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传统文化到底怎么样

‘贰’ 传统文化到底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回头，我们能望见青牛之上又哭又笑的老子，鼓盆而歌的庄周，正襟危坐的孔丘，雄辩滔滔的孟子，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偑的三闾大夫，不乘驷马不入此门的司马相如，横槊赋诗的魏武，白眼看人青眼望天的阮步军，自称臣是酒中仙的青莲居士，致君尧舜上、愿始民风淳在的杜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宋儒，夜半一声长啸的阳明先生，黄叶村中笔墨如血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穷困书生，那亡国之后沉湖而死的寂寞文人。

‘叁’ 民办传统文化学校到底怎样

个人认为还不错，你看现在的传统文化学校，全国有不少呵！一般来说都在招收的。另外，正 宗的传统文化学校的教学方式是很灵活的，学习贵在立德立心，而非仅仅是各种学科，就连劳动和生活也是教学的一部分。

‘肆’ 明德是什么意思

明德，汉语词语，读音为míng dé，意思是光明之德。

《逸周书·本典》：“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非不念而知，故问伯父。”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宋·曾巩《谢雨文》：“吏无明德，但知告其困急于神。神既赐之，其尚终惠。”

相关信息：

“明明德”出自《礼记·大学》，此篇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面的“明明德”三个字，是整篇《大学》的灵魂。那么“明明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言之就是指就是要达到慧明其德、智明其德，内明其德、外明其德的境界。就是性和命的性命双修。

‘伍’ 龙口市明德学校好吗

龙口市明德学校是龙口市委、市政府为完善新区功能、拉动新区发展，投资近2亿元兴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龙口市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教育布局、推动“幸福龙口”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重点教育民生工程。

明德学校位于龙口市城市新区东北部，规划占地106亩，建筑面积5.32万平米，建设108个教学班，其中中学48个班、小学60个班，可容纳在校生5100人。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的思路，整个工程建设分两期进行。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明德学校的建设，坚持“环境启育、文化立校，多元有序、美观实用”的设计理念，追求“明德励志、创新求真”的办学宗旨，努力打造一所既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又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现代化学校。

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全部完工，内部配套设施开始安装。按照建设进度，物资筹备、设备调试等各项启用前的准备工作将于年底前全部完成，明年正月新学期开学具备使用条件。二期工程计划2014年春季开工，2015年投入使用。

‘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儒家的人生观是怎样的，有什么不同

道家：重人贵生
儒家：关于宇宙万物，以及人类之由来，儒家否认上帝创造之说，认为乃是阴阳二气所和合化生。易言之，乃是本乎自然。例如《易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书经》、《易经》，虽有“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哉乾元，万物质始，乃统天”诸说；但天的观念，非常含混，究未可与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有位格的上帝，等量齐观。宋儒复将天地阴阳理气之说，加以推演，谓“太极”乃万物之始，又谓太极本于“无极”，无人能穷其源。他们复以“太极”为理，谓理与气混合，初无先后之分；气分阴阳，均有理连乎其中。由于阴阳二气的动静，而天地分。天为阳，主乎动；地为阴，主乎静；男女由此殊，明暗由此异，生死由此分，而尊卑智愚贤不肖，亦由此判。人得天理之全，物得天理之偏。

至于人类的本真，以及人性的善恶问题，孔子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有教无类”的说法，初未绝对主张性善。一般人都以为儒家主张性善之说，其实未必尽然。儒家的荀子，且曾力倡“性恶”之论。他认为刑政礼法之兴，乃所以防微杜渐，正足以证明人性之为恶。特孟子强调“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复由于孟子在儒家地位之重要，及其辩才之无碍，以是都奉孟子为正宗，而视荀子为异端。

儒家人生的大道，乃“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明明德，止至善的层次，则在“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当尽其在我，以生为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虽亦言“天命”，他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是他对于最根本的“性与天道”，却存而不论，不可得闻，堪称舍本逐末。所以儒家学者，大部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未知生，焉知死”。他们的人生态度，只是乐天知命，注重现实。他们的工夫，乃在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他们虽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顶天立地”的宏愿；却终不知天国的奥秘、永生的大道。他们虽也有一套“浩气长存”、“精神不死”的道理，用以自慰；却终不能解决人类生死的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缺陷。

‘柒’ 学传统文化有哪些好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饱含着华夏先哲们的无穷智慧，记载了炎黄子孙的辉煌业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弘扬中华文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一代一代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弘扬中华文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的凝聚力等其他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弘扬民族文化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走向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世界闻名，勇于创新、不甘落后是中华民族留给世人的光辉形象。当前，中华民族与世界的距离虽然越走越近，但是在文化层面还是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与世界的距离比较远。因此，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责任，更是他们的义务。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华文化，是尊重中国历史的表现。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自身的优秀文化，只有在充分尊重自身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够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赢得尊重的国家才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在民族文化扎根的国家里，才能够与其他国家进行独立自主的交流和合作。否则，没有民族性的性的国际竞争和现代化必将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

软实力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潜在的推动力，它可以在凝聚人心、激励士气、淳化民风、塑造民族形象等方面有着巨大作用，还可以为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助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应全面认识民族传统文化，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行科学的传承，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以利于传承中华文明和发展中华文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捌’ 《明德》中的儒家思想框架是什么

“明德”一词出现在《大学》这一篇文章中，原文这样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大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也正是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当然，今人再去理解这其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可能会出现各家之言，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接下来我就来谈一谈我自己参考相关资料所得出的一些浅见。

儒家

说到“明德”，我们也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其实，儒家的众多论述都是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的。比如如何实现“明明德”，这便需要我们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重要一点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才可以说自己达到了“明明德”的状态。

‘玖’ 请论述中国古代德治主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

从周代的“明德慎罚”到孔子的“为政以德”，关于中国古代悠久的德治主义传统，已经是一个被众多学者谈及的确论。而究竟是哪些因素的作用使德治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中，而且仅仅在中国历史中才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德治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是怎样的关联？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如何看待文化传统？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血缘型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德治主义
在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时，许多研究者都认同一点，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血缘型的社会。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关于乡土的中国社会就是血缘社会的观点，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质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法学家瞿同祖先生在其名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从家族和婚姻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也是在强调血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从伦理法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血缘社会；当代学者何新指出，血缘亲族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上的一个根本特点，由此决定了中西文化的不同[1]。当代史学家王家范教授也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2]血缘与生育相关，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由亲子关系来规定人的地位、身份、权利义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却是血缘社会的特征。
众所周知，在古代希腊，由于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育，希腊人的血缘社会组织被彻底打破，个人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精神因此而生长出来。在理论上，人们相信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优于人治”的命题，而在实践上，希腊的城邦制实质上就是古代西方的法治国家。因此，血缘型社会被摧毁成为西方法治精神的重要生长点。而在中国古代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血缘关系并没有被摧毁，而是与地缘相结合，与权力相结合，它不但是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纽带，而且延展到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伦理基础，使中国古代社会呈现出与西方法治社会完全不同的特征。
第一，血缘关系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由血缘关系而产生并调节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孝弟，不但是社会纲常体系中核心的规范，而且成为立法的道德内核和量刑定罪时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解释，使中国古代法律成为贯穿德治主义精神的伦理法。诸如“其父攘羊，而子证之”[3]，在孔子眼里，这绝非一个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是一个严肃的道德事件，并且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父子相隐的儒家伦理立场。在中国古代，一旦出现关涉血缘关系的法律事件，“孝弟为本”就成为至上的伦理原则。
第二，血缘型社会是一个根据血缘的亲疏而组成的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网络系统，儒家虽倡“爱有差等”，但同时强调“泛爱众”[4]、“亲亲而仁民”[5]的由亲及疏的仁心的推广，因此在采取何种手段去治理社会的问题上，儒家相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6]的情感基础和“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7]的推恩、推爱力量，认为以“政”和“刑”的一手去整饬社会，不如用“德”和“礼”的一手去教化人心，用以德化民的方式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整合到血缘的关系网络中。
第三，由于重视血缘纽带的重要作用，传统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血亲情感，“血浓于水”是人们对血亲关系的心理认同。中国传统的法文化是崇尚和谐精神的文化，尤其注重人际和谐，因此在德治法治的关系问题上，以和为贵、贱诉讼、重调解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总之，在中国古代，血缘型的社会关系成为德治主义的土壤，反过来，德治主义又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血缘的纽带。
二、农耕文明与中国古代的德治主义
从现存的文献及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资料中可知，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古代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是先秦时期主要的农业区和人口聚集区。在先秦时期，那里覆盖着易于耕种的疏松肥沃的原生或次生黄土，气候温暖，水域宽阔，薮泽众多，植被丰富，虽然也频发自然灾害，但总的说来，给我们的先民们提供了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的农耕文明，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它是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主导的经济形态。它既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同时又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着人们对于道德、法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与游牧和工商业不同，因为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所以土地是农业的命脉，土地是种田人的命根。为了精耕细作，中国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有了对土地的认识和分类，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土”和“壤”的概念区分，如在《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土”泛指土地，而“壤”则指农田土壤。在有“古今地理志之祖”之称的《尚书·禹贡》中，从土壤分类的角度把“九州之土”划分为白壤、黑坟、白坟、赤植坟、涂泥、坟垆、青黎、黄壤，并指出要根据土壤肥力的不同等级安排生产，制定贡赋。人们认识到土地是农耕赖以生存的根本，并由此而产生出对土地特别深厚的情感，中国人所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形象地诠释了中国人对土地那种复杂的、难以割舍的情感。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以“乡土性”来定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是非常精到的，它并不单纯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即文化学者衣俊卿先生所说的，“乡村和农民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概念、领域概念或身份概念，农业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形态或社会结构，它首先代表着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或生存模式”[9]。
从人与空间的关系来看，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不流动的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由于人口的不流动，每个人都是他人眼中的熟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靠的是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以及被这种习俗浸染的个人良心，而非契约。孟德斯鸠说过，法律和各民族的谋生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没有法律甚至也不需要法律，一切靠约定俗成的“规矩”和公序良俗来调节，形成了“基于情感和血缘关系的发达的自发伦理规范和礼俗体系”[10]。这种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成为个体存在和社会运行的文化母体，既规范着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影响着社会的治理方式。因此，乡土的中国不是法理社会，而是礼俗社会，不会出现西方历史上的法治传统，只能是中国的德治传统。
农业在很大的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因此中国古人特别重视气候、节气和农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使民以时”[11]，孟子讲“不违农时”[12]，儒家把尊重农时、按自然节律进行农业生产，看作是德治仁政的重要内容。自然的寒暑冷暖、四时变化、春生夏养、秋收冬藏，对耕作的人们来说，不但有着生产上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人们逐渐在节律的变化中掺杂进去好恶的情绪情感和价值评价。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阴阳观念就是一例。阴阳思想起源于农业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阴阳的初始意义来自于人们的经验性观察，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向日者为阳，背日者为阴。人们根据生活、生产中的经验，将经验性的观察与节气、与四时相匹配，认为阳气运行于春夏，阴气运行于秋冬，阳气主生养，阴气主肃杀。可见，阴阳的概念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如果这种阴阳观念仅仅被应用在农业生产中，倒也不失为对自然现象一种素朴的、经验性的认识，而进一步将阴阳赋予了哲学的、政治的、养生的诸多意义和善恶的价值评价，认为“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13]，并进一步得出“务德不务刑”的社会治理结论，使阴阳的观点成为德治法治关系思想的形上基础，则绝对是农耕文明下中国古人的理论创建。
经验对农耕文明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知识的传授系统有两条途径，一是靠书本和专门从事知识传授的教育者来传播，二是靠代际的口耳相传。孔子的时代始开私人教育之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可见在孔子之前特别是农耕时代的早期，文化传播的载体主要是“人”——经验丰富的老人。《孟子》书中曾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若爵，乡党莫若齿，辅世长民莫若德。”[14]由于农业社会里人口的不流动，人们在随着季候的转换周而复始的劳作中，对经验的崇拜愈发强烈，因为经验意味着便捷，意味着权威，意味着效用，“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15]。年龄意味着资历，意味着经验，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资源优势，在农业社会里尤其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年高即是德高。因此，儒家把长幼之伦看作五伦之一，“长幼有序”就是后来者对经验和资历的尊重。中国古代设三老制，秦有乡三老，西汉有县三老，东汉有郡三老、国三老，其主要功能就是掌管社会教化，“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16]，年龄和道德威望是三老的首要条件，也是唯一条件。尊老尚齿作为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就是尊重经验、崇拜德行的例证。在长者的身上，经验权威与道德权威合而为一，他因此具有了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成为了垂范众人的样板和表率。因此，在中国古代，尊老尚齿的经验传统与崇尚个人道德魅力的德治传统是一致的，这也必然影响中国古人对于德治法治关系的看法。

‘拾’ 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种宗教文化的核心价值，很难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的土壤里。

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佛教的四谛：苦集灭道，核心的“苦”，正因为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对人生痛苦的看法，不能移植到中华文化的土壤上，所以中国的普通人只是在浅层次上理解佛教，并不抱以出世的情怀。

就是因为有道家文化的慰藉，才可以使中国人的痛苦得以缓解甚至幽默化。
你看，林语堂说中国人的葬礼很难让西方人意识到是葬礼。所以中国人从来不会把死亡看成极其可怕的事情，从而只注重现世的利益，不管来世如何。

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先在军事层面学习列强，失败；又在政治层面失败，最后意识到是自己的思想文化问题。5、4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但还照旧，现在的中国人思想还是没大的变化。

因为， 一种宗教文化的核心价值，很难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的土壤里。

一、佛家：

佛祖释迦牟尼当年证道后，叹曰：奇哉！人人皆有如来智慧德能，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放下执着了，但还有妄想分别，就成阿罗汉；放下执着和分别，但还有妄想，是菩萨的境界；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就成佛了。

世间圣人少，凡夫多，就因为凡夫妄想心、执着心多，所以苦多乐少。佛法没别的“放下”而已。放下的越多，你就会越快乐，等到你全部“放下”了，就到了金刚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境界，就是“空”了。为什么空啊，都放下了还不空了嘛。

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众生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过于执着往昔的想念，今日的焦虑，未来的担忧。。。

二、道家：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与佛教的：“如来说是世界，即非世界；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也”一样。大道无形，无可名之，强为之名曰“道”。大道无处不在，佛法讲：“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一样。

法藏比丘尼在向六祖慧能大师请教时，说你不识字，怎么能理解经文？慧能对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法藏乃大异之。

佛祖讲经49年，竟问：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又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法者，即非佛法也。

三、儒家：

孔子曰：述而不作。孔子说他自己只是在重复讲述圣人说的话，没有一点发明创造。佛法讲“自性、真如、法身。。。。。。”，基督教说终极真理，柏拉图说真理就在你心中。一切法由心想生，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是真心中流露出来，不是要通过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得到的。

大道法而如是，从没离开我们的真心。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众生都有的光明德性，也称佛性。明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真心，就达到了“至善”，佛法讲成佛了，彻底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