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属于什么形态的文化

㈠ 古代墓葬的特点是什么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下面介绍几种帝王陵墓的封土形式：
第一种“方上”。其做法是在墓穴之上，用土层层夯筑，使之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因其上部为一小的方形平顶，好像方锥体截去了顶部。故日“方上”。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的坟头，望上去好像一座土山，它的形式就是典型的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坟头也多采用方上形式。
第二种“以山为陵”。即利用山丘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帝王陵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唐昭陵就是以九蝬山为陵，凿山建造的。
第三种“宝城宝顶”。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添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这种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形坟头，称之为“宝顶”。在宝城之前，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方形明楼，称之为“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皇帝或皇后的谥号碑。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后妃皆采用了这种以宝城宝顶的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
商代是中国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河南省安阳的商王陵墓，有“字形墓”和“中字形墓”。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个墓道。侯家庄的一座最大的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类似的墓葬在山东益都也有发现，是属于诸侯或方国的首领的。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北两面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的一座最大的中字形墓，墓室面积近17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余。除了王陵以外，其他贵族的墓也有中字形的，但规模略逊。在贵族的墓中,还有一种“甲字形墓”,只在墓室南面有一个墓道，规模一般都较中字形墓为小。商代绝大多数的墓，都是没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形状虽然类同，但规模则有很大差别。大贵族的墓，面积可达20余平方米，在安阳小屯发现的商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即如此。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往往不足1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面积更小，有的甚至不足2平方米。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字形或方形。其余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尸的葬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尸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随葬各种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750多件，骨角器560余件,另有海贝近 7000枚。
由此可以想见，商代的王陵若不被盗掘，其随葬品应达到更为惊人的程度。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
在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字形墓的墓室之上，发现了大型的砾石，应是房屋的础石。在安阳小屯的妇好墓和大司空村的两座长方形墓的墓坑上，都发现了用夯土筑成的房基及础石。 由此可见， 从王陵到一般的贵族墓，有时在地面上建有房屋。它们可能是供祭祀用的，类似后世的所谓“享堂”。
西周的墓制承袭商代。由于尚未发现王陵，不知当时是否有字形墓。诸侯、贵族的大墓，有的是设有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有的是设有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河南省浚县多系中字形墓，其形制与商代的陵墓相似。除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墓以外，绝大多数的墓仅有长方形的墓室,不设墓道,它们的规模因墓主人的身份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与商代一样，也多在墓底设腰坑。
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所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考古发掘工作究明，有些大、中型墓，在椁室内置双重棺，可见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诸侯、贵族墓的随葬品，仍以各种青铜礼器为主，但和商代相比，酒器减少，食器增多。在各种食器之中，鼎和是最重要的。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到了东周，则是天子、诸侯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与鼎配合使用,九鼎配八,七鼎配六,五鼎配四，三鼎配二,亦有明确的规定。这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例如，在河南省陕县中，有一些大型和中型的贵族墓分别随葬七鼎、五鼎、三鼎或一鼎；墓的规模也依次减小。其中“七鼎墓”已被证实为虢太子墓。
与商代一样，往往在诸侯、贵族墓附近设有“车马坑”(见彩图[车马坑])，其规模视墓主人的身份而定。以上述虢国墓地为例，虢太子墓的车马坑埋车10辆、马20匹，两座“五鼎墓”的车马坑各埋车5辆,马10匹。浚县卫侯墓的车马坑，规模最大的埋车12辆、马72匹。殉人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有些大墓依然使用人殉。
发掘工作证明，西周已经有了合葬制度，其方式为夫妻分别葬在两个互相紧靠的墓坑中，即所谓“异穴合葬”。陕西省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的伯墓及其夫人井姬墓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异穴合葬的制度更为普遍。例如，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的晋、韩墓地中，凡属大、中型的贵族墓，都是两两成对，并列在一起，一葬男性，一葬女性，当为夫妻无疑。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中山王墓的附近除车马坑以外，还有船坑，坑内埋船。这时的大墓，往往在墓室内积石以加固，积炭以御湿。辉县的魏王墓，则在墓圹内大量屯沙以防盗。在南方的楚地，流行用一种白色或灰色的粘土填在棺椁的周围，以保尸体和随葬品不朽。棺椁仍然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诸侯、贵族的大墓，用多重棺椁。随州曾侯乙墓椁室庞大,分隔为4个部分，双重木棺都髹漆施彩绘，十分精致。
由于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贵族墓内的随葬物，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当时漆器的制作已很精美，它们在随葬品中的比重显着增加。但是，礼器和乐器仍然被统治阶级看作是最重要的随葬品。例如：曾侯乙墓有编钟一架，共64件，编磬一架，共32件，显示了诸侯行礼作乐的大排场。青铜礼器中，有“升鼎”一组共9件；一组共8件,正符合墓主的国君身份。下层贵族和上层庶民，多在墓中用仿青铜礼器的陶“礼器”随葬。在各地发掘的大量战国小型墓里，随葬品甚少，却都有着一组仿铜的陶器，如鼎、豆、壶之类。只有渭河流域的秦墓是例外，墓中的陶器是鬲、盒、罐、瓮等日用品，而不是礼器，这可能是由于秦受礼制的影响少，有它自己的葬俗。
在关中和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小型墓中，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墓室，也有用一种体积庞大的空心砖筑椁室以代替木椁的。这种横穴式墓和空心砖墓在当时还很不普遍，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商周以来的传统墓制发生了变化。人殉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大墓里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在战国时代，确比商代、西周少见了。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从商、西周以来，墓主的尸体多是仰身直肢。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南方的楚国以外,黄河流域的秦、韩、魏、赵、燕等国都程度不同地流行屈肢葬。特别是西方的秦国，屈肢葬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墓中尸体侧身而卧,四肢蜷曲。这可能是受黄河上游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种特殊葬俗的影响。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和山东省曲阜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陕西省临潼的,是中国第1个帝陵。陵园平面成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平面成方形。陵园的北部设寝殿，开帝陵设寝的先例。西汉的帝陵，除文帝的霸陵系“因山为藏”以外，都筑有覆斗式的方形坟丘，其位置在陵园的中央。陵园的平面成正方形，四周筑围墙，每面开一“司马门”，门外立双阙。汉承秦制，在陵园设寝殿。汉代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后陵在帝陵之旁，其规模较帝陵为小。以惠帝时在长陵建原庙为起始，西汉诸陵都在陵园附近建庙。东汉的帝陵，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并在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都不再建庙。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在长江流域的晋墓中，有时还有灯龛和台桌。这些结构和设施，都是用砖砌成，使得墓室更象现实生活中的居室。在黄河流域，砖室墓的墓道甚长，其接近墓室的部分是一段隧道。随着年代的推移，隧道逐渐加长。到了北魏，有的墓在隧道的顶部开天井，直通地面。北朝后期,有些大墓的隧道长达20米,天井有三、四个之多。这是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住宅的模仿。天井愈多，愈显得门多宅深,院落重重。魏晋之际,辽东、河西等边远地区的豪族大姓，沿袭汉代旧制，营建砖石结构的大墓，在墓壁和砖面上施彩画，其题材多与汉墓壁画相似。在中原一带，却很少有在墓内绘壁画的；但到了北魏，壁画又重新流行。长江流域的东晋和南朝，则流行用模印着画像的砖来装饰墓壁。
这一时期的随葬器物，主要是陶瓷器如杯、盘、碗、壶、果盒等饮食器皿和熏炉、唾盂、虎子等生活用具。其形制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有的器物仅见于南方而不见于北方。总的说来,瓷器的数量激增,长江流域尤其如此。汉代流行的仓、灶、井、磨等陶制模型和家禽、家畜的陶制偶像继续沿用,但往往形体不大,制作粗简。贵族官僚阶级墓中的主要随葬品，是各种陶俑。从两晋以迄南北朝，时代愈晚，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起初是少数男女侍者和武士，大约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又大量增添骑兵、步卒、文吏、武弁以及吹鼓手之类，除家内奴婢外，大部分是墓主人出行时的仪仗队，它们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反映了当时各地统治者拥有私人的武装部曲。大同北魏前期的司马金龙墓和洛阳北魏后期的元墓中的仪仗俑,竟达数百件之多。北魏后期,在墓门的两侧，还往往有一对形体特别高大的守门卫士俑。在南方地区，除陶俑外还有瓷俑，但用俑随葬的风气不如北方盛。从汉末至魏晋，统治阶级常乘牛车，长期因袭不改。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官僚墓中多用陶制的牛车模型随葬。上述由各种陶俑组成的仪仗行列，便是以牛车为中心的。用陶制的“镇墓兽”随葬，是从西晋开始的。西晋墓中的镇墓兽往往只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状。北魏墓中的镇墓兽成双,置于墓门的两侧,作卧伏状。到了北魏后期，墓中的两件镇墓兽，一为兽面，一为人面，都作蹲坐状。长江流域的东晋、南朝墓，镇墓兽多保持西晋时的形态，缺乏变化。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在墓内置。两晋的墓志,或为石质，或为砖质,形状多为长方形,而洛阳发现的年代较早的西晋墓志则作碑形,可见它是从墓碑演变而来的。到了北魏后期，才流行方形有盖的石质墓志。从此以迄隋唐，乃成定制。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有天井7个、壁龛8个，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 白虎， 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 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 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后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后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后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墓葬制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首先是墓的构造简化，短而狭的竖井式墓道代替了斜坡式的长墓道，因而天井和壁龛也不见了。墓室的规模缩小，壁画亦十分罕见。陶俑的数量减少，制作粗简。天王俑和镇墓兽越来越简化，在有的墓里已不用。只有十二时辰俑仍较流行。
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唐墓，有竖穴式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类，形制简单，规模甚小。砖室墓多为长方形，有的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广东省韶关张九龄墓，主室平面呈方形，四壁施彩画，前方甬道两侧还各设一耳室，规模较大，形制与北方地区的砖室墓类似。总的说来，南方地区唐墓中的随葬品多为陶瓷器皿，陶俑甚少见。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
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的钦陵和李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后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龛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后3室。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后面别筑后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后作玄宫，尸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后两室的。赤峰的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都有前、中、后3室，并多设耳室， 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
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后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
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于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后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象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则为此后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于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恩殿，基本上相当于唐宋陵前的献殿。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后。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后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后殿的棺床上。

㈡ 隋唐墓葬文化

希望能给你些帮助在我国墓葬中，除了常见的坟、墓、冢外，还有陵、林等。
古代埋葬死者，封土隆起的叫坟，平的叫墓。坟的本义是高高的土堆，墓是平的或在地下，冢也是高高的土堆，这是从字义上的区分。古时候，大户、有钱人死后立碑的叫坟或墓，平常老百姓死后“一堆黄土埋枯骨”，就是冢了。衣冠冢是用死者的衣物代替尸身，更多的是表达精神层面上的纪念。武侠里的“剑冢”常常是绝世高人埋葬兵器的地方。冢常常与死人无关，因此冢跟坟比起来，死的味道要淡得多。
除了普通百姓的坟，历朝历代埋葬王公大臣、名人名士的“名坟”也甚多，如杭州就有岳飞的岳坟。在北京，由于大清朝将九位皇帝分别埋葬在遵化的清东陵和易县的清西陵，所以北京城四周没有清代的皇陵而只有王坟。
在现存的遗迹中，最着名的坟莫过于北京复兴门外的“公主坟”了。相传，干隆带着刘墉、和坤一起下江南，饥寒交迫借宿于一老农家，第二天出门，看见老农的小女儿，干隆甚是喜欢，就对老人说：“老人家，你要乐意，就让您的女儿给我做干闺女吧！”老人一听很高兴，就让女儿过来拜见了干老子。干隆掏出一锭银子对老人说：“拿去给孩子做几件衣裳吧。”又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姑娘，“孩儿如遇急难，可拿它到京城找我，只要一打听皇……”，这时刘墉哼了一声，接着说：“打听黄家大院！”干隆忙改口：“对！对！黄家大院。”
几年后，赶上连年闹灾荒。父女俩到京城来找姑娘的干老子。父女俩千辛万苦来到京城，找遍北京城里的黄家大院，也没找到干老子的家。父女俩在京城举目无亲，缺钱少银，老人家又身染重病。这天清早，姑娘在护城河边哭泣，说来也巧，刘墉散步至此，认出是皇上的干闺女！于是问明原因，把老人和姑娘接到了府中。到了府上，爷俩才知道，干老子原来就是干隆皇上，接他们的先生是丞相刘墉，“黄家大院”指的是皇宫。爷俩先惊，后怕，心想：平民百姓，怎敢和皇上攀亲呢？
第二天一早儿，刘墉带着父女俩进宫去见干隆。再说干隆回宫后，早把干闺女的事忘了，如今一提才想起来，可他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笑话皇上和乡下佬攀亲，想赖亲。可父女俩手中有自己的黄手帕，又有刘墉作证，怎么赖得掉？没辙，只好把二人宣进宫来，找了个住处。没成想皇宫里虽然不愁吃、不愁穿，可繁文缛节多得要命，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侍卫太监都是势利眼，老人家可受不了。本来就是病歪歪的身子，再加连惊带吓，没多少日子就死了。咽气之前，嘱咐女儿把他的尸骨葬在家乡。
打这儿以后，就剩下姑娘一个人孤孤零零地，整天抑郁地呆在宫里，不久也死了。宫女禀报了干隆，说姑娘临死前要求皇上把她和她爹爹的尸骨葬到家乡去。干隆说：“埋了算了！”
这时，正好刘墉进宫，听到这话心里很不高兴，抢上一步，拱手道：“启禀万岁，臣有一事不明。”干隆一听，就像当头挨了一棒，他就怕听到刘墉这句话，他一句“一事不明”，曾经参过皇上和多少大臣。这回不知又该谁倒霉了。刘墉说：“这位公主虽说不是万岁亲生，可却是您自己认的干女儿啊！并且留有信物，就这么草草葬了，万岁脸上可不光彩呀！”有刘墉这儿盯着，干隆只好传旨，按公主的葬礼，把姑娘葬在了翠微路这地方。人们都管这座坟叫公主坟。
这当然只是传说，真实的史料记载公主坟里埋葬的是清仁宗嘉庆皇帝的两位格格。
帝王的墓葬一般都建在山上或像山一样高大，称之为陵，陵的本义是大土山。如秦始皇陵、汉武帝的茂陵、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明朝十三位皇帝的明十三陵、清朝的东陵等。大凡帝王陵墓都布局严密、建筑宏伟、工艺精湛，兼具独特的艺术风格。秦始皇陵不仅雄伟，其地宫用现在的技术都还不敢挖掘，兵马俑阵更是闻名天下，散发着征服的力量之美。
死后墓葬能够称之为“林”的只有圣人。我国有两位名人的墓葬称为“林”，一位是武圣关羽，在民间，黎民百姓都是把关羽作为神圣帝君来敬仰崇拜的。历代帝王对关羽亡灵不断进行追封，由“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整个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位于洛阳市城南的“关林”，既有历代帝王追封，又是关羽首级埋葬之地，因而被修建得规模宏伟，形势壮观，殿宇堂皇，隆冢丰碑，是我国唯一的“冢、庙、林”三祀合一的古代经典建筑群。
另一位是文圣孔子，其葬地是曲阜的“孔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林始于孔子死后第二年，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中国墓葬的形式很多。一般来说，人死后用一口棺材殓身或者直接埋入土中，这属于墓葬或土葬。但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奇特的丧葬形式。比如说“巴人悬棺”属于洞穴葬。藏族的人死后，依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采用天葬、水葬、火葬、土葬或塔葬的形式。普通人都采用天葬，塔葬只对高僧，是将大师们的法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入塔内或将骨灰及舍利子装入塔内。灵塔用金银及各种宝石装饰，极尽华美。火葬主要是对一些有地位及成就的僧人。
天葬是藏族的古老风俗，人死了以后，邀请自然界的鸟类（主要是鹰鹫）来啄食尸体。在藏族人的眼里，鹰是神鸟，是空行母的化身，尸体被鹰鹫吃了以后，死者灵魂可以升往天界。藏族人民认为灵魂不灭，肉体只是躯壳，与其让肉体自然消亡，不如布施给另外一种生命，从而使灵魂得以解脱，这种葬礼方式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的伟大奉献精神。从某一种意义上讲，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藏人显得从容，豁达，合乎自然。活着只求吃饱、穿暖了，积聚起来的财富，全部送进了庙里。死了让鸟叼去，让鱼吃去。就像一棵大树倒下了，腐烂成泥，又去养育滋润别的花草和树木，这何尝不是生命的继续和延伸呢

㈢ 汉代墓葬有什么特点，着名的墓葬有哪些

汉代墓葬从构筑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地面挖出长方形竖穴土坑作为墓室，称土坑墓；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木壁墓室，称木椁墓；用空心砖或小砖或石板（块）砌筑墓室，则分别称为空心砖墓、砖室墓、石室墓。一种是在竖穴土坑底部的一端或一侧掏出横穴作为墓室，称土洞墓或洞室墓。另有在山上凿洞建造的，称作崖墓。

空心砖墓和砖室墓有的也在土洞中砌筑。在许多大型砖室和石室墓中，还流行彩绘壁画为装饰，称壁画墓。在石室墓壁上雕刻各种画像的，称画像石墓。在砖室墓中另嵌入一种模印画像的砖，称画像砖墓。

中国四大汉墓群是指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四川三台郪江汉墓群、河北献县汉墓群、广西合浦汉墓群。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斩山为廊，穿石为藏”。

(3)墓葬属于什么形态的文化扩展阅读

汉墓的葬具和葬俗

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和砖室墓通常只用木棺；木椁墓大都一棺一椁，诸侯王、列侯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椁。一般地说，西汉前期流行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木椁墓，单人葬；西汉后期出现石室墓、砖室墓、壁画墓，开始流行夫妻合葬。

到了东汉，砖室墓普及全国各地，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和崖墓也在山东、四川等地广泛流行，并流行家族几代合葬。不论单葬合葬，死者都是仰身直肢葬式。

㈣ 陵墓形式

你提出的问题太笼统了
每个时期的墓室结构都是很多样的，只能细说。
一般都有，山顶洞时赤铁矿粉围城的墓葬——
土坑竖穴（瓮棺）——木椁墓——土洞室——石室墓 ，积石墓。。。。。。
帝王的坟墓叫“陵”，“寝”庙称为寝。陵寝在我国人文景观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陵寝的规模又十分壮观宏伟。因而强烈地吸引着旅游者。1998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中国的第一站西安，就参观访问了秦始皇陵。
陵墓形式
下面就各种墓葬作一介绍。大约从周代起，坟墓上开始出现坟头，到战国时代，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坟丘式的墓葬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从土墩墓、石室土墩墓、土坑墓到大型陵墓，它们都代表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土墩墓这种墓葬方式是春秋到战国时期墓葬的代表。当人死亡以后，生者将其安放到某一特定地点，然后覆土，堆成一个在平面上呈椭圆形的土墩墓。土墩墓分布于高处，可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也可能与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代的另一种土墩墓叫石室土墩墓。与前者不同，这类墓葬用石板围成一矩形，上面也盖上石板，然后再将土堆在墓上，在外观上与前者无区别。但当土被冲蚀后，石室的角会暴露出来。土墩墓在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有分布，甚至向东南到台湾岛、菲律宾等均有分布，朝鲜、日本也有分布。土坑墓与前述土墩墓不同，这类墓葬在安葬死者时，先在地面上挖一个坑，然后放入尸体，再覆土。其平面形态也有别，以近圆形为主。这类土墩墓从汉代起就取代了土墩墓。但是从良诸发掘的情况看，春秋以前也早就有土坑墓了。且这种土坑墓一直延续至今。山陵式墓葬利用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的帝陵大多采用此式。如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便是一例。“宝城宝顶”式墓葬明清时，陵墓的型制由汉唐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取消了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拜谒和祭祀的上宫建筑，陵园的围墙也由原先的方形改为长圆形。明清时期的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

㈤ 古代墓葬的种类

墓葬有土葬、火葬、水葬等。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清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简介
明、清时期的墓多数有碑，易于识别；清朝九品官以上的墓较多，一般墓碑上刻有其官职；一经发现都要及时上报。明清以前的墓则很难在墓地表面分辩出来，因此在开发推土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明、清时期多灰砂墓；明清以前多土坑墓、砖室墓。葬具多为木棺，也有瓮棺、陶棺、石椁、石棺；有的因各种原因，下葬后又将死者遗体挖出来重新装棺或装在陶罐里，移到别的地方埋葬，俗称移（迁）葬，又叫二次葬。
其葬具多为陶罐，俗称骨坛。墓葬多有随葬品，明、清以前多以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陪葬，有的有专门用作陪葬的明器，如汉墓中出土的陶屋、陶灶、陶片、陶猪等；明、清时期，盛行薄葬，陪葬品很少，一般以装饰物如玉器、金银器为主。

起源发展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资料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所以，墓葬所展现的埋葬习俗与埋葬制度常常被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墓葬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后来，人们可能不忍心看到亲人尸体被禽兽所食，开始掩埋尸体，于是就出现了专门放置尸体的墓穴。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
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结构演化

地下部分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 余件。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黄肠是指柏木黄芯即榫头用柏木芯；题凑是指椁室的构筑形式，榫铆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发现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000多根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代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
墓葬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地面部分
墓葬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下面介绍几种帝王陵墓的封土形式：
第一种“方上”。其做法是在墓穴之上，用土层层夯筑，使之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因其上部为一小的方形平顶，好像方锥体截去了顶部。故日“方上”。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的坟头，望上去好像一座土山，它的形式就是典型的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坟头也多采用方上形式。
第二种“以山为陵”。即利用山丘作为陵墓的坟头，唐代帝王陵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唐昭陵就是以九蝬山为陵，凿山建造的。
第三种“宝城宝顶”。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添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这种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形坟头，称之为“宝顶”。在宝城之前，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方形明楼，称之为“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皇帝或皇后的谥号碑。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后妃皆采用了这种以宝城宝顶的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
历史意义
墓葬研究是以考古出土之墓葬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材料来探讨社会习俗以及宗教行为与观念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墓葬研究与人对死亡及死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生死之事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古今社会，一个成员的死亡，常隐含其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威胁。故生死之事不但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
在古代社会中，由于人的生命一般均相当短促，死亡更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人类普遍习俗都会在某个社会成员死后，透过一套丧葬礼制的施行，帮助死者离开生者的社会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可以从生人处理死者和面对死亡的态度窥探此社会宗教信仰的特色。
丧葬制度通常包括了丧礼仪式和埋葬两部分。丧礼为生者替死者所施行的一套仪式，以结束他与这世界的关系，并且保证或引导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埋葬则将死者的身体以一种生者认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葬礼为丧礼的延续，而在许多文化中，葬礼后还有祭祀，为生者企图与死者往来的活动。由于中国人一向对丧葬采取谨慎的态度，故人类着实可以利用墓葬材料来讨论中国古代的宗教与社会现象。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前者可以借由墓葬的建筑形制讨论社会对死后世界的观念，而后者则是说明墓葬可以反映出社会阶级为基础的丧葬礼仪。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于葬礼重视的象征。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㈥ 中国古代墓葬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建筑物以木头为主要材质，所以地面上的古国景象很难被保留住，但在地面以下却还有另一个世界。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石室墓在中国开始出现。实际上，木构的宫殿和石室墓的建造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两条并行发展的线索。

西汉一代留给今天的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也许就是数不清的古墓，以及同样多的遗憾。

在陕西渭河的北岸，分布着9位西汉皇帝的陵墓，其他贵族墓葬一共500多座，它们中的很多都曾被盗墓贼光顾。

今天看这些皇帝的陵区，显得有些荒凉。实际上，当年的陵园里面有很多建筑，祭祀用的寝殿、便殿和庙宇，还有几千名常备工作人员住的房子。寝殿一般直接建在封土上。

汉阳陵博物馆副馆长王保平介绍说：当时史书明确记载，为了修陵，他把东方豪强、达官显贵，还有南方的一些官僚贵族，都迁徙到这陵邑里居住，也是当时相对一个稳定国家的举措，像当时的长陵有25万人左右，茂陵住了有28万人左右，阳陵我们推测也有十多万人，所以说是一座中小的比较繁华的城市。

但是，好景不长。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占领首都长安，公然盗掘皇陵。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下一个朝代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看到了这种惨痛的景象，他在即位后命令废止陵邑制度，提倡薄葬，同时，也废除了烦琐的祭祀活动。原来建筑在封土上的豪华寝殿被搬了下来，在墓园中专门建筑房屋，进行日常祭祀。

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古墓历史的主流。

□到公元7世纪唐朝建立后，皇帝陵墓的建造又开始了气派庄严，唐朝的皇陵一般建在山中，依托山体的自然形态，营造出皇家的威严。

唐朝皇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是乾陵。

乾陵的主人是唐太宗的儿子李治和他的妻子武则天。和中国其他陵墓不同的是，这座陵墓的两位主人地位完全颠倒了———妻子的名声远远超过丈夫，乾陵总是被人们说成是武则天的陵墓，而不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墓。

也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女人用自己的陵墓完善了中国的陵寝制度。

乾陵位于梁山上，以山为陵，海拔1049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南侧两座山峰较低，像天然的门户，衬托出陵墓的雄伟。神道从两峰之间直通地宫墓门，长约4公里，两旁放置着石像，象征文武官员。

乾陵的陵园面积有240万平方米，当年建有378间宫殿楼阁，但历经战乱，都被毁掉了。

如今，乾陵的地宫仍旧在安睡中。

乾陵博物馆讲解员介绍说：我们进行考察以后，发现墓道口封得非常严密，全部是用长方形的石条封的，一层400多石条，一共有39层石条，要想进墓门的话，你先要把几千块石条拿开，才能看到门，有多少道门才能进入陵寝，谁都不知道。但是这几千块石条很难拿开，因为石条横排，两个两个的左右中间，用一种八字形的铁的那种细腰栓板，以榫卯的方式，把左右两个卡住了，然后每上下三个中央再打上洞，然后用铁棍把三个三个串起来，所以，几千块石条，左右和上下是固定死的，每层石条之间剩下的缝隙，再把熔化的铁锡汁灌进去，因为这座山本身就是一座石灰岩的山，唐人把山掏空打开了，然后又与山封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石条的外层再用沙土掩盖。

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分裂状态。一个名叫温韬的武官，率领手下的兵丁掘开了十几座唐朝皇家的陵墓，发了一笔横财，之后便驱动数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但这一次，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据说温韬来挖乾陵的时候，遇到雷电大雨，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一种威慑，一种警告，乾陵就没有被盗掘。

不论传说是否真实，乾陵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接下来的中原王朝宋朝的帝王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陵墓大部分被毁坏了。
□人们只有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还能看到宋朝时一个地方政权的国王陵区，被人们称为“东方金字塔”。

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被一个叫西夏的王国统治。这个王国的首都就在今天的银川。

银川郊区的贺兰山脚下，保存着西夏国王的陵墓区，但是这里的景象看起来有些奇怪：一片荒芜的沙野上，奇迹般地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方的黄土堆，其中有些土堆的样子和古埃及的金字塔有几分相似，人们把它们叫做“东方金字塔”。

它们曾让人们感到困惑，这些土堆究竟是什么用途呢？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古学家们有了比较确切的认知。

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介绍说：土堆里面是实心的，都是用土沙或土石把它夯实的，可是，它的外表每一层，都出来一个平台，都往外出檐，另外它是八角型的，实际上它就是一座塔，也就是它外观上和塔应该讲非常近似，所以我们叫它陵塔，每一层平台上面，还可以看到留下少许残留的当时的檐，就是塔檐上面覆盖那个瓦的，现在还残留在那上面。

神秘的“东方金字塔”终于露出了当年的模样，原来，它的外形像一座金碧辉煌的大佛塔。作为陵区中最高大的建筑，陵塔仿佛沉默的卫士，俯瞰着整座陵园。

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陵区后来被蒙古人的铁蹄摧毁了。无数次的劫难、战争仍旧无法阻挡人类对权力和财富的野心。

□朱元璋不仅有效地统治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而且对女皇帝武则天修订的传统陵寝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

公元14世纪，当欧洲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的王朝明朝建立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曾经当过僧侣和流浪汉的下层平民，但是他当上皇帝后，气魄也非同凡响。

这位皇帝的墓葬明孝陵如今还沉睡在风景秀丽的南京郊区。

后来，朱元璋的子孙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有13位皇帝埋葬在北京郊区，因此叫十三陵，这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大、保留最完整的皇帝陵墓群。

十三陵承袭了朱元璋陵墓的规制。

在十三陵区之内，有一条超过7公里的“总神道”，一组由24座石兽和12座石人组成的石雕群严肃庄重地排列在道路两边，似乎在恭候皇帝的灵魂通过。

虽然陵墓建筑还是十分豪华，不过，讲究实际的朱元璋在保证了皇家威严的前提下，去掉了前代的很多繁文缛节。从前祭祀用的寝宫不见了，那种耗费人力物力的日常供奉不再存在，服侍的人员也减少了很多。

从此，中国皇家的陵园制度不再有更多的变迁，就像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进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公元17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替代了明朝，皇帝陵墓中的祭祀活动在清朝时又兴盛起来。

无论在政治制度，还是陵园制度上，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规则，而且比明朝更加遵守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和前代所有帝王陵区都不同的是，清朝皇家的陵园被分割在两个地区，一个位于北京东面的河北省遵化市，叫东陵，另一个位于北京西面的河北省易县称西陵，两个陵区之间相隔300多公里。

清朝最初选择的皇家陵区在东陵，但是清朝的第四位皇帝雍正帝却出人意料地找了另一处风水宝地作为自己的墓地，也就是西陵。

雍正帝的做法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疑惑，至今仍旧众说纷纭。

但不论这位皇帝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清陵从此分为东西，雍正帝的儿子干隆即位后，觉得父亲的做法不太对，但是又没办法，只好增加了一个规定，以后父子两代不葬一地，相间于东西选址建陵。

在皇家的制度变来变去之间，庞大的清帝国一步步地走到了辉煌的尽头。

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6岁时就宣告退位了，而皇帝陵墓的历史也就彻底结束了。

当今天的人们流连观赏一座座古墓时，被吸引的往往是墓里出土的珍稀文物。
早在公元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专门从事墓葬营生的工匠。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的工匠。

墓中的饰物、器物、俑以及被王侯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寝、墓厥、墓碑、神道两侧的石雕、华表、石望柱等等，都印刻着人类进步的足迹。古墓因为有了它们而不再幽暗和阴森，文明和智慧的光芒也照亮了地下的世界。

人类文明史昭示着后人，灵魂并不存在，权力和财富是虚幻的假象，只有人类的创造力，才会不朽。

㈦ 墓葬文化的起源

中国古墓葬墓与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事物。“墓”是指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葬”则是指安置尸体的方式。在考古学上，二者常被合称为“墓葬”。在墓葬中﹐往往还包含着各种随葬的器物。自古以来，由于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资料所提供的就不仅仅是埋葬习俗和墓葬制度本身，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所以，墓葬所展现的埋葬习俗与埋葬制度常常被视为当时社会的缩影，墓葬研究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㈧ 汉代墓葬文化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 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 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 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 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 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 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 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 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 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 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

㈨ 仰韶文化的墓葬形制和埋葬特点，详细点

仰韶文化，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共发现遗址约1000多处，经较大规模发掘的典型遗址有10余处。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诸文化（有人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原地区发展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久长，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发现和研究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东周文化等不同遗存。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该遗址。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由于这些遗存均含有一定数量的彩陶，曾被统称为“彩陶文化”。1926年起，中国学者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自仰韶文化发现至40年代，学术界还初步探讨了该文化的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了新的收获。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比较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重要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华阴横阵，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考古界分析了仰韶文化的面貌，并对其分区、类型、分期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的绝对年代，进行讨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还对其彩陶纹饰、制陶工艺、生产工具、建筑技术、埋葬习俗等，作了专题研究。又通过研究村落布局、住房形式、埋葬制度、工具用品等实物资料，综合探讨了仰韶文化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以期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其中主要对半坡类型的社会结构有了较多的认识。

社会性质的探讨 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大多数的意见是，早、中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晚期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也有少数人认为整个仰韶文化属于父系氏族社会。

论证仰韶文化为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聚落布局和埋葬习俗等。仰韶文化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原始的锄耕农业，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是其必要的补充，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农耕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还从事采集、制陶，并抚养子女，料理氏族内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务。担负着社会生活的主要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具有崇高的地位，世系以母系计算，人们生活在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氏族集体中，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

聚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关系。仰韶文化聚落以向心布局为典型形态。这种布局的特点是居住区为聚落的核心，住宅呈向心圆形整齐地排列。姜寨聚落有5个居住群落，每个居住群落在聚落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元，可能是一个氏族。如此，则姜寨聚落应是包括5个氏族的一个部落实体。这种向心布局，意味着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是牢固的，这也是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相一致的。

埋葬制度也部分地反映出氏族社会的概况。氏族成员集体埋葬在公共墓地，葬坑的排列组合与聚落布局一样，表现出每个氏族成员无论活着还是死后，都受氏族社会组织的约束。葬制中的二次多人合葬、女性厚葬、母子合葬等，都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母性权威在社会上受到尊敬的情况。同性合葬，可能说明当时有性别组织的存在。大小坑相套的葬制，可以解释为同一部落或同一氏族中，不同氏族或母系大家庭的关系。同一墓地内有分片的墓区，如元君庙墓地那样，可能是包括两个氏族墓地的部落墓地。儿童瓮棺不入公共墓地，表明成丁礼习俗和年龄组织的存在，还可能显示了母系氏族社会中母子间的亲密关系。

主张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者，认为当时已有发达的锄耕农业，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又提出墓葬中随葬品之有无和多寡，与私有制萌芽有关，这是父系氏族产生的标志。还有的以仰韶文化晚期轮制陶器的产生和多间房子的出现，作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征兆。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后者包括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对渭水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了解得比较清楚，经过大地湾期、白家期和北首岭期3个发展阶段，一直可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衔接起来。从器物对比来看，“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为特点，器类中的钵、碗、盂、罐、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器物接近，随时间的推移其特点越加相同。所饰刻划纹、绳纹和线纹，以及简单的彩纹，如宽带纹和在盆、钵内面着彩，都为仰韶文化所承袭并进一步发展。其他如“前仰韶”时期新石器文化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房子，成人多实行头向西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儿童也用瓮棺埋葬等，都说明它与仰韶文化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其演变最早可能是在渭水流域完成的。仰韶文化发展到晚期，即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前者在中原地区，发展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后者在渭水流域，发展为赵家来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然后再发展到陕西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

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是大体并行发展的两支原始文化，相互借鉴和影响之处很多。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鼎、圈足器和镂孔器，多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为仰韶文化所吸收；大汶口文化刘林、大墩子墓葬中的彩陶盆、钵，无疑是从仰韶文化中汲取的。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中期的卷唇盆、敛口钵与仰韶文化相同，器盖上的把钮与半坡尖底瓶口形状一致，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彩陶花纹中也有与庙底沟类型特征相同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向西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地区性支系。接近北方沙漠草原地带的仰韶文化诸遗存，含有不少细石器的文化因素。远处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也含有仰韶文化的纹饰和器形，甚至有人看作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

总之，仰韶文化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行程中，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