经有一部叫四十二章经，被称为天竺的论语，无论从文体上（42条语录），还是文义上都与中国传统备受文人们亲睐尊崇的论语相近，因而佛教后来能与儒家文化融合，与最初传入的这本经有很大关系。随着大批印度西域高僧的来华，佛经的大量翻译，国人逐渐认识到它与儒道文化的不同，并有一批文人为这种新异的文化所吸引，成为我国佛教最初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家信众)。 此时的佛教主要在上层文人，统治者间流传，对民间的影响不是很大，随着国人了解的深入，我国一些修行有成就的高僧根据自己个人的修行体验，从汗牛充栋的佛经中取一部或几部作为修行的依据，从而开始有了宗派，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等几部经典开创天台宗，庐山的慧远大师与一些僧人在庐山结社，共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净土，成为净土宗（也称莲宗）开创的开始，此宗主要依据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经典，由于净土宗念佛法门简单易行，很快流传到民间，成为民间流传最广泛的宗派，后来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样由于简单易行，被单独列出，广传民间，得到了无数民间普通百姓亲睐，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盛况，可以说佛教得到广大老百姓的信仰与佛教里这一特殊的净土法门是密不可分，因为绝大多数佛教经典深奥难懂，一般文人都无法窥其全貌，更何况几乎不识字的普通百姓。 除了净土宗外，另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影响的是由达摩大师传入的禅宗，最初达摩来到南朝，面见梁武帝，然而南朝举朝只重修福德，不堪法器，于是来到北朝嵩山少林寺，面壁十年，等到了慧可，后来传至五祖弘忍，自此禅宗分为两支，神秀大师创立禅宗北宗，慧能大师接弘忍衣钵创立南宗，形成“南顿北渐”的局面。真正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的是慧能创立的“顿教”——不立文字，直下见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自唐武帝灭法一难，诸宗皆衰，禅宗独兴，因而禅宗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并不为过。以至于后来寺院几乎都是禅寺，法师几乎都是禅师。禅宗贴近文人的生活，义理简明，深受士大夫文人的欢迎，如宋朝的苏东坡，黄庭坚他们的文学作品深受禅宗影响，充满了禅意。 因而，佛教的一大影响表现在传统文学上，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带来大量的外来词汇，如般若，意识，禅那，摩诃，三摩地，丰富了我国汉字词汇。唐代诗人中如王维深受大乘维摩诘经的影响，田园诗富有禅意。宋朝的三苏他们的词赋洋溢着禅的味道。明清小说使用了一些佛教名相，如：佛十号之一的如来，过去劫五十三佛之一的斗战胜佛，但在使用时显然以大大背离原意，不似唐诗宋词那样借诗词表达内心对禅的体悟，因而对小说的影响只能算是表象上的。 佛教的另一大影响体现在茶文化上，佛教本意是佛陀的教诫，因而非常重视戒律，禁止僧侣饮酒，但对于具有清心作用的茶不但不排斥，而且大力提倡世人饮用，有香客来朝圣，都会请香客品茶，加之大的寺院多建于山上，山上适合种茶，因而对中国茶文化的开发和发扬有非常大的贡献。 由于佛教寺院大多在山上，因而寺院建筑无疑丰富了山的人文文化，如四川峨眉山是有名的佛教道场，浙江天台山是天台宗的道场，北少林寺建在河南嵩山上，五台山建有汉传，藏传佛寺，庐山是有名的净土宗祖庭的道场。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是佛教石窟寺庙，一般人将游山和朝圣结合在一起。 佛教作为三教之一，对儒教，道教影响巨大，宋明理学，心学的产生与儒学士大夫借鉴佛学分不开。儒家文化通过理学心学得以系统化，思辨化，无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道教的寺庙的建筑借鉴了佛教建筑的特点。儒学士大夫受佛家坐式影响，也由跪坐改为盘坐这一舒服的坐式。 大乘佛教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为宗旨，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区别于只顾自身得度的小乘教，不少作为在家居士的官员在吏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的时代依然能坚持廉洁行政，关心百姓疾苦。与他们的佛教信仰是分不开的。不少士大夫在闲时以阅佛经，参禅理为乐事，远离酒色纵逸，无疑抵制了官员的不良作风的蔓延。而作为在家居士的普通百姓则以念佛（或观世音菩萨），礼佛，斋戒为日常事务，并兼以放生，布施，对于他们邻里的和睦，身心的改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他们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佛家教诫分不开的。可见佛教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当时大众普遍接受的信仰。 （下文转自幸福乐园）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佛教思想文化，不但是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绘画、天文、医学、科技以及婚丧嫁娶、吉庆节日等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等世俗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佛教为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着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奖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着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奖。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舍利弗进屋后转念：众人前来探病，却连坐处也没有，当于何坐？此念方起，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只国，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文殊菩萨答言：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有须弥相佛国，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庄严美妙堪称一绝。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佛经中的叙述，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即便如此，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着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着。《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历史真实。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着《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佛教只是被统治者歪曲利用了，没有正确使用，统治者的行为背离佛法普度众生，慈爱人民的宗旨，走向衰亡是必然的。

F. 论佛教和儒学的关系

发给你一段东林寺大安法师的回答，希望对你有用。
居士：有人说，没有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就没有基础，弘扬佛法首先要弘扬儒家文化。请法师开示。

法师：确实儒家文化是让我们完善道德人格的一种文化，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儒家文化不具备，想学佛家的戒定慧，想学止观、般若、净土，就缺乏福德智慧去契入。做人都做不好，心很弯曲，就会障碍我们进入佛法大海。近一二十年来学佛的人多起来了，但由于缺乏儒家文化的基础，很多学佛的人 学得并不得力。他连起码的做人都做不好，不注重信誉，对上级缺乏忠心，对朋友缺乏友爱，对父母不尽孝道。于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或者在一个僧团里面，或者在一个居士团体里面，与人相处都很不融洽。有的人甚至不学佛他还正常，一学佛反而怪怪的，他很难跟人交流，很难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常常出问题，相互生烦恼。所以我们也感觉到中国现在需要儒家文化，再不提倡儒家文化，整个社会道德都没有底线。但儒家的道德、文化也需要佛家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做为理论的依据，才有立足之处。所以释儒两家要相辅相成地推进。对弘扬儒家文化的社会团体和个人，我们随喜赞叹，随力帮助，但是东林寺做为一个寺院，我们主要推进的还是净土文化。

G. 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并成为主流文化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至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佛教徒后来尊称悉达多·乔达摩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到公元前3世纪,在阿育王的扶植下,佛教开始广为传播。其后不久,西域诸国就有不少皈依佛教的。佛教正式传入我国,正是经过西域这条路线,而时间则要晚一些。
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见到过关于佛教的活动。西汉末年哀帝时,西域佛教国大月氏派使臣伊存到汉朝来通音问,他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浮屠,或译浮屠、佛陀,都是“佛”的音译)这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刘秀的儿子)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一译“沙门”即和尚)。受到汉明帝的褒奖。这是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
永平十年,汉朝派使臣蔡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像,到达东汉都城洛阳。东汉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现在洛阳东郊的白马寺,已经被列为国务院重点保护文物单位之一。这些都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正式传入中国。东汉时期,人们对佛教还没有多少认识,当时只是当作神仙方术家宣传的一种道术来信奉,而且信奉的人不多,影响甚小。到了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天竺的各种佛教流派,大都已传入中土。佛教典籍,也被大量翻译过来。仅魏晋时期即后译经702部,1493卷。南北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数大增。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10多万人。北朝的北魏末年,全境所建寺庙,竟达3万多所,南北朝佛教的空前兴旺景象,于此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确实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分不开。如北朝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婉兴,北魏的文成帝,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崇敬佛法,尊礼髙僧,对于佛教,从政治上保护,从经济上支持。南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时定佛教为国教。他本人几次到同泰寺舍身去做“寺奴”。然后每次又由群臣筹集一万万钱或两万万钱的巨款把他赎回来。他们这些行动,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封建统治者的扶植下,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也就随着增长起来。寺院力量的壮大,既是佛教空前发展的产物,也反过来为佛教的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