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文化围剿

A. 我需要知道委员长 6次围剿 全部历史资料

其实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之前已经有过四次,但是正式的围剿应该从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围剿,都是地方部队参加,中fe央军根本没有介入.
第一次围剿中hg央军没有参与在于规模空间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中gh央军要对付地方军阀的后续作战,实在没有精力参与.
而第二次围剿则是国民党大老林森,胡汉民等人一起联合要迫使蒋介石下野,当时蒋介石被迫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大老随即群起攻之.国民党内搞得天翻地覆,蒋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对付红军
前两次国军都是地方部队,如赣军,湘军等!这些部队各自为战,战斗力很差,而且几乎没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必然被战斗意志顽强的红军击败.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af央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开始,中et央军开始介入.围剿也由中re央军高级军官陈诚将军统一指挥.
国军这次围剿从军事上比较成功,一度攻陷苏区大部分战略要地,但是没有能够打击到红军的主力.
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所谓的南方国民政府,并且出动二广部队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夹击中eg央军,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不战而退,蒋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围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这三次围剿中,国民政府中ed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都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
用后来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话来说:敌军想一口吃掉苏区.他们虽然曾经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了苏区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围剿必然要失败.敌军根本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战略不符合有组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新要求.敌人愚蠢的排成漫长的行列行军,而且是大部分行军是在丛山的地区迅速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和侦察,更不用说是堡垒了.加上他们之间属于不同的派系,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也缺乏支持还钩心斗角,他们甚至乐于坐视友军的毁灭.
结果就是敌军单个纵队,整团整师的敌人在苏区腹地之中,被红军诱引到埋伏圈歼灭.
根据以上所有的问题,国军从第四次围剿开始,使用了新式的战略和战术.
新式战术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
老萨一直愿意把四次和五次围剿放到一起来看.
他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前后具有很强的一贯性!
第四次围剿是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肃清中rth央苏区外围的战斗.最终粉碎了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苏区,消除了他们对中dtr央苏区的支持.
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变革.采用全新的战略战术对付红军,最大程度上削弱红军的优势.
但是第四次围剿刚刚进行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省.国民政府急调二十五万主力在华北和日军激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则不同了，蒋介石为了彻底肃清苏区，改组了南昌行营。
蒋将第二，三，四次围剿的负责人何应钦解职，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原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担任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南昌行营的权力范围扩大到 闽粤湘赣浙五省。
军事上
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围剿归结为路线上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对的.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上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开始,国军在国军将领柳维垣,戴岳等人的建议下,开始采用着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
这个战术后来在经历过一战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赛克特将军和的指导下,越发完善和壮大.
所谓碉堡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稳步推进的合围战术.
蒋介石分析前三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
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
没有重武器，是无法打阵地战的，尤其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工事。
红军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就可以封锁住红军的连营一级的进攻.
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红军部队.
而且国军并非单纯修建类似日军抗战中那样的孤立炮楼,而是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体系.
就双方实力的对比上,根据李德的回忆:国军用于围剿中tytt央苏区的兵力约40万，其中中ty央军多达30个师,地方军阀福建十九路军5个师,广东陈济棠的7个师,湖南何健湘军3个师.
而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规军约有10多万人,还有7到8万地方武装部队.
失败的结局看来难以避免了.
在建国以后，我们一直指责李德他们打单纯的阵地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
李德的短促突击，其实并非阵地战，而是针对碉堡战术的一种运动战。 对此，红军中最有能力的二个军团长，彭德怀和林彪也表示认同。
但是执行起来问题却很多!
老萨说，短促突击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国军犯了错误。如果国军不犯错误，短促突击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
其实如果红军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战术的难度并不大。
总之,短促突击的最终结果是,在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和国军消耗了几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终红军被合围在苏区腹地较小的区域内。
这时候，红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弃中ghh央苏区，跃出碉堡线的封锁，跳到外线作战。
红军被迫开始了着名的长征!
苏区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军事上衰弱以外,红军在兵源补充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虽然一度发展到17,18万人的规模,但是这已经是苏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由于长年的战争，红军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轻，需要大量年轻的新兵进行补充，才能保证旺盛的战斗力。
但中央苏区本身就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口也比较稀少.在1933年,苏区人口总数不过300多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60万人左右.但是由于忙于艰苦的劳作,他们普遍身体瘦弱,有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40万人.
但是还要除去政ee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农,反革re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满打满算能够服役的人约30万人.
当时红军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红军原有4万多人，在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新征集6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2.5万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8万5000人进入部队，这个数量相当惊人。
通过大量征兵，红军到了1934年底,红军数量已经达到1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也劳动密集的稻米种植为主要粮食来源,必须要有相当的男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工作单靠妇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在一年战斗中损失严重,开始大量征召新兵.
据当时红军高rt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的时候，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红军的民夫,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ey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
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以汀州为例,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
苏区物资的缺乏
对原本就落后又忙于战乱的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实在是非常实用的招数.
长达一年多的封锁和苏区大量青年参军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时期,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缺乏问题,其中粮食问题尤其严重.
错误的政策
这是历史的禁区,老萨就不多说了.
早期苏区曾经划过成分,当时地主和富农大约百分之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贫穷落后的苏区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其实因为江西苏区过穷,很多所谓地主用全国观点来看最多只是富农.至于富农就更别说了!
五次围剿前后,中央却又搞了查田运动,说是要清查漏划的地主和富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一律没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求消灭富农和地主，消灭富农经济。
结果是，不但地主和富农被一扫而光，很多中农被错误的增划进富农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争.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富农和中农是农村生产力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劳而且较为有头脑的农民.贫农除了受地主压迫以外，自身很多缺点也是他们时代贫穷的原因。富农，中农遭受打击使得苏区生产力大为下降!
这些都引起群众的相当不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群众逃往国统区的情况.
国军方面的政hj治和文化手段
蒋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围剿说成：军事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和文化围剿。
而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更是把五次围剿说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除了军事手段以外,为了消灭红军在政yr治上和文化上的宣传优势,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应的进行改进.
这些宣传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根据李德回忆,在五次围剿期间,国军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变的则是几乎没有.比起以往动辄整师整营的投降,实在无法同日而语了!
第六次就是到陕西后有张学良为主的那一次，由于张发动西安事变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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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问题，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实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着，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着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着。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拼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C. 左翼文化运动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后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着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D. 后殖民主义主要观点

“后殖民主义”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文化围剿和文化渗透的一种侵略政策，因而在理论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依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常被贬称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正是在这个所谓“落后”文化被不断沦为他者化的时代，西方文化霸权逐渐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期长期政治冲突”的主要内容。
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实就是指萨伊德、斯匹瓦克和巴巴这样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其理论根源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批评概念；

E. 左翼文化运动在哲学、史学和文艺方面取得哪些成就

1929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建立左翼文艺统一组织的建议，并且成立了相应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于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地。

1930年3月，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共产党领导下，鲁迅、茅盾、冯雪峰、田汉、潘汉年、阳翰笙、郁达夫等50余名进步作家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不久，其他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队伍。左翼文化取得了许多成就。

F. 求~文学评论的例文~题目是给一篇文章，自选角度写评论1500字~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小说树起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他的杂文犹如匕首、投枪，往往致强敌以死命。相对来说，对于他的近体诗的研究却尚欠深入。其实，鲁迅是主张用诗歌来唤起国人争天拒俗的，并且身体力行，因此，他的近体诗同他的小说和杂文一样，反映现实，撼动人心，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鲁迅更认为诗能“撄人心”，而且“不与缄口同绝”(见《摩罗诗力说》)。在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中，鲁迅精心创作了《诗经》国风体诗、楚辞体诗、近体诗(鲁迅称为旧体诗)、新诗、民歌体诗等共79首，其中近体诗就有59首，占他全部诗作的74.7%。所谓近体诗，是唐人指与唐以前古诗相对而言的唐代律诗和绝句。鲁迅擅长写近体诗，在他的这些近体诗中，诗人亮出了一颗 炎黄赤子之心，忧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他的诗集，感人至深。这种闪光的思想无疑具有团结国人，振兴中华的巨大作用。
首先，诗人强烈地抒发了爱国情愫。青年时代的鲁迅在出国前做的诗里，如《别诸弟》等篇，还只是写离愁别恨。他到日本留学接触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树立了推翻满清王朝，拯救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整个心灵就被爱国的感情占有了。
试读《自题小像》这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写于1903年，诗人在诗中不仅描绘了祖国风雨飘摇的黑暗情景，诉说了同胞尚未觉悟的寂寞之感，而且直抒献身祖国的怀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诗人毕生实践的一句誓言，也是当时如秋瑾、陈天华、王金发等留日爱国青年的共同心愿。
再读《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1931年4月15日《致李秉中》)。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诗人的住处在火线上，只好避居英租界内山书店，到3月19日才搬回去。诗人于3月31日为沈松泉写了这首诗。诗中表达了诗人“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的感情。这种爱国感情跟屈原对祖国的忠贞是一致的。
其次，诗人明显地流露了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无限向往。诗人留学日本，弃医从文，荷戟奋战，积毁销骨，都是为了救国。诗人辛苦辗转，上下求索，都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当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动人的赞歌。
请看《湘灵歌》：“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1931年3月5日写的。当时，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湘赣边区工农民主革命政权进一步巩固发展。这首诗的前面四句正面描写革命根据地的美好景象，并用神话来写革命根据地的新奇可爱，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喜悦之情。“胭脂痕”、“彤云”写的就是万杆红旗映入水中的美景。传说中的湘灵是忧伤的，可是现在的湘灵高高兴兴地对着湘水梳妆打扮，连湘灵也喜爱这块地方了。后面四句描写国民党统治区死气沉沉的景象，用来反衬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
再看《赠画师》：“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日。”这首诗是1933年1月26日写的。显而易见，前面两句写一片黑暗，百花凋零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区。“春山”象征红色革命根据地。“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请求画家运用新的艺术构思画出生气蓬勃、春意盎然的春山来，这不就是号召艺术家们描绘、反映红色革命根据地吗?这里含蕴着诗人无限的希望和理想。
再次，诗人含蓄地表达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轰毁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学习辩证法，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分析问题，从脚踏实地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脊梁，从欣欣向荣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美好未来。诗人后期的一些诗篇形象地写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极大的鼓舞。1934年5月30日写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声处听惊雷”可谓石破天惊之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诗人的心跟全国人民连在一起，他想得很远，想得很深，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力量。这样的诗，反动派看了会不寒而栗，革命人民看了会斗志昂扬，其社会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这类作品中，《亥年残秋偶作》说得更有深意：“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作于一九三五年秋末，正值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时。当时，鲁迅和茅盾共同致中共中央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电文的意思也寓寄在《亥年残秋偶作》这首诗中。这首诗用对比的方法写，前半部分明写国民党军官在日军威胁下纷纷南逃，结尾暗写红军长征胜利，北上抗日。这就向人民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是万籁俱寂的黑暗社会，但长征的胜利已经给黑暗的时代透露出快要破晓的曙光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喜讯啊!诗人就是这样盼望着明天，向往着黎明，憧憬着未来，心里充满希冀，一见曙光即发而为诗，犹如五更鸡鸣，给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的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
二
诗歌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形式。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旧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鲁迅的近体诗中同样得到了真实鲜明的反映。特别是三十年代，鲁迅的诗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发展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歌声，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内战时期的阶级大搏斗，有力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了反动派的威风，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一是愤怒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如《无题·禹域多飞将》，就暴露了国民党空军狂轰滥炸革命根据地的凶残行径。《二十二年元旦》更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这首诗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这首诗写于1933年1月26日，写蒋介石在庐山设立总部，进行反革命事“围剿”的罪恶活动。“高岫”指庐山。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好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即在庐山上的蒋介石。这首短小的诗好比一大篇声讨独夫民贼的战斗檄文。当时这样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当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军事“围剿”以后，鲁迅兴奋地写下了《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这首诗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的结果只能有两个：一个结果是红军的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展；另一个结果是反革命营垒更加分崩离析，日暮途穷。这完全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
1931年2月写的《送O·E君携兰归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害得“椒焚桂折佳人老”。1933年3月写的《无题·大野多钩棘》有“花树已萧森”的诗句，指出中国文化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惯于长夜》这首诗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彻底失败，而采用凶残的逮捕和屠杀的最末手段来对付革命作家；反映了李伟森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被秘密杀害后，以鲁迅为首的革命作家、诗人无限悲愤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战斗精神，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鼓动力量。
更值得一读的是《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诗中“一枝清采妥湘灵”，是赞美瞿秋白同志一枝富有才华的笔。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瞿秋白同志与鲁迅》中讲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五篇战斗的杂文，说：“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这就是“一枝清采妥湘灵”的最好注脚。“九畹贞风慰独醒”，指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坚贞的革命斗争精神也给秋白同志很大的安慰。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反对军事“围剿”和国统区革命作家反对文化“围剿”这样两个不同地区、两条不同战线的密切配合，同时取得伟大胜利的社会现实。
此外，《秋夜有感》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柏栗丛边作道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的两手：一手是刽子手，杀人；一手是牧师，进行宗教欺骗。这对于革命人民总结斗争经验，增长斗争才干，也是十分有益的。二是形象地勾勒出反动派腐朽没落的丑恶嘴脸。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穷凶极恶，内部也经常勾心斗角。1931年春天，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派系斗争，蒋介石和胡汉民冲突得很厉害，5月，广州竟另组拥胡反蒋的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统治四分五裂。鲁迅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及时暴露了反动派的种种丑态。那年2月作的《赠邬其山》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诗中“一阔脸就变”这一神来之笔，生动地刻画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形象。“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二句对“落水狗”进行了揶揄。鲁迅在原稿里还把“南无阿弥陀”五个字写得特别大，这反映了鲁迅对那班军阀和政客的蔑视和冷嘲。
6月，鲁迅作了一首《无题》：“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这首诗写南京政府一片寂寞凄凉。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在同一天写的另一首《无题》里，诗人不禁发出浩叹：“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这是通过怀念孙中山这位“美人”，让人体会到弦外之音，即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葬送了辛亥革命的精神。
《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等诗揭露反动派只会夸大口，不敢抗日寇，掠夺大批古董，在“烟花场上”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之情。在日寇得陇望蜀，步步进逼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动派却出卖华北，出卖中国。鲁迅写了《亥年残秋偶作》，用“金风萧瑟走千官”的诗句，怒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抵抗而一味逃跑的反动派。
三是辛辣地讽刺了反动文人的丑恶行径。反动派用钢刀杀人，反动文人用软刀杀人，鲁迅对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例如《吊卢骚》：“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鲁迅在这里揭露梁实秋借卢骚来攻击一般浪漫文人的行为是“借头示众”，用软刀子杀人，这同国民党反动派杀人以后将头挂来挂去示众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反革命罪行。
三
衡量一个诗人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人民性。鲁迅的近体诗表现出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体现了诗人对于社会生活最热切的关注和从中迸发出来的正义呼声。
第一，是对被迫害致死的进步人士表示沉痛哀悼。无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反动派肆虐时期，进步人士都受到排挤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诗人满腔悲愤，写下了几首悼诗，读来催人泪下。例如《哀范君三章》描绘了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的倔强形象，赞扬了范爱农洁身自好、蔑视权贵的高尚品质。在诗中，诗人关切地询问范爱农在天之灵“独沉清冽水，能否涤愁肠?”感情多么真挚深厚!在诗中，诗人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范爱农悲剧的社会原因，是“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社会照旧没有公正是非，坏人当道，好人受欺。
又譬如《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竭力地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让它流露出来，但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以后，又抑制不住，洒泪痛哭了。还有一首《悼丁君》，是从谣传丁玲遇害来的，哀悼“耀高丘”的人，即有才华的人被害，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第二，是对旧社会不幸妇女表示深切同情。连年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和无数家庭的和平生活，使千千万万的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诗人目睹旧中国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在诗中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发出严正的谴责。
请看《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妆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这首诗是1932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有所闻而作，写出了一方的豪奢，一方的无告。罪恶的侵略战争把民居化为焦土，无数女孩子的父母兄弟都被炸死了，这些女孩子就沦落到豪门去侍宴。诗里勾画了凄楚可哀的少女形象：在豪门的淫威下，她们连内心的痛苦都不敢流露出来，当内心痛苦难熬之时，连忙“佯看罗袜掩啼痕”。诗人表现少女的痛苦心情极为细致，充满对“娇女”的高度同情心。
再看《赠人二首》：“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这两首诗都写歌女的不幸。第一首写秦女(泛指陇陕一带女子)理筝，弦断星奔，担心亲人被害，心里充满恐怖。第二首写越女(泛指江浙一带女子)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离乡背井，流落城市谋生，学唱新词，一想起故乡的严重旱灾，笑容就立即消失。这样传神的诗无疑具有震憾人心的作用。
第三，是对患难中的日本战友表示热情关怀。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军人集团横行，对外发动侵华战争，对内镇压日本人民的反抗，因此，诗人对日本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友十分关怀。《一、二八战后作》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这首诗是为日本山本初枝女士写的。在1932年2月和3月间，日本军人集团策划政治暗杀事件多起，5月间，连在对华侵策略政治中主张“持重”的首相犬养毅也不能幸免。山本初枝是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歌人。因此，鲁迅在这首诗里特别关心她的安全，诚恳而热情地祝她平安。
日本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鲁迅写了《题三义塔》一诗，“聊答遐请”，表达了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奔霆飞@①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这首诗中，“精禽梦觉仍衔石”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至死不渝；“斗士诚坚共抗流”一句，使我们看到了中日反帝战士精诚坚强，一同斗争；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为我们指出了美好的前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就是说，抗战胜利以后，中日人民依旧会保持着兄弟的情谊，在一笑中泯灭掉过去的仇恨。由此可见，诗人的胸怀何等宽广，目光何等远大!这些动人的诗作给中日两国人民以深刻的启迪，架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
综上所述，鲁迅一生所写的近体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具有深广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发人深醒的社会问题，激励人们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这就是鲁迅近体诗的历史功绩和社会意义。

G. 李子柒被外国媒体“围剿”，吐槽传统服饰及作品真实性，你觉得呢

被称作“中国人第一网红”的李子柒公布了自身阔别很久所做的视频。在这里视频中呈现了非常少见的竹壳棕子，这类棕子是用毛竹制成薄薄叶片，随后包上檽米所制做，和普遍的那类粽子叶所做出去的棕子彻底不一样，而网民在视频下边的留言板留言，也证实了这类棕子的确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