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哲学

Ⅰ 关于文化的哲学有那些

梁漱溟讨论过：《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但这只是借用其名。在西方哲学史上，“文化哲学”的提法是新康德主义思想为滥觞，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蓬勃起来。就其起源而言和德国观念论及其背景中史学和民族问题的被重视有关，所以此后你也能看到很多做历史研究的开始以文化、文明为单位进行表述，比如布克哈特或汤因比都算其中大师。至于哲学，从新康德开始后的哲学流派多有涉及“文化”主题，你可以循着这条线索往下看。

Ⅱ 哲学与文化的关系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有什么的哲学就有什么的文化，一种哲学总是产生于一种文化当中，是对一种文化的总结、继承和发展。

人类文化上的进步，是以哲学上的进步为前提的，哲学是文化的结晶，哲学是文化的结果，一种文化必将孕育一种哲学，哲学的产生又必将推进这种文化的发展，文化和哲学这种互相交替的前进就好像一个人的双脚在地上行走一样。一种文化必将产生一种哲学，同样的，一种哲学也必将推进和发展一种文化。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存在和意识、物质和思维何为本源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

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一元论）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属于二元论。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

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于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D.休谟和I.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为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者。

Ⅲ 从哲学的角度讲什么是文化

哲学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一定得社会文化包括：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

Ⅳ 卡西尔文化哲学的特点

哲学思想
他主张哲学主要不是研究认识对象，而是认识的方式，因为客观世界只是“先验原则”和经验现象的结合。他还强调扩大康德批判方法的应用范围，变康德“静态”的理性批判为“动态”的理性批判，以便容纳更丰富、更广阔的人生经验。卡西尔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是从探讨人和人类文化本质入手来展开全部思想体系的。他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主体性”（符号功能），并构成一个文化世界。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彼此表示人类种种经验，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文化人”。同语言一样，艺术是从人类最原初经验的符号化——神话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符号形式，艺术同其他的符号形式一样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其独特性在于艺术是对自然和生活的发现，对自然和生活所作出的新的探讨和解释，美的形式是一种自由主动性的产物。由于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有一个直观的结构，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品格，因而艺术品应该具有“审美的普遍性”。卡西尔强调艺术是生命形式的符号化表达，读者通过阅读参与艺术家的创造过程，通过对艺术品的直观对其所表达的生命形式进行把握，使人的整个生命都发生运动和颤栗，从而更新自己的生命。审美价值的本质不仅是要激发起某种情感，而是要由所激发的情感洞见这种情感的本质，洞见一种生命形式，再由这种生命形式去统承由艺术所产生的激情，从而达到一种自由自主的境界，最终实现生命的解放。

卡西尔
社会评价
卡西尔的理论后来被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栅·朗格所发挥，从而形成了20世纪较有影响的一个美学流派——象征符号美学。

Ⅳ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特征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是一部人类历史上最高层次、最完美的哲学，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真理，是解释宇宙、人生、社会和宇宙万事万物的文化。特别是后来的传入中国的佛教结合起来，揭示了宇宙、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指出了宇宙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发展、成熟、死亡的，指出了宇宙的归宿；指出了人的本质，人是如何形成的，人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指出了人应当怎样活着，这是中国文化最成功的地方。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文化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了，这种现代化的文化，是以中国历代圣贤和佛家思想为指导，结合人类社会进展中的不断的发现，其中包括现代科学上的发现，这样，就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完美无缺了。

中国文化是个多层次的文化，它认为宇宙起于“无”，“无”就是零，它可以生一，这就是“有无相生”，亦称“道生一”。其中“无”属阴，而“有”则属阳，这就是一个很高层次上的阴阳对立。“无中生有”，即“无极生太极”也，太极生两仪，说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可是在一定的层次意义上，宇宙是要分裂的，要从太极两仪分裂成六十四卦，然后再多层次的无限的分裂下去，这就是宇宙的分裂与膨胀。其实宇宙的分裂与膨胀，就是宇宙自身的发育成长过程，当然还有其它意义，如循环意义。

太极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关系，阴阳对立就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事物在一定层次上发展变化最高度地抽象和概括。阴阳包括的内容极广泛，如道与器、形与理、时间与空间、精神与物质、内与外、上与下、天与地、人与鬼神......都属阴阳的范畴。“对立存在”或“对称存在”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个最抽象、最概括的规则，再往下分，就会出现五行生克的变化规则，它虽然没有出阴阳变化对立统一规则的范畴，但这就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则能随便解释通的。欧洲哲学只知道事物的对立统一，只知道事物的矛盾关系，它根本不知道事物之间还有比和、相生、相克的十大关系。相生相克的十种关系的属性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相生不一定都是好，相克不一定都是坏，关键是要事物达到一种平衡，要达到中正不偏。

哲学是一切文化思想的纲领，它就好象是领路人一样，只要它不出偏差，人类的一切文化都不会出大的偏差。只要它出偏差了，整个文化思想体系没有不出偏差的。当今中国的问题就是在哲学思想上出的偏差，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偏差，所以中国国内外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出偏的。真理在东方，可是领路的人却把它导向了西方，跟在后面的人的素质无论多么优秀，都是找不到真理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为中华民族指路，中华民族很快就会强大起来，用不了二十年的时间就是世界强国，四十年就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周边很多国家都会自觉自愿的加入“大中华联盟”，恐怕赶都赶不出去。哲学思想错误，国家贫穷，有些人想出走，想离开这个国家，想分裂出去，那也是很自然的事。

转自http://www4.ncsu.e:8030/~zwang2/chinaphilosophy.htm

Ⅵ 文化哲学的基本内蕴

有学者认为：对文化哲学范式的基本定位是厘清文化哲学的问题域限，进而推进和深化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本文认为，文化哲学并不是文化和哲学的外在结合，其中蕴含着哲学理论范式的重要转换和跃迁：文化哲学不仅蕴含着新的人类学范式，而且蕴含着新的哲学范式。
首先，文化哲学蕴含着新的人类学范式。在文化哲学产生之前，自然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人类学范式分别承担着人类自我理解的任务。自然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自然物，宗教神秘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上帝的造物，理性主义的人类学范式把人看成是理性的存在物。然而，人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物，人也无法成为神，理性主义对人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理性主义不仅容易造成人的理解的抽象化和僵化，而且无法涵盖诸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等众多的文化形式，无助于理解人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在文化哲学看来，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即能够以精神的劳作进行文化创造，并通过文化的创造进行自我创造的存在。一方面，人类能够通过精神的活动赋予对象世界以意义，使对象世界变成符号化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人又要融入符号化的意义世界，通过符号化的意义世界确证人自身。在这一点上，人区别于自然物，区别于神，在现实性上，人就是文化的存在物。人通过符号化活动创造了诸如语言、历史、神话、科学、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丰富的文化形式，并以文化展现和确证了人类的理想性和创造性。人创造文化，并寓于特定的文化中，人通过文化的创造进行自我创造。因此，真正的人的哲学不是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或者是宗教哲学，而是根植于人的现实性的文化哲学。毋宁说，自然哲学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意义上，精神哲学在精神产品的意义上，宗教哲学在宗教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哲学。文化哲学在人类学范式上超越了以往人类学范式的抽象性、狭隘性和僵化性，回归了人类存在的现实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因此，具有更加深刻的人类学基础。以新的人类学范式为基础，文化哲学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哲学研究的视域和深度。
其次，文化哲学蕴含着新的哲学范式。文化哲学作为新的哲学范式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指文化哲学范式的哲学性，二是指文化哲学的范式是超越传统实体性哲学的功能性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是对文化作哲学研究，这意味着文化哲学的范式首先必须是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理论范式的哲学性保证了文化哲学的哲学性，这使文化哲学区别于文化学、文化科学、文化价值论和文学艺术批评。
文化哲学在哲学范式上要求我们以哲学的方式面对文化问题。一方面，文化哲学要在与众多文化形式的对话与融合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又要保持文化哲学之为哲学的范式自觉，以维护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合法性。文化哲学虽然也以文化的经验描述和科学分析为基础，但并不是简单介绍文化现象，或者试图找到文化运行的规律性知识；虽然也关注文化的价值问题，但并不试图为文化寻求价值的支点；虽然也关注审美的文化形式，但并不注重审美文化的技术层面。正因如此，文化哲学既不能等同于文化学和文化科学，也不能等同于文化价值论，更不能等同于文学艺术批评。文化哲学作为哲学的重要规定在于，通过对蕴含在文化符号背后的理念的不断反思和追问，揭示特定文化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文化哲学范式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范式，而且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即功能性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的哲学性使文化哲学区别于非哲学的文化研究，文化哲学范式的创新则意味着文化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文化哲学范式的创新性在于，文化哲学超越了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的实体性哲学范式，代之以功能性的哲学范式。
文化哲学的功能性哲学范式不再把对象世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看成与人类的符号化活动息息相关，是人类符号化活动的成果。在功能性哲学范式中，对象世界摆脱了其直观性、外在性和僵化性，众多的文化形式不是给定之物的映像，而是人类精神劳作的客观化形式和人类创造性的显现。文化哲学的功能性哲学范式实质上是一种生成性思维范式。在文化哲学视域中，对象世界及其认识不是给定的、不变的，而是在人的符号化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语言、科学、神话、宗教、艺术、哲学等文化符号形式，是人类精神的筹划和劳作的产物，人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创造使世界具有了无限丰富的意义规定，人以文化的创造不断确证自身，进行自我创造。功能性哲学范式超越了实体性哲学范式的直观性和独断性，确证了人类文化的创造性极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Ⅶ 文化哲学：是什么和为什么

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属二级学科，用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者从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出发，通过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而展开研究和论述的哲学理论。
中文名
文化哲学
世 纪
19世纪
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下属二级学科
用哲学角度
研究文化的本质

Ⅷ 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的范畴及其属性

论文化哲学的形上建构

李鹏程

一

我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新文化运动”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主体论的“哲学方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现在回头静心细读，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已经蔚然成风。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术条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学科”依据不尽相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异样，但大多都注重从哲学层面对国人当代十分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文化执着进行学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确也显出有效有益的业绩。各家论着的被引用和被关注或是明证。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应该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对解决当前文化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的哲学式尝试。

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再一次地”回到我们的核心主题词——“文化”上，对它进行新一轮的“哲学复述”。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必再重复泰勒等的几百种“文化学”的（其实大多都是“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可以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直觉到文化是一种“存在着的”精神“氛围”或者“弥漫”。而对于“他在”的观察者来说，我们（作为刚才的观察者）实际上也是他（周围“场”中）的氛围和弥漫。我们与他者的“共在”就这样在互置和互融中构成一个统一的“场”。这就是我们与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们”的“存在”之场。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个“领域”（或者组成部分）：1、作为我们的“原初的氛围”的自然界；2、我们在自然界养育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物质世界”；3、我们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撑下所建构的我们的“社会”（即各个级别、不同规模和不同模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4、我们不断培养和教化着的人的“自身的身体和心灵”；5、人类不断扩展着的共同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们“生命自身”。这个“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就我们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围而言，没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质；没有任何存在在我们谈及它的时候可以不谈到文化。文化就这样“覆盖着”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存在之场”。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体内容上把形上的存在开显为“此在”。此在就与生存（或者“实存”）在“形”的层面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与此在的两种性质。它既具“生之变道”，又显为“万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学对形上的研究，导致对“存在”的进一步解释。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两个相互制约、而不可对任何一方做任何弃舍的方面：“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形”。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实体形象和活动的实体制度。也就是说，生命是活动的，而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同时，生命活动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质料之物或者符号之物）为其活动的直接目的，或者为其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个体的生命形式就是“身体”。没有无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动”永远在“为自己塑形”，这“形”就是处于历史流变“不定”中的暂时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规制（建构规则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灵的外在性活动规则设置）出来的，所以就叫做“规定”。

所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现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变化）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欲望和对生活得更美好的从不间断的、且日益强烈的追求；而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类的各种暂时性的制度和“创造物”（形式）的不断新旧更替所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实体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在其实质上就是文化生命力总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力度（在发生学意义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或者（在历史学意义上）否定和摧毁旧有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而创立新的“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特点的表现：以生命力的活跃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以对实体的文明形式的创制来一步步把自己的发展“落到实处”。历史就是人不断鼓舞、激扬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跃性”并同时也就以此来为自己创建新的“文化形态”、文明的总体过程。

二

生命力的活跃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种“狂欢”和“冲动”的态度来激发自身。中国文化的“乐”中包含了这种态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的态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冲决一切对人（民族）的“生命优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它是一种相对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来说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活跃性来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

而生命的形态化（即文明化），靠的是人对制度和符号的自我创设能力。这种创设在最初的意义上有两种方式：被动的创设和主动的创设。被动的创设结果就是“禁忌”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不应该做什么”；而主动的创设结果就是图腾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应该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文化史形成了这两种创设的漫长系列。泛而言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教”和“为”与“不为”，西方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和“理性”精神等，都与这种创设能力及其成果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创设能力建构人（民族）所赖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天地）环境“框架”、社会（共同体）“制度”、人（民族）自身的行动和思想“规范”，以及人（民族）的精神生活“境界”。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创制能力来筹划、落实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

应该说，文化活力和文化创制能力是描述人（民族）的文化样态和探讨人的文化（存在）进步可能性的两个重要的基本范畴。“生命之动”就是文化的“动力学”，而“生命之定”就是文化的“形态学”。“文化”就是处于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定二者的激荡和和谐中的生命不断升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文化史。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的活跃性，即没有文化创造力，那么，任何既有的制度、规范和“纲常”再好、再完善，都不过是死水一潭。而要使人“有精神”，使民族“有生气”，就应该重视激发人的生命活力，重视培养人的生活情趣，调动人的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给人的创造性的展开提供尽可能大的文化社会空间；同时，在人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时候，要善于引导人们进行制度创设和规范的建设，而不要盲目崇拜人的本能的“自发性”。要把人的自发性区分为“积极的自发性”和“消极的自发性”。对积极的自发性进行促进，而对消极的自发性要用“现代禁忌”加以抑制和消除。总之，要使一个人（民族）有文化，就应该对“激发活力”与“创设制度规范”并重。当然，不同时期文化发展的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由历史所奠基的、实际所昭示的时代任务。在不同时期文化任务各不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而，到底是应该更侧重激发生命的活力还是应该更重视制度创设能力，要视时代任务而定。这也是很自然的。但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在不同“度”的侧重的前提下，随机地协调文化之动和文化之定，使二者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这也可以被称作“文化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上下求索”的文化哲学

邹广文

一

目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出现了相对的沉寂，似乎这一研究走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该如何前行，人们尚无明确的指示标。笔者以为，热闹并不等于繁荣，沉寂之中也许蕴含着转机——可以让我们更冷静地审视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位，审视文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从而为文化哲学的深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的确，中国文化哲学研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关键性的、明显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对于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位、价值诉求或学科品性尚缺乏一种自觉意识。换句话说，文化哲学在全世界范围的兴起，究竟表达着一种怎样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诉求？那种传统的、坐而论道的、本质主义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否适用于文化哲学研究？

我们知道，文化哲学在当代生活的勃兴，突破了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哲学思维的狭隘视界，它面向多彩多姿的人的现实文化生活去追求哲学丰富的价值内涵，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坚实的现实文化之上，从而摆脱了那种褊狭的理性与经验之争，打通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思维运思的屏障，确实为当代哲学的复兴带来了希望。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哲学的兴起使人对世界的把握获得了人文学意义上的拓展。对传统理性运思方式的扬弃必将也带来价值观念上的革命。人们正以全新的方式审视自然、社会和人自己创造的文化。第二，文化哲学的当代努力也使人类理性获得了一种多维视角。在当代哲学发展中，具有单一认知指向的理性概念不再居于至上的地位，人类主体把握世界的形式如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审美理性等，可以不存偏见地共存，它们共同展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主体性原则不再是片面的征服自然界和控制人类社会的功能原则，而成为人类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目的性原则。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将被合理地理解为人类达于与属人世界和谐共存的意识形式。第三，文化哲学的视野为哲学真正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提供了原则和保障。现实哲学的发展将不再是由某种抽象思辨的形式所标示的玄学体系，不再以科学的名义凌驾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它本质上是与人类文化诸形式展开的昭示人生价值意义的对话，是融汇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种时代感受和时代意识。以人类文化为深厚根基的哲学因此将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古老的哲学才因此变得年轻。

二

文化哲学不是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从“文化”与“哲学”这两种不同概念之间的嫁接，就已经体现出文化哲学的独特学科定位。文化哲学是一种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现实文化之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新形态，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和研究方法。显然，文化哲学的探求带来了当代哲学变革的契机，文化哲学是一种“上下求索”的哲学，它是从哲学形而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后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

但是，从这一视角反观当下的文化哲学研究，我们由于对其学科定位、价值诉求或学科品性问题的认识模糊，使得文化哲学在其研究范式上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导入纯学理的体系建构上，而迷失了文化哲学直面现实文化实践的真精神。众所周知，作为西方文化哲学异军突起标志的法兰克福学派，其文化哲学建树突出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文化批判方面。他们基于一种文化理想价值，去审视批判大众文化。在其文化批判视野中，大众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且是经济现象、政治统治现象，还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他们以异常鲜明的态度批判和指责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齐一性、标准化以及娱乐化、媚俗化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上的基本立场是维护文化、艺术的自律性本质，捍卫文化艺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意义；进而批判文化的经济化、商品化，反对文化与政治统治的同一关系，坚决否定和批判大众文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存在诸多观点的差异性，但是这种文化批判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由此反观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似乎缺少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诸多文化矛盾，当代文化哲学尚没有寻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虽然文化哲学的理论视角为21世纪人类走出文明危机展示了希望，但是在一系列具体方法的操作上并没有给人们指出确切的答案。文明失去了伦理的价值，人生失去诗意和意义感，真正摆脱这种危机也许尚需一段艰辛的努力。在当代文化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如理性与非理性、文化普遍价值与文化个性发展、实用操作和理性规范、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实证方法与人文方法、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经济社会目标等等，这均有待于文化哲学作出合理的解答。

这种自觉意识的缺失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哲学研究在其功能上，尚未完全担当起文化关怀的历史与时代责任。就世界发展来看，21世纪是全球化急剧扩张的世纪，是资本的逻辑在全球展开的世纪。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实践范式，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即在文化批判过程中守护并承接传统，返本开新，这是当下中国文化哲学深化的重要目标。

三

文化在其承传过程中有两个维度：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中。换句话说，传统与现代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就当代文化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批判与反思文化现实，还是守护并承接文化传统，都是其应有之义。只有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文化才生成为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首先，就文化批判的现实维度来看，文化既然指涉的是人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它就必然涉及到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如生产、消费、交往和思维活动在内的对象性活动总体。现实文化批判的目的在于为社会生活注入一种价值理想和人文关怀，这一点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之下尤为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的确出现了商品经济全面渗透(包括向文化渗透)的趋势。因此，文化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向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低头屈服的倾向。在今天，社会文化的创造愈来愈成为一种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世俗化的行为，人们对文化的需要已主要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是一种消遣性的娱乐官能需要。而当文化失去了自身存在的自律性和独立性的时候，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失范现象，并坠入“怎么都行”、“跟着感觉走”的泥淖。所以，通过有效的现实文化批判，是人们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事物的否定性理解，进而让社会生活葆有一种和谐稳定的价值诉求，即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其次，守护并承接文化传统的目的，在于确立我们的文化基点，从而有效回答“文化批判立场的人文基础如何”，真正的人文精神总是和传统文化的血脉相贯通的，并且是在与传统的对接中愈来愈将其普遍文化价值凸显出来。进一步，这种普遍文化价值在面对新文化的实践中，才能有效地担当起价值范导的作用。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种社会舆论或激情，还要基于一种人类历史意识去预设一种可公度性的形而上标准。因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必然要认同一种普遍的价值规则，唯有这种认同，人类作为“类”的文明才得以延续。很显然，我们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传统之中，去提炼和借鉴文化资源来构筑这种人文基础。这里必须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代之以一种中性智慧，去不抱偏见地面对各种世界性的文化资源，发掘辨析其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时代价值，从而为当下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发展提供启发和服务。（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Ⅸ 谈谈关于文化哲学的问题吧!!

一、什么是意识哲学
第一个时期（17世纪初叶—19世纪末）：哲学家纷纷提出各自的意义理论。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主张科学的职能在于探索真理，哲学则揭示意义，特别是科学概念、假说或理论的意义，这是两者的区别及关系。人们相信意义是说话者自己心里的内容或观念或图象，它决定心外的对象或指称。
第二个时期（19世纪末叶—20世纪中叶）：意义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等成为注意的焦点。分析哲学预设意义的固定不变性，试图给出语句的“意义”，并且说明同一性、分析性和意义含混。意义所以含混，是因为很难给下述语句或语词找到合适的指称：模态句、命题态度句、整体名词（mass term）、 带副词的句子和疑问句等等。
塔斯基和卡尔纳普的指称语义学给语词各个元素以合适的外延，给语句以真值，给名字以所指（denotation），给谓词以集合，等等。语词元素的外延被给予了，便可由之引出越来越大的成分的外延。这是分析哲学的意义观。 解释学的意义观与此大异其趣。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意义是对处于一个情况中的主体的意义。它是关于某一事物的，它作为一个意义场（field）的一部分而存在； 并没有任何简单的意义元素。
在第二个时期，对于“如何决定指称”这个中心问题，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是弗雷格—卡尔纳普范式，要使说话者心里所想的和外界对象挂钩，只须有大多数摹状词适合这个对象，克里普克把这个理论称为“一组摹状词”学说，指出其根本错误在于由之可以推出：一个人孤独地关在屋子里，离开其他说话者的整个社会及其余一切，便能够把心里所想的同外界对象挂钩。克里普克认为，只有当历史的因果链条把所想的同对象联系起来，这才是决定指称的必要又充足的条件。这就是新分析哲学的意义理论，是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关于专名、通名和其他表词（expressions）的意义的新观点， 它强调语言共同体同人群的生活实践在决定指称中的主要作用。
二、意识哲学的的各种形式
（一）笛卡儿基础主义：近400年来的第一种意识哲学
笛卡儿的《沉思录》，由怀疑达到确实性，有两个关键。第一，依照怀疑的本体论目的，由怀疑本身导出一个确实性，即“我存在”的确实性。“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因为我受骗。无论大骗子怎样地骗我，只要我意识到自己存在它不能令我不存在。”
“我是、我存在”这个命题和《方法论》的“我思、故我在”不同。一个人必能存在，方能怀疑。紧跟着第一个确实性便有第二个确实性。我存在，但我是什么东西呢？答复这个问题就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定式：我是一个思想者，即一个心灵、理解力或理性。我成为理性或理解力，这便完全丧失了个体的规定性。
依笛卡儿看，自我结果成了惟一真正确实的东西。
这样笛卡儿便作出为现时代（modern age）下定义的两个重大步骤：向内给自我在自觉意识中奠定基础，以及由自我对外朝向原子论的物质世界。这就是笛卡儿的二元论。
（二）英国经验论传统：从洛克、巴克莱、休谟直到逻辑经验主义和卡尔纳普
1.洛克的《论人类的理解力》对理性的起源、性质和限度作批评的考察。洛克否认有天生观念，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有两种：来源于感官知觉的观念和来源于反思的、即我们由内省而知道的那些观念。洛克把我们当下便知晓的一切东西都唤作观念。他把复杂观念分析为基本的简单观念，试图以此说明一切观念的起源。
2.休谟不像洛克那样谈到心里的知觉，却把洛克的观念分为印象（原始的）和观念（引申的）。但依他看，我们能够当下直接知晓的东西仍然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表象而不是外在世界的事物。牛顿已经发现物质的基本原理，现在有必要揭示一个平行的意识机制。心智的原子是“心里的知觉”，对它们并且在它们之间运作的力量是联想。于是休谟提出他自诩为有创造性的观念联想的原理。
3.卡尔纳普接受罗素关于“用逻辑构造来代替被推论的对象”这个提示，努力贯彻罗素的设想，这就是《世界的逻辑构造》的由来。两人都是同休谟一脉相承的， 不过以逻辑构造代替休谟的心理学分析， 把18世纪盛行的观念理论精确化。
卡尔纳普致力于经验知识的合理构造。卡尔纳普的原则是：选做基础的对象必须是“认识上在先的”。逻辑构造分以下几个层次：
（a）基本经验：某一时刻的感觉经验的横断面、殊相，即具体、特殊的经验基础。
（b）现象的共相，由特殊经验构造出来的颜色、气味、声音等。
（c）知觉对象是由视觉的、触觉的对象同时发生构造出来的。 例如一支知觉的铅笔。
（d ）物理对象借助于把物理状态配给物理位置和把性质配给知觉位置之间的符合构造出来。
归根到底，世界是由我自己的基本知觉经验一步步地构造起来的。这个“逻辑构造”不过是用新的逻辑技巧再现休谟以观念联想的意识机制为特色的心理学理论罢了。
（三）康德
康德哲学基本上是沿着笛卡儿基础主义方向使主体性或意识愈益精炼的计划。它使理性分离为科学、伦理道德和审美判断各个领域。康德企图以这个方式解决如何把艺术、宗教与道德同伽利略的物理世界图景相配合的问题。和笛卡儿一样，康德主张现代科学方法不仅是揭示自然界真理的新方法，而且是能获得真理的惟一合适的方法。因此现代哲学的首要任务是对科学知识的基础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是由心灵和意识来进行、并且在意识中进行的。这就是说，由主体反思来进行、并且在主体反思当中进行的。要确立的事实就是：认知自然界的最高权威即在认知主体的心灵里。此事要获得成功，哲学需要证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哲学应当具备使人能获致真理的一切认知原则，这就是康德的现代基础主义。他虽则承认直观和概念的结合才使知识成为可能，他却把概念当作“心里的观念”，同外界并无接触，因而陷于意识哲学。
应当注意意识哲学和基础主义是从不同角度考虑认识问题，基础主义不必是意识哲学，但意识哲学必定是基础主义。例如，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同经验世界分离，前者是与生俱来的实在、是认识的基础，人能够依靠记忆把这些不在意识中的实在事物回想起来。他的学说是基础主义的，但不是意识哲学。
（四）现象学运动
20世纪初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是要通过还原（Epoch é）探查个人经验里所能直觉到的东西，要达到基础的东西，从能够内在地直觉到的东西开始。目的是用丰富多彩的经验方法对意识内容作描写。思维活动可以指向超经验的对象。但现象学只涉及这种指向的意义，不作任何预设。他重视意识内容，这些内容属于本质的地位。这就是“先验的主观性”。胡塞尔相信实在以它和能经验者的关系为边界。现象学被看作世界经验的先验对应物。这里先验的就是彻底而完全地反省的。世界的基础构造就这样被先天地给予了。
胡塞尔把存在当作是由主观的内在结构推演出来的，把被知觉的对象叫做“感觉极”。美国现象学家法伯（M.Farber）说得好：知觉是具有指向的经验，在它自身中便内在地有一个所指向的对象。这样就非得除掉物自体不可。物理的东西不过是“感觉极”的发展罢了。实在世界仅仅是先验自我意向的对应物。现象学方法要揭示先验主观性在一切可想象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永恒的本质结构。
胡塞尔探讨从笛卡儿到康德的古典认识论问题，即知识的源泉和可能性问题。现象学被他称为“先验的认识论”，其次它也是“具体的先验主观性的科学”，即“纯粹的自我学”。他试图证明对事物和我们自身的本质有完全充分的知识是可能的。
现象学运动属于从笛卡儿、英国经验论到康德的传统，这些哲学的共同特征是以“心里的观念”为出发点，加上各自不同的其他一些必要条件而成为典型的意识哲学。
三、文化哲学的特征
（一）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
按照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每一科学家都能够把一切科学命题解释为关于他或她自己的私人经验断定。对这个立场的反应，使奎因提出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今天几乎所有哲学家一致同意在成熟科学中信念定型和意义都是整体主义的。理由在于大家公认科学检验依靠辅助理论和假说的应用。例如，牛顿的引力理论本身和任何轨道都是相容的。只当带有这些不明显提出的辅助理论、假说，才能够由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一个系统的轨道或其他的可检验预测。这样，我们不能够谈到这个定律本身的经验意义，甚至不能够谈到整个牛顿力学的经验意义，除非采取人为的方便办法把一般接受的辅助假说当做“牛顿力学”的一部分。
因之文化哲学的第一特征就是信念定型和经验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点。
（二）意识哲学坚持内外有别论，文化哲学反对内外有别论
意识哲学坚持内外有别论，观念是在心里或灵魂里，这是内部领域，同外界完全隔绝。从1630年到1950年的三百多年间，理性论（笛卡儿）和经验论（洛克、休谟、巴克莱直到卡尔纳普）都主张一切或绝大部分可感知的属性都存在于心中，因而并非外物本身所具有。
文化哲学坚决反对内外有别论，而回复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实在论，主张我们所感知的外物，就在外界。并非这些物体对自我的触动引起知觉，因而只有因果关系；而是我们所感知的外界对象同自我或主体有认识关系。换言之，我们所感知的直接对象，并非在心里，而是在外界。这就是文化哲学的第二特征。
（三）文化哲学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
休谟的意识哲学把“实在”分为“世界的内容”和我们的“投射”（主体观念的外化）。世界的内容不是真实世界，是心里的观念，心里观念的“外化”是想象有一个并不认知的外在世界。这种把实在分为两个部分的计划被它的对立面完全摈弃，这些哲学家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正如尼采指出的，不再寻求所谓“真实世界”的哲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就是这样的哲学家。这生活世界充满对其他对象“产生效果”的对象，“说明”其他事件的事件，和“认出”事物（不是感觉资料）的人。这生活世界并不分为内容和投射两个部分的新方向必定影响整个文化。
詹姆士、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认为哲学要有进步，必须恢复平常人的“自然实在论”这一生活世界的哲学。“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原来是胡塞尔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应以生活世界作为出发点，由之通过科学研究以锻造出真实世界为其果实。胡塞尔所指科学是“先验现象学”，他实际上认为生活世界不是“真实世界”。他又提出比“生活世界”所指的人类经验基地更广大得多的生活概念。他指一切可能的生活，从生物学的现实生活到文化生活，直到“先验的生活”。这样，胡塞尔虽首先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他并不认为这生活世界是真实世界，也不认为它即是文化世界，所以他并不是文化哲学家，而是典型的意识哲学家。
（四）新的语言观：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和彻底的语用学观点
传统看法认为，经验观察是单纯的反映。维特根斯坦指出：非也；它是映象和语言的结合。因为观察是陈述，陈述必须使用语言。我们不是在这一种语言框架内观察，便是在另一种语言框架内观察，观察总是带有眼镜的。
彻底的语用学观点属于广泛的实用主义传统：以米德（G. H. Mead）、皮耳士、杜威、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为代表。这个传统的基本观点是：要理解语言，就不能把它看做表达私人心里观念、思想或者表象某些事物的工具。因为这便错误地预设语言的意义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东西。相反，语言应被看做一个社会活动，这便表示：第一，要研究由使用语言所构成的行动，这就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像“有了思想”、“想要表达某些意义”这一类心理行为（mental acts）。这样， 和使用比较，意义就是一个引申出的范畴，语用学领域比语义学领域更为基本。米德计划就是要把优先次序倒转过来。皮耳士的功劳则在于发现那些近似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语言行为和发展的观点，以及它的语义学公式：“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言意义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解限于词的意义，至于词组和语句的意义问题则有德国学者兰巴特（F. Rambartel）和施耐德（H. J. Schneider ）等试图为语义学构造一个语用学基础。其宗旨就在于说明自然语言是一个复杂的行动系统。奎因和戴维森关于讲话或言谈（discourse）即是行动的看法与此类似。
（五）解释学者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意义场”相关联的主张（意义场指成簇集结的主体间的意义）
解释学者强调研究者自己的文化传统要卷入被研究的文化传统之中，两者进行对话，以便不致曲解另一种文化。理解了别的文化才有可能对自己的文化作出恰当的评价。
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建构以证实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另一种的目标在于建立不可避免地有意见分歧和不同解释的科学。但由于注意使用结构分析和概念阐释的客观方法，可能达到大致相似的解释。
（六）维特根斯坦论主体间可交谈的条件：语法命题所构成的确定信念系统和实在的相互联结
不同主体间需要有那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谈成为可能的确定信念系统（相当于解释学的“意义场”）。用语言描述实在以游戏规则为根基。这些规则是认知系统。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指出它是信念系统。这个作为知识凝固形式的语法不能够被经验证伪，因为它恰恰是我们不能放弃而不致丧失自己立足点的确定命题系统。
语法被维特根斯坦描绘为世界的一个图象。如果我们把疯狂理解为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形式与之配合的、改变了的语法，亦即改变了的世界图象，我们便能够认识疯狂的内在逻辑。狂人的语言和狂人的实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个疯子的实在充分证实了他的信念。正如我们的实在充满对我们的信念的证实一样。 这里维特根斯坦和尼采的视界主义（perspectivism）一致，因为语法是对实在的一个视界形式， 它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它是没有基础的或不可奠立基础的。疯子的思想不是错误的，却是和平常人不一样。这里维特根斯坦把多元文化论或多元合理性标准延伸到极度，是和解释学不同的。
上面列举的特征并不穷尽，也并非一切文化哲学理论都具有所列举特征的全部。有的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具备才是文化哲学，其他的则可以不具备。我认为两个特征是一切严格意义的文化哲学所必须的。（1）以生活世界为基地，绝不离开这个基地， 也就是以文化世界为基地，绝不放弃这个基地（胡塞尔以生活世界为出发点，其先验现象学便放弃生活世界了）。（2）承认意义并不源出“心里的观念”或印象，或者心里关于外物的表象。意义倒是由使用语言的社会实践，由讲话、交谈的活动所创生的。 意义决定于讲话的时间、 地点和具体环境（context）， 语言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奎因称固定意义的设想为“博物馆神话”）。
在意识哲学的全盛时期，学者往往以意识、观念和自我的措词与思想来探讨文化问题。对不同社会文化和同一文化的不同领域或者是否合理、或者其合理性程度如何确定，按照什么标准等问题进行争论，这是意识哲学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决不是文化哲学。真正的文化哲学导源于尼采，因为尼采对意识、自我和主体进行彻底的摧毁，并且主张重估一切传统观念的价值。然后又在20世纪中叶，由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研究》（1953）为首的一系列着作，和20世纪70年代海德格尔和加达默的哲学解释学予以发展，这样才形成严格意义的文化哲学。
四、为什么意识哲学的后继是文化哲学？
在意识哲学以主角身份登台表演得淋漓尽致、如今正要下台或已经下台之际，接着登台的何以是文化哲学而不是其他文化形态？我认为有下列理由。
（1）笛卡儿基础主义以科学为惟一真知识， 科学终将取代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从而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设想，和18世纪启蒙运动关于科学理性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一切反科学或非科学的思想都不合理的观点，已被康德把宗教、道德和艺术纳入理性范围的观点所驳斥而不能成立，因此理性的多元化已成定论。
（2）于是意识哲学的终结并不表示哲学已告终结， 将由文学或诗来替代。在人的生理、心理结构和能力没有巨大变化、而仍然是地球上居民的情况下，他仍然需要哲学，因而代替意识哲学的将会是同意识哲学针锋相对的哲学。这种相反的哲学便是由虚构或幻想回到现实、不受私己的观念和印象所束缚的、朝向客观世界的哲学。亦即回到平常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谈实践”和“非言谈实践”（福柯用语）。
（3）这个世界不再是自我和对象相对立的、主客二元的世界， 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界，而是文化世界。至于那个不曾受人类影响的独立的自然界，人无法认知的、康德的“物自体”究竟是否存在，和人毫无关系。须知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自然界也受人所发明、使用的仪表和其他工具的影响，并非所谓的独立的自然界。
任何人都是文化世界的居民，自我与对象、主体、客体都居于同一世界中。一切活动都决定于当时当地的文化环境，无法逃脱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里讲得很透辟。因此接替意识哲学的定会是文化哲学。
多元主义的文化哲学允许研究者跨越两种不可通约的文化，例如两种各自有不同的圣经的宗教，把两者加以比较，甚至可以放弃原来信仰，皈依另一种信仰。而科学与宗教则往往可以结合。例如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从事严格的“客观思维方式”，但在教堂里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事实上每个人在生活实践中常常跨越两三种不同文化。例如求神拜佛的是老者往往同时是以孔孟之道训诫晚辈的受尊敬的长者，这里并没有时间和地点的差别，却是“一身而二任焉”。这样的事屡见不鲜。反之，毕生坚持一种文化、毫无贰心的人倒比较罕见。
就哲学而言，意识哲学和文化哲学并没有共同语言，是不可通约的。当今的文化哲学家，在20世纪晚期之前也许是个意识哲学家。例如着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和他的《研究的逻辑》（英译本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是意识哲学，到了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形而上学时期，他就放弃意识哲学，而接近文化哲学（《客观知识》）。
文化哲学是在意识哲学统治达400年之久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思潮。它坚信我们在认知活动中直接接触到的是外物，而不是自己心里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识。

Ⅹ 什么是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属二级学科，用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