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梦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天才少女”姚婷入华为，而曾经立志报国的哈佛女孩刘亦婷在哪儿呢

说起刘亦婷，她之所以这么出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的母亲对她的教育代表着一个时代教育的“特性”，这让她很受严重瞩目。记得当年，刘亦婷是所有老师都要求我们努力的榜样，为此当时几乎人手一本《哈佛女孩刘亦婷》。

曾经有人在一个论坛上写下这样的帖子：" 十年了，曾经痛斥美国的哈佛少女刘亦婷已嫁给了美国白人，在一个基金做副总裁，代理大中华区，拿了美国绿卡，没有回国的迹象。

2. 电影《门锁》有哪些吓到你的瞬间

1、电影的开篇恐怖氛围营造得满满的，但其中贡献最大的就电影里的恐怖音效了，音效将所有害怕放大成恐怖，甚至在保安用脚挡住门的镜头和坐领导李总车下车时发现车门的锁打不开等不该营造恐怖氛围的细节都播放了恐怖音效。
2、第一天早晨方卉睡醒后仿佛听见“已关锁”，起床检查也发现了家里的东西好像被动过，出门看见垃圾桶里有自己冰箱的面包袋子，她甚至扒拉了门锁发现有明显指纹印记，她却只是擦去了指纹，带着自己的怀疑去上班了。她回家后总是疑神疑鬼，发现自己放厕所的纸巾被人使用过，却不修改门锁密码。

3、作为单身独居女性的你，会在大半夜的开门？并且范丞丞饰演的保安眼角有伤，明显与人搏斗过。这样的情景似乎不符合常理。既然保安都说这个摄像头是坏的，为什么不加强防范？

4、半夜熟睡的时候，有人通过密码（数字密码，指纹密码）开了门锁进入房间。作为独居女性为什么会把门锁密码透露出去？像这样的密码锁为什么会没有机械反锁
。5、自己单位的领导送自己回家，但是在准备下车的那段时间明显已经害怕了，好不容易回了家，领导却半夜三更跑过来敲门，她没有马上问清楚来意，加上自己觉得他竟然知道自己家的门牌号很不可思议，居然还让他进入房间。这就值得让人深思了。

3. 三国杀里的暴怒，忍，大雾，梦魇是干什么用的是干什么的

具体如下：

1、暴怒是神吕布的标记，神吕布的技能都围绕暴怒标记展开。

2、忍是神司马懿的标记，通过积攒忍得以觉醒，弃忍获得技能。

3、大雾是神诸葛亮的标记，被大雾的角色免疫除雷电伤害外的一切伤害。

4、梦魇是神关羽的标记，对关羽造成1点伤害，该伤害来源获得一个梦魇，神关羽死亡时选择场上梦魇标记最多的人，令其判定，如果判定牌不是桃或桃园结义，该角色立即死亡。

介绍：

《三国杀》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2004级游戏专业学生设计，由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一款桌上游戏，并在2009年6月底由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出网络游戏。

该游戏融合了西方类似游戏的特点，并结合中国三国时期背景，以身份、势力或阵营等为线索，以卡牌为形式，合纵连横，经过一轮一轮的谋略和动作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世界黑帮排名

最庞大的东亚黑帮组织：雅库扎

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东亚黑帮。它在日本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目前约有10万成员，3个最大的帮会分别是山口组（26000人）、稻川会（8300人）和住吉会（8200人）。年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35%来自毒品，也有20％是正当投资所得的合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日本街头寻衅滋事，那么最先赶到的，不是警察，是雅库扎成员。他们会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闹事者以维持自己地盘上的秩序；如果发生了谋杀案，雅库扎也会像警察那样不遗余力地调查真相，然后把兇手交给真正的警察。投桃报李，每次政府扫黑前，雅库扎高级成员都会提前回避。考虑到警方的面子，他们通常会留下几只枪，方便警察“没收”。

雅库扎和政界的关系很好，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雅库扎的资金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但日本人却习以为常。1975年，日本警方在一位山口组教父的家中发现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的教父正与当时的首相大平正芳举杯痛饮。

雅库扎和官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冲突。当教父田岗葛路因心脏病去世时，山口组不顾警方的反复规劝，决定公开举行传统的佛教葬礼。作为报复，警方逮捕了近900名山口组成员。但到了葬礼那一天，还是有来自全国的1300名追随者聚集神户。大约800名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在四周严阵以待，另外500名警察在机场和火车站搜身检查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包括日本的头号明星高仓健。高仓健因雅库扎电影《网走监狱》而成名，并在《田岗生活三步曲》中扮演田岗葛路本人。

葬礼后，108名高级成员投票选举竹中正久继任教父。但是，二老板山本广拒绝合作。他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告诉日本人民为真理奋斗的时刻到了，并正式宣布：“我不能同意竹中做山口组教父，这是我诚挚的最后的决定。”

2个月后，山本和另外18位高级成员组建了“伊地和”帮，拉走了山口组的一半成员。为了不让山本广的风头压过自己，竹中正久举行了更为隆重的就职典礼。300多名成员参加，全部是黑西服、白领带和镀金的帮徽。在一家日式酒店里，前教父遗孀庄严地把一支象征无上权力的短剑交给新教父。

在日本黑帮里生存，是件非常难的事。1993年6月，稻川会的一个组长小宫政芳朗，因无法完成组织分配的保护费定额开枪自杀了。自杀前他给情妇打电话说：“与其因借不到钱被组织开除而丢脸，还不如去死。”3周后，山口组的一位组长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饮弹自尽。

最嚣张的贩毒集团：麦德林

巴勃罗·埃斯科巴曾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7大富豪之一，他那由4万人组成的私人军队装备精良；他的专机叫“云雀"。这架战斗直升机原属哥伦比亚海军，配有多管火箭筒及响尾蛇导弹，号称“空中坦克”。埃斯科巴出动3架战斗机把“云雀”迫降在自己的机场，成为他的私人专机。

埃斯科巴是有史以来最嚣张的毒枭。逮捕他的警察，不出3天就被人射杀；审判他的法官，妻子被轮奸后，沾满精液的乳罩和内裤被寄到法官办公室；通缉他的哥伦比亚总检察长，被他反过来悬赏1亿美元捉拿，最后横尸街头。1987年，他的兄弟奥乔亚被捕。负责审判的哥伦比亚最高法院院长先后辞职，司法部长不得不取消逮捕令。

但在当地人眼里，埃斯科巴是一个英雄。“哥伦比亚人民终于拿起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对美国社会上的2500万吸毒者不负任何责任！”埃斯科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美国政府一直想除掉埃斯科巴，这很不容易。1984年3月，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指挥下，5000名哥政府军乘坐大力神运输机直捣麦德林集团的老巢。在数十架美制F-16战斗机和阿帕奇直升机的空中支援下，打死150名毒贩，俘虏了上千人。

但是，埃斯科巴的反击也异常犀利。仅过1个月，哥伦比亚禁毒总指挥——司法部长拉腊被枪杀。5月，50多名毒贩干脆冲入哥伦比亚司法部大厦，试图绑架正在开会的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缉毒警察局的高级官员。400多名军警奋力抵抗，双方一度形成僵持局面。随后，300名携带地对地导弹的贩毒前来增援。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直到哥伦比亚国防军加入战斗，毒贩们才带着5名法官和1名警察局长离去，留下34具警察和11名法官的尸体。

1989年，美国航天局动用最先进的“大鹏”侦察卫星和红外热像仪确定了麦德林集团的准确位置，哥伦比亚政府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缉毒行动：由美国训练的200名特种队员直接空降虎穴，国防军精锐第14旅的数千名官兵左右两侧合围，切断陆地和海上逃亡路线，最后由50架F-16战斗机组成轰炸机群，对麦德林基地进行毁灭性轰炸，夷平为止。但是，埃斯科巴和他的手下还是奇迹般地逃了出来，继续跟政府军纠缠。

1991年，哥伦比亚政府接受了埃斯科巴提出的3项招安条件：保证他的个人财产合法化；惩办侵犯过毒贩及其家属人权的警察；建一座由正规部队看守的专门监狱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边境线养肥的黑帮：墨西哥黑帮

2003年5月，美国海关在一辆卡车上发现了80名来自墨西哥的偷渡者，其中18人已窒息而死。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来自世界各地的“蛇头”云集墨西哥边境。那些怀抱着美国梦的各色人等不知疲倦地一次次闯关，一次次被驱逐。统计数字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暴毙途中的话，平均冒险7次就能进入富裕的美利坚。

贩毒是美-墨边境的保留节目，每年有超过100亿美元的毒品从这里进入美国。

绑架是墨西哥黑帮的传统游戏，这里的绑票仅次于哥伦比亚，排名世界第二。2000年被捕的头号通缉犯卡莱特里，一人就做了20多票大案，从墨西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老板到总统饭店集团总裁，只要被他盯上，绝对没跑儿。连外国大使也无法躲避劫掠。2002年11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正式访问墨西哥。在西班牙驻墨大使前往机场迎接国王的途中，暴徒洗劫了这辆挂有西班牙国旗和外交牌照的汽车。事后西班牙驻墨使馆说，他们不打算向警方报案，因为“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

库利阿坎、瓜达拉哈拉、华雷斯、马塔莫罗斯、索诺拉和蒂华纳——墨西哥的这6大黑帮家族共同控制着与美国接壤的3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他们因此脑满肠肥。毒贩子和非法移民的组织者都乐意聚集在他们周围，分享丰盛的残羹。

墨西哥政府并非坐视不管，他们先后重金请来两位“黑手党克星”做顾问。一位是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另一位是巴勒莫前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但结果如何呢？收了400万美元顾问费的朱利安尼认为，初见成效至少要在3年以后

从冷战结束中受益：俄罗斯黑帮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黑帮终于能自由地与国外同行切磋技艺。双方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俄罗斯黑帮向尼日尔爾利亚提供武器，从哥伦比亚购买毒品，与意大利黑手党合作洗钱，跟日本雅库扎携手开拓色情市场，他们贩卖核材料的企图一直是美国政府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认为，俄罗斯黑帮已经取代了前苏联军队，成为欧美安全体系的新威胁。

在俄罗斯国内，黑帮则控制了一切。“体坛教父”托克塔霍诺夫，不仅在盐湖城冬奥会操纵裁判令旗下选手获得双人滑冠军，还把手伸向网球界。卡费尔尼科夫、萨芬、库尔尼科娃公开承认和这位“体坛教父”是朋友，但都拒绝深谈细节。库“辣妹”解释说：“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我还要回到那去。” 活着的人只能保持沉默，敢谈论细节的体育人都死了。1996年，斯巴达克职业冰球俱乐部总经理被枪杀。不到一年，俄罗斯冰球协会负责人下了地狱。2个月后，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也见了阎王。

网络卖淫是俄罗斯黑帮步入信息时代的标志。在国际征婚网站里，虽然肯定有良家妇女，但如果征婚者过于美艳动人的话，很可能就另有玄机了。俄罗斯《真理报》说70%的跨国征婚都由俄罗斯黑帮控制，一个嫁到美国的新娘熟悉当地环境后，就会把她的姐妹们弄过去，共同开拓当地市场。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在俄罗斯最大的国际征婚网站上，确有很多明眸皓齿的少女。如果你愿出2000美金，网站可以为你安排一次“特殊”的相亲之旅。

犯罪之都——圣彼得堡

俄罗斯总统普京花了15亿美元庆祝“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44国元首也前来捧场。但在当地人眼里，这是一座“犯罪之都”。

2000年爆发的新一轮冲突中，波罗的海石油公司总裁卡卢什于光天化日下被打死在市中心，而俄罗斯最大的啤酒制造厂的二号人物、35岁的沃尔斯曼也被神秘的职业枪手在家门口干掉。2002年，圣彼得堡警方缴获2000多件武器，包括100多枚手榴弹和21挺机枪。而当地媒体认为，警方所缴获的与黑帮持有的相比，“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

在这座犯罪之都，官员似乎很难一尘不染。谣传说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是在黑帮的支持下赢得两次连任。就连普京这位以清白无瑕着称的总统，也似乎脱不了关系。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怀疑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德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参与黑社会洗钱，而普京在圣彼得堡当副市长期间曾在该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中任职。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普京从这家公司得到过好处，但在这些蛛丝马迹里依然可以嗅到无孔不入的黑帮气味。

臭名昭着的华裔黑帮：大圈帮

最早的华裔黑帮被称为“中华英雄”，他们有资格骄傲，面对警察的漠视，除了团结起来对付当地黑势力外，他们别无选择。

在警方档案中最早出现的华裔黑帮，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唐人街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组织。ABC与黑手党进行了3年战争，令甘必诺家族失去了37名得力干将。据联邦调查局对保罗·甘必诺的窃听录音显示，这位教父认为黑手党已无法继续控制唐人街，不如放弃。就这样，ABC“解放”了唐人街，并在地下社会赢得了声誉。

失去共同的敌人后，ABC内部开始火并，内战长达10年，直到1985年美国警方成功卧底，一举将所有老大全部投入监狱，唐人街才恢复了宁静。但和平是短暂的，冲突才是永恒主题。ABC的失败，给另一个华裔黑帮大圈帮提供了迅速崛起的机会，偷渡和高科技犯罪成为唐人街的新油水。

大圈帮只是初级阶段的黑帮，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核心成员多有行伍背景。大圈帮最早成名于香港，然后随着内地移民潮转战北美和澳大利亚。

80年代初期，大圈帮的标准配备是“黑星”（五四手枪）。尽管黑星的指向性差（25米的距离能跑偏20公分）、握把角度不好（正常握持时枪口向下，所以手腕要向上挺），但是它的穿透力极强，极其适合黑帮的近距离作战。当时香港警察的防弹衣，遇到“黑星”绝对是一枪一个洞。因此有经验的香港警察，见到“黑星”掉头就跑。

加拿大也是大圈帮的势力范围。在当地有组织犯罪调查局的名单上，大圈帮已经超越港台的莲花帮和越南帮，成为亚裔黑帮中的老大。它与当地的地狱天使帮携手，控制了毒品批发市场的半壁江山。

大圈帮在澳大利亚也赫赫威名。2002年，澳大利亚警方查获一起上亿美元的贩毒案，结果发现有10名大圈帮成员涉嫌其中。他们不仅把越南裔的“5T党”赶出澳大利亚唐人街，也向当地白人发动了新一轮的鸦片战争。

黑社会的智囊：美国犹太帮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犹太智囊。小布什的智囊是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而卢西安诺的犹太智囊是迈耶·兰斯基，他是唯一能参加黑手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人。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意大利教父们异常尊敬他，因为兰斯基不仅有头脑，还掌控着黑手党的财务收支。

兰斯基和卢西安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当卢西安诺向这个犹太小孩收保护费时，得到的回答是：“把你的保护费塞进你的屁眼里吧，我不需要。”他们从此成为朋友，除了相同的野心和暴力外，他们都是冷静的职业罪犯。20世纪20年代，卢西安诺和兰斯基开办了“七家集团”，垄断了纽约的私酒市场。为了保持与兰斯基的友谊，卢西安诺甚至不惜干掉自己的教父——马塞利亚。

在兰斯基的策划下，卢西安诺一步步地把充满暴徒气息的黑手党改造为组织严密的现代化社团。当卢西安诺入狱时，兰斯基设法营救了他；当卢西安诺被流放西西里时，兰斯基成为他在美国的代表。

但是，教父之间的友谊建立在实力基础上。尽管远在西西里的卢西安诺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遥控指挥总不如身临其境，兰斯基开始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投资建立赌城拉斯维加斯。

提出建议的是本杰明·西格尔，兰斯基童年时期的战友；促使黑手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建议的，是习惯于幕后操纵的兰斯基。1943年，西格尔开始在荒凉小镇拉斯维加斯建设第一座赌场——“火烈鸟”旅馆。但是，1946年旅馆的开业彻底失败，600万美元打了水漂。更致命的是，西格尔的女友弗吉尼亚·希尔在瑞士的账户却多了50万美元。这令兰斯基和黑手党感到愤怒。他一边以5万美元盘下破产的旅馆，打发掉债权人；一边促使委员会通过了对西格尔的死刑判决。

两年后，旅馆重新营业。经过前一次的失败，这次开业大获成功，第一年就赚了100万美元。在上个世纪40年代，这相当于纽约黑手党一年的保护费收入。会下金蛋的旅馆越盖越多，到了60年代，兰斯基和他的犹太帮在拉斯维加斯有了17家赌场，而黑手党只有11家。

兰斯基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始终躲在黑手党的背后。黑手党的所有收入，他都有一份；而来自政府和警方的打击，却全落在黑手党的背上。

嚣张加拿大的黑帮：地狱天使

60年代，一群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四处乱逛的美国嬉皮士创造了这个名词。这些穿着黑色皮衣、蓄着落腮胡子，肥胖粗鲁、决不洗澡的家伙沿着高速公路穿行北美，吓坏了许多宁静的村镇，也吸引了不少崇拜者加入。到了80年代，厌倦了流浪的“天使”们在加拿大成立了地狱天使黑帮，目前已茁壮成长为加拿大的第一黑帮。总部设在蒙特利尔，成员约4万人，以贩毒为主业。

1995年，地狱天使和另一大黑帮滚石机器在魁北克省爆发了地盘争夺战。冲突持续了7年，在你来我往的谋杀和报复中，双方共有160人下了地狱。迫于平民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加拿大警方发动了“2001春季行动”。2000多名警察在一夜之间逮捕了100多名“天使”。警方暗示，如果双方继续厮杀下去，他们还会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和平的呼声产生了效果，2001年9月26日下午，双方举行了闭门会议，地点选在魁北克省的一家法院里。那里既安静又安全，没人能把枪带进法院，而警方扫黑组也不会光顾法院。地狱天使的教父茅利斯·布彻与滚石机器的老大弗莱德·特莫各带了3名助手，在庄严的法院里达成了历史性和解。魁北克安全部的发言人事后证实了这一消息，但他强调，双方的和解不会影响警方对暴力事件的打击。不过在那以后，加拿大警方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扫黑行动.

三合会犯罪活动威胁全世界

香港黑帮三合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最令人惧怕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这个活动诡秘、组织严密、触角遍布全球的黑帮从事的非法活动包括贩毒、勒索、色情、绑架、组织偷渡、各种造假和欺诈、盗版录象、放高利贷和赌博等。据一名西方专家和作家的估计，三合会经手了世界上90%的海洛因交易。由于该团伙行事高度隐秘，在考证其活动范围和程度时，很难区分传闻和事实。但《龙记辛迪加》（The Dragon Syndicate）一书的作者布斯（Martin Booth）试图对三合会的帮派文化作较深入的探索。他援引联合国消息来源说，三合会是人们所知道的对世界构成最大潜在威胁的黑帮。

古已有之

三合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民间帮会势力。布斯在书中考证说，第一个“正式”的三合会组织是在公元九世纪时出现。当时，这种秘密帮会主要是为富有家庭提供保护。“三合会”这个名称据信代表了天、地、人三者和谐的意思。

早期秘密帮会发展成员的基础主要是宗族联盟、互相保护和偿还私人债务或报恩。三合会就在这种帮会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一种亚文化组织存在和延续。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国朝廷开始对民间秘密帮会社党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

遍布全球

随着华人不断移居到全世界各地，三合会的势力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壮大。三合会在荷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已经扎下了根，而仅仅在香港，就有50个属于三合会的团伙。目前据说有4个三合会团伙在英国活动，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叫14K。

而在中国，三合会的势力近年来也在增强。2004年初，中国政府开展了一次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运动，据称逮捕了数千名被认为是三合会成员的人。

在世界其他国家，当地警方在对付渗透到当地社会中的三合会势力时也感到棘手，因为这个组织通常只在华人社区内活动。三合会的受害人往往因为害怕而不敢向当地警察报案，事件的证人即使向当局提供了证词，在临近法庭开庭审理时往往也会撤回证词。

5. 四年级以《阳光》为题的自创诗歌

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种颜色组成了摸不着的你
你不远亿万里
给我们送来温暖
让地球的生命充满勃勃生机
清晨
你从海面上冉冉上升
浪花在你的映照下灿烂无比
中午
你高居正上方
为绿色植物把能量送去
傍晚
绵延的西山迎接着你
把你送进黑夜好好休息
我要大声赞美你
你是那么的无私
你是那么的神奇
你创造地球万物
愿你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为了人类的长久永存
保重你百亿年的身体

6. 袁隆平为理想不断奋斗的事例

1.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袁隆平上的农学系，经合并、调整，成为农业部所属的全国重点高等农业大学。1953年夏，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他服从分配，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9个春秋的教学生涯。

2. 1954年，他教普通植物学。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进行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一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3. 1959年，袁隆平进入“而立”之年，也是他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放后10年来的回顾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

4.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1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他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 到60年代,他从阅读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学说，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

7. 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在育种方法上他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大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8.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仍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9. 试验材料“野败”毫无保留地分送给全国18个研究单位，加速了“三系”杂交稻研究的步伐。在他的培养和带领下，我国杂交水稻界精英辈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30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0. 袁隆平永不满足。从“三系法”到“两系法”，从一般杂交稻的成功到超级杂交稻一期、二期再到三期，袁隆平将水稻产量从平均亩产300公斤左右先后提高到500公斤、700公斤、800公斤。
    

    

7. 初中《最后一课》的做者是谁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着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着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着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着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着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着，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