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文化产业自身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今年，国家政策先后在文化立法、体制改革、文化“走出去”和新兴数字文化等多个领域涌现出诸多闪光点。
文化“走出去”政策持续加码
文化部正式发布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据悉，该行动计划是为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所制定的，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就了路线图。
目前，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签订政府文化协定，通过从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等五个方面发力，推进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商务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公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初步认定295家企业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108个项目为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涉及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演艺、文化用品、艺术品等行业。
自2007年起，发布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名单可谓商务部支持文化出海的“年度常规动作”。随着今年十九大报告中对文化自信核心地位的肯定，可以看出政府层面对“文化出海”相关配套政策实施力度和强度将持续加大。而在政策红利大方向明朗的情况下，这份名单就显得有更积极的意义。
自贸试验区放宽外商投资限制
国务院印发了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第三批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这些新晋自贸区的创新清单中，均有文化产业方面的措施，涉及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艺术品市场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等内容。
6月份，国务院还发布了自贸区负面清单2017年版，与2016年版相比减少了10个条目、27项措施。其中，缩减的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措施共4项，涉及信息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自贸区文化产业外商投资限制再次放宽。
纵览7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既有从体制机制保障到搭建平台发展对外文化和版权贸易的广度，也有就文化产业发展某一点着力展开的深度，在文化领域探索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格局。例如，河南提出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机制，推进文化传承和开发，完善服务链条，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创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的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格局则被写进了总体方案中。
积极参与游戏规则制定
由中国主导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第16研究组全体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经过6周全球公示以后，3月16日，正式发布成为国际标准，由此成为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技术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主导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的通过，是文化领域中国科技、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互联网+文化”的领域中发出了中国声音，为全球手机动漫产业提供了中国标准。据文化部介绍，构建文化产业国际标准群，是文化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此外，4月份，文化部发布了首个“数字文化产业”概念的政策文件——《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发出国家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到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将成为产值规模达8万亿元级的新支柱产业之一。这意味着数字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高度的政策保障，未来将着眼于从人才培养、财税金融、科技创新等多方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创新发展。
‘贰’ 文化转型具有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
1.内在创造性转化（文化创新）
2.外在批判型重建（文化整合）
‘叁’ 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
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一、洋务运动与物质文化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是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之中被迫仓促展开的。所以有人将这次转型比喻为“中西文化的一场遭遇战”。现代着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形象地说，“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文化的国家，他一切以‘安足’为目的，现在他骤然遇见了西欧一个以‘富强’为目的之商业文化，相形见绌了。”
身处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逐渐放弃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和自大心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当时人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实质。从文化的内在结构来看，这次文化转型首先从物质层面入手，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在历史实践中，这次文化转型大致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少数政治精英们在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困境下作出的艰难抉择。1861年初，奕忻、文祥等人在一封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困境：“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终于结束了，但是英法联军攻陷京城而遗留给清廷的深刻震动无疑还将持续存在。不过，这也意味外国军事势力带来的威胁已经退居次席，而南方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此时成为满清政府的关注焦点。
在当时人眼里，为了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危机，最简捷的方法便是创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种思想来源于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着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进而将此主张分为三个阶段，“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特别强调道，“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由于物质文化的具体感知性，中国人在近代认识西方的过程中，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此，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被急功近利地简化为军事问题。而西方各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向清军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李鸿章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已经认识到洋人的“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走上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的道路就成为当时人的必然选择。
具体而言，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首先要“学习外国之利器”，而学习外国利器，先要“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指现代机器。这样，以建立强大的近代军事工业为直接目的的洋务运动便应运而生。所谓“洋务”指的就是实现此目的的牵涉对外关系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事交涉、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购买洋枪洋炮、按照洋法编练军队等等。自1862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起，至七八十年代，各省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形成官办军事工业。然而，强大的军事工业又必须依赖于发达的国民经济。中国传统的财税政策根本无力为开办这些现代化的军事工业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因此，开发和挖掘新的税收来源便势在必行。洋务运动后期，各地纷纷建立各种民用工业，开矿设厂，修建铁路，铺设电缆，设立洋务学堂，还大量翻译外文书籍，派遣出国留学生。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五年后又创办开平矿务局，九十年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汉阳铁厂、织布局等等，形成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这批洋务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方资金外，还招募了私人资金入股。
当时许多人都乐观地相信洋务运动的种种改革措施，都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时权宜之计。“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提出，无疑为他们的乐观主义提供了最好阐释。早在洋务运动前期，冯桂芬就已经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倡导“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些主张既有力地推动了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又将其实践活动局限于物质层面，未能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提高到更高层次。
不过，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尝试，深刻地动摇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序幕，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随着崭新的近代大工业的初步建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工业化历程。同时，这也必然意味着适应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西方现代文化为目标，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制度文化转型
在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一批改良主义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有效的行政体制。通过对早期洋务运动的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反思，他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西方诸国的议会民主制。如郑观应认为：“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张之洞也认识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们看重的不是西方政治中体现的民主精神，而是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缓慢，成果不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传统官僚体制已经无力适应现在列强竞争的危局。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否定洋务运动所高举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是在他们看来，西方人的“长技”技已经远远超出于坚船利炮，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然而，少数有识之士的深刻认识并不能改变反映迟缓的满清政府的保守态度。
当中日甲午战役惨败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危机感中。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也摇身一变，从温和转向激烈。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稳健作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则以慷慨激昂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他在《强学会叙言》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目夹），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值此存亡之际，维新派认为救亡之道惟有变法自强。所谓“变法”，梁启超以一言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维新派突破了洋务派的思想局限，将改革的矛头直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就是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如康有为主张“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实行三权分立，只要行宪法、开国会，君民共主，“则中国之治强”指日可待。在当时的维新派中，严复和谭嗣同的民主思想更为鲜明。谭氏的《仁学》一书公开向封建三纲五伦宣战，提出每个人都应“不失自主之权”，经济政治上都应有平等权利。严复把孟德斯鸠《法意》、穆勒《论自由》等名着介绍到中国，极力倡导个人自由。这些主张大大超越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中体西用”的思想。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体制，作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制度化载体，遭到了维新派的深刻怀疑和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已经不能为今日中国所处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思想资源了。为了寻找救亡道路，维新派将西方思想大规模介绍到国内，不仅超越了洋务运动时期偏重翻译自然科技类西方书籍的局限，而且也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向制度层面的过渡。在此期间，各种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无疑宣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危机，也加快了文化转型的步伐。同时，各种学会团体和报刊杂志也应运而生，《中外纪闻》是维新派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被迫停刊后，又先后于上海澳门等地创办了《时务报》《知新报》和天津《国闻报》等等。各报大声疾呼国家处于危亡之境，变法不仅是修路开矿、练兵购炮，而且要在政治上来一番改革，甚至提出了“民权”的口号，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震动一时的维新运动宣告流产。这也预示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孙中山自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较维新派更深刻，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更彻底。他折衷西方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试图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派坚持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实现共和政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与避居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激进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在举国上下的变革呼声中，保守的清政府也一度竭尽全力地依照当初维新派的改革措施施行新政，宣布君主立宪，建立中央内阁机构，先后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等诸多法律，彻底废除科举制，大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等等。但是，极富历史嘲讽意味的是，满清政府的新政最终只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当武昌起义仓促爆发，竟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同时宣告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成为历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这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在制度层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五年后，袁世凯企图在传统政治中为自己找寻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努力，最终只可能是一出荒唐的历史闹剧。袁世凯及其党羽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潮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
三、新文化运动引起的变迁
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后，中国的现实却使孙中山不禁发出“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反令之陷水益深，陷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叹息。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则更进一步地指明了新社会的诞生必须伴随着文化深层结构的转型。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发行，发起了冲决封建精神网罗的斗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新文化运动揭开序幕，也同时宣布了中国文化转型发展至精神层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它主要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如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文化教育等。这场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胡适在1919年总结的，以“一种评判的态度”来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这场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的精神文化进行的一场大批判。在猛烈攻击儒家文化和孔子思想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都主张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华大地上都受到热烈欢迎，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也纷纷亮相。在这场思想和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文化价值观上大大超越其前辈，他们不再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地位，而是继承了中国早期传统思想中的大同观念，站在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西方文化，大力主张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
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至高信念。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依据进化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冲突论”，张东荪提出文化发展的“突变论”驳斥新旧文化调和论，胡适也主张在文化上的革命与突变。换言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中国不仅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而且素以礼仪之邦自豪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是落后的。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的发展，必须经过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文化更新重塑民族精神才能实现，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传统文化。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一个民族的心理定势，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压制下的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和科学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首先从解剖中国人的“国民性”着手。陈独秀曾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其一“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其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阿谀、夸张、虚伪、迂阔”，正是招致民族危亡的深层原因之一。鲁迅也认为要解救同胞，就要首先向同胞的病躯——国民劣根性开刀。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民主与科学的药方。陈独秀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洲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缺乏这三者也正是中国落后、专制、黑暗的症结所在。李大钊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的偏执”，希望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从精神层面指出了世界潮流是全世界的西方化，也就是“科学化”与“民治化”。
他们指出中华民族要追赶世界潮流，应“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是鉴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抵抗派只知道科学技术可以学而制夷；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派企图用科学挽救清朝的没落；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要用科学以救亡图存，均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窠臼。只有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彻底扬弃传统文化，将民主与科学作为国人自我解放的武器，让民主与科学的光芒照耀整个民族，将未来的新社会建筑在民主与科学的成果之上，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和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
他们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把人的解放与科学的解放同时推向了高峰。他们用科学来击破儒家圣道的权威，大胆怀疑过去的一切，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使事事求实证成为思想界的新风气。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历经半个世纪的传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举起，力图把中华民族从蒙昧主义状态下解放出来。正是在这个视角上，他们发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知识精英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人的自我追求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合理关系。他们努力在传统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全新的现代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不仅大声呐喊个性解放，而且不断实践，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民主的社会组织方案，以冲破传统专制社会的束缚。例如王光祈等人1919年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政治权力和政府是人类社会一切暴力和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因此只要废除政府，人类就会自然进入理想社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更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自由联合组成的二重结构社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民主与科学赖以生存的基础，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主义，但当下的主要目标不是谋求“分配平均”，而是发展生产。
尽管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各种主张具有很多乌托邦色彩，但是追求民主与科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平等地位却是各派思想和主张一以贯之的目标。此间，共产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也正在于它为这个总目标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的解决途径。然而，新文化运动毕竟历时太短，而且其影响更多地滞留于知识群体内部。历史没有给中华民族留下从容建设现代文化，尤其是充满民主和科学精神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时间，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转型还需要整个民族来消化吸收。
‘肆’ 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型
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努力研究、发现、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阐发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全面跃升，使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
‘伍’ 中国文化该怎样转型
中国文化应该引领全世界！
‘陆’ 中国文化转型问题
中国古典文化我觉得最辉煌的就是四大发明。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古典文化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中国人喜欢玩弄文字，是出了名的了，他们所说的古典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单方面的就概括为儒家文化和各种文字类的诗书文化、科举文化。其实发明文化才是中国的主体，琴棋书画只是载体，然而现在琴棋书画在貌似只有特定的人才会学的人也是少数，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发明和文化传承，为什么现在却成了封建还有落后的代名词呢？只要还是受儒家文化中的一些腐朽文化封建文化给近代人太多的束缚，人们想摆脱它，而没有意识到正在的中国古典文化。例如中国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案例，它把中国的发明文化完全给否定了，现在给人一种说不清的假象。个人知识有限，不能详尽，涉及面广，说的也不是很到位，还请见谅。
‘柒’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型
1.确定基本格调。
现代化本身具有其深层内涵,即文化转型,文化的转型和现代化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人本主义启蒙和塑造中国人以构成现代化主体,这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主导价值目标,同时它又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文化建构的框架内涵的基本点.
2.文化的主文化和亚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转化可以用来作为一个研究的角度，以前的一些传统文化由主文化变成亚文化，甚至产生文化堕距现象。
3.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可以采用中国家庭的变化这个角度分析。
中国的城市都热衷于建高楼大厦不但写字楼和酒店“欲与天公试比高”，住宅楼也二三十层不在话下。城市居民居住结构的改变也直接影响到了人际关系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使得中国的家庭变小，传统大院式住宅的消失和封闭的高楼住宅使得中国的城市家庭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趋向孤立的小单元化。核心家庭成为主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改变。
另外，很多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取向——趁年轻有时间有经济有钱时多多享乐，离婚现象很严重，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转型中的一个表现。把这些现象描述出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型并稍加分析即可。
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论、唯物论等分析历史转型与文化转型的联系。本人认为文化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载体，其实都是历史问题，传播、传承的过程就是一个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转型过程，文化转型寄予在历史转型中，历史转型又依托于文化转型，理解时要结合起来。
附：本人是社会学专业学生，有机会可以深入交流下此类问题QQ237111170
‘捌’ 中国文化转型为什么那么困难
这个问题很难具体理解。
难道是要具有五千年传统的中国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丢掉自己的本质特色而完全的转型成为西方文化的从属么？中华民族文化从此只成为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特质的空壳？
‘玖’ 中国文化如何完成现代转型
中国文化转型？转型了之后还叫中国文化吗？我觉得应该是如何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让中文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这是我们这一代要探讨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自己发展经济，在经济上成为世界追捧的超级强国
‘拾’ 文化产业该如何转型
抗日剧本是提醒民众不忘历史、奋发图强的文化载体，然而近来，抗日剧却越来越变了味，“全裸女”、“手榴弹炸飞机”、“手撕鬼子”、“用鹰爪功、铁砂掌、绣花针杀鬼子”等大尺度、滑稽、离奇的情节惊现于抗战剧剧情中，抗日战场俨然成了武林大比拼。电视剧粗制滥造、娱乐苦难，其程度已经令观众忍无可忍，央视评论称“一部接一部抗日剧是比着看谁俗、争着看谁二”。难道这些投资人、制片人、导演都傻了、疯了吗？明明滑稽搞笑的场面却没有觉察？笔者认为，究其原因，这乃是文化产业转型之阵痛。正如目前国内其它很多产业一样，只要投资回报率高，投资“短、平、快”，则“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一窝蜂通病立即生效，抗日剧目前的井喷正是此前抗日剧高收视率、高回报率的一种延续，是文化产业产能过剩的表现。对于新兴的文化产业，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目标，并在党的“十八大”中明确提出 “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经济路线。透过“抗日剧事件”，拷问政府如何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发挥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笔者愚见，政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管理，避免文化市场“先天不足”，促使文化产业顺利转型升级。一是逐步建立完善的文化产业市场准入制度。摸清文化市场现状，理顺各个分支，凡是违背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合真善美、内容不积极健康的作品，进行清理整顿；设立一定门槛，避免此类产品进入市场。二是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审查监督机制。借鉴制造业已有的经验，建立文化产业行业规范、制作流程以及产品质量审查制度，真正实现政府审查；集思广益、发挥公众监督等作用。三是鼓励文化产业适度竞争，奖优罚劣。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行业树立标杆企业和标杆产品，发现和培育、扶持一批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公司或产品，使其具有足够的国内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