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佛教文化
(以下仅供参考)
范围太广,内容太多,三言两句也说不全面的,只简单说说其中一种吧。
佛说因果,在因果之间其实还有个缘存在。比如要在世间做某一种事情,想要达成的结果就是“果”。为了得到这个果,肯定要筹备各种缘,缘若不够,是做不成想要做的事情的,也就是说不会有想要的结果的。
比如经常说的多建立人脉、多搞好关系、多吸收人才、多准备资金、多储备物质等等。其实,这些做法都是在为某一个想要的“果”做助缘。
比如长辈供孩子读书,让其接受好的教育等等,这些缘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孩子有出息的“果”。
比如有的长辈为孩子买房子、存钱、安排工作等等,再就是在亲朋和街坊中处理好关系,建立好名声等等,做这些缘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一个孩子可以顺利讨老婆、顺利成家结婚生子的“果。
修佛也是,你想要得到成佛的果,中间肯定要去聚集和筹备所需的各种缘,缘若不够怎么可以得到“果”呢。
未得佛果,先结人缘,提前为自己所追求的“果”做准备,积累缘。
生活中,不管自己想要得到什么,都必须为这个目标(也就是果)而不断积累条件(也就是缘)。
修行没有脱离现实,佛法亦没有脱离世间。
2. 结合实际分析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千古独步的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凡要影响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关注,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地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振频,以此作为契入点.佛教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表现在其对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近二十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佛教寺院恢复迅速,香客盈门,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别是香港设立佛教公众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对于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窗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现几乎遍及当时已有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
佛教的伦理思想对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佛教伦理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众生平等观念、克制自我观念和慈悲利他观念。这些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佛教讲求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和私念。对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强调因果报应,讲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人们在极端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往往会顾虑佛经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因果报应,于是就会反省和收敛自己的行为。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鼓励人们多做善事,这种精神观念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在现实生活,有相当多的人能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以得到心灵的安慰。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随着佛教伦理观念同传统观念的结合,佛教伦理观念逐渐为人们所借鉴和接纳,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办事,是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的,这些观念就起着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展.佛教过去对中国社会各民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后仍将继续对各民族产生影响.因此认清佛教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思索将什么样的佛教带入二十一世纪,如何使佛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是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的. 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正确对待佛教文化,适当对它进行改造,使它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3. 佛教文化对人生的积极意义
学佛的人都知道,佛教最初的理论就是“四谛”,即苦、集、灭、道“。那么”四谛“从何而来?答案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因此,佛教也有”缘起论“这个说法。
佛像
缘起论认为,天地万物及一切现象都是因缘而生,也因缘而灭。所谓的缘,指的是无限的因果关系。它把世界比喻成一张大网,大网之中有着无限的因果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就是由此而来。任何现现象都是因果互的结果。
修行者
因此,任何能够说得出来的事物,在其本质上,都是没有自性的,换句话说,都是虚幻的,都是因缘生灭的结果,包括我们人类也是一样,也是因缘生灭的结果。
那么,如果真是佛教的理论所说,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如果连人生都是虚幻的话,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修行者
佛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修悟成佛这4个字。
因为按照缘起论的说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我,也无自性,只是生灭网中不可控制的现象而已。因此,生命本身就是苦的,我们人生之中所有的努力都是”脱离苦海“,而”脱离苦海“的唯一办法就是修悟成佛。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修悟成佛。
佛手
而修悟成佛就要认识到原本就存在的佛性,也就是认识本心,这个本心就如《心经》中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只有认识到本心,才能觉悟成佛,超越这个被因缘生灭控制的现实世界,进入无生无灭究竟涅槃。
佛象
也就是说,人如果修悟成佛,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层宇宙空间,那个空间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也是人之所以努力修行的原因。
因此,在佛教之 中,修悟成佛才是人生努力的方向,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4. 如何发挥佛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第三十六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2、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3、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4、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请看第三条末尾一句“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5. 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
我认为佛教文化的价值就是:劝人向善,共建和谐社会。
6. 6. 试述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现代价值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带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全面发展,而且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学术思想、修养方法、音乐美术、工艺建筑、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
佛教为中国文化、文学艺术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音乐、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
7. 寺院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风是佛教的风貌、风气、风尚,是佛教整体形象、气质、涵养的综合体现。佛教教风建设是保持佛教精神本色、维护佛教清净庄严形象的根本,是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也是充分发挥佛教积极作用的根本。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支持宗教教风建设,中国佛教协会历届领导班子也始终高度重视佛教教风建设。当前,我国佛教教风和四众弟子的综合素质整体上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有了较大改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松弛以及寺院民主管理和丛林制度落实不到位、内部不团结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仍然严重损害着佛教的形象和声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深入贯彻落实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佛教教风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力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特向全国佛教界发出“六好”倡议:
佛教四众弟子要始终高举爱国爱教伟大旗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做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佛教四众弟子,特别是出家众,对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祖师创立的清规,尤其是根本五戒要终身持守、严持勿犯;在严持戒律的基础上,注重定慧修学,不断提升自身的佛学造诣、文化素养、品格气质和修证境界。作为荷担如来家业、肩负传承佛教重任的寺院住持,要有“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自觉意识和担当精神,领众修学,坚持早晚课诵、过堂用斋、半月诵戒、结夏安居等。在自觉自悟的同时,要关心世间的疾苦、众生的烦恼和时代的需求,通过组织信众参禅打坐、专心念佛、讲经说法、慈善救济等多种方式回应时代、慈济众生,做以戒为师、勤修三学、上求下化的好佛子。
出家众既披如来衣,当做如来使。各地佛教界要继续发扬节俭惜福、朴实无华、淡泊名利、清净庄严的优良传统,自觉抵制攀比、奢华、排场等社会不良风气。针对当前饱受社会非议、败坏佛教清誉的某些行为,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对无中生有、故意抹黑佛教,严重损害佛教社会形象,伤害信众宗教情感的恶性事件,各地佛教协会应高度重视,及时准确向所在地宗教工作部门反映情况,及时应对,澄清事实,尽最大限度缩小对佛教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省级佛教团体向中国佛教协会报送相关舆情,沟通信息,形成全国佛教一盘棋的局面。各地佛教界应引导信众“不听谣言、不传谣言、不信谣言”,冷静克制、有理有据、依法依规地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做维护佛教形象的好使者。
各地寺院特别是历史上和当前有重大影响的寺院要立足佛教戒律和传统清规,以教风建设为重点,因应时代发展,制定完善系统健全的现代寺院管理制度,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管理寺院。要自觉将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开展常态化讲经弘法活动,引导居士和信众正信正行、护持三宝、敦伦尽分、奉公守法,自觉抵制邪教、附佛外道和迷信活动。继续大力倡导“文明敬香”、“合理放生”,努力建设和谐寺院、生态寺院、文化寺院。要做好寺院的长远规划,将僧才培养与寺院发展有机结合,以寺安僧,以僧兴寺,增强僧众的归属感、责任感,努力创造适合安心办道、人才成长的修学环境。各地新建、改扩建佛教建筑应力求庄严、简朴、实用,不宜盲目攀比,追求豪华。佛事当以精严为切实,各地寺院举办佛事活动应符合本寺院实际,规模适度、如法如仪,不宜比阔气、讲排场,引致社会讥嫌。要自觉抵制商业化、庸俗化不良倾向,保持寺院的清净庄严。要依法合规兴办自养事业,积极协助政府做好治理佛教“商业化”问题的工作,使商业资本退出寺院,斩断借教敛财利益链,做制度完善、道风整肃、清净庄严的好寺院。
各地佛教团体应以教风建设为抓手,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要组织力量加强对佛教文化、佛教典籍的整理研究,深入挖掘弘扬佛教教义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更好发挥佛教文化疏导心理、净化人心、涵育道德的独特功能,不断提高团体服务佛教教职人员和广大信众的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管理,继续做好规范传戒工作,严格审核戒子资格,严格规范管理传戒过程,严把僧众入口关、传戒质量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戒、持戒、弘戒的良好风气。要充分发挥佛教的文化纽带作用,推动中国佛教“走出去”,向世界传播中国佛教的智慧,展现中国佛教的良好形象。各地佛教团体要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做作风过硬、会风端正的好团体。
各地佛学院要以教风建设为切入点,坚持正确办学方针,坚持政治觉悟、宗教学识、道德品质和现实表现四项标准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佛教人才的综合素质。院校负责人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教师要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学僧要尊敬师长、精进学修。各地院校要以祖师大德为榜样,继承佛教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在佛教院校中形成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学修并重的良好风气。要坚持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做校风优良、学风扎实的好院校。
随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佛教又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各地佛教协会、佛教院校、佛教寺院和四众弟子积极行动起来,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正信正行、勇猛精进,努力践行“六好”,进一步加强佛教教风建设,不断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资料来源——
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c/2017-08-16/1726398.shtml
8. 在中国化道路上,中国南传佛教如何创新发展
引自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文章{请采纳,谢谢。}
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必要性:基于当前南传佛教双重“不适应性”
随着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的迅猛发展,中国南传佛教在国家的总体发展带动下,在个别地区显示出强劲的潜力,取得了不俗的社会评价。但从整体上看,南传佛教的发展仍较为薄弱滞后,尤其相对于国家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高速度,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总体性的双重“不适应”:
南传佛教“从边缘化到趋中心化”的地缘文化“角色转变不适应”。
在当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践中,南传佛教流布的中国云南西南边疆地区,与东南亚的泰、老、缅、柬等国和南亚的斯里兰卡等国一起,共同构成了“亚洲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该区域也是中国地缘政治板块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在文化上最具链接性、包容、辐射、投射能力的中心区。这使得中国南传佛教地区从原先在中国的边缘地位,一跃而趋于地缘中心化,成为亚洲佛教文明内几个语系的交汇、分野中心点之一,更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地缘文化支点,从而在佛教文明地缘文化版图中有着重要的“趋中心化”地位。
基于其所在区域的地缘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被寄予厚望,国家、政府与当地民众都期望它能进一步助力当地社会发展,在国家战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期待值压力下,中国南传佛教的一些现实困境易被放大,导致外界对其存续发展能力及社会功能方面的一些不满与诟病。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凸显了中国南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那些真正“不适应”的方面,进而使其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发展不适应”和“角色变迁不适应”。
南传佛教因流布地区社会变迁剧烈而产生的“环境变迁不适应”。
上世纪中后期至今,中国南传佛教流布地区的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从传统的、发展缓慢的、相对熟悉与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现代的、发展迅速的、变化频繁且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工业社会。至今,中国南传佛教流布地区,尤其是城镇化发展较好的地区,已经初步完成了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传佛教在组织管理模式、寺院体系和僧团建设等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原有机制和传统,未能与时俱进。
正是南传佛教建设的慢速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步伐的快节奏之间的“速度差”,导致了它在面对迅猛发展的边疆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环境变迁不适应”。
有鉴于此,“现代适应性问题”也是我国南传佛教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注意并积极探索实践的重要方面。顺应社会现实,积极探索如何应对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环境下的“新需求”“新问题”和“新变化”,从教义传统中提挈出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内容。同时从传播方式、渠道等方面引入现代性因素,以便紧跟时代潮流,适应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性需求,在有效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建设和满足民众信仰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在新时期的发展与转型。
中国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中国南传佛教要在新的发展机遇期树立新风貌、迎来新发展,就必须通过渐进性的调适与创新,积极有为地贴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两个层面的期待。即通过有规划、分步骤、系统性地,对南传佛教体系内部不适应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现实需求的陈规流弊加以革除、修正或创新,使南传佛教系统能够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家政策法规的指导下,良性运转,更有效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方向相一致。在实现社会现实需求与国家战略需求之整合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南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传统上,中国的南传佛教只关注少数民族社区层面。虽然在与地区和社区民众的交流往来中,承担了祈福禳灾、诵经布道、临终关怀等基本责任,但由于一些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以提供和胜任一些更高要求的社会服务,难以更有效地发挥利益社区与民众的功能,如社会慈善资源分配、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升级等。在一些“有寺无僧”的社区,甚至连当地民众基本的精神和宗教信仰需求都无法满足。
因此,南传佛教及僧团应着力加强自身“适应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建设,尤其注意服务现代化社会功能的提升,更切实地设计和提供满足转型时期社会现实需求的宗教产品与服务,发挥慈善济世、弘法利生、促进和平与和谐的服务社会作用。提升中国南传佛教僧人讲经布道以及服务边疆社区民众精神和信仰现实需求的能力,“强健自身体格”,有助于防止因为自我发展不足而引起的“宗教倒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等问题,有利于保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边疆政治稳定。同时,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宗教政策法规的指导下,服务社会、引导民众。
当前,南传佛教应着力在以下方面,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支点,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践的实施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长足发展。一是积极参与边疆社会治理;二是挖掘、培育和建设南传佛教的中国特色;三是助力中国国家形象优化与提升;四是促进“外交内联”,助力中国国内国际“和谐”环境的可持续。“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与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全息式-多层级合作的新实践、新模式。在此新机遇下,新时代“中国文化”与沿线国家和区域地缘文化接触与碰撞将成为新常态。尤其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宗教是无以回避、最重要的地缘文化形态,这就为中国南传佛教发挥民间性、半官方性特征参与宗教外交提供了空间和管道,对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周边外交起到战略支点作用。
总之,中国南传佛教应抓紧有利时机对内加强自体建设;对外担负起推动宗教文化和文明互鉴的交流联系功能,充分发挥南传上座部佛教地缘文化优势和辐射功能,面向东南亚、南亚地区承担一定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职能。为中国在国内、国际“和谐”环境下可持续发展助力,为国家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区域化战略服务。
中国南传佛教创新发展的方法与实践
处理好中国南传佛教“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共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南传佛教从地缘特征和国家特性上说,理当有其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南传佛教的“中国化”本土特征。这就存在南传佛教“中国化”之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传统之共性间的分殊问题。中国南传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是上涉国家地缘政治与国家认同,下关民族社会稳定与边疆安全的重要现实议题。能否处理好中国南传佛教“个性”与世界南传佛教“共性”之间的同异关系,是南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评价依据,也是中国南传佛教能够跻身世界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能否具有话语权和提升影响力的重要依凭,是中国南传佛教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的一对重要关系。
中国南传佛教界需应对好南传佛教普行传统与南传佛教“中国化”发趋势之间的关系互动。针对现今南传佛教的发展中“中国特色”个性不突出的现状,可考虑主要通过在国家相关部门及宗教法律法规的指导下,从管理体制与模式、佛寺建制、对外信息发布、讲经布道的双语化等佛教管理和表层符号运用等方面探索南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而在经典、仪式、僧阶等级等具体宗教实践方面,仍沿袭普行的南传佛教传统,以便护持南传佛教法脉和传统的延续发展,并实现与东南亚、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良好对接;对于中国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创新,则可以在借鉴其他南传佛教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的制度保障,采取并行不悖、既符合南传佛教传统,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益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创新型道路。
处理好“族群性”“民族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南传佛教已经从过去带有显着“民族性”如傣族传统文化等特征和族群身份识别重要标志的“民族宗教文化”形态,从一个过去有着界限分明的族群“宗教信仰区隔”的文化形态,逐渐转型成为一个以傣族等传统信仰民族为信仰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儿女所共同喜爱、亲近与景仰,日益频密地展现出“全民性”“公共性”等在新时期的发展特征。
以南传佛教流布的主要区域之一、中国着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西双版纳为例,随着过去二三十年在商务、旅游、房地产置业等现代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人口流动和活动的激增,西双版纳在上世纪末以前一直保留的汉族、傣族和其他山地民族各占1/3的族群人口格局被打破。当地居民人口规模激增,民族成分日趋多元化。这使原先在当地“板块化”的传统宗教信仰群体结构,呈现出伴随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碎片化、多元化、复杂化格局,非传统信仰型群体的人口数量亦大幅增加。面对这些信仰和体验方式不同、“跨族群性”“跨区域性”乃至“跨国性”的民众,中国南传佛教僧团在为其提供服务的时候,应该注意转变观念,破除原先仅关注传统信仰型群体的比较狭隘的民族观,同时避免形成因为南传佛教的民族特色而造成各民族间的文化隔膜。宗教信仰场域内信众群体的日益多元化,是新时期中国南传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现象。中国南传佛教界理应顺应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在共同的佛教文化场域中主动倡导民族平等理念,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在新的历史时期,南传佛教在构建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中,在发挥自己在多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促进民族平等,建设民族和谐互嵌型社会等方面,必将大有可为。
处理好“传统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
南传佛教有其鲜明的特色与传统,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如何继承与弘扬这些传统中的积极方面,同时对传统中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流弊之处汰旧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对那些既符合中国南传佛教自我发展需求,又能与中国现当代社会现状结合良好的合适的结构与模式,已经形成上座部佛教内部体系与外在表现中那些稳定的、行之有效的,僧团及信众都喜闻乐见的部分,就应该继承、发展与弘扬。例如,业已形成且运行良好的佛寺“双线管理模式”,以及村寨民众对佛寺的日常供养机制等。
传统不能没有创新,因为没有创新,传统就没有了生命力,只有不断适应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环境与条件,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地赋予传统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实践的空间是巨大的。例如,在南传佛教向社会民众提供的宗教产品和服务方面,是否应该结合现实的市场需求,依据一些不同的特点来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的南传佛教产品与服务?是否可以根据不同的佛寺级别如总佛寺、中心佛寺、基层佛寺等,不同的佛寺地理位置如城镇区位和乡村区位、边境区位和非边境区位等,以及所面对的不同群体如传统信仰型、非传统信仰型群体、短期参与体验型等的不同实际需求,而提供类型、内容具有差别化的服务,以实现南传佛教更具效度和针对性的“供给侧创新”,使之更符合南传佛教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需求。实际上,因南传佛教信众群体的多元化而产生了南传佛教产品与服务的“细分市场”,成为近年来在南传佛教区域出现的新动向。中国南传佛教对自己所能提供的宗教产品与服务的调适性创新与供给侧改革亦势在必行。
南传佛教僧才的培养,是另一个影响南传佛教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议题。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民众对南传佛教僧团和僧才的要求越加多元化,期望日益提高。南传佛教流布地区对南传佛教的宗教需求结构,已从原先以宗教信仰型需求为主导的单一型,逐渐转变为基于文化体验性如旅游、文化交流等,社会教育性如民族语言文字与社会伦理道德等,精神性如禅修活动等,和信仰性等不同层级的多元型。因此,任何单一型的人才,都难以为现今多元化的宗教市场需求提供优质服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成为南传佛教僧团建设重要的方向。
中国的南传佛教文化传统有其深度与广度,南传佛教发展也有其发展历程中的过去与未来。中国的南传佛教顺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实,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脉搏,在不断进取与创新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才能更好地利益众生福祉,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9. 佛教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人之初,性本善,佛教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壮大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佛教教义的作用也就不同。佛虽然有神通,但是佛知道万事万物因缘和合,都有各自的因缘果报在,决不能违背因果来做事。世人无知,不明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