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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何发挥传统文化对当代企业管理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同样也是企业的灵魂。一个企业没有了文化就等于缺失了灵魂。近些年来，凡是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企业文化已成为未来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

优秀的企业领导者能创造企业文化，他的工作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而普通领导者的作为是能看到的，是有形的。在创造了企业文化之后，优秀领导者的工作就如老子所说：无为而治。企业文化的建立，公司的掌门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林宜龙先生是我在香港结识的好朋友，是一名成功的实业家。林先生的成功除了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外，还与他对企业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有关。

近日，林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这是林先生的大作。为了建立格兰达的企业文化，他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心血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把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于自身的企业发展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外诸多大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五千年优秀传统思想中吸取精华，创造性地应用于企业管理工作，林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是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越来越重视由科学文化、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民族凝聚力等构成的"软力量"的较量。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看似无形，但它和经济、政治的互动作用却是潜移默化而又深刻长远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源源流长，林先生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沿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顺理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脉络，从而使这本书更具有可读性。但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完成这样的研究，实在是难能可贵，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人生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修炼内功，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如果你是一个内涵丰富、品德高尚的人，众人就会愿意与你交往、合作，你也就容易获得成功。
企业管理有四种模式：外圆内圆，外方内方，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作为一个企业管理的成功人士，作者从自身实践中感知到，在企业管理的四种模式中，外圆内方是一种最好的模式。对此笔者通过最近的一段时期的管理实践亦有了同样的感触。"圆"，代表着曲线，从视觉上就具有美感。圆可以减少阻力，代表着顺畅，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对外部的事物要易于融合。"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是中国着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座右铭。它的意思是说为人处世应该像铜钱，外圆而内有方孔。外圆内方，不是虚伪圆滑，是中国几千年优良传统积淀而成的人文精粹，是中国最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格体现。"方"，棱角分明，代表着踏实稳重，坚定执着。而在管理方面棱角分明，体现严格要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传承过程中，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其精髓是为人处世随和谦让，当刚则刚，当让则让。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太过尖刻的人往往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柔是自然之道，柔也是养身之道，柔还是治世之道。"刚柔并济"是运用智慧来巧妙地为人处世，也是企业管理的有效手段。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如此。方圆之间，天地之大"，如果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做好这一点，你会觉得游刃有余，工作起来也会轻松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和"字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讲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关键是一个"和"字。必须强调，和的重要性决不仅仅表现于能够生财，而是渗透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历史上的"将相和"讲的是蔺相如，为了社稷长治久安，三让廉颇，终使廉颇心悦诚服，千百年一直被世人称道。现代国际学术公认：最提倡和谐的古代圣贤是孔子。古代圣贤擅长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运用，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纵览古今，凡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无不襟怀坦荡，度量恢宏，抱着"以和为贵"的处世态度。历史上睿智的哲人曾证明过，像庞涓那样忌贤妒能的小肚鸡肠者，最终兵败马陵道，贻笑天下。
现代社会，商场上的"和"还有得与失之意，和是前提，得失是目标。在和的前提下，双赢才是好生意，单赢的生意无法长久。单赢是短和，是假和，是表面的和，是伪和。这种类型的和，眼前看是赢了，从本质上看是彻底地输了，输在诚信，输在德行。自然有自然的法则，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循自然之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林先生的大作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同时，总结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条自然法则："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三句话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常常提起，但他的许多含义往往是在经历之后才有所感悟、深刻明了，很多情况下会悔之晚佾！

B. 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什么文明

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华夏也称“华”、“诸华”，又称“夏”或“诸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其中的“华夏”是指汉族的前身。
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2]、黄帝（轩辕氏）[2]、尧、舜、禹等时代[3]。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
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华夏文明"中的"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5]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一词的本义即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华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文明思想
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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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始祖
“华夏”，一般作为代称中国，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1]、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2]、黄帝（轩辕氏）[2]、尧、舜、禹等时代[3]。后来炎帝和黄帝为共主，相传在大约五千年前，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分布着许多部落，比较重要的有后来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等。炎、黄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即为“炎黄子孙”。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着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神禹、夏后禹、大禹。夏后大禹治水有功，取代了舜的共主地位，登基为天子，夏朝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文明王朝。[7]
“中华”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天文经星·中宫》）华夏、中国、中华，如今指的是我国全境，这三个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8]
在周朝时，凡遵周礼、守礼义之诸侯，称为华人、夏人，通称为诸华、诸夏[9]。古籍中将“华”、“夏”作为中原，“夷”与“裔”作为四方。华夏又称中华、中夏、中土、中国。周朝时，依据《周礼》，华夏是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方上帝。五方上帝分别是：东方青帝太昊伏羲、南方炎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
华与夏曾相互通用，两字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里的“华”亦即“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华夏”一词（华与夏的合称）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0]“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此即“华夏”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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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汉服
可见，华夏（汉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11]
文明起源
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华夏族父系Y染色体主体是O3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含其他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六千年前，华夏学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部落的人口很快的增长。于是华夏部落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12]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与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灿若星斗[13]。良渚古国遗失后，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13]。
根据史书记载，华夏部落是黄河流域（河南一带）的最早居民，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又于7000年—5000年前在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建立了仰韶文化。再于距今约4600-4000年在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地区建立龙山文化。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14]。
关于华夏文明（古代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的文明）的起源时间，西方学者根据他们的标准一直认为是3000年前，中国学者虽然存有异议，但一直无法证明这一观点的错误。红山文物的最新研究结果和关于文明标准的定义，可以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年前。[15]按照西方对文明起源的定义，中华文明发源于3000年前。而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个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应前推5000年，应是8000年前。[15]中华文明起源时间前推5000年，不应以青铜器为标准。[15]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14]。“良渚文化”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16]。
华夏先民分为大大小小许多个部落，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其中比较着名的首领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颛顼（黑帝）、黄帝、炎帝（赤帝）、帝喾（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尧帝。其中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

C. 姬姓的由来，名人与发展史

姬姓，中华上古八大姓之一，为黄帝之姓、周朝的国姓。春秋战国时代的姬姓诸侯国有吴国、鲁国、燕国、卫国、晋国、郑国、曹国、蔡国，有近5000年历史。姬姓的得姓始祖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1]，黄帝因长居姬水，以姬为姓。[2]
姬姓位于《百家姓》第297位，人口54万余。姬姓在先秦时代演化出多个分支姓氏，如周姓、吴姓、郑姓、王姓、鲁姓、曹姓、魏姓等411个姓，占《百家姓》总数504姓的82%，由这411个姓衍生出来的姓氏更是数不胜数，姬姓是名副其实的“万姓之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汉族姓氏的起源。[3]
姬姓名人有五帝中的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周朝始祖后稷、勾吴始祖泰伯，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召公姬奭、穆天子姬满、周平王姬宜臼，春秋霸主中的郑庄公姬寤生、晋文公姬重耳、吴王阖闾，以及神医扁鹊、法圣商鞅、燕昭王姬职、子产姬侨、禅宗二祖慧可、形意拳始祖姬际可、新中国前外交部长姬鹏飞等。
中文名
姬
外文名
Ji
得姓始祖
黄帝
得姓地
姬水
望郡
南阳郡、太原郡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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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姓始祖迁徙演化人口分布姓氏文化姓氏名望
源流发展
源于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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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古代写法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黄帝以姬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所以黄帝又称姬轩辕。[4]《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四语》中胥臣解释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惟青阳与夷鼓同己姓。”[5][6]《史记·三代世表》记载：尧立后稷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后稷承继姬姓，是周朝的始祖，周初周天子姬发大封诸侯时，姬姓国有53个，当时可以说遍地姓姬。[7]
外姓更改
姬姓位于《百家姓》第297位，人口54万余，由姬姓直接演支出的周姓、吴姓、郑姓、王姓、鲁姓、曹姓、魏姓等411个姓[7]占《百家姓》总数504姓的82%，由这411个姓衍生出来的姓氏更是数不胜数，姬姓是名副其实的“万姓之祖”。
公孙姓恢复。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丙午封姬相如为褒鲁节侯，奉周祀侯二千户，本系鲁顷公姬仇之裔，更姓为公孙氏，后来又恢复为姬姓。[8]
周姓恢复。根据《姓氏考略》记载：南北朝陈时，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召附王伟，避侯景讳，改为姬姓；梁时直阁将军、南丰侯周石珍等因事改姓为姬。
宗姓所改。《续通志·八四·有故改姓》记载：金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今属河南省），章宗时（1190～1208）避睿宗讳上一字（金睿宗名宗尧），凡太宗诸子皆加“山”为崇，并改宗氏为姬姓。[9]
雍姓所改。金国时泽州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人雍翼，为避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之名讳，改姓为姬，名志真，其后世沿用姬姓。[10]
少数民族
属于流改为汉姓姬氏。白族姬姓，为“鸡氏族”谐音所变。苗族之姬姓，为名字所改。《中国古今姓氏大辞典》云：“据传清朝造册登记时，依名取姓，有祖公奶名‘香鸡’者，遂谐鸡音而为‘姬’，以为姓。”回族中的姬姓，有的系外国人姓氏所改。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也有汉化改姬姓。[11][12]
满族姬姓，为近代才有，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格格氏，满语为Gege Hala，汉义“姐姐”，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为古靺鞨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出现的原始姓氏。靺鞨族以传统渔猎为生，后成为靺鞨族黑水部，史称黑水靺鞨，在唐朝时期隶属于黑水都督府的管辖之下。到了宋朝时期，黑水靺鞨演变为完颜部，即生女真，格格氏即其分支之一，世居黑龙江沿岸地区。清朝中叶以后，格格氏所冠汉姓即为姬氏[13]。少数民族姬姓的分布范围、人口都远不及黄帝姬姓。[14]
得姓始祖
黄帝，华夏始祖之一、人文初祖，是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与生于姜水之岸的炎帝并称为中华始祖。黄帝为少典之子，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出生、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以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载入史册。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且在他统治期间有了文字。黄帝有嫘祖、女节、丽娱、嫫母四位夫人。[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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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始祖-黄帝
迁徙演化
迁徙
周朝以及姬姓诸侯国灭亡之后，姬姓族人几乎都要被迫迁徙，姬姓在历史上较大的迁徙有：
第一次：周武王灭商建周之初，周公之子伯禽代其就封鲁国，伯禽带领姬姓族人从陕西西安到山东曲阜创建鲁国，当为姬姓第一次大迁徙。第二次：周成王期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周公居东都洛邑（今洛阳），部分王室姬姓族人随迁。
第三次：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由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室成员大多随之迁徙。
第四次：周公之子滑伯所建的滑国灭亡之后，其后裔四散。
第五次：前256年，周朝灭亡之后，王室成员变为庶民，四处逃散，散居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
第六次：前255年，西周国被秦所灭，迁周文公姬咎于悉狐聚（今河南省汝州西北），部分西周国王族随之迁徙。
周武王姬发
第七次：前249年，鲁国灭亡之后，姬姓族人四散，隐居各地。此支姬姓人繁衍最盛。
第八次：前249年，东周国被秦所灭，迁东周君于阳人聚（今河南省汝州西北），部分东周国王族随之迁徙。
第九次：明朝大移民，分别由山西省迁居河南、山东、河北、浙江、陕西各地，其后裔又有转迁到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17]
演化
姬姓演化
在当今《百家姓》上，姬姓名列第297位，人口约54万余，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33%左右。[14]
三代以前，姓氏分而为二：姓所以别婚姻，区别家族；氏是统于姓族之下，二者有主体与分支的关系[18]。西周初年大封诸侯，其中姬姓国就有 53 个。《左传》曰：凡、蒋、邢、茅、胙 、祭，周公之裔也。又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5]
周灭后，末代天子——周赧王姬延被迁为家人，其后代始姓周，极大的分化了姬姓人数。同样，姬姓封国封邑灭亡之后，其王族后代多以被封之地为姓，就出现了吴、鲁、魏、胡、杨、蔡、韩、霍、蒋、郑、毛、卫、阎等姓，相反姓姬的人却不多了。[19][20]
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因“姬”与唐玄宗李隆基之“基”同音，为避讳，姬姓改为周姓，这一来，又分散了姬姓家族的力量。[20]
分支
中国许多姓氏起源于姬姓，在现今按人口排名前四百的姓氏中直接起源于姬姓的有120多个，其中部分姓氏有多个源头，但多以姬姓为主要源头：
王姓、张姓、杨姓、周姓、吴姓、李姓、孙姓、胡姓、朱姓、林姓、郑姓、郭姓、管姓、鲁姓、蔡姓、霍姓、康姓、毛姓、曹姓、卫姓、毕姓、魏姓、滕姓、杨姓、蒋姓、韩姓、唐姓、詹姓、何姓、梁姓、于姓、孟姓、许姓、万姓、常姓、武姓、乔姓、贺姓、赖姓、龚姓、文姓、智姓、傅姓、沈姓、彭姓、吕姓、苏姓、卢姓、贾姓、刁姓、阎姓、余姓、潘姓、杜姓、戴姓、汪姓、田姓、任姓、方姓、石姓、廖姓、邹姓、陆姓、孔姓、崔姓、秦姓、江姓、史姓、顾姓、侯姓、邵姓、召姓、龙姓、段姓、雷姓、钱姓、易姓、刘姓、黄姓、谢姓、冯姓、董姓、程姓、袁姓、虞姓、邢姓、茅姓、单姓、甘姓、耿姓、焦姓等。[14]
人口分布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姬姓人员，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苏北、淮北，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老河口、襄阳，湖南省芷江，贵州省台江县，云南省泸水、河口、陇川，四川省合江县，福建省宁德市、吉林省四平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甘肃省兰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福海县，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等地。[12]
姬姓分布图
姓氏文化
郡望堂号
郡望
姬姓的望郡在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太原郡（今山西太原）[12]。
堂号
寿丘堂：因为黄帝是姬姓的始祖，而黄帝又是生于寿丘，所以有这个堂号。
赤舄堂：歌颂周公旦的诗叫《赤舄》，所以姬姓又叫做“赤舄堂”。[14]
宗祠对联
四言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源自黄帝，望出南阳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姬姓的源流和郡望。
红衣国士，赤舄元公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正统年间监生姬序。英宗曾在梦中见异人，被告知：监生中穿红衣服的是忠臣。待监生们朝贺时，只有姬序穿红衣褐袄，于是被提拔任用。下联典指西周初政治家姬旦，即周公。
邠封衍庆，狼乳流祥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姬亶父事典。
六言
明代西安知府，汉时信义将军
周公庙祭祀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西安知府姬敏，字好学，孟津人。德行纯备，节操过人。下联典指后魏信义将军姬澹，字世雅。事桓、穆二帝，征战有功，封楼烦侯。
七言
帝喾苗裔周室后，姬氏圣王天子门
——姬序阳曲公爵后裔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横匾批额：寿丘世庭，吉时撰。
九言
教稼田官，肇周家始祖；行仁者王，徙岐山古公
陕西黄帝陵拜祖大典
——佚名撰姬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姬姓的祖先后稷。下联典指姬姓的先人迁岐。[14]
家谱文献
山东金乡《姬姓族谱》四卷，（民国）姬中伦纂，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东省金乡县卜集乡石庙村。

D. 中国历史上着名人物有哪些

1、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 ），自名武曌 ，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690年－705年在位），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82岁），与汉朝的吕后并称为“吕武”。

武则天为荆州都督武士彟次女。十四岁时，进入后宫，为唐太宗才人，获赐号“武媚” 。唐高宗时封昭仪，后为皇后，尊号“天后”，与高宗并称“二圣”。高宗驾崩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

2、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又名赵正（政）、秦政，或称祖龙 ，秦庄襄王之子。 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秦始皇是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邯郸），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前238年，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

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 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3、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蒙古族乞颜部人。大蒙古国可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生于漠北斡难河上游地区（今蒙古国肯特省），取名铁木真。淳熙十一年（1184年）前后，成为蒙古乞颜部可汗，一步步统一蒙古诸部。

开禧二年（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西达中亚、东欧的黑海海滨地区。宝庆三年（1227年），兴兵征伐西夏，途中去世，秘密安葬。

4、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

年号康熙。蒙古人称他为恩赫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西藏方面尊称为“文殊皇帝”。顺治帝第三子，母亲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初期，国内国际形势非常严峻。面对严峻局势，他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

5、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E. 清朝有多少年的历史

清朝有276年的历史（1636年—1912年）。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脱离了明朝的统治；虽然明朝多次派兵攻打后金，但都被击败。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正式开始了灭明的战争。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后，远在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以为明帝报仇为名引清军入关。随后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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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多民族国家得到统一巩固，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并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封建专制也推向了最高峰。

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 、文化专制 、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科技停滞等因素逐步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也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近代化改革。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朝后期，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2年2月12日，北洋大臣袁世凯诱使年仅六岁清帝溥仪逊位，颁布了退位诏书，五族共和，清朝从此结束。

清朝没有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旗。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制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

顺治七年（1650年），顺治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F. 历朝历代象包青天一样的人有哪些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着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着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8.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9.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着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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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G. 纪晓岚是怎么样的人

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着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干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干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着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干隆貌合神离、不得干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干隆掌握的。干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干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干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着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干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干隆的词臣，而难以做干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干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干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干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干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干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干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干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干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干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干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不敢着书纪晓岚一生着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着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着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着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着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着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着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着书”，他青少年时期的着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着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着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着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干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干隆时期。其中着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 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干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干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干隆认为是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干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干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干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干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干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干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着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H. 三国中的诸葛亮，大家如何评价

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躬耕南阳之时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三国当时形势而言，不排除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一 借刀除关羽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
诸葛亮对襄樊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而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最终关羽被东吴擒杀。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所以诸葛亮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

二 操控后主掌政权
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
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

三 北伐的真正目的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其战士人民，只天下九分之一也。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代汉称帝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四 打压魏延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北伐时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太守，“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
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称帝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若战事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
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比如北伐大获全胜），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代汉称帝亦是极有可能的。

I. 司马光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写出的资治通鉴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的主要功绩在于积有限之社稷资财，以兴家业，繁吾中华。故此，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土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十分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 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进士出身，屡官天章阁侍兼侍讲、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后追封为温国公。他着述宏丰，其名着《资 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着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在司马光的一生中， 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 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着，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 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 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 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着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同僚们深受启迪。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 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 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祟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 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痱，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其一，不满于奢痱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 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 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 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 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痱夸人，卒以此死东市。” 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着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誊于后世。 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都富裕多了。但我们才刚刚摆脱贫困，刚刚踏上富裕的台阶，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年轻家长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无度，这种无节制的浪费风气正像传染病那样在社会上扩散，已深深影响着下一代。“俭朴”是我们兴家繁国的法宝，挥霍无度必将祸害家业， 殃及国家。所以，为了家业兴旺，国家强盛，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树立勤劳、俭朴的高尚情操。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拥有明天，我们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他经过19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7年（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的通史巨着，内容以总结历史统治者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为主。在政治上，司马光守旧，竭力反对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宋神宗死后，他被召入京，主持国政，废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政。司马光死后被追封为温国公，葬于家乡夏县。入朝为官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幼年聪颖好学，尤喜《左氏春秋》，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他不仅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他好读书，求甚解，又有选择，他不喜佛、老，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的时候，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知同礼院，改并州通判。嘉佑六年（1061年）升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后拜翰林学士。

在政治上，司马光是保守派领袖，他顽固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教条，竭力反对、阻挠王安石变法。当神宗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坚持不受，并以废除新法为条件相要挟。他还以故交旧友的面目三番五次给王安石写信，攻击其变法是“侵官、生事、征事、拒谏”，致使“天下怨谤”，遭到王安石的严厉批驳。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看到新法已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第二年至洛阳，任两京御史台。清廉简朴

司马光政治保守，无可讳言；但他襟怀坦白，居官清廉，恭谦正直，不喜华靡的品格却也是公认的。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一直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以他为邻。

司马光敢于直谏，不阿谀奉承；他举忠斥奸，不为身谋。在一篇《谏院题名记》上，他要求做谏官的“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吁名者，犹汲吁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他曾经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他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更是一直被众传颂。仁宗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诏，要赏赐司马光等大臣一批金银财宝，司马光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穷困，不愿受赏。但几次都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赏赐自己的一份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他在洛阳任职时，曾买地修筑了一所居住、读书、游览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非常满意。但当皇上的使臣到这所宅院来向他问政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间隔的陈设暗暗发笑，他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会这样寒碜！司马光的妻子死后，没有钱办理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们主张借些钱，也该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呕心沥血着《通鉴》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主持编写了不朽的历史巨着《资治通鉴》，他的名字将和这部着作一起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满架满架的都是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间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和工作。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八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并请来了当时着名的历史学家刘班，刘恕、范祖禹等人，共同讨论了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由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

第二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开经筵，在迩英阁进读《通志》，他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这就更加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成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全书计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处，还采用了野史杂志三百二十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严，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记述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所推崇。《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炼，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着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十九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上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他的房子低矮窄小，夏天闷热难堪，洒下的汗珠把书稿都浸湿了。后来，他请匠人在书房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他就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编书。他对史料考核极其认真，追根寻源，反复推敲，不断修改。《通鉴》编成后，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啊！重执政废新法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宣仁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被起用为陈州知州，路过京城时，被留作门下侍郎，次年又升尚书左仆射，与吕公着（尚书右仆射）同执朝政。司马光执政后，便开始排斥打击变法派人士，接连上表，彻底废止新法。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