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如何改革

❶ 历史中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背景与具体的内容

都是为推翻封建社会

❷ 中国近代的重大改革有哪些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2)文化界如何改革扩展阅读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❸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是指哪两次运动

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是指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所指：“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可见反对旧道德在本质上是撤除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保护伞。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只有新文学才能更自由地表达新思想。

❹ 从文化改革的角度来说，李白和苏轼谁的贡献大

导语：

一个时代的文人用作品来表达史事，展现万千的世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内容。唐宋诗人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一些优秀的诗人，他们心胸是极其宽广的，他们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符号。

所以从他的作品当中，人们不仅能学习到新鲜的表达方式，而且能得到心灵的提升。他的创造方式给从业者带来了新的改革，为后世更高质量的作品提供了基础。

在他的鼓励之下，后世的作品勇于创新，文字内容和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从这方面来看，苏在文学改革上面有更多的体现力，两者的作品都是优秀的，但是给后世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

2.苏轼将书法与绘画上升到新高度

苏轼除了精通词之外，对其他艺术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对待书法和绘画，就像对待自己的诗词作品一样充满耐心。

留下来的作品值得被人铭记，在他看来三者是一体的，如果将诗词作品中的画面描绘出来，同时又能把这些字词用深厚的笔法表达出来，那整个作品就更加完整，它是立体的，丰富且有情趣的。这样的作品对人们来说是新的挑战，让人们对才学有了更深的认识。

从两者对文学改革的贡献力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充满创新意识的人对整个行业来说有多重要。文学领域需要这样的人，其他领域更是如此。

在任何时代，任何行业，都需要人们有勇于开拓的精神。当各个行业都具备这种精神的时候，才能让事业迈向更高的台阶，时代才会有新的进步。

❺ 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

十七届六中全会前瞻之九

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难点和前景展望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具有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和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显着特征。应当肯定，在建国初我国文化事业“一穷二百”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觉醒，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方式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从而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机制和提供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落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关系，使文化建设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我国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因。

从国际方面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促使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美、英、日、德、法等西方大国的支柱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英国的创意产业、德国的出版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影视产业无不吸引了全球消费者的眼球，不仅成为其创造利润和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且也是实现其产业全球扩张的利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传媒集团，如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德国贝塔斯曼、日本索尼公司等，依托其创意研发和传媒网络优势，迅速成长为跨国运营的国际文化传媒巨头，占有全球70%左右的文化贸易份额。文化市场作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体制的封闭状态，还基本上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以致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文化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因而，上世纪90年代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文化版权贸易一直是我国与之谈判的焦点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开放文化市场，并且已经在某些领域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也不能不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何顺应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国际规则逐步开放文化市场，通过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应对国际跨国文化传媒集团的挑战，提高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和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互连网、数字化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动因。一方面，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互动传播，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和界限日益模糊化；另一方面，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的无限扩展导致内容严重不足，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一变化在客观上要求传统文化体制进行变革，从国有单一提供主体向多元、互动提供主体转变，形成全社会创新文化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动活泼局面。同时，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日新月异，也要求打破传统文化体制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条块分割的窠臼，以便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迅速地“越界”流动，优化组合，从而适应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新世纪之初，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之机，正是互连网、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推广之时，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的回顾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提出了文化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文化发展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论断，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分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建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适应，“党委领导、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事业文化单位依法运行”的新型文化体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我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繁荣。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选择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重庆、西安、沈阳9个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一些省、市也相继选择了若干地区和国有文化单位进行改革试点，但不享受国家试点地区的政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现将试点的进展情况简要概述如下：

1、在开放文化市场投资准入门槛，发展民营和混合文化市场主体，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非公有制资本开放了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非新闻类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投资领域。2005年3月，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同时保障我国的文化安全，同年8月，文化部等五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据文化部提供的数据，在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资本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三分之二，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拍摄的电影占总产量的80%以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资本和外资广泛参与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和有序发展。

2、按照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指导”的改革方针，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分类改革要求和200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精神，各试点地区积极推动演出、报刊和出版发行、印刷、广电、广告、影视节目制作与发行、影院建设与经营等文化行业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进行产业化运营。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111家出版社、11家国有电影制片厂、23家电影公司、29家省市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同时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普遍推行了岗位责任制、上岗竞争制、效益工资制、资产经营目标制等。其中，一些已经完成转企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还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以其部分经营性出版发行业务为主体，吸收相关国有和民营资本，组建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4月成立的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了10%的民营资本投资，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国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进行改革探索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按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分类改革要求，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上海画院、重庆红岩连线等文化事业试点单位，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着的成果。试点地区普遍增加了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投入，深圳、杭州、北京等地还进行了公共文化产品面向社会实行政府采购、政府补贴的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5年4月，国务院颁发《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10月，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了“要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求。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要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确定2005年为“对农服务年”，基本实现农村边远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实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的两馆建设项目，从2002年到2005年4年间，国家财政投入4.8亿元，对全国1078个有馆无舍或设施落后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解决县级两馆设施空白点和设施落后问题，为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地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了省、地、县和乡镇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4、文化市场流通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按照试点工作的要求，为培育市场流通主体，破除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存在的国有经济垄断、政府管理条块分割的弊端，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公平竞争的统一、开放、有序的文化市场，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各试点地区在对民营和外资开放市场准入门槛的同时，积极推动文化市场流通体系改革，着力发展连锁、物流等新型文化流通组织业态。以新闻出版行业为例，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新华书店已基本完成组建企业集团和转企改制的工作。全国性的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市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有10个，全国性的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与此同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等国务院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合作，先后创办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博览会、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北、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会，形成集文化产品交易博览、论坛、版权交易和投融资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流通和要素配置的平台。此外，北京书市、上海国际电影节、杭州国际动漫节、广州国际音像博览会、成都广播影视博览会等大型专业化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也各具特色。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文化体制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实现转企改制，人员身份转换和历史债务、坏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付出必要的改革成本；同时，文化产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的“意义内容的公共性”，因而同样需要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扶持。试点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综合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改革试点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地区转企改制企业给予3年的所得税免税政策，全国新闻出版单位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期限延长到2008年，试点地区新开办文化企业给予3年所得税免税的优惠政策，文化产品出口给予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等；二是财政支持政策。国家财政相继出资设立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电影精品专项资金、出版发展专项资金等，以增量投资的方式强化对公共文化事业和原创精品文化产品的支持力度。通过与国家发改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清史编纂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推动了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内容建设，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财政的公共化进程和投资机制的转变；三是探索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江苏省以财政增量投资2亿元设立了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探索以国有资本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打造混合经济结构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上海市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对原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和资助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形成了“政府委托投资、专家管理、管办分离、面向全社会资助”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区域性文化基金会。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在改制中尝试利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49%的国有资产，吸收社会资本投资参股，以1.6亿元的国有净资产实现了3.48亿元转让收入，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2006年，该企业在改制为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买壳上市，在探索文化产业如利用何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开始启动，文化立法工作逐步加强。为适应文化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按照中央指示，试点地区尝试将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三个政府主管部门合并办公，综合行使文化管理职能。同时将工商、税务和各文化部门的执法队伍整合为综合执法机构。这两项措施，为解决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以及市场监管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未来国家和省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管体制的改革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经修订后的《着作权法》和《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理》等一系列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推动了我国文化立法工作的进程，使我国文化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❻ 五四文学改革归纳

《新青年》杂志创刊后，在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的同时，还连续刊登文章，发起“汉字改革运动”。钱玄同、陈独秀、吴玉章、鲁迅、蔡元培、瞿秋白、傅斯年、胡适等人纷纷参与讨论，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及“繁体字改简体字”等主张;《湘江评论》《晨报副刊》《新社会》《太平洋》《独立周报》等刊物也积极推波助澜，使汉字改革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于更大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918年起，着名音韵学家钱玄同陆续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汉字革命之讨论》《罗马字与新青年》《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等文章。他提出，如果汉字不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那么要在广大平民中开展文化教育普及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国语”也决不可能获得统一。因而，他提出“汉字革命”甚至“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引起学术界和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钱氏在提出文字改革的诸多理由，即汉字本身有很多缺点或局限，如他批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初学者认识与书写;汉字的字义含糊，往往一字多义;文法也不够精密，有很强的随意性;汉字的字形已经固定，新生事物及新的理念等名词一无所有，不可能出现新造字;更重要的是汉字记载孔门学说，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纲常名教的载体，不能适用20世纪之新时代。废除汉字以后可以采用人造语(Esperanto，即世界语)以取代汉字和汉语。在从汉字向世界语过渡期间，可暂且借用英、法等文字语言作为补充。

从思想上来讲，钱玄同并不赞同全盘西化论，他提出上述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与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相关。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几乎与此同时，学界名流李石曾、傅斯年、褚民谊和吴稚晖等人也陆续发表文章，提出“废除汉字、采用世界语”的主张。如瞿秋白就曾指出，汉字必须罗马化，要根本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写真正的白话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傅斯年在当时也提出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认为汉字确实非常难认、难记、难写，而且效用很低，远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方便。钱玄同与其他学者似乎达成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有人鼓掌叫好，质疑和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新青年》杂志分明感受到了较大压力，陈独秀很快就在该杂志发表文章为“本志”开脱。他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对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参见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同时，他也提出这样的疑问：文字与语言是直接相关又有区别的，如果汉字能够加以废除，那么汉语如何改变呢?是否可以先废除汉字而保存汉语，给文字改革一个缓冲和过渡环节。

从钱玄同所发表的文章看，他倡导“汉字改革”经过了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认为如果只改汉字的形式，采用罗马字母之类的拼音文字，而不废除汉语是极为困难的。例如，文言与白话不一致，各地的方音、方言很不统一。汉字在根本上尚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汉字里的`单音字。因为单音文字的同音者有很多，如果改用拼音，就很难分别不同含义的字。对此，傅斯年的观点则显得很清晰。他说，汉语不是纯粹的单音节，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加以代替，汉语也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胡适赞同陈独秀关于文字改革的思路，认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文言中确实有很多单音字，不能变成拼音文字，必须先用白话文字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的这一意见并不是反对汉字改革，而是要为汉字改革提供一个他认为可行的路径。

晚清以降，白话文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以白话写的小说作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等人都主张“文、言合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于白话文宣传教育、启迪民智的作用撰写过多篇文章，强调白话文是成就维新大业之根本。只有立即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才能普及教育，使国人具备聪明才智，国家得以振兴。这就把推广白话文与挽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夸大了白话文的社会效果，但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再次吹响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号角。文字改革问题与推广白话文等密切相关、因果互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时诸多着名学者主张立即改良汉字，减省笔画，推行简体字。他们指出现行的汉字笔画太多，是一种不适用的书写符号，是学术研究和教育上的障碍。但是，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改用拼音是治本的长远目标，减省汉字的笔画则是眼下治标的办法。文字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其所着《国语学讲义》中提出了确定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具体标准。另一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发表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对那些反对汉字罗马化的人所提疑问作出了明确回答，指出“拼音文字”“语体文”和“国语统一运动”密切相关、相互依靠。不少语言文字学家也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革命的筹备期，倘若在短期内不能完全废除汉字并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的话，那就可以采用补偏救弊的渐进方法，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他们号召社会各界要写简体字(时人称为“破字”);写同音以相互替代的“白字”;对有音无字或汉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注音字母与汉字具有同等的价值，而且可以作为从象形字转变为拼音文字的量的积累。

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文字改革的方案，取得了有较高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值得后代学人在思考文字改革路径时加以借鉴。受到当时社会剧烈变化的触动，清末民初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近代化趋势必然引发包括文字在内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思潮。汉字改革运动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也使得人们逐步认识到文字改革是一个影响面广且十分复杂的问题，绝非经若干专家讨论之后便可实施，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之事。因此，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且直到今天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❼ 简化如何深化文体体质改革

一、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内在要求，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切实提高文化领域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加快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任务。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不断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政府职能，需统筹“放”和“管”的关系，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创新文化行政管理方式，善于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多种管理手段，加快文化立法，加强行业自律，做到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
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国有文化资产是重要的宣传文化资源，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既是政府部门的事情、又是党委的重要工作，既要保证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又要保证文化企业正确导向。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充分考虑宣传文化工作自身特点和管理需求，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探索建立主管主办制度与现代企业出资人制度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始终确保党对国有文化单位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宣传业务的终审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迅速发展、广泛普及，日益大众化、媒体化，对加强和改进互联网管理提出迫切要求。要创新管理思路，统筹各方力量，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进一步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加大依法治网力度，加强对网上有害信息、网络谣言的整治，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起来。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进一步规范传播秩序。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职责，加强舆论引导、规范传播秩序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的重要任务。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整合新闻媒体资源，加大国家扶持力度，做强主流媒体，壮大主流声音。适应多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新闻发布平台。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和业务知识培训，确保新闻工作者真实准确传播新闻信息，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等行为。

二、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文化繁荣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市场，越来越需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打破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格局，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加快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只是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的第一步，其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如何，还要看其内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要以培育合格文化市场主体为目标，继续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深化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等领域改革成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体现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导向把控、资本运作和市场经营能力。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开展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的试点，使国有资本始终保有最大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转企改制与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结合起来，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使之尽快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允许其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其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管理，引导它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各种形式的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加大财税扶持，缓解融资难题，为其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
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顺畅运行的基础条件。要重点发展图书、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影视剧、动漫游戏等产品市场，加快培育产权、版权、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综合交易平台。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加快建设大型文化流通企业和文化产品物流基地。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创新投融资体制，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办好重点文化产权交易所，完善文化无形资产评估，健全文化中介机构。
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文化经济政策是文化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有力保障，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具有重要的扶持、激励和引导、调控作用。要对当前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进行延续和规范，对不适应实际需要的政策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探索推动文化经济政策创新，进一步形成文化领域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五年。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充分发挥评奖在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的示范、导向和激励作用。加强版权保护，鼓励文化原创，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打造知名品牌，推出更多文化精品。

三、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必须坚持政府主导，按照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统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涉及面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加强统筹、科学规划、整体推进、提高效益。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研究和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推动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统筹市、区、街道（社区）和县、乡、村这两个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推动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资源整合、共建共享，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水平，发挥其最大服务效益。
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明确适合、适应、适当的服务标准，制定和实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做到扩大覆盖、消除盲点、完善服务、改进管理。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变“我给你接”为“你需我送”，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真正把公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权和评价权交给群众。按照反弹琵琶的思路，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文化发展同步推进的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
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要按照国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突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探索建立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创新运行机制。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竞争机制是提高服务效能的内在要求。要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项目外包和设施委托管理。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建立完善公共文化设施长期免费开放的保障机制，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多样化平台。

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推进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手段。要深化政府间文化交流，进一步丰富交流渠道，整合交流平台。要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各类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创新交流方式，通过教育培训、语言推广、学术交流、研究资助、文体活动、观光考察等，构建交流网络，提高交流效果。
扩大对外文化贸易。以贸易和投资形式推动文化走出去，更可持续、效果更好。要积极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鼓励其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资合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战略投资，推动我国文化产品进入海外主流社会。积极探索符合国际惯例和市场运作规律的营销方式，加强国际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充分考虑各国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审美标准，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组织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为文化走出去搭建翻译平台、提供翻译资助，使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能够展示出独特魅力。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舆论话语权，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要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加快形成独具中国特色、能与国际交流的对外话语体系。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创新对外宣传传播方法，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不断增强说服力和认可度。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加强文化领域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的引进和利用工作，吸收外资进入法律法规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进行文化科技研发，发展服务外包。完善文化领域准入政策，强化文化市场监管，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体制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又与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涉及领域和范围很广。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牢牢把握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干部、党管导向的基本原则，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抓紧制定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任务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策保障，推动文化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登上新台阶。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❽ 中国近代史的重大改革有哪些其影响分别是什么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其影响包括以下几点：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❾ 如何加快文化体制结构性改革释放文化发展潜力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格局，增加有效投资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把消费需求作为投资的重要引导。适应文化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需要加快文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扩大文化有效供给，提高文化产业占比，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加快文化企业走出去。我国正进入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新阶段，文化进出口重要性日益凸显。需要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国内文化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直接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在金融、财税、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加快改革，为文化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良的服务环境。

推进文化领域简政放权，释放文化企业活力。开展以简政放权为最大特点的新一轮改革，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把文化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