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文化

Ⅱ 陈寅恪为何如此推崇宋代文化

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指制度。当然，宋代较之唐朝确有制度胜出之处。确切的说，两宋文化是中华文化鼎盛时期（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盛唐时期），其理由如下：

1、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进步的人才遴选制度，两宋科举制较之唐朝完备而发达，政府赋予了科举文人极高的地位，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人大多位极人臣而文名满天下，这在其他朝代是罕见的。

2、两宋政治氛围较为宽松，一介布衣亦可慷慨论证，纵使昏庸于徽钦二帝，对持不同意见的论证者大多是贬官去职，而鲜有大规模的杀戮。

3、人才遴选的进步和政治的宽松，使得两宋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均有大家出现。

4、两宋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有三种皆发端、发展于两宋；与此同时，科学精神得到隐性的宣扬，沈括、苏轼、王安石等人都曾亲历科学事项，难能可贵。

5、与上述相适应的，是两宋经济的高度发达。

显然，历史上两宋的空前繁荣，多为两宋军事斗争的败绩而掩盖。（事实上，两宋尤其是北宋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胜利的。）陈平原先生曾说过：我们今天的文人，生活得未必比两宋时期好。这恐怕与陈寅恪“心有戚戚焉”

Ⅲ 宋朝为什么是文化最鼎盛的时期

确实，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不光体现在文化作品上的极大丰富，更体现在文人们的高风亮节上，比如在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的科举，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年殿试结束后，江西新余人刘敞的卷子得到了考官们的一直赞赏，被公认为状元的不二人选。主考官定好名次后，正准备给皇上送去，这时其中一个考官王尧臣对主考官说：“我觉得刘敞不适合当状元，希望大人能再考虑考虑。”
王尧臣为什么要跟刘敞过不去呢？其实两个人并没有仇，反而是关系很好的表兄弟，正因为是表兄弟，王尧臣才提出来不让刘敞当状元，因为两人有亲戚关系，外面的人肯定会认为这里面有内幕。王尧臣一生正直坦荡，绝不能因为这件事给朝廷抹黑，于是就力阻刘敞当状元。
主考官没同意，说：“这个名次是我们大家一起评出来的，而且事先也不知道是谁的卷子，更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你也没必要避嫌。”
但王尧臣死活坚持要把刘敞换掉，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这项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更关系到国家的公信力。
主考官见他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再跟他争就显得自己境界低了，于是就不再坚持，把刘敞跟第二名换了过来。
这位因王尧臣高风亮节而当状元的幸运儿，叫贾黯，河南邓县人。
【贾状元花絮】
贾黯状元对大名人范仲淹很崇拜，是有名的“范粉”。有一年，范仲淹被贬到贾状元的老家邓州做官，贾状元当时正担任襄州通判，听说后，立即从襄州千里迢迢地跑回老家，拜访范仲淹。
范仲淹可是天下闻名的大名人，这样的“范粉”见多了，就没怎么理他。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贾状元又去了（没人查岗吗？），结果老范还是没理他。直到第三次，老范终于被感动了，送了他一句话：“以你的才华，这辈子不用愁没饭吃，但也很难有大作为，我送你两个字——‘不欺’，够你这辈子用了。”说完，抓起笔，写下了“不欺”两个字，送给了贾状元。

这简直就是偶像为他私人定制的亲笔签名啊，贾状元可想而知得有多么激动，回去后就把这两个字做成了腰牌，天天挂在身上，还到处跟人显摆：“这可是范天王亲笔写给我的，我这辈子就靠它活着了！”
在偶像的感召下，贾状元确实做的不错，一生不欺人，也不欺心，遇事正直敢言，从不溜须拍马。
有一个叫吕诲的同事，曾经暗地里弹劾过他，让他吃尽了苦头。后来贾状元得势后，吕诲很害怕，担心被他报复，天天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等着。结果几天后，却等来了升职的好消息。吕诲开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是贾状元不计前嫌，在皇上面前保举他的。
贾状元小时候，父母闹离婚，老妈给赶出了家门，小贾高中状元后，想让老妈跟着自己享享清福，就把她接了回来。可当时老爸已经给他娶了个后妈，亲妈后妈凑一块儿，可想而知得有多别扭，怎么办？别担心，也不知道贾状元用的什么招儿，竟然让两个老妈和睦相处，一家人其乐融融，一时被传为佳话。
另外还有个事儿值得一说。贾黯刚考上状元的时候，去宰相杜衍家里拜访，希望能得到一些忠告，结果杜宰相别的都没说，就问了问他的家庭情况。贾状元很奇怪，出来后跟人发牢骚：“杜大人怎么光关心我的家庭情况，难道对我的官场生涯一点没兴趣吗？”
后来，这话传到了杜衍耳朵里，老杜笑道：“一个人的家庭决定了他的事业，只有从小吃得饱，穿得暖，当了官才不会天天想着贪污。我问他的家庭情况，就是想知道他进了官场，会不会有贪念，只要没有贪念，前途就很宽广了。”
这话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实际上狗屁不通，谁说家里穷的人当了官就一定会贪？谁又敢说从小吃穿不愁的人当了官就没有贪念？其实，有没有贪念跟家里条件好不好没什么关系，重要的还是看个人操守。老杜说出那样的话真是老糊涂了，而贾状元听完后竟然还“为之叹服”，也是个糊涂蛋。
难怪欧阳修评价他说：“黯为人刚直，但思虑或有不至耳。”
至于原来的状元刘敞，性格上也跟贾状元差不多，一生耿直敢言，坚持原则，而且学问极为广博，欧阳修评价他说：“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

Ⅳ 为什么宋朝的文人这么多

你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宋代文学兴盛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缘故：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会社之所以能获得全面、迅速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六：一是“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二是民间集会、结社风气的影响，三是文人追求雅、俗谐调的生活情趣，四是士子为应付考试而相互结纳，五是多元文化选择及文人党争的推波助澜，六是乱世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需要补充的是：
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统治者的重视，隋唐文化的基础等。
要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分析，“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以上就是大概的原因，敬请参考！
眼光决定前程！

Ⅳ 为什么宋代文化,科技经济发达

先看文化宋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

根本原因在于[[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

再看经济，宋富 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独宋例外

宋初 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 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后 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 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 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 轻民法的传统做法 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 如盐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 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而且宋的经济法令 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 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 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 商贸发展迅猛 手工业发展迅猛 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 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 异地付款 就算是从近代来看 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以地域而言 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 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

其次从手工业看科技水平 坑矿 茶盐 造船 造纸 制糖 纺织 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 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 产量增加以外 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 “单筒井”的开凿 宋瓷的精良等 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 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 使他们投入于商业 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 银 铜 铁 煤等矿藏 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 加工工厂 如 造船厂 造纸厂 印刷工厂 织布厂 火器厂 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 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国已懂得用烧煤 炼钢 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 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 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 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此外 矿冶 造纸业 制瓷业 丝织 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宋代无愧于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 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 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 宋代则更加自由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发展 “坊制”的突破 集镇的兴起 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 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 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 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 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 铜板印刷的广告 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学士苏东坡来说 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 做过一首广告诗 使之兴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 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 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着名学者沈括所着<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Ⅵ 词为什么会成为宋代文化的主流形式

宋词是一种新体诗歌，句子有长与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

宋词-狄少英书法作品(6张)
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他望月思念弟弟，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Ⅶ 为什么宋朝经济和文化繁荣，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那为什么还亡国

宋朝重文轻武，所以，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大兴科举，兴词赋。少管军队，少练兵。
同品级武官见到文官要行礼，并且各地钱粮都由文官掌握并且直接监督武将。

一、“重文教”
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宋朝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艺术也发展到新的水平，涌现出的众多的文学家、画家和词人，宋代的名着和名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二、“轻武事”
北宋轻武政策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而为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相互制约，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保证了军权从属于皇帝。同时军队实行更戍法，让统兵的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避免将帅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小的集团。
轻武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因此，在对辽、西夏、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忍让、纳币求和。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疑始终如一，致使岳飞的精忠报国之愿未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朝廷杀害。
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
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

Ⅷ 为什么要最近提倡宋文化

没有说法说是提倡宋文化，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宋朝作为文化发达的朝代，有许多需要继承的文化传统。

Ⅸ 知识分子为什么喜欢宋代文化

对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它并不是纯粹的和谐或一成不变的延续,而是在动荡、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向前进展，其中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姑且不说春秋贵族的勇敢、自由和荣誉，战国时期的“君子必辩”和思想上的探索，汉代的“实事求是”与科技进步及魏晋名士的旷达与风骨，单是在从唐代到宋朝的文化变迁中就存在重要的差异。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借鉴欧洲传统，将唐代作为中世，宋代则作为近世，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柳诒徽1925年在其专着《中国文化史》中说，“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其大者如藩镇之祸，诸族之兴，皆于政治文教有种种变化；其细者如女子之缠足，贵族之高座，亦可以见体质风俗之不同。而雕版印刷之术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由于这种差异，后世的人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之间见仁见智，对此我常会在课堂上根据对从先秦到明清不同时代的偏好，以判断各自的气质或禀赋，就如今天的学人在传统中也总是有所取舍一样。
宋代的士人不喜欢唐代的霸道和文化上的歧异，但事实上这正是唐代文化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唐王室就有胡人血统，对“夷狄”也不排斥，而且尤其喜爱外来的物品和风尚。唐太宗就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当时的敦煌，更是成为各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荟萃融合之地，其盛况多保存在壁画和实物中。而到了宋代，在东南海路贸易日益繁荣的同时，则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那里成为西夏王朝所在。在军事上，宋代也失去了河西及西北马场对优良战马的供应。由于这种状况以及交通的改变，宋代敦煌的石窟比起唐代来也表现出某种创造力的衰退，这就如一个社会学家所说的，即一个城市不再接受移民，就会失去活力，随着优秀艺人的南迁，宋代敦煌的石窟壁画也只能是依赖本地人了。在敦煌的榆林窟的第13窟中，那些宋代的壁画表现得千篇一律，单调重复，在色彩上也偏向绿色，显得沉静内敛，与第12窟中唐代壁画的活力和想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第15窟中，唐代壁画中的飞天俊秀飘逸，但到宋代则退化了。在莫高窟第130窟中，那座大佛左手的造型是唐代的风格，而右手向上的造型则是宋代的修补，明显不太自然。唐代敦煌的雕塑和壁画的成就是正处于由信仰到现实的过渡中，开始趋于写实，但还没有完全沉浸于现实，所以能在世俗的肉体中恰到好处地保存了神性的庄严，但在宋代那种神性的成分以及想象和活力都减退了。
对于敦煌宋代石窟艺术的这种状况，李泽厚将之归于佛教的衰退和向世俗化的回归，他在《美的历程》中说：“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艺术完全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完全替代……所以，走进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便感到那已是失去一切的宗教艺术，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上的菩萨行列尽管多而且大，但毫无生气，简直像影子或剪纸般地粘贴在墙上，图式化概念化极为明显。甚至连似乎是纯粹形式美的图案也如此，北魏图案的活跃跳动，唐代图案之自由舒展全没有了，有的只是概念化的呆板回文，整个洞窟给人以一派清凉、贫乏、无力、呆滞的感受。”
单纯从敦煌石窟艺术来看，宋代表现出了某种创造活力的衰退，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假如我们不是以佛教或佛教艺术为参照，而是从文学以及哲学、科学和经济等领域来看，宋代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宋代，海外贸易增长快速，南方文化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它的城市建设也呈现更多商业化的色彩。在政治上宋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加强，唐代贵族的热情转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唐代贵族尚武的精神也被对宋代士人文治的向往所代替。宋太祖誓碑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太宗“以文广取士人”，公元980年殿试的题目是“文武孰为先？”1000年科举的赋题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姚铉将宋代开国的成就归于“崇文右学之效。”宋代的士人也以“拨乱反正”为己任，认为唐代是乱多治少。那些曾对彼岸无限向往的宗教热情也大大减退，儒家的道统被重建以代替外来的佛教，对夷狄的排斥也增加了。在教育中,唐代的门阀观念在宋代逐渐淡化，等级差别也日渐缩小。宋代文化的主色调是中等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它们尤其表现在宋词、宋画、宋文及朱子理学中。对此,陈寅恪概括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
唐宋之间的文化变迁，确实给后世的文化研究者留下了不少困惑。在以前，人们曾简单地将它们归之于封建社会，并不过多地考虑其间的差异，但随着对“封建”一词的辩证和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的人借鉴日本学界的说法，将宋代儒学思想看作中国近世思想……总之，不同的人在唐宋之间往往见仁见智。
知识分子虽往往偏好宋代，但有的像熊十力那样具有热情、偏好外王和事功的人又不喜欢宋学偏好心性和内倾的特征；方东美也曾批评宋代对夷狄的褊狭态度。钱钟书在《谈艺录》开头也谈到“诗分唐宋”，认为它们的对立就如太极之有两仪，“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在思想文化的包容多元上，如果你赞赏唐代诗人少有忌讳，“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它又是与当时贵族离心的力量并存的。宋代的士人也不像我们今天那样赞赏唐代的多元文化或三教并存，孙复在《儒辱》中，以唐代的三教鼎立为“儒者之辱 ”，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石介写《中国论》，严华夷之防,主张“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在当代新儒学中，牟宗三也将唐代佛教看成是背离正统之歧出。宋代士人对佛教的这些看法确实表明了当时的潮流及其与唐代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