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闻业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

① 世界新闻传播发展历程分析

信息的传播，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不断延伸着人类的感觉。简单回顾现代新闻传播之前的传播史，对于现代新闻传播业史来说，在历史与观念的衔接上都是必要的。
一， 远古时代的信息传播
从猿到人，经历了数百万年。语言仅出现于约10万年前。此前人类的祖先能够用于传播信息的符号，不过以下几种：
1，触觉和嗅觉。2，视觉符号。3，听觉符号。
二，基本的传播媒介----语言
要了解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就要了解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语言中所蕴含的声形实体以外的丰富信息。这里有个线索，便是世界语言的谱系。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都可以被编排到十大语系中，“语系”之下是“语族”，语族之下是“语支”，语支下才是具体的语言。从具体的语言往上推，语言→语支→语族→语系，可以看到现在各种具体语言之间在远古时代关系的远近，当然这也相当程度涉及到讲各种语言的民族（种族）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交往的疏密程度。
当今世界上分布的十大语系，实际上表达着人类社会流动和语言传播的轨迹。其中分布较广大的六大语系，反映了公元以来人们传播的信息流动和分布。特别是印欧语系从欧洲向世界的传播，则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
1，分布最广的印欧语系2，拥有最多讲话人口的汉藏语系。3，阿尔泰语系。4，闪含语系。5，班图语系。6，南岛（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
三，传播的文字媒介
文字与语言的不同在于，它基本是一种改变了的语言形式，使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使语言有形和得以保存。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文字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它的功能体现在历时性上，即使时过境迁，以文字表现的世界可以较长久地明确记录或报道历史上的信息。传播的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由于带有更为明确的传播目的，因而相对语言的使用，要认真和严肃得多。历史上的文字种类很多，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交融、创新和衰退，现在世界上跨国使用的文字体系，只有七种，除汉文外，均是字母文字。
1，遍及全球的拉丁文字体系。2，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文字体系。3，阿拉伯文字体系。4，斯拉夫文字体系。5，梵文字体系。6，希腊文字体系。7，回鹘文字体系。
四，走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先导----印刷术的发明
能够规模化地复制文字的技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即6世纪的雕版印刷术，这种对工艺要求过于专业化的发明，可以适应宗教教义的传播，但难于在时效上适应真正的新闻传播。11世纪中国人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适当改进，应当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对于规模化的信息传播，其重要意义大于雕版印刷术。但是，由于缺乏社会需要，中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将其用于新闻传播。当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重新发明出金属活字印刷术，欧洲印刷新闻纸流行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才将活字印刷用于邸报。古登堡发明欧式印刷术不久，恰好遇上世界地理大发现，于是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向全球的扩张，印刷术和最初简单的新闻公报式的新闻纸传到了全世界。
五，现代报刊得以在欧洲起源的五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现代报刊是现代新闻传播的第一种载体，最早出现于欧洲，然后缓慢地推向全世界。
恩格斯在分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欧洲形势时的一些要点，对于我们综合分析现代报刊的起源很是有借鉴意义。根据恩格斯的分析，考察15世纪末欧洲与世界的状况，现代报刊在欧洲得以产生的原因，在于以下五个相互依存的条件：
1，世界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从地中海贸易转向全球贸易，因此造成对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需求。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拓展，要求规模化的新闻传播。1566年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出现定期手抄新闻，这是衰退中的地中海贸易对新闻需求的最高反应。意大利的贸易很快衰落，发生了城市人口向乡村倒流的现象，使得意大利这个文艺复兴的摇篮，此后300年才出现象样的现代报刊。严格地说，威尼斯不是现代新闻传播的开端，而是欧洲中世纪新闻信传播发展的顶点，到了顶点，接下去就是急遽的衰落。
2，此时，欧洲地理上正在形成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地理上进行贸易的关卡减少，传递信息的障碍也随之减少。15-16世纪，正是欧洲大陆王权削减诸侯势力的高涨时期（特别在法国），平民为了自身贸易的利益，大多站在王权一边。相对统一的国家，提供了商品（包括信息）相对自由流通的空间条件。尽管这一过程是渐进发生的，但割据减少的趋势，对于现代报刊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必要的生存条件。
3，六个主要的欧洲民族（意、西、葡、德、法、英）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自然形成了各自的标准语言和文字，奠定了规模化新闻传播的语言文字基础。报刊的规模化传播，至少需要在一国或一种民族语言的使用区域内，采用通行的标准语言和文字，而这种文字又要以存在通行的标准语作为前提。当这些条件具备时，规模化的报刊生产和传播才成为可能。
4，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规模新闻传播的新技术条件。这个发明恰好遇上德国宗教改革，随后遇上了世界地理大发现，于是它先是成为大量传播德译圣经的技术条件，接着成为全球性新闻传播的必要技术条件。
5，文艺复兴后，文化从僧侣阶层的垄断下逐步解放出来，转向世俗社会，为规模化新闻传播提供了一定的读者群。
这五个条件，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第一个大背景条件，单独的其他条件都不可能造成新闻传播的规模化；而其他四个条件，缺少任何一项，都可能使新闻传播的规模化难以为继。
六，现代报刊遍及全球的三个环节
现代报刊的起源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点”，不如说是一个在全球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因为现代报刊从欧洲传播到全球，历经数百年，只有当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出现现代报刊，这个起源的过程方可说结束。考证起源的“点”，重要的是从宏观上把握和理解“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报刊的起源表现为三个发展的环节：
1，15世纪中叶德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现印刷新闻纸。就传播内容和简陋的程度而言，印刷新闻纸应看作是中世纪的新闻传播类型。但是，由于恰好赶上了不久后世界新航路的发现和开通，于是原本属于中世纪的新闻传播与未来的现代报刊直接联系了起来，成为现代报刊起源的第一个环节。
2，整个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商业民族在全球的经商中，无意中传播了欧式印刷术和简单的公报式的报纸，构成了现代报刊起源的第二个环节。
3，从17世纪开始，英国作为工业民族逐步替代了西、葡、荷等国，有目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发展工商业，传播西方文化，将报刊移植到世界各地。只是在这个时候，新闻传播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所说，直到17世纪末社会才具备让大众知晓信息的条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18-19世纪，现代报刊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完成了起源的全过程。
在这里，德国中世纪的印刷新闻纸是最初的源头，16世纪三个欧洲商业民族在全球的贸易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历史过渡，最后才发生以英国为主的将现代新闻传播业移植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文化传播过程。
七，西方报刊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虽然各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发展特点，但是多数国家报刊发展的历史，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是对后两个阶段转换的考察，尤为重要。
1，封建集权制下的“官报时期”。现代报刊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末期，因而在报刊诞生的时候，便受到王权的直接控制，或直接由政府部门创办报刊（例如1665年时的英国、1702年时的俄国），或者特许少数王权信任的出版商出版报刊（例如1631年时的法国），对报刊内容实行书报检查；同时严格查禁其他非官方的出版物。在殖民地，则由殖民当局代表王权行使书报检查。这个时期封建王朝对报刊内容的检查，主要是禁止报道和讨论与本国政治相关的问题，禁止对官员的批评（任何批评，即使的是真实的，均被视为诽谤），禁止一些当时宗教道德不允许报道的内容，而对于外国政治新闻，只要不涉及本国政治，一般允许报道。
2，新闻自由条件下的“党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包括临近革命前夕的短暂时间）和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由于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许多具体政策尚未确定，各阶级和各利益群体都要为自身赢得更多的革命果实而进行宣传活动。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人们的热情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政党活动极为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报刊成为报刊的主体，即使是商业性的报刊，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投入到各自选择的政治宣传和讨论中。这种情况的典型国家是美国（独立战争至19世纪中叶，大约60年），其他西方国家的党报时期与商业报刊时期，有时存在一个较为长久的并存期。
3，“商业报刊时期”（又称自由报刊时期）。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大规模地出现廉价的大众化的报刊，是商业报刊时期到来的标志。此前的报刊属于党报时期，此后或者很快进入商业报刊时期（例如美国），或者从党报时期的发展顶点走下来，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此前，报刊主要被看作一种事业；此后，报刊主要被看作一种产业。现在，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介（包括后来出现的广播和电视）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高回报产业，新闻传播业的跨国性经营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八，电子媒介以几何级数的发展
1844年5月24日，华盛顿－巴尔的摩之间的电报线路开通，创造了令人自身感到惊异的东西，在较长的距离之间，信息可以瞬间传递。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着的《共产党宣言》，将电报的发明列入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之内。19世纪中叶，欧洲与美洲（包括南美）间铺设了海底电缆。通讯社开始利用电报传递重要新闻。1862年，电报首次用于战时随身的新闻传递。
1876年，电话首先在美国出现。仅仅由于英国邮政部门的总工程师认为他们有的是邮差，不需要电话，认识的差距使得英国十年后才开始发展电话。
也是在19世纪，真实图象的记录和传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822年，法国拍出了第一张静物照片，1839年照相术公之于世，得到不断的改进，推广速度较快，于1853年用于战地新闻采访。1895年法国首次出现真实再现活动影像的技术电影，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
以上19世纪的发明，为20世纪电子媒介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提供了观念准备。
1920年11月，美国匹茨堡的KDKA电台的播音，标志着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面向社会的大众媒介----无线广播电台。几年内，广播技术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既然声音可以跨越空间传播，图象可不可以？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苏联，都在研究无线电视。1936年德国的实验电视部分转播了柏林奥运会。现在一般把英国BBC电视台1936年11月播出节目，视为世界电视广播的开端。具体哪个算第一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广播电台出现十几年内，电视技术就被推向社会了。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电视的发展，使之在50年代初从新开始。然而，又是仅过了十几年，苏联和美国于1962年将通讯卫星送上天空，并成功地进行了卫星信号的洲际传播。
计算机技术从60年代起，很快被运用于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先是报刊和通讯社业务（编务和印务）的自动化控制，接着是数字化技术武装卫星广播和电视。如果将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做一简单的年代分析，不难看出，20世纪之前的发展处于相当缓慢的算术级数，而20世纪内的电子大众传播媒介，其发展则是几何级数。
1457年第一张印刷新闻纸（纽伦堡）
1615年第一张“真正的报纸”（法兰克福）
1650年第一张日报（莱比锡）
1835年第一家通讯社（巴黎）
1920年第一家广播电台（匹茨堡）
1936年第一家电视台（伦敦）
1962年第一次卫星传播（欧美之间）
显然，早期报刊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其实，19世纪以前报刊对社会的影响力，除了政治动荡时期起些煽动作用外，远不及文学、哲学、自然科学那样巨大而深远，报刊在社会中处于文途末路地位。但是在20世纪，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力，由于无处不在、深入到家庭所有成员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近4亿份报纸在传播，全社会拥有20亿多架收音机和8亿多台电视机。21世纪世界新闻传播面临的情形是：无止境的传播技术创新、高度的商业化操作、全面的全球化趋势。
九，发展迅速但不成熟的网络新闻传播
互联网被视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这种媒体有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地方，即它并不是一种提供某种信息的媒体，而只是一种信息平台。个人、团体、传统大众媒介、权力组织，只要拥有一定的设备和技术，就可以上这个平台，看到别人的信息和发出自己的信息。它没有提供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内容，但是具备了将各种信息形态（图文、声音和活动图象）相互转换的能力（尽管目前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具有强大的同步交互传播的能力，以及全球性高时效的传播能力。然而，一种不能具备产业特征的交往手段，即使科技含量很高，在没有市场的支持下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至少在当前，网络传播处于两难的境地：最先进的传播科技，但是不拥有规模化的市场。
网络新闻传播具有相当的市场发展的可能性，世界上数千家传统媒介都上了“网”，但是除了个别上网媒介的体育部分外，多数只有投入，很少产出，无法形成商业规模。因特网是为了商业目而开发的，它的火爆也是由于指望得到巨额回报，现在形成用户群后却难以建立起消费市场。迫于竞争压力，上网媒介又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力，维护系统，升级换代。投资网络是否有出路，利润何在？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然而日益庞大的网络用户群（它的特点又是游移的，难以全面控制）却永远是一个诱惑，不断驱动着人们要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对此炒作得很热闹，尚没有看到成功的地平线。一个以免费吸引用户的传播平台，能够成为21世纪新闻传播业的新的形式吗？这需要持续的诱人动力，以保证新闻源长久地与网络结缘。
基于历史经验，在法律确立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某种形式的新闻政策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要综合考察其政治历史传统、经济形态、公众和领袖人物的民主政治素养等等。历史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新闻传播业的情形，有的似乎超前了些；现实中似乎滞后的多一些。从最近数百年新闻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看，实现自由的信息流通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也许会有不同看法，那么我们共同研究世界新闻传播史，更多地领会这个世界已经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业走过的历程，讨论中一定会有更好的理解。

② 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文化人类学家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开拓者。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为先导，对人类不同文化的差异及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学术努力日益深入。在“二战”进入后期阶段之后，美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确保美军能在新近占领的岛屿上与土着居民沟通与合作？由于美军对这些土着居民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美国政府就邀请了一些优秀的文化人类学家，专门研究这些地区的文化。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产生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积累了这样的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跨文化传播学，应致力于考察那些对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
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就是美国政府在1944年委托研究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政府需要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如果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
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获致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对立。如果和平降临，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进行军事管制吗？我军是否要准备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抵抗到底分子进行战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领导这次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
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报告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与德国的诸多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随后的发展确如本尼迪克特所料，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也与她的意见大抵一致。
“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海外基地，与此同时，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也在纷纷建立。美国政府急需了解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交法令》（Foreign Service Act），决定在美国国务院下设驻外事务处（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培训。一些学者认为，此举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正式开始。 1958 年，美国南亚问题专家伯迪克（Eugene Burdick）等出版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直指50 年代美国驻东南亚的外交官和经援人员漠视当地文化的令人反感的形象。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人员明确提出，应以该书为镜子来对照各自的行为。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是美国驻外事务处任职的专家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选拔和训练到国外工作的美国人。霍尔发现，美国人与他国人民相处时的许多困难是由于美国人“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往”引起的，美国形象的不堪也与培训不足以及缺乏对其他文化了解的外交人员和出国人员有关。在发表一系列有关跨文化训练的论文后，霍尔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具体勾勒了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若干原则：跨文化传播训练的参与和体验；从单一文化社会层面的研究转向跨文化人际交往的研究；重视非语言传播；强调文化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坚持非评判性的族群相对主义（non-judgemental ethnorelativism）；关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兼之《无声的语言》首次使用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许多研究认为，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创立的“和平队”（Peace Corps） ，让美国各个学术领域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传播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少数族群争取民权的斗争和不断深入的文化多样性争论，更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重要性。以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少数族群文化的合法权利，同时，以文化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主力，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都加强了文化与传播的综合性研究。
在这一时期，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步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旨是对造成文化差异的文化、语言、非语言要素进行探讨，尤其是聚焦于理解人际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以及增进有效传播的相关技巧。自1961年到1969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一书的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 种语言畅销海外。霍尔还出版了他的另一力作《隐蔽的空间》（The Hidden Dimension），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学界乃至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1966年，史密斯（Alfred Smith）主编了论文集《传播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反映了知识界将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集体努力。
20世纪70年代，交通和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日渐密切，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对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关注和理论汇聚，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成为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这一时期，全美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与国际传播协会均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Th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创刊；1977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创刊。跨文化传播专业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影响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学着作陆续问世，最有影响的是拉里·萨默瓦等主编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72 年首版后每隔3 年就重新修订，成为长期通行的专业教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广泛设立跨文化传播相关课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学科在学术研究和应用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1989年，阿森特（Molefi Asante）与古迪孔斯特主编的《国际与跨文化传播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就集中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鉴于跨文化传播学无可辩驳的实用性，其研究成果进一步被应用到外交、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等机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成立进行跨文化传播训练的专门机构。此外，由于跨文化传播学自身的发展，跨文化话语分析学、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分支科学也应运而生，研究领域日益宽广，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各个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呈现着不同层次的摩擦、矛盾和冲突，跨文化传播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正像萨默瓦指明的，“生产的流动性、不断增多的文化交流、全球化市场以及具有多元文化的组织和劳动力的出现——这些都要求我们掌握适应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村生活的技能”。 学界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掌握可以帮助人们与不同文化进行比较，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重新审度自己的文化。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议题也变得更为多样，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借助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话语权力理论等，对跨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③ 中国如何应对跨文化传播

请参考下面一篇范文，也许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和借鉴
新世纪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人类已经迈入了21世纪，在这个崭新的世纪里，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必将越来越频繁，这对于各国本土文化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正面临着挑战；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彼此的传播、影响和融合中，生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对于我国而言，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构架尚未形成，文化产业起步不久，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的法制建设和管理还很滞后的情况下，如何迎接人世后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挑战，在学习、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弘扬和发展我国优秀民族文化，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的强权政治，使得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把经济触角伸向全球，而且通过文化传播输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对于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的冲击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的源泉。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已是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古就有为祖国、为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襟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也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精神；既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观，也有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既有孔子的学、问、思、辨、行结合的教育思想，也有近代形成的科学民主精神......，这正是在古代四大文明当中惟独我们中华文明长久不衰的真谛。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广泛开展社会主 义道德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公民，这些都离不开文化所具有的教化、激励和导向功能。

经济全球化以来，外国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文化样式也随之大量涌入我国。从积极意义上讲，这对丰富人们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学习和借鉴别国优秀文化都是有益的。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宣扬西方个人主义的道德伦理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涌入，对我国本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无疑会产生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比如崇洋媚外的风气泛滥，一些人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像瘟疫一样吞噬着人们的良知，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对此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认识。

2．对我国本土文化优势地位的冲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祖祖辈辈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然而，近年来它的主导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甚至于被歪曲、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渐加强，西方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正日益扩大。由于一些外国文化产品大量地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其产品的娱乐性、观赏性、知识性较强，又有生产制作成本低、价格便宜等优势，再加上能够满足人们渴望了解和欣赏外来文化的心理，因此受到广大文化消费者的欢迎，而且在一定时期仍然还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①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入就达18亿美元。笔者从浙江省电影公司了解到，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入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入达3654．8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

这一事例，让我们看到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美国电影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影响。观众在观赏影片的同时，不仅了解了美国文化和艺术，而且会受到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的影响，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一些缺乏批判眼光的消费者就自然会觉得"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

台湾学者郑贞铭先生称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具渗透力的利器"，他还引用麦克鲁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的观点说："电视不仅是娱乐工具而已，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不容吾人忽视。"①这段话也同样能帮助我们认识美国影片对广大中国观众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

3．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碰撞造成的冲击

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世界文化正向多元一体的现代格局迈进：一方面全球文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全球文化多元化趋势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后一趋势正是对前一趋势的反击和响应。自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在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面前，其他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甚至面临着被西方文明所覆盖、彻底丧失自身文化个性而湮灭在西方文化席卷世界的洪流里面的危险。面对西方强大的文化工业和现代传媒帝国的冲击，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和自觉意识在加强，各个文明都在强化自身个性，突出自身特点，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抵抗西方文化的全面同化，世界文化大战的警示不再是危言耸听。民族文化相对封闭、互相隔离发展的观念早已过时，甚至区域文化的概念也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多元论的碰撞中，我们的本土文化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自己的应有地位，更好地谋求自存自强，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对于本土文化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将会造成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但另一方面，这种跨文化传播对于本土文化又提供了一种发展机遇，各个民族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生命力将得到不断增强。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立的起源、成熟、衰亡的动因和过程，而且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替代另一种文化自身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具有"不可交流"的对抗性，因而整个世界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文化场"。当不同模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相遇时，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就不能是畅通无阻的，必然出现不同文化的冲突。而历史已证明：文化的冲突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开放、比较和竞争中才能获得新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好为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对我国本土文化而言，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机遇：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十全十美、无需发展的；相反，由于中国文化长期植根于农业社会和封建专制的土壤之中，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往往是通过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剧烈碰撞形式(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完成的。西方文化也有许多优秀的方面，而不仅仅是"狼来了"。所以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依然离不开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沟通。经济全球化正好为这种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和操作平台，我们可以抓住它所带来的开放环境，加强文化交流，学习、吸收、借鉴他国优秀文化，积极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但"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而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①，以使我国本土文化得到创新与发展，壮大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为我国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但由于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以及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加上多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或敌意或片面的宣传，致使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甚至产生种种误解。这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弘扬是极为不利的。经济全球化恰好给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华文化在全球得到传播和弘扬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途径。

三、面对挑战和机遇，我国本土文化应采取的对策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已不仅仅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世界生存权利、发展权利的竞争，是如何赢得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的竞争。在手段上，也不仅仅是政治军事实力的竞争，而且包括经济竞争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是自然国力(面积、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国力(主要是政治国力、军事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等)、物质国力(以经济国力为主)和精神国力(以思想文化为代表)等多方面的统一体。但文化乃国家之心，民族之魂，文化国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来自文化的挑战，首先应当以文化的手段来响应。我们应当加强对外文化战略研究，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理清思路，制定策略。21世纪的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关系到国际文化力量对比的调整，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重构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而且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振兴中华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既不放过任何发展的机遇，也有信心迎接各种挑

战。在分析我国本土文化所面临的众多冲击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我们有优越的社会制度，有五千年文明的积淀，有新中国成立50余年丰厚的文化建设基础，只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必胜的信心，有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措施，我们一定能在学习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以理性科学的精神积极参与文化全球交流活动，取长补短，而不是关起大门，消极地逃避。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直进行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璀璨的中华文化之花，是56个民族共同培育而成。但尽管这样，我们的本土文化并非完美无缺，需要而且也应该吸收外来文化，经过不断筛选和融化，使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愈益丰富发展。如汉唐时代对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吸收，明代和清代对一些西方文化的吸取，都表明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伟大气魄。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改变我国落后挨打的状况，我们的先辈刻苦学习一切有用的救国救民真理，"五四"运动学到了民主和科学，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复兴与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更是为全世界所瞩目。今天，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面前，更应该向世界敞开大门，吸收外国的一切先进成分来充实提高自己或改进自己的落后部分。

第二，反对"全盘西化"，对外来文化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华文化凝聚全世界华人的精神财富，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牢固壁垒，我们应该珍惜、继承和发展它的优良成分。当然，它其中也有损伤民族活力的劣质，比如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帝王统治的权术、暴力(含文化暴力，如文字狱)、宗法、迷信等。为了使我们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弘扬和发展，我们就得善于消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而且，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中难免鱼龙混杂，会出：现一些负面现象，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后果也不可能获得完全而彻底的控制——文化的交流会促使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不可能纳入完全的社会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此问题上要保持应有的辨别力和批判力，采取辩证的观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三，开展多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加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本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从而使我国本土文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得到弘扬和发展，进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文化是由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组成，多样性既是世界文化的本来的、自然的面貌，也是世界文化的魅力所在和生命力所系。正是在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在这种交流及其必然产生的相互交融和冲突中，世界文化被不断地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就曾在欧、亚、非广大地区传播。汉唐盛世，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东亚、南亚、西亚等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17世纪以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国文化又西渐欧洲。当时《论语》、《周易》及许多中国文化典籍都被译成西文在欧洲传播。同样，印度佛教的传人，又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近代，西方文化又以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影响了世界。①可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所以，为了使我国本土文化在新经济时代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我们就得加强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或者说不但要输入文化而且要输出文化，即在这个问题上要同时采取"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我国现在在外贸上有"顺差"，在文化交流上则是"逆差"，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北京申奥成功和中国加入WTO，正是中华文化扭转"逆差"，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

第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要充分利用被视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开拓视野，进而更好地弘扬我国本土文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并且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一方面应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勇气，热情拥抱、接纳互联网络这一科技明星，另一方面要积极抵御互联网上滚滚而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侵蚀，为建设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世界性网络传递中国的声音，使因特网上有足够多来自中国的信息，从而实现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正如中文对国外用户是个障碍，网上充斥的英文信息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用户也是个障碍。目前，我国的因特网用户绝大部分是经济能力较强、学历较高又懂英语的人，虽然网络用户在我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相对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来说，还只占很小的比例。跨文化传播是双方的，若无国内用户的充分参与，所谓有效地利用因特网进行跨文化传播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加速建立中文历史文化站点，全面地反映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大量准确的学术资料，以及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性、普及性的内容，促进因特网在中国的普及。历史文化站点除中文外，还应有英文版，通过大众传媒跨越国家地域的界限，向国外用户展示中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帮助广大国外受众了解真实的中国，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而又能展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

第五、开拓创新，努力把我国本土文化培育成为代表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的建设，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看中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超越。这就是说，要把中国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与时俱进地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站在世界的高度，视野宽阔了，就不会局限于传统而固步自封，也不会因世界变化无穷而不知所措，而是冷静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历史局限，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文化选择。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看世界，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古代，在外交受到限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实现了对印度佛教的兼容以及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并且，在18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曾几度被动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由于思想准备不足，导致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没有形成主动参与型的大思路。现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的本土文化应努力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主动参与世界文明进程。只有做到这两方面，才能保持我国本土文化的先进性，并代表前进的方向。

四、展望：昨天我们曾是世界文明古国，明天我们
必将成为世界文化强国

在广袤的土地上原生、历经至少五千年而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华文化，植根于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中，依托着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经济力量，正在逐步地成为世界强势文化之一，具有独特的巨大优势。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和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为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开放的外部条件和充分的技术手段。我们应当针对新的形势，及时调整策略，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的高度保护本国文化，从祖国自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壮大发展本国文化，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国力，实现中华文化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崛起。另外，我们还要尽量使我们的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让精神产品与现代传媒手段相联姻。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化产品不仅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实现着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还以其高附加值实现着自身的经济价值。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服务的方向，坚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就一定有能力、有信心建设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新文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东方古国，也一定能永葆青春，成为新千年世界文化的强国。

④ 国际新闻专业的交流方向

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从国际间文化交流传播的视角来考查国际新闻传播活动的特征和规律性。它拓展了国际新闻研究的认识视野，对建立和完善国际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把新闻学与跨文化交流学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研究，既是新闻学研究的深化，也是跨文化交流学从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向媒介关系延伸和拓展的必然趋势，而目前这一跨越在国内学界当属首创，在国际学界也少有先例，因而具有理论开拓性，其学术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从研究的前瞻性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不断加强，我国媒体的国际新闻传播活动日益活跃，成为中外文化对话的重要内容。显然，用文化比较的方法研究国际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揭示国际新闻活动的文化属性及功能，其研究成果和科学理论对于改善我国媒体的传播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提高对外传播效果，促进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使之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闻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不仅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国际传播本身具有的特性。然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人才匮乏。与此同时，国际新闻媒体及相关研究和学术机构却非常需要具有这方面素养的跨学科人才，以改善专业队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另一方面，加强这一方向的研究将对新闻学、跨文化交流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培养国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对满足社会之所需，提高我国国际新闻，尤其是对外传播的效果，改善理论研究状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该研究方向的发展势在必行、前景看好。

⑤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谁提出来的

一、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着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着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着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着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着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着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L.S.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着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着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着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着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着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着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⑥ 跨文化传播的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着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C.特兰狄斯（Harry C.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 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等人的着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着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 。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Service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着作。
跨文化传播与全球社会这个巨大“话语场”的各个层次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跨文化传播研究为全球化趋势直接推动，并同殖民、世界大战及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等深刻和广泛的变迁密切联系。跨文化传播研究对人类交往的多方面关注，对不同文化的精神面像和万千变化的个体表现的呈现，显示了这一学科对全球社会与文化的事实与变迁的认识深化过程，也展示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与策略复合的知识系统，跨文化传播学对于观察和指导不同文化与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实践都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有益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也决定着人类在21世纪的集体命运。

⑦ 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新闻专业

现在考试都是给大纲不给参考书了，但是以前的参考书是这样的，可以参考一下：

1）《文史要览》王振业等老师编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定价68元
新闻学基础推荐参考书：
新闻理论部分——
2）《新闻理论》雷跃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定价18.8元
3）《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高等教育出版社 定价25元
4）《媒介批评》雷跃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30元
新闻业务部分——
5）《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修订二版) 梁一高 中国广电 定价44.5元
6）《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元
7）《新闻编辑》谭云明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定价28.8元
8）《新闻评论与电子媒介》王振业、李舒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定价37元
新闻史部分——
9）《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哈艳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定价21元
10）《外国新闻史教程》李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其中文史要览和新闻理论、新闻史的书比较重要。

至于四个方向，没有必要考虑。考进来以后，你选的导师方向决定你的方向，而且入学、就业等完全不受影响，你就当做没有好了。

⑧ 何为新闻传播格局

如何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当今全球传播格局，是关系到中国在新世纪如何制定和实施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全球新闻传播、文化传播、舆论传播的发展战略，从而尽可能有效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交流，尽可能多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尽可能成功地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传播环境和舆论环境，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先后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全球传播格局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曾试图分别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角度描述或概括全球传播格局的主要特征，但又都存在着各种不足和缺陷；同时，随着传播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有关全球传播格局的理论也在不断变化。

笔者认为，要制定新世纪中国的全球新闻传播、文化传播、舆论传播的发展战略，就必须深入研究、分析当今的全球传播格局，进而提出和实施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关于全球传播格局的几种主要理论

在探讨当今全球传播格局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简要探讨一下国际上关于全球传播格局的几种主要理论。

（一） 依附理论

所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最初来源于对于全球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这一理论认为，全球经济结构突出表现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主要依靠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技术和绝大多数高端制成品（如大型客机、电脑芯片等），与此同时他们却只能通过出口一些低成本的初级产品或廉价商品，来获得极低微的利润以发展本土经济。

一般认为，“依附理论”或称“依附模式”、“依附观点”是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最早正式使用的。1967年，他与法雷图（E. Faletto）联合发表了《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原书以西班牙语写成，英文本直到1979年才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学者根据当时拉丁美洲的情况提出，依附理论在国际文化、传播领域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传播内容、节目、广告和资金等受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公司的支配。而这种一方依附另一方、另一方支配一方的国际传播关系，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思想意识上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长时间在发展中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新闻报道，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对外部世界、对国际政治和其他国家的观点看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电影、电视、音乐节目，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的欣赏习惯、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念；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广告，不仅强有力地推销了各种高档洋消费品，而且不断地改变着依附国家受众的消费习惯、生活行为和社会价值观念。这种相互关系的结果必然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和传播结构中越来越边缘化。

但是，随着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集团和巴西环球电视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传媒开始崛起。他们制作、出口的电视节目一时间不仅风靡拉美、热播全球，而且反过来打入各自在欧洲的母语国家甚至进入了传媒超级大国美国，分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市场和葡萄牙语电视市场。由此，依附理论在阐释全球传播结构方面显现出了局限与不足。另外，依附理论偏重注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传播领域的经济依附关系，而对传播内容的依附关系、文化影响关注不够，也受到一些学者诟病。

（二）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传播结构中，一个国家的文化支配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文化的问题。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着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他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 ，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一引起此后长期激烈争议的命题，矛头直指美国。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结果是，西方控制的国际大众传媒就会取代民族文化，这种形势就像是抢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拼命掠夺殖民地国家自然资源，以使殖民国家发财致富一样。 此后（1973、1976、1979、1981年）他又出版了一系列着作阐释这一理论。 2000年1月29日他以80高龄去世。当年5月，他的最后一部着作《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个美利坚帝国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对这一理论作了最后阐释。席勒回溯了美国如何通过虚伪地声称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大力资助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手段来支持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他们产品的历程。他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资讯机器支撑美利坚帝国在海外进行冒险的途径与方式。

当美国的传媒对全球媒介系统的支配地位在70年达到巅峰的时候，一些国际传播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一大批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着问世。这些批评者认为，国际传媒就像19世纪的欧洲殖民帝国一样经常是不请自来地向其他国家出口西方价值观念。而这这些国际传媒的总部都设在美国和欧洲前殖民宗主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播方面不平衡的一种关系。其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电影、电视节目、有线电视频道和音乐产品等文化产品的流动极不平衡。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网播出的肥皂剧《达拉斯》（Dallas）一度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在全球热播。许多论者担心，如此之多的媒介产品从美国流入到其他国家会使得美国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被取而代之，从而消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

文化帝国主义的重量级批评家、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着重批评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匀质的文化力量，而这种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一种消费文化。英国学者杰里米•滕斯托尔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命题认定，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真正的、传统的和本土的文化正在被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大量精心制作的商业和媒介产品的一古脑倾销而席卷出局。”

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某些严重后果已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其中主要表现为大量进口和不断传播的媒介内容逐渐改变了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行为。

在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一度发现，婴儿腹泻的疾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有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观众受美国和欧洲电视节目和广告的影响，一些哺乳期的母亲为了保持妊娠后的体型放弃了母乳喂养而改为奶瓶喂养。也有人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改用奶瓶喂养后，当地不干净的饮用水与奶粉混合所致。但是，当地哺乳期的母亲是因为受到发达国家电视节目和广告影响才改变了传统的母乳哺婴的习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南非独立广播局行政主管塞比莱索•莫科恩-马塔贝恩（Sebiletso Mokone-Matabane）列举了一个外来文化影响的典型例证：一帮当地劫匪冲进银行时高声大喊的是英语的“不许动！”（即Freeze!）；而这一单词，在非洲语言或部族方言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很显然，这帮劫匪是在看了太多的美国警匪影视片以后，才学会了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语言的。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最初矛头集中指向美国，但是80年代末的1988年，自从日本的索尼公司以5亿美元买下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以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媒公司不仅开始大举收购美国传媒进军美国传媒市场，而且向全球扩张。德国的贝特斯曼、法国的维旺迪和加拿大的西加全球传播公司（CanWest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等纷纷收购或入股美国、大洋洲、亚洲某些国家的传媒公司，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也陆续进入了美国、北美、欧洲、亚洲和拉美传媒市场。自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矛头就从美国分散到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

也有论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有对美国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小题大作、过分敏感之嫌。例如法国政府始终严防一些美国日常用语，如“电子邮件”(email) 、“药店”（drugstore）等渗入法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论者认为，跨国传媒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是如何从全球的各个利润中心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至于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问题，他们并不关心。而且，在跨国传播运作实践中，他们还认识到只有实现节目内容、甚至经营管理的本土化，才是在传播对象国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至少在跨国传媒公司在本土市场完全站稳脚跟之前是大多如此。

再加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开始注重自己大量生产和制作本土化的影视、音乐节目，并发现这类节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更容易受本国受众欢迎。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限制对外国影视节目的进口。从此，国际上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开始减弱。

（三）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播放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节目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种全球国家之间媒介流通的严重不平衡催生了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理论。美国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莱特（Oliver Boyd-Barrett）于1977年提出，媒介帝国主义是指“某国媒介的所有权、结构、传递或内容，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率的相对影响力”的现象。

实际上，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聚焦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媒介进口与出口关系。有学者曾试图以更加实证的方法从几个方面界定这一理论和现象：一是，第一世界传媒公司在资金或所有权方面涉入第三世界传媒领域的程度；二是，第三世界传媒接受和运用第一世界传媒模式的程度；三是，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媒介产品（特别是电视节目）的不平衡流通状况；四是，各种媒介模式进口和节目进口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资金和所有权方面，70年代由于许多国家政府实行干预和控制，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媒体所有权有所下降；但是到了90年代，由于当时的新自由化大气候，一些国家政府放松了管制，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媒体所有权的比例又开始有所上升。到了90年代末，不仅出现了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媒介所有权的现象，如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相继购买美国的媒体，而且突出表现为发达国家传媒公司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传媒产业，如小额投资、合资、合作生产、经营许可权交易和购买协议等。这表明跨国传媒公司认识到，本土传媒公司更熟悉本土市场，因此让他们保持本土媒体的所有权可以更好地制定本土传媒战略、更好地占领本土传媒市场。媒介进口和节目进口的模式也由单向进口转向适应本土化环境和本土文化的方向发展。其典型例证就是美国的肥皂剧演变成了拉美式的电视剧——电视小说（telenovela•）和香港的功夫片。一些论者担心，这些主要是基于美国、英国的媒体运作模式会进一步推动全球的媒体私有化和商业化。

墨西哥、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制作的电视剧、电影片乃至新闻节目不仅占领本土市场而且出口到全球相同的语言文化市场和地域，甚至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度支配全球传媒市场的景观。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有待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但是，仍有学者认为，由于传播全球化的影响，现在全球的媒介内容和制作样式基本上都是拷贝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因此，尽管节目本土化了，但是其内容和概念并不一定是本土化的，很可能还是西方化、美国化的。

（四） 世界系统理论

如果说依附理论为国际传播结构提供了一个一极是依附性国家、一极是支配性国家的两极量表描述的话，那么，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则为国际传播结构提供了一个三层同心圆式描述。

所谓世界系统理论认为，极少数核心工业国家（core nations, 即核心国家）控制着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基本动力，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个系统的边缘地位（peripheral nations,即边缘国家）。另外，还有少数已经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的半边缘地位（semiperipheral nations, 即半边缘国家）。这一理论主要是由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提出来的。

这三类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媒介、技术、劳力、资本和社会等层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核心国家向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提供技术、软件、资本、知识、制成品和服务，而后者则成为前者的消费者和消费市场。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大众市场或电影故事片的廉价外景地等。大众媒介技术（硬件）和产品（软件）代表着文化产业中的制成品和服务，起着不断增强核心国家对于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支配作用。

一些世界系统理论学者认为，在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各种关系中，中心的问题是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要学会有助于现代化的各种经济价值观念。而其中有些价值观念就是通过西方核心国家大众媒介产品的出口和广告来传递和实现的。在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各种关系中还有一个中心问题是大众传播系统，这一系统允许传输核心国家的各种媒介内容以便为大众市场或广大受众创造出一种基础广泛的流行文化，或是为创造出足以鼓励进口特定媒介产品或服务的另类文化特定市场。

在世界系统理论中，核心国家一般主要是指美国、欧盟最初的15国和后来加入的12个国家；还有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半边缘国家主要是指奥地利、巴西、中国、丹麦、芬兰、匈牙利、波兰、俄国、瑞典、瑞士、新加坡、韩国、埃及、印度、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委内瑞拉等。边缘国家主要是指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前苏联的最不发达成员国等。

世纪之交和新世纪美伊战争以来，全球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传播结构都与世界系统理论提出的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结构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和欧元统一货币的推出，使原来所谓的核心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上的裂变，欧盟和欧元在很多意义上说实际上成为与美国和美元竞争的力量。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与美国在发动美伊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得原来在冷战时期腔调基本一致的所谓核心国家在国际传播上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网和巴西环球电视网的兴起，特别是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在美伊战争中的崛起，明显打破了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信息的垄断甚至传递出了为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媒体所没有的国际新闻信息，成为中东地区许多重要独家新闻的唯一来源。这不仅影响到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舆论，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美国的舆论。这在过去国际传播格局中是从未有过的。因此，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已经十分必要。

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和理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深入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改革现存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和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强烈要求。一场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持久斗争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界激烈展开。斗争的主要讲坛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现存的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具有以下三大弊端：

第一是新闻媒介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电视广播发射台的数量上，仅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和北美再加上日本，就占有世界总数的71%，而发展中国家集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仅占28%，其中非洲和南美仅3%。当时，还有45%的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自己的电视台。在报纸的出版发行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报纸发行量仅占世界总发行量的四分之一。在新闻通讯社方面，所有的发达国家（除爱尔兰等小国外）几乎都有自己的通讯社，而三分之一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却根本没有自己的通讯社。这种格局，障碍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间的新闻交流。

第二是国际新闻流通上的严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现象突出表现在西方少数几家跨国通讯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营业，几乎垄断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和流通。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出的新闻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出的新闻则数量奇少，而且很难出现在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上。这样的国际新闻流通，很显然实质上是从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从拥有实力和技术手段的国家流向较为落后的国家、从大国流向小国的单向流动，是西方四大通讯社对国际新闻流通的事实上的垄断。

第三是国际新闻报道内容上的严重不真实。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基本上为西方跨国通讯社所垄断，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新闻价值观念来筛选和编写的。它们对第三世界的报道有时是片面的、表面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歪曲的、不真实的。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形象是依靠西方跨国通讯社来描绘和报道的，外部世界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都难免获得被歪曲了的形象和事实。发展中国家往往被片面、表面、不真实的报道描绘成贫穷、落后、混乱和暴力的苦海，而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形象和声音却往往无力超越自己的国界。

在197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6届大会召开的政府间会议上，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首次明确提到了新闻媒介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要求组织更加适合和更加均衡的世界新闻交流系统，从而揭开了有关世界新闻传播秩序大辩沦的序幕。1976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交流问题讨论会，首次使用了“国际新闻新秩序”这一措辞。同年在内罗毕举行的教科文组织第19届大会指示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根据技术的新发展以及近年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研究当代社会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全部问题。为此，总干事组织了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6位着名学者、新闻工作者和前政府官员组成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即“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委员会于1979 年完成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Many Voices One Worl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oday and Tomorrow)。这份报告不仅研究了国际社会在新闻报道与流通中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研究了“现代社会交流问题的全貌”。1980年召开的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麦克布赖德委员会的报告，指明了今后需要采取的行动，并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明确概念和基本思想。

1981年5月，21个国家的63位代表，其中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新闻界要人在法国的塔鲁尔举行了一次“独立新闻媒体自由之声会议” (Voices of Freedom 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News Media)，就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问题发表了《塔鲁尔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alloires)。宣言第十条明确宣称：现在是教科文组织及其它政府间机构放弃限制消息内容、制定新闻法规这一企图的时候了。这个宣言实际上关闭了进一步讨论建立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大门。

此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精简、改革为由，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分别相继于1984年12月31日、1985年12月31日宣布退出该组织（2003年10月1日和1997年7月1日两国又分别返回该组织），使得该组织的经费骤减三分之一以上。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达到了难以谅解和妥协的程度。

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一极多强和新兴力量并存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末以前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外加英、法、德等少数发达国家传媒占垄断和主导地位的天下。

20世纪末叶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相对衰落，俄罗斯不仅从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上跌落下来，也因势力范围的大幅萎缩等因素从传媒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消失，使得法、德等少数发达国家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关系包括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关系，也从过去以合作、附合为主的关系转变为一定程度的自主和竞争的关系。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对美国在新闻传播、文化传播领域的防范和抵制，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末人类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迅猛发展，如卫星直播电视、互联网等，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以较低成本和较少限制的可能性参与到了跨国界、跨地域的传播格局中来，或多或少改变了超级大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全球传播、全球舆论的局面。全球传播格局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笔者认为，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极、多强和新兴传播国家多元并存。

这就是说，在当今的全球传播格局中，美国这个超级传媒大国挟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流行文化、传播媒介、英语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超强优势，作为其他国家暂时无法企及的唯一的超强一极，仍然具有向全球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和影响全球舆论的超强能力。

而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印度、日本等大国，则凭借各自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优势，有能力在全球进行跨地域的新闻、文化、媒介传播，部分影响国际舆论，是新世纪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跨区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

新格局与旧格局的最大区别在于，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拉伯的卡塔尔、阿联酋和亚洲的韩国等新兴传播国家，借助特定的文化或语言优势面向特定的地域和受众（如拉美地区及其受众、阿拉伯地区及其受众、东亚地区及其受众等）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具有影响局部舆论的能力，是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中的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

还有众多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仍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

以上一极、多强和新兴传播国家在当今全球传播结构中既多元并存，又不同程度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过去个别国家处于支配地位、多数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少数国家处于核心位置、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全球传播结构有所不同。

⑨ 如何有效地跨文化传播

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文化冲突，中国如何与他者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与他者进行价值观对话，如何与他者建立信任关系，如何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些都成了极为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面临更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新生代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交流贫困”，如何重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如何面对媒介化社会的“失联”现象，如何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人的交流关系。