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良渚文化的那点事儿
就介绍一下良渚古城吧,顺带提一下玉器。(此文完全凭借脑中的知识手打,不足之处,望谅解)
良渚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上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文明。它和北美的卡霍基亚文明一样,都是以巨大的人工山建筑、庞大的都市中心以及广阔的政治疆土为特色。但是,良渚人独步天下的,是他们发达的木构技术、水利技术、犁耕技术、漆器技术、黑陶神技和制玉技术。
在良渚繁文陶艺和漆器技术被发现之前,苏浙地区数千年间,一直只有大量的良渚玉器得到出土并且为世人所眷顾,因此使人们觉得良渚人好像只能制作玉器。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良渚玉器的喜好由来已久。考古显示,不论是商周贵族还是三星堆贵族,都曾经热心地收集良渚玉器。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可能已经搞不清楚是什么人制造了这些玉器。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之前,人们一直以为那些高大、精致的玉琮都是“周汉古玉”。
良渚人的玉器好像不是继承于他们的先辈崧泽人,而是继承于凌家滩人。公元前3600年,凌家滩人在淮河流域崛起,他们建立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包括陶砖广场、石柱群、王族大墓和环城运河的凌家滩遗址。他们的玉器更是惊世骇俗,其中以玉铲、玉人、玉龙等为特色,形成了中国南方最早的玉敛葬传统。凌家滩人的财富吸引着四方的目光。其中就有良渚人的祖先崧泽人。公元前3400年,崧泽人向淮河流域发动进攻,占领了凌家滩。随后,他们又一鼓作气攻入中原,与仰韶人在黄河以南对峙。不过很快,崧泽人就从中原撤出,崧泽文化也被良渚文化取代。
公元前3400年凌家滩古城毁灭,到公元前3300年良渚文化兴起,两个年代距离非常之近。良渚玉器技术也横空出世一般繁荣昌盛,令人怀疑是大批的凌家滩玉匠被俘虏到了太湖流域所致(此可为你论文题目的一个研究方向,即论证两者关系)。
不久,山东地区的大汶口人向西猛烈扩张,摧毁仰韶文化;良渚人则向北扩张,打败大汶口人,据苏北地区为己有。中国东部遂形成大汶口和良渚南北鼎立的局面。良渚人打败大汶口人之后,又向南扩展至钱塘江中游,将河姆渡人的后裔驱逐到浙东南。这样,良渚人就解决了南北的威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条件。
由于采取了稻作犁耕农业,并且继承了崧泽人的大规模灌溉技术,良渚地区遂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农业的发达、疆域的广阔以及和平的发展条件,促使良渚社会的复杂化过程急速跃进。公元前3000年,在天目山余脉南部,一个小型的聚落在瑶山附近崛起,建立了瑶山祭坛和贵族墓葬。100年后,他们又把天目山南部的沼泽地带填平,然后夯筑起一个长方形的巨型建筑台基——莫角山遗址。该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高8-10米,动用土方量达200万立方米。这个建筑台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在其上,又修建了三个二层台基——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二层台基上面有什么建筑,已经不甚明确。
然而,在三个台基的中央,挖掘出了一个大型的建筑地基,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上,周围有立柱设施。它可能是一个体量媲美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巨大宫殿。 在莫角山遗址的边缘,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红烧土坯房,这个房址的面积超过300平方米,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设施。莫角山遗址的建立,标志的良渚古城的形成。
不过莫角山遗址刚开始只是一个台城,之后,可能由于人口扩张,莫角山遗址北部、东部和西部分别又垒筑起了三个较低的大型台基,使得莫角山以及周边形成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建筑基址。不过现在尚未搞清上面到底建造过什么样的建筑。
此后,在莫角山遗址北部修建起了反山墓葬,莫角山遗址南部修建起了皇坟山建筑基址,形成了一个辐辏而聚的超大建筑群。公元前2800年,良渚人在建筑群的西侧修建了长6.5公里的防水大堤——塘山土垣;紧接着,又在西面7公里处修建了第二道防水大堤——奇坞山大堤和彭公堤防,两个堤防总长度达到11.5公里。构成了莫角山西面的防洪工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南侧的良渚港沿河修建了一个巨型长堤。这样,良渚人通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防洪工程。
到了公元前2500年,良渚古城趋于鼎盛。塘山土垣和瑶山之间,各种人工山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形成了银河一般星罗棋布的带状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的中部像南延伸,和莫角山相连接,其中心的纽带就是金地和黄泥口两地的土墩建筑。而在它们的东边,是这一代的亚中心建筑群——姚家墩遗址,这是由几个并列的土墩形成的聚落群,其中发现了贵族墓葬,为了便于交通,良渚人还在姚家墩遗址两边开凿了两条平行的运河。这条带状遗址群的两端,分别是瑶山和汇观山遗址,两个遗址都是祭坛和墓葬合一的综合性土墩建筑。它们上面各有一个特意建造的中心方形区域,对角线朝分别指向洗个不同节气太阳的入射角度——两个祭坛的方形区域的对角线指向完全相同。它们体现了良渚时期的天文历法知识。
同时,着名的良渚古城墙也修建起来,它把莫角山和皇坟山围在中央,形成了一个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封闭的、圆角长方形的中心区域。在中心区域外围,还有密集分布着的外部社区,比如美人地、卞家山等。这些外部社区主要功能是生产玉器和黑皮繁文陶工艺品,并且进行工业产品的出口活动。他们很可能还从事漆器和丝绸的制作。
这些外围社区都配有庞大的运河和规整的人工水街,以美人地为例,在土台遗址的表面,建有庞大的木构护岸,上侧镶筑着厚重的、加工精细的木板,木板下面是硕大的、成排的横木,横木下面还殿有枕木。这些木构件重量都在一吨左右,整个建筑延绵数百米。在护岸上,还建有停泊船只的设施。而另一个经过完整发掘的卞家山遗址,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漆器、黑皮繁文陶和小巧的玉器。还发现了十几米长的木构码头。在陶片上,还发现了大量具有记事功能的字符。说明了这些遗址的商业性质。
到了公元前2400年,良渚古城已经发展为延绵30多平方公里的庞大都市,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庞大——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城只有4-6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莫恒佐达罗只有2.5-5平方公里。
良渚古城的统辖或者影响地域也非常广阔,北至苏北,南到浙中,没有任何一个良渚城市可以和它相比肩(比如寺敦和福泉山,前者面积只有0.9平方公里,后者为1平方公里,只算中小城市)。而据研究,良渚地区几乎所有的高档玉器都出自良渚古城的分配——这其中必然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实际上,良渚各地所发现的繁文陶工艺品很可能也是良渚古城提供的。良渚古城即便不是绝对的政治中心,也一定是整个良渚地区的商业中心。事实上,良渚人的影响还北渐山东,这些影响可能是商业交换所致。
不过良渚古城的繁荣也遭到了中原民族的垂涎,公元前2400年,河南东南部造律台人向苏浙地区大举扩张,先是从东夷人手里夺取了藤花落古城,继而南下,入侵良渚古国。公元前2300年,良渚文化受到造律台文化的影响,转变成了钱山漾文化。不过此时,良渚古城仍在使用,在古城西南部出土的鱼鳍足鼎证实了这一事实。
不过,随着造律台人入侵的加剧,良渚地区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钱山漾文化转变成了广富林文化。也就在此时,良渚古城宣告废弃。良渚古国也宣告覆灭。或许“禹诛防风”的传说与这一事件有关联。不过良渚古国比尧舜时代的中原腹地先进很多(中原北部的陶寺古城除外)。在反山墓葬中,发现了拥有大量玉器和漆器的“王族墓葬”,即已说明良渚古国已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发达的阶级社会。而中原腹地直到商代早期才出现了这么剧烈的阶级分化。
良渚古城陷落后,太湖流域又屡遭洪水、海侵的困扰。中原的征服者们无法像良渚人一样成功地抵御洪水的威胁,使得该地区的城市文化一蹶不振。紧接着100年后,浙南一带的河姆渡人后裔——昙石山人大举进攻太湖流域,攻占了原先良渚人统辖的地区,形成了马桥文化。此后,太湖流域人口骤减、城市不复存在,珍贵的玉器和漆器不再制作,良渚文明没落了。
然而,良渚人的犁耕技术流传了下来,良渚人的制陶技术也被后来的马桥文化发扬光大。商末周初,太湖地区的先民将青铜技术和犁耕技术结合起来,发明的青铜犁,并且将它们传播到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国本。而良渚时期的黑皮陶技术也被马桥人改造为原始瓷技术,之后两汉“越窑”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工艺的成熟。凭借着原始瓷的出口贸易和农业的逐渐恢复,太湖地区再度繁盛起来。到了春秋时期,木渎古城在太湖流域北部兴起,成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该古城的兴起也标志着吴国的兴起;此后,越王勾践仿照吴都,建会稽城,揭开了吴越争霸的大幕。至此,太湖古的老文明迎来了它的新纪元。
Ⅱ 三星堆文化的存在是不是说明在夏朝之前还存在一个朝代
三星堆遗址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我们对它的了解估计连1%都不到,有人说它是外国迁移过来的部落,有人说它是外星文明的遗物,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目前最为合理的推测是它属于古蜀文明,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
最后:希望三星堆遗址可以有更大的突破,也希望虞朝相关的文物能够早日现世,这些都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珍宝。
Ⅲ 国家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三星堆的科考它都有什么历史意义
三星堆的重启挖掘牵动了我们亿万国民的心!三星堆挖掘的意义也可想而知。三星堆挖掘的新发现似乎也将改写我们中华历史。比如我们华夏文明也将印证夏朝之前的虞朝——让我们的中华文明继续向前推1000年。三星堆的重启挖掘是否能证明我们中华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悠久历史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历史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上下六千年。
三星堆考古的重要性在于:中华文明5000年,用西方文字实物等实证方法,我们现在也只找到商朝。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这个夏尚未确证,5000年历史才确证3600余年,上古更长时间没有找到。以前是说黄河是母亲河,即中华文明源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顶多算第二个母亲(说得俗点:黄河是大妈,长江是二妈),在大妈那条路上找不到源头,处于长江流域上游的三星堆文物可能会证明我们的文明,有可能是二妈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知道三星堆考古为什么引起世界关注!
Ⅳ 三星堆文化 红山文化哪个早
红山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年代距今约4500年(年代上限距今4500±150年,大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
红山文化,年代距今5000~6000年(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Ⅳ 三星堆文明和华夏文明有什么关系
是曾经平行于华夏文明的古蜀文明。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有限,各个文明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往来。而在人类活动范围之外的一些文明,更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正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处于四川盆地境内的古蜀文明之一的三星堆文明,在天然的屏障阻挡下与世隔绝,有种世外桃源,前期没有于其他文明交流的可能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青铜器的制造,逐渐有人跨越巴山和蜀山与中原文明进行交流。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一个和商代青铜器类似的器型,证明在商代时期,三星堆就已经和华夏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了。
秦惠文王时,秦国大将司马错灭掉蜀国,古蜀文明也融入了华夏文明。古蜀文明也成为汇入华夏文明的直流。
Ⅵ 三星堆文化早于商周的存在,那它属于哪个朝代呢
三星堆的文化是属于夏朝,而且正是因为三星堆考古发现,佐证了中国商周之前确实存在一个朝代为夏朝。
Ⅶ 三星堆几乎吊打所有博物馆,为什么会隐瞒三星堆的研究发现
吊打所有博物馆是以为这里的东西别的博物馆都没有,他们的青铜面具跟人像长的特别,跟我们发现的最早人类史不一样的,他们的鼻子高高的,眼睛很大,有些突出,颧骨比较高,嘴巴很大,好像都到耳朵那了,耳朵上还穿着孔,根本不像人,有人猜测三星堆里发现的人可能是外星人。
所以,三星堆里出来的东西,任何博物馆都比不了,因为他比我们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高级,好像就是现代人穿越回去制造的东西,隐瞒,不是隐瞒,而是不知道怎么说,毕竟也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Ⅷ 三星堆隐瞒了什么
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欢迎进入大古的历史奇妙屋。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
这里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湾”,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
遗址总面积12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包围着的古城,城区面积近四平方公里,与中原王朝早期王都河南郑州商城相当。
如此宏大规模的城市,在3000年前的中国实属罕见。从考古学家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此地已出土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器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数十件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和黄金权杖。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雕塑,是中国古代遗迹中罕见的珍品,在东方乃至世界的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青铜人像高鼻深目,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
立人像连座高2.62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
青铜神树高3.84米,是古代至宝。树上有九枝,枝上有立鸟栖息,枝下有硕果勾垂,树干旁还有一条龙从树顶下探,生动而又神秘。
黄金权杖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棒上制成的,金皮上刻有三组以鱼、鸟、人为内容的纹饰,清晰而神秘。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难倒了众多考古学家们。每个文物都带着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这些谜团至今让学者们争论不休,无法定论。
第一,三星堆文化内涵的确定。
三星堆遗址是距今3000~50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在遗址内存在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在三星堆一期文化中出土有玉琮等玉器,有学者认为它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等有交流。
在二期文化时,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心,即早期蜀国,它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有学者认为这比黄河文明还早,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
第二,三星堆青铜文化如何产生?
三星堆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的产物,还是受其他文化影响?本土论者认为其青铜器形象独特,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而且反映了古蜀人“眼崇拜”的习俗。
外来说认为出土的青铜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便认为三星堆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第三,遗址居民属何族?
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其中,古羌人的传说最为大家接受。古羌人的祖先来自西北高原,他们到达成都平原后,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开始争夺土地。
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
《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第四,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
古蜀国繁荣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消失了。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而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有学者认为其消亡是洪水肆虐的结果。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这似乎印证了战争说。
还有一种迁徙说。可是,人们为什么要迁徙呢?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迁徙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Ⅸ 夏朝是否就是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到底是谁创造的
中国历史书,主推中原文明,其实同期文明比夏文明早的有良渚文化,三星堆遗迹,只是在后来竞争过程中各种原因没落了,根本没有中原文明起源最早说法,这是唯心主义说法,夏朝找了上百年,都没找到,这是最客观说法,但这都是我们的祖先。
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文明突然衰弱而上游崛起那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大洪水不得不迁向西部高地,所以下部二期文化同古蜀文化最接近,而当时住在西北的人民应该也在此时迁向了古蜀,因为岷山等西部山脉很高。所以说夏朝有可能就是在古蜀。但是古蜀文明里面还含有黄帝时代的文明。
我认为夏朝不在中原,那个时代中原是原始森林人类很难生存,更难壮大,从已知来看,汉民族是从山区向平原发展,三皇五帝都来自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四川紧挨甘肃,很有可能四川山区也是汉族部落活的范围,远古开发平原都很晚,基本上都到了农耕时代才开始大面积烧树林驱赶野兽开发平原。我觉得开始有一支古羌人逐渐强大起来在三江源附近留聚,在战争和驱逐其他种族过程中形成了三支,一支向北到达陕西东山西河北南河南地区繁衍壮大创造夏朝,一支向西成为现在的羌族和藏族独龙等民族,一支南下进入四川建立巫族国家,蚕丛及鱼凫是其后辈。
Ⅹ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星堆: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因其发源于岷山南麓之茶坪山,相传即古蜀鱼凫王田猎之湔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为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曾有一颗高大的马桑树,虬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7.80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以前发掘中,三星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存在一定缺环,这次复原找到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文化过渡的相关材料,将三星堆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800年左右),下迄春秋早中期(距今26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完全串连起来,证明了三星堆遗址历经新时期时代、夏、商、西周、春秋,上下延续2200多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而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编辑本段]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着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编辑本段]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编辑本段]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编辑本段]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编辑本段]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5600—5300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如钺、壁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着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着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编辑本段]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越4200~530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手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